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来自更广大世界的震荡撼动了阿拉巴马州的新民主实验室。3月27日星期日下午，五百名朗德斯县公民以及近百名非学委员工聚集在“乡间偏远地区”，纪念朗德斯县的种族恐怖首次遭到搅扰以来的这一年。这场活动由学校教师萨拉.洛根（Sarah Logan）主持。她邀请了R.U.哈里森牧师（R.U.Harrison）致词，他的儿子洛伦佐.哈里森牧师在一年零一个月之前仅仅因为胆敢提及投票就遭到三K党徒围剿，只得狼狈地抛下布道坛逃离了朗德斯县城。她还邀请当时护送洛伦佐.哈里森牧师平安脱身的约翰.胡莱特回顾了此后当地黑人正式投身民权运动的诞生之痛——逃亡过后第二天，胡莱特就率领乡亲们首次来到朗德斯县法院尝试了选民登记，那一天马丁.路德.金本人也出现在了朗德斯县法院。这一天晚上他们又在哈拉尔森的商店后面举行了第一次政治会议，二十八位参会勇士组了建朗德斯县基督教人权运动，还得到了从临近塞尔玛赶来的白人布道人的神奇鼓励，这些布道人为了参与民权运动来到塞尔玛，刚好赶上运动势头被困在“柏林墙”封锁线下。

胡莱特表示，在蒙哥马利大进军之后的几个月里，为了完成选民登记，“我们不得不在烈日下、在暴雨、在寒风里一连排队几个小时。我们仅仅尝试过一次示威，致使我们悲剧地失去了来自新罕布什尔州基恩市的乔纳森.米里克.丹尼尔斯。我们试图把我们的人从监狱里救出来，但是我们没有钱。” 胡莱特以及青年领袖蒂莫西.梅斯（Timothy Mays）和克拉拉.莫尔（Clara Maul）领唱了一轮运动歌曲，之后洛根将一位身量不高的妇女作为特邀嘉宾请上了台前。洛根为这次一周年礼拜活动手写了一份节目单，大标题是“再无枷锁与悲伤”，她在节目单上为这位嘉宾标注的说明词是“民权运动之母”。专程从底特律的家赶到朗德斯乡村教堂的罗莎.帕克斯勇敢地走上前台，赞扬了她以前所在州的最受压迫群体的政治觉醒。

扩音器将她的话语传送给了教堂门外的人群。在门外放哨的哨兵们一边紧张地盯着远处的监视车辆，一边忙着从一辆旅行车的后门发放热食。在帕克斯之后登台的是来自亚特兰大的年轻人朱利安.邦德。他现身说法地证明黑人不仅可以渴望第一次投票，还可以渴望参加选举并且当选。邦德引用了诗人斯特林.布朗（Sterling Brown）关于绞刑师的时代正在过去的诗句，以及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关于民权运动需要不断鼓动的观点——就好比说他的官司如今已经打到了最高法院。邦德表示：“我不确定未来会怎样，但是朗德斯县的人民已经意识到，我们过去的做事方式是错误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紧随其后，热切地追忆了自己与朗德斯县居民们一起度过的这一年。他宣称阿拉巴马州民主党最近废除“白人至上”口号的做法只不过是表面文章，他强烈要求朗德斯县的新选民利用5月3日初选日的机会来挑选他们自己的地方办公室候选人名单。在礼拜仪式上没有人自愿成为第一个黑人候选人，但是许多人都在4月2日星期六返回教堂采取了初步措施。他们投票创建了一个“独立机构”，称之为“朗德斯县自由组织”，通过了章程与标志，并且根据《阿拉巴马州法典》第17章第337节完成了创建县一级政党所需的其他手续。他们选出了六名官员，包括财务秘书鲁西.梅.琼斯（Ruthie Mae Jones）和副主席R.S.斯特里克兰德（R.S.Strickland）。党主席胡莱特宣称：“一旦你得到了权力，你就不必再乞求了。”

阿拉巴马州的约翰.刘易斯也在另一条战线上鼓动黑人投票——不过是南非的黑人——他与詹姆斯.福曼、比尔.霍尔（Bill Hall）、克利夫兰.塞勒斯以及威利.利克斯一起来到南非位于麦迪逊大道的气派领事馆门前发起静坐示威并且被捕，并未引起多大社会反响。还要再过二十年，人们才会为了声援幽囚半生的纳尔逊.曼德拉发动大规模示威并且将矛头指向种族隔离制度本身。哈里.贝拉方特在前往欧洲巡演的前几天为这五位非学委先驱者支付了保释金。法国演员伊夫.蒙丹和西蒙.西格诺尔于3月28日在巴黎音乐演讲节上接待了贝拉方特和马丁.路德.金，现场门票售卖一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种族问题权威研究报告《美国的困境》的作者、瑞典学者贡纳尔.米尔达尔（Gunnar Myrdal）在斯德哥尔摩将金一行人引荐给了古斯塔夫六世国王。国王在皇家歌剧院欢迎了两国联合推动的民权项目，将其作为一项国家荣誉。贝拉方特3月31日的斯德哥尔摩巡演门票在二月份就被抢购一空，从开售到售罄只用了半个小时。一行人只得临时决定在4月3日再加演一场。瑞典电视台架设了临时网络，将演出转播到了整个北欧，包括芬兰。瑞典邮局为领导大会建立了一个统一邮寄地址。瑞典银行公布了一个开放当中的民权捐款特别账户，并且向领导大会转交了至少十万美元的初始进项。

欧洲的巨大成功掩盖了大西洋彼岸源自阿拉巴马州的紧张局势。金在巴黎的活动场地原本由当地教会赞助提供，但是在活动开始之前不到两周，美国政府的不悦就如同阴云一般笼罩了这几家教会，迫使他们撤回了赞助。金在最后关头高声求助，一群艺术家们随即展开了紧急救援。英国演员彼得.奥图尔与希腊演员梅丽娜.梅尔库里牵头联络了一批法国演艺界同行，为金租借了一块比原本计划大十倍的替代场地。眼看一计不成，国务卿罗斯克又命令美国驻法大使查尔斯.博伦（Charles ‘Chip’ Bohlen）不得出席在巴黎重打锣鼓另开张的金-贝拉方特义演。为了预防金引发关于越南的争议，美国驻瑞大使格雷厄姆.帕森斯（Graham Parsons）也取消了在斯德哥尔摩机场迎接金的计划。美国驻瑞典大使馆的一份事后报告庆幸地指出，金的这次高调访问“没有给美国在这里的形象带来任何困难”，因为金“相当明确地”表示他反对越南战争是出于个人的良心，并非将其作为民权运动的政治重点。外交官们补充说，金的矛盾克制使得瑞典晚会的紧张赞助商感到满意，代价则是当地媒体的批评：“金被套上了笼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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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于4月10日回国。受到海外支持率大幅上升的鼓舞，他决心打破自从去年八月领导大会年会辩论以来一直困扰他的犹豫不决局面。他催促领导大会执行委员会在迈阿密的半年度会议上针对越南问题采取正式立场，并且在4月13日宣布了有利的结果。金告诉记者：“当务之急是结束一场破坏我们国内命运的战争。”本次半年会批准的决议将领导大会与非暴力原则绑定成了一体：“如果我们忠于自己的理想，那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硬顶着如此明显且强烈的民众反对放弃南越军政府。我们认为，应该重新评估对越立场并且认真研究迅速撤军的智慧。目前这样做的时机非常恰当，这样做的需求也非常迫切。”“放弃”和“撤军”这两个词远比罗伯特.肯尼迪的“谈判”呼吁更富有爆炸性，立刻将金送上了头版头条，哪怕金的政治能量远远赶不上罗伯特这样一位日后有可能问鼎白宫的顶级政客。《纽约时报》随即指出针对越战的异议几乎害得非学委破产，还引用了一项全国民意调查，其中41%的美国人认为来自该季度的反战异议使他们感到“不那么支持黑人民权了”。金的好几个盟友都向《时代周刊》直言不讳地指责他犯了“将国内民权和外交政策混为一谈的最大错误”。

联邦调查局的窃听录音记录了斯坦利.利维森对于民权团体之间以及内部纷争的务实评估。利维森指出，金的同行们很乐意看到他在越南问题上“伸头挨刀”。他告诉克拉伦斯.琼斯：“罗伊（威尔金斯）和惠特尼（杨）已经依偎在了约翰逊身边。马丁现在与白宫的关系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他们替代马丁成为了白宫的贴心人，我认为他们喜欢这样。” 对于利维森来说，这无非是正常的政治。他的着眼点在于民权运动进展的长远规划。他希望金能赞扬一下联邦调查局，因为调查局最近逮捕了十三名密西西比州三K党徒，希望以此为契机破获弗农.达默尔的燃烧弹谋杀案。（利维森在遭受窃听的电话里说道：“胡佛可能非常不喜欢马丁，但是他的手下现在正在实地开展工作。” ）令利维森更为不安的是他与贝亚德.拉斯廷的内部矛盾。拉斯廷对于金坚决推动反越战决议的做法感到“痛心”，眼下他与利维森的摩擦已经超出了从前顾问之间相互竞争的程度。两人都曾经因为在金身边提供服务而遍体鳞伤，也都曾经在最近距离亲眼目睹了金带来的奇迹。拉斯廷的理想主义和战术天才全都建立在非暴力基础上，三十多年前他宁肯坐牢也不肯在二战期间服役。如今正赶上和平主义扬眉吐气大有可为的时代浪潮，没想到他反而拨转了自己的政治指南针。利维森认为拉斯廷迁就战争是为了保护他在主流政治当中的新地位，拉斯廷则主张成熟的民主要求在国内和国外都必须做出妥协。

金一方面忙着为下一场新运动打基础，同时也在努力收割着刚刚结束的上一场运动的实际成果。首先戴利市长敷衍地接见了一下他，然后他在4月28日再次离开芝加哥，参加了平生最后一次白宫会议——约翰逊总统即将向国会提交一份正式民权信息，预先在各位民权领袖面前进行了一番鼓舞人心的预演，得到了不温不火的回应——再然后他又匆匆南下赶到阿拉巴马州，为了5月3日的阿拉巴马州初选一连进行了四场敦促投票演讲，直到夜深。4月29日星期五，他飞快地从蒙哥马利出发，行程825英里，接连走访了九座四散分布的农村教堂并且发表演讲。在当天第二站威尔科克斯县，一千五百名新登记的选民在安提阿浸信会教堂门外的烈日下等待着金的到来。不久前的一月份，运动支持者大卫.科尔森就在这座教堂的停车场上遭到了枪杀。领导大会组织者丹.哈雷尔告诉记者：“如果他们不害怕来听金博士的演讲，他们就不会害怕投票。” 下午的一场暴雨致使金像往常一样远远落在了行程计划后面。金在长女约兰达与次子马蒂的陪伴下小跑着穿过田野，走向马伦戈县的一座教堂，身旁是弗雷德.夏特沃斯与何西阿.威廉姆斯。

各种敌对势力争先恐后地试图掌控刚刚形成的黑人选民群体。不少于九名白人男子投入了这次州长竞选，要与乔治.华莱士的“替身”妻子洛琳一争高下。根据《投票权法案》，阿拉巴马州黑人登记选民人数已经翻了一番，达到二十四万人。里士满.弗劳尔斯检察长被公认为是“近代以来第一个直接在南方深处各州的黑人当中开展竞选活动的主要白人候选人”，他承诺将会撤下邦联战旗，因为这面旗象征着反叛而不是进步。领导大会为第一批有资格成为民主党初选候选人的五十四名黑人举办了初级政治讲习班。一份运动杂志刊登了一张黑人亲吻婴儿的竞选照片。一位老练的外州现任黑人官员建议他们不要指望对手会手下留情，而且还要注意只能接受现金捐款。教会的女性成员教导新选民如何标记选票。报纸对于黑人选民与参选人极尽攻讦之能事，丝毫不顾各种攻讦角度相互矛盾。两位黑人竞选同一职位，报纸骂他们愚蠢无能；一个塔斯基吉团体支持白人治安官而不是黑人，报纸骂他们口蜜腹剑；有记者发现存在潜在的“黑人投票集团”，报纸骂他们是阴险的机器人。

何西阿.威廉姆斯承担了指定参选人名单的任务。“我们必须让黑人的选票像成熟的果实一样挂在那里，”他一边面向人群发言一边举起手臂，模仿葡萄园检查员的爱抚动作，“谁愿意给黑人最多自由，谁就可以摘下它。”作为金在阿拉巴马州的副手，威廉姆斯在决定是否与白人温和派达成交易或者集中力量支持哪一位黑人候选人时的权威还要高于当地的传统黑人领袖。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已经把黑土带缝起来了。”威廉姆斯毫不掩饰地宣称，负责组织选民登记的人理应控制选民。自由之夏志愿者主办的小报纸《南方信使》的编辑们在一篇社论中责备了他的霸道行为：“请坐吧，何西阿……但是请在他离开时候帮他一把，伙计们。”他们提醒读者，每个选民都是彰显民主信任与责任的“铁砧”：“记住，最终的选择在你手里。你不必按照你曾经的表态来投票。如果你自己决定了，没有人能控制你的投票。”金回应了他们的建议，恳请大家无论如何首先要踊跃参加投票。鉴于朗德斯县的民权团体决心另起炉灶，在民主党初选之外参与政治，金这次回避了朗德斯县，不过他并未加入威廉姆斯以及其他人对于朗德斯县民权团体的谩骂。

可悲的是，《纽约时报》甚至比何西阿.威廉姆斯更加颐指气使。报纸专注于“激动人心、开创先例”的机会，希望能够一举击败洛琳.华莱士背后的“老牌种族隔离主义者”。到了四月底，《纽约时报》呼吁黑人选民在民主党州长初选当中“将他们的力量与自由派白人选民结合起来”，还对采取不同政治策略的黑人发射出了责备的激光。一篇主要社论将朗德斯县的独立候选人计划称为毫无意义的“抵制”。在纽约的笔杆子们几乎无法想象的恶劣条件下，阿拉巴马州的佃农与拉票员冒着生命危险第一次投票，可是他们的英勇之举在这篇文章看来却无非是疯狂地抛弃了选票本身。在这篇《阿拉巴马州的破坏》当中，作者从非学委员工身上仅仅看到了“破坏性的捣乱行为……不成功便成仁的态度……为了极端主义而极端主义……针对全社会与政府的革命姿态。”编辑们完全可以向这个杀害了维奥拉.柳佐与乔纳森.丹尼尔斯的县区在过去一年赢得的奇迹式全新民权表示敬意，但是他们却并没有展现此等胸襟。相反，美国最好的报纸——长期以来一直是同情民权的权威声音——拒不承认任何与他们自己认定的优先事项相互竞争的其他关切，也不承认黑人具有基本自治的能力。《时代周刊》将朗德斯县运动阵营描绘成了反对投票权的轻率破坏者，抹杀了自从华盛顿率军撤进福吉谷越冬以来就十分罕见的渴望自由的努力。黑人权力的冲突与叛乱很快将会笼罩整个国家，这些文章的贬损立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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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阿拉巴马州民主党初选正式开始。这次选举展示了历史鸿沟当中丰富多彩的政治。阿拉巴马州第一位女性州长候选人洛琳.华莱士试图成为美国第三位担任州长职务的女性。她的丈夫乔治.华莱士每天都承诺“要在州长官邸打柴打水”，为妻子当好勤务员。他提醒人们，爱德华.弗格森州长（Edward Ferguson）就曾经在1924年在得克萨斯州为妻子米莉亚.弗格森（Miriam Ferguson）成功举办了竞选活动。华莱士在一次关于越南问题的州长简报会上从约翰逊总统那里学到了弗格森的笑话。记者注意到，他现在在演讲中省略了“隔离”一词，同时又尖锐地否定了一项精神病院种族融合协议。华莱士声称，华盛顿提出的关于联邦福利体系的“独裁”条件侮辱了整个阿拉巴马州。另外他还认为理查德.尼克松的讽刺同样侮辱了阿拉巴马州，因为尼克松戏称阿拉巴马州正在让“一位杂货店里的看店丫头竞选州长”。（洛琳.华莱士在结婚之前的唯一一份正式工作确实是杂货店售货员，自从她在1943年十六岁时嫁给华莱士之后就成了全职家庭主妇。身为前任副总统的尼克松之所以如此刻薄地贬低参选人的出身，是因为他希望华莱士家族的失败能阻止乔治.华莱士本人在1968年以第三方身份竞选总统。华莱士的第三方竞选失利有助于共和党人保住深南部的戈德华特州。）其他公众声音抱怨说，联邦政府根据《投票权法案》“占领”了阿拉巴马州，把这里当成了“某种香蕉共和国”。司法部长卡岑巴赫竭力隐藏了自己的底牌：他正在培训一批公务员，好让他们在投票时保护新黑人选民。他向约翰逊总统保证：“我试图在不惹恼民权团体的前提下做到最起码的事情。”他悄悄地将这批观察员集中在塞尔玛，因为挑战者威尔逊.贝克与现任治安官吉姆.克拉克将会在此地进行引人注目的摊牌。

