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对吕后的评价 -- 温相

满眼都是开刀，开刀。开刀是因为线路不一样。老毛搞得绝不是家天下，而在你的笔下，他做的都是家天下的手法。这能和历史相符吗？

一

“7.20”事件，在我读到的一般文革爱好者的历史言说里，是一场传奇，记得似乎是叶永烈或者其他什么人，为此专门写过一部纪实文学作品，把它加以特别渲染，突出其混乱不堪又惊心动魄的一面，还将它与当年“西安事变”相联系；其他许多人更是将这一事件作为一份谈资挂在嘴上，陪伴他们茶余饭后吞云吐雾，其中不乏对于“百万雄师”的英雄壮举的赞美和毛泽东“仓皇出逃武汉”的狼狈不堪的幸灾乐祸。

另一方面在我读到的严肃的文革史研究中，这一事件是被当作一个非关键事件来处理的，其重要性甚至还比不上早于其约五个月发生的“二月逆流”事件，或者不如其后不久发生的外交部“91名外交官大字报事件”，更没有人把这几个事件放在同一个思维链上加以考察。在李捷等人以《决议》精神做绝对指导完成的《毛泽东传1949-1976》里，这一事件也只是占有不多的篇幅，他们着重的是其发生的大致过程，突出的是陈再道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强调的是毛泽东在这一事件上反应过度，做了不切合实际的联想，产生一个“兵变的错觉”，才打破他1958年以来不坐飞机的惯例，匆匆离开武汉飞赴上海，还给林彪江青等人找到一个试图整死陈再道的借口。

但是，历史真的是这样吗？本文作者右而左对这一事件也反反复复多次做过严肃认真的解读和阐释，将其放到文革中发生于这一事件前后的诸多其他重大事件的连贯的事件链上，进行思想链的连接，得到的结果与见诸于以上各种文字的结果，大相径庭。在我个人的文革历史叙事中，这一事件对文革进程所产生的作用力，为文革中其他任何意外事件，或者派性冲突事件，或者高层领导集团内部直接政见对立争端事件，如谭震林陈毅等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事件所不及，其背后隐藏的不但是许多不可告人的干扰文革的系列政治阴谋，而且也装载了毛泽东一颗以民族前途为己任，不让人民生灵涂炭的伟大无比之心和老人家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后，将此事镶嵌在文革的整体战略中，对于历史“周期律”一次史无前例的局部性突破。

这也就是说，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被历史叙说者有意无意的掩埋了，必须有人去把它们发掘出来。本文的目标就在于此，它从一扇一直关闭着的思想的窗口，抛出一个思想的砖头，期望引来百家争鸣，百玉争辉。

二

为了照顾那些对史料认识不足和对史料阐释能力不足的朋友，帮助他们加深对本文的理解，我依据李捷等《毛泽东传1949-1976》，把记载这一事件的、散落着的、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可能很不起眼的材料，按时间顺序剪连在一起，必要时加一点点连接说明，组成一个关于“7.20事件”的基本事实的连贯画面或者场景。对这一事件的各种表述很多，但基本事实无出我剪连的这些文字，作为严肃的历史解读者，要关注的只能是这些基本骨干事实，而不是任何其他非骨干的细节的东西。细节的东西是考古者的爱好，同时也是各种历史窥隐癖史学家们的下酒菜，与本文无干。

史料：“7.20事件”

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林彪以及文革小组成员并萧华杨成武开碰头会，对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的文革发表意见。毛泽东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同时，他提出要到湖北、湖南去看看，了解北京以外文革的具体进展。都说乱，到底乱到什么程度，毛泽东想自己实地考察一下，做到心中有数。与会者以武汉太乱为由，多不赞成毛泽东去武汉，但毛泽东还是要求杨成武随行，汪东兴立即准备好专列，并通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随行，以便火车上好谈河北省的问题。

当晚，周恩来飞赴武汉，安排毛泽东在武汉的住处。

7月14日凌晨毛泽东专列离京，随行的有汪东兴，杨成武和郑维山等人，抵达武汉后，按周恩来的安排，毛泽东下榻东湖宾馆梅岭一号。先期到达的周恩来本人住百花一号，从成都被叫来汇报工作的谢富治，王力住百花二号，陈再道和钟汉华（钟时任武汉军区政治委员）也被要求临时搬到东湖宾馆，住乙所。

毛泽东进入武汉之后发现的第一个事实是，到处都有“打倒陈再道”的标语，进入东湖宾馆住所后，发现另一个事实，宾馆服务员也分成两派，需要周恩来来做说服工作，才有两派的人联合起来清理弄得不像样的房间。（读者注意，这是为毛泽东等人准备住所，不是一般人员）

陈再道，时任武汉军区兼湖北省军分区司令员，当年是“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主力之一第二纵队的司令。（读者稍加注意这个历史渊源，部队不同于地方，这种渊源往往有非同一般的力量和意义）。

7月17日，毛泽东听谢富治，王力汇报工作，在座的有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郑维山。毛泽东告诫大家，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哪个派，都要“借用我的招牌”。

7月18日毛泽东在住处约见陈再道和钟汉华，在座的有以上诸位另加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谈话中，毛泽东强调湖北省长张体学是可以用的，主要要做军队工作，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毛泽东还批评了陈再道，钟汉华，要他们到群众中去，同时毛泽东也批评了红卫兵的过激做法，还顺便批评了中南海红卫兵批斗刘少奇那样搞法不对。会谈后，毛泽东送陈再道到走廊上，并说笑着招呼服务员，叫他们不要再“打倒陈再道”。

当晚，周恩来回京。

7月19日，“百万雄师”几十辆拉响警报的消防车和上百辆大卡车冲进军区大院，要军区回答：王力为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皇派，又凭什么把其他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此事起因是王力谢富治此前于7月14号接触百万雄师的时候，批评了百万雄师的头头，又对水利电力学院等几个造反派组织给予了肯定，以及上述毛泽东约谈陈再道钟汉华。

