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闲聊】江湖侠骨恐无多—武侠小说琐记（1） -- 烤面包的胖大叔

嗯，从哪儿说起呢？

大概是暑假的时候，因为在某刊发了篇论文，编辑部寄来本样刊，没想到寄错了，寄来了另外一家的刊物，翻看一看，看到林保淳先生的一篇论文，不禁莞尔。

林先生的论文是《"鬼派”小说平议》，那么就从“鬼派”小说聊起好了。

如果武侠小说存在一条鄙视链的话，那么，除去最最不入流的艳情武侠小说之外，处于整条鄙视链底端的就是“鬼派”了。

“鬼派”一说呢，是源自叶洪生先生，代表作家呢，陈青云，田歌。

按叶洪生的分析呢，鬼派创作呢，是拾还珠楼主余唾，受诸葛青云的《夺魂旗》影响，文本呢，"恨意"充盈,"非鬼即魔"，喜用阴森鬼魅之场景、血腥残酷之场面营造气氛,而以"隐情""偏激的人物性格""迅急快速"的节奏,带动故事发展,以曲折离奇取胜。

说一句，看小说嘛，各花入各眼，就个人而言，其实没什么高下之分。就我本人阅读武侠小说的经历来说嘛，第一次从租书摊借来的小说就是田歌的《武林末日记》。这里放一张书影，不知道有没有河友对当年大陆的武侠黑书还有印象。

虽然，后来随着阅读增多，觉得这类小说，文笔粗劣，结构单一，人物千人一面。但是呢，这类小说出现同样有其历史时代社会背景。

叶洪生的说法流传颇广，鬼派作家如陈青云，虽然不满，但是也没有出言反驳。不过，网络时代到底是给了人发言的空间，田歌老先生前几年上网怼叶洪生和林保淳，开篇第一句就是，你这些人，研究的都什么玩意，连我的真名都弄错了，小说的创作年代也弄错了。

小说研究里呢，作家本名弄错是小事，但是呢，创作年代出了差错，就不算是小问题了，毕竟版本目录辨伪校勘是研究的基础。这方面出了问题，就有点不好意思。大陆的研究者更是粗疏，比如陈墨分析司马翎，提到司马翎的三部作品，其中两部是伪作，这就有点尴尬了。

诸葛青云的《夺魂旗》创作于1961年，1963年结集出版，陈青云，田歌的作品呢，在1961年前后就有出版，特别是被叶洪生列入鬼派作家之列的江南柳的《血雨腥风》结集出版于61年，所以判断“鬼派”作家的创作受到诸葛青云的《夺魂旗》影响呢，似乎不大合适。

林保淳先生的这篇论文呢，应该就是回应田歌老先生的质疑。文章以“平议”为题，当然就不是一味的贬损。对“鬼派”小说多少有些肯定，算是平息老前辈的怒火吧。

不过呢，对“鬼派”小说为何风行一时，论文倒没有提及。

这里呢，聊点时代背景，“鬼派”小说呢，集中出现在60年代之后，此时呢，逃到台湾的这些人，应该是惊魂甫定，但是呢，战争的印记呢，还残存在心理。比如说陈青云吧，是云南人，青少年时期是呼朋唤友，诗酒风流。后来呢，进了国民党的26军，云南起义的时候呢，26军不愿跟卢汉走，后来被解放军消灭大部，剩下的呢，逃到越南，和黄杰的残部一起关到集中营里。16年的时候中华书局以民国文献丛刊的名目印了一批国民党军政官员的回忆录，其中就有黄杰的《海外羁情：留越'国军'纪实》一书，这书写的嘛，真的味同嚼蜡。部下在集中营里坐困愁城，无非是给住在附近的小别墅里的黄杰多了些吟诗作词的素材。全书看下来就是我很忠贞，法国这个将军好，那个将军不错，我的部下很坚贞，诸如此类。而国民党残军在越南集中营中的地狱般的生活，成为一种创作意象体现在陈青云的创作中，如书名里陈青云最喜欢用的就是“残”字《残人传》、《残肢令》、《残虹零蜨记》、《残中忏情记》。

战争生活除了给当时的台湾人带来生死存亡的恐怖记忆之外，还有就是深深的挫败感。中国大陆的人民通过打败国民党，力敌美帝，轻取印军走出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失败心理，台湾人嘛就没这个运气，他们的记忆就是一路输输输输输输输。输多了嘛自然渴望胜利，渴望主宰别人的命运，鬼派小说等于是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这种心理。鬼派小说有个特点就是对招数的描写比较简陋，决定胜负的关键被简化成“功力”，比如说60年功力能打过50年的，很好理解，不需要动什么脑子，作者呢，只需要安排主人公获得超过别人功力就行，这样的情节通常是通过奇遇来实现，没什么是不能用一场奇遇来解决的。如果有，就安排两场奇遇，如果还有，就安排三场奇遇，如果再有，就安排四场奇遇。主角随手一摸就是一部旷世奇书，或是绝世灵丹。这里呢，应该说陈青云稍存节操，田歌老人家嘛，这个就有点放飞自我了。至于余子，就更无足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