另一方面，约翰.多尔派遣司法部律师查尔斯.内森（Charles Nesson）前往朗德斯县，在最后一刻加入了关于候选人提名大会举办地点的谈判。此前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曾向多尔请愿：“如果我们没有听到你的消息，或者如果美国政府发现自己保护不了选举参与者，我们将被迫寻求我们自己能够收拢起来的资源。” 4月26日，卡迈克尔等人与内森一起来到海尼维尔法院，被弗兰克.瑞尔斯治安官（Frank Ryals）拦阻了下来。卡迈克尔援引了阿拉巴马州的法律，即地方党的创始人必须“于初选日在公共投票站内或者周围”召开会议。依据这一法条，他主张自己有权使用海尼维尔唯一符合条件的开会地点。瑞尔斯则直截了当地告诉内森，对于第一批普通黑人选民来说，来到朗德斯县已经够危险的了，如果他们竟然还胆敢在法院草坪上逗留甚至开会，必然将要变成“猎杀火鸡”的活靶子。约翰.胡莱特坚持认为他们没有选择。高度紧张的内森在塞尔玛和蒙哥马利之间奔走，寻找避免灾难的办法。

与此同时，自由组织继续每晚举行弥撒大会。非学委研究主任杰克.明尼斯完成了好几场关于实用政治知识的地方研讨会，利用图文并茂的小册子来探讨一些入门问题——“投票如何进行？”“什么是政治？”——至于面向自由组织领导层成员的进阶版研讨会则会采用初级政治读本与法规书籍。争取“自由提名”的新对手们在莫利亚先生教堂举行的候选人论坛上踊跃发言。杰西.费沃斯宣布，“投票给我，我将站出来争取公平待遇。”他的对手西德尼.洛根（Sidney Logan）发誓要消除黑人对于治安官制服的根深蒂固的恐惧。砖匠约翰.亨森（John Hinson）的孩子们正在竞选教育委员会的一个席位，他们分发了标有“为亨森投票”的校园剪纸作品。一些发言者十分纠结，他们原本可以参加平生第一次州长选举投票，但是被提名成为当地候选人之后却不得不错过这次机会。胡莱特转述了官方警告，指出召开党代会就意味着自杀，其他人纷纷跳起来表示他们不在乎。一位老农叫道：“我们走路的时候一直耷拉着脑袋，我们的心都被揉搓成一团，我们一点胆气都没有地躲在树丛里，但是现在我们再也不怕了！”他敦促人们既不要乱来也不要主动挑事，而是要挺身而出。“就算你非得死，那也得死出点名堂来。”

5月1日星期天，内森带回了一项提议：将党代会地点从法院搬迁到海尼维尔附近的一座黑人教堂。在这里开会虽说仍然得不到护卫，但是毕竟比较低调，在初选日对于白人选民的刺激性会小一些。他口头保证这一改变将会合乎法律。但是紧急成立的运动核心小组拒绝了他的建议。胡莱特回答说，任何存心作梗的法官都可以抓住这一点作为把柄，在十一月的选票上删掉他们的参选人名单。为了不留漏洞，他的人将会继续前往法院碰运气，除非阿拉巴马州当局以书面形式承认这座教堂的确符合“在公共投票站内或者周围”的法定要求。重新开始的对峙迫使内森与其他司法部人员在竞选的最后冲刺阶段苦苦纠缠州检察官里士满.弗劳尔斯，希望对方能给个说法。弗劳尔斯的处境也很为难。假如他签署了拟议的法律意见，无异于主动退出民主党初选，失去竞选州长的胜算，因为对于黑人的任何迁就都将会进一步疏远白人选民。但是话又说回来，柳佐和丹尼尔斯谋杀案的审判也让他意识到，无论如何他在朗德斯县恐怕都找不出哪怕一位支持自己的白人选民，而且他自己在两起案件期间遭受人身威胁的恐惧经历也让他对于身陷重围的民权阵营颇有惺惺相惜之意。权衡再三之后，他还是一咬牙签了字。内森赶在5月2日星期一下午三点前将法律意见书张贴在了海尼维尔法院。胡莱特得知这一喜讯之后立刻感到压力山大，因为他只剩下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在七百平方英里的种植园地区宣传开会地点变动通知。居住在这片地区的黑人居民汽车保有量很少，家里也几乎没有电话，想要通知到每一个人的难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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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潮迭起的党内初选日早晨，约翰.多尔在达拉斯监督着五百名联邦观察员。他从塞尔玛出发——当地投票站开门之前，选民队伍已经从法院延伸到了布朗礼拜堂——驱车十八英里来到一个名为奥维尔的小村庄，看到这里充斥着等待投票的黑人农民。这一次达拉斯县的投票人数超过了一万七千人，几乎是该县以往标准的三倍。全州的选民克服了各种艰苦条件，加入了宛如火药桶一般一点就炸的投票队列。白人家长们人手一份华莱士州长通过各所白人学校的学生分发的“为阿拉巴马挺身而出”的小册子。一位选举官员将延误归咎于黑人，他指责一位困惑的选民在一个投票间徘徊了二十八分钟。威尔科克斯县的黑人抱怨说他们收到了关于投票地点的虚假信息，耽误了半天功夫才在哈维鱼市发现了投票设备。这是一家鱼饵商店，平时对于黑人一贯不友好。当地妇女很快就向鱼市门前的选民队列分发了炸鸡以提高沿线士气。在伯明翰，一位在烈日下晕倒的黑人老者拒绝被救护车运走，因为这次投票可能是他这辈子“拉动那根杠杆”的最后机会。其他等待到深夜的人们则生起火堆取暖。一个举着“投票给华莱士”牌子的妇女站在一个戴着“与弗劳尔斯一起成长”徽章的男性身后，两人一起排了几个小时的队。

在距离当地法院半英里的海尼维尔第一浸信会教堂，人们的神经开始紧绷。一位农民把手插在连体工装裤口袋里，不停地拨弄着三颗猎枪子弹。联邦调查局探员们忙着在现场拍照，记者们忙着采访来自亚特兰大和密西西比的非学委领导人。下午三点钟，收到最后的指示之后，朗德斯县自由组织的支持者们涌向了教堂门外一片用绳子圈起来的区域。在那里，民权运动的书记员们对照该县迄今为止已缴纳人头税的登记选民名单逐一核实姓名。用卡迈克尔的话来说：“我们想让这一切尽可能地合法。”获得批准的人们经过七个站点，分别为每个地方职位投票。参加竞争的候选人站在附近的指定地点向选民们微笑致意，方便他们把名字和脸对上号。高音喇叭不断重复着最重要的法律须知：任何打算以朗德斯县自由组织参选人身份参加民主党初选的人都不应该投票，因为一旦参选人投了票，整个组织都会被取消参选资格。有人传来消息说有一百多个黑人选民大概没有接到通知，还是跑到法院那边去了，引起了一片呻吟声。志愿者们收集了填好的选票——每张选票上都有官方的黑豹标志与信条“一人一票”——并将选票放入七个木桌上的纸板箱。选民们在教堂庭院里等待计票，大多都是戴着周日礼帽的佃农以及戴着耳环、穿着印花裙的妇女。随着计票工作顺利进行，他们的担忧慢慢变成了欣慰。零散的非学委员工唱起了自由歌曲。一位老妇人自言自语道：“我们正在创造历史，没错。”胡莱特还没来得及招呼大家回屋宣布正式被提名的参选人，威利.利克斯就跳到教堂的台阶上发表了一篇风格滑稽的胜利演讲，赞扬了不守规矩的朗德斯县“坏黑鬼们”。计票结果显示：约翰.亨森以511对327票击败了弗吉尼亚.怀特夫人（Virginia White），接下来他将要冲击现任朗德斯县校董的位置；爱丽丝.摩尔夫人（Alice Moore）在没有党内对手的情况下独得852票，将要冲击估税员一职（“向富人征税养活穷人，这是我的口号”）。西德尼.洛根以492对381票击败了杰西.费沃斯，他的冲击目标是治安官。他表示自己在第一次尝试进行选民登记时曾经被治安副官乔.杰克逊挥舞着枪支赶走，在那以后他一直打算竞选一下治安官。

不过在投票结束前出现了一则更重大的新闻，抹杀了朗德斯县的首创之举。《蒙哥马利广告报》的早期版本宣称，“洛琳取得压倒性胜利！”上面点缀着令人震惊的说明词：“兴高采烈的华莱士……欣喜若狂……微笑，拥抱……无需决胜投票。” 在杰斐逊.戴维斯舞厅，华莱士州长欢呼妻子的胜选将会“让宪法政府回归这个州”。马丁.路德.金则在伯明翰的托马斯.杰斐逊酒店黯然指出，“阿拉巴马州的白人正在拼命地寻找回到白人至上旧时代的方法。” 《广告报》的编辑惊讶地发现，“实际上，大多数阿拉巴马州的白人都投票给了（洛琳）华莱士”，以至于她的票数远远超过了九个男性竞争者的总和，几乎是第二名里士满.弗劳尔斯的三倍。由于弗劳尔斯得到了大量黑人支持，司法部长卡岑巴赫曾经计算过他只需获得21%的白人选票就能成为州长。但是这次他的失利如此惨重，以至于《纽约时报》认为“可能要等很多年……才会有下一位严肃的阿拉巴马州政治家冒险与黑人进行密切的政治认同。” 这一结果同样刺痛了《时代周刊》的编辑们，不过他们明智地从黑白双方的高企投票率当中得到了安慰：“阿拉巴马州党内初选的最重要事实在于和平。”

只有一份学生报纸和一份小型社会主义杂志报道了黑人对于十一月大选的微小乐观情绪。热情洋溢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在初选之夜预测称：“我们将在朗德斯县夺取权力并且进行统治。我们甚至不想实现种族融合……种族融合融合是白人至上主义的托词。”考特兰.考克斯认为，有意打入城市的农民正在创造公民组织的奇迹，将他们的候选人列入选票；至于《时代周刊》竟然胆敢指责他们在民主党初选当中牺牲了少数反华莱士的选票，“还真是厚颜无耻”。卡迈克尔补充道：“把华莱士赶出党不是我们的工作，他们怎么不去要求犹太人改革纳粹党？”在他看来，朗德斯县四比一的黑人多数票开启了民权运动的全新政治阶段：“非暴力已经无关紧要了。金采用的是道德力量，但是我们正在建立一支夺取权力的队伍。我们不是一场抗议运动。”

阿拉巴马州的党内初选日引发了三波明显的兴奋之情。首先，司法部的律师打退了达拉斯县治安官竞选当中发生在六个少数族裔选区、为期长达数周的偷窃、扣押以及取消选票箱的企图，这才让广泛的民权联盟得以庆祝一场输赢一线的胜利——威尔逊.贝克终于战胜了恶毒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吉姆.克拉克，成为了新一任达拉斯县治安官。其次，约翰.多尔也迎来了他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职业斗争顶点。最终得到监督的计票结果意味着投票权与法律在漫长、艰难并且令人绝望的选战当中的确实现了相互支持的双赢局面——具体到这一次就是为威尔逊.贝克争取到了与吉姆.克拉克一较高下的公平优势。最后，在阿拉巴马州政治的中心舞台上，华莱士州长再次宣示了自己不可动摇的霸权。他召集了阿拉巴马州的两位参议员与全部八名众议员并且宣读公告，痛斥1966-1967学年的自由择校去隔离准则是华盛顿的“社会主义者们”设计出来的“极权主义”蓝图，“其目的是俘虏与规训我们的儿童，破坏我们的公共教育系统”。几乎与此同时，非学委员工们也从海尼维尔转战到了田纳西州，他们希望把整个美国都当成朗德斯县。

非学委在纳什维尔附近金斯敦泉的一座林中教堂营地举行了年会，期间杰克.明尼斯悄悄地游说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希望他能取代约翰.刘易斯担任全国主席。卡迈克尔同意参加主席改选，因为最近刘易斯的所作所为令他十分愤懑。刘易斯整天忙着为里士满.弗劳尔斯拉票，却从未视察过朗德斯县的民权豪赌，哪怕这场赌局得到了他所领导的组织的认可。但是卡迈克尔并没有非赢不可的想法，因为全体非学委成员都共同承担着高昂的风险，彼此之间虽不敢说亲如手足，至少也堪称患难与共，如此强大的团体精神每每抑制了他们的个人抱负。在非学委，领导职责要么被视为发生在某人身上的意外，要么被当做牵扯此人工作精力的分心因素，总之不会有人主动在组织内部往上爬。没有人公开谈论卡迈克尔与刘易斯之间的较量。相反，在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年轻的运动老兵们将内部政治深埋在了马拉松式战略辩论之下。他们努力记住并且修正了自从1960年静坐示威以来的六年动荡当中他们这个大学生团体的创始假设。有人承认道：“我们假设我们可以忘记历史，因为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查理.科布回忆起了非学委创立之初成员们的共同责任感，即促使政府关注不公正现象从而治愈社会弊病。最迟到1963年，性情天差地别的非学委成员们——从奉行怀疑主义的权力分析家考特兰.考克斯到基督教神秘主义信徒查尔斯.谢罗德——已经一致认可了非学委的使命是通过“解放思想”来实现平等。用卡迈克尔的话来说：“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个国家真的是一个民主国家，只是没能正常运作而已。我们并未意识到，如果我们开始捣乱的话，这个国家可以多么野蛮。”

