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巨人的背影 -- 胡里糊涂

计划生育与农民

　将计划生育与农民放在一起讨论，概因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问题。即使在五十年代，大多数城市家庭的孩子数量也不超过两个。在讨论经济问题时，没有太多涉及农业，比较毛、邓对农业的贡献不能回避计划生育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毛泽东无视马寅初的《人口论》，不搞计划生育，导致今日沉重的人口负担。海内外人士在批评毛泽东的这一错误上，始终保持着惊人的一致。

　　《人口论》无疑是真理。但真理转化为科学的实践并非无条件的。首先是现实的需要及该需要的迫切程度；其次是可行性，即操作的难易程度。如果现实迫切需要，操作有难度但非不可操作，或现实有需要但不迫切，而操作容易。这两种情况下，虽有争议，但真理具备转化为实践的条件。但如果现实需要不迫切，且操作极其困难，再完善的理论也失去了实践动力。毛泽东时代搞计划生育，即属于后一类情况。

　　首先，在五，六十年代，没有控制人口的紧迫性。解放初期，人是中国的唯一资源，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人本经济的建设中，人的因素被发挥的淋漓尽致。在广大农村地区的自然经济状态下，养一个孩子的负担并不比养一头小猪重多少。因此，没有立即控制人口增长的迫切需要。

　　在“文革”期间，村庄墙壁上写着“计划生育，利国利民”的大标语。它除了让我们这些上学的孩子们练习这几个汉字外，并没有任何的用处。邓小平主政后极力推动计划生育，加大宣传力度，但在农村收效甚微。对广大农民来讲，他们的晚年除了依赖子女外别无选择。如果说城市年迈父母只需子女生活上的照顾，退休金能大幅度减轻对子女经济上的依赖，那么农村子女则将承受照顾生活和经济上的双重负担。“一胎化”对农民是极不公正的。

　　面对农村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困难和人口快速增长的严酷现实，各级政府面临了来自上级的巨大压力。自八三年起在中国广大农村掀起了异常疯狂的计划生育风暴，对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影响被社会学家完全忽略。

　　这场风暴是以高额罚款、拘留等为手段，对付超生的农民。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刚尝到甜头，高额的计划生育罚款又将其全部拿去。就拿作者家乡说，多生一个孩子被罚三、四千元(人民币，下同)，约相当于当时一个家庭年收入的二到三倍，单一个三百人的小村庄一年的罚款额就高达四，五万元，连续多年保持这一水平。对大多数付不起的家庭，除要求来年补足外，还被牵走羊、猪等家禽，拿走农具等。每到检查计划生育季节，小村庄就陷入一片恐慌。老人们讲“当年国民党还乡团也没这样坏过”。由于罚款额由基层干部确定，罚款也无收据，而国家政策中也无此项规定，所有罚款全部被贪污。如果说价格双轨制开启了城市特权阶层大肆劫掠社会财富大门的话，农村干部的大面积鲸吞农民财富则始于计划生育罚款。好不夸张地说，农村年轻夫妻如生第二胎，就必须为基层干部家白干三年活。中国的农民是最易知足，也最通情达理的群体，即使在他们被罚得苦不堪言时，您听他们怎么说：“计划生育不管也不行，看咱村上的田地快被房子占完了，以后没地种还吃什么”。如果邓小平能象毛泽东那样善于做思想工作，并将罚款用于公益事业，农民的抵触情绪也不会那么强烈。计划生育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破坏也不会那么巨大。

　　在毛泽东时代，不要说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种种强制手段被广泛应用，即使在北京郊区发生几起这样的事件也足以让毛泽东对整个计划生育政策喊停。毛泽东那一代领袖们对农民的感情太深了，亏欠农民的也太多了。他们很清楚，是农民的巨大牺牲铺就了革命成功的道路。当农民终于盼来了解放，成了土地的主人时，却因多生个孩子而被他们为之牺牲的政权牵走牲畜，罚得倾家荡产；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他宁愿选择和人民一起挨饿。

