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国际合作的变化管窥中国科研发展 -- 夕曦

我应该绝对是个海外中国人中的“另类”。

周围的朋友、球友，在聚会和微信群中与我有过多次激烈的争论，不只一次当面问我是否是“红二代”，让我哭笑不得，只能回怼文革时我的家庭出身是因有直接的“海外关系”而有严重的“海外特务”嫌疑。

在国内的朋友、同学，也对我另眼相看。几个多年知根知底儿的资深媒体哥们儿，常常戏称我是“我党派出到敌人心脏的卧底。。。”

与两边朋友争执的焦点，是我对中国的发展抱有比较多的正面、乐观的看法，由此显得特别“另类”。冲突多了，也时不时地反思一下，看我是否有什么“毛病”。

后来发现，我和两边的朋友，有个很大的不同。由于工作和自己事业的关系，我参与中美两边合作的项目比较多，经常两边来回跑。不论是与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朋友对比，我在另一边花的时间更多，接触面也更广。时间长了，对两边各自的变化都有体会，更进一步的是我可以把两边的变化再比较。这种独特的经历，得出的看法，自然会有很大不同。

先说个例子，三、四年前，对国内在什么地方消费都只能用现金，每张100元票子都要验真伪，非常反感，常常抱怨“在中国为什么就不能用信用卡”。。。可不到一、两年，在北京连续两次体验到打不到出租车的经历。在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出租车，伸手招车，一个多小时就是打不上车。才理会到中国已经跨越信用卡，进入移动支付的时代。对比同时期的美国，才刚刚起步在信用卡上加防盗的芯片。

中美两边各自变化的对比，我体会的更多，也更深刻一些。对我的专业领域（生物医学研究），则直接、间接参与了很多双方的合作项目。从97年开始，一晃也二十多年了，合作的内容模式发生了很多变化。纵观整个时期，可以大致划分三个不同阶段，各有特点。连贯起来，可以看出一些发展趋势。对于三个阶段转换的两个时间节点，是我根据自己遇到的重大事件大致确定的，不是那么准确。

第一个节点是01-02年左右，对我的专业领域的重大事件是国内通过对“偷中国人基因”的炒作加强对样本和科研的管理；第二个节点是08年的金融危机。

第一阶段的国际科研合作特点是，国内什么都缺，国外需要提供所有的东西，包括研究基金、设备、科研思路。我们经常几十箱几十箱地往国内发送设备、耗材。国内不少参与课题人员的工资是从我们发送过去的科研基金中开出的。更有甚的我当时的老板，94年开始在国内做项目时，先把自己的5万美元积蓄垫进去了。后来基金周转有点儿问题，试探问我是否可以垫1万美元，搞得我家领导极为愤怒。

这个阶段国内与国外学术水平相差巨大，对国外合作机构的地位不太讲究，有钱有设备就行，对外几乎言听计从。国外合作一方有当老板的感觉，体验最爽。这一时期从国外引进回国的人才可以是博士后、访问学者。最著名的是原北医校长韩启德，南京医科大学校长沈红兵，协和医学院院长王辰等。

第二阶段的主要变化是，国内开始越来越不缺科研基金了，科研设备也可以购买了。前期国内合作者和回国人员有相当的成长，对国外的需求更多是科研思路，我们很多问卷、protocol无偿给了国内。这时国外合作者在学术上还可以有高人一等的感受。但国内利用收集样本的优势，可以在高质量的期刊上发很多国外合作者很难发的文章。这一时期从国外引进回国的人才也升级了，需要的是在国外获得助理教授以上职位的人才，但对所在学校或学术机构不挑，有名的是锦上添花。对于博士后、访问学者在这阶段回国，需要设法炒作才行，更多的是在企业才有发展空间。

第三个阶段国内连科研思路也不需要了。我过去几年接触到的，有不少领域的学术水平远远高于美国。这时国内唯一需要国外的就是名声，国际最著名学术机构的名。这一时期美国开始缺科研基金了，科研人员大量转行（进公司或单纯做临床行医）或离开（比如回到欧洲）。科研腐败的案件开始出现并增多，最著名的是将美国的科研基金转到中国，再以中美合作基金的名义来搞。国内外合作者的地位发生明显改变，国外合作者希望获得国内的科研基金，开始有给人打工的感觉，最终发现完全没有可能。我前一个老板，国内合作者帮助他获得了中组部的“洋千人计划”，但一年多下来，他连个钱毛也没有见到，仅仅是在国内一个人做了一周的培训。一气之下，找了个关系到退回了“洋千人计划”。

这一时期从国外引进回国的人才的要求就更注重或只注重“名”了。只不过学术机构的名声远大于人才的学术名称与地位。

这些中美两边变化的对比，从当老板到打工仔地位的变化，让美国这边的学者感觉非常苦涩，尤其是对学术地位上远远高于国内的世界大牛。与之相对的中国一方的变化，不论你在具体事件上、具体领域理是否能看到重大问题与否，中国的科研总趋势是进步与发展。

对于现阶段，我可以看到的国内不足是科研发展局部的软环境。软环境的改变，或许是第四个阶段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