7月20日拂晓，200多人到东湖宾馆百花二号，强行要见王力，陈再道和谢富治把见面时间定在下午。这些人正要离开的时候，另有几百人，主要是部队战士，强行闯入东湖宾馆，殴打了陈再道本人，把王力抓到了军区大院。当时，没有人冲进毛泽东下榻的梅岭一号，但打人抓人的混乱场面，显然不会没有引起毛泽东感官视觉的注意或者其他人员报告毛泽东。

（决议指导下的《传》说）事情发生后， “毛泽东产生了‘兵变的错觉’”，错误认为是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策划了一场“暴乱”。

于是，毛泽东决定离开武汉。

这就是一般所谓“7.20事件”。

右而左关于百万雄师和陈再道的一点补充说明：

百万雄师，一个当年在武汉影响最为巨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主要受到军队的支持，后台可以简而言之是陈再道。1966年文革开始后，随着红卫兵登台，受到毛主席支持，军队里有人用枪杆子对待学生，毛泽东即时加以制止，让中央发出了《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的文件。此后，军队不敢公开反对学生运动，于是，挑动一般群众和工人去斗争和打击学生，就成为一个新型的干预和破坏毛泽东文革的主要手段，也就是说，自那以后，军队，具体说是某些军队高级干部，隐身在许多工人组织之后，百万雄师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人组织。

陈再道脸上有麻子，当年许多人都叫他“陈麻子”。关于此人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种种卑劣行径，参见叶文福长篇叙事散文诗《将军，请不要这样！》，叶文福在80年代是最为青年人崇拜的湖北籍中年诗人，阅历丰富，激情四射，理想高远。其诗因为揭露复出高级干部的腐化堕落，受到青年人喜爱，在给作者赢得荣誉的同时也给作者造成巨大政治麻烦

三

王（力）、关（锋）、戚（本禹）是文革小组主要成员，也是毛泽东一直倚重的四大秀才之三（另一个是自杀了的田家英）。“7.20事件”之后，毛泽东在人事上最为重大的举动是先拿下王、关，继而拿下戚本禹。这对毛泽东本人文革战略的实施是巨大的损伤。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当时到底怎么想的？这是一个很“历史唯心”的问题，但是，却又有很多“历史唯物”的证据做为线索，帮助加以解读。

先看一看“7.20事件”发生后短时间段里事件的进一步展开，即王、关、戚三秀才是怎样被拿下的。

事件发生之后，在北京的“林彪，江青联名写信”，说武汉不安全，要毛泽东及早转移，并令总后勤部邱会作急赴武汉将信送交毛泽东。

7月21日凌晨，周恩来飞赴武汉，安排当天上午11时专机，让毛泽东飞上海，抵沪后下榻虹桥宾馆。这是毛泽东自1958年以来第一次打破不坐飞机的惯例，从这一点就足可以看出这件事对于毛泽东来说严重到什么程度。

毛泽东就此中断了7月13日决定要做的实地考察，在上海居住了约两个月时间。他在住所阅读文件，报纸，接触几个可以接近到他的联络人，据此了解国内和国际局势。联络人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是杨成武，杨成武和陈再道解放前不认识，但解放后私交不错。

与此同时，全国动荡加剧。

在北京则有林彪和江青指斥陈再道为“7.20事件”罪魁祸首，定性说，这一事件不光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问题，是“带枪的刘邓路线”（读者注意这一提法，它非常关键），由于毛泽东本人对陈再道的保护，事后陈再道毫发无损。

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建军40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红旗》就是现在的《求是》杂志的前身，《红旗》改为《求是》是小平同志“实事求是”工作作风的一个具体体现）

8月7日，王力在外交部发表讲话（史称“王力八七讲话”），矛头对准陈毅，说“陈毅为什么不能揪？”。王力讲话，在外交部引起轩然大波，引出了诸多事件，如保陈毅的“91名外交官大字报事件”，8月22日，外交口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酿出建国以来最严重外交事故。这些此处按下不表。

不久后，毛泽东就此事批评王力，说他前一次在武汉解决“百万雄师”的问题时就自作主张，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部队工作，就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毛泽东本人商量，“捅了一个马蜂窝”。

8月25日，周恩来在北京约见从上海毛泽东那里回来的杨成武，让杨成武将“王力八七讲话”专送毛泽东，并附言说：“揪军内一小撮，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是中央威信不能动摇，一是解放军威信不能动摇”，杨成武在周恩来约谈的当天上午飞回上海。

听过杨成武汇报和转来的周恩来的话之后，毛泽东对杨成武说：

“成武啊，先回去休息休息吧。我考虑考虑。”

次日上午，毛泽东找来杨成武，对他说：“我说你记”：

“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革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你回去告总理马上办”

当杨成武记录完走向客厅的时候，毛泽东又把杨成武叫住说：

“是不是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做检讨，争取一个？”

杨成武当天见到周恩来，当晚，周恩来在钓鱼台召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开碰头会，传达毛泽东指示，随后将王力和关锋隔离。后来在毛泽东另一次指示后抓了戚本禹。

四

刚才提到“7.20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东到上海住了两个月，没有马上回北京。毛泽东作出解决三秀才的决定就是在这个时候做出的，而且以上也看到，对他们三人毛泽东欲舍还念，欲“杀”还留，在深思熟虑决定已经作出，第二天杨成武笔录完他口授的决定，要离开之时，毛泽东又叮嘱了一句“是不是考虑一下，暂不动戚，要他做检讨，争取一个”。毛泽东这是怎样一个复杂的心理，已经跃然于杨成武笔端，也再现在这里我的读者的眼里和心田。

这不是一个被后来说成是搞“个人崇拜”到了极点，绝对独裁专制，绝对掌握着权力，绝对掌握着军队，被加了“四个伟大” 桂冠的最高领袖，本应该有的犹豫不决。

这只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当时毛泽东并不掌握着绝对权力，对军队的指挥权至少也有一半已经旁落，有人在铤而走险，要行使那一半的军事指挥权，而毛泽东不打算用一半对一半，造成国家分裂，所以不得不委曲求全，主动斩杀自己的臂膀，和对手达成谅解；第二种解释是，毛泽东掌握着全部的权力，但他知道要慎重使用这种权力，不打算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下，正常使用（更不用说过度使用）这种权力，而主动选择了收敛性使用这种权力，以避免事情进一步复杂化，对国家对人民不利。