　　如果当时实行每对夫妇只生两个的话，将面临一个残酷的问题，那就是谁还愿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兵。这对处于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的中国来说，是不可能不予考虑的。征兵问题将很快成为中国的一头疼问题。未来的中国会有打大仗的经济实力，但支撑大规模战争的社会基础将变的异常脆弱。

　　很显然，在毛泽东时代，人口控制在实践上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可行。

　　即使毛泽东当时强制推行人口控制(允许生二胎)，考虑边远地区的隐性超生，今日的中国人口也将不少于九亿，难道说人口问题就解决了吗？

　　计划生育罚款开阔了基层干部的胃口，在计划生育罚款开始不久，农村乱收费的浪潮又起，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性收费就高达三十多项。名目繁多的收费已使“干部进村”和“鬼子进村”具有同样的含义。农民集体砸坏乡镇政府、赶走干部、乃至干部吓得不敢回家的事在九三年之前已时有所闻。作者每当听到这样的消息难免“幸灾乐祸”，“幸”的是它让我看到了农民的希望，对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更有了深入的认识。老实且富忍耐力的中国农民只要过得去，就不会到政府门前示威，也就没人注意他们的遭遇。他们只能以农民式的幽默表达不满，如“毛主席万岁，邓小平万税”；江泽民主政后，则有“毛宰东(家)，江宰(人)民”(在江北一些地区，“宰”有时和“泽”读同音)等。农民的积极性确实被调动起来，但他们不积极行吗？否则，他们不可能有余钱购买下一季的化肥等生产资料。“文革”期间，农民每天的工作时间约为十至十二小时，现在至少会在十四个小时以上。当邓小平的改革让他们获取大量收益时，政府和贪官的手又将其全部拿去，留下几枚可怜的硬币。农民的节俭会让他们几年后建起砖房，买上电视，但他们对邓小平并不领情。他们说“如果按当年毛主席的方法，咱们现在也会盖新房，买电视，干得也不会这样累”。农民的心中自有一公平秤。

作者开始读博士时，对家乡农民来说无疑是学识“渊博”的。每次放假探亲，乡亲们总焦急地问：“政府还让不让咱们活”，“共产党还是毛主席那时的共产党吗”，“以后这农业怎么搞法”。他们用微弱的声音呼吁“政府能让我们歇三年，也能攒点生意本不”。很遗憾，我无法给他们一线安慰。由一群不懂农业，对农民没有深厚感情的官员制定的农业政策，是不会给农民机会的。

改革开放之初，沿海农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乘上经济发展的头班快车。当内陆地区农民商品意识觉醒，准备搭上后一班快车时，计划生育罚款和无穷的收费已无情地剥夺了他们买票的权力。也许，内陆地区的农民们已永久地错过了本来存在的发展机会，因创业的成本越来越远地偏离他们的能力。

　　直到一九九三年，中国政府才不好意思地取消了对农民的二十九项收费。这是涉及农民生活每个细节的收费。其中有些收费只需到农家小院站上五分钟就能发现它的荒谬。之后，作者曾上书国务院，希望政府考虑将粮、棉、油基本作物有关的农业税全免，经济作物和农副产品税收削减，并将其不再纳入中央和省级税。这一基本合理的建议显然未被考虑。农业税在中央和省级税中(工业落后省份例外)所占比例很小，经开源节流，不会对财政造成太大影响。和干部吃喝开支(二千五百亿以上)相比根本微不足道。但这确是给农民的一点安慰和希望。

　　如果您到广大内陆地区的县城走一遭，会见到漂亮的路灯、新修的街道、大型的商厦。可当您得知这儿没有一家工厂赚钱的时候，就会明白是谁在支撑这个城市的运转。给农民一份希望，也等于给城市一份希望，给国家一份希望。国家对每个城市人口在市政、就业方面要大量投资，国家给农民的仅是一块本来就属于他们的土地。

