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Steve Jones:为什么应当回避民俗舞与乱伦?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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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Steve Jones:为什么应当回避民俗舞与乱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ugu_9b0bTU&list=PL4i9YSoIJiPfAq5TCk7xdVrJlxRAMbay-&index=76&t=204s

    据说美军驮骡训练手册的第一句话这样写道:“要引起驮骡的注意,应当用短棍痛击其两耳之间。”所以我才为本次讲座选取了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题目。我在伦敦大学学院开设了基因遗传学课程,第一节课上我总会告诉学生们,我是一名遗传学家,我的工作就是让性爱变得乏味起来。学生们看我的眼神都很茫然,二十四节课之后他们就明白我什么意思了。不过民俗舞与乱伦放在这个背景下其实都不太合适。

    这句引言出自著名指挥家托马斯.比彻姆爵士。他曾经写道:“每个人生在世间都该将各种新鲜事物至少尝试一次,除了乱伦与民俗舞之外。”他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他非常厌恶珀西.格兰杰的音乐,而格兰杰的作品大量借鉴了英国民间音乐传统。比彻姆爵士还有另一句名言:“一切演奏形式在音乐界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铜管军乐队也不例外,不过他们的位置是在离我二十英里开外的露天地里。”

    关于民俗舞就简要说到这里,接下来我着重谈一下乱伦。所谓乱伦,就是两个有亲缘关系的个体生物进行交配。从法律意义上来说通常是指兄妹,但是从更广泛的生物学意义上来说则可以指代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进行过的一切交配行为,因为数量压力意味着我们全都有亲缘关系。要想理解乱伦,首先要理解性是什么,雄性与雌性有什么区别,以及有性繁殖究竟是怎么回事。所有人都自以为清楚雄性与雌性是怎么回事。比方说画面上就是一位典型的雄性人类。显然每一个男人都想长出这样一身雄壮的肌肉。这位仁兄与我同名同姓,都叫Steve Jones,他也确实是泛太平洋健美比赛冠军。有一次有个学生拿着这张照片找上我,关切地询问道:“Jones教授,您最近是不是身体不太好?”(笑声)总之在一般人心目中,这就是雄性的典型形象:肌肉发达,头脑不灵,满面怒容,或许正在求偶,或许正在威吓试图勾引自己配偶的其他雄性。这基本上就总结了雄性的主要表现。这段描述一定成熟上来说还算精确,因为这一模式在动物王国随处可见。比方说画面上这只雄性象海豹——这一物种分布于太平洋与南极洲地区。雄性象海豹的体型是雌性的五倍,同时每五只雄性幼崽当中只有一只能活到成年——剩下四只都被其他争相求偶的成年雄性杀死了。至于能留下后代的雄性象海豹每二十头当中只有一头。这种动物为了成为雄性以及吸引雌性可谓不惜血本。雄性象海豹也很有雄性特质,例如脑子不灵,经常将企鹅当成泄欲对象,尽管这样做无助于增进它的基因流传。

    这是雄性一词的一种含义,但是这个词的意义还要更深入一些。无论是象海豹还是Steve Jones——讲课的这位以及练健美的那位——体内都充斥着一种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既睾丸酮。练健美的Steve Jones体内的睾丸酮含量应该比我高得多,也应该比大多数男性高得多。睾丸酮是一种很危险的物质,不仅能让人成为男性,还能显著缩短人的预期寿命。画面上的图表显示了男性与女性的死亡率,男性是蓝色折线,女性是红色。可见在各个年龄段的男性死亡率都高于女性。滥用睾丸酮的健美运动员——我相信Steve Jones肯定不是这种人——要比一般人更容易死于雄性特质显著的原因,例如车祸、谋杀与自杀等等。就意外死亡而言,甚至就连五岁男童的死亡率都是女童的两倍。此外还有一个较少为人所知的科学数据:每年被雷劈死的男性数量是女性的三倍,因为天气恶劣时男性比女性更乐意打高尔夫,将球杆指向天空充当避雷针。死于谋杀的男性是女性的十倍,男性杀人犯的数量也是女性的十倍。最后,男性身体抵抗寄生虫与传染病的能力也显著低于女性,因为睾丸酮会压制免疫系统。

