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香港事变 -- 巴博萨船长

1968年，越南战争进入高潮期，17度线以南战火纷飞，北京、上海、香港、东京、巴黎的左翼学生举着红旗和毛泽东、格瓦拉的画像，掀起席卷全球的街头运动。这一年，李嘉诚正式进军香港地产行业，1971年长江地产公司成立，1972年长江实业成立并在港交所上市。在此后的20年内，长江实业将先后收购英资和记黄埔财团，收购英资怡和洋行旗下的青洲水泥和香港电灯集团，香港逐渐成为一个伪装成自由港的李家的城，金融、地产垄断财团开始控制这个城市居民衣食住行的一切。人们有理由相信，假设空气可以收费，香港居民要先向这些垄断财团付费才能呼吸。这个城市拥有健全的法制和充分的自由，自由的一无所有。在市场经济一抓就灵的自由主义教条底下，香港人似乎忘了，不受限制的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一定是垄断，而垄断将最终反噬自由。

还是在1968年，还是青年学者的塞缪尔·亨廷顿写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位未来的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当中，实事求是地指出，发展中国家最稀缺的资源，不是自然资源，也不是资本，甚至不是先进技术，而是坚强、统一的政治领导。亨廷顿博士注意到，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前现代社会形态中，只有两种人具有现代社会的组织领导能力，一个是军队，另外一个是学校里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事实上，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军队是唯一的现代化社会组织，而学生、知识分子在组织形态上缺乏稳定性，除非他们能够与工人、农民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相结合，组织起纪律严明的政党组织，在这里亨廷顿博士毫不讳言，这个组织严密的政党组织，就是共产党。因此，亨廷顿博士——似乎及其政治不正确地——指出，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想进行现代化，只有在军政府和共产党政权之间二选一，舍此别无他法。

如果我们放下一切意识形态，实事求是地去观察二战之后的人类社会发展，就会惊奇地发现，事实正如亨廷顿博士所言，几乎所有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是在军政府或者某个强权政党的威权领导之下完成的工业化。阿根廷、智利、巴西、韩国、台湾等等等等，都是在军政府的威权领导下完成了工业化的第一桶金，而完全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国家，从1945年到2019年，就没有一个发展成功的，一个经验例证都找不到。

中国的崛起则是亨廷顿理论的最新经验证据。在“老大哥”（Big Brother）的坚强政治领导下，在发改委——国资委体制构成的超级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康采恩的支配下，中国经济实现了飞跃式地发展，从数据上看，当下中国的实体经济产值是美国、德国、日本三大国的总和还多；在虚拟金融资本部分，2018年中国M2总值超过了美国与欧元区的总和，2016年中国的证券回购市场总市值达到60万亿美元；在银行金融资本领域，中国的中农工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全球商业银行排名中全部进入前五名。从事实上看，在美国发动的对华贸易战中，中国丝毫不落下风，如果说国际热议的中美霸权转移问题还为时尚早的话，那么全球政治经济进入中美两极体制似乎争议不大。

这样的现实，折射在中国大陆的政治光谱和主流民意中，就是国家主义身份认同政治的强势崛起，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普世价值话语体系迅速边缘化，《战狼2》、《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的票房大卖，中国大陆的沉默的大多数用电影票房投票，凸显出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民意；这个主流民意在近期大火的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再次得到确认，那就是，“只要大唐还剩下最后一个兵，都要让敌人知道，这里，是大唐的国土”，那就是，“安西军第八团，不退！”

这个主流民意，在中国大陆的各个阶层中，迅速获得一致认同。在近期加拿大中国内地留学生所发起的针对香港民主派的反游行当中，大陆富二代们集体出动各种顶级豪车，车身上贴满了五星红旗，浩浩荡荡碾压每天拿3000港币津贴上街游行的所谓香港“废青”。

香港的年轻人几乎不能理解内地年轻人的主流民意。一位香港参加示威游行的年轻人曾经在社交媒体上痛苦地发问道，这些来到西方留学的内地年轻人，明明受着西方教育，英文溜得飞起，见多识广，但为什么还是那么爱国呢？内地年轻人似乎也不太理解香港年轻人，在内地年轻人看来，你们那么热爱民主自由，为啥1997年之前不反抗英国人的极权统治呢？1997年之后，国家已经给了你们足够多的自由，你们还要咋自由？反送中？可是决定罪犯是否要遣返大陆的司法裁量权不是在香港法官手中么？你们不信任大陆司法体系我们理解，但是你们连你们自己的司法体系都不信任么？你们到底是反送中，还是反中呢？于是在内地留学生的所谓反“港独”集会中，张信哲的歌曲《过火》被广为传唱：“怎么能够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讽刺的是，如果这些爱国青年在中国内地申请举行反“港独”示威游行，极有可能不会获得当局的批准。

于是，内地反示威的留学生似乎也就不能说服香港参加示威的青年人。内地留学生的家国主义叙事无法解构香港示威群众的普世价值论述。普世价值只能用另一个普世价值去抗衡，却无法用家国叙事去抗衡。硬核左派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价值话语体系轻松解构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话语体系，比如，可以极其硬核地指出，香港年轻人所追求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只是资产阶级的假民主、假自由，形式上的民主和自由无从解决资本统治下、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实质问题。但是这套经典左派的普世话语体系已经被内地官方所放弃，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家国论述，跟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是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的鸡同鸭讲。

无论如何，举着英美国旗进行所谓“反送中”游行的香港示威群众，这回是彻底得罪了中国大陆的主流民意。这其中的吊诡之处在于，如果香港示威群众举着五星红旗要求“真正的双普选”，那么北京方面似乎会感受到更大的压力，因为这更加会引起大陆民众的同情和某种共鸣；但是香港示威群众及其不明智地打出了英美国旗，这实际是给北京方面解套，大陆社会内部官民一致地反港情绪已经成为社会共识。香港人既然反对国安二十三条立法，拒绝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现在又举着外国国旗要求双普选，这似乎坐实了“港独”的指控，在中国内地主流民意看来，这不是乱臣贼子是什么？700万香港市民的民意固然值得重视，那么14亿大陆人民的民意就不是民意了吗？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中国现在就是能和美国相抗衡的世界列强，汇丰银行在香港的影响力众所周知，可是只要中国稍微施加一下压力，汇丰银行就要立刻按照北京的旨意撤换自己的整个管理层；那边英资太古洋行旗下的国泰航空还在苦苦挣扎，生死全在中国民航总局的一念之间。如何善了？只有天知道。

事实上，如果放下意识形态的纷争不谈，香港民主派的策略从根本上讲，就是不现实的。香港民主派发动街头运动的逻辑似乎是，香港是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香港对中国非常重要，于是，只要北京不答应我的要求，我们就把香港砸烂给你看，让你疼。这个似乎是香港街头运动的底牌。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当然是有道理的，香港当然是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2018年全年进入中国的130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中，有900亿是通过香港进入中国的。但是在中国内地本身已经成为主要资本输出国的情况下，在北京自己的银行资本和虚拟金融资本都已经发展为世界顶尖的情况下，对于这些FDI（外国直接投资）的依赖究竟还有多大呢？更不用说，外资进入中国，看中的是中国内地的投资回报率，看中的是内地的商机；那么出于路径依赖，外资可以选择从香港进入中国内地，但是，外资当然也可以选择不经过香港这个管道，无非是个交易成本重组的问题。那么这样一来，香港民主派的底牌还有多大价值呢？由于香港街头运动基本策略的基础只是一个虚假的幻象，那么这个运动的结局也就不言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