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毛扶持一个完全反对自己的邓，这是什么逻辑呢？ -- 真历啊

纵观父亲一生，在党内生活非正常期间，历经冤屈、坎坷、磨难，却从来无怨无悔、顾全大局，一生都在“雪中送炭”。该谦让的，他谦让了；该忍耐的，他忍耐了；该承担的，他承担了；该挺身而出时，他都挺身而出了。他由衷地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整过人。”人所共知，在党成长的漫长岁月中，无论是在“左”的或“右”的错误发生时，“没整过人”，就是在人一生最艰难的时刻帮了人。在那些蒙冤岁月里，父亲对污蔑不实的所谓“问题”，能揽过来的就坚决揽过来，宁可一个人承担责任，也绝不牵连他人。他说：“我身上的芝麻，放在别人身上就是西瓜；别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

1962年，他因小说《刘志丹》遭遇康生诬陷，蒙受不白之冤16年，其中“文革”冤狱7年半。“文革”期间，家人包括我们这些孩子无法探望他。当时，社会上传说很多：有说他提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马克思了；有说他一次批斗以后重病而死了；还有说他自杀了，或失踪了，众说纷纭，杳无音信。我们一家人心上阴云笼罩：父亲可能早已走了，早已不在人世了。

身在冤狱，父亲对人民、对党的信念没有过丝毫动摇，他一直准备着为亲爱的人民、敬爱的党继续工作。他说，马克思的晚年，不是背诵拉丁文的诗歌，来保持敏锐的思想和记忆吗？没人说话，我就对自己说话！他开始背诵《矛盾论》、背诵《实践论》、背诵“老三篇”，不但磨砺思想，也磨砺语言。慢慢地背诵如流，昼夜不舍，晨昏无辍。

为了保持一个好身体，父亲坚持了长年锻炼，把枯燥的身体锻炼做成了一天最愉快的事情：每天，他先是做一日两次的斗室转圈，先迈步正着转圈，从1数到10000，然后退步倒着转圈，从10000倒数到1；接着，他用肩膀撞墙，用后背撞墙，用拳、用掌击打全身；最后，仰面躺在床上，做仰卧起坐。仰面躺着，是当时监管方要求的睡觉姿势。监管方固执地认为，侧身睡不易观察到自杀行为，坚持要求被监管人仰面睡。为了这个“奇葩”规定，父亲仰睡了多年，上千个日夜，这需要多大的意志力啊！

还是为了有可以持续作战的身体，父亲对自己多年抽烟的习惯也实行了“严格管制”。他原来每天要抽两包烟，逐步减少到每天只抽一支烟。早饭后，点燃烟，只抽上一口就掐灭；吃完午饭，点燃再抽，这次，抽到一支烟的一半，又掐灭，放在一边；晚饭结束，才是他真正享受抽烟愉悦的时间：这次点燃烟后，可以抽完余下的半支烟，直抽到手指掐捏不住烟卷的时候。

沉冤得雪的父亲回到战友们身边时，大家都十分吃惊。小平和叶帅当时就愣住了，叶帅说：仲勋同志，你16年备受磨难，身体竟然还这么好？！

50周年国庆大典，父亲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焰火十分壮观。当璀璨的光彩一次次照亮父亲面庞时，陪同的领导同志说：“江山是你们老一辈革命家打下来的！”父亲感慨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啊！”父亲一生，始终对得起毛主席给他的评价：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

毛泽东五赞习仲勋：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一生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立场坚定，顾全大局，曾五次受到毛泽东的盛赞。

　　毛泽东为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毛泽东与习仲勋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35年，毛泽东对习仲勋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名。 1935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根据地，在几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见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这算是对习仲勋之名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此前，1935年9月，思想极“左”的中央代表来到陕北，立即搞起了 “肃反”运动，把刘志丹、习仲勋等定为“反革命”，关押起来。毛泽东到达陕北后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 ”接着，毛泽东派出工作组前往调查。事实表明，极“左”分子所强加在习仲勋等人头上的“罪名”完全不成立，是一种陷害。调查结果出来后，毛泽东果断地给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平反。