    那么能不能说所谓雄性特质就是一套让雄性个体比雌性体型更大、性情更愤怒、行为更暴力、自杀倾向更显著的体系?是的,但是这只是整个故事的一小部分。画面上这只雌性生物是自然界里远远更加常见的雌性。对于很多物种来说,雌性生物的体型都大于雄性生物。这只生物是雌性鮟鱇鱼,多年以来人们始终认为这种鱼是孤雌生殖。后来人们才发现雄性鮟鱇鱼其实也是存在的,就是画面上这些附着在雌鱼身上的小鱼。雄性会联通自己的身体与雌性的血液循环系统,然后让自己的身体不断萎缩被雌性吸收,直到最后只剩下生殖器——真是每一位雄性的终极梦想。一般雌性鮟鱇鱼身上都要挂着十几条雄性,至于她如何选择某一条雄性的精子我们尚不得知。

    所以说体型并不能百分百地区分雄性与雌性,那么基因又如何?我们知道雄性的染色体比雌性多一条,既Y染色体。详情我就不多说了,总之Y染色体非常不一般。Y染色体其实就是严重受损残缺不全的X染色体。换言之女性有两条完好的X染色体,男性只有一条完好的X染色体与一条残损的X染色体。Y染色体的结构很有意思,与X染色体相比缺少了一部分序列,用白色表示;转位了一部分序列,用粉色表示;浅蓝色的部分名叫扩增子,这部分是回文序列。所谓回文就是正读反读意思一样,例如a man a plan a canal panama。这里的回文则是一段由五百万字母组成的DNA,前二百五十万字母与后二百五十万字母互成镜像。我们还不知道这个现象背后的原理。所以你可能觉得所谓雄性就是拥有Y染色体。但是这也不一定,因为许多雄性都在与雌性并无基因差异的前提下成为了雄性。北美有一种蓝鳍唇鱼(blue fin wrasse)。雄性长有长尾与硕大的背鳍。这是一种群居鱼类,一条雄鱼看管着几十条雌鱼组成的后宫,平时的主要活动就是将其他雄性从后宫团周围赶跑,一般来说并不成功——有基因检测为证。假如将一群蓝鳍唇鱼送进水族缸,然后将雄鱼捞出来,雌鱼们首先会陷入混乱,然后过上一天左右就会有一条雌鱼变身成为雄鱼,各项机能健全,也能产生精子并且让曾经的姐妹们受孕。简而言之蓝鳍唇鱼可以通过社交压力来实现变性(笑声)。更进一步说,变性的雌鱼一定是后宫团里体型最大最好斗的那条,体内的激素变化使其成为了雄性。这种现象看起来或许很怪,但是别忘了人类在巨大的社交压力下也会经历激素变化,包括性激素在内。

    那么雄性与雌性的定义究竟该是什么?这就要说到乱伦与近亲繁殖,以及精子与卵子的尺寸差异问题了。我们都知道精子比卵子小得多,每一位男性在射精时产生的精子总量都足以让欧洲全体女性怀孕。我写过一本科普读物。科普创作的规矩是仅有数字并不够,必须打比方。于是我思考了要怎样说明男性生殖细胞与女性相比的庞大数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他们肯定不会撒谎——全世界的人类每年要进行五百亿次性交,折算一下每天要产生一百万升精液。于是我写道:“这个数字相当于威斯敏斯特河段的泰晤士河日流量。”然后这本书到了审阅阶段。奥斯卡.王尔德说过:“不到审阅阶段我不会开始动笔。”于是我决定核对一下我笔下的事实是否正确。我觉得泰晤士河的流量实在有点大,于是就给泰晤士河水文局写了一封信,解释了我为什么需要了解泰晤士河的流量(笑声)。一周之后我收到了水文局局长的回信:“您好先生,我们经常受到关于水质的投诉,而您这样的来信则比较少见。(笑声)您误解了泰晤士河的流量。每天一百万升的流量仅仅相当于威斯敏斯特上游几英里处泰晤士河源头的流量。”但是仅从精子数量来说,这个数字依然很惊人。全世界每秒都有五名新生儿降生,换言之自从本次讲座开场以来世界上又多了两三千新生儿。再计算一下,全世界男性每秒会产生二百万亿个精子,这么多精子就仅仅带来了五个新生儿。但是全世界的女性每秒钟只会产生四百个卵子。因此男性与女性的求偶策略天差地别。雌性与雄性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雌性的生殖细胞大而稀少,雄性的生殖细胞小而众多。

