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这位名媛有了解的吗？ -- 燕人

2021-02-24 11:45

相声，是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艺术。在很多朋友看来，相声是我国的国粹，其历史理应非常悠久。根据相声艺术家们的表述，相声这门艺术可以追溯到西汉汉武帝时期，他们的祖师爷是大名鼎鼎的幽默大师——东方朔。

然而实际上，相声的历史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长，满打满算实际也不过一百来年，起源于清朝末年的北京街头，拆分于全堂八角鼓。

众所周知在旧社会，表演艺术的从业者居于社会底层，被称为下九流。盖因艺术家们不务本业（农耕），终日以卖弄嘴皮甚至于卖弄色相为务。因此，戏曲演员长期被列为贱民，曾饱受歧视。而在各类艺术家中，相声演员又是底层中的底层，连唱戏的都不如。这是因为戏曲演员有戏班，有戏院，收门票，在收入上是有保障的。

而反观早期相声，既没有团队，也没有场所，在天桥下撂个摊子就能开侃。由于不收门票，因此收入只能靠观众们的好心施舍。然而在一穷二白的旧社会，人民大众尚不能自糊其口，哪有余钱去施舍相声演员。

因此，早期相声演员往往是干一天的活，糊一天的口。如果长期没有收入，相声演员就要活活饿死。常言道，只有经济独立才配谈尊严，早期相声演员是毫无尊严可言的。即使是死，也难得其所。例如相声先驱朱绍文就曾自嘲：

“满腹文章穷不怕，五车史书落地贫”。

为此朱绍文给自己取了一个艺名，叫穷不怕。而他的徒弟则和他相得益彰——落地贫。

由于贫穷，在旧社会因饥寒而死、因无钱医治而病死的相声演员绝不鲜见。到了后来，相声有了一定观众，演员收入总算有了保障，甚至一些名角还发了点小财。然而在总体上来说，相声演员还是被社会大众所看不起。大家都喜欢听相声，但是压根没什么人愿意学。

由于社会地位低下，相声演员们常常自暴自弃。有了点闲钱，就去赌博、抽大烟乃至于嫖娼。而这也加剧了社会大众对相声演员的偏见。

然而相声神童常宝堃的出现，却在很大程度改变了相声演员在人民大众心中的形象，因为他是中国相声艺术家中第一位也是绝无仅有的革命烈士。

常宝堃，艺名小蘑菇，满洲人士，出生于1922年5月5日，祖籍北京，却出生于张家口。他的父亲常连安曾是一名京剧演员。但在14岁那年，处于变声期的常连安无法再唱戏。因此在19岁那年，他开始学习变戏法，到处摆地摊卖艺。

1923年时，张家口闹水灾，饥寒交迫的常连安便带着妻儿来到天津讨生活，在“万傻子班”说相声。

随着人口的增多，常家的生活开始有些不好维持。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年仅6岁的常宝堃却用他稚嫩的肩膀担起了养家的重任。

常宝堃自幼生得聪明伶俐，口齿清脆，又肯吃苦。因此常连安经常带着常宝堃在天津到处“撂地”卖艺。一开始，常宝堃只是为父亲暖场，来几句开场白。然而到了后来，常连安发现儿子极具天赋，短短几句话就能把观众逗得前仰后合。因此常连安索性和常宝堃组成了父子组合，常宝堃负责逗哏，常连安负责捧哏。虽然两人年龄悬殊，站起来差半截，但是表演起来却相当默契，第一次表演就博得满堂彩，挣了不少钱。

自打常家父子说了相声后，前来捧场的观众也越来越多，家庭的收入也充盈了不少。常宝堃天赋出众，把父亲教的30多段相声背得滚瓜烂熟。见此情况，父亲常连安且喜且忧，喜的是常宝堃是个说相声的好材料；而忧，则是担心自己不能开发孩子的天赋。由此，常连安带着常宝堃到处拜访名师，最终结识了当红的相声名家——张寿臣。