　　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来到瓦窑堡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见习仲勋。一见面，毛泽东十分惊讶，说：“原来你这么年轻。”这一年，习仲勋刚刚23岁。毛泽东和他谈了许多话。习仲勋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头脑清醒、办事干练的作风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1936年，习仲勋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负责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时间。 6年间，习仲勋组织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

　　从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14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召开了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全面研究边区的历史和现状，正确解决边区历史上的是非问题，同时表彰了王震、习仲勋等22位在群众中有威望的模范干部和生产英雄。毛泽东亲笔为习仲勋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题词，予以表彰，足见器重有加。

　　“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之命，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到东北开展工作。在选配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这一年，习仲勋33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1947年2月10日，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决定：独一旅、三五八旅、新四旅、教导旅、警备一旅、警备三旅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3月16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自3月17日起，边区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任命彭德怀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考虑是十分周到的。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依靠陕甘宁边区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的地形，正确运用毛泽东制定的“蘑菇”战术，与十倍于己之敌展开殊死斗争，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战斗的胜利，大大挫伤了国民党军的进攻锐气，使蒋介石“三个月解决问题”的企图化为泡影。作为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习仲勋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彭德怀、贺龙一起，或转战西北战场，或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等军队政治工作，或组织后方支前，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

　　1947年冬，在陕北绥德义合镇举行的陕甘宁晋绥边区土改会议上刮起一股极左歪风。在所谓坚持“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的口号下，发生少数人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产、乱扫地出门的极端混乱现象。更甚者，有的烈士家属被扫地出门，有的劳动英雄因有余粮被当成斗争对象。习仲勋于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一个多月内，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和“按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三次函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情绪。

　　毛泽东阅后指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 ”不久，中央由周恩来起草的 《关于老区半老区土改问题的决定》颁发各个解放区。

　　1952年初，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一天，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 《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关于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方面的，内容丰富，论述精辟。毛泽东看了十分满意，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 ”早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毛泽东赞誉过习仲勋 “年轻有为”，于是便以此语作了回答。毛泽东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 ”

　　“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西北地区有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投诚，是习仲勋解放初期在西北地区成功地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典型。

　　1949年底，项谦纠集一○○师师长谭呈祥、骑兵十四旅旅长马成贤等反革命武装，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在平息叛乱的斗争中，习仲勋认为应当把国民党残匪和对我党有怀疑态度的藏族上层人士加以区别，尽量做好政治争取工作，分化瓦解叛乱集团，由此拉开了争取项谦投诚工作的序幕。从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藏族部落头人、寺院活佛等50余人，身入虎穴，亲赴昂拉，先后与项谦和平谈判达17次之多。习仲勋亲自领导这场斗争，他高瞻远瞩，多次指示：正确解决项谦叛乱，不仅对解救昂拉藏族同胞关系极大，而且对于我党在青海其他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于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

　　1950年8月，项谦投诚，来到西宁，向人民政府深表悔悟。但是，回到昂拉却又背信食言。1951年9月，对项谦第八次政治争取失败后，人们义愤填膺，在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坚决要求政府出兵进剿昂拉。习仲勋当即复电劝阻。

　　1952年5月1日发起的平叛战斗于5月3日结束，项谦隐匿在同仁县南乎加该森林。有些人认为争取项谦可能性不大，没有什么价值。习仲勋即电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只要将昂拉地区工作做好，不犯错误，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尽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有他向政府投诚，则对他负责到底；项谦若回来试探，不管真诚与否，我们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

　　经过反复细致的争取工作后，同年7月，项谦终于从南乎加该森林投诚。8月11日，项谦在兰州负疚抱悔地握着习仲勋的手，向习仲勋献上洁白的哈达，表示感恩之情。

　　事后，毛泽东见到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他“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习仲勋主政西北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魄力、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使毛主席和党中央更加器重他。新中国成立之初，刘少奇考虑到国家进入建设时期，向毛泽东建议将各中央局书记抽调进京，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毛主席和党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经过反复考察和衡量，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的习仲勋被毛泽东钦点进京担任中宣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上任前，习仲勋真心实意地向毛泽东反映，按照他的经历和水平，恐怕难以担当起全国文教宣传的领导工作。毛泽东说：“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事物的客观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