    违背这条规则的生物学反例极其罕见,我们尚且不理解这些反例背后的原因。比方说有一种我曾经研究过的Drosophila bifurca果蝇,雄性每次交配只会产生一枚精子,长约6厘米,相当于人类精子长度的一千倍。假如人类也像果蝇一样,那么人类精子的长度应该比得上纳尔逊纪念碑的高度。

    就性交而言,通用于整个动物界的规则少之又少。那么假如我们不看生物学,而是从底层算法入手,又会如何?性有一项生物学尚且无法解释的普遍特质:每一种个体生物都有一父一母。想一想的话这个现象实在令人大惑不解。每一名雌性在生殖时都不得不复制雄性伴侣的基因,从而稀释了传递自身基因的努力。在进化当中,基因复制时哪怕仅仅出现了千分之一的差异,长期来看也会造成显著的后果。但是有性生殖却至少会让基因在传递时发生50%的不同。这样看来性交的代价实在过于高昂,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实际上性却是自然界的惯例,因此性的背后必然存在某种强大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产生与保存基因多样性的机制。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最重大发现就是人类群体当中数量超出想象的基因差异。我对学生们说过,对人类基因组测序之后可知,你与另一个人相比每一千个位置就有一处不同,而人类基因组共有三十亿个位置。性的作用是在每一代之间重新分配这些不同,使得生命传承成为扑克牌戏而不是抽彩票,使得每一代都出现不同的基因组合。因此除非你有孪生手足——就像我母亲那样,她的出身也是促使我投身基因学的原因之一——你的基因与全世界任何人都不一样,而且与这世界上曾经生活过或者将要生活的任何人也都不一样。更进一步说,人类曾经生成过的每一个精子与卵子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性的作用,它保存了极其可观的基因多样性。我们大抵知道基因多样性有什么用,既让生物得以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快速进化,这些压力包括疾病、气候、饥饿等等。如果没有性或者没有足够的性——例如进行乱伦——基因多样性就会迅速滑坡并且导致严重结果。

    既然人人都有两位父母,那么也就有四位祖父母,八位曾祖父母,十六位高祖父母,以此类推。但是由于一条简单的算法规则,这样的简单推演并不正确。我们可以用非科学世界的例子来打个比方。屏幕上这幅画是威廉.布莱克绘制的世界末日。我们都很熟悉世界末日,英国刚刚脱欧的时候经常有人惊呼世界末日到了。对于布莱克以及许多基督徒来说,所谓世界末日就是时间的终结,届时人世间所有生活过的人们都将汇聚在一处接受上帝审判。极少数人——布莱克大概算在内——将会升上天堂,剩下的人都将被扔进永恒的地狱火坑。从历史角度来说,这个理念与一处实际地点息息相关,也就是以色列北部的米吉多。公元前722年,亚述王撒珥根攻破了这座城市,杀死了城中大多数居民,驱逐了其他人。这批人就成为了失落的以色列十二支派。这些人的后裔创作了以下神话:有朝一日他们将要回归米吉多——或者说阿米吉多顿——在这里接受上帝审判然后升入天堂,将其他人留给地狱烈火。这样说的话,到时候米吉多城下要来多少人?既然所有曾经的活人都要聚拢在一处,而且每个人的先辈数量每一代都要翻一番,那么只要上溯三十代人就会得到一个可怖的数字。假设人类进行得是充分性交,既每个人类的先辈数量都呈指数增长,那么米吉多城外将会出现一团与地球一般大的人肉丸子。如今地球上只有六十亿人而不是上万万亿人,意味着人类的性交程度并不如我们以为的那样充分。数字的力量迫使我们承认,我们所有人都是乱伦的后代。在不太久的过去,我们的祖先全都是不太远的亲戚。

