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讨论】聊聊雍正和年羹尧 -- 烤面包的胖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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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当时的汉臣多数是支持哪个王子呢?
                        • 家园 这是个好问题

                          这个问题再分析深一层,就是夺嫡的一条暗线。

                          满族政权如何改造利用汉人文化来讲述自身的合法性。

                          细说起来,涉及的面太多,需要说的东西太多,太麻烦了,有违聊天消夏的初衷。

                          其实夺嫡的讨论,太多的口水浪费在四爷和十四爷上了。其实老十四基本上没什么可能的。而忽略了老八,老三为何失败,回到你的问题,直接的回答就是汉人掺和进来的,基本上都是支持这两位。

                          小平同志的一个提法有水平“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老三和老四其实都是遵循此战略,韬光养晦是一面,有所作为是另一面,都不可偏废。只是如何作为上,老三老四的路径不同,康熙晚年去这两个儿子家最多,去老三哪儿其实还相对多一点。

                          但是最后选择了老四,文化路线的考虑是很重要的一环。从这一步开始,经过雍正乾隆两朝,直到《四库全书》的编撰完成,康熙构思的文化战略终于初步完成。

    • 家园 密折的玩法

      年羹尧案最终定罪九十二条。

      怎么看这些罪名呢?用我们今天的观念: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看呢?律条方面值得商榷的地方就太多了。而事实层面嘛,怎么说呢,夸大容或有之,但事都有这么个事。比如《年羹尧之死》提到的郃阳县惨案死亡人数存在夸大,但是呢,惨案确实是发生了。如果要追问雍正为何要杀年羹尧呢,还得从这九十二条罪名入手。

      当然,一一分析花的功夫太多,我挑个谈的相对较少的案子说一说。

      这九十二条罪里,有两条都和一个人有关系,这个人叫:赵之垣。一条罪名是说年羹尧计陷赵之垣,一条罪名是说年羹尧收受赵之垣的贿赂二十万两。

      这两条罪名,表面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要谈这个案子,首先要了解一点,雍正的密折制度。

      密折在清之前就有,但是,真正说到形成制度,还得到雍正时期。

      清承明制,臣子上书一般分两种,公事为题本,私事用奏本,这些呢,都需要通过通政司交给皇帝,在具体的公文运转过程中呢,难免会泄密。到了康熙时期,就出现了密折,当然有人说顺治朝就有,不过嘛,只有文献记载没有实物证明,目前保存最早的是李煦的密折。

      关于密折的起源呢,有人认为是满人的请安折发展而来,也有几分道理。康熙时期呢,密折奏事是掌握在亲信手中,比如李煦有,而品级高于他的江苏巡抚宋荦反而没有。到了雍正,密折奏事的权限就放开了。督抚大员,道台知府,甚至闲居在家的一些官员都有密折奏事权。在一段时间还试行过,部门轮奏制度,就是说部门每天都要安排一个人奏事,有事说事,没事的话,就写无事报上来。

      密折制度,首先就在一个“密”字,这一点也是雍正反复强调的,说“密之一字最为切要,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具体执行呢,密折一定要本人书写,写完之后呢,放在一个雍正颁给的带锁皮匣内,由专人递送,再由雍正亲启,亲笔回复。具奏人在收到回复之后,还要在一定的期限内,交回宫中保存,本人不得留底。这里提一句,年羹尧九十二条罪中有一条就是违反了这项纪律,被论为“大逆”。密折制度的配套机构就是军机处。

      制度同时还规定,严禁互通密折内容,这项规定就是防止底下官员互相通气,蒙蔽朝廷。同时呢,雍正自己呢,又可以利用这项规定,获取全面信息。举个例子,雍正想提拔毛文铨,他首先征求毛上司高其倬的意见,高满口称赞,雍正呢,又把高的意见转批给毛文铨的政敌石利哈,以及年羹尧。石当然不同意高的意见,年羹尧呢,模棱两可。雍正综合多方意见,就回复高其倬,把高批了一通,高赶紧上奏,说臣看走眼,这个毛啊实在不堪。谁知道呢,就在公文往返的时间段里,雍正把毛给招进京,通过面试,印象大为改观,直接就提拔了。刚提拔完,高的奏章就到了。这下就讨了个老大的没趣。也减了自己在雍正这边的印象分。