艾凡赫.唐纳森认为，“种族间的民主”已经成为了一个太过模糊的目的，以至于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口头上支持它，并且还在推动有针对性的“区域性权力”组织活动，例如亚特兰大的邦德运动就旨在帮助邦德行使民选权力。詹姆斯.福曼主张从世界角度看待殖民主义，坚定的激进派们表示反对，声称非学委从卡尔.马克思这样的白人那里没有什么可学的。精明的辩证法专家们则探讨了“投票”这个词的深刻意义，从原始政治的结构与过程一直谈到了公民之间的“意识”联系。对于即将召开的白宫会议的攻击间接打击了刘易斯，因为他参加了这次会议的规划。但是刘易斯已经证明自己不是约翰逊总统的傀儡，因为他坚决反对越南战争。刘易斯与反对派之间的冲突伤害了鲍勃.曼茨和其他许多人。曼茨本人尤其夹在了两股无法调和的势力之间，前者是在朗德斯县“满口黑话”的卡迈克尔，后者是大约四十名白人员工的辩护士，这些人坚决反对将非学委改造成为全黑人先锋队的主张。曼茨曾经恳求卡迈克尔，不要为了国家职位的虚饰而抛弃自己。另一方面，虽然曼茨对于刘易斯无视他们在朗德斯县的工作感到愤怒，但是他仍然十分钦佩刘易斯在佩特斯桥上的坚定勇气。5月13日午夜时分，谈判已经结束。面对现任主席发自内心的留任愿望，卡迈克尔的支持者们半开玩笑地发表了一篇走过场式的提名演说。刘易斯随即以60票比22票赢得了第四个任期的连任。卡迈克尔本人见状耸耸肩，也把票投给了现任主席。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这次换届选举已经尘埃落定的时候，两位迟来的参会人员赶到了会场，一位是来自阿肯色州的沃斯.朗（Worth Long），另一位是密西西比州的朱利叶斯.莱斯特（Julius Lester）。莱斯特是菲斯克大学的一名头脑灵活的非学委员工，他获得了发言权，随即询问刚才究竟出了甚么事。得知详情之后，莱斯特一句话就让整个大厅安静了下来：“啥？！约翰.刘易斯？”朗也皱起了眉头：“你们怎么做到的？你们不能这么做。” 很少在会议上发言的杰克.明尼斯此时也站出来发泄了一通怨气，只可恨坦率的反对意见来得太晚，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是朗并不吃这一套，而是脱口而出：“那还真是对不起啊，白人老板！”不慎暴露了自己的个人立场之后，朗紧接着口风一变，针对程序漏洞开始发难：“我质疑这次选举！”他指责福曼不讲规矩搞偷袭，非得拖延到一半员工都已经上床睡觉之后才进行投票，而且还利用众人对于刘易斯的尊敬大打感情牌。这番话让会场陷入了一片大乱，有些人匆忙离场去叫醒缺席人员，另一些人忙着翻阅非学委章程。明尼斯见状意识到机不可失，立刻决定使一招釜底抽薪之计，利用非学委的组织文化帮助卡迈克尔败中取胜。经过他一番宣讲，好几位已经当选的非学委管理人员都同意暂时辞去职务，等到全体人员都到齐之后再次进行澄清选举。克利夫兰.塞勒斯辞去了国家计划秘书的职务，鲁比.多丽丝.罗宾逊（Ruby Doris Robinson）也同样放弃了取代福曼成为执行秘书的新任务。面对同事们的施压，刘易斯坚决拒绝效仿，非学委成员们对他的敬重当即大打折扣。此前还有些胆怯的声音现在开始理直气壮地批评刘易斯恋栈不去。也有些人承认了此前秘而不宣的默契共识，即刘易斯至少在过去两年没能体现非学委不断发展的独立性。大感受伤的刘易斯当即抨击了他眼中玩弄手段的阴谋家，然后又恳求众人别忘了卡迈克尔根本不是南方人。几个能说会道的北方人反驳称刘易斯根本就是他的偶像马丁.路德.金的翻版，不能将非学委继续交待在他手里，表情痛苦的崇拜者们则希望刘易斯不要主动将自己与金相比。沃斯.朗后来断言，当刘易斯重新拾起非暴力原则的时候，他“就完了”。

到了5月14日星期六的黎明，刘易斯已经陷入了痛苦的孤立，他的连任资格遭到了众人的联合剥夺。朱利安.邦德在亚特兰大发布外宣时尽可能回避了无休止的员工会议，声称这一结果“只是正常的组织变化”。学生团体领导层的变动引起了媒体的适度注意。一篇报道发现刘易斯“显然被失败动摇”，他这次输在了一群赞成“南方黑人第三方政治”的人们手里。《国家卫报》披露了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一则趣闻：他惯于在密西西比州超速驾驶摆脱危险，因而获得了“三角洲魔鬼”的绰号。《纽约时报》指出，这位新主席时年二十四岁，是“阿拉巴马州全黑人‘黑豹’政党的组织者”，还依据民权人物的专属政治光谱描述了他的理念：“卡迈克尔先生不相信暴力，但他同样也不相信左脸挨了巴掌还要将右脸伸过去。”

在二月，阿拉巴马州民主委员会修改了官方党徽，从打鸣白公鸡头顶的横幅上删除了“白人至上”的字样。自从1904年以来，白公鸡一直在每张选票上标注着阿拉巴马州民主党候选人的姓名。一位官员走出伯明翰的塔特怀勒酒店，谴责这项改革是对上帝的亵渎。这位来自贝塞默的亨利.斯威特（Henry Sweet）告诉记者：“根据全能上帝的授权，白人种族在这个世界上至高无上。”斯威特在酒店大堂里看到好几位“美丽的白人女士”正在为了民权进步欢呼，此情此景令他心痛不已。他沮丧地解释道：“我们的斗争也是为了维护女性的本分。”另一位委员会成员、来自伯明翰的西德尼.斯迈尔（Sidney Smyer）谴责所有要为这项决策负责的相关方行事卑劣，只敢胆怯地举行秘密会议，通过无记录投票来隐藏他们的奸谋。包括总检察长里士满.弗劳尔斯的支持者在内的温和派努力安抚大约十万名新登记的黑人选民，同时也在尽量减少白人选民的愤怒。观察家们提出了许多理论来解释华莱士州长为什么允许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关起门来默认了这项改动。

华莱士不屑于承认弗劳尔斯能在五月的初选当中给自己造成任何政治威胁。虽然他本人不能连任州长，但是他依然自信地安排他的妻子洛琳竞选代理州长，尽管她是一个害羞的政坛新手，而且刚刚确诊了晚期子宫癌。华莱士本人已经将目光投向了1968年的总统竞选，关于他与约翰逊总统达成默契的传言不绝于耳。如果华莱士悄悄地撤下“白人至上”的旗帜，从而使全国的民主党人对阿拉巴马州更有好感，约翰逊可能会放宽对于他的忠诚要求，从而让华莱士得以打着民主党人的旗号在1968年以第三方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一旦参选，华莱士很可能横扫南部各州，致使共和党提名人巴里.戈德华特在自家地盘亚利桑那州以外的南方地区拿不到一张选举人票，这必定会让使约翰逊倍感欣慰。

2月7日，一个由三名联邦法官组成的小组一致作出裁决，支持贾迪娜.怀特以及怀特诉克鲁克案中的其他朗德斯县原告。这场诉讼旨在针对全部由白人男性组成的陪审团提出异议，柳佐和丹尼尔斯谋杀案的审判已经证明了这样的陪审团多么不公正。法官命令县政府官员今后要将完成登记的黑人选民加入备选陪审员的行列。他们还宣布将各族女性排除在陪审团之外的州法律违宪，因为陪审团服务“是不论性别的所有公民都应该分享的责任与权利”。赢下这场官司的原告法律团队包括七十八岁的多萝西.凯尼恩（Dorothy Kenyon），她于1919年投身于女性选举权运动，然后转入了法律实践。她的同事查尔斯.摩根和宝莉.默里预计怀特诉克鲁克案的影响力足以将远离阿拉巴马州女性送进陪审团。默里在1987年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次审判宣布的原则在今天看来如此明显，以至于人们很难记住法院与以前的几十项司法判决做出了怎样的激烈突破。”

不过当时的分析家们普遍不看好这起判决的影响。《纽约时报》解释说，民权律师们之所以要挑战阿拉巴马州禁止女性陪审员的法规，主要是出于战术考虑——为得是让怀特诉克鲁克案迅速进入联邦法院——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其实是基于任意专断而非明文法律将黑人排斥在陪审团之外的做法。法律记者弗雷德.格雷厄姆（Fred Graham）写道，怀特诉克鲁克案为女性们带来了“来自民权运动的另一笔意外收获”。他回顾道，1964年民权法案在国会闯关的时候就有人搭车提出了禁止就业性别歧视的修正案。一开始这项修正案“在国会山得到了礼貌但并不认真的接受”，直到不顾一切地想要阻止民权法案的南方议员们突然发扬起了骑士精神，非要将这条修正案与民权法案绑定一体共同进退，这才让禁止就业性别歧视成为正式立法。格雷厄姆告诉《时代周刊》的读者们，新的陪审团标准将会废除南卡罗来纳州和密西西比州完全禁止女性成为陪审员的法律，还可能迫使其他二十六个州放弃对于女性陪审员的较宽松限制。在蒙哥马利——怀特诉克鲁克案的宣判地点——一份报纸调查发现当地女性领袖一时间不知应该如何应对突然出现的女性陪审员。一位妇女选民联盟主席坦言，“我听说这个裁决的第一反应是想笑。”她的分会一直在推动其他目标。一位共和党妇女俱乐部的负责人赌气地反映，虽然“女性有时会有些情绪化，但是她们总归可以学会在陪审团服务”。地区检察官担心“法庭上的一些语言可能相当粗暴”。《蒙哥马利广告报》想知道阿拉巴马州是否可以采用其他地方实行的限制：“孕妇可以免于担任陪审员吗？学校教师可以被免除责任吗？护士又怎么样？”

对于非学委的实地工作者们来说，眼下还远远轮不着他们操这份心。他们并不指望跨种族陪审团或者改革口号能够影响到最近的几场民权官司。不管怎么说，法官们已经推迟了陪审团改革命令的生效日期。而且民权运动的老兵们完全预计到，就算法院当真将黑人塞进了备选陪审员名单，满腹心机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也肯定会设法把他们剔除出实际的陪审团。丝毫不出所料的是，一个全白人陪审团将会在十个月之后宣判马文.塞格雷特谋杀萨米.扬格的罪名不成立，这一结果将会在塔斯基吉引发学生骚乱。塞尔玛游行的保护者以及怀特诉克鲁克案的专家组成员弗兰克.约翰逊法官在2月11日发布了一则强有力的裁定——“命令朗德斯学校结束一切种族隔离”——但是由此带来的困难比好处更明显。二十七所破旧的黑人学校当中的二十四所遭到了立即关闭，在这些学校就读的家庭不得不重新安置子女；另一方面，自由择校式种族融合对于几乎所有人来说仍然太过艰巨。同样在二月，约翰逊法官还驳回了司法部关于迫害佃农的诉讼，因为缺乏足够证据表明白人地主驱逐黑人佃农的动机专门是为了惩戒选民登记。约翰逊裁定，现有证据表明卡托.李的地主驱逐他是因为他表示希望把孩子送到白人学校。

饱受苦痛的经历让年轻的运动老兵们很怀疑民主规范能否触及朗德斯县。为了保持白人当局对于局面的控制，当地官员不惜公然操纵选举程序。他们在二月份将参选申请费提高了十倍——在五月初选当中以民主党人的身份竞选治安官所需缴纳的申请费从五十美元上涨到了五百美元——这一招对于任何有志参选的黑人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他们还把广大地区的投票站减少到八个，迫使没有汽车的选民望而却步。更有甚者，除了法院站点以外，其他七个投票站都位于白人店铺或者住宅内部。朗德斯县民权运动的组织者与盟友们并不指望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出手维护公平。他们甚至对于《投票权法案》巩固民权根基的贡献也越发不以为然起来。非学委研究主任杰克.明尼斯在《与林登一起生活在伟大社会》的最后一期中写道，《投票权法案》无非是“林登团伙经营其帝国的欺诈欺骗行径的一部分”。动荡不休的1965年是民权运动的顶峰年份，经历了这一年来相互交织的痛苦与成就之后，明尼斯的每周通讯的基调也变得越发刻薄起来。一开始他的文章还侧重于质疑讽刺林登.约翰逊过于膨胀的个性，现在他的笔下就只剩下了阴郁惨淡、受到越战腐蚀的敌意。非学委领导人对于国家政治的乐观态度几乎已经完全耗尽，如今他们拒绝在总统身上继续耗费宝贵的油印纸。

在亚特兰大，明尼斯支持阿拉巴马州的员工们在白天拉票时间过后进行广泛的研究。鲍勃.摩西结束了非洲之行回到伯明翰，为新奥尔良的非正式“寻根”会议分发了研究材料，旨在加强员工们对于黑人遗产的认识。在会议上，蒂娜.哈里斯（Tina Harris）发表了一篇关于《圣经》和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的论文。（“所以无论你相信人是猿猴的后代还是相信上帝造人，事实是亚当都出生在非洲。”）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与哈里斯和鲍勃.曼茨一起分析了当年由威廉.T.谢尔曼将军下达的第15号战地命令。这条命运多舛的命令的主题是土地分配，源自谢尔曼穿过佐治亚州向海岸进军期间的内战新闻丑闻。当时有一位下属联邦指挥官想要摆脱成群结队跟在队伍后方的逃亡黑奴，于是在渡过以便以谢河之后就收起了河上的浮桥，致使这批逃奴要么淹死在河里，要么被追击的邦联骑兵重新奴役。上级指示谢尔曼做出补偿，于是他在1865年1月12日的萨凡纳很不耐烦地咨询了二十位黑奴传教士。根据战争部的“座谈会”记录，有一位加里森.弗雷泽牧师（Garrison Frazier）建议“我们照顾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拥有土地并且凭借我们的劳动自行耕种。”谢尔曼随后颁布特别命令，为每个新的自由民家庭分配了一头骡子和四十英亩土地。但是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在林肯遇刺后不久就撤销了这一命令，从而将没收与遗弃的种植园归还给曾经的南方邦联所有者。

对于卡迈克尔来说，第15号战地命令的“深远步骤”尽管只是昙花一现，但是的确暂时匹配了国家的补偿意愿与被压迫者的技能，这项命令的迅速逆转则奠定了日后黑人反复遭受希望破灭的模式。尽管如此，卡迈克尔还是申请了一笔“自助住房补助金”，从而在朗德斯县成立一个“穷人土地公司”。华盛顿新成立的经济机会办公室扶贫机构承诺会向他提供“三A级优先”的关照。卡迈克尔在关于谢尔曼的研究报告中认为这一举措可能晚了一个世纪。黑土带的农业经济如此严酷，如今在这里推行土地分配政策无异于打开潘多拉盒子。“但是无论如何，”卡迈克尔接着写道：“都必须停住从种植园到贫民窟的跑步机。”

朗德斯县民权运动阵营将更大的希望投向的当地，以求改变当地的政治与商业面貌。根据阿拉巴马州的法律，新成立的县级党组织在参加选举时最低可以彻底免除申请费，这项立法的初衷自然是吸引白人候选人在重建时期积极参政。虽然眼下还没有哪位黑人政党的成员同意参加竞选——甚至连无畏的约翰.胡莱特也不同意——但是每到星期天晚上，朗德斯县都会宣传独立“黑豹党”的参选名单，并且吸引数百名群众。在威尔考克斯、萨姆特或者格林，类似的集会能吸引二十来人就不错了。2月19日，非学委的詹姆斯.福曼为了从远方的捐助者那里筹集资金来到朗德斯县寻找故事。他录制了一段采访，讲述了当地民权项目如何挺过了朗德斯县臭名昭著的恐怖氛围。卡迈克尔在采访当中将项目的火种追溯到了维奥拉.柳佐刚刚遭到谋杀之后，当时非学委员工以近乎寻死一般的决心来到黑人高中门外开展工作，以此彰显他们对于暴力的蔑视：“每当我们去拉票时，人们总是会说，‘你们就是那些有胆量骂警察的民权斗士吗？’”非学委员工乔治.格林说，艰苦的条件要求他们在坚忍不拔和敢于冒险之间不断做出选择。他告诉福曼，现在整个阿拉巴马州农村只有四辆非学委员工的汽车：“我在帐篷里度过了几个晚上，我发现这样的经历非常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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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星期三，金在亚特兰大早早地起床参加了一场特别选举。这场选举的目的是填补他家所在选区目前在佐治亚州众议院的空缺席位。他在投票站碰到了领先的候选人朱利安.邦德，并且保证说：“我肯定会把票投给你。”他与邦德一起把自己的选票隆重地投进投票箱，但是在此之前金始终调皮地拒绝出示自己在选票上究竟勾勒了谁的名字。邦德第二次赢得了选举，拿到了选区里的几乎全部选票，仅仅丢了十三张。他告诉记者：“如果他们再次禁止我进入州议会，我就再去告他们。”州议会规则委员会很快就一致决定再次禁止邦德履职。州长桑德斯下令进行第三次投票，同时最高法院也在考虑这个僵局。