　　1951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和胡乔木在中南海湖水中划船，看见毛泽东坐在湖岸藤椅憩息，他们将船划拢岸边，向毛主席问好。毛泽东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

　　习仲勋对作家、艺术家的甘苦深知入微，与他们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他任西北局书记时，曾亲自领导了由20世纪30年代初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编导的、以誉满解放区的劳动英雄吴满有为原型的故事片《劳动英雄》的拍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西北局工作期间，对著名京剧艺术家尚小云、著名豫剧艺术家常香玉、陈素贞和著名秦腔演员王天民等，在政治上、艺术活动上以及生活上，都倍加关怀，无微不至。诗人柯仲平在创作反映陕甘革命运动的史诗时，作家柳青在创作长篇小说 《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时，杜鹏程在创作《保卫延安》时，以及剧作家马健翎在处理工作与创作之间矛盾感到苦恼时，都得到习仲勋的支持、帮助与鼓励，创作条件上的种种困难都得以解决。

　　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习仲勋的工作相当满意。1958年夏季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休息时，专门约习仲勋来到游泳池，进行了长时间的推心置腹的谈话。1959年4月中旬，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仲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在1962年10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被康生诬告（唯一的缺憾就在这里啊！！）“利用小说进行反党”，受到停职审查，从此，习仲勋再也没有见过毛泽东。

毛泽东三救习仲勋

2021-03-06 09:51:35　来源: 素意花开

一、身处绝境时，毛泽东发出“刀下留人”的指示

　　1935

　　年9月，代表党中央的一些思想极“左”分子到陕北根据地搞起了“肃反”，他们竟然荒唐地把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定为“反革命分子”关押起来，罪名是“右倾投降”，原因是他们在争取敌军上层起义和中间力量时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在被关押审查的日子里，“肃反”代表们对他们采取了逼供式的法西斯手段，强迫他们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面对审查和逼供，习仲勋据理力争，逐条驳斥。结果又被扣上了“态度恶劣”、“拒不认罪”的帽子，罪加一等，受到了更为残酷的审讯。

　　面对来自同志的误解和打击，习仲勋心里十分难过。面对“肃反”代表们的残酷迫害，习仲勋至死不承认自己和刘志丹等是“反革命分子”。

　　得不到满意答案的“肃反”代表们决定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刘志丹和习仲勋等人。

　　1932年，“两当兵变”前的习仲勋（左一）。

　　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经过长征来到了陕北吴起镇。在陕北根据地的墙上，毛泽东看到了很多以前贴上去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布告》，他在心里牢牢记住了“主席习仲勋”的署名。他看到陕北根据地民众革命热情高涨、红军战斗力很强、各项工作开展得很好，所以他坚信边区的创建者和领导者是一心一意干革命的同志。因此，当他听说刘志丹、习仲勋等人是“反革命分子”，正准备处决时非常震惊，立即和中央其他领导商议，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义组成一个工作组，由国家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带领火速赶到瓦窑堡，要“肃反”代表立即释放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当时，“肃反”代表们已经挖好了活埋他们的坑，如果毛泽东的指示再晚来4天，他们就不在人世了。

　　习仲勋等被释放后，毛泽东立即派人调查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很快查清，所谓刘志丹、习仲勋等的“反革命罪”都是凭空捏造。于是，毛泽东立即给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平反。

　　不久，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后会见了刘志丹、习仲勋。当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习仲勋时很是惊讶，他没想到这个陕甘边区的苏维埃政府主席竟然刚满22岁。毛泽东和习仲勋进行了长谈，对习仲勋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鼓励他大胆工作。很快，习仲勋就担任了中共关中特委书记等职。