　　固然，农村改革让中国有能力养活众多的人口；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农业政策，显然是成功的。但如果站在生产者的角度，以“投入产出比”这一贯用的方法来评价的话，考虑劳动量增加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及子女教育费用(属劳动力再生产活动)增加等因素，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政策根本就是一场失败。

　　人们也许会拿乡镇企业说明邓小平政策的成功。成功的乡镇企业在广大内陆农村并不普遍。实际上，在“文革”期间，中国农村大队及公社一级的乡镇企业已有一定的规模，但农村改革后，这些企业象集体农业机械一样被废弃、黥吞。象作者家乡所在大队在“文革”期间建起了塑料袋厂和肥皂厂，但现在一家企业也没有。江浙一带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与这之前所打下的基础密不可分。尤其是毛泽东时代来自上海的知青，在江浙一带乡镇企业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薄一波的回忆文集中可知，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央从来就没想过乡镇企业这回事，中国农民的巨大创造力丰富了改革的思路。当然，中央政府毫不犹豫地将其划入自己的政绩，似乎乡镇企业只有到了改革开放才出现一般。

　　邓小平去世时，村民们见面打声招呼“邓小平死了”。没有怨恨，但也始终无法产生“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的那种感觉。他们村边的河是毛主席领导下挖掘的，路是那时修的，桥也是那时建的，当然已经残破……。天安门广场有一条永不干枯的人河流入毛主席纪念堂。其中，经常可看到衣着朴素，年逾花甲的老人，在儿孙们的搀扶下表情肃穆地步入纪念堂。他们不知如何献花，也不习惯城里人鞠躬的礼仪，只知道用磕头来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敬仰。如果纪念堂允许的话，中国亿万农民的双膝一定能在坚硬的大理石地板上跪出两个深深的凹痕。

　新中国建国五十周年就要到了。作为新中国创建人的毛泽东至今受到各种议论、批评、甚至指责谩骂。当今日的中国面临什么困难时(如城市住房紧张在于毛泽东没搞计划生育等)，人们还象八十年代那样将毛泽东作为代罪羊。至于这些指责的合理性已没有人深究了，因这些指责一般都不会遇到强有力的辩护；甚至中共中央也不会正式出面为毛辩护，因担心这可能导致外界对改革开放方向的误解。

　　今年九月九日，是毛泽东逝世二十二周年祭日，电脑网络上照例是一阵对毛泽东的批评和指责。作者再也按捺不住积蓄多年要还毛泽东本来形象的冲动，为毛泽东，也为自己和千百万人的感受和尊严辩护，为本来属于中华民族的一份荣耀辩护。也为了纠正已被扭曲二十年的一段历史。而扭曲这段历史的始作俑者就是邓小平和中共中央。

人本经济的成功尝试

（说明：该章内容在写《巨人的背影》这本书时进行了扩充，后授权北京一机构将书中该章全文刊出。刊出时，该机构网站将名字改为《建国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艰难历程》，并首次将作者名字前加了个定语“新加坡学者董玉振”。读者可以上网搜这篇文章阅读. 另有网站将题目改为《反思赶超战略时代的经济成就》）

　　"毛泽东不懂经济”几乎成了定论，而被海内外人士所接受。至于这个结论的根据是什么则很少人细究。就井冈山和延安根据地时期来说，在中国也算是最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满足几十万军民的生活和战争需要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没有成功的经济管理能力，要确保根据地的长期生存是不可想象的。建国之初，中国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工业基础，甚至连灯油要靠进口。经过二十八年的高速工业化，中国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１９５２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３０％，农业占６４％；而到１９７５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的７２％，农业则仅占２８％了。在毛领导下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倍。即使“文革”期间，工业平均发展速度也在10%以上。这样的高速增长居然被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贬之为“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让人不仅要问：“何处不是边缘？”