退一步讲，或者作为以上两种解释之间的一种过度性解释，即使毛泽东掌握着全部的军事权力，有些人还是会只考虑个人利益，置国家分裂于不顾，向毛泽东本人所代表的文革派，也就是几乎等同于对毛泽东本人，实施军事冒险，以阻断文革的继续进行，而毛泽东作为国家和人民最后的最根本的保障，他显然要对国家和人民负责，防范这些冒险家们的军事冒险。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它们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一样的，即都迫使毛泽东作出了实际作出的唯一正确的决策，只是带着深深的遗憾、悲伤和犹豫。

这个唯一正确的决策，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做出，只能是毛泽东这样一位洞察了人类全部历史的前因后果，心中装着周期律的历史巨人，才能做出，倘若换成另外一个人，就不能做出这唯一正确的决策，后面要借鉴的太平天国“天京之乱”，洪秀全及其手下诸王做法，为我这样排他性的结论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支持（详见后文）。

毛泽东在发动文革的时候已经预想了各种结局，在文革被保皇派严重干扰进入高动荡期之时，毛泽东也一再说过，无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是大联合，一是大分裂。他这是告诉所有和他谈话的人，也就是告诉全国，包括告诉他的志不同道不合的政治对手，他还一再强调，他是考虑过最坏的打算的，也就是不怕天下大乱，天下分裂。这个打算，也反映在他较早前准备发动文革的《重上井冈山》的诗句里。

不怕重上井冈山，不怕分裂的高远谋划，是作为一种战略威慑提出的，如果它对于对手没有取到战略威慑的实际效果，这个分裂实际就摆在了眼前的时候，那么作出让步的必然是毛泽东本人，这不但符合他一贯的军事思想，也完全吻合他的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真心为人民谋求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解放和双重幸福的一贯立场。换句话说，只有他才是最终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没有哪个冒险家会跟他一样。这从较早时候谭震林等大闹怀仁堂的的“二月逆流”事件上看得清清楚楚。怀仁堂上，潭震林大骂：“什么群众群众，老是群众，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他把群众和党公开对立起来，自己则以党自居，这和去年热闹一时的“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群众说话”是不是如出一辙？历史的声音就是这样的跨越时空，不停的在当下人民的耳旁回荡。

谭震林接着骂完其他话之后，就要扬长而去，遭到周恩来阻拦。谭震林这样的不顾群众的行为，得到了许多人心中“完美英雄”的陈毅，陈大元帅以及其他如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们最为有力的支持，而在座的周恩来除了挽留谭震林继续大骂之外，就是……（留下不表）。朋友们看到这里，是不是可以读出我写那个《相信群众……右而左逻辑等式求“解”》一文的深刻含义？

五

我以为，毛泽东在上海的两个月内作出斩掉三秀才，故意给对方示弱，以此开始稳定全国局势的战略大决策之前，是把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革命做了全面的回顾，也对自己所领导的这一场以农民的牺牲为最大之牺牲而完成的现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做了一次全面的检阅，重新回顾了他和黄炎培早年关于周期律的“窑洞对”，再次确认了他领导的这一革命不同于以往历史上一切农民革命的本质意义，更加坚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按照既定方针毫不动摇的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心。

进而我以为，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上，最最影响他、最最警示他作出正确决定的直接的历史悲剧，莫过于太平天国的“天京之乱”。太平天国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意义非同其他革命，也不同于其前一切农民运动，其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以及经济秩序都是一次空前的翻动，但它的局限性也尽在其中——这在后文略谈的《天朝田亩制》中具体的体现出来——终归也没有最终逃过周期律。

毛泽东早在30年代，在中国涵盖国统区知识分子在内的知识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中，背负延安窑洞的脆弱的石块，借着窑洞里昏暗的灯光，发出坚不可摧、掷地有声、光明普照之绝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从此，中国关于近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偃旗息鼓，直到今天，老人家这个定性依然是一切中国人展开中国近代历史言说和学术讨论必然借助的学术体系基座和坐标轴心。因此，我确信，毛泽东在那两个月内，一定系统回顾了太平天国革命，而“天京之乱”则对他的心弦有非同一般的拨动。

史料：“天京之乱”

直接乱因：

天王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权力之争。

太平天国革命早期，杨秀清在太平军多次处在严重危难之际，而洪秀全又不在危难现场的时候，装神弄鬼，借上帝附体，替“天父”代言，稳定住了军心，强化了军队战斗力，屡次化险为夷，解救了太平军。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洪秀全承认了杨秀清的“天父”代言人特权，常常也要跪在杨秀清的面前，聆听“天父”教诲。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就是现在的南京）之后，杨秀清居功自傲，居然利用“天父”代言人的特权，假托“天父”意志，要洪秀全封他“万岁”。这不说是公开篡位，也是要求和洪秀全平起平坐的举动。

事发经过：

1856年9月2日，北王韦昌辉从江西前线率领三千精锐秘密回天京，在杨秀清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攻进东王府，杀死杨秀清，随后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杀死杨秀清部下和群众2万余人。

当时在天京的翼王石达开，反对韦昌辉的叛乱，韦昌辉就也想杀掉石达开，石达开便逃离天京，试图在安徽组织兵力杀回天京，此时洪秀全已在天京城内对韦昌辉发动反击，经过两天交战，以杀韦昌辉并200来人的代价迅速镇压了叛乱，随韦昌辉被杀的有当初协助韦昌辉血洗东王府的太平天国重要战将秦日纲，秦日纲参加过1851年1月11日金田起义，是太平天国元老之一，入天京后被封为燕王。

这就是所谓“天京之乱”。

韦昌辉叛乱是否受到洪秀全的暗中指使，无可考证。

变乱本身无非一场历史上农民革命军内部史无前例的互相血腥残杀，不值得深思，甚至彼此的攻防掠杀战略也因为变乱的性质的不光彩而显得那么肮脏。

需要深思的首先是它的起因，这不是本文要细致考虑的，我只简单一句话概括之：封建帝王意识和小农经济意识导致了这场变乱。封建帝王意识体现在洪秀全大搞称帝封王，还颁发“天王诏书”推行封建等级制的“太平礼制”，小农经济意识则体现太平天国的纲领文件和国家蓝图设计“天朝田亩制”之中。以上“直接起因”是这个根本起因的具体表现。