金离开投票站之后立刻回到了芝加哥。当天下午，他在哈姆林大道的公寓里换上一身工作服，带领两百人的队伍冒着严寒来到一栋六户联排的出租屋门前。他在台阶上宣布，芝加哥自由运动正在代表那些乞求帮助的租户对这栋楼进行“接管”。这些房间没有暖气，不适合居住，每月四百美元的总租金将被用于重大维修。金声称自己此举凭借得是“高于法律”的权威，他宣称：“道德问题比法律问题重要得多。”然后他带着一队志愿者进入室内，着手清理壁炉里的灰烬。干完这项工作之后，他又换了一套礼服，当天晚上来到詹纳学校的教育集会上发表讲话，再然后来到芝加哥南部以利亚.穆罕默德的家中赴约。伊斯兰国度的最高领袖多年来一直试图通过中间人与金搭上关系，眼下金来到芝加哥常驻，以利亚更是不遗余力地想要与金见一面，哪怕必须跨越宗教习俗与公共争端的尴尬鸿沟。柯瑞塔陪同金一起登门，却被要求与穆斯林妇女一起呆在会面房间的隔壁。金与以利亚很快就找到了共同话题，比如两人都是佐治亚州布道人的后代。曾经的以利亚.普尔在他的家乡科迪尔长成了一个“响当当的”浸信会教徒，后来历尽艰苦才转向了伊斯兰教。金欣然表示非暴力的斗争“并不总是很容易”，但是他更感兴趣的是以利亚的教派教义，即所有白人生来都是魔鬼。不过尽管金费尽口舌软磨硬泡，但是老迈的以利亚却丝毫不肯透露自己在宣讲台上妖魔化白人的话术，只是一味僵硬地责备艾尔.拉比不该娶一个白人女性当老婆。金表示他很怀疑自己与以利亚能否达成有效谅解，以利亚这才笑着回应道：“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喝杯咖啡。”这一周赶上了伊斯兰国度一年一度的救世主日大会，伊斯兰国度的内部机构大肆宣扬教主与金的会面，将其作为他们敬仰的伊斯兰教神圣使徒施行的另一场象征性奇迹。

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种族与房地产这两大问题的冲突上，金觐见穆斯林领袖的消息在黑人媒体之外并没有多少人注意。2月24日的《纽约时报》宣布“金博士抢占贫民窟建筑”，第二天又跟进报道了冲突升级：“金博士因贫民窟策略受到攻击”。身在纽约的斯坦利.利维森在遭到窃听的电话线批评安德鲁.杨不该让金在芝加哥知法犯法，拱手让出法律制高点。但是安德鲁.杨表示法律诉讼迁延日久，将会导致公众关注冷淡下来，他们担待不起这样的后果。杨在贫民窟里看到了许多令他难以忘怀的景象，例如一个全身裹着报纸的婴儿冻得瑟瑟发抖。他告诉利维森：“我们就是想要在法律之外采取行动。我们就是想在数九寒天为那些养活孩子的人们提供温暖与健康必需品并且因此被送进监狱。”利维森承认他勇气可嘉，但是不赞同他所追求的结果。一位著名黑人联邦法官谴责此次接管无异于盗窃。戴利市长一方面谴责芝加哥自由运动使用“非法方式”改善贫民窟，同时又拒绝起诉或者监禁金，反而指控房东们违反法规，并且宣布了一项紧急市政计划，打算检查西区一万五千栋建筑的居住条件。被金接管的这批贫民窟房产的业主名叫约翰.本德（John Bender），此人并不是什么油光水滑的暴发户，而是一位八十一岁的残疾老者。本德向记者们表示：“我认为金是对的。”他愿意将他的房产转交给任何有能力替他缴纳按揭贷款的人。

当天晚上金举行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弥撒大会，但是会场局势差点失控，全靠各位员工的努力才挽救回来。这次大会的举办地点是芝加哥运动的全市总部，位于东加菲尔德的沃伦大道公理会教堂。金邀请了两位在贫民窟投资的房产数量更胜于本德的业主出席这场大会，让这两人一左一右分列自己身边，在自己的保护下登台面对广大租户们的不满。一个接一个租户犹豫不决地站了出来，围绕着自己的居住环境做出了教会风格的“陈词”，描述了满地乱窜的老鼠与腐朽的木质地板。当晚的讲坛女主人不断劝说租户们：“有什么说什么，不要害怕。你的房东都不害怕到这里来。”租户们的控诉告一段落之后，房东约翰.坎德（John Condor）得到了回应的机会。他介绍说自己和合伙人卢.科斯塔利斯（Lou Costalis）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规模白人搬迁之前以及之后都是这个社区的居民。他宣布：“我们和你们都是自己人，不管你们信不信。”

“你们瞎说什么呢！”一个声音喊道。台下的人群普遍一言不发，偶尔才会传出一声叫喊。白人房东辩称他们其实也很无助，都怪市中心商业圈的“大佬们”利用“红线”银行政策禁锢了贫民窟。所谓的红线政策就是针对成片区域内的全体居民加大申请住房按揭贷款的难度，无论他们个人信用条件如何。因此出身于这些地区的居民更容易栖身在集中公共住房以及位于社会边缘的贫民窟里面。“就算你们要打仗也别挑错了对手啊，”坎德恳求道。

金在诉苦环节结束时感谢房东为复杂的不公正现象披上了一层人性的外衣，然后宣讲起了熟悉的主题，将人群从不安与失落情绪当中解脱了出来。金喊道：“我们之所以理应得到尊重，是因为我们全都是上帝的孩子。”——台下长椅上的听众们纷纷应和道：“没错！”——“你们不需要恨任何人，”因为暴力只会遇到更强大的抵制，但是非暴力可以渗入反对者和旁观者的心中。他劝说人们在芝加哥各地挨家挨户登门宣传，将更多的人们组织起来。“我们要改造整条耶利哥路！”金最后放声呼吁，这一下就连白人房东们也加入了掌声。

在公开挑战芝加哥政治机器的正面战线背后，人员招募工作也已经润物无声地开展了起来。金向利维森透露，他在一次演讲当中提到了听命于戴利市长的黑人市议员发给自己的礼节性电报，台下听众纷纷报以嘘声。他还猜测艾尔.拉比或许有机会推翻芝加哥黑人政治家当中的一把手威廉.道森众议员（William Dawson）。然而金更担心党派政治会让民权运动陷入目光短浅的误区并且因此而蒙羞。他在芝加哥培养了一系列联系人，从而让运动的影响辐射得更广泛，这其中包括天主教大主教约翰.科迪（John Cody）。*由中产阶级黑人组成的侦察队四散步入白人城郊社区试图买房，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房屋中介的回绝。很多民权运动的同情者都受制于生猛的地方政治，他们的处境很脆弱，立场也很纠结。金接受了这些为难盟友的局限性。比方说已故密歇根州州长兼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的儿子史蒂文森三世就痛苦地舍弃了一场私人招待会的主办方身份，因为他打算参加即将举行的伊利诺伊州司库竞选，而戴利市长有权将他的名字剔除出民主党参选人名单。一位克雷.埃文斯牧师（Clay Evans）召集了领导大会就业种族融合计划的当地分会——该分会名叫“面包篮行动”——作为黑人神职人员的缓冲出口，因为不少黑人教士都因为害怕遭到报复而不敢参加金的公开集会。埃文斯本人就曾经遭受过打击报复，当初他打算兴建一所传教浸信会教堂，但是施工许可证却突然遭到吊销，教堂屋顶的钢梁暴露在外整整七年，遍体生锈。埃文斯招募了一位干劲十足的神学院辍学生加入面包篮子项目，此人正是杰西.杰克逊。一年前埃文斯在领取慈善食品篮的漫长队列里发现了杰克逊，当时杰克逊刚刚成家不久，只顾得养家糊口。一旦被埃文斯收入麾下，杰克逊就爆发出了流星般的能量，很快就成了传教浸信会的助理牧师，还成为了金与詹姆斯.贝弗尔的志愿司机，创建了海德公园附近的肯伍德.奥克兰组织（芝加哥抗议联盟当中最新的邻里互助团体），最后还成为了面包篮子计划的当地员工主管。二月份的《黑玉》杂志将二十四岁的杰克逊称作芝加哥运动中的最新“明星”。

*【胡佛曾经派遣探员警告科迪，金“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大主教向探员保证，他也认为金这人惯于“花言巧语”。科迪曾经主持过新奥尔良教会学校的种族融合工作，他这套说辞可能是为了安抚胡佛而专门设计的。在芝加哥运动期间他始终保持着谨慎但友好的立场。】

在亚特兰大的紧急会议上，斯坦利.利维森迫切建议领导大会避免两线作战，要么削减芝加哥运动的规模，要么控制南方运动的声势，因为眼下领导大会背负的债务正在与日俱增，硬要两线作战无异于火上浇油。但是令他倍感郁闷的是，自己的献策在会上很不受欢迎，金本人尤其将这条建议“当成了拖地墩布”。金决定必须两手抓两手硬。为了应对这一战略必将带来的财政压力，他决心在南方与芝加哥之间的每周巡回之余加大筹款活动力度。为了吸引芝加哥的潜在捐助者，领导大会员工可谓挖空了心思。3月10日，戴利市长在谢尔曼酒店举行了一场峰会，旨在宣布1966年秋天国会中期选举的民主党参选人名单。早在峰会之前，领导大会员工就精心安排了一场紧跟在峰会之后相差两天的宣传晚会。3月11日，金在纽约停留。以色列金融家梅修姆.里克利斯（Meshulem Riklis）邀请他来自己家共进晚餐并且发表演讲。里克利斯的律师、也就是金的顾问哈里.瓦赫特尔预计，包括指挥家伦纳德.伯恩斯坦*和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在内的受邀宾客将为领导大会“至少拿下”两万五千美元。第二天晚上，也就是3月12日星期六，哈里.贝拉方特欢迎一万两千名观众参加在芝加哥国际露天剧场举行的自由节义演。金在晚会上将芝加哥描述成了移民黑人社区的巨人，这尊巨人的身躯从沃茨与底特律的布莱克波特姆一直延伸到哈莱姆与波士顿的罗克斯伯里。金指出，北方贫民区锁死了居民们的身体与希望，“甚至到了第三第四代依然无法摆脱拘束”。芝加哥有六万名黑人长期失业，假如在白人社会出现同样的现象，肯定会被称为“惊人的萧条”。金的声音就像密封良好的柴火炉里劈啪作响的燃烧声音一样传递着痛苦的希望。他劝说他的听众为了传播从南方迸发的“新民主”而斗争，并且在斗争当中“更深入地投入非暴力哲学”。

*【联邦调查局针对利维森的电话窃听——他并未受邀参加里克利斯的晚宴——后来接收到了瓦赫特尔流传出来的小道消息：伯恩斯坦承诺要为柯瑞塔组织一场个人演唱会，歌剧名角玛丽亚.卡拉斯还在席间与金调笑了一番。】

“在民权运动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金在芝加哥的舞台上宣布，“一场运动的开端从未如此辉煌。” 这次活动筹措了八万美元。斯坦利.利维森给家里打电话宣布他周末的访问“非常令人激动”。尽管他此前对于在北方开展民权运动抱有疑虑，但是现在他依然欣喜地指出：“这里的观众都很有精神，也很有斗志。”金的贫民窟公寓一天到晚访客络绎不绝，以至于他不得不躲到外面去。利维森预言道：“等到春天来临，他们将会开始大规模行动，那才是每个人都会关注这里的时候。”

戴利市长也不甘示弱，抛出了一连串更大的数字将金比了下去。他在市政厅宣布，他的进展小组已经访问了96761个贫困家庭，并在贫困社区消灭了1675941只老鼠。他制定了一个公开目标，即在1967年12月31日之前消除整个芝加哥的贫民窟，然后在1968年3月17日盛大的圣帕特里克游行中带领七万名游行者接受五十万名观众的检阅。他还邀请金在第二天登门造访。

金婉拒了戴利的邀请，但是没有透露原因：约翰逊总统打算召见他，前提是他必须严格承诺保密。本次得到总统接见的全国性民权领袖总共有十一位，全都同意事先绝不宣扬本次会面，以免遭受总统的怒火。对于金来说，身披华盛顿衣钵的机会仍然不可抗拒，既诱人又重要。自从公交车抵制运动以来，他一直在颂扬国家政治和非暴力运动之间的联盟。这一联盟的基础是“深深扎根于”民主遗产的爱国主义梦想，这一联盟的成果则是从伯明翰到塞尔玛的一系列历史突破。如果这种模式成立，芝加哥运动的最大胜算同样取决于在更广大舞台上获得国家政治的支持，让约翰逊总统参与进来——要是国会与法院也能下场更是好上加好。民权阵营即将与戴利市长开展竞争性对话，很需要国家政治的代表们出面澄清对话的关键原则。

九个月之前，约翰逊总统在霍华德大学宣布了全国性的社会改革目标，宣称要对抗贫困循环与种族隔离的遗留问题，以此实现机会平等。从那一天直到眼下，一切似乎都变了，一切又似乎全都没变。第二天早上，金还没来得及见到约翰逊总统就面临了联邦调查局汽车盗窃案调查的另一个爆发点。《亚特兰大宪法报》头版报道称，司法部已经从当地的美国检察官手中夺取了控制权，从而将何西阿.威廉姆斯排除在新近宣布的敲诈勒索起诉之外。这篇报道披露了一个令人羞愧的细节，即金老爹自己交出了一辆从领导大会车队偷来的汽车。此外报道还引用了佐治亚州副州长的指控，即司法部对于威廉姆斯的偏袒证明了“‘伟大社会’的明显虚伪”。联邦调查局截获了金在3月18日与顾问们的紧急电话会议。安德鲁.杨认为应该谴责这次泄密是公然的政治行径；其他人则担心这次泄密可能促使约翰逊政府与佐治亚州政府站到一起。电话会议结束后，金匆匆离开酒店前往白宫，足足迟到了二十分钟，只得硬着头皮溜进内阁会议室。他听到了约翰逊关于进一步民权立法的一部分低调预告——据说通过保护民权义工立法的机会不大。卡岑巴赫指出住房歧视问题就算并非完全不可能解决，至少也是“特别困难”。然后金又在众目睽睽之下提前四十五分钟离开了白宫，借口是他必须赶飞机。严格来说他并没撒谎，但是他首先赶回了酒店客房继续举行电话会议，并且批准了一份低调的声明，主张领导大会从来只会从“我们认为可信的”正规销售人员那里购买汽车，“而且我们收到了车辆过户文件。”接下来白宫发布了一份关于本次民权形势简报的简略新闻稿，解除了金的保密义务。金随即与《黑玉》记者开起了玩笑，表示约翰逊要求他沿着“不规则路线”接近白宫，前往僻静的南门。他笑着说没想到自己必须从后门溜进白宫。

约翰逊总统要在这一周发布国情咨文。他对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诉苦道：“我感觉到我脚下的冰层遍布裂缝，在国内舞台上也开始脚下打滑。”约翰逊原定在圣诞节当天暂停轰炸北越，之后又将停火时间延续到了1月9日，以此宣传美国将要与“一百多个政府”进行和解谈判的热切姿态。1月9日当天，美国向北越发起了全面攻击。这是美军第一次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向南越政府严格保密，以免这位仅仅在名义上共同担负反共大业的盟友走漏风声。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对于和平前景感到兴奋，其他美国人则刚刚开始震惊地意识到美国在某个遥远小国打了一场多么棘手的战争。约翰逊疯狂地在各方面争取空间。他告诉泰勒将军，越战开支估计将会使得下一次军事预算增加40%或者说两百亿美元。但是他在一月份的国情咨文当中仅仅介绍了这笔钱的一小部分。他对麦克乔治.邦迪说：“我只想公布还能说得过去的国防预算下限。”麦克纳马拉得知总统的态度之后表示附议：“您的想法完全正确，要不然的话绝对会破坏您的伟大社会改革计划。”约翰逊计划首先获得国内改革项目的拨款，然后再一次返回国会申请越战的补充资金。另一方面他也在利用战争的阴影来拖延刚刚起步的扶贫战争，使其在第三年的开支低于第二年的十七亿美元峰值。