　　以下是几个关键部门的发展数据：

　　从１９５２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一百四十万吨增长到了三千一百八十万吨，煤炭产量从六千六百万吨增长到了六万一千七百万吨，水泥产量从三百万吨增长到了六千五百万吨，木材产量从一千一百万吨增长到了五千一百万吨，电力从七十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两千伍百六十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一亿零四百万吨，化肥产量从三万九千吨上升到了八百六十九万三千吨。同时，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由一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一百多万公里的公路，两万多公里的铁路(改革开放二十二年所建铁路仅一万多公里)，其中绝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使西南三省、青海、广西、福建、新疆、宁夏、河套平原等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在水利建设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兴建了五万多座水库。在文教卫生方面，在“文革”结束时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的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专院校、数千所的各类中专及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在“文革”期间，学龄儿童根本不存在上不起学的问题，与现在普遍存在的失学儿童现象形成鲜明对照。在各县城和公社建立了卫生院，并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城市居民实现免费医疗，农民看病也收费低廉，发烧感冒类打针吃药费用一般在一元(人民币，下同)以下。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成就是在国际环境恶劣、大战不断的情况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的。在毛逝世时，即没留下外债，也无通货膨胀，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极其罕见的。

由于建国初期国民生产总值基数低，即使保持10%的年增长率也难以支持如此快速的工业化进程，支付如此庞大的教育、福利和军费开支。实际上，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增长数据并没有反映经济的实际活跃程度，只反映了其中的一部分。另一大块未被计入的经济成分，如果按市场经济的角度考虑，是劳动力的成本。例如，在华北平原上某低洼处修建一座水库，因无需炸药开山，也没有机械参预，只有发动群众义务劳动建造，这座水库的建设成本约为零。这一经济活动在当时的经济统计数字上根本反映不出。但同样一座水库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造，其劳动力成本将成为投资部分，建成这座水库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将等于其实际投资额而被计入。铁路建设是另一特例。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因多建在地形复杂的地区，工程之浩大是难以想象的，最著名的要数桥隧占30%以上的成昆铁路。在今日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将难于应付如此庞大的铁路工程项目。但当时铁路建设是由劳动力零成本，训练有素的铁道兵完成，在低投资下确保工程的质量和进度。在毛泽东时代，劳动力开支的低微对确保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积累是必不可少的。

　　至此重新回到主题，即到底何谓“懂经济”？如果以经济增长速度来衡量领导人是否懂经济，那么毛领导下年均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不包括广泛存在的劳动力零成本所关联的经济活动)无疑证明毛泽东是一卓越的经济领导人。是否只有懂得市场经济才能称之为懂经济呢？市场经济是否是人类发展经济的唯一选择？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短短二十八年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无疑给了一否定的回答。

　　以毛泽东的智慧和他在旧中国生活的经历，他不可能不知道市场经济、股票市场等概念。但他试图寻找发展经济的一条新路，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更快地赶上英美等发达国家。这条新路作者称之为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它的特点是以人为中心，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它并不否定货币，但仅作为调节物质资源的手段，而不用于购买劳动力。而市场经济体系中，人和其它生产资料一样，不过是生产成本的一部分。相对而言，人本经济体现了对人的尊重。但它的实现需要较苛刻的环境，即：高尚道德的领导集体，群众觉悟的空前提高，明确的发展目标，将个体意志转化为群体意志的共同信仰。相对来说，市场经济实现的条件比较简单，即为个人欲望的实现创造一公平竞争的环境即可。

　　综观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他始终将人和人的教育改造放在中心地位。他用最通俗的语言、简单的口号让他领导下的军人和群众明白国家的目标、个人的价值和信仰。这是他领导下的军队战胜强大对手的重要法宝，也是他领导下的群众在没有物质刺激情况下劳动积极性空前提高的重要原因。这是他比其他领袖们远高一筹之处。

　　虽然人本经济已不适于今天的现实，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昨天的理由。毕竟毛泽东创建了适于人本经济发展的环境，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对昨天的简单否定将使今人失去了吸取其精华，并完善当前市场经济的机会。毛泽东的经济实践为人类的发展道路开辟了新的思路。未来的经济学家将会发现，毛泽东的人本经济实践很可能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未来状态，毕竟它比市场经济更好地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当然也能更充分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譬如，中国在工业和科技基础极其薄弱的环境下，只用十年的时间就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在并不很差的基础上并同时还伴随着技术的引进，至今推不出一辆象样的国产轿车。