再需要深思的就是：

变乱的后果：

这一场变乱，直接后果是高层领导集团的分裂，统一领导没有了，同时造成大量将士罹难和一般群众的无辜牺牲。变乱后，石达开于1857年5月脱离太平军独立行动——有点类似张国焘分裂红军。

天京变乱前，太平天国早期领导人南王冯云山，西王肖朝贵已经战死沙场，变乱中，死了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1862年洪秀全在天京遭到曾国藩湘军围困期间病死，石达开则于1863年在金沙江抢渡大渡河，试图进入四川腹地的时候，遭围困而降，被押解到成都后处杀，至此天平天国所有元老殒命，可以说均无善终。（随石达开投降的部将200多人，士兵2000多人也全部被杀，可见曾国藩这个传统知识分子及其手下的文人们有多么残忍。）

变乱间接的但更为重大的后果是政治思想方面的。以往可以凝聚人心，激发将士奋勇杀敌的宗教语言，不再具有凝聚人心的力量，天国的革命理想没有了，天国的革命精神尽失元气。例如，洪秀全本人不再相信任何人，变成一个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也不再有继续革命的愿望，只求在位一天快活一天，再例如，石达开投降后写了份悔过书，说自己戎马生涯“阅历数十年，已觉备尝艰苦，统兵数百万，图为奔走焦劳”。这很有点类似瞿秋白写《多余的话》坦承误做了革命领袖的味道，

太平天国后期虽然又出了李秀成、陈玉成等骁勇善战的将领，却因为天京之乱终归动摇了太平天国政治组织思想文化的根本，使之全部回头走了一条下行线，或者夸张一点是做了全盘的自由落体运动，这一场轰轰烈烈，一度摧枯拉朽，气壮山河的农民革命运动，最后只又苟延残喘不到八年，便灰飞烟灭。

这一革命最重大的思想遗产是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庞大无比的样板，去再一次证明，农民革命，只要是不能超越封建帝王意识和小农经济意识的支配，无论多么轰轰烈烈，必然难逃周期律的魔咒。

如何避免一场民族解放运动，一场人民革命运动，一场社会主义建设运动，不沦落为另一场太平天国运动？我以为，毛泽东的心弦就是这样地被太平天国“天京之乱”拨动着，所以他最终下定决心斩杀三秀才委求和对手妥协，谋求“大联合”。

六

毛泽东谋求“大联合”，在短时间段里的具体体现，可在以下方面看出端倪（长时间段里具体构建“大联合”不是本文要考察的，以后有机会再谈）：

1967年9月16日，即“7.20事件”后约两个月，毛泽东离开上海，经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返京。

随行的杨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在浙江谈正确处理干部问题，说明年文革要结束，开“九大”，把老干部解脱，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这是非常具体的谋求和老干部们达成谅解的信号。

杨成武继续回忆说，毛泽东还特别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提到要组织上解决刘少奇，再在组织上解放其他人，中央委员会要扩大，中央委员要有新鲜血液，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要大大减少。——这是妥协而不失原则的表现，文革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就借杜甫诗说：“挽弓当挽强，用剑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既然王已经擒了，就要在组织上给予公开的确定，大鬼小鬼就需要得到解放，但是必须要有符合继续革命之需要的工农兵新鲜血液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这是不能让步的原则。

随后不久，毛泽东批评林彪的“四个伟大”，说那“四个官衔”不好，叫他毛主席就行了。后又谈邓小平，说邓小平“打过一些仗，不是国民党，没有黑修养”（“黑修养”显然是相对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而言——右而左另注）——这是明显的各打50大板。

苏拉密说看了我这个文章的头半部分，得到的印象是毛泽东就是个“和事佬”。这是一点不假的。“和”，是为了求“大联合”。对手阶级不愿意“大联合”，后来把联合到中央的革命左派都当作“三种人”清理出来了，不能说毛泽东本身是错，是放弃了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注意，毛泽东“大联合”和现在一些人嘴里的“统一战线”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作为一个当时局面下的政治统帅，同时又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发动者，他从来没有忘掉文革的本来目标：文化大革命——革命是在“文化”和“文化的人”身上做最大的文章，而不是在“组织的人”身上做最大的文章。如果谁把“组织的人”当作最大的文章去做，从而把阶级斗争绝对化为肉体消灭某些具体的“组织的人”，那他就是对文革的曲解，甚至是诬蔑。这和把文革庸俗地阐释为“与刘少奇的权力斗争”是一个思维路子，我不能接受。

七

现在，我就要扣回到开篇，问答两个问题：第一，毛泽东对“7.20事件”是不是做了不恰当的估计，从而产生“兵变的错觉”。第二，如果毛泽东那时候不作出必要的让步如斩掉三秀才，是否真就会发生大分裂？

只要回答清楚了这两个问题，才能看到，我在“天京之乱”和“7.20事件”之间建立的这座暗桥，并不“暗着”，而是明摆着；进而以此为基础，就知道我以上对于毛泽东对“7.20事件”所做的善后处理是“唯一正确非其他人能做” 的说法，就不是夸大其词或者是个人对于毛泽东偏执性的感情倾向的结果；再进而就看到“大联合”的必要性和建设性，就理解了在当时条件下，只有“大联合”才是保存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最好办法。

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我以为“兵变”绝不是毛泽东才会有的“错觉”，任何人处在毛泽东的地位，在当时都会产生兵变的想法。以错觉指责毛泽东，或者为陈再道们脱罪责，显然违背历史的客观和公正。其次，后人不能以事后的“太平无事”作为“非兵变”的依据，如果它的确是一场预先安排的“假戏”，那么导演就知道怎样收场。我前面剪连的连贯的场景和画面，难道不是事先安排绝对按照导演的设计分毫不差一步一步发生的吗？一场演得多么逼真的假戏（“陈再道也被打”——他要不被打，戏就穿帮了；主席的房间，要恩来说服两派服务员来整理——这戏就有点过头了）！

