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麻木，然后不仁？ -- 给我打钱87405

麻烦河友们不要当标题党，不要急于拍砖，因为我写的比较凌乱，或者说跳跃性比较强。

今天有个教理化的老师问：我怎么觉得研究物体的重心意义不大呢？

现在有不少老师开始学会提问了，我不能简单说的是这是好事，但至少反映出一个问题，老师发现自已并不能回答出学生的提问。

但是我先要做一个定义上的界定，我在下面用到的【理性】一词是指可以量化（进一步公式化）的内容，【感性】一词是指（迄今为止）没有量化的内容。

学生的提问，往往是感性的，而老师教的，往往是理性的。研究重心怎么会没有意义呢？比如很多人打羽毛球、打网球，往往采取的是站桩式姿态，他们认为这样省力，恰好相反，这样更加费力，因为重心太高。底盘之所以成为汽车的三大件之一，也是如此。对于一名舞者而言，首先要学会的是如何自如的调整身体的重心，这样舞姿才有可能优雅。打球、跳舞，怎么去调整重心，需要人去感受重心的作用，公式派不上用场（用动态捕捉技术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量化分析另当别论）。汽车我是外行，但从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底盘的设计并非是可以完全量化的，还需要融入设计师的感性。但是我们的老师回答不了，学生自然也觉得学了无用。

麻木就是失去了感性。麻木跟不仁之间并没有天然的联系。或者说，麻木而不仁，是非故意的不仁，但在旁观者眼中，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相信一些河友自已也有这样的经历，被人指摘麻木不仁，自已并不服气，因为自已并没有不仁的故意（当然，有人用100%来理化有没有故意，有时让人气到抓狂）。所以我并不认同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人的评价，他们说中国人没有良知。中国人没有良知？这是个笑话。但是当一些所谓的事实摆到我们面前时，有时候我们又觉得无言以对。

比如中国的城市建设，槽点太多，有太多的设计是反人类的。之前有位河友发贴感慨北京的交通异常混乱，而作为一名在北京 生活了20年的人，我也经常问，一些立交桥、大马路、人行道、红绿灯、绿化带……究竟是什么样的脑壳才能想出如此“绝妙”的方案？死活想不明白。大伙看，这不需要外国学者来评点，咱们自已人就能发现这些问题。但是有人说，这太矫情了，也有人说，这是以偏盖全，喧宾夺主，本质是自我矮化成了习惯，还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很多事是顾及不到的。我无意去讨论是非问题，我只是讲讲麻木是怎么形成的——并且我也不知道这种麻木究竟算是好事还是坏事，还是中国特色。

我个人的看法，麻木由来已久，非要讲一个时间点，大致可以追溯到理学的兴起。我读明史时，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贪腐之所以猖狂，抛开那些所谓的本质的、根本的原因，在某个不知名的层面来看，问题出在理性上面——许多官员是学出来的，而不是干出来的。这些官员掌权了之后，要么很容易被下属蒙蔽，所谓“恶吏横行”，要么结合自已的实地考察来一番纸上推演并提出建议，而这些建议往往不切实际。为什么？很多具体的事，是往感性端靠的，是远离理性端的。缺失感性的领导，往往只能无端地怀疑下属。一般会声色俱厉的诈一番，但是对于老油条来说这是小菜一碟（我读书时老师就经常诈我，工作之后还是如此，相信大家身同感受）。诈不起作用，反而容易被下属欺，并且下属欺瞒上司更是肆无忌惮，狡猾一点的下属会先做局，把领导拖下水，以确保自已的安全：理性的官，被感性的吏玩弄于股掌之间。有的官，发觉了这个问题，采取不定时检查的策略，但是管不住自已近身那些个跑腿打杂的——他们是很容易被买通的，这是其一。其二，吏的数量远远多于官，官想看好吏，如同打地鼠，打得精疲力尽，地鼠还活得好好的。朱元璋本人就是如此，累得四脚朝天。他是苦出身，还能坚持打地鼠，他的儿孙们就吃不了这种苦了，越是往后，贪腐越是严重。

这是一个问题。按历史经验来看，这只能靠领导自身的修养来解决，一个既有理性亦有感性并且精力旺盛的领导，底下的人很难钻到空子。反过来，一个理性远大于感性，并且娇生惯养的领导，最后反而成了别人摆布的棋子。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找到解决方案，今天还是如此。

我前面有过一个贴子，讲我对长平之战的看法。我不同意一些史学家的观点，长平之战是精心设计出来的关键战役，恰好相反，我认为这是“一念之差”的产物，秦昭襄王和白起是干出来的，赵孝成王和赵括是学出来的，秦这边靠感性抓住了转瞬即逝的战机。

简而言之，我个人以为，学而优则仕，“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近一千年，中国人显得 比较麻木的一个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