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六：死里逃生靠什么（九、十） -- 孤星

微信公众号 云在西湖 同步更新。

伟大领袖多次讲过：“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或基于长期的上下级关系，或基于相同理念、秉性，或基于亲友、同学、同乡等私人关系，走得近一点，也很正常。所谓的山头、派系，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确实是存在的，但不能什么事都狭隘地扯到山头、派系上。伟大领袖对出身井冈山和“双一”的干部高看一眼，但总体上用人还是注重五湖四海。彭德怀就是喜欢彭雪枫、黄克诚。黄永胜认为，晋察冀时期，聂荣臻最喜欢的就是杨成武、王平。

刘志丹、谢子长是土地革命时期西北唯二毫无争议的领袖人物，一个出自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一个出自陕北革命根据地。阎红彦等认为，谢子长威望更高、影响力更大。但认为刘志丹贡献更大的看法占上峰。刘志丹比谢子长多活了一年多，陕北、陕甘边大发展是在刘志丹领导下实现的。陕甘边、陕北的一些干部（如贺晋年），认为谢子长当时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没有形成一套完整路线，也犯过错误，相对而言，刘志丹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路线，后期没有犯过明显错误。

谢子长去世之后，高岗成为西北红军中仅次于刘志丹的二号人物。成立红15军团时，代表红26、27军担任军团领导的就是刘志丹、高岗。刘志丹在东征中牺牲之后，高岗作为西北“正确路线”的代表，逐步被中央看中，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西北局书记等要职。高岗身居高位之后，对于西北革命领袖的排位，除了刘谢、谢刘以及二人同等贡献之外，还有刘谢高、谢刘高、刘高谢等提法。也有不服高岗的，比如一直与高岗关系不睦的阎红彦。高岗如日中天，阎红彦还向刘少奇、任弼时等反映高岗的问题，说的也不见得都是事实。高岗垮台后，阎红彦成了坚持原则、敢于反抗高岗权势的“受迫害对象”。但高岗是有能力有贡献的，不能因为后来出事就予以否定。在1937年5月召开的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不是会议代表的高岗（郭洪涛搞的）竟然以最高票数当选执行委员，足见其在陕甘宁干部中的威望和影响力。贺晋年在上世纪80年代还认可刘谢高这个排位。

还有人提出刘谢高阎甚至谢阎刘的排位，阎似乎对此默许，并利用一些场合自我表功。但同为陕北革命根据地重要领导人的贺晋年、马文瑞1945年在西北历史座谈会上分别讲：“至于阎红彦，在当时也好，以后也好，和刘、谢、高这些同志来比，他是最年青的一个，能力上也是最幼稚的一个，组织观念也数他差，不管在能力上、威望上、党性上，和刘、谢、高比起来还差得很远。”“至于阎红彦同志，依这些标准来看是不够的，不应列在领袖之内的，且胜过他的同志也有不少。”在西北历史座谈会上，阎红彦属于被打压对象，对他的评价只会低不会高，但要列入“领袖”一级，与刘谢二人比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比较复杂，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从平行发展逐步走向联合统一。贺晋年认为：“1935年前，陕甘边和陕北是被敌人分割开的两块根据地、两支革命武装，因而也就存在两个领导关系。陕甘边根据地和武装属于陕西省委领导；陕北根据地和武装则受中央驻北方代表的领导。在革命斗争中，两支革命武装虽然常有联系和配合，但基本上是各自进行活动的。”

陕甘边根据地重要领导人之一、曾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的张秀山说：“1934年7月，谢子长、郭洪涛带领陕北游击队来到南梁，老战友相见非常亲切。……在此之前，陕甘边特委与陕北特委有些联系，但是因受敌人包围和阻隔，往来不多。两个特委又分别属于两个上级机构领导，陕甘边特委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陕西省委归党中央直接领导；而陕北特委归中共北方局，其后为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双方逐步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和互相支援，最后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于1935年2月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了完全统一。”

