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父辈眼里的前三十年 -- bshu

没有人烧书，那完全是后来的杜撰

做导弹的不与卖茶叶蛋的。科研项目都下马了，科学家们都无事可干了，在读那些专业书，还有啥用，烧掉是对的。

这就是邓xx领导的“科学春天”。很多科学家们还无脑地欢呼这个“科学的春天”。

如果厂房适合养猪，那只能说明，那就是养猪厂。一堆机械，声光电磁弧，你放头猪干什么。另外，没事老放火，不是好习惯，烧书不代表绝望，只能说明他想搞破坏 。

对待一个人物或事件，要科学的分析哪些问题是决策层面的？哪些是方向层面的？哪些是实施层面的？哪些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的？不能脱离当时的大背景、大环境、全过程。三年困难也好，十年文革也好，一胎计生也好，贱卖下岗也好，有客观原因，有主观原因，有人为原因，有大众原因，只有各负其责，而不是捂着盖子，或笼而统之归结于某个人，分析透了，这个社会才能有所认识，有所长进

云麾将军bshu：“我父亲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成就是给国防科工委写报告促成拔点”。其实，就像知青大闹返城一样，1979年以后，几乎所有地处僻壤的“三线”企业都开始发出了“搬出山沟”的呼喊，只是没有像知青集访诉求返城那样规模浩大、壮怀激烈罢了。由于多方面的推动，1980年代，中央决定逐步落实“三线”调迁政策，并成立以原四川省省长鲁大东为主任的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专司此事。对于“拔点”这段历史，现在最熟悉的应是曾任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规划局局长以及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中心主任的王春才先生，此老与我相熟，写过不少披露“三线”建设与调整秘辛的文章。事实上，当年的国防科工委对于中央做出“三线”调整决策的促成作用和有关实施调整影响作用的确甚微，起主导作用的是国家计委。

我自幼由都市随父母踏进“三线”，在偏远山区里生活、工作40余年，在高管岗位上与同事奋斗10余年方才在本世纪之初实现中国“最后一家三线搬迁企业”的调迁目标。2015年以后，我以企业主人身份接待了中央电视台“大三线”等多个摄制组的访问，协助他们开展拍摄工作。我对“三线”的看法是：建之不易，退之艰难。虽然，在具体的项目布局、投资、管理等方面有错误，但，从战略决策的得失来看，当年中央决策是正确的。改革开放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抨击“三线”建设浪费、无用的言论铺天盖地；近几年来国家媒体为“三线”歌功颂德的宣传品又层出不穷。对于“三线”，一无是处的鞭笞或赞颂如潮的吹捧，并非实事求是。

今年恰逢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纪念改开20年、30年那会儿，我们这些基层负责人都从中央宣传思想工作年度计划上得到指示、从上级那里得到部署，从年初开始就策划一系列庆祝活动。说实话，如今的40年大庆在基层可谓“活动不多、热情不足”。我并未远离基层，真的没有感受到什么“热烈”的气氛。即便在我居住的社区跳“坝坝舞”的婆娘们，携带的音箱也大多在放《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没有听到放《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等等。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引起了思考。

事实上，当下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今天的生活比起1978年以前可谓变化巨大，吃穿用度可谓天翻地覆。但是，包括像我父母这样在“文革”中吃够“苦头”的老百姓，对1978年以后的变化有感觉、有感谢却并无“深厚感情”。我父亲直到10年前去世都不能理解现在的社会居然可以“笑贫不笑娼”，居然可以有人“不劳而获”，居然到处都是“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乱象。对于他们那代人以及他们教育过的下一代人而言，最痛苦的是“受党教育多年”形成的“三观”被现实打击了并打败了。于是，其中许多人放弃了原来的信仰并走向反面，也有许多的人感到“受骗了”而颓废消沉，无论怎样，这些人都会有过痛苦或至今难以排解痛苦。

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理论到路线并没有什么不对，完整地坚持并落实对中国发展肯定功德无量。招人反感的是，一些官人的知行脱节、阳奉阴违的后果。十八大反腐败斗争成就巨大，但那么多的野心家、贪污犯为何能身居要津，为何可以肆无忌惮，这些人以及贪赃枉法的事实又怎么可以让绝大多数老百姓“选择性忽视”呢？这40年来不公、不正、不义的人或事或许只是“一小撮”，但对绝大多数老百姓的认知度和信任感真的影响太大。对在前30年“受党教育多年”的人而言，这些人和事不是只会发生在“解放前”吗。

正确地评价邓公是应该的。把改革开放40年来的所有不是或所有功绩都归之他，都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公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