一月初，总统把他的高级助手关起来，让他们撰写了一篇日后将会被称作“枪支与黄油”的演讲稿。这些写手们肩负着难度堪比点石成金的任务——他们要同时争取枪支与黄油两方阵营的支持，同时还不能承诺向任何一方追加预算或者流露出对于任何一方的偏爱。于是他们向约翰逊最信任的政府以外的朋友们广泛征集意见。在最高法院，艾毕.福塔斯大胆提议将整个越南冲突转交给联合国处理，并且承诺在三年内撤出美国军队。相比之下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则提出了更加武德充沛的建议。二战期间斯坦贝克亲历了伦敦闪电战，依据这段经验，他建议针对北越地盘进行大规模且无规律的轰炸：“人们可以习惯任何事情，除了他们预期之外的事情。”斯坦贝克在小说里深切同情尘暴灾区流离失所的贫苦农民，以至于联邦调查局档案将他列为了安全风险。但是这一次他却针对越南的贫苦农民们提供了一套咄咄逼人的战略建议，还搭配了外行人设计的非常规武器：将明亮的甲基染料装进炸弹，用来轰炸北越的农田。他的理论是越南人肯定不会吃染成蓝色的大米。此外在正面战场上则应当主要依靠“凝固汽油弹”以及在他看来更适合近距离丛林作战的霰弹猎枪。斯坦贝克在1月7日给白宫的信中写道：“我从来不知道有谁能用点四五口径的枪械打中任何东西，除非他把枪口塞进对手的嘴里。”

1月12日凌晨四点钟，约翰逊总统否决了国情咨文的最新一稿。金牌写手理查德.古德温再次被召回白宫临时救急。冲着打字机一通疯狂输出之后，古德温在黎明时分瘫倒在了办公桌前动弹不得。白宫医生给他扎了一针强心剂，这才让他缓过劲来继续开工。自从古德温辞职离开总统班底之后，他的忠诚度就被打了个问号，一直不能在约翰逊总统面前露脸。尽管当天的椭圆办公室忙乱不堪，讲稿段落顺序一再调整，一条条新要求高喊着传达给了各位临时措辞写手——包括福塔斯法官与克拉克.克利福德——但是实际挑大梁的古德温却始终只是个边缘人。当晚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的国情咨文融合了关于正义、战争与和平的原始激情。约翰逊敦促全社会进一步实现民权方面的突破，他提出的倡议分别登上了不同报纸的头版头条：他建议制定新的法律来“禁止住房销售或者租赁当中的种族歧视”，实现陪审团的种族融合，并且将谋杀或者恶意伤害民权工作者的行为定性为联邦罪行。本着同样的精神，他要求国会“积极而坚定地进行我们的反贫困战争”，“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重建破败的城市；此外他还要求着手针对美国自然环境进行历史性的清洁净化：“在所有鲁莽破坏我们的自然遗产的行径当中，没有什么能比继续毒害我们的河流与空气更加可耻。”

约翰逊承诺将会追求国内的目标，同时也要坚决捍卫海外的自由：“我相信，我们可以在为越南而战的同时继续建设伟大的社会。”他先后五次提到“残酷且痛苦的冲突”，还承认“今晚危险之杯已经斟满”，到头来越南问题占据了长达一小时的演讲的一半篇幅。约翰逊认为对于民族独立的普遍渴望不仅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力量”，而且是自由世界瓦解共产主义的长期盟友，还赞扬民族主义“侵蚀了曾经铁板一块的斯大林帝国”。然而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军事紧迫性与财政现实主义压倒了模棱两可。约翰逊宣布1967年财政年度的越战开支仅仅将会增加58亿美元。此外他还声称谨慎的节流将会使得这一年的联邦预算总赤字从1130亿美元减少到18亿美元——“多年来最低的赤字之一”——同时消除小额国际贸易赤字。他告诉全国观众：“时代可能需要进一步的牺牲。如果需要，我们会做出牺牲。”约翰逊不仅为自己的承诺添加了许多限定条件与欺人虚言，还利用人们对于实现数字的赤裸渴望来扼制了怀疑：“让我们选择和平，以及随之而来的奇妙的和平功业。”

演讲当中反复涌现的激情调节了约翰逊心态当中的两个极端。一方面他心中满怀激昂奋进的国家梦想，另一方面他又抓心挠肺地想要赶紧驱使落地趴窝的轰炸机再度上天。约翰逊宣称战争是“对人类的犯罪”，是“大好年华的年轻人平白死去”——“战争意味着试图杀死一个你一无所知因此甚至谈不上憎恨的人。因此了解战争意味着了解这个世界上仍然存在着疯狂。”总统在众议院获得了五十九次喝彩。古德温的语言常常让人回想起塞尔玛的十字路口。“最后，我必须是那个命令我们的枪支对着——对着我心中内在欲望的拉扯开火的人，”约翰逊略带哽咽地说道。“因为我们有孩子要教，因为我们有病人要医治，有受苦人要解放。有穷人需要扶持，有城市需要建造，有一个世界需要改善。然而我们首先要做我们必须做的事。”

国情咨文演讲结束后，兴奋的总统难以入眠，于是点灯熬夜细细品读了新闻界对于国情咨文的评论。这无疑是一场胜利的演讲，新闻界声称演讲“令首都振奋不已”。但是午夜过后，约翰逊还是忍不住与新闻秘书比尔.莫耶斯通了很长时间的电话，因为总统听到消息称莫耶斯可能想要返回和平队重操旧业。“那么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呢？”约翰逊以一种严肃且有些受伤的语气问道。他觉得莫耶斯“今天早上很生气，有点闷闷不乐”，“像一只气鼓鼓的鸽子”。白宫首席助理宣布自己全心全意拥护总统当天的演讲，但是约翰逊始终在试探莫耶斯是否心怀不满。话说到最后莫耶斯终于顶不住约翰逊惯常的滔滔不绝，提出了一条不满意见。不久前约翰逊斥责莫耶斯企图讨好白宫记者，鼓励记者怀疑白宫内部存在两面派。这条斥责在莫耶斯听起来宛如五雷轰顶，“就像一吨重的砖头砸在我头上一样。”他尴尬而又迅捷地抗议了一句，紧接着立刻宣称自己的忠诚如此坚决，以至于这份忠诚甚至削弱了他自己作为新闻秘书的声誉与工作效率。

约翰逊继续兜着圈子，既不肯直接指责莫耶斯不忠诚，也不肯就此放他一马。“我根本不在乎他妈的什么《华盛顿邮报》，”他轻声说，“前提是我要清楚我和你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将早已睡眠不足的莫耶斯继续纠缠了半个多小时，非得让对方详细说明自己心里有什么不满或者愿望。“你想换工作吗？你愿意吗？你是不是觉得当初同意留在白宫不是一笔好买卖？你想干别的吗？”

“呃不，先生，”莫耶斯回答时反复叹气。“我认为没什么工作是我现在更应该做的。”

“祸害来自内部，”约翰逊警告他小心这条自相戕害的消息。“这条消息在外面根本没传开。这事不是共和党人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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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咨文过后，马丁.路德.金给约翰逊发了一封电报，赞扬总统对寻求和平的承诺，此外总统不肯让越战破坏来之不易的国内改革举措的决心也很“令人放心”。金表示：“您的所有这些努力都能得到我的祈祷与支持。”金还发了另一封电报祝贺德克.迪洛克获得晋升。这次晋升使得迪洛克成为了少数几个有可能接替胡佛继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主管，也成为了调查局员工背后低声议论的对象。黑人长老们在深思熟虑之后建议道，要想缓和联邦调查局的苛刻敌意，唯一已知的有效方法就是奉承迎合。于是金在电文当中与迪洛克套起了近乎：“得知一位佐治亚州同乡被拔擢到联邦政府当中如此重要的位置，让我倍感自豪。”他提醒迪洛克，两人上次面对面接触的时候发现他们出生在同一个州。当然金有意忽略了上次的会面场合是胡佛公开咒骂金是“这个国家最臭名昭著的骗子”之后火烧火燎的休战峰会。

联邦调查局总部一直在热切地营造公共领域的焦虑情绪。在全民焦虑的社会大环境下，伴随着战争的风声鹤唳毫不留情地吞噬了金的示好姿态。胡佛局长指责此时已经微不足道的美共“在反对美国的越南问题立场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迪洛克则在一次公开的芝加哥演讲当中将民权教士、反战抗议者以及传播虚假自由这一“恶性疾病”的“敲诈者、共产主义者、毒品贩子、肮脏的商人还有其他同类”混为一谈。他补充说：“我指的是那些傲慢且不守规矩的人，包括某些教育家。他们在公众集会上登上讲台，鼓动‘公民不服从’以及蔑视权威。”

1月14日，金在亚特兰大举行了支持朱利安.邦德的游行。也是在这一天，联邦调查局探员向加里.托马斯.罗支付了一万美元，还附有精心编排的信息声称这笔钱表达了胡佛局长本人的谢意。无论罗身为三K党线人与证人可能从司法部得到怎样的“最终报酬”，调查局都很乐意凑个份子。主办此事的探员事后向胡佛汇报称罗拿到钱之后“变得非常情绪化，他两眼放光，还让我亲自感谢您的体贴。” 罗在联邦调查局的收款凭条上签下名字，并且在同一天给胡佛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告别信，以此纪念“我与调查局的最后一项正式联系”。此后不久，他给约翰.多尔的家里打了第一通对方付费电话，让司法部产生了一丝不安。根据司法部长在去年十二月柳佐案审判之前的书面承诺，罗要求司法部对他负责到底。他提出的诉求包括替他偿还债务，帮他打发掉恼人的亲戚，以及保护他免遭兴许确实存在、又或许仅仅出于想象的来自三K党徒的安全威胁。多尔将这些诉求传达给了卡岑巴赫，于是司法部向联邦调查局求助。调查局官员对此装聋作哑，放下了坚实的失忆幕布。胡佛在迪洛克的一份备忘录上冷冷地写道。“我们对此无话可说。我们已经履行了对于罗的义务。”

联邦调查局就这样推卸掉了罗的未来与过去，全都扔给政府的律师们去操心。在接下来十年，罗凭借假身份在加州担任了一名代理法警，期间劣迹斑斑，令司法部大为头痛。例如有一次他去巡查某栋建筑，一位黑人门卫要求他在登记簿上签名，结果他当场发飙，用枪托猛击对方头部并且威胁要开枪杀人。一份评估报告总结道：“罗显然具有某种超级侦探情结。在酒精的影响下，他很容易向几乎所有愿意听的人展示他的身份证件、警徽与佩枪。”水门事件爆发之后，随之而来的情报丑闻调查再一次让罗的名字浮出了水面。调查人员指控联邦调查局早在柳佐谋杀案之前就已经收到了三K党暴力事件的预先通知。这一消息甚至惊到了卡岑巴赫，他一直以为罗只是在那场旨在杀人害命的伏击当中“吓坏了”才成为了线人。1979年，时任司法部长格里芬.贝尔（Griffin Bell）任命了一个特别工作组，专门调查联邦调查局如何通过罗在1960年至1965年期间的阿拉巴马州三K党系列犯罪当中成为了共谋。有些罪行臭名昭著，更多的罪行则不为人知。尽管卷宗记录已经陈旧，尽管调查遭到了多方阻挠，但是专案组的律师们还是得出了十分不利于调查局的结论。比方说，早在三K党与伯明翰警方达成协议、预备殴打自由乘车者的前几天，罗就警告了联邦调查局，但是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纵容了这次袭击，甚至还眼看着罗本人成为了“少数几个最凶狠的暴力参与者之一”。即便如此，司法部的律师们依然在疏忽过失诉讼当中顽强地为联邦调查局辩护。他们打输了几场小额官司，例如自由乘车者詹姆斯.佩克获得了两万五千美元赔偿——他的伤口需要缝合五十七针；老年贵格会成员沃尔特.博格曼获得了三万五千美元赔偿——他在伯明翰汽车站被人打晕之后再也没能离开轮椅。然后他们又打赢了一场索赔数额远远更高的大额官司。1983年，美国地区法官查尔斯.乔伊纳（Charles Joiner）裁定，尽管联邦调查局确实事先批准了罗参加杀害维奥拉.柳佐的三K党活动，但是最终结果依然“不能让政府承担责任”，由此驳回了柳佐遗属提出的两百万美元索赔。得理不饶人的司法部随后提出反诉，要求柳佐遗属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如此难看的行径激起了一片舆论哗然，这才迫使司法部放弃了如此过分的主张。另一方面，因为担忧安全问题，司法部再次将罗纳入了证人保护计划，直到他在1998年顶着托马斯.摩尔的假名寂寂无闻地死去。

这一切后患在1966年都还潜藏在水面以下。眼下迪洛克向胡佛建议，卡岑巴赫那封毫无防备的信“给了联邦调查局一个摆脱责任的极好机会”，可以让调查局一劳永逸地甩掉罗这个棘手包袱。与此同时，调查局还在阻挠国会针对其侵犯隐私的行为进行调查。胡佛派出迪洛克与调查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密苏里州的爱德华.朗参议员（Edward Long）私下见面，并且辩称尽管拉斯维加斯发生了窃听丑闻，以至于朗考虑要举行关于窃听政策的听证会，但是他依然应该免除联邦调查局出席听证会的责任。毕竟，这次遭到窃听的对象都是些黑帮匪徒的同伙。事后迪洛克向胡佛汇报时声称自己当时如此主张：“如果您觉得仅仅因为这些流氓忙着从事谋杀、敲诈以及彻头彻尾的虐待时遭到了窃听，他们的公民权利就受到了侵犯，这似乎有点可笑。”迪洛克确信尽管朗口口声声宣称国会有责任了解事实，但是实际上他却抱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朗参议员完全厌恶（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他将利用这些信息来对付肯尼迪参议员。”尽管胡佛同样非常鄙视罗伯特，但是他依然抵制住了顺水推舟的诱惑，而是决定当务之急在于扎稳己方的阵脚。首先他开始着手消除联邦调查局几十年来恣意窃听留下的把柄，派遣迪洛克连续三天游说卡岑巴赫，利用司法部长想要避免公开指责的愿望促使他与调查局保持一致。这番游说很有效果，司法部长在1月20日星期四晚些时候批准了一封给朗参议员的正式信函，信中认为本次调查不仅威胁到了对于维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履职能力，而且也毫无意义，因为窃听行为建立在联邦调查局与两党司法部长历年来达成的“谅解”之上。

将信函稿件交给联邦调查局之后，卡岑巴赫心里始终七上八下。周五早些时候他告诉迪洛克，昨晚他辗转反侧半天之后觉得信文还是需要修改，因为调查局与历任司法部长相互谅解的说辞可能会激怒罗伯特.肯尼迪，而且卡岑巴赫在参议院里还有若干提案需要罗伯特的支持。但是迪洛克根本没给他留下吃后悔药的机会。事后迪洛克报告称：“我告诉司法部长我非常抱歉，但是这封信昨晚就已经寄出去了，毫无疑问今天上午或者下午早些时候就会送到朗参议员手中。”迪洛克还毫不留情地报告说，他主动提出可以让联邦调查局从朗那里把信要回来，卡岑巴赫当即拒绝了这项提议，并且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对于罗伯特的担心。通过这套娴熟的官僚主义组合拳——一方面耐心地培养远期优势，同时又搭配上娴熟的文书工作——联邦调查局官员不仅无中生有地凭空变出了一座抵御窃听指控的防御工事，还将卡岑巴赫也砌进了工事里面。