      密折制度呢,使得只有雍正能掌握全局信息,而下边的官员只能获得片面的信息,这就有利于雍正的统治。

      但是啊,所有的制度嘛,都是有缺陷的,赵之垣案就是年羹尧钻了密折制度的空子。

      赵之垣牵涉到三个人,赵之垣、李维钧、年羹尧。

      我们首先理清人物关系,先说赵之垣,这个人是康熙时名将赵良栋的孙子,看过鹿鼎记的,大概对这个名字还有点印象。他有个叔叔叫赵弘燮,是直隶巡抚,死在任上,留了不少亏空,康熙就让赵之垣署理直隶巡抚,说是让他帮忙填上他叔叔留的亏空,实际上就是照顾功臣之后。这里注意一点,赵是署理,并非实授。

      李维钧,通过攀附年羹尧的下人,进入了年党的核心层,当然,这个人很有才干,他呢,看上了直隶巡抚的位子。

      李维钧相当直隶巡抚就得把赵之垣赶走,怎么赶呢?

      年羹尧面奏雍正的时候就说赵之垣“庸劣纨裤。不可以膺巡抚重任。”这一次雍正没有理会,说,这人我知道,但是他当这个巡抚嘛,是康熙的意思,我已经教训过他了。

      过了一个月,年羹尧就上了一个密折,说这个赵之垣根本没听您的教诲,他一门心思想扶正,然后勒索摊派下属三十万两银子。

      雍正开始还不敢全信,没想过了7、8天,这个赵之垣果然上贡了三十万两银子。这可把雍正气得不轻,直接罢免了赵之垣。直隶巡抚的位子就落在李维钧手里。

      赵之垣为何要上贡三十万两银子呢?据他自己说,这是李维钧劝他的,因为雍正这个人比较相信天人合一,如果哪儿闹了灾,他就会怀疑当地的官员做得不好,正好直隶一带闹旱灾。李维钧就告诉赵之垣,眼下局面不好,你得给皇帝意思意思,少了不行,多了不必,捐个三十万两意思一下。赵之垣说,为什么是三十万两,二十万两行不行?李维钧马上恐吓他,一定得三十万两,而且得马上送,迟了你后悔都来不及。

      赵之垣就掐着点送上了三十万两银子。雍正大怒,不仅免了他的官,还把他送到年羹尧的军中效力。

      年羹尧看到大肥羊来了,待赵特别热情,当然要先吓唬他一下,说,你老兄确实可怜,这样,你的事我在皇帝面前已经帮你摆平了,以后不会再加罪于你,但是,你口风也给我紧一点,万一皇帝问你什么,你可啥也别说,否则出了事,谁也保不了你。

      赵之垣这时起了糊涂心思,想走年羹尧的门路,说自己虽是将门之后,但是弓马失习,不去军中留在北京。老年大包大揽,和赵吹开了,说“我与万岁爷办了多少事,不曾疑我,你倒信不过我吗?”就收了赵的银子,开始去为赵活动。但是雍正也不傻,说,这个赵不是你弹劾的吗?怎么现在又要保奏?“前后语言颠倒,殊不可解”。最后还是没活动下来,只好装病不见赵之垣,有次被赵之垣堵住,丢下一句“且去静候”就赶紧开溜。

      密折制度虽有好处,但是呢,弊端也很明显,如乾隆时人评论:“自后世有密奏之例,小人多以此谗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更重要的是,处理大量密奏需要皇帝亲力亲为,这真的太累的。

      而这个李维钧被年羹尧大力举荐,那么他在年案中是什么样的表现,又会是什么样的下场呢?