陕甘边与陕北、红26军与27军的关系，马文瑞在西北历史座谈会上说：“在这个问题上，有如下的论点和看法：①陕甘和陕北是两个系统，陕北之工作成绩是属于陕北的，高干会的文件是估计不足；②陕北党创造了游击队和26军，而26军归陕西省委，后又帮助了陕北；③如无26军的帮助，陕北也能发展游击战争，事实就是吴堡的情况；④陕北的群众工作好，陕甘则差，不好；⑤陕甘和陕北是兄弟关系。”

“总起来说应该是这样：即在西北人民与党的长期斗争中培养出人民的领袖刘、高、谢等。他们有正确的思想和能力，再加许多强的干部、党组织力量，创造了一支红军主力——26军，然后依靠他们的正确路线，依靠这支主力，再加上地方工作基础和与机会主义的坚决斗争，便发展了西北的红军与苏区根据地（包括陕甘陕北）。因此，刘、高不能说只是陕甘26军的领袖，而不是陕北和27军的领袖。我觉得都是的，因为事实是如此，结论也应是如此；其他各种说法都是不正确或不完全。如将陕北27军和陕甘26军分割开来，以为完全是两个东西，或说只陕甘好，或说只陕北好，或说26军之下一切都正确，陕北一切皆不正确，都是不对的。当然有区别，因朱理治未来前，郭洪涛的错误路线不能到达陕甘的，但应说是整个之中有两条路线，代表正确者是刘、高，代表错误者是郭洪涛和朱理治。”

这个结论是比较客观的。

阎红彦在西北历史座谈会上讲，没有红26军就没有陕北、没有陕北就没有红26军，这两种说法都对，也都有错误；没有陕北党和他长期的活动，很难有红26军，反过来说，没有红26军，也没有陕北，很难有33年到34年大量在陕北开展的游击战争；这个问题分开来说是不大好的，要说应当是：前一阶段陕北党领导帮助创造了红26军，后一个阶段红26军又帮助领导创造了陕北苏区。

车轱辘话翻来覆去，都差不多。

1931年9月，阎红彦、吴岱峰、杨重远等率领的晋西游击队，受敌围攻，西渡黄河来到陕北，只剩下约30人。陕北特委委员、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倾力帮助，组织送物资、输送兵员，帮助游击队扩充到上百人。游击队后与接受其主张（服从指挥、不抢百姓东西、不强奸妇女）联合行动（算收编吧）的杨琪、杨鼎和师储杰两股土客武装（鸦片烟商的武装保镖）二百来人南下（南下后，游击队与陕北特委关系不大了，但陕北方面还向其输送人员，游击队也送一些烟土硬通货回去），与刘志丹的队伍会师，成立700来人的西北反帝同盟军。

西北反帝同盟军经过三嘉塬缴枪事件之后，只剩下100来人，在谢子长主导下正式打出红旗，成立陕甘游击队，逐渐发展成红26军，并创造了陕甘边根据地。红26军1932年12月成立时，仅辖42师第2团（未成立军部、师部），200余人；1933年6月成立第4团，100余人；1933年11月，正式成立42师，辖第3、4团，500余人；1934年秋，发展到4个团2000余人。陕甘边地广人稀，根据地成立之前南梁山区人口只有2400余人，所以扩红很慢，没办法。

红26军成立之后，派干部，送枪送钱，派兵北上策应作战，有力支持了陕北特委和谢子长领导下的陕北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发展。1934年7月，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陕北特委组织部长郭洪涛兼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总指挥部下辖3个支队，共300余人。当月，陕北特委、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与陕甘边特委、红42师党委在阎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会上决定，谢子长接替高岗担任红42师政委。会后，红42师3团在谢子长率领下北上，在粉碎国民党部队1.5万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围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是决定性作用）。陕北游击队几个支队，战士基本都是农民，没有战斗经验，枪也不好，主要靠红3团。陕北第二次反围剿时，红26军主力来到陕北，与1935年1月由陕北独立师改编而来的红27军形成统一指挥（成立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共1000多人，而国民党正规部队加地方民团共五六万人。粉碎第二次围剿后，两片根据地连成一片，红27军也很快从五六百人发展到两三千人。可以认为，红27军是在红26军支持带动下发展起来的，但不能说红27军是由红26军创造的。