　　当邓小平否定毛泽东的经济成就时得到群众的附和，为什么？原因很简单，邓小平发展消费品工业，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为重点。而毛泽东时期，敌对的国际环境要求中国不得不将重工业的发展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有重工业优先、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等。对于象新加坡这种小国来说，出口导向是唯一选择；中等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等，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则为合适选择；但对中国这种大国来说，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兼顾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就成了毛泽东时代的不二选择。除军品工业的需要外，中国民用工业的发展也对基础装备工业和工业母机提出了庞大的需求；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完全依赖进口根本不现实。没有毛泽东时代奠定的重工业基础，邓小平的轻工业，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发展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国家将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外汇去购买昂贵的电站设备、大型机床、采矿机械和载重车辆；彩电、冰箱生产线的引进就成了一句空话。邓小平主导下开始的以上海宝钢一期工程(180亿美元)为代表的洋冒进，耗干中国全部外汇，导致巨额财政赤字，几乎断送了“文革”结束时还不是很坏的中国经济，就是一突出的例证。没有毛泽东时代在中西部地区交通、能源、原材料、军工企业和三线企业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今日的中国将面临更加棘手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单地形复杂的中西部地区交通设施等基础建设就足以让邓小平的改革无所夸耀。很明显，轻工业的发展要比发展重工业和搞基础建设容易的多。

　　令人遗憾的是，当中国人在吃完第十个饼不再肚饿时，将前九个饼的功劳忘得一干二净。当一些国营企业的退休老工人因目前企业的困境而不能及时领到退休金时，中国政府和民间是否已忘却了他们的贡献？正是他们这一代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个人不计酬劳，国家高积累的情况下，才有了中国工业化的辉煌成就，才为今日丰富的消费品供应打下雄厚的基础。

　　毛泽东另一项让今人能作事后诸葛亮的即闭关自守，不搞对外开放。在建国前，毛泽东曾表示过访问美国的意愿。但形势比人强，建国不久中美即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战争的结果更让老美颜面扫地。围堵中国成了美国的重要战略。在军事上，东面有台湾、日本、南韩美军基地，东南方有菲律宾的基地，在西南方的印度受到美国的大力援助；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北方边境紧张；越南战争使中国南国境线吃紧。从解放至毛泽东逝世恶仗不断，计有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六二年中印之战，六十年代末期开始援越抗美，六九年苏联威胁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紧接着珍宝岛战争，七四年西沙之战。如果中国对外开放，也只能面向朝鲜，巴基斯坦，老挝，缅甸和泰国。美国作为战后最大的资金输出国和最大市场，不能为我所用，且尽力在技术输出上封锁中国。直到八十年代初，美国主导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的技术禁运高达一百七十多项，而对其死对头苏联的禁运才一百五十多项。台，港，东南亚至到八十年代初还没能力大量输出资金，即使有良好开放环境，也难有所作为。如果说邓小平时代打开窗户进来苍蝇的同时还能进点新鲜空气的话，那么在毛泽东时代则只能进来苍蝇。毛泽东是一位充满自信的领袖，他一生何曾惧怕过挑战？那些想当然地认为毛泽东担心外来思想会动摇他的地位和威望，是对毛泽东的根本不了解。建国至中苏决裂，中国的国门曾面向苏联、东欧打开；这种开放是以引进技术和成套设备为主。这期间，苏联对华一五六项成套援助奠定了中国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基础，而且大多数项目属于苏联最先进工业技术。就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相对收益而言，这段时间决不逊色于邓小平前十多年开放的成果。

