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再谈周人灭商1----牧野之战 -- 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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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周灭商其实有三大战役

            第一次战役是周文王和纣王的黎之攻防战

            文王东征灭黎,商朝震动(见“西伯戡黎”)。

            为何震动?黎在今长治,即上党,太行山东南麓。从此出发到大邑商(安阳)和朝歌都只有百多里路。可见周的兵锋已直指商的心腹地区。

            此时商军主力还陷于东夷战争,纣王即调回兵力进行“黎之搜(蒐)”反击。这一反击应为成功,击败周军俘杀文王(可能还有文王长子伯邑考)。此战应在武王即位同年(前1050左右?)

            第二大战役就是牧野之战。武王即位后迅即召集同盟策划复仇,而此时纣王可能以为西部威胁解除,商军又调动继续东夷战争。

            东夷(主要是淮夷、徐夷、莱夷)一直是商的大患,商的都邑一直南北迁徙就有东夷威胁因素,所谓九世之乱也很可能是几代商王在战争中被杀所导致。纣王全军之力讨伐东夷,朝歌很可能是征伐东夷的陪都或前线指挥部,商对东夷已有优势,但军队主力长期陷于东方,无力应对周的西部威胁。

            武王东征的主力应是沿黄河一线快速东下,而不像文王那样慢吞吞走太行山的陆路,所以才有两次孟津会兵。第一次是发觉商军主力还没有离开西线而放弃,第二次是有可靠情报(估计是微子之流纣王的反对派,带路党)后迅即东征,兵力并不很多,但行动很快。

            诗经称为”燮伐大商“、”“肆伐大商“都是偷袭的意思。

            牧野之战周军以快打慢,直接打掉了纣王的司令部。

            第三次大战役是武庚复国之战,这个才是规模最大的战争,也是周最后灭商的战争。

            牧野战后导致东部的商军主力瓦解,一部分投降后被收编为周之”殷六师“,配合周军“成周八师”驻守洛邑监控东方,犹如后世之绿营、伪军。而留恋故主的还是留在王子禄父手下“殷顽”。

            殷商毕竟是大邦,即便牧野之战后还很强。而周本为小邦,侥幸取胜后实力依旧不足。武王留下三监在大邑商周边控扼,但武王很快去世,导致周中央发生权力斗争。三监不满周公把持朝政而发出挑战,而武庚也趁此机会发动殷遗民、联络东夷发起复国之战。

            这仗规模之大,从河北一直到江淮都有殷遗民和东夷暴动,而周也是全国总动员,老将太公望(吕尚)、宗室疏属老臣召公、周公毕公毛公等等全部出动,战争中甚至有”寿幼勿遗“的大屠杀命令。

            战争最后的结果是武庚战败被杀,箕子带领一部分殷遗远遁东北(召公率军一路追击的应该就是这部分殷遗,最后在燕山驻下,称为燕国),微子带领一部分殷遗成为宋国,但是已在姬周一等诸侯(鲁,卫,郑等)的严密包围下。

            通宝推:网海,楚庄王,ccceee,年青是福,南宫长万,
            • 家园 一直有疑问就是牧野大战后商军主力哪里去了

              看楼主的文章,跟东夷作战的商军貌似只有一部分主力投降了周,还是有一部分商军主力下落不明。传言真的是跑北美去了?毕竟印第安人那长相还真有可能是从亚洲这边过去的。

              可是商代时期就有大规模运用青铜器的习惯,貌似印第安人在这方面又不一样。

              • 家园 商军主力的说法来自于《中国史稿》

                《中国史稿》是郭老主编的。

                “纣继位后,继续对东夷用兵,费了很大的力量,打退了东夷的扩张,俘虏了 ‘亿兆夷人’作自己的军队。。。。。。但当他回到王都,庆贺胜利的时候,却遭到周人的 袭击”。

                而当“武王率领大军 ”“进抵牧野”时,“商朝的主力军还远在东南战场,一 时征调不回来。纣王只好把大批的奴隶和东夷抓来的战争俘 虏匆忙武装起来,开向牧野,驱上战场”,结果,“奴隶们又群起倒戈 ,落得身死国亡的下场

                这个观点,很早就有人反驳过。

                陈梦家根据甲骨卜辞和金文,考证出纣王伐东夷的时间分别为纣王4年,10年,15年,以及纣王在位时间不少于20年,因为牧野之战显然是纣王在位最后一年,所以说牧野之战时,商军主力还在东南战场,时间对不上。