在晋西游击队和师储杰等队伍到达南梁之前，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到底存在不存在？刘景范、张秀山、王世泰等陕甘边的干部认为其存在，成立的时间说法不一，有的说是1930年9、10月，有的说是1931年8、9月。而出身晋西游击队的一些人认为此前南梁游击队并未成军，他们在南梁找到刘志丹之后，刘志丹才把几支一直有联系的民间武装（民团、土匪性质等）整合起来。不管怎么说，刘志丹的基本盘是最初靠他的个人影响力组织起来的当地民间武装。民间武装就在那里，问题是何时才整合到一起，形成党领导下的建制部队。这个事看怎么认定、从什么时间开始计算吧。

到底有没有南梁游击队、刘志丹的基本盘到底什么时候形成，实际上涉及到一个各方纠结的“正统”问题，那就是红26军的种子、源头到底是哪支力量，光荣历史到底能追溯到何时。是如阎红彦等声称的只有晋西游击队一个源头，还是晋西游击队、南梁游击队双源头？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刘志丹在陕甘边的关系资源、影响力，南下的晋西游击队是不好发展起来的。刘志丹的格局、视野、能力也要高出游击队那波人很多。

按照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指示，冯文彬、宋时轮于1985年9月4日至10日，邀请原在陕甘边和陕北地区工作的部分领导干部，对《西北红军战史》中若干有争论的问题及如何处理进行了座谈，形成了《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央同意这个报告。随后，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的通知，强调“会后对西北红军历史有关问题的提法，应以这个《报告》为准。”

关于南梁游击队和晋西游击队的性质问题，《报告》中是这么说的：

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农民武装，经过一年多的游击活动，到1931年下半年发展到300余人，在陕甘边界的南梁地区组成南梁游击队。1931年春，中共山西省委组织了晋西游击队，在吕梁山南段开展游击战争，后来在敌人“进剿”下，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发展到300余人，改称陕北游击支队。1931年10月，两支游击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对这两支游击队的性质，曾经有过不同看法。经过座谈，大家认为，对于这个问题，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加以分析，从本质上看。南梁游击队成立初期，成分比较复杂，作风纪律不够好。晋西游击队与陕北地方“保运”武装合编之后，也存在着类似问题。但是，这两支游击队当时都有党的领导，它们的斗争矛头都是指向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地主豪绅的，后来它们都是组成西北红军的基础。因此，尽管当时部队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部队的番号也有不同的叫法，但应肯定这两支游击队都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刘志丹、谢子长之间有分歧，但总体上是亲密战友，至少从刘的角度分析如此。也有人分析认为二人关系一直比较紧张。

谢子长在陕北第一次反围剿的河口战斗中受伤之后，刘志丹两次前往探望，二人还就西北军委主席人选争论许久，相互谦让。谢子长去世后，为稳定民心军心，不让敌人知道，刘志丹决定不发丧，后来提议西北工委把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

1935年2月5日西北军委成立至2月21日谢子长去世，在这16天中究竟是刘志丹还是谢子长担任西北军委主席，目前似仍无定论。常见说法是谢子长最后以西北（一说陕北）军事特派员（孔原任命的）身份决定由刘志丹担任，刘志丹最终同意。贺晋年上世纪80年代提到，有人回忆，刘志丹当时起草的布告上，写的是军委主席谢子长，副主席刘志丹、高岗。他认为刘志丹一向谦让，这种安排也是可信的。当然，这个问题其实不是问题，谢子长当时伤重，也只能由刘志丹主持西北军委工作，不管是以主席还是副主席名义。