尽管如此，胡佛还是谨慎地暂停了新的窃听器的部署，“不管朗打算做什么”，从而在约翰逊总统禁止侵入性监视以来的动荡政治气氛当中尽量减少曝光。在同一个星期五，胡佛接到下属汇报，说是刚刚针对金安装了一批新窃听器，胡佛随即作出了尖锐的反应：“立即撤除此类监听手段。”这个周末金打算在纽约的美国酒店举办派对，联邦调查局的技术人员在酒店客房里偷偷安装了不少于十六个窃听器，试图截获任何不规矩的谈话内容。这一疯狂且不成功的尝试标志着联邦调查局内部纪律的神秘失误，根源或许在于调查局上层意见尚未统一，又或许探员们意识到针对金的窃听器监听即将告终，想要最后再过把瘾。总之政府的电子耳接下来只得完全通过卡岑巴赫与罗伯特.肯尼迪授权的大量电话窃听来刺探金生命当中的最后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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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星期天，金再次来到纽约历史悠久的河滨教堂布道。这一天标志着越南战场上的四旬节休战期结束。《纽约时报》当天早晨的跨版面反战广告警告说，“接下来的日子很可能决定这场残酷的血腥战争将会结束还是升级。” 广告页面包含了数百个签名，其中也有金的名字。这些签名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地各种宗教与教派的教士，包括神学家卡尔.巴特、赫歇尔与吉特森拉比、丹尼尔.贝里根神父、德国的马丁.尼莫勒，以及从瑞典到塔斯马尼亚的主教们。他们的呼吁——“他们是我们的兄弟，我们却要杀他们！”——指责交战双方以暴力来证明诚意的决心令人震惊。曾经写过关于佛教非暴力自焚理论的释一行通过奉行和平主义的和解团契分发了一份文件，表达了越南方面的反战观点：“无助的越南村民既不能逃跑也不能自卫，一方的轰炸与另一方的恐怖令他们瑟瑟发抖。”广告呼吁南越与北越政府在停战的前提下恢复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并就统一问题举行公民投票。释一行在反战广告上的落款是“一位越南佛教徒……为谨慎起见，他的名字被隐去”。在本世纪余下的时间里，统治越南的各种专制政权将会迫使释一行流亡国外。在此期间他写道，外国军事干预的升级只会加强胡志明爱国抵抗的声誉，这一点反过来又将破坏西方人在越南争取政治效忠的最终目标。因此每一次发动暴力，“他们都在越发破坏他们试图建立的东西”。他指责说一百万南越平民已经流落进了难民营，每天全靠四美分的津贴过活，而且这笔钱肯定还会被南越官员贪污掉一大部分。

布道之后金飞回亚特兰大处理一场围绕着何西阿.威廉姆斯的内部冲突。威廉姆斯在周六深夜的伯明翰因为酒后驾驶的罪名而遭到逮捕，刚刚被保释出来就在一次关于选民登记目标的公开会议上大放厥词。他冲着阿拉巴马州人际关系委员会当中的少数跨种族中坚分子（其中很有几个犹太人）喊道：“你们休想犹太了我们！”领导大会的助手们努力遏制着他的口无遮拦，特别是考虑到联邦调查局的偷车调查尚未解决。安德鲁.杨私下里劝说道：“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你没有意识到你自己个性的力量。我相信你不是故意要虐待和羞辱别人，但很多时候你就是这样做的。”尽管如此，威廉姆斯还是责备他的对手詹姆斯.贝弗尔把金“偷”到了芝加哥。他决心通过新近注册成为黑人民主党人的惊人人数让阿拉巴马州民权阵营夺回民权运动的焦点地位，因此转过脸来就斥责非学委项目主管们全都抱有被他称作“无知的黑人民族主义”的想法，换句话说就是想要在选定的县区组织独立党派。鉴于一个人不能同时加入两个党派，这一做法必然会与他的选民注册项目抢人头。他还指责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只会用歪门邪道剥削佃农。他喊道：“在阿拉巴马州没有一个黑人，包括我们自己，对政治有一丁点了解！”卡迈克尔反驳称威廉姆斯正在把黑人选民赶进一个以“白人至上”为官方口号的政党。弗朗西斯.沃尔特观察了几场激烈的谈判，他觉得关于政党效忠的问题“令人烦恼”，还认为卡迈克尔虽然缺乏说服力，但却闯劲十足。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不会责怪任何人抵制何西阿的教条式自大狂。”

周日下午，沃尔特独自驾车前往阿拉巴马州的威尔科克斯县参加一场弥撒大会，为五月初选当中的首次投票者制定策略。他在卡姆登郊外的41号公路上遇到了一群明显情绪激动的黑人，手持锯短霰弹枪的警察拦阻着他们，不让他们靠近一辆扔在路旁的汽车。就在刚才，民权运动支持者大卫.科尔森（David Colson）正准备将车开进本次弥撒大会举办地点安提阿教堂的停车场，后面一辆车突然撞了他的保险杠。他下车想看个究竟，结果后车司机掏出一把点三二手枪，在他的右耳后侧开枪打死了他，然后当着科尔森夫人的面开走了科尔森的车，全然不顾车里还坐着科尔森夫人的小儿子以及三位娘家亲戚。治安官P.C.“鲁米”金肯斯（P.C. "Lummie"Jenkins）宣布枪手是当地农民J.T.里弗斯（J.T.Reaves），此人已经向警方投降，这才让人群稍微平静下来。目击者喃喃自语道里弗斯似乎精神错乱，一路上撞过好几辆其他汽车，科尔森是第一个敢于像普通事故当中的驾驶员那样下车查看的黑人。从遥远城市赶来的记者们写到，“窗外的血迹还未干涸，（领导大会助理丹尼尔.）哈雷尔牧师（Daniel Harrell）和弗兰克.史密斯牧师念诵了简短悼词之后，会议继续进行。”沃尔特当晚写道：“教堂里哭声不止，恐惧无处不在。我很害怕。”尽管有人请求不要让恐怖得逞，但是依然没有人愿意在五月的初选中参加竞选。

也是在这一天，金来到了威尔科克斯县以北一百英里的伯明翰。他接受了员工的建议，决定避免与非学委项目在地处偏僻的黑土带县区展开竞争，因为这些地区的黑人早已不堪重负，终日面临着遭到驱逐的威胁与沦落到帐篷避难所的黯淡前景，威尔考克斯县的最新谋杀案更是激起了根深蒂固的恐惧，在这样的环境里与非学委来回拉锯殊为不智。他这次来到伯明翰并未待多久，此行的目的是检阅何西阿.威廉姆斯的工作成果。周一早上，法院驳回了针对威廉姆斯的酒后驾驶指控。被告席上的威廉姆斯当即一跃而起庆祝这项个人胜利，这一判决随即成为了全国新闻。结案过后不久，民权阵营翘首期盼的联邦登记员终于纷纷抵达了伯明翰。此前一个月，威廉姆斯奋力组织了好几场游行，以戏剧化的方式彰显伯明翰选民登记的缓慢步伐，并且招致了凶狠的殴打，这番苦劳终于换来了联邦政府的回应。二十三名新的登记员——其中九名是黑人——根据《投票权法案》的取代性授权在伯明翰上岗。金带领一支小型欢迎队伍迎接了这批客人，威廉姆斯则在欢迎仪式上邀请当地白人同样充分利用新来登记员提供的便利。他郑重地宣称，“登记的选民越多，我们的政府就会越好。”金的助手们对于威廉姆斯这次奇迹般的脱身大惑不解，有人认为是天意保佑，也有人认为全靠他那发疯一般的胆量。在这些助手们的陪同下，金巡视了自发的选民集会。据《纽约时报》报道，他宣称自己的任务是“使该州的整体政治结构民主化”。联邦登记员分队一直工作到星期一晚上，上任第一天就处理了一千多人的登记申请。司法部长卡岑巴赫的认证令使得伯明翰成为了全美国第三十七个——阿拉巴马州的第十一个——联邦登记员管辖区。而且在所有这些管辖区当中，伯明翰还是第一个城市地区。

这一周在华盛顿，同样是在约翰.多尔的民权部门的法律倡议下，卡岑巴赫悄悄地批准了一项努力，禁止226座根据合同关押联邦囚犯的州监狱与地方监狱施行种族隔离；他推荐康斯坦丝.贝克.莫特利（Constance Baker Motley）成为第一位担任联邦法官的黑人妇女，部分原因在于她经手了多起对于推进克莱姆森大学与密西西比大学的种族融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他还与约翰逊总统一起在白宫为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住房与家庭融资局局长罗伯特.韦弗（Robert Weaver）举行了就职宣誓仪式，韦弗就此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内阁成员，领导新成立的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总统在私下里向罗伊.威尔金斯吐槽道，韦弗这人太喜欢出差，在他看来这是 “黑人在政府内部的主要缺点”。（总统半开玩笑地声称：“他们刚刚宣誓就会搞到一张飞机票。”威尔金斯也同意，“他们确实总爱到处跑。”）威尔金斯、克拉伦斯.米切尔和惠特尼.杨还提出了更严肃的抱怨，认为白宫并没有向在越战问题上与政府保持一致的民权团体给予特别奖励。副总统汉弗莱在一份为他们张目的备忘录当中注意到了他们默默无闻的顽强精神，并且质问道：“既然非学委组一直在最无耻地攻击总统和政府，为什么还要对所有民权领袖都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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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晚上，约翰逊和麦克纳马拉各自带上妻子溜进白宫剧院观看了最新出品的詹姆斯.邦德系列谍战动作片《007之霹雳弹》。经过这番短暂休整之后，两人再次面对了水深火热之间的两难决策：暂停轰炸北越的时限已经延长到了三十天，如今无论是继续延长时限还是恢复空袭都很困难。1月24日星期一，麦克纳马拉忧郁地表示，根据今年计划的部队部署，他估计将会出现“更高水平的军事对峙”，美国人的伤亡将达到每月一千人。他同意中央情报局的评估，即无论投放多少炮弹都无法削减胡志明小道上的军队与物资流动，因此也谈不上威胁到敌方的战争努力，因此他赞成重新发动空中轰炸，因为他对外交解决的希望已经破灭。私下里，麦克纳马拉向约翰逊推荐了对于当前局面的历史性解释。北越对于美方的求和意向之所以漠不关心得令人惊诧，哪怕面临毁灭也无动于衷，或许是因为他们学到了历史教训。从越共的立场看来，他们在1954年差一点就赢得了一场可怕的长期战争，但是却遭受了来自全世界的求和压力，就连他们的共产主义盟友也不肯支持他们，以至于让他们在日内瓦谈判当中失去了一半国土。那以后他们就铁了心永远不会重蹈覆辙。星期一晚上在白宫内阁会议室，麦克纳马拉催促在星期五之前重新启动滚雷行动。他说：“其实我还想更早一些。政治迟缓可能会造成损害。”

约翰逊还想继续拖延两天。他反驳说：“我认为恢复轰炸将会消耗大量的政治资本。”反对战争的人们将会谴责政府重蹈覆辙，支持战争的人们将会声称自我设限既危险又愚蠢。

周二晚上，约翰逊召集了二十位来自两党的国会领导人，让他们承诺严格保密，然后进一步讨论了暂停轰炸的问题。参议员曼斯菲尔德与富尔布赖特基本上主张《纽约时报》的和平建议——发动国际力量，再次抬出《日内瓦协议》为依据，敦促越南全境进行公民投票，同时将美军在越南的军事存在拉回到“飞地”内部，从而减少伤亡。其他所有人都拒绝了这个想法，认为这是一个必将失败的被动方案。共和党领导人埃弗雷特.德克森和杰拉尔德.福特认为轰炸是获胜的唯一选择。拉塞尔参议员哀叹道，暂停轰炸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多美国士兵的伤亡，因为暂停轰炸期间北越军队可以更加自由地调动，从而杀死更多美国士兵——“这是因为我们关心和平而造成的伤亡。”拉塞尔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令人沮丧的经历。我也不想进入那种地方，但是我们已经进去了。”他恳求约翰逊进行报复性轰炸：“我们在二战当中也杀过平民，没有人反对。我宁愿杀了他们，也不愿让美国的小伙子们送命。”在场领导人当中唯一的女性、俄亥俄州的弗朗西丝.博尔顿（Frances Bolton）警告总统，暂停轰炸标志着懦弱。身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高级成员的博尔顿质问总统：“难道我们不能战斗吗？不要让他们以为我们不肯战斗。”

约翰逊大声朗读了布鲁斯.卡顿（Bruce Catton）的南北战争历史著作《永不后撤》（Never Call Retreat），这本书是他刚刚从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那里借来的，书页间夹着一张手写纸条：“回顾一下另一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以及他曾经面临的一些相同问题和情况，也许能给您带来些许安慰。”罗伯特推荐的这本书描写了另一位战时总统身处激情冲突与意见分歧当中无可比拟的孤独处境。约翰逊读了几个段落之后告诉在座的各位参议员，自己现在很能感受到当年林肯自称“那个名叫亚伯拉罕.林肯的倒霉蛋”的时候内心究竟多么悲苦。周三上午，他打电话给福塔斯大法官发泄了一通。至今依然有人顽固坚称，只要找到某些被忽视的词语或者谈判策略，就足以打开一扇明智的妥协之门。对此约翰逊怒斥道：“问题根本不在于沟通。我们理解他们，他们也理解我们。”他沉痛地描述了北越发出的“响亮而清晰”的信息。“正在河内、北京以及其他所有地方之间来回奔波”的北越外交官们传达了一贯且明确的目的：“杀死南越的每一个美国士兵”，即使需要“二三十年”才能做到这一点。北越方面正在坚定地警告美国人，“要么离开要么被杀。”

约翰逊的独白突然扭转了方向，声称枪口也瞄准了自己的后背。他向福塔斯转述了前一天晚上国会领导人传达给他的信息：“‘你要么战斗，要么逃跑。如果你逃跑，我们将会普遍谴责你，历史将会谴责你，我们将会鄙视你。’”他说他的将军们指责他为了讨好敌人而束缚他们的手脚，“然后艾森豪威尔昨天还从加州给我打电话，问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福塔斯几乎没有插嘴的机会，因为总统的忿恨话头又绕回了已经持续三十三天的轰炸暂停。“还有——呃——呃——他们要试着给我定罪，还要弹劾我，”约翰逊气得结巴了起来，“罪名是将二十万人投入战争……”

“是的。”

“……然后又不给他们提供支持。这就是我今天早上的大问题。我不知道我还能再等多久，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等什么？”

“嗯，没错，”福塔斯说。

“他们已经大声把答案告诉了我。”

“是的。”

“那你让我——我还能怎么——我现在就是犹豫着要不要按下那个按钮，告诉全世界‘他又要动手了’。”

结束了与福塔斯的通话之后，约翰逊总统又在电视讲话上宣布了一项酝酿已久的重大举措：“1966年可以成为美国城市的重生之年。”他向国会发出的“模范城市”倡议试图在六十个大都市地区测试城市系统的改造蓝图，从公园学校到下水道都是改造对象。他警告说：“如果我们变成两个民族，变成郊区的富人一族和城市的穷人一族，双方彼此充满不信任和恐惧，如果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与政策，那么我们就废掉了未来的每一代美国人。”新闻媒体普遍赞扬了这项全面试验，因为——或者说尽管——这个项目的开销相当低廉，在六年内只需26亿美元。《华盛顿邮报》计算出在整个项目的第一个预算年度——也就是1967年——只需投资五百万美元，白宫的助手们争先恐后地献上充满希望的颂词，以此消除一种“极其不公平”但是持续存在的猜测，即越战已经掐断了约翰逊的崇高社会改革计划的嫩芽。

沃茨报告的标题《城市暴力——结束还是开始？》提出了鲜明的警告，然后在正文当中做出了骇人的回应。文中使用的字眼通常都会被政客们避之不及，胆敢使用此类词汇无异于政治自杀。12月7日的《纽约时报》宣称：“麦孔委员会敦促以‘昂贵且极端’的方式处理问题。”报纸新闻强调了针对教育、交通以及就业进行大规模改进的要求。委员们发现，几乎全部114所没有校内食堂的洛杉矶小学都位于少数族裔居住区，他们认为这些学校缺少师生食堂的现实与“低下得令人震惊”的考试成绩之间存在相关性。他们发现沃茨居民面对着巨大到无法估量的工作短缺——文中引用了一位青少年证人的无奈嘲笑：“上了学又有什么用？”另一项相关事实在于只有极少数（14%）沃茨居民拥有汽车，其他人都难以前往远离沃茨的地区工作。雪上加霜的是，芝加哥还是美国唯一没有补贴公共交通的主要城市。报告警告称，除非美国公众采取“革命的态度”，否则八月的沃茨骚乱仅仅是“暖场节目”。