    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是弗朗西斯.高尔顿。我们都知道高尔顿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表亲。他写了一本书名叫《遗传天才》(Hereditary Genius),被誉为第一本人类遗传学教科书。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这本书的政治倾向太明显了。但是毋庸置疑高尔顿是一位天才,不过他并不同于达尔文。达尔文不仅是天才,而且做事深思熟虑有始有终。高尔顿虽说是天才,但是却有有始无终的毛病,开始了许多项目却从未结束。尽管如此他依然是个重要人物,现代统计学就是他一手开创的。他对于人类特质非常感兴趣,并且坚信一个人的智力是家族传承的结果。他还研究过人类的美貌。伦敦大学学院的遗传学系就是用他留下的资金兴建的,这也是全世界最早的人类遗传学大学科系。如今伦敦城市大学依然保存着一台高尔顿当年用过的黄铜质地计数器。他曾经手拿这台计数器走遍英国的大小城市,用一套五点评分体系为他遇到的每一位女性打分,得分最高者最有吸引力,最低者最令人反感。如今我们会觉得这样做很不正常,但是他关心的只是衡量人类特质。我也在自己的学生们当中尝试过他的五点体系,男性与女性对于异性的美貌评定意见总是非常一致。今天这套体系依然有效。

    但是高尔顿做过的最聪明的事情就是搞清楚了近亲繁殖的后果。高尔顿是个有钱人——当然不如达尔文那么有钱——用今天的标准来说他去世的身价约有1700万英镑。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他曾徒步游历过瑞士的意大利语地区。这片地区很偏僻,与世隔绝,十分贫困。他来到一个小村,然后发现——请做好听冷笑话的准备——村里人全都姓长面条。然后他又来到二十英里之外的另一个小村,发现村里人全都姓宽面条。下一个村都姓卷面条,再下一个村都姓蝴蝶面,以此类推直到所有意面种类都用完为止。高尔顿一开始以为在一号村姓长面条二号村姓宽面条肯定能带来某种竞争优势。然后他意识到真正的原因其实在于这些小村的村民们并没有充分性交,因为这些村子太小太与世隔绝。查看一下各个村的人口记录,就能发现显而易见的答案。五六百年前这些村子刚建成的时候,每个村都有十来个姓氏。对于每一代人来说,假如一名男性没有儿子——可以只有女儿或者绝后——他的姓氏就传承不下来,另一个姓氏将会顶替他的位置。高尔顿选择了22名男性村民向上追溯,发现这些人的父亲共计18人,祖父16人,曾祖父14人,高祖父12人、玄祖父9人……上溯十五代就会发现这些人有一位共同的男性祖先。对于这22位当代人来说,这位男性是名副其实的亚当老祖,是一号村里的第一位长面条先生,也是村民们最切近的共同祖先(MRCA)。换言之,无论是在村庄层面还是在全球层面,都各自存在一位亚当老祖。但是当一号村的长面条亚当还在世的时候,村里还有另外21名男性,他们全都不知道长面条日后会成为一号村的亚当,只有他的基因能够流传至今。今天村里所有姓长面条的男性都是他的后裔,都带有他的Y染色体。此外一号村无论男女的全体村民也都带有长面条亚当的许多其他基因,因为他的基因传承了下来而其他人则没这么成功。一号村发生了近亲繁殖,二号村也是一样。不过出于偶然,二号村留存下来的姓氏是宽面条。