刘志丹的探望应该给了谢子长不少温暖。相比之下，郭洪涛的一些做法令谢子长很不爽。郭洪涛1942年11月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发言承认，他嫌谢子长养病时花钱太多，“有些奢华”，还要走了谢子长用的几支枪；谢子长去世后，他还说“老谢这个人没有能力，连一个支部书记都当不了”（谢活着的时候，郭也没少说他坏话。郭后来娶了谢遗孀史秀芸）。他自己是这么承认的，很多人在会上也是这么揭发的，火力十足。朱子休在会上说，郭洪涛经常说谢子长糊涂，拉拢地主富农，阶级观念不明确。贺晋年在会上说，谢子长和他养伤的地方离得很近，因为苏区不巩固，谢子长把自己的两支枪给了他一支防身用，但陕北特委派人跟他要，说要送到前方用，谢晋年不给，来人又去跟谢子长要。谢子长当时伤势很重，因为安全原因，经常被抬着转移，伤心地哭了，把要枪的人骂了一顿。没有枪防身，敌人来了怎么办呢？

郭洪涛一向看不起刘、高等陕甘边的干部，针对他们搞事情。但说他是陕北“小山头”的代表吧，也很勉强，实际上他有点“单干户”的意思，“不合群”。按黄罗斌、朱子休等人的说法，郭洪涛很不正派，1933年底回陕北后，先是拉霍维德打击马明方（所谓富农路线），在阎家洼子会议上又拉谢子长打击高岗，后来又拉高岗打击谢子长，朱理治到陕北之后又拉朱理治打击刘、高等人。郭洪涛后来一直辩解，在肃反问题上，他不认为刘、高等是反革命，不是有意陷害。

要说不是有意吧，他一个劲地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似乎陕甘边和陕北的领导人中只有他自己一贯正确，怎么解释呢。只能理解，他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坚定认定这帮人都有问题（他自己认识上有错误），而不是他明知道这些人没问题而恶意诬陷他们。哈，信不信由你。

按照目前的主流说法，谢子长在三嘉塬缴枪事件上是有错误的，在阎家洼子会议上也是有错误的。但没看到陕甘边、陕北的干部中有人据此认为谢子长人品有问题。中国革命是在探索中前进的，“正确路线”是在实践中探索而来的。主观上认识不足，在紧急状况下掌控形势、处理问题能力不强，相互之间意见不一致、有分歧，也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

对于三嘉塬缴枪事件，当事人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刘景范等人认为是极其错误的，阎红彦、吴岱峰等人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先看一下官方结论：

上文提到的中央办公厅1985年印发的《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对三嘉塬缴枪事件是这么描述的（以下两段）：

1931年10月，刘志丹同志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同以晋西游击队为基础组成的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反帝同盟军。陕北游击支队编为第一支队，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支队长。部队进驻正宁县三甲原后，谢子长同志和部分其他领导人认为第二支队成分不纯，部队不稳，于1932年2月6日（春节）缴了第二支队的枪（有的称“三甲原缴枪”）。

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件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已经去世，现在主要是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不宜再去追究个人责任。

综合当事人说法和分析材料，基本情况是这样的：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之后，谢子长、刘志丹在几个问题上存在比较大的分歧，于是谢子长这边，以贯彻省委反右倾主义、反调和倾向的指示，清洗部队内部不纯分子为由，缴了包括刘志丹（是否缴了刘志丹的枪有争议）在内的整个二支队三个大队的枪，解散了部队，并开枪打死了二支队一大队队长赵连璧（绰号神枪赵二娃，闫红彦或白锡林开的枪）和三大队副队长谷聚山，随后被吓坏了的一支队队长师储杰带旧部投奔了杨虎城，导致同盟军七百多人（也有说五百多人的）的部队只剩下一百多人。