      通宝推:独立寒秋HK,疯雨后,铁手,苏仙岭,从来,西安笨老虎,老老狐狸,伏波将军,
      • 家园 密折制度的弊端主要还是在人,不在制度本身

        如果考虑一下密折制度出现的背景和用意,应该是雍正用来获取信息的一种手段,目的是希望能够获得一些平常不容易获得的信息。比如朝堂之上,大臣之间相互直接指责很可能有人记仇,怕冒风险的就不敢说了。密折制度可以让有话说的人不用顾虑,所以雍正要强调”君不密则失臣”,无非是告诉大家,有话尽管说,我不会把你的名字让别人知道。至于“臣不密则失身”,并不是不让他们告诉别人上奏的内容,重点应该是不准泄露雍正的批复。要说可以改善的地方,上奏不需要具名,这样雍正才更有可能就事论事,避免因人论事。直接批复也没必要。

        这个制度设计本身其实挺完备,考虑的很周到,包括一定期限内交回宫中保存。尽可能做到保密。不过这事也只有雍正能干,他是真的用心工作很卖力。其他皇帝,弊端就出来了。皇帝不够用功,密奏上来,多半就凭印象处理了事,很容易就变成告密诬陷的机会。

        你上帖中年羹尧的做法不太好理解。他前脚把赵之垣阴了,本来很好的机会顺水推舟让它到军中,离京城远远的,雍正永远都不会有机会知道“真相”。他居然还会去逆势帮忙让赵之垣留京。年羹尧不会是这个水平吧?脑洞一下也许事实真相是年收了钱没把事情办成,赵报复,让本来自己交的30万变成是年指示的人出的主意?

        • 家园 【原创】密折这种东西武则天时代就成为制度的选项了

          武则天搞的铜匦其实就是密折制度的前身。只不过铜匦还比较简陋,类似现在的检举箱,而且人人可以投书,而密折制度只限于官员,制度更加严密罢了。

          搞告密信制度不稀奇,但把告密信制度搞得登峰造极的这几位其实反映了其根基不稳,信息渠道不畅或者对手下没有信任时刻怀疑有人在阴谋对付他(她)们。

          告密信制度其实是特务政治的一种。靠特务政治治国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巩固自己的地位。但由于根本的出发点是怀疑手下的忠诚度和办事能力,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对手下的掣肘和压制甚至清洗。于是最后造成的结果是手下个个以无过为上,办事为下,以拍马为上,直谏为下。

          而真正说来,特务制度并不能保证手下不造反。压迫过甚反而会把手下搞得神经过敏而造反。搞告密制度的武则天最后被政变推翻。克格勃名声响彻天下的苏联政变连连。搞特务政治登峰造极的明朝基本每年都有各种造反,下至小民,上到亲王。

          雍正一朝虽然是盛世,但他那一朝实在乏善可陈。除了萧规曹随在内政上推广了摊丁入亩,对外其实是连吃败仗处于收缩态势。在整个康乾盛世中是属于低谷期的。搞特务政治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 家园 按照《雍正王朝》,除了摊丁入亩之外,不是还有官绅一体当差

            一体纳粮么?另外还有废除贱籍。

          • 家园 封建时代不用密折就得用太监宦官

            文官集团很容易抱团形成利益集团。贞观之治之后高宗为了除掉长孙无忌集团不得不动用武则天。即使没有利益集团奏章层层上报相关人员早就得知情况预作准备,崇祯清洗掉魏忠贤后就连官员家里的财产数量都没法确定,国难当头看着他们装穷毫无办法,言官御史对官员的监督作用何在?乾隆时期倒是没密折,结果中晚期腐败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战争的消耗,所谓的盛世不过如此。雍正所用的不过是两千年前韩非子的建议罢了。再说现代就没有么?文革里头的相互揭发比雍正时期只多不少,英明如太祖也走上了那些封建帝王的老路。

            通宝推:吃土的蚯蚓,
        • 家园 密折制度究竟从何而来?