　　二、身处困境时，毛泽东保护了习仲勋

　　1956

　　年9月，习仲勋到国务院工作。1959年4月，习仲勋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处理大量的国家事务。这期间发生了小说《刘志丹》事件。

　　1956

　　年，作家李建彤写出了一部小说《刘志丹》。因为习仲勋长期和刘志丹一起战斗、工作过，李建彤便请习仲勋帮助审阅一下小说。习仲勋怀着对老领导、老战友刘志丹的深厚感情非常认真地阅读了小说，并多次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特别提到涉及高岗的内容要慎重。李建彤根据习仲勋的意见多次修改小说。1962年，小说刊印少量样书征求许多老同志的意见，并送给了中宣部主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周扬审阅。周扬看后认为小说写得很好，可以出版，并应大力宣传。从7月底，《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开始连载小说《刘志丹》。

　　1953年1月，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54年3月23日，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图为委员们合影，前排左起：黄炎培、郭沫若、彭德怀、陈云、周恩来、宋庆龄、毛泽东、刘少奇、李济深、张澜、董必武、沈钧儒、何香凝，后排右一为习仲勋。

　　此事很快引起了康生的注意。康生曾主编过《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当时担任中央文教小组理论组组长，并领导着中央党校的工作，可以说掌握着党内理论工作的领导权。由于在1943年的“整风运动”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运动中康生大力推行“左”倾路线，对许多革命干部进行打击，因此遭到习仲勋的坚决反对。康生心里一直记恨在心，正好此时国内的政治风向有了很大转变，“阶级斗争”被提上了日程，毛泽东正在批判彭德怀所谓的“翻案风”，康生便决心借此整倒习仲勋，因此到处宣传说《刘志丹》就是为高岗翻案。

　　其实，此时发表的小说《刘志丹》已经是第六稿了，里面早已经删去了有关高岗的内容。但康生却派人找来了已经被习仲勋否定的第三稿刊印后送到中央会议审查。会上，康生竭力煽动对小说进行批判，说小说就是为了给高岗翻案。在他的极力鼓惑下，会议由批判彭德怀转而连同小说《刘志丹》一同批判。康生还无耻地捏造出一个“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西北反党集团”，说小说《刘志丹》就是他们的“反党纲领”。

　　在9月24日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私自写了一个纸条递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专注于会议讲话内容，因此未及多想就念了一下纸条：“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于是，康生便以此作为毛主席语录大造舆论。三天后，习仲勋被停职，开始接受康生负责的专案组长达半年的调查。调查结果是：习仲勋是“反党集团”的头子，应开除党籍和公职。但毛泽东没有同意，而是决定安排习仲勋到党校学习，保留党籍和公职。

　　康生没有罢休，继续编造“黑材料”，建议中央对习仲勋进行“重处理”，妄图置习仲勋于死地。毛泽东还是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只是撤销了习仲勋副总理的职务，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

　　三、身处险境时，毛泽东同意接走了习仲勋

　　“文革”开始后，志得意满的康生并没有忘记远在河南的习仲勋，他决定对习仲勋下手。于是，他授意北京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串联西安、洛阳的红卫兵、造反派开始对习仲勋进行揪斗。他们先是在洛阳揪斗习仲勋，之后又押到西安继续揪斗。

　　由于长期揪斗和折磨，习仲勋的身体开始垮了。此时，周恩来总理一直惦记着习仲勋这个得力助手，当他得知习仲勋的处境时，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希望能对习仲勋进行保护。毛泽东立即表示同意。周恩来马上派人向揪斗习仲勋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毛主席说过，习仲勋是群众领袖。不再批斗他。

　　1968

　　年初，得知习仲勋的身体快顶不住了，周恩来又报经毛泽东同意，派飞机飞赴西安接习仲勋进京，交给了卫戍区监护，实际上是以特殊的方式把习仲勋保护起来了。从此，习仲勋生活得到了改善，处境好了起来，身体也得到了恢复。

　　这一时期，许多革命的领导干部遭到康生、“四人帮”的迫害，习仲勋能幸免于难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对他的关心。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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