贝亚德.拉斯廷也给出了一份详细的分析报告，并且在文中宣称麦孔报告虽然写得很聪明，但却似是而非，其立足点仅仅略高于肤色分界线，究其根本而言无非是炫人眼目的烟花而已。他的报告首先批驳了委员会针对沃茨骚乱的基本描述：“毫无理智的破坏怒火……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种族骚乱，而是一场爆炸——一种无形的、极其无意义的、完全没有希望的抗议——参与者仅仅是少数，却给所有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拉斯廷引用了麦孔委员会调查员的调查结果来反驳委员会的结论。他认为沃茨骚乱当中的暴力并非随机发生，骚乱者一直在攻击五种类型的商店，其中又以当铺与食品市场首当其冲。骚乱期间没有人试图从药店偷取麻醉品，遭到打砸破坏的酒类商店也比存货遭到劫掠的酒类商店多得多。他引用了报告中的原话：“没有住宅遭到故意烧毁。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建筑遭到的破坏都很小。某些类型的商业机构，特别是加油站与汽车经销商基本上没有受损。”对于深受甘地教义熏陶的拉斯廷来说，沃茨的暴力事件自然大错特错，不过错处主要在于两点，其一是自我戕害，其二是为委员会按照种族区分受害者的做法提供了开脱借口。麦孔报告将三十二名死于暴乱的黑人全部归于“正当杀人”的名目之下，却逐一辨明了三名白人死者的身份（并且忽略了其中两人死于同伴误伤的事实），还按照职业或者服务部门细分了白人伤者。拉斯廷尖刻地指出：“要想意识到（1032名）伤者当中约有85%是黑人，我们必须自己做算术才行。”

在拉斯廷看来，暴力给麦孔委员会提供了掩护，使其得以粉饰针对威廉.帕克局长所代表的洛杉矶警察部门的核心投诉。麦孔报告声称：“许多黑人觉得他对黑人社区怀有深切仇恨。然而，帕克局长给予我们的陈述与附带证据——例如他对待黑人警官的公平记录——并不能表明他具有这样的态度。”委员会就这样驳回了在骚乱调查当中针对警局行为进行外部检查或者民事审查的要求，认为这样做会危及警察的士气。拉斯廷则将这种粗暴的回避归结为战场敌对的心态。这种心态将黑人非人化，却将好斗的警官奉为标尺：“每个黑人都知道这一点。在这片土地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黑人男子、妇女或儿童不曾在某些时候遭受过警察的错待。”

当前在大约八千警员的洛杉矶警队当中没有一个黑人的职级高于警佐，尽管在过去十年当中有将近二十名黑人警官在晋升受阻时利用下班时间参加了法律学校并且通过了律师考试。有两个曾经短暂晋升警佐的黑人警官后来都离开警队投奔了法律界，一位名叫伊尔.布罗迪（Earl Broady），另一位名叫汤姆.布拉德利（Tom Bradley）——此人将会在1973年当选洛杉矶市长。布罗迪与麦孔都是沃茨委员会的八名委员之一。1962年，洛杉矶二十七号穆罕默德圣殿周围与内部发生了耸人听闻的警民冲突，多名黑人穆斯林遭到枪击、殴打与监禁。在马尔科姆.X的劝说下，布罗迪担任了这些穆斯林的辩护律师。此案过后他的职业道路持续走高，眼下成为了加州的一名法官。麦孔报告流露出了布罗迪法官企图与白人建制派休战的迹象，比方说报告并没有提到在沃茨暴力事件结束时，警方为了寻找武器或者暴乱计划再次凶猛而又徒劳地攻击了同一座圣殿。此外布罗迪法官也并未在报告当中基于个人经验解读沃茨黑人居民发自本能的团结。这一刻意忽略也许是为了抑制帕克局长的反驳，即黑人公民原本生活美满，都怪“异教徒”阴谋家策划了暴乱。不过帕克大体上还是坚持折衷立场：沃茨骚乱既不是正当诉求的错误表达也不是精心策划的颠覆阴谋，而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无意识暴力，就好比笼中动物的模仿行为。用他的话来说，“一个人扔了第一块石头，然后其他人就像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也开始扔石头。”

拉斯廷警告说，麦孔委员会与莫伊尼汉针对黑人家庭的研究都采取了居心叵测的模棱两可立场。两份文件都“围绕黑人问题的正反两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两者的最终观点很省事地将假想当中的种族隔离环境结束当做前提条件，两者都响亮而抽象地呼吁全面改革，两者都把对于民权的鼓励与“更复杂且更心软的……关于黑人的陈旧信条”混为一谈。拉斯廷的解释刊发在了小型知识分子杂志《评论》上面，不过在此之前莫伊尼汉早就已经成为了解析沃茨骚乱的尊贵国师。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关于新近发表的麦孔报告的特别节目当中表示：“记住，美国的奴隶制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奴隶制。”他勾勒了黑人家庭承受的历史压力：“当他们离开乡村，离开农民生活，转而进入贫民窟时，他们的家庭就会破裂。”他还声称四分之一的现代黑人家庭都是女性当家。《纽约时报》12月12日发表了一篇简讯：“莫伊尼汉希望美国采取促进家庭稳定的政策”，其中引用了他的数据：哈莱姆部分地区44%的新生儿是私生子。莫伊尼汉告诉《时代周刊》，“我在地狱厨房长大，我的父亲是个酒鬼。我知道这种生活是什么样子。”

同一天，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会见新闻界》节目当中，主持人劳伦斯.斯皮瓦克问道，新兴中产阶级黑人怎么就能摆脱莫伊尼汉报告涉及的家庭恶化统计趋势，以及为什么其他人不能踩着同样的阶梯逃离厄运。莫伊尼汉回答道：“有些人很幸运，有些人不幸运，世界就是这样。有些人及时离开了南方，有些人没有。”《黑玉》记者西米恩.布克（Simeon Booker）当场抗议称莫伊尼汉这是在假装客观中立，因为只要他愿意，他本来也可以侧重关注白人家庭日益增长的离婚问题，“让人们觉得他们才是国家健康的威胁。”布克主张种族矫正的责任必须落在白人头上，另一位嘉宾罗伯特.诺瓦克则想知道黑人是否会逃避自己的责任。莫伊尼汉毫不回避地当着全国广播公司观众的面回答了这两条责难：“这是美国的问题，每一位美国人都必须致力于此。”这套声音嘹亮的理论当中蕴含的闪电一般的能量已经让莫伊尼汉成为了最稀有的一类公众人物——社会学教授兼前任公务员，专门研究城市种族关系，在国家政治领域拥有光明的未来。

*【莫伊尼汉将会在1969-1971年间担任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顾问，于1973-1975年担任驻印度大使，1975-1976年担任驻联合国大使，1977-2001年当选纽约州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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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莫伊尼汉在公共平台大放异彩之际，罗纳德.里根的公共职业生涯也已经逼近了孵化期的尾声，即将破壳而出。去年三月，里根为竞选总统失败的巴里.戈德华特发表了一场全国性电视讲话，反响相当热烈，这位好莱坞演员趁势开始积极探索竞选加州州长的可能性。同一时期的伯克利的学生们则举起了“操”字示威标语，开始冲击言论限制的堡垒。这些零星自发的示威活动臭名昭著地偏离了为支持密西西比黑人而开展的校园运动，也为里根的话术提供了口实。里根无视了当时正在塞尔玛的“柏林墙”封锁线上纪律严明承受暴力的青年人，回避了这些青年为弱势群体争取投票权的全国运动的最高潮，躲开了围绕自由议题的激烈辩论，转而针对伯克利学生们的“伤风败俗”展开了口诛笔伐。在面向加州共和党人的演讲当中，里根统合了针对伯克利学生的蔑视与针对大包大揽的联邦政府的苛责。他嘲讽伯克利学生好比新生的婴儿，“一头只顾吃喝，另一头毫不负责。”

里根继续为戈德华特反对医疗保险（“社会化医疗”）与1964年民权法案的立场辩护：“如果我在国会，我也会投反对票。”他还谴责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侵犯了各州的地方控制权，“是对南方的羞辱。”然而更重要的是，里根聘请了政治顾问，从而让戈德华特基本盘以外的选民也能接受他的试探性演讲。政治顾问斯图尔特.斯宾塞（Stuart Spencer）与威廉.罗伯茨（William Roberts）曾经管理过自由派共和党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针对戈德华特的加州初选活动，两人建议里根为自己营造一副得体而又克制的形象，不要摆出咄咄逼人谁都不服的架势，因为这种风格已经过时了。因此里根宣称可以通过坚定的纪律将不守规矩的学生们拉回正途。他以南方温和派的灵活回避方式避免谈论民权问题，并且声称整个种族问题都“有点过时”。他把美国国内的自由描述成某种人们天然拥有的东西，这种自由不断受到国家政治威胁——但却从未得到加强。换言之他认为，说到美国在自由方面取得的一切进步，上至各位开国元勋、下至为了履行开国信条而投入巨量资源的当前政府全都寸功未立。里根宣称：“这个国家最初的政府是由保守派建立的。多年后林肯这样定义保守派：他们偏爱旧的、尝试过的事物，而不是新的、未经尝试的事物。”

里根无视了民权时代激起的爱国主义奇迹，只是单纯承认民权时代很自由，当然也很麻烦。他邀请听众摆脱对于种族藩篱的防御性焦虑；他指控民权运动人士与沃茨骚乱参与者以及外部敌人有瓜葛，以此贬低民权运动的无私见证声誉；他还谴责伯克利的反战示威是“绥靖的结果”。里根呼吁美国在越南“作出政治决定以取得胜利”，并且挥别对于持久战争的“愚蠢”担忧。他在十月声称：“以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在整个越南铺一层硬化地面，在上面画上停车带，然后还来得及回家过圣诞节。”

关于里根的早期报道经常拿着他的电影角色与竞选传记《其余的我在哪里》来调侃他。但是里根通过一百五十次饱经考验的演讲俘获了观众。他声称自己曾经是一个“血友病自由主义者”，后来转变成了公民政治家，对于专业经验或政府术语一无所知。即便如此，这位尚未得到共和党官宣的候选人还是依据紧紧抓住决定性中间选民的策略与极右翼组织约翰.伯奇协会保持了距离。里根斥责组织创始人罗伯特.韦尔奇（Robert Welch），因为此人居然声称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也是共产主义者。里根认为这种言论“完全应受谴责”，但是他又谨慎地放过了该组织本身及其同情者，并且引用了J.埃德加.胡佛的保证：“联邦调查局没有调查过伯奇协会，因为调查局只调查颠覆性组织。”里根针对韦尔奇的精确攻击表明他拒绝与“那帮疯子们”混为一谈。他的员工认为这为他赢得了顺应主流道德的地位。十一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警惕地承认了他的和蔼魅力，标题是“汤姆.索亚进入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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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里根正式参加1966年加州州长竞选前不久，胡佛局长正面临着一场潜在丑闻：联邦调查局在加州隔壁的拉斯维加斯擅自使用间谍手段的行径可能会遭到曝光。《洛杉矶时报》十二月的一篇报道披露了关于一场离奇阴谋的最初线索。文中指出，早在1963年弗里蒙特赌场酒店的老板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一个窃听器。安全技术人员追踪截获的信号，追查到了一家名为亨德森新奇公司的假企业。顺藤摸瓜的进一步调查摸到了十一位联邦调查局雇员头上，当调查人员发现他们时，他们正在监听亨德森店面内里隐藏的众多窃听器。弗里蒙特随即针对这十一人提起诉讼，金沙酒店与沙漠酒店也很快加入了进来。案情的曝光引发了针对执法人员非法入侵的骇人指控——“联邦调查局因使用‘窃听器’而面红耳赤”——联邦调查局总部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原告与公众要求调查局要么承认这些探员的行为纯属自行其是恣意妄为，要么出示合法的监听授权证明。胡佛迅速派遣助理局长迪洛克去见司法部长。事后迪洛克向调查局总部汇报称：“我告诉卡岑巴赫，显然现在不是窝里斗的时候。我想确定他完全理解前司法部长肯尼迪对于窃听器的批准。”

卡岑巴赫试图安抚迪洛克。他预测拉斯维加斯诉讼的原告律师、华盛顿律师界的明星爱德华.本尼特.威廉姆斯（Edward Bennett Williams）肯定会选择在对簿公堂之前就达成庭外和解，因为他的客户弗里蒙特赌场酒店并不干净。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这家赌场与有组织犯罪团伙合谋转移赌场盈利的问题，赌场肯定不希望因为这场官司将这种事张扬出去。对于卡岑巴赫来说，本案的更大教训在于提醒政府方面，偷偷摸摸的窃听只会让威廉姆斯这样精明的辩护律师抓住可趁之机，使其能够找出政府的不当行为，从而挫败政府公诉（胡佛早就将威廉姆斯贬低为“骗子”，因为威廉姆斯惯于提出令公诉方痛痒难耐的证据开示动议）。迪洛克拒绝接受司法部长的安抚，并且声称本案的威胁首先是政治威胁，其次才是法律威胁。与卡岑巴赫不同，他知道威廉姆斯很可能通过另一位客户的刑事诉讼上诉获得调查局的窃听记录。万一让他得手，必定后患无穷。却原来调查局在窃听沙漠酒店行政套房的时候无意中录下了一位华盛顿说客弗雷德.布莱克（Fred Black）的言语。一旦录音遭到公布，布莱克这个本来与案情无关的第三方就会卷入此案，还不知道要平添多少变数。更糟糕的是，这位布莱克还是前参议院助理鲍比.贝克（Bobby Baker）的商业伙伴，而贝克则是约翰逊时代最引人注目的腐败人物，而且早在约翰逊搬进白宫之前就一直是约翰逊家族的隔壁邻居，这样一来就连总统本人都有可能遭到本案的牵连。更更糟糕的是，威廉姆斯很可能通过连带的证据开示发现联邦调查局故意在布莱克的华盛顿酒店套房里也安装了窃听器。如果说针对拉斯维加斯赌场酒店进行窃听是为了打击黑帮，只是一不小心顺便录下了布莱克的言语，那么在华盛顿进行窃听则过于政治化，毫无开脱的借口。

面对如此严重的潜在后果，迪洛克依然毫不畏惧。他坚持认为窃听事件背后的真正动机是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想要毁掉约翰逊总统以及联邦调查局的野心。他阴暗地指出威廉姆斯是肯尼迪的朋友，而肯尼迪的前新闻秘书埃德.古斯曼（Ed Guthman）曾为《洛杉矶时报》工作。迪洛克后来报告说卡岑巴赫听到这一指控时“似乎感到相当震惊”。卡岑巴赫试图向迪洛克保证，尽管他最近努力禁止窃听器，但是他从来没有否认过自己也参与了窃听器的使用。另一方面司法部长又表示，他确实相信罗伯特本人的私人声明，即自己在担任上一任司法部长期间从未授权任何窃听器的使用。迪洛克警告卡岑巴赫不要提起这一点，以免激怒胡佛。然后为了做好战斗准备，他还传唤了曾经担任罗伯特的联邦调查局联络官的考特尼.埃文斯。自从达拉斯刺杀事件之后，胡佛就解雇了埃文斯。肯尼迪总统的殒命致使司法部长罗伯特沦为了跛脚鸭，于是胡佛趁机通过这一举动肆无忌惮地宣扬自己对于罗伯特的蔑视。尽管如此，埃文斯依然感到自己不得不赶在圣诞节前夕来到联邦调查局总部接受长时间审问。