我以为，这场戏，如果安排者是陈再道（后面是“带枪的刘邓路线”），恩来也会是知情者，他没有加以阻拦，而如果是恩来自己安排的，那么陈再道，还有其他所有人，包括毛泽东本人，都是恩来同志的积木块，他要怎么搬，就怎么搬。只有这样看待，就能解释，先把毛泽东放在那样的危险之中，恩来能够在那样的时候单枪匹马救出毛泽东！当然，任何人都可以说，本来就不是兵变，所以毛泽东就没有危险，恩来就可以去接走毛泽东，不费吹灰之力。这样的解释当然可以，最简单，最符合说明毛泽东疑心太重，冤枉其他人，但我还是趋向于把它看作“一场戏”，但无论是谁安排这出戏，都不是要搞一次真正的兵变，而只是想借此向毛泽东传达军内的一些信息，希望毛泽东正确判断当前的形势：如果继续下去，那么下一个“兵变”就不是“错觉”了，就一定是“封上板，钉上钉”！（诸位不要拿林彪的所谓“未遂”对我此一论点提出质疑，那是另一个问题）。

一场“错觉的兵变”，达到了一场真实的兵变都不见得想能达到的最好的效果。作为后来的历史解读者，当然就需要将它的影响力，放到一场真实兵变的位置上来考察，这样才能理解这一事件对于文革历史本身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才不低估这一事件本身正反两方面的历史含义。

关于第二个问题。它与第一个问题不是割裂开来的。“7.20事件”已经清楚告诉毛泽东，他若不让步，大分裂必然要发生，以怎样的形式展开就不好说了。毛泽东和恩来之间当时的关键联系人是杨成武，这是一个直接的联络，而毛泽东和林彪以外的整个军队元老之间的联络人实质上就是恩来本人，这是一个间接联络。恩来把军队的一切信号发到毛泽东，毛泽东则把一切自己真实想法的信号透过恩来发给军内元老，并从恩来的信息反馈中了解军队那一半的动态，本方的动态他可以从林彪那里得到。

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在毛泽东知道了王力讲话的大概情况后，周恩来还要把“王力八七讲话”全文要杨成武转送上海的毛泽东，还加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个人意见，重复如下：

『8月25日，周恩来在北京约见从上海毛泽东那里回来的杨成武，让杨成武将“王力八七讲话”专送毛泽东，并附言说：

“揪军内一小撮，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是中央威信不能动摇，一是解放军威信不能动摇”，杨成武在周恩来约谈的当天上午飞回上海。』

这段话什么意思，我想，白话表达出来就是：军队绝对不能再揪了，你毛泽东（中央威信），也要靠军队的枪杆子（军队威信），枪口对你毛泽东，已经是随时随地了！

伟人就是伟人，你看毛泽东怎么应对：

『听过杨成武汇报和转来的周恩来的话之后，毛泽东对杨成武说：

“成武啊，先回去休息休息吧。我考虑考虑。”

次日上午，毛泽东找来杨成武，对他说：“我说你记”：

“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革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你回去告总理马上办”』

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要总理负责执行——强调了总理“一个人”。

透过周恩来对这一特别指示的执行，毛泽东就可以看出恩来到底对毛泽东本人采取何种态度，是不是阳奉阴违，同时把自己想“和解”的想法，和盘托给了恩来同志，让他传递给军内对方。这样做的效果，比毛泽东找来军内元老苦口婆心说的效果要好太多（参见以下周恩来在军队内的人脉关系）。

就这样，毛泽东稳定军队的愿望在和恩来的互动中得以实现，军队最后没有出现大问题，“7.20事件”取到了它该取的作用——无论是谁导演了这场戏。但这些都给后来的历史解读者一个假象：毛泽东绝对掌握了军队，军队才没有造反，才没有出现“天京之乱”中的那个韦昌辉！甚至进而据这个假象推测毛泽东太多不该有的“多疑”！

为社么稳定军队要靠恩来？因为恩来在军队有几大路军队人脉关系，第一路南昌起义派，高层朱德贺龙是仅存硕果；第二路黄埔军校派，刘伯承为其集大成者，麾下战将如云，其中还有所谓刘邓大军中的邓；第三路新四军派，高层陈毅是其最后的遗产，陈毅一生少有战功，但得到一个元帅名号，为什么？新四军是毛泽东革命成功的最主要的力量之一，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要撤销新四军番号，毛泽东坚决不干，坚决恢复，而且派最得力的刘少奇重新组建并扩编了新四军，解放军来源是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三者合而为一，陈毅是个招牌元帅，是个象征，是一标旗杆，代表军队正宗一脉的旗号，解放军总共三脉，他代表一脉，读者说陈毅重要不重要！第四路是敌后谍报人员人脉，这是个无底洞，除了恩来，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林彪是门也摸不着的。

再具体一点，大闹怀仁堂的谭震林，当年是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一任副司令，陈毅当时则是第一纵队司令兼中央军委新四军分军委副书记（牺牲了的项英为书记）。“皖南事变”后，陈毅任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政治委员，邓子诙政治部主任。

你说，谭震林不要群众路线的时候，陈毅是去捡回那个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惟有麻烦的群众路线，还是要拼了脑袋去维护鲜血染红的战友情谊？对于老军头们来说，原则当然是要，但一切原则都要服从以下最后的总原则：

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老子坐了江山，就是社会主义。谁要他娘的说它是资本主义，老子和他拼了。

怀仁堂上还有叶剑英一帮人，叶剑英此公那时候就耐不住了，他的女儿叶向真在文革早期犯下的滔天罪行，问题严重到毛泽东要亲自处理，是恩来出面摆平毛泽东，才让他们父女过关，叶剑英可以公然不给毛泽东面子，但不得不给恩来面子，否则他就在军队立不住足！！！毛泽东要打倒牛鬼蛇神，刘少奇说“不怕打倒，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此时，刘少奇是明知道毛泽东对准的是他刘少奇自己，这样的豪言壮语，无非是告诉毛泽东：来吧，我不怕！而这个场合下，叶剑英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这是在保毛泽东还是在威胁毛主席？大家猜猜谜语吧。