                此外,商周时期,所谓主力应该指有血亲关系的,或者说至少是本部落的,这部分人如果不在牧野,或者在牧野未被灭,则纣王自杀有违常理。

                至于印第安人,白人去的时候,他们仍停留在冶炼纯铜阶段,因为北美有天然的纯铜块,目前发现最大的一个纯铜块,有26吨重。

                • 家园 郭沫若按卜辞认为到帝辛20年为止都在征夷方

                  说到甲骨文,我还是信郭沫若。

                  现在也有人认为最后一场是21年,如果正赶上了商朝灭亡,有甲骨文卜辞就不错了,金文大概很难指望。

                  陈新堂过世都有50年了吧?考虑到后续的甲骨文发现,不觉得非按他的结论走。

              • 家园 文献不够,脑补凑

                除了晚近点的金文铭文和甲骨文解读之外,我觉得文献上可信度最高的还是诗经。因为这是各国以歌诗纪念祖先功绩的,吹牛美化可能有,但都有事情都影,不会瞎说。

                尚书就不好说了,有真有假,要自己去辨别文本。有些话语很明显是战国以后的。西周及早周的文体高度凝练,非常好认。竹书纪年其实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之下的左传之流,可能会侧面提及一些历史大事,但未必准确。

                比如“西伯戡黎”,尚书就留下这么一段: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易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

                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祖伊反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

                ——这里说西伯攻打黎,祖伊作为商王朝的贤臣非常惊恐,奔走而告,纣王开始不在意,祖伊上升到天要灭殷的高度来警告了。

                ——关于黎之战的惨烈,可见大雅·云汉:“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可见黎基本被灭族了,“靡有孑遗”。

                ——关于黎之蒐,左传有“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这句怎么理解一直争议很大,有人认为是在纣王在黎丘阅兵田猎导致东夷反叛,但情理不通。因为之前纣王就和东夷作战,如果在黎丘(今山东)阅兵只会起到震慑作用,东夷怎么会就反了呢?我《西周史》里面的解释更说的通一些:纣王调兵去反击西线打下黎国的周军,导致东夷前线空虚,原被重兵镇服的东夷于是再次暴动。

                类似的例子很多咯。总之商周之际的文献可信度高的不多,又都是碎片化,只能自己脑补串起来。

      • 家园 周人似乎特别爱炫武器装备

        每次看《逸周书》《克殷解》这一段,总有这感觉。

        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从。武王使尚父与伯夫致师。王既誓,以替换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商纣奔

          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诸侯,诸侯毕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群宾佥进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适王所,乃替换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县诸太白。乃适二女之所,既缢,王替换又射之三发,乃右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县诸小白。乃出场于厥军。

          及期,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叔振奏拜假。又陈常车,替换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王。替换泰颠、闳夭,皆执轻吕以奏王,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群臣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叔傅礼。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逸策曰:“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祗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昊天上帝。”

        上面引文中粗体字部分,其实都是在炫武器(当然有的也可以说是在说礼仪,用武器来确定礼仪等级,也正反映了周人是武器狂),尤其那一句“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两兄弟一人一边,拿把大斧头,护着大哥,简直太拉风了啊。

        。。。。

        最近在看一些冶金考古方面的介绍,很受启发,对体会中国历史,有了新的认识。

        比如为什么能叫嚣“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是因为当时汉人1个能打5个匈奴,为什么有如此战力,是因为汉代已经普遍使用铁器,并且掌握了什么生铁柔化术,什么炒钢、灌钢之类的世界高尖技术,同时规模很大,全国有49个国营钢铁厂,反观苦逼的匈奴人,当时能使上青铜就不错了,应该还是以石制、骨制的武器为主,这个看匈奴人被打跑以后,后来者鲜卑人早期的墓葬出土文物可以推断。一句话,汉匈武器存在代差。

        比如宋朝为什么很怂,看看水泉沟冶铸遗址考古的相关资料,会很感慨,这是一个辽人的大型钢铁厂,就在宋辽交界处,因为检测铁渣含硫量较低,推测辽人是用木炭在练铁,而当时宋人用煤炼铁,含硫量高,辽人的刀当时是经常作为礼物送给宋朝的,不比你高级,怎么能当礼物呢。