    当然,近亲繁殖曾经非常常见,甚至在英国王室都能见到。维多利亚女王就嫁给了表亲。达尔文非常关心近亲结婚的问题,因为他娶了自己的表妹。他为此专门写信询问高尔顿,想知道这样做会不会有问题。高尔顿表示可能有。于是达尔文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尽管他的兴趣在于人类的近亲婚嫁,但是他的研究方式却是审视花卉繁育。唯有在进化论的支持下,人们才有可能将研究花卉的结果应用在人类身上。达尔文写了几本小书来阐述自花授粉与异花授粉的区别。他指出,同时身兼雌雄两性的植物进行自花授粉——用伍迪.艾伦的话来说就是“与你最爱的人既你自己做爱”——总体来说对于植物很不利。因此他也很担心自己后代的健康。人类的近亲繁殖同样很不利,有时还会走向极端。维多利亚女王非常多产,生育了九位子女,其中很多人成年后都与表亲联姻。后来许多欧洲王室家族都可以将自己的谱系追溯到维多利亚女王身上,她也被尊称为“欧洲的老祖母”。进一步说,这些欧洲王室还都能将自己的血缘追溯到十七十八世纪的奥兰治亲王约翰.威廉.弗里索。

    但是这种程度的近亲繁殖依然不足以与几百年前相比。以波旁王朝为例,假设波旁王朝充分性交,那么上溯七代人的话每一位末代成员都应该有128位祖先。但是实际上,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二世的上溯七代祖先只有八个人。他娶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女,这位新娘将血友病引入了西班牙王室。假如绘制近亲繁殖家族的家谱树,会发现很多闭环,这正是近亲繁殖的标志。再向上追溯几千年,还会发现更加极端的现象。埃及法老图坦卡蒙——不久前我们刚刚检验了他的DNA——显然与异母妹妹进行过性交,因为他本人刚刚去世,他那还在孕期的妹妹就被杀了。图坦卡蒙的父母也几乎可以肯定是亲兄妹。埃及王室相信——英国王室也以较为折衷的形式相信——自己的血脉源自神灵,因此他们很不乐意将下贱的血脉引入家族。检查一下图坦卡蒙的骨骸就能发现他有骨骼畸形的毛病,在他的陵墓里还发现了好几根陪葬的拐杖。

    显然近亲繁殖会造成许多问题,达尔文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达尔文非常喜欢狗,还专门写了一本书,题为《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情绪表达》——碰巧也是全世界第一本采用了照片的书。书中的照片展示了人类恐惧、高兴或者难过的表情,以及犬类咆哮或者害怕的面部表现,在两者之间进行对比。达尔文尤其喜欢斗牛犬,他本人就养了一条。屏幕上的画面是一只1817年的斗牛犬。这种犬的育种目的就是为了斗牛。为了满足如此残忍的目的,斗牛犬首先必须性情凶猛,其次必须能跳高,最后必须能扒住牛脸不掉下来,所以斗牛犬的鄂部才会后缩而非突出。从而牢牢地咬住牛鼻子。总之1817年的时候斗牛犬还长着四条长腿。但是育种家们对这个犬种进行了极其不负责任的同系选育,不仅让同胞兄妹相互交配,还经常让特别优秀的雄性种犬与自己的女儿、孙女乃至几代开外的雌性后代交配,从而在克拉夫特犬展上获奖。2008年犬展上的获奖斗牛犬已经非常畸形了。这一届犬展之后BBC做了一期节目——我也贡献了一点内容——名叫《纯种狗的悲哀》,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此后克拉夫特犬展就再也不允许BBC采访了。极端的近亲繁殖就会造成这种后果。