谢刘二人的分歧集中在几个问题上。

一是省委要求反帝同盟军到西安附近活动，认为那边群众觉悟高，容易扩大影响力，谢子长对此赞同，刘志丹认为本钱不够，那边敌人实力强大，部队过去无法立足，很危险。

二是如何清理整顿部队。西北反帝同盟军成分很杂、纪律涣散，谢子长主张快刀斩烂麻，该杀的杀，该逐走的逐走，该枪毙的枪毙，但刘志丹认为大多数人员（包括前土匪）都是贫苦人家出身，比较勇敢，有战斗力，可以慢慢从思想上改造。在斗争实践中，刘志丹一直坚持“红白灰”三色斗争方式。红，就是发动群众，搞自己的队伍。白，就是搞兵运（当然，搞了很多次，拉出来一些队伍，但由于未与农民运动结合，最终都失败了）。灰，就是争取、教育、改造绿林武装，变成自己的队伍。实践证明，“灰”色方式是有可能实现的。比如说，后来经过刘志丹等长期做工作，黄龙山“山大王”郭宝珊于1934年10月带领100余人投奔红军（当然也是因为被杨虎城派兵剿得没有其他出路），这支队伍后被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经过整顿教育，成为红26军主力部队之一，郭本人后来表现也很好，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当然，改造绿林武装，得有自己的基干力量，逐步去感染、带动，没有自己的力量，空手套白狼是不可能的。

上文讲过，西北反帝同盟军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综合一些干部后来的回忆材料，刘志丹带的队伍，前身是赵连璧、杨丕胜、贾生财等人拉起来的民间武装，主要成分是合水、庆阳、宁县山区的贫雇农和游民无产者，包括部分土匪，群众纪律比较差。特别是赵连璧的一大队（过去就是抢人的），抽大烟的很多，有人夜晚出去抢劫（卖钱、换烟土）、强奸。师储杰担任支队长的一支队中，由原土客武装改编的三个大队以前当保镖有收入，没有抢劫习惯（亏本了偶尔也抢），经过整顿之后（包括派党员进去当干部掺沙子），纪律有所改观，抽鸦片的少了，出去抢劫也少一些（跟师储杰、杨鼎不抽鸦片有关）。一支队中的警卫大队由原晋西游击队队员组成，队长白锡林，纪律相对最好，但也不是秋毫无犯，打个劫、劫个色的事情偶尔也有干的。最初从晋西过来的约30人，大部分是党员，关键是晋西游击队到陕北后扩充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谢子长在事件之后给陕西省委的报告中称“二支队纯系土匪杂合而成”“时常外出抢人，强奸妇女，与土匪毫无区别”（为了表明自己行动的正当性必要性，应有夸张成分），同时承认警卫大队“问题很严重，虽然出身好，但流氓习气很严重，70人中有四分之三是陕北人，来部队不是政治号召，而是个人感情拉拢，党在政治领导上非常薄弱。另外也有为20元来的“逛家子（即土匪的意思）”。

为了鼓舞人心、扩大影响、壮大队伍，谢子长在反帝同盟军成立大会上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同盟军实行官兵平等，每人每月发薪餉20元，尽管刘志丹认为持续不了。

对于师储杰等土客武装旧部，报告中是这样说的：“至于一支队那3个队有二百几十人，系师祝杰为首的陕北商贩子编成。这个商贩队原是清涧、延川一带黄河两岸为烟商走私保镖的武装，部队成份十复杂，大部分是无正规职业的游民，百分之八十的人抽大烟尚未来得及改造，也有些土匪成份”“其他一二三各队（指的是一支队的第一、二、三大队），土匪都占大多数，在二大队有烟灯八十余架，这些分子有了洋烟，共产党红军甚么都好，但洋烟瘾发了，故弄一阵，零碎在民间私取物件等还不断发生”。

大致如此吧。初创时期临时拼凑起来的几股队伍，按照人民军队的标准改造成一支有信仰、纪律严明的部队，需要一段时间。再者，那时的一些党员嘛，党性也都未必那么强，很多人毛病不少。某上将后来承认，民团头子张庭芝当时给他钱，他“嫖得很凶”，张乘机下了他的枪，把他给关了起来。据张国焘的卫士何福圣回忆，位列36位军事家之一、当过红一军军长、后来在肃反中被错杀的许继慎（徐向前回忆录中提到，许继慎这个同志是行的，指挥打仗有一套，带兵也有经验，就是英雄主义厉害点），由一个开店的老板拉皮条，经常给他找姑娘，网上还有人说玩双飞，不知道有没有出处。