        自宋以后,大概中原王朝手中的武器,就没领先北方游牧民族,尽管这些技术早先都是从中原传过去的。

        战场上不能唯武器论,但看历史应该要唯武器论,因为武器后面是技术体系、产业体系,是创新能力和国家制度和实力。

        8年抗战打的那么久,朝鲜战争打的那么惨,归根结底我们知道是手中家伙不如人,现在就是小学生也知道最重要的是J20,航母等等,可是,一旦我们进入历史,去看历史问题时,我们又去扯这个那个的,而对武器因素完全忽视,过去的腐儒包括现在大学里搞了一辈子文史哲的大拿们,皆是如此,可悲可叹啊。

        • 家园 武器因素别神化了

          否则越南打不跑美军,阿富汗也不会成为帝国坟场。8年抗战打的那么久,不完全是手中家伙不如人,而是钱没用对地方,加上指挥失误、训练不足,很多前线部队弹药不足,枪支老化甚至几人一枪,要是配齐枪支弹药,战损比会好得多。同样是中央军,有些在南京放了几枪就全军投降,比日军轻武器好得多的德械装备白白送人,有些拿着国械苏械能和日军精锐打个平手甚至战而胜之。除了投敌的军阀部队,大多数装备低劣的杂牌在战场上的表现要好于中央军,特别是胡宗南、汤恩伯部,武器一样的话,结果会更好。好多军火库、货物堆场、火车站,物资堆积如山,败退时也不炸不烧,全便宜日军了。结果在44、45年的中国战场,硬是出现了国械日军(日军武器弹药因美军封锁海路和物资短缺导致供应不上,被迫使用缴获的国军枪弹),而同期还有不少国军部队缺枪少弹。

        • 家园 木炭炼铁比煤炼铁更高级吗?

          不懂

          • 家园 链接打不开,只好引用了

            铁壶是用传统铸造法,以及使用手工打造的生铁制品,来源于中国唐宋煮水器。铁壶虽然在韩国、东南亚等地也有制作销售,但传统意义上一般指日本铁壶。日本铁壶最初的历史有点模糊,但渊源还是清楚的:西方资料中,无一例外地指出日本铁壶来源于中国唐宋煮水器。日本铁壶最早可追溯至江户时期,今日除南部铁器仍有持续创作与生产,曾备受关注的京都铁器,在昭和期间已因日本茶文化的改变及战争而断绝。在过去的一两百年里,铁壶在日本非常普及。“日本的茶道源自中国,如今,与之相伴而生的日本铁壶,却正在大量涌入茶饮品消费大国——中国的市场”,而作为古代农业社会巅峰的中国,曾是冶铁工业在东亚地区的核心,到如今一把日本老铁壶,竟能在中国市面上拍出四五十万元的价格,源于中国的日本铁货在自己的家园里盛行,不禁让人唏嘘和让人思考。回顾中国古代的冶铁技术历程也曾是中国文明辉煌光大的物质资本支撑之一,但是最终为什么没能把“铁货”发展为一个民间传承下来的高端工艺制成品呢?也许与我们的冶铁技术发展路线有关系。

            中国古代钢铁发展的特点与其他各国不同。世界上长期采用固态还原的块炼铁和固体渗碳钢,而中国铸铁和生铁炼钢一直是主要方法。中国冶铁业长期受含磷量过高的困扰。这大概是因为铁矿质量不好,也可能是因为铸铁技术的缘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中国北方的冬天很寒冷,因此高含磷量铁器冷脆现象很严重。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封建时代后期的铁器杂质含量其实是可以得到控制的。苏轼曾做过一首《石炭行》,盛赞用煤炼铁的好处。他认为用煤“冶铁作兵,犀利胜常云。”还可以节省木炭,提高炉温。确实,煤有这两个好处。它还降低了炼铁的成本。然而可怕的杀手——硫,就潜伏在煤中。根据对出土安阳唐坡宋代冶铁遗址出土九根大铁锭的检测,其含硅0.86%、含锰0.001%、含磷0.1%、含硫1.075%。含锰如此“谦虚”,含硫含磷都如此之高,这样的铸铁,按现代铸铁标准,完全是不能用的废品。悲哀的是这样的次品却是封建时代后期中国“正常”的钢铁!