这个谜还要猜吗？

毛泽东一死，尸骨未寒，就发起一场政变，把人家夫人也抓了！这就是谜底!（现在还有资料显示，林彪事件后小平复出，毛泽东还健在，他们一伙就要对江青等人行动，接洽恩来，被恩来制止）。

随后呢？就是叶伙同别人改变毛泽东的路线。在拿下“四人”的问题上，叶剑英是比华国锋还关键，华国锋即使不同意，“四人”也只能逃过初一，但决不会躲过十五，那时候毛朱周三巨头撒手人寰，叶剑英在军内握有绝对权力，捏着枪把子，华国锋不同意，就能阻止一场针对四人的兵变？现在都是表功叶剑英如何拯救了社会主义，免遭了“四人”的危害。这话简直就是一堆填满了5千年的历史时空的狗屎。

陈毅和恩来早年的渊源有多深，我估计许多人没有考察过，他们在苏区的时候，联手给毛泽东制造了多少麻烦。有了这个背景，各位再想想，造反派要揪陈毅，恩来同志说，那就从我的身上踏过去吧！王力八七讲话，外交部立刻就有保陈毅的“91人外交官大字报”。再把“7.20事件”考虑进去，你们说毛泽东还有半个军队的指挥权吗？哪些以为毛泽东绝对掌握了军队的人如何看待这些个情形？

毛泽东一直是做党的主要领导工作，搞理论建树和军事战略指导，在具体的人际关系上，他无法和党内任何一个高层领导比，“县官不如现管”，这是最朴素的真理。文革中，军队里除了一个林彪，没有第二个人毛泽东可以真正指挥得动——我这是有点夸张的表达一个基本事实。战争年代，为了生存，大家认你毛泽东，因为你毛泽东的确高人一筹，能把大家带到北京坐江山。现在江山坐上了，老婆改换的也都换了，四合院房子也住上了，专车也开起来了，警卫班，医疗小组也专设了，这样的社会主义最最好，你毛泽东还要搞什么“恨斗私心一闪念、触及灵魂深处”的文化大革命！这不是瞎折腾吗？这个时候，生存已经不是问题，生活已经很好，战争没有了，和平与发展，谁还听毛泽东的？

此时的毛泽东，是老革命遇到老问题：“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个“理”就是社会主义，就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苏拉密，你说毛泽东不当“和事佬”该当如何？把军队拉出去干起来？

我这篇文字本身是从思考毛泽东如何借鉴太平天国的悲剧，避免一场“为自由的革命”沦落为一场太平天国那样的“为椅子的革命”这一角度，分析毛泽东和他的对手的政治互动，避免太平天国的覆辙。

这个时候干起来，结果如何？

林彪是文革中毛泽东抓在手里的唯一的军事力量，毛泽东说不惜重山井冈山，这本身暗含着毛泽东清楚知道，自己在军队里是少数派，已经不是当年大家被赶着逃25000里的时候自己还有人听，更不是延安整风之后自己绝对权威的时候了，一旦真冲突起来，要退守井冈山的还真就是他毛泽东，而他的对手（这个对手含周恩来）才是大城市里的多数派，也正因为如此，他不喜欢林彪的吹捧，还要把林彪抓在手里，还几次在非常敏感的场合提到“林彪跟我走”。当时，除了林彪，其他还有谁会跟毛泽东走？我问问我的读者。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以“虚”来补“实”之不足，让"虚者""实起来"，逼迫革命或者假革命，每个人“都要打我的牌子”，否则你别想站稳脚跟，但这样做的弊端也出来了，就是对手利用这一点来实施干扰，许多人打着红旗反红旗，把不该混乱的阵线也都搞混乱了。

毛泽东本人当然不怕再一次带领林彪上井冈山，但结果呢？受损害的是新建立的共和国，新获得解放的人民，当时中国的现代化自卫体系还没有完备，原子弹也只刚试验成功不久，综合军事力量不足以防范和抵消外敌强行干预，国家前途将如何，人民命运将如何？再次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去？后来人可以指责毛泽东不该当“和事佬”，但这些问题总该要回答吧！

对“四人帮”的妖化，是从那场以叛徒华国锋为首的新军阀政客集团，出于极端自私的私利出发，担心到手的既得利益，被以“四人帮”为代表的，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所夺走，无耻且铤而走险地发动的反革命宫廷政变，妖化，就是从宫廷政变侥幸得逞后开始的！这次反革命宫廷政变，为日后黑猫祖师爷，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扫除了巨大障碍，同时也铺平了复辟的道路！

出于妖化和变态的报复心理，这伙“新军阀政客汉奸买办集团”它们在清除了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三种人，赶走了（当时美其名曰顾问）老干部的同时，自以为稳住了阵脚，开始了对“四人帮”的报复式闹剧审判！它们变态自信的以为，这样就可以达到间接羞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恶阴险目的，因为当时的“汉奸买办集团”，还没有胆量，像今天这般公开地歇斯底里地丧心病狂地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然而，事实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与“汉奸买办集团”的罪恶初衷相反，不但没有达到罪恶的目的，反而还羞辱了它们自己！这当然归功于毛主席的好学生，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坚定的无产阶级反修战士江青同志，还有同样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坚定的无产阶级反修战士张春桥同志，他们在修正主义的伪法庭上，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一个以伪法庭为战场，以事实胜于雄辩，用疾风骤雨般方式，冲刷着修正主义分子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身上的诬蔑不实之词；一个以无产阶级的无比沉默，根本不把修正主义的伪法庭放在眼里,令自以为得逞的修正主义分子尴尬万分!!!这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无产阶级反修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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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历史学家的眼光看问题，公元一九七一年，震惊国内外党内外的当代最富有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历史巨人毛泽东陷入了他一生的最富有难言之隐的失败和痛苦之中。面对复杂的激烈的政治斗争形势，作为伟大的政治家的他被迫选择全面性的战略退却。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实际上大为降低，党内外反文革势力死灰复燃，明里暗里向毛泽东为首的文革派发动了不断的反扑，其中一九七二年的右倾回潮，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就是代表性事件，以至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在政治局遭受长达四个多月的围攻，而毛泽东也只好静观其变。