见到常宝堃后，张寿臣一样便相中了这个口齿伶俐、聪明过人的“小灵童”。于是张寿臣将常宝堃收为儿徒，成为了他第一个徒弟。拜师之后，常宝堃白天跟着父亲到处表演，晚上则到张寿臣家学艺。说学逗唱，相声演员有很多要学、要背。因此常宝堃总是抓住一切时机，背诵张寿臣教给自己的段子，坐车时背台词，吃饭时也背，甚至进了被窝，嘴里还是念念有词。

常宝堃的不懈努力，让他在天津卫一炮而红。在常宝堃的时代，相声演员的境况比以前好了很多。相声这门艺术虽然源于北京，却兴于天津。相声，成为天津百姓茶余饭后最喜欢的消遣手段。在剧院里，相声名家的演出极受欢迎，总是一票难求。而年仅12岁的常宝堃，很快跻身于相声名家这个圈子。

当时，常宝堃已经能说200多段相声，常常能把观众逗得前仰后合。其后，他先后在侯家后顺义茶园和中原公司演出。其后，常宝堃又借助于当时的“新媒体”——广播扩大了自己的名声。在电台里，常宝堃与父亲一起说对口相声，一捧一逗，又火炽又严。著名评书艺人连阔如曾说：最近我在北平常听天津广播电台播来的各种杂技，其中最可听的就是常连安、常宝堃的相声。

人们为了听常宝堃的相声，特意去购买昂贵的收音机。到了春节时，常宝堃总在电台中给自己的忠实粉丝拜年。几天后，各地给他的信件总是像雪片一样飞到常家。

不仅如此，小小的常宝堃还是个“带货能手”。相比于干巴巴的枯燥广告，常宝堃总能将广告内容和相声相结合，既幽默，又风趣，总能让其所代言的商品大卖特卖。

常宝堃的商业价值，让他的身价水涨船高。据他的弟弟常宝华回忆，常宝堃挣的不是钞票，而是一罐罐黄金。其后，常宝堃的五个弟弟——常宝霖、常宝霆、常宝华、常宝庆、常宝丰也开始说起了相声，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常氏相声”，在天津与侯氏相声、马氏相声交相辉映。

到了1935年，胜利唱片公司又为他录制了相声专辑——《小孩语》。这么小的年纪录制相声唱片，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了。

到了1936年，常宝堃得到了一个新的相声搭档——赵佩茹。从此，常宝堃和赵佩茹珠联璧合，常宝堃机敏洒脱，赵佩茹左右逢源，两人表演起来旗鼓相当、严丝合缝，创造了一种紧凑、炽热、明快、引人入胜的艺术风格。

虽然常宝堃名满天下，可是相声演员并未摆脱“戏子”的低等地位。常宝堃跑街串场子，总能接触到各类达官显贵——军阀、官僚、黑帮头子、资本家等等。这些有权有势的老爷、阔少们，经常欺侮常宝堃，让他受尽了剥削和凌辱。一些老爷甚至将烟头按在常宝堃的光头，以此来取乐。这些痛苦，在常宝堃有效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但是为了养家糊口，他也只能忍气吞声，笑在脸上，却将痛苦藏在了心里。

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日寇的铁蹄踏遍了整个河北。在沦陷区，日军烧杀抢掠，汉奸、伪军作威作福、鱼肉百姓。见此情况，年仅16岁的常宝堃义愤填膺，于是他与赵佩茹合作了一个又一个的段子，抒发自己心中的愤怒。

当时，日寇为了以战养战，强迫百姓们献铜献铁。为此，很多家庭甚至连唯一的铁锅都不得不交出。

有一回，常宝堃在表演传统相声《耍猴儿》时，突然对赵佩茹说：

“咱们今天耍猴的话，我们要用嗓子模仿铜锣咯！”