            《天工开物》卷十《冶铁》指出,当时中国炼铁,十分之七用煤,十分之三用木炭。考虑到中国钢铁含磷量本来就高,可以推断明朝时期中国90%以上的钢铁,都成了次品废品!用煤炼铁,是中国冶铁史上最巨大、最具有决定性的灾难。这种灾难中国古人已经有所察觉。赵士桢就指出,煤炼铁铸造的火器,容易炸膛。中国的锻打、焊接技术进展缓慢,估计也跟含硫含磷超标有关。常识部分已经说过,硫会造成热脆,而在古代,900度以上跟985度以下,是很难分清的,这就基本上断绝了中国铁器高温锻打的技术可能。而硫和磷对钢铁的焊接性能都有不利影响。

            解决含硫量超高的办法,就是炼制焦炭。最早描述炼制焦炭的,是方以智的《物理小识》,这种技术估计到清朝得到了发展。焦炭能把生铁中的含硫量降低到千分之一以下,但这是18、19世纪中叶以后的欧洲数据。而冶炼方法不如欧洲先进的中国炼铁炉是很难达到这种效果的,事实上欧洲自己的早期焦炭高炉制品同样不能达到上述数字。用煤炼铁不好,这点有经验的人都会知道。世界上最早用煤炼铁的罗马人就没有推广这种技术。欧洲人在17世纪初开始尝试用煤炼铁,但一直没有推广,尤其优质铁坚持用木炭炼制。直到18世纪初能够大规模炼焦后才开始用焦炭取代木炭。因此严格来说欧洲不存在用煤炼铁的阶段,实际上是直接用焦炭取代了木炭。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用煤炼铁呢?中国人显然不是傻瓜,之所以用煤炼铁,是出于不得已——“地理环境制约的综合因素”;我国进入大一统时代以后,农业技术普及的同时,人口密集程度也是暴增,而人口增长导致农业耕地面积必须扩展,这又与社会劳动力需求相互依存,追求人口增值就造成了主要居住地区人口过于密集,植被稀少,木炭成本太高;其次,由于中国古代石质建筑材料不占据主流,以杆栏式建筑位置,造成建筑用木材需求量太大,进一步造成植被稀少;农桑结合,必然过度追求粮食高产,精耕细作、中原地区牧业没有发展起来,造成牧业用林极其稀少,再进一步导致木炭成本过高;长期铸铁,造成木炭极大消耗,更进一步造成植被稀少,木炭成本提高。到宋以后,中国人口密集区已经无法大量用木炭炼铁,只能用煤。

            从宋朝煤炼铁开始,中国冶铁已经陷入绝境。到了明朝,随着人口的增长开始明显超过社会财富的增长,中国包括冶铁在内的科技开始向下衰落,开始出现逆淘汰的现象。明显的例子是坩埚炼铁法和擦生法的普及。

            一些专业冶金人士把中国古代的普及铸铁称之为一种有害无益的领先,并总结出中国古代铸铁技术发展的五宗罪,分别是:

            1. 大量消耗燃料。在宋以前,中国冶铁使用的都是木炭。这种燃料是非常消耗木材的。在冶铁阶段,以古滎一号高炉为例,据现代推断,每生产一吨生铁,约需要铁矿石2吨、石灰石130公斤、木炭7吨。也就是说矿石燃料比高达1:3.5。如此惊人的消耗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如此惊人的木炭消耗,不仅造成了成本高昂,而且对精耕细作的中国农业区来说,显然意味着对植被的严重破坏。

            2. 机械性能差。第一、灰口铸铁中石墨呈片状存在、韧性铸铁中石墨呈团絮状存在,都会影响机械性能。尤其前者的影响甚大。第二、铸造铁器除了固体脱碳钢和少数黑心韧性铸铁和石墨铸铁之外,是无法锻打的——现代教科书都会指出韧性铸铁实际上不可锻打,但中国古代确实曾经对黑心韧性铸铁进行锻打,只是其锻压性仍远不能跟钢铁相比(锻压性跟塑性成正比)。第三、在热处理方面,灰口铸铁的热处理性能比较好,但它本身的蹩脚特性:片状石墨的存在造成其不可锻、焊接性差、韧性极差(1-4J/CM2),决定了它无论怎么进行热处理都无法达到钢的机械性能。

            3. 使用受到限制。铸铁农工具为了保证退火成功,只能做得小而薄。这就限制了它的用途,而且铸铁一般不能焊接,这就造成铸铁农工具内外机械性能一致(退火成功的情况下,如果是战国农工具,则内脆外软,属于完全的垃圾),无法实现内韧外硬或本体韧、刃部硬的目标。铸铁农工具在韧性方面较差,强度也不及大多数钢,而因为无法淬火,硬度尤其低。由于铸造缺陷的存在和锻压性差,内部组织疏松,无法像锻造良好的钢铁一般均匀。