各个苏区的肃反，很多人是无辜的，但被处决的也不全是无辜的，譬如不服从上级指挥的，闹派性独立的，自己人杀自己人的，违反群众纪律的，乱搞男女关系的。当然，很多人错不至死。从这个角度看，肃反客观上对于严肃纪律、纯洁队伍是有一定作用的。

三是所谓打不打红旗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争议。吴岱峰等人回忆提到，谢子长和原晋西游击队的主要干部认为，当时应该明确对外打出红军游击队的旗号，但刘志丹认为条件不成熟，打红旗之后会马上遭到国民党部队进攻，希望在军阀陈圭璋部队那里挂个名义，借机壮大队伍，然后再脱离陈圭璋，再打红旗（实际上还是以前搞兵运的思路）；陈圭璋派人到反帝同盟军大肆活动，企图收编、瓦解这支队伍（如果无法整体收编，就拉走其中一部分），与赵连璧、师储杰等人打得火热，搞得部队人心惶惶、思想混乱，面临瓦解危险；因为刘志丹坚决反对打红旗，对改造部队不积极，再赶上临近春节赵连璧大队出去大肆抢劫这个导火索，促使谢子长等在与刘志丹多次沟通无果情况下，决定对二支队上手段，导致了缴枪事件的发生。

但刘景范后来回忆提到，恰恰是谢子长主张接受陈国璋改编，“在成立反帝同盟军之前，谢子长去平凉与陈国璋谈定，把师祝杰的陕北商贩队、原晋西游击队和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编为陈国璋部第11旅，谢子长当旅长，这怎么能说是刘志丹要把部队拉到陈国璋那里去呢？反帝同盟军成立后，谢子长背着刘志丹，派阎红彦去西安给张汉民（杨虎城的警卫团团长）送信，要张汉民与杨虎城办交涉，把同盟军编给杨虎城。张汉民怕谢子长打错主意，派阎揆要同志来三嘉原告诉谢子长，千万不能归杨虎城收编。”

扯不清了。缴枪事件发生之后，剩下的人马正式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旗号，经过曲折发展，后来成立了红26军。按这一历史脉络来讲，当时打红旗的确是正确的。但用过激手段，自己人搞自己人，特别是搞完之后，搞得部队只剩下一点点人了，显然是不妥的。

在新成立的陕甘游击队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谢子长和原晋西游击队的干部，刘志丹的“原始股”基本被弄没了。这也是“晋西派”坚持晋西游击队是红26军的唯一来源的主要原因吧。如期按述，他们也基本不承认南梁游击队的存在。

三嘉塬缴枪事件之后，刘志丹找陕西省委申诉，也不了了之了。此后，该事件一直未被人提起，直到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当时的主流看法（即高岗的观点）认为当时打红旗是正确的，但缴枪是不对的。

阎红彦一直对刘、高等人不感冒。1966年1月4日，阎红彦在西北红军战史编委会办公室关于《修改战史[草稿]意见》的座谈会上发言，认为三嘉塬时期的刘志丹不过是一个民团团总的水平。“缴刘志丹枪的问题，你们写在太简单了，他本身不打红旗，强调南梁作用，不认真做群众工作。以后习仲勋、刘景范也标榜南梁。在三嘉塬刘志丹政治上组织上都有错误，政治上就是立场意识有问题，组织上就是不执行省委指示。你们把刘志丹写成正确的，我不相信，他一直对红军没有信心，直到三嘉塬缴枪。”

他随后又说：“关于刘志丹的问题，有机会的话，我要系统的谈清楚，必须把刘志丹的问题揭破。”“中共早期文件都认定红26军是在晋西游击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刘手下那拨人纯就是一帮土匪，我们晋西的虽然只有三十来人，可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共产党员……。可后来完全被鼓捣成刘志丹的游民武装即所谓南梁游击队的功劳，反而没晋西游击队什么事，老晋西们当然不满。”

当然，这些言论过头了，严重脱离了客观事实。

以上是三嘉塬缴枪事件的基本情况。阎家洼子会议又是怎么回事呢？谢子长又在会上干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