以上种种事件说明毛泽东晚年的政治作为是极其困难的，一九七三年的反右倾回潮，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一九七五年的评水浒和批投降派，以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运动是文革派对反文革势力的主动出击，其结果都是胜负未分，打了一个平手。

一九七六年，新中国历史进入了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初，毛泽东病危，周恩来病逝，党内各派势力摩拳擦掌准备做最后一搏。

当时的中央大致可分左中右三派：一派是江青为首的文革激进左派，一派是以华国锋，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为代表的文革温和派，也可称之为投降派，再一派就是以邓小平叶剑英为领头的反文革右派。

一九七六年，在周恩来病重前后，毛泽东支持文革派主动出击，发动反右倾翻案风运动，试图控制局势，但遭到反文革势力最顽强抵抗。一月八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在如何对待周恩来问题上，左派犯了错误，右派利用得当，打周恩来旗帜对抗毛泽东旗帜，按当时一位高干子弟的话来说，这就是最后的斗争，是他们将来生活在天堂还是人间的最后决战，因此，借机发动四五运动就成了右派的生死一搏。

华国锋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下浮出水面的。华国锋是靠文革青云直上, 跟毛泽东江青很紧, 做一些行政具体工作，很会伪装自己。在谁来继任周恩来总理职位问题上，毛泽东是大费心思的。邓小平来当总理，显然不行，靠不住，他是反文革的，他是要秋后算帐的。张春桥当总理，应该是毛泽东首选，但会激化同反文革势力的矛盾，胜算不大。作为一流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毛泽东，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在两军对阵，力量不分上下的存亡之秋，他把目光投向中间派，争取中间派。

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决定利用一下表面老实的华国锋，提名为代总理。毛泽东说，华国锋这个人老实，他不会捣鬼。他总是说自己如何如何不行，我偏要选拔一些自己认为自己不行的人挑大梁。华国锋其实最不老实，他对毛泽东的安排心知肚明，在左右两军大决战中并不十分靠近江青为首的文革派，而是拥兵自重（指华为公安部长），静观其变。

当邓小平爆发，矛头指向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采取断然措施，一打一拉，重演了一出楚汉相争汉高祖刘邦的故事。一打，就是决定撤消邓小平党政军职务，令叶剑英闭门养病，一拉，就是假戏真做，任命华国锋为总理，中央第一副主席，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二千多年前，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刘邦屡败屡战，心情极坏。时大将韩信所向无敌，捷报频传，刘邦朝思暮想，盼韩信率大军前来助战，可韩信迟迟不动，却写信给刘邦，要刘邦封他为假齐王，借口是便于统治刚刚占领的齐国。当韩信信使赶至刘邦面前汇报时，刘邦正在吃饭，一听韩信要封王，气不打一处来，破口喷饭大骂，大意是老子正处危机存亡之秋，你不快来帮忙，却要急着要封王做官，岂有此理。

话没说完，多亏谋士张良暗中踩他一脚，刘邦脑子转的快，故改口说男子汉要做王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当场决定封韩信为齐王。但事情没那么简单，过一段时间，韩信依然按兵不动。刘邦不解，问计留候张子房，张良认为是没封地缘故。刘邦觉得有理，马上下令封齐国之地给韩信，韩信从此非常感谢刘邦，亲率大军与刘帮合击项羽于垓下，大获全胜，项羽死，刘邦终成汉高祖。后来，吕后借口叛乱罪，诛杀韩信。二千年后华国锋成了半个韩信，江青却比不上吕后，结果是大相径庭。

华国锋当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他做梦也不敢想的。他将计就计，以接班人自居，自欺欺人，一方面向毛泽东江青继续表忠心，例如，他曾对江青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忠于毛主席，忠于江青，听从指挥，借以麻痹毛泽东和江青，另一方面，全力镇压四五事件，借以打压另一个政敌邓小平势力，取得了一箭双雕效果，然后静观其变。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历史巨人毛泽东与世长辞，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斗争达到白热化。反文革势力处在地下状态，密谋东山再起。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方面严密注视邓小平叶剑英一举一动，另一方面积极筹备中央会议，争取大获全胜。而文革温和派华国锋，更是处心积虑，图谋执掌大权。江青一生，对路线和政治问题历来敏感，却犯下对投降派应有的警惕，棋错一招，满盘皆输。

“四人帮”倒台后，许多人争功，以至于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在云里雾里，什么小平之功了，什么叶帅谋定了，都不是历史真相。不论热月政变正确与否，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主角是华国锋，而不是其他人，这是豪无疑义的。

毛主席去世后，华国锋心知肚明，接班人不会是他自己，不是江青就是张春桥，因为在中央政治局，以江青为首的文革左派已经取得了压倒一切的政治优势，如果经过中央全会选举，华国锋没有任何胜算，只能保留现任职务。经过反复思考权衡，决定放手一搏，争当接班人。在华国锋看来，江青集团没有军权，政敌很多，只要把为首的干掉，他继续举毛泽东旗帜，当领袖是完全可能的。

为达此目的，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封存毛泽东遗言遗稿，谁都不能看。为什么？因为华国锋在毛泽东在世时，仅有两次单独见面的机会，对比之下，江青张春桥他们却是单独见毛主席如同家常便饭。他非常担心毛主席有文字东西不利于他而利于江青等。所以，当张春桥向中央办公厅李鑫索要毛泽东遗稿未成，惊魂不定，决计提前下手。李鑫以为他是首次向华提出采取措施的人，是不自量力的想法，其实华国锋早就在想政变方案了，李鑫只不过是填把火而已。

搞政变要有基本条件，华国锋恰恰具备政变条件。

第一，要有主动权。华国锋是名义上主持中央工作，有召集会议一网打尽之首要条件,对此，是他人办不到的。

第二, 必须有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首脑参加。所以，御林军统领汪东兴，就成了政变关键人物。汪东兴如果倒戈，华国锋等就会成阶下囚。有人会问，汪东兴是毛泽东的卫兵头子，为何不去忠于江青，反而助华国锋呢？答案很简单，汪东兴最害怕江青掌权。江青早就看不上汪东兴，像对待家奴一般呼来唤去，汪东兴内心早就怀恨，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中，汪东兴投靠林彪，被江青抓住不放，要不是毛主席力保，早就成了黄吴李邱一样下场了。江青背后骂他是特务，他完全知道。如果江青当权，没他好日子过。跟华国锋走，前途一片光明。极端自私使他走上不仁不义之不归路。