捧哏赵佩茹一听，即心领神会地问：“你的锣呢？”常宝堃回答：“嗨！我的锣献了铜了！”

常宝堃此语一出，场下观众齐声喝彩，捧腹大笑，只有那些伪警察、伪军官气得要打人。到了第二天，伪警察局便以“有伤风化”为名，将常宝堃抓了起来。若非常连安使钱通融关系，常宝堃必难免于牢狱之灾。

然而常宝堃并没有被日伪的强暴所吓倒，于是他又编出《牙粉袋儿》《打桥票》等段子，讥讽日伪的贪婪和无耻。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进行反动宣传，又威胁利诱艺人们编排戏曲讽刺共产党、八路军。然而常宝堃却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没文化，编不出来，你们编出来我也演不了。”

平津战役后，天津被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常宝堃被选为天津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并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卖艺人，居然能面见国家领导人，这让常宝堃有了翻身做主人的喜悦。于是他的创作热情被彻底激发了起来。他文思如泉涌，创作了《新灯谜》《新酒令》《封建婚姻》等反映新社会、新生活的新段子，深为观众所称道。

1950年，朝鲜半岛炮声隆隆，我们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了。后来，中央组织了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并要组建曲艺大队。于是，常宝堃毫不犹豫地去往天津文化局报了名。他对局长阿英说：“我虽然不是拿枪的战士，但是我可以用相声去慰问我们最可爱的人啊！”

就这样，29岁的常宝堃作为慰问团曲艺大队的副队长，在团长廖承志的带领下，奔赴到朝鲜前线。

进入朝鲜境内后，常宝堃发现这里已经看不到一座完整的城市、一个完整的村庄。美军惨无人道的暴行，让常宝堃义愤填膺，更让他心中燃起了仇恨与愤怒的烈火。

和普通志愿军战士一样，常宝堃将朝鲜当成了自己的祖国，将朝鲜人民当成了自己的亲人。他住在朝鲜百姓家中，总是带头为他们挑水、烧火、扫院子，甚至将房东许久没有扫过的牛棚积粪给清理干净了。

到了4月16日，常宝堃一行终于抵达了前线，并为杨得志率领的19兵团官兵表演节目。当时正值第五次战役前夕，美军加强了对我军的轰炸。但在敌人的炸弹之下，常宝堃却没有丝毫的危局。每次说相声，要都要说两段以上。不仅如此，他还总是问战士：“还听不听？要不要再讲一遍。”有的战士还拉住常宝堃的手兴奋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常宝堃啊！我听过你的黑胶唱片，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

还有一次在山上演出，当时天将傍晚，常宝堃和赵佩茹正准备进行表演，天空却飞来三架美军战机。为了保护慰问团的安全，防空战士们到处布置了防空哨，只要敌机一来就向天空开枪。但是美军的轰炸，并没有影响常宝堃的演出热情。甚至，他还指着敌人投掷的照明弹说：

“我们得感谢老美啊，他们知道天黑了，临时给我们拉几颗照明弹。”

演出任务圆满结束后，常宝堃一行便要启程回国了。临行前，常宝堃坚定地说：“我们走了，还会有更多的人来。”

就在常宝堃即将返回祖国时，悲剧却发生了。4月21日，常宝堃所在的曲艺分队来到一个小村庄。23日下午一点多钟，刚刚用完午饭的常宝堃正在和赵佩茹一起研究新相声段子——《揣骨相》。就在这时，突然出现了四架美军飞机，对着他们居住的两间房子就是一阵乱扫。

常宝堃躲避不及，被一颗机枪子弹贯穿了头部，当场牺牲。随后，敌人火箭炮又击中了附近一座防空洞，躲避在其中的大鼓演员程树棠也英勇牺牲。

很快，常宝堃、程树棠牺牲的消息便传遍了大江南北，并传到了常家人的耳朵里。在一次座谈会上，领导们沉痛地对常宝堃的弟弟常宝华说：“您的兄长殉国了。”