          前苏联的克格勃很强大,有人说是继承了沙皇时期秘密警察的传统,那么沙皇时期的秘密警察有从何而来,有人说是从蒙古人学来的,蒙古人强大的军事能力就包括了较为专业的军事情报能力。

          蒙古人在统治中国和俄罗斯期间,有没有将专业的军事情报能力用于内政上?从此后不约而同出现的锦衣卫和秘密警察看,应该是有的,至少在中国历史上,元以前没有锦衣卫,也没有密折制度。

          • 家园 宋代有皇城司

            先是军情机构,然后扩展到官员民情。

            皇帝的特点是权力大,而能力小;非开国皇帝,一般都不能胜任。文官及武官集团要想把皇帝信息屏蔽,还是比较容易的。

            原来文官系统里面就有御史台监察院,专门负责监察官员。但是很快就和被监察的混一块了。然后又设立了独立的锦衣卫,东厂,西厂。东西厂算是比较“终极”的监察,因为里面的人都是太监,他们的系统和文官系统是完全独立的,文官系统很难插手,想要和光同尘是比较困难的。

            东西厂的问题是太监一般都是穷苦人迫不得已去当的,文化水平低,监察能力弱,明朝因此还专门开办了太监学校,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

            文官书写的史书一般是皇帝昏庸,东西厂特务道德败坏,残忍,就文官是高尚,能干,大公无私的。想想这也不可能,文官干坏事的一样多,监察系统是必须的,只是如何建,如何运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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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想起了西厂的汪直,如果不是太监,估计早就青史留名了

              连带宪宗也被抹黑。

            • 家园 哪怕是今天也同样有FBICIA国安局

              肯尼迪怎么被杀的真相到今天都还是个谜。这些机关作用不仅仅是对外也是对内的。

            • 家园 受教了。

              但,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象皇城司、御史台之类的应该算体制内正常的监察体系,但锦衣卫,两厂,还有密折之类的似乎是体制外的一套体系。

              • 家园 客气了

                锦衣卫,和皇城司一样,开始都是皇帝警卫。后来扩展功能到情报和其他。锦衣卫据说在万历的抗日援朝战争中贡献很大。

                但是天长日久,锦衣卫其实后来类似御史台,监察院,和文官系统也结合得非常紧密,渐渐失去了皇帝的信任。然后设立的东西厂,之所以说“终极”,因为从管理学的角度,两者属于现在,将来都不可能有密切联系的条条系统,没有太多利益纠葛,非常适合监察。太监不可能当文官,文官更不会来当太监。至于是否属于体制,完全看你用什么标准了。

                锦衣卫,东西厂,其建立,发展,都类似于CIA,FBI,甚至监察系统有审讯权,但没有审判权,这块都很像。

                新中国的检察院,公安局,理论上来说对付官员贪污渎职够了,但是后来又专门设立了反贪局,近几年又重新加强了纪委的作用,然后又成立国家监察委。一连串的动作,还是表明了反腐的决心。很多人讽刺纪委书记为“厂公”。其实就对官员的监察来说,这的确是当年东西厂的功能之一。

        • 家园 这一点得这么想

          正常情况下,雍正怎么知道真相呢?

          第一:即使没有年羹尧的密奏,赵之垣在雍正这里的印象并不好,只是看在赵是功臣之后,康熙亲自照顾的份上,才没有动他。但迟早是要动的。赵之垣也明白他在雍正心里的地位,让他去碰年,他也要考虑一下。后来年收了他的钱,真没办成事,他还不是忍了。

          第二,赵之垣并不知道年羹尧和李维钧联手阴他的事。

          第三,就算留在北京,赵之垣未必能再雍正前说得上话,雍正也未必会想到这么个人。岳锺琪后来也有类似的遭遇,蔡珽在他和怡亲王及雍正之间,挑来跳去,最后还是雍正把岳和老十三拉到一起,三人面对面才把话说明白,但这种待遇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赵之垣,阴了就是阴了。

          第四,赵之垣本来不干净,别看他这一回前前后后被坑了五十万两银子,家底还厚实这呢,后来上奏,七折八扣的有说出了五十万两银子。真要扯多了,互咬起来,年李倒不倒霉不知道,他肯定没好下场。