    如果你想搞清楚我们每个人的亲缘关系到底多么近,我其实可以举个实例。请大家与身边人握握手——我有50%的可能刚刚向你引见了一位六代以内的表亲。这就是平均而言我们之间的亲缘程度。换言之,你们两个有50%的可能在达尔文时代有一位共同祖先。如果进一步上溯到米吉多破城的时代,也就是三千年前,那么全世界所有人——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到澳大利亚,从中国到北美再到非洲——都有一位共同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谁,只知道我们都是他的后代。那么这个事实对于人类健康有什么影响?我们要如何衡量这一影响?显然,绝大多数人都不是王室成员或者神灵后裔,并不会主动保存自己的详细家谱世系。但是达尔文在这里又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与儿子乔治都很关心近亲繁殖对人类的影响。乔治.达尔文于是给牛津与剑桥大学的各个学院去信询问,想知道学院里有多少学生相互是亲戚。当然,那时候就读牛剑大学还是贵族的专利,而贵族家庭惯于相互通婚,因此学生互为亲戚的情况很普遍。然后乔治又询问了各个学院的赛艇队,想知道有多少赛艇队员在校内有亲戚。结果表明,赛艇队员与一般学生相比在校内更不容易遇到亲戚。也就是说,越是身体健壮擅长运动的学生出身于近亲婚配的可能性就越小。这项研究虽说并不够科学,但是多少是个线索。可惜的是,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故意提供了假数据,导致了研究的失败。

    但是达尔文随即又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来测量某一人群的近亲通婚程度,既姓名数量与人口数量之间的比例。这是个很聪明的主意,本质上是放大了意大利语小山村的经验。假设你前往人口高度同质化的奥斯陆,会发现电话簿里每个名字平均会出现八十次。假如你前往人口充分远系繁殖的纽约,一个名字平均只会出现两次,也就是说很多名字仅仅只会出现一次。由此可见纽约的人口杂交程度远高于北欧。人名学(Anthroponymy)如今已经成为了一门正规科学。这一学科的研究人员会调查某一地区的婚姻记录,例如芬兰、克罗地亚或者某些天主教小国,看看姓氏相同的男女结婚的频率有多高。当然有些名字很难用这种方法来分析,比方说琼斯就是个常见姓氏,两个人就算都姓琼斯也不见得有亲缘关系。但是如果换个罕见姓氏,例如爱登堡,那么两个都姓爱登堡的人很可能有一位不久之前的共同祖先。绝大多数威尔士姓名只能追溯到三百年前。当时英格兰入侵者强行废除了威尔士的传统命名法,不再沿用父亲与祖辈的姓名。于是约翰的儿子都改姓琼斯、埃文斯或者金肯斯。英格兰的姓名可以上溯到七百年左右,日本只有一百五十年,因为现在的日文姓名体系就是在那时候确定的。至于中国的姓名则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越是向上追溯,就越容易在看似不相干的人之间找到亲缘关系。在中国,五分之一的人口——既将近三亿人——使用三个姓氏。在英国,某一姓氏的同姓人平均人数是28人,在法国是17人,在爱尔兰是63人,在中国则是75000人。因为姓氏的渊源越久远,同姓人的世系汇集在同一位祖先身上的可能性就越高。

    如今人名学研究正在与遗传学越发重叠。我们现在可以用DNA尤其是Y染色体来研究世系传承,因为Y染色体就像姓氏一样可以父传子子传孙。研究Y染色体差异已经成为了一门行业,我的很多同事都参与了进去。几年前某人想出一个好主意:既然姓氏与Y染色体基本是一回事,那么何不直接联系稀有姓氏的所有者请他们提供Y染色体呢?最明显的研究对象自然是爱登堡们。我们将各位爱登堡的样本与姓史密斯的一般平民相比较。从Y染色体家谱可以看到,全英国有56万史密斯,他们的家谱树非常杂乱,分成好几组相似却又不同的史密斯,同质化并不显著。相比之下,英国有932个爱登堡,几乎所有人都有相同的Y染色体。这些人几乎可以肯定都是同一位爱登堡的后代,此人大抵生活在中世纪英格兰中部地区的爱登山堡垒附近。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姓氏可以向我们揭示许多关于基因相关模式的信息。我们甚至可以绘制姓氏多样性的热力图。以画面上的英国地图为例,颜色越暖的地区姓氏数量越多。可见威尔士的色调很冷,因为当地姓氏出现得比较晚;剑桥与牛津也不算暖,因为当地近亲繁育程度较高。伦敦的姓氏多样性很高而且还在继续提高,苏格兰则要差很多。奥克兰与谢菲尔德两地的姓氏数量相当少,到了讲座末尾我们再来看看这两个地方。