第三，必须有军队支持。如果军队不支持，你既使政变成功也会翻车。当时军队有四个力量要摆平。一个是中央军委，一个是北京军区，一个是卫戍区，一个是实力派退休人物叶剑英。华国锋思前想后, 最早单独找的人是吴德。吴德长期担任北京市一把手，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是名符其实的党政军首脑。那么，吴德为什么会支持华国锋，从而反对江青呢？其中奥密可从他自己的回忆录中找出答案。

其回忆录中谈到毛泽东秘书张玉风向汪东兴汇报江青私下同她的谈话内容中有一条，说吴德是国民党和苏修特务。因此，吴德很清楚，如果江青当家，他没好果子吃。所以和华国锋一拍即合，共同谋画倒江青的政变。当时军队中另外一个关键人物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他不同意抓江青也不成，是吴德做了吴忠工作，吴忠提出他听中央军委指挥，因此，华国锋亲自出马，找关键人物,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陈锡联支持华国锋并亲自给吴忠打招呼，叫他听从吴德指挥。

最后，军队中最关键的人还要数叶剑英。他长期担任中央军委领导人，军方影响最大，虽然毛泽东令其交出兵权退休回家养病，但他又是名义上的中央副主席。他和江青长期不合，是死对头之一。华国锋通过李先念做通了叶剑英工作。这样，有了军队支持，华国锋夺权信心大增。

第四，必须有公安系统支持。华国锋担任过公安部长，对公安系统很了解，唯一担心的是公安部副部长何祖康，他令公安部的扬贵使调虎离山计，陪叶祖康出差，远离北京，解决了公安系统可能发生的问题。

第五，必须有合理的借口。为解决这个问题，华国锋一方面断章取义，打着毛泽东要解决四人帮的指示。另一方面，伪造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手迹的真意，造成他是毛泽东指定接班人之假象。华国锋正是利用伪造的合理借口，打着毛主席旗号，做通了许多人的工作。有了上述五个政变条件，华国锋终于完成了十月六日政变计划。

在整个逮捕江青等人的过程中，对先后次序，个人重要作用等社会上说法不一，根据我个人分析，加上一些知情人所述，实际情况应该是这样：华国锋是主谋，叶剑英是后盾，汪东兴是主办。

参加第一人为华国锋，第二人为吴德，华国锋最早和吴德密谈此事。第三人为李先念，是吴德建议华国锋找李先念单独谈话。第一次有第三者参加的会是华国锋，吴德和李先念，李先念提出要有叶帅参加，经同意后由李先念出面先谈，李先念完成了任务，因此叶剑英是第四人。

叶剑英提出抓江青等要有汪东兴参加，华国锋答应做工作，因此汪东兴是第五人。至于汪东兴是不是最早策划人，只有华国锋清楚，按理他应排在第二位。第六人是吴忠，由吴德做的工作。第七人是陈锡联，由华国锋亲自促成。具体执行人分别是张耀祠和武振华李鑫等，他们各带一组，张耀词负责抓江青和毛远新，武振华负责抓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整个斩首行动情况大致如此。

抓捕“四人帮”，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华是主谋，汪是总执行人，叶是高参，以快打慢等战术据说就出自叶剑英。

事后,华国锋等采取软硬兼施办法，以武力威胁迫使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同意他们的既成事实, 谁不同意就抓谁，可以说，华国锋开创了践踏中共党史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党指挥枪的先河，是张国焘式的军事政变。为欺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他做了两项决定, 一是出版毛泽东选集, 另一项是违背毛泽东和江青生前约定死后埋在香山的意愿, 在天安门广场盖毛主席纪念堂。从此，华国锋当了短命的英明领袖。

华国锋掌权后，提出抓纲治国路线，继续批邓反右倾翻案风，试图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但由于他的低能和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未能如愿。为保住自己英明领袖地位，他不断地向反对文革势力让步，不惜牺牲其死党汪东兴，吴德及拥护他的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和吴桂贤等，结果在“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面前，针对他违反党纪国法公然发动军事政变的事实，不断用党的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使现代王莽华国锋一败涂地。

一九七八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革派全军覆没。华国锋等宋江一类人物，最终得到了可耻下场，真是不分左中右，人心大快。对于华国锋这样的污浊小人和他干的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政变大事怎样评判，这是需要认真分析和评判的。

从个人品质上分析，此人乃是人间垃圾无疑。逮捕江青等人和牺牲汪东兴等足以证明他的自私自利，忘恩负义本质。邓小平叶剑英等反对江青，反对毛主席文化革命，是出于政见不同，无可厚非。而华国锋完全是出于见不得人的私利，是可耻的，不可原谅的。就是这么一个人，脸皮比天安门城墙还厚，居然每年还有脸去毛主席纪念堂，是认罪呢？还是继续污辱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只有老天和他自己知道。

对于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左中右有不同的评价。大多数左派认为，华国锋是叛徒，是投降派，他的斩首行动起到了右派办不到的作用。个别左派和中间派认为他是反左倾路线而采取的不适当行为，右派认为是左派内部争权，乐不可支，客观上帮助了右派。

从党纪国法角度上讲，华国锋的行为是最严重的违纪行为，是最严重的刑事犯罪，是中共党史上史无前例的令人发指的丑恶行为，应当受到党纪和国法的严厉制裁。

从政治上讲，华国锋和江青之争也可以说是权力之争，非路线之争。华国锋初衷也可能想继续走毛泽东道路，属于典型风吹两边倒的中间派人物。但历史的评判不会由动机决定，而是由后果决定。中国走到如此黑暗的这一步，已不是什么郭沫若的“大快人心事”，已不是叶剑英的“满目青山夕照明”，而是广大工人农民群众和大部分有良心的干部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深恶痛绝的这一步。究其始作俑者，不是别人，而是华国锋。华国锋是伪君子，两面派，忘恩负义之徒，是资产阶级政客，投降派，是革命的叛徒。

让历史永远把华国锋钉死在耻辱柱上，以警示后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