          至于说到密折制度,只能说但凡制度都是有利有弊。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

      • 家园 也说说“密折”。

        不说史事,单说制度,给面包叔呐喊助威一下。说得不对的地方,大家指正。

        首先先说题本、奏本,如面包叔所说,这是清朝一代的公文。基本处理流程是交通政司(这是地方官,京官没有这一步),最终集中在内阁。内阁方面给出应答意见(唤做“票签”),再交皇帝。皇帝根据这些意见,做出最终批示(因用红笔,唤做“朱签”),再交内阁下发执行。

        面包叔所没有提到的是,题奏容易泄密是一方面(途径多手,内阁处理过程中还牵扯若干文案部门,这里姑且不赘)。更重要的是,关于题奏的内容,内阁有先于皇帝的建议权。皇帝做出批示,一般在票签的基础上,甚至内阁可以代皇帝做答,皇帝同意就行,这唤做票拟。当然皇帝也可以认为内阁票不称旨,要求改票,但内阁也有一定坚持意见的空间,乃至改了再改。

        这套流程也是清之前王朝的标准流程,在清朝这里,属于历史遗留。大家都可以看出,这对君权是一种限制。

        再说奏折,奏折相对于题本、奏本来说,是官员直达皇帝的信息通道,批复也由皇帝亲自进行,不假人手。所以说奏折一般来说只能做传递信息和态度使用,不是正式的办公文件(这判断限于康雍两朝)。

        说到“密折”,其实并无一类文书叫做“密折”(虽然这个词经常被皇帝提到)。相对于题本奏本来说,奏折本来就是“密”的。当然奏折也有很多种内容,比如请安、谢恩之类的,这一类在文字抬头格式上稍有区别,皇帝看一眼就知道无关紧要。一般所谓“密折”,当是言事的奏折。

        这个起源呢,如面包叔所说,目前史料证据支持起于康熙朝。起初是康熙的一些亲信,被康熙特批,享有“专折言事”之权。但据我揣摩吧,面包叔这里比较简略的说法,可能令不熟悉制度的河友产生错误印象。实际上专折言事的折是秘密的,但专折言事之权是公开的。比如因红楼梦而知名的江南三织造,有一种流传较广的说法,说他们是康熙的密探,其实是冤枉了,他们不是密探,而是明探。

        比如面包叔提到苏州织造李煦有专折言事之权,江苏巡抚宋荦没有。但发生过这样的事:宋荦找到李煦,表示也有事想要密奏,希望代为转达。李煦转达了,康熙批曰:

        尔即传于宋荦,不用写本谢恩。以后有奏之事,密折交与尔奏。

        同样,正因为并没有严格的分类,奏折很多内容是混着来的。比如江南三织造的奏折,既有言事的奏折,更多的是请安、汇报风土民情之类奏折。

        到了雍正朝,雍正这个人由于个人因素,很看好这个专折言事的办法,于是他大幅度扩大了专折言事的范围。本来康熙朝专折言事是皇帝特批的,雍正直接划线,达到一定级别即可专折言事。这种扩大使得专折奏事成为了一种政治制度(之前当然也有政治作用,但主要还是皇帝在收集信息),因此报匣、奏事处、副本制度等等配套也应运而生。

        不过呢,面包叔有一条说的不太严谨,就是“密折一定要本人书写”。这个并不是,现有传世文档,雍正朝言事折中连代写人都一并说明了的。这个嘛,同样是从传世文档来看,当时的满人武官,文字水平差劲甚至半文盲水平的大有其人,因此皇帝并不苛求代写。当然这一条不影响面包叔这里的论断,督抚大员,又涉及大案要案,倘是代写,雍正恐怕必不宽贷。

        奏折对皇帝建立集权统治的优越性和便利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一经提出,就大行其道。但往后的发展,就有些辩证了:乾隆十三年,下旨废止奏本——大家回忆一下,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乾隆的意思大概是既然说私事,就不要上本了,一律用折吧。至此奏折全部取代了奏本的职能,君主集权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然而这势必也造成处理奏折的工作量增加,从而增加配套机构,降低了奏折的保密性。

        这事还有一个悠远的尾声: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朝还有十年国祚),题本也被废止了,至此清朝官员上奏的方式,只剩下奏折一种。然而这时的奏折,与最初康熙时的奏折,也远不是一种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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