            4. 铸造过程无法有效除去杂质。铸造货杂质都明显多于锻造货(在欧洲这点尤其明显)。拿铁生沟和古滎生铁来说:含硫量0.043%和0.091%、含磷量更是高达0.15%和0.29%,含硅量在正常水平内,含锰量则“谦虚”的只有0.125%和0.21%(高硫低锰是中国铁器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刘胜墓和渑池窖藏生铁锭含磷0.217%和0.34%、含硫0.063%和0.031%、硅为0.018%和0.04%,硅都这么谦虚,锰就更不 能出头了,分别为0.03%和0.02%;即使是可以锻打的固体脱碳钢也不例外,渑池固体脱碳斧和镰刀,含硫量0.011%-0.024%不等,。但含磷量高达0.11%-0.34%不 等。——中国铁器含磷量一直超高,这大概要归咎于中国铁矿质量较差,但铸铁技术大概也是个原因。因为14-18世纪欧洲铸造铁器的含磷量同样远超过块炼铁法炼出的铁器。而中国宋朝以前的铁器含硫量基本上还处于正常范围内。当然,就杂质含量来说,古代中国任何铁器都不能跟罗马铁器的一般水平相比。但这不是因为中国人差,而是因为罗马冶铁水平实在太高。通过有选择的开采铁矿和冶铁技术的大交流,以及焙烧和研磨矿石的技术,以及用木炭炼铁和细致的锻打,罗马铁器就杂质含量来说,甚至优于现代钢铁,整个古代只有日本和西亚能够在杂质含量方面接近罗马的水平。欧洲人自己也再没有达到罗马的水平。

            5.由于铸造农工具的流行,压制了民用锻铁技术的发展,造成了恶性循环——缺乏熟练的锻工,就发展铸造铁器→工人只知道铸造铁器,不会锻造铁器→更加缺乏熟练锻工,更加缺乏锻造铁器,更加依赖铸造。幸好铁兵器是非锻不可的,因此中国人最终得以从这个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军事技术带动民用技术发展的最好例子之一)。然而早期的发育不良已无法挽回,造成了中国锻造技术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的局面。

            还应当强调一点:铸造铁器的机械性能,跟现代铸铁是有差距的,因为两者的冶炼过程完全不同。即使是现代铸铁,也只能作为钢的补充,它们的机械性能基本上是无法跟钢相比的,在工业上采用的原因是它们成本较低,以及一些小而复杂的零件,可以铸造而很难锻造。总的来说,中国古代铸造铁器无论从成本上讲还是从机械性能和实用性讲,都是不足取的。从战国后期到隋朝,近八百年时间里中国铁农工具制造业走了一个大弯路,失去了早期发展锻造技术和热处理技术的黄金时间(白纸是最好作画的)、消耗了大量木炭、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对中国古代冶铁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从炒钢技术发明时起,铸造农工具就不断减少,到了唐代,终于完成了从生产工具铸造为主到锻造为主的历史进程。到宋代,铸造铁器除了白口铸铁犁刀和铸造它的铁范以外,终于全部消失。现代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灰口铸铁、韧性铸铁、石墨铸铁和固体脱碳钢,遂被中国人自己抛弃。

            炒钢技术是中国古代最出色的冶金技术,是真正的世界领先。它的操作十分简单,炼成的熟铁却质量很好——炒铁夹杂物是含硅较多而含铁较少的硅酸盐,成份比较均匀,含氧化亚铁很少;而块炼铁炼成的熟铁夹杂物以氧化亚铁和含铁较多的硅酸盐共晶为主。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经过认真锻打,炒铁的性能会好于块炼铁。在公元前80年就发展出了如此简单合理的冶铁技术,确实是很大的成就。不过,这项技术也是生铁冶炼技术的合理发展,欧洲在引入或发明高炉之后同样很快引入或发明了精炼法。至于欧洲生铁铸造技术的来源,尽管有的专家认为是欧洲人自己的发明,但从欧洲冶金技术的发展来看,找不到合理的技术发展过程。相反,欧洲高炉的出现,令人生疑的跟蒙古西侵和火器西传有时间上的联系性,因此可以认为欧洲的铸铁技术来自中国。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中国逐渐出现了更为复杂的锻打技术:百炼钢。单就锻打质量而言,显然百炼钢非常成功,除了没有高温锻打外,已经具备了人们想要的一切优点。从汉代到明朝,百炼钢得到了中国人一致赞美。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辩证一》是有关百炼钢的名段,网上几乎每一个谈到中国古代刀剑或冶金的人都会摘录这段话:“余出使,至磁州锻坊,观炼铁,方识真钢。凡铁之有钢者,如面中有筋,濯尽柔面,则面筋乃见。炼钢亦然,但取精铁,锻之百余火,每锻称之,一锻一轻,至累锻而斤两不减,则纯钢也,虽百炼不耗矣。此乃铁之精纯者,其色清明,磨莹之,则黯黯然青且黑,与常铁迥异。亦有炼之至尽而全无钢者,皆系地之所产。”