　　谈到毛泽东在经济方面的败笔，就不可能回避“大跃进”。它确实给当时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作者在此也无意为“大跃进”辩护。令作者深感遗憾的是，当我们不断批评“大跃进”时，却很少有人检讨在毛泽东逝世后由邓小平主导的“洋冒进”及严重脱离实际的“十年计划”。这是否存在着评价历史问题时的双重标准？毛泽东曾为“大跃进”的失误检讨，而邓小平却对“洋冒进”低调处理；华国锋因当时所处的位置和很快下台，更无意间背上了这口黑锅。

　　“洋冒进”的特点是无视国家的外汇支付能力，通过大型工业项目的全套引进来迅速提高工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由于严重脱离实际，缺乏科学论证，致使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和外债，为八十年代初可能爆发严重通货膨胀埋下了种子。一些大项目不得不半途停工。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成功，不仅缓解了财政状况，而且节省了一笔进口粮食的外汇，化解了“洋冒进”对经济的巨大冲击。否则，中国的经济真要被邓小平拖到“崩溃的边缘”。

“洋冒进”的另一恶果，是由于论证的草率而导致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和对地方产业结构优化的永久性破坏。上海就是一例。因上海远离能源，原材料基地，两条铁路已紧张不堪，而上海的优势在于一流的科研力量和劳动力队伍。因此，上海的产业发展方向应是优质轻工业品和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然而，重点全套引进项目——宝山钢铁总厂的建设却使上海的产业结构不可挽回地继续走重型化的道路。当上海汽车工业占中国市场办壁河山时，人们已经忘了它正是“洋冒进”留下的苦果。当然，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上海与其它地区的发展不平衡。

如果说“大跃进”的后果已经弥补的话，那么，“洋冒进”的影响将长期地持续下去。当邓小平在一九八一年主持通过《关于建国以来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责毛泽东“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时似乎忘了，他所犯同样的错误还没来得及纠正。

　　中国自一八四零年以来，山河残破，国无宁日。只有在共产党革命胜利后，中国才真正有了江山一统和发展经济的良好内部环境。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一代人来说，希望国家尽快强大起来本是可以理解的，犯一些拔苗助长的错误也不应给予过多的指责。毕竟他们也是出于良好的心愿，而非个人英雄主义作祟，换了别人也很可能犯类似的错误。总结历史的目的应在吸取教训，而非指责先贤。更不应以双重标准，贬毛以扬邓。

　　邓小平的改革实际上是将毛泽东时代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转化为新时代的市场经济，将重工业优先的产业政策转向轻工业优先、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并重的政策。这种转化本身并不存在进步或倒退的问题，只是选择适合当时社会环境的经济发展道路。邓小平的对外开放也是将毛泽东时代没条件开放下的闭关自守，转化为外部条件许可情况下的打开国门。将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称之为一场革命，是不客观的，也有违历史的辩证法。

　　毛泽东的经济也并非完美无缺，它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但不应因此来否定毛的经济成就，进而证明邓改革的合理性。正如莫里斯·迈斯纳所说：“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邓小平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但从照片质量看，是影印本，不是原版，我前年买了一本。

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634346976169757476

董玉振大概是98年在网上写出网文，后来2003在网文基础上完成了《巨人的背影——为毛泽东辩护及当代中国问题省思》，现在是第二版。董作为农民子弟出身的知识分子，为了出此书，自己搞了个出版公司，花了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富。如果有谁看了电子版，希望能打钱给董。

该书的参数、价格及计划发货时间：

该书大32开本，520黑白印刷页，8页彩色页。

精装，高级布料敷面，带一个盒套。既可起到保护作用，作为小礼品也可以更美观。

定价：46新币（大概相当于230元人民币）。这个价位其实是这个厚度的书籍在新加坡和香港的平装书价位。这次精装增加的成本并没有转嫁给读者。

凡订购量较大的团购者，或有意赞助董博士学术研究经费者，可直接与出版社负责人接洽：微信：gudongz 或 电邮：[email protected]

该书第一版得到了新加坡李氏基金的赞助。本次出版时将对赞助人给予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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