据常宝华回忆，听到“殉国”两字，自己的头嗡的一声，整个人差点晕倒。然而在悲痛之余，常宝华又为兄长感到光荣，他在电视节目中回忆道：

“我没什么文化，但是我却看过小人书。只有杨家将、文天祥这样的大英雄才能用殉国二字，而我的哥哥却也殉国了！”

前文也提到，曾经的相声演员很难死得其所。常言道，人不能选择怎么生，却能选择自己怎么死。而常宝堃却选择了一条与以往相声演员截然不同的死法，那就是为国而死。在相声乃至于曲艺界，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死法，也让中国曲艺界与有荣焉。

5月12日，常宝堃、程树棠的灵柩运抵天津，并在天津卫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热潮。在祭奠仪式上，常宝堃的师傅张寿臣到场致祭。在张寿臣看来，常宝堃是自己一生的骄傲，因此在灵前，张寿臣老先生一字一泪，悲愤至极，他念道：

“常、程二位烈士为国牺牲，为亲友得到保家卫国的光荣，使汝二人灵魂永久不死，精神永守鸭绿江东，永垂不朽，万古英风。我要向你等学习。师生反做师生。”

18日上午11时，社会各界为常宝堃、程树棠举行了盛大的送葬仪式。一开始，送葬队伍有1.5万人。到了后来，天津市民听说是为常宝堃送葬，人数竟多至70万人，声势浩大的送葬队伍蔓延半座天津城。学生、市民激昂地高呼着口号，“打倒美帝国主义”之声响彻云霄。而光荣负伤的赵佩茹也坐着救护车，含泪送了战友最后一程。

下午六点，天津市长黄敬专门去往常宝堃家慰问，他握着三弟常宝霆的手说：“我们一定抗美援朝到底，为烈士报仇！”其后，黄市长又抚摸着常宝堃两位幼子常贵田、常贵祥的脸说：“好孩子，你们一定要好好念书，长大后完成爸爸生前的志向，给烈士报仇！”

常贵田回答说：“现在我年纪很小，暂时不能为父亲报仇，现在我的志愿是好好学习攻克，认真帮助弟弟学习，帮助妈妈做事，不让妈妈生气。我长大后一定参军，把美帝消灭，给父亲报仇！”

常宝堃的牺牲，并没有吓倒天津乃至于中国文艺界。听说常宝堃牺牲后，相声大师马三立二话不说，立即前往天津文化局，自告奋勇要去朝鲜进行慰问演出。另一位相声大师侯宝林也义不容辞，光荣成为第二届赴朝慰问团的一员。而常宝堃的弟弟常宝华则接替哥哥担任曲艺队队长的职务，与马三林等人勇敢地奔赴朝鲜，践行了烈士“我们走了，还会有更多人来的遗言。”

常宝堃的牺牲，同样激发了志愿军战士的义愤，特别是19兵团的官兵。不管有没有听过他的慰问演出，19兵团的战士皆摩拳擦掌，要为常宝堃报仇。而兵团司令杨得志更是喊出了“为亲人复仇”的口号。最终在第五次战役中，19兵团击破敌军，为国立下了很大功劳。

常宝堃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常宝堃若不早逝，其成就未必比马三林、侯宝林低。但他的牺牲，却对相声有着继往开来的意义。相声艺术，从此脱离了低俗、低级趣味的标签，去除了往日的偏见，最终成为了国粹，一门伟大的艺术。

与此同时，常贵田继承其父亲的遗志，于1958年加入了军队，成为一名光荣的文艺战士。在对越反击战期间，常贵田还通过电话，为驻守在猫耳洞中的解放军战士讲相声。

如今，常氏相声已经传到了第四代，常亮、常远、杨凯等人开始崭露头角。其中常远更是频繁触摸于大荧屏，与沈腾、马丽等人一起，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优质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