            《本草纲目》、《天工开物》都有百炼钢的记载,后者说:“刀剑绝美者以百炼钢包果〔裹〕其外”

              清魏源《海国图志》引林则徐奏章:“至熟铁则不可铸而但可打造。其打造之法,用铁条烧熔百炼,逐渐旋绕成团,每五斤熟铁方能炼成一斤,坚刚光滑无比。”

            在古代条件下,要使钢碳份一致、组织致密、组织均匀,大多数民族只有表面渗碳+锻打一途。将钢铁打成极薄的片,这样就能充分渗碳了,再经过折叠锻打,就可以成为优秀的钢。在古代,由于没有检测手段以及机器帮忙,要获得好的锻打效果,基本上只能靠增加锻打次数,有经验的锻工知道控制渗碳时间、锻打的力度和次数,因此可以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节省工时。如果锻得好,古代钢可以达到现代机器锻打的效果[当然由于钢(铁)坯质量和热处理技术水平的差异,古代钢要达到现代钢的水平是不可能的]。这显然比那些草草锻出来的普通钢铁强得多。这就是为什么百炼钢和焊接花纹钢、日本钢之类钢能够得到人们赞美的原因。

            按照世界冶金史的一般规律,似乎中国从此将踏上一条百炼钢普及的康庄大道。然而怪事出现了,百炼钢没有像焊接花纹钢、波纹钢、日本钢那样得到推广和普及,反而日益萎缩——事实上百炼钢从来没有普及过。

            自灌钢法发明之后,百炼钢技术日益萎缩。到北宋,据沈括的说法就只有磁州有掌握这种技术的工匠了,到明末,已经萎缩到只有“绝美”的刀剑才能采用这种钢材了,而且从当时的书籍看,这种好刀剑只有日本和中国的西南少数民族(尤其是苗族)能够生产,几乎没有汉族生产百炼钢刀的记载。可以说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对照古代冶金先进国家,都走的是高端工艺普及化的道路,而中国可以与其他先进国家媲美的百炼钢,却落了个日渐衰落的下场,何也?主要的原因应该有两个:

              一是百炼钢本身性能的原因。这里要对古代钢的锻造过程做个简述。铁坯变成剑的过程是这样的,将铁坯打薄变成铁片,然后渗碳,然后折叠锻打,使之焊合成剑。铁片越薄当然渗碳就越容易渗透均匀,而锻打次数越多,钢片减厚就越明显,所以好刀剑的层数一般都比较多。然而锻打并不是次数越多越好,因为锻打次数太多,一则氧化消耗越大,而且由于氧化层形成,锻打难度增加。二则产生加工硬化,影响剑的韧性。考虑到这些因素,锻剑无疑是非常考验工人技术水平的。

            用同期的罗马焊接花纹钢剑和印度钢刀比较一下。百炼钢刀和焊接花纹钢剑、印度钢刀都是杰出锻工的优秀产品,但后两者除了锻打温度外,根本性的差别在于它们采用了焊接技术。焊接花纹钢剑从中世纪和现代的眼光看,同样是古怪的,它把钢片包在里面,只露出刃部,而用铁片作为皮,这种锻合法跟中世纪的民用刀具类似,虽然铁皮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韧性,但远不如内铁外钢的军用剑有效。然而这层铁片,却有效的阻断了淬透,使芯部的钢不受淬火影响。罗马焊接花纹钢剑芯部含碳量大多在0.5%左右,韧性约35J/CM2,虽然也较差,但毕竟比百炼钢刀强。而印度的坩埚钢韧性是非常非常差的(萨利姆法,据我所知没有海得拉巴法造刀的记录),但因为它以铁为芯部,从而居然使刀的韧性达到了90J/CM2,虽然乌兹钢刀刃部很容易损坏,但它能够把敌人的刀剑损坏得更加厉害。以上还没有考虑回火技术的优势。