    那么假如放眼全球的话,亲属婚娶与近亲繁育的模式又是怎样的?实际上这一行为还算常见。我们可以用同宗婚配地图来表示两代以内表亲的婚嫁情况。图中颜色越深的地区近亲婚嫁就越常见,可见印度南方与一部分阿拉伯世界颜色很深,叔侄舅甥之间的通婚在这些地区不算罕见,就亲缘而言还要更近一层。在巴基斯坦以及沙特的某些地区,超过一半的婚姻都属于这种模式。实际上,任意两个沙特人之间最常见的亲缘关系就是父母一辈互为表亲。毫无疑问这样做会造成健康问题。奇怪的是,近亲繁育导致健康问题的最显著案例往往出在意料之外的地方,也就是芬兰。尽管如今的芬兰是一个拥有完善医疗体系的富裕稳定国家,但是很久以来都位于已知世界的边缘。就基因而言,芬兰人不太像北欧民族,倒是与俄罗斯北部的西伯利亚人比较相似。芬兰存在33种仅见于当地的遗传病。这些疾病都由隐性基因导致,换言之必须父母双方都携带基因后代才会发病。如今芬兰已经成为了天然的基因研究实验室。画面上这个芬兰小姑娘很不幸已经去世了——照片是十年前拍的。她患有小儿神经蜡样脂褐质沉积症,是一种退行性神经疾病,类似于泰-萨综合征,症状是神经系统无法排除毒素,因此逐渐萎缩,导致儿童早夭。从热力图上可以看出,这种疾病主要集中在芬兰的波的尼亚低地。在古代,芬兰的居民点宛如岛屿分散在无边树海当中,人们在小村里生活并且一辈子都不会远走他乡。此外路德宗教会还为芬兰人保留了详细的家谱记录。以下图谱是小儿神经蜡样脂褐质沉积症在芬兰的传递情况,圆圈为女方块为男,黑色实心代表病人。一位病人的父母至少要各自携带一份发病基因。向上追溯的话,几乎所有病人的祖先都是生活在1650年前后的一位男性。这个人携带有一份致病基因。他的后代频繁婚配,于是经历许多代人之后两份致病基因就不可避免地凑到了一起,于是就有了这位可怜的小女孩以及许多其他不不幸的同辈人。当然也有很多芬兰病人的世系追溯不到这个人身上,但我相信这仅仅是因为家谱记录缺失不全。