            百炼钢在古代中国始终只是一种罕见的工艺,而它传到日本之后,却得到了很大发展,日本人在百炼钢和焊接技术的基础上,凭借本国优越的铁矿条件,发展出具有世界先进地位的冶铁业。

            中国古代冶金发展之路遭遇的一个很严重问题是儒家不仅不鼓励,不支持技术开发,连爱护、不反对技术都做不到。越到后期,就越是鄙视技术,很少看见有其他文明的朝廷或学派像中国的儒家那样鄙视技术(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算是个例外,因此中世纪理所当然地成为黑暗时代,但说得明白些,基督教是仇视科学,而不是鄙视技术)。

            由于儒家掌握了中国的政权和文化权,因此这种鄙视遂成为扼杀高技术的凶手。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不难发现,需要精确控制——也就是说需要头脑和经验的——技术,难以生存。得以发扬光大的,大都是些不需要精确控制的技术。冶金方面这点尤其明显。退火几天几夜的铸造铁器可以铸出来,反正退火七天八夜还是七天八夜零五小时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要进行重复退火以利拉丝,立即露怯。要灌个钢并不难,反正把生铁熟铁弄一块塞进炉子里就OK,而要表面渗碳反复锻打,就全国没几个人会。要十来个童子边唱歌边鼓风不难,而要搞个水排就难上难。

            汉代开始很多冶铁业工人是流放犯或奴隶,以后的历朝历代都长期坚持以国营冶铁业为主,遏制民间冶铁。元朝曾有奴隶式的工匠制度、明朝曾有过专营冶铁制度,这些都对冶铁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直到清朝初年才废除匠籍,取消了当时被朝廷死死控制的国营冶铁制度,中国年产铁量因此激增,但发展到巅峰的农耕文明已到黄昏,冶铁颓势已无法挽回。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前面已经说过,在中国冶铁早期,铁农工具甚至少数兵器长期铸造,使锻工队伍无法扩大,也就制约了锻造技术的提高。待到锻造农工具取代铸造产品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普及表面渗碳锻打技术的发展良机。

            通过中国和西方早期铁兵器的分析,这种含碳量不一致的现象是无规则的(要说有规则的话就是表面脱碳造成芯部含碳量高于表面)。层次明显是因为锻打温度低,这些跟后世纯净钢铁有意识的焊接完全不同。最后,淬火本身不会导致内韧外坚,它只会导致硬度和脆性增加,这是冶铁的最基本常识。

            从唐朝开始,与汉族政权敌对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冶铁业就不再居于劣势,反而居于优势。辽的宾铁刀、西夏的冷锻甲,都是宋朝难以企及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外乎汉族的锻造和焊接工艺长期没有大的进步,而且还愚蠢的用煤炼铁,造成原有的冶铁优势缩小乃至消失。唐以后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斗争长期处于下风,跟冶金的落后有很大关系。

            总的说来,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并不是落后,而是走上了一条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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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宝推:慧诚,桥上,
        • 家园 你的引文一看就感觉是后代伪造的

          不信你看看《尚书》《诗经》里面西周那些句子有多佶屈聱牙就知道了

          一般人完全不可读的状态才是西周语句的状态

          比如这句:訏谟定命,远猷辰告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 訏谟定命,远猷辰告

          里面还射女人尸体砍女人脑袋,是妲己吧?明摆着是拷贝周幽王故事呢,根本不靠谱

          宋朝的神臂弓、床子弩,射得辽军也是吱哇乱叫,火器的也早有了,你真当宋朝人只把火药当烟花哪

          中国武器不如外族,真正出现也就是清朝的事情

          • 家园 搜了搜,逸周书这一篇据说还真有可能是参照原文的

            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从。武王使尚父与伯夫致师。王既誓,以替换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商纣奔

            这个数字其实还挺符合当时生产力的,于是

            回车:2、血流漂杵

            里的数字就变得没影了。

            其实稍稍算算,人类那4升血根本撑不起来什么“漂杵”。这场景要么是下大雨了,要么是为了降低战车冲击力,商军把战场选在了有河流的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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