    就算不依靠家谱——大多数人都没这东西——我们依然可以直接询问当事人:“你与你的配偶是不是表亲?”调查结果表明近亲结婚的效果非常显著。下面这张图表显示了不同人群的婴儿死亡率与畸形率,一组是北欧,另一组是英国的巴基斯坦裔人口。在布拉德福,巴裔人口的近亲通婚尤其显著,因为当地巴裔社区存在的强大的社会压力——直到十几年前依然很严重,近几年还好一点。由图表可见,说到例如腭裂之类的先天畸形、先天性残疾、基因疾病与早夭,每一千个英国巴裔新生儿当中的基因受损患儿数量是北欧的一倍左右。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衡量近亲联姻的远近程度?方法之一是将DNA当成姓氏来看待。Y染色体确实等同于姓氏,因为不会在代际传承的过程中打乱重组。源自不同染色体的基因会被性交打乱重组,源自同一染色体的大段DNA同样经常遭到打乱重组。不过对于较短的DNA段落来说——比方说几百万个碱基对组成的段落——打乱重组的过程其实非常罕见。成段的DNA经常代代相传而不被打乱。比方说两个爱登堡结婚了,很容易就能在两人各自的DNA当中找到排序一致的十个字母。进一步说,在任意挑选的两个人的DNA当中找到完全一样的选段也不是难事,只不过这里的选段并非只有十个字母,而是有几百万个字母。用技术术语来说这就叫连续性纯合片段。凭借如今的技术,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收集分析大量个人的DNA,只需让受试者往试管里吐口唾沫,然后提问“某一群体当中的个人会多么频繁地同时具有两份相同的DNA段落?”,就能相当准确地确定这一人群在历史上的近亲婚配程度。这方面的工作开始于五六年前,最早选取了克罗地亚。有趣的是,当年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在克罗地亚完成的,研究对象是当地的蜗牛。我常说我是全世界六大蜗牛基因专家之一——剩下五个人表示同意。但是那时候我并未意识到克罗地亚的人类基因要有趣得多,如今这个题材终于得到了研究。就像其他岛屿地区一样,克罗地亚极其抵制外来移民,当地社区极其封闭,而且家谱记录也很完善。

    下面这张图表有些复杂,我为大家详细讲讲。先看最右边,这组数值的标注是“大于10”,也就是说不仅具有两份完全一样的基因,而且基因长度至少要有一千万碱基对。在橙色代表同族婚配的达尔马提亚人当中,这类人所占的比例超过了30%。在蓝色代表的异族通婚达尔马提亚人当中,这一比例则下降到了略高于10%。再来看看粉色代表的同族婚配的奥克尼人。并不意外的是,奥克兰人的族内通婚程度与小岛居民不相上下,而且当地的姓氏数量也很少。作为对比,欧洲整体人口当中具有两份相同长序列DNA的比例则要小得多。在克罗地亚,基因检测的结果与婚嫁记录的分析结果几乎完全吻合。如今我们可以衡量任何群体或者个人的近亲繁育程度,只需一个上午的化验,查出你具有多少连续性纯合片段,就能回答这个问题。

    事实证明,近亲繁育的结果非常严重。下边这张图表是一个极端案例,当事人的父母是亲兄妹。图标上的暗绿色段落都是连续性纯合片段,长度足足达到了几千亿个碱基对。当事人的身体状况极差,从小就患有多种精神失调病症,永远无法独立生活。反过来说,我们也可以从疾病入手,看看某种疾病的患者与非患者相比哪边的连续性纯合片段更多。以大肠癌为例,癌症患者的连续性纯合片段数量显然多于对照组。情况相同的病症还包括精神分裂与早发性帕金森氏病,甚至就连传染病感染率都与之正相关。用不了多久,连续性纯合片段检测就将成为标准医学诊断工具之一。

    那么未来又会如何?阿米吉多顿城外究竟会是怎样一番景象?恐怕会与古人的想象大相径庭。因为如今我们拥有了一项促进优生优育的强大工具,名叫波音747。如今的我们不再像曾经的芬兰人那样就地解决婚嫁问题,就连芬兰人也开始与远道而来的中国人婚配。人们不再因为毫无选择而不得不与邻家的青梅竹马成亲。以美国为例,假如比较一下1900年生人与2000年生人的DNA样本——前者自然是保存下来的——就会发现连续性纯合片段的数量显著减少。但是就算不依靠科技,仅凭分析姓氏也能看出端倪。以我的威尔士姓氏Jones为例,1881年时我们还被铁丝电网圈禁在西威尔士地区,1998年我们就扩散到了英格兰腹地——一个姓氏要在热力图上显现出来,至少要在当地占比1%——抵达了牛津与伦敦。这个现象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所有人都在迁徙。我们正在面对人类进化的新纪元,可以说这是混血儿扬眉吐气的时代。不过反过来说,既然乱伦正在逐渐消失,恐怕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去跳民俗舞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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