迪洛克和同事们通过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得知，罗伯特.肯尼迪从未在批准窃听的文件上签过名，因此不能用这一点来对付埃文斯；调查局甚至无法证明罗伯特曾经意识到调查局采用了窃听器而不是正式得到批准的电话窃听，因此也没法在这个方向下手。他们只能软硬兼施地逼迫他同意调查局的说辞：罗伯特应该已经在未被告知的前提下察觉到了某些调查局报告的特殊情报来源。内心极其矛盾的埃文斯——“在他的回忆被刷新后”——终究向联邦调查局的立场做出了让步。迪洛克向埃文斯出示了一份来自芝加哥的骇人听闻的情报报告备忘录，然后逼问埃文斯对此有何说法，“他承认肯尼迪表示不希望知道获取情报的地点或者来源。”埃文斯承认这些高度敏感的文件确实包含许多含混之处，迪洛克抓住这一点把他当成了罗伯特与调查局串通一气的重要证人：“他确实承认，肯尼迪肯定知道我们的信息来自窃听器。”联邦调查局官员将这一推断当成了下一步反击的基础。他们首先声称罗伯特对待窃听器的态度是普遍默许，而不是针对具体的窃听器做出可供核实的批示，然后又将这所谓的不闻不问等同于了授权或者合法程序方面的骇人缺失。就这样，联邦调查局毫无愧怍地抓住这一丝追溯性授权责任，将其变成了积极防御的盔甲。迪洛克建议胡佛，卡岑巴赫与罗伯特“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把我们扔出去喂狼。”因此调查局必须谨慎地通知他们，“我们清楚地知道事实，并且将会毫不犹豫地在必要时刻运用这些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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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学委的一份记录备忘录开篇写道：“圣诞节后的第三天，格洛丽亚.拉里来到纳尔逊街360号的亚特兰大非学委办公室寻求帮助。”该文件记录了两个方面的震惊反应。首先，谁也没想到朗德斯县民权项目会直接跑到亚特兰大总部寻求救援，因为非学委总部此刻自身都难保，背负着着十万美元的债务，电话即将欠费停机，并且已经拖欠了好几位工作人员的微薄生活津贴。志愿入狱的能量与金库都已耗尽，一份内部通知警告称：“约翰.罗伯特.刘易斯已经疲惫不堪（我也是）。”刘易斯主席发表了一份忧郁的年终声明，宣布1965年的奇迹成就到了年底已经暗淡了下来，“我们面临着有法不依的困境……种族主义的伤痕如此之深，以至于需要很多年才能消除。”第二，谁也没想到朗德斯县民权项目会选择拉里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前来执行走投无路之际的求援任务，因为拉里是个新员工，同事们对她的第一印象是举止优雅而不是作风坚毅。此时的拉里早已面容憔悴，这也强化了她带来的险恶警告：新近完成选民登记的黑人佃农正面临着可怖的困境。已经有二十个黑人佃农家庭遭到了白人农场主的驱逐，他们没有钱搬家，也没有亲戚陪伴，其中至少有八个家庭已经沦落到了露宿野外的地步。拉里从非学委的秘密应急基金中征用了两千美元，乘坐一辆满载救援物资的大篷车赶回了阿拉巴马州。她走后的总部备忘录记录到：“朗德斯县已经下了三个星期的雨。已经购买以下物资以保护被驱逐的家庭免受风吹雨淋：十顶过剩的陆军帐篷，六十张小床，以及十二个大肚火炉。”

卡迈克尔留在亚特兰大开除了一名手脚不干净的员工，他发现此人居然从遥远的白人支持者那里索取乃至窃取危机捐款。“请确保他们不要再给尤金送一分钱，”他敦促募捐者们尽快将这个害群之马赶出民权队伍，并且痛苦地指出到目前为止发现的诈骗目标包括弗朗西斯.沃尔特牧师、夏季志愿者哈罗德.萨伯斯坦拉比，甚至还有乔纳森.丹尼尔斯的母亲。另一方面，卡迈克尔还设法在罗西.斯蒂尔的地产上——蒙哥马利大进军第二晚的营地就来自此人的慷慨捐赠——为遭到驱逐的农民争取了一片棚户区用地，然后召集人手挖厕所，铺设木板地板，搭建帐篷。12月30日星期四，许多非学委员工都来到工地上帮忙。令卡迈克尔颇为惊喜的是，萨米.扬格也来到了现场。他不好意思地告诉卡迈克尔：“这根弦我是松不下来了。”尽管过去几天他一直努力将心思放在学习上，不过最终还是认定民权运动已经“渗透了我”，还透露他希望在塔斯基吉周围的家乡县区组织一个独立的“黑豹党”。

这片简陋的栖身之所吸引了外界的零星注意。1966年元旦当天《纽约时报》宣布：“‘帐篷城’在阿拉巴马州的田野上拔地而起”。《黑玉》则强调了当事人的困境：“被驱逐的农民在朗德斯的烂泥床上打滚”。这两篇报道都记述了棚屋区大锅里的水要从邻近水井里打出来，也都将紧张局势升级归因于当地权力机构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基础正在动摇，大约一千九百名新近注册的朗德斯县选民已经让当地黑人拥有了逼近白人的投票力量。新选民杰克.克劳福德（Jack Crawford）的照片出现在了一篇关于联邦登记员的杂志文章当中，之后他就遭到了驱逐。新选民阿曼达.格洛弗（Amanda Glover）自从1931年1月20日以来一直居住在同一座种植园，这次她也遭到了驱逐。她说她的丈夫太害怕投票了，“但是他本来可以继续登记，这对他很有好处。”新选民安娜贝尔.斯科特（Annabelle Scott）与她的丈夫、四个孩子以及几个孙子一起搬进了棚户区，其中一个孙子很快就感染了肝炎。朗德斯县民权运动老年组的中坚力量威尔和玛丽.简.杰克逊夫妇在面向80号公路的帐篷营地里占据了一张小床，这里很贴近他们在3月22日迎接蒙哥马利大进军队伍的地点。当时他们在路旁翘首期待许久，终于看到马丁.路德.金率领的队伍如同圣经当中的海市蜃楼一样由虚转实，起初只是远方的斑点，最后终于来到了他们身边。卡迈克尔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完成选民登记的人们全都经受了永远的改变。当地领导人约翰.胡莱特同意这一说法。他告诉记者，“朗德斯县的人们无论是生是死都会提出我们自己的候选人，这是一定的。”

1月2日星期日，弗朗西斯.沃尔特牧师坐在莫比尔的讲台上，与家乡的东道主们一起聆听美国现任司法部长的历史性讲话。台下足有四千五百名听众，黑人占据了压倒性多数。尼古拉斯.卡岑巴赫根据《投票权法案》预测了“新的解放”，以此纪念奴隶制正式消亡一百零二周年。在后台，沃尔特抓住机会就几个县针对新选民的报复行为向司法部长进行了简短咨询。卡岑巴赫再次公开承诺司法部将对恐吓选民的行为提起诉讼，并建议如果佃农能够拿到治安官的正式驱逐令而不是按照农场主的要求老老实实搬出种植园，那么他们的宣誓书将会成为更有力的证据。不过接下来他又谨慎建议沃尔特仅仅将他的话当做法律推测而不是代表美国的承诺。《黑玉》注意到了动荡的种族政治的另一个细节：莫比尔的白人报纸拒绝在解放日仪式上展示卡岑巴赫的照片：这或许表明了当地政治风气的转变：从前攻击白人官员的手段之一就是宣扬他与黑人的合影，这种手段或许正在遭遇冷落，因为与白人官员合影也意味着黑人的荣誉，特别是现在这些合影当中的黑人全都是有名有姓的人物。继续宣传这些照片对于白人至上主义者们来说或许得不偿失。

1月3日是一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阿拉巴马州的许多法院都挤满了赶来登记的黑人。联邦调查局探员在下午时分抵达塔斯基吉，调查从亚特兰大非学委办公室转来的两起投诉。吉米.罗杰斯首先报告说，梅肯县的一名登记员一口气拒绝了一百多名黑人申请人，然后冲着当天负责护送申请人萨米.扬格威胁说要“把你的内脏洒在地板上”。显然他意识到继续拖延只会促使司法部在梅肯县部署超额的联邦登记员，并且感到十分恼火。扬格沿着申请者的队伍躲开了他的威胁，并且在四点钟时补充说当地登记员又重复了同样的话并且展示了一把刀。

接近当天午夜时分，梅肯县的自由之家接到了好几通语气激动的电话，电话那头声称在塔斯基吉长途汽车站围拢了许多警察，附近还有一辆熟悉的汽车。自由之家的员工们这才隐约意识到扬格出门买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他再也回不来了。罗杰斯是辨认他尸体的人之一。扬格脸朝上躺在一片血泊旁边，血流从他的头部蔓延到脚下，他的一只手臂垂在一根高尔夫球杆上。目击者说，事发之前曾经有一名老年服务员拒绝让扬格使用加油站专供白人使用的洗手间，听上去两人似乎发生了争吵。扬格原本已经开车离开，突然又停了下来并且走回去继续争吵，但是服务员马文.塞格雷特（Marvin Segrest）掏出了手枪。扬格跑到对面的街上，冲进一辆坐了一半人的灰狗巴士，从运往亚特兰大的行李当中抽出一根高尔夫球杆，然后多次上车下车与对方相互叫骂。塞格瑞特开了一枪，灰狗巴士飞驰而去，扬格徒步逃离，再然后第二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后脑。塞格斯特声称自己只想“吓唬吓唬他”。警笛嘶鸣在黎明前夕惊动了塔斯基吉校园的大部分地区，几乎聚拢了所有分散在阿拉巴马州的非学委员工，唯有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宣布自己哪里都去不了。他告诉詹姆斯.福曼：“我刚刚买了三瓶酒，为我自己喝了一瓶，为萨米喝了一瓶，为乔纳森.丹尼尔斯喝了一瓶。”周二有两千多名学生在塔斯基吉游行。第二天许多人带着一份列有八项要求的清单返回了这里——要求包括起诉塞格雷特以及提供机会让“更多的黑人能够在市中心工作”。他们的集会地点是法院草坪上的罗伯特.E.李雕像附近。

在亚特兰大，南方的非学委员工进行了一场旨在制定对策的马拉松辩论。有人主张发起新游行来争取更多民权立法，其他人认为这样的反应很乏力。有人提出要同时谴责扬格谋杀案与越南战争，这项提议同样遭到反对，理由是这两个问题的相互关系过于牵强，最好分开处理。这项反对意见又招致了一连串的反驳，这些驳论难免让人想起鲍勃.摩西当年的论断：种族问题倾向于用自欺欺人的征服来腐蚀民主价值观，在国内与国外都是如此。这样一来人们关于声明的顾虑又转向了赤裸裸的实际层面。领导人警告说，非学委如今几乎破产，万万不可鲁莽行事。针对政府战争政策的攻击将会引发激烈反对，扼杀白人自由主义者的捐款，还会掩盖对于萨米.扬格之死的关注。一些人担心他们已经投票支持了非学委公开反对战争的立场，但是非学委却怯懦地从未将这一立场落到实处。另一些人则预见到，如果没有与越南战争扯在一起，任何关于扬格之死的声明都会受到广泛关注。大多数人欢迎格洛丽亚.拉里的志愿努力，她在1月6日星期四之前将非学委的普遍想法提炼成了一份草案。文章开篇宣称：“我们认为美国政府所谓关心越南人民自由的说辞纯属欺骗。萨米.扬格在阿拉巴马州塔斯基遭遇谋杀与越南农民在本国遭到杀害没有什么不同……我们要问：美国自由斗争的征兵体制在哪里？我们鼓励那些宁愿把精力用于在美国国内建立民主的美国人……他们完全知道这可能会让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就像在越南一样惨痛。”

在东北地区大停电的前一天，金办了两件事。首先他给参议员威廉.富尔布莱特发了一封旨在“个人鼓励”的信，尽管他与富尔布莱特并不相识。其次他派遣了一名满面愧色的使者——他的父亲——去抵挡联邦调查局关于一起涉及领导大会的汽车盗窃案的调查。此时的富尔布赖特尚且没有在越南问题上与政府公开决裂，但是金根据自己对约翰逊总统的私人理解推断出了不少早期迹象。他很清楚公众对于不同意见的愤怒谩骂对于刚刚成为异见人士的新人们来说难免会造成令人晕头转向的冲击，尽管此类谩骂对于非暴力种族运动来说从来都是相伴相生的日常负担。因此他认为于公于私都应该向富布赖特表示支持。“我相信你不会允许任何压力使你陷入沉默，”金小心翼翼地写道。（富尔布赖特对金表示感谢并且坦率地回答说：“我的影响力还不够大……对于现在遵循的政策做不了什么。”）另一方面，金老爹勇敢地走进亚特兰大警察总部，交出了领导大会SCOPE项目车队当中一辆1965年雪佛兰的购买文件，并且主动表示文件可能有问题。这一先发制人之举奠定了坦诚合作的基调，同时掩盖了领导大会内部对于突然出现的谣言的恐慌——谣言声称何西阿.威廉姆斯从南卡罗来纳州的窃贼那里购买了至少四辆赃车，而且这帮窃贼还在与联邦调查局探员合作。愤愤不平的威廉姆斯主动回避了金，以免将金也拖下水。他迟迟不肯交出这四辆汽车，因为其中有几辆汽车已经不知所踪，不知道目前归属于哪里的民权项目。而且他还决心首先要从卖家那里将四辆赃车的退款要回来，然后才有脸与金见面。

11月6日星期六，安德鲁.杨从亚特兰大打电话给利维森，神秘兮兮地告诉对方“何西阿有问题”，而且最好不要在电话里讨论。半小时后，斯坦利.利维森又听说了另一条坏消息：领导大会的金库里凭空少了十九万美元，“马丁表现得好似天塌地陷一般。”金在同一天下午派杨前往纽约。纽约当地的顾问认为此次财政危机与一起记账“漏洞”有关——八月大会期间，领导大会的保险箱被盗，丢了一批支票，其中好几张支票原本可以让银行挂失补发，但是居然没人发现——此外他们还发现捐款一直在令人震惊地长期下降，已经降到了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目前领导大会正在承受每月七万美元的赤字，按照这个势头，领导大会在1966年初就会破产。利维森、克拉伦斯.琼斯以及其他人呼吁大幅削减开支并且进行筹资改革。他们像往常一样抱怨道，金肯定还会再一次原谅“自大且无能”的领导大会财务主管拉尔夫.阿博纳西的长期松懈。他们知道阿博纳西最近诱使杨写了一份呼吁书，要求领导大会的主要捐助人们为自己购买一辆新车。尽管金对于此事十分懊恼，但是他依然宁肯努力掩盖与偿还这个错误也不愿公开斥责他最好的朋友。即使是现在，金依然深切同情阿博纳西，因为他很理解后者心里的深切创伤与不安全感。他甚至亲笔给美国运通总部写了一封详细的申诉信函，希望对方重新考虑一下拒绝阿博纳西的信用卡申请的最近决策（美国运通公司于1959年推出了便于使用的塑料信用卡，不仅改变了商务旅行，而且改变了大部分零售商业的面貌）。

杨和纽约的顾问们接受了何西阿.威廉姆斯可能拥有失窃赃车的事实。他们怀疑他是否下达过偷车的命令，质疑他在买车时知道什么，并且毫不意外地期待他会愤怒抗议，声称自己将会再一次反抗迫害。威廉姆斯性情易怒，不喜循规蹈矩，在全体领导大会员工当中就属他入狱次数最多，而且他刚刚辞去了美国农业部化学家的多年职业，永久地投入了民权运动。由于贝弗尔不在芝加哥，威廉姆斯是在阿拉巴马州偏远地区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柳佐与丹尼尔斯谋杀案审判不公的最佳人选。倘若本案迫使他无法继续从事民权活动，那将会是领导大会的沉重损失，更不用说他还有可能将整个领导大会都拖下水。曾经代表金参加《投票权法案》的高级别谈判的华尔街律师哈里.瓦赫特尔谨慎地向他在司法部的联系人打听威廉姆斯会不会遭到起诉。领导大会的人们屏住呼吸，希望这项丑闻不会爆发。

但是在远离金视线的地方，何西阿.威廉姆斯购买赃车一案还是在一场持续争端当中沸腾了起来，这场争端将会从政府密室蔓延到下一次总统选举。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官员们急于宣布这是一起涉及金的ITSP（失窃财产跨州运输）“诈骗”案件。助理局长阿尔.罗森（Al Rosen）写道：“何西阿.威廉姆斯是领导大会的选民登记主任，鉴于他身处高位，对他采取的任何行政行动都会导致大量宣传，并且促使公众注意力集中在领导大会的活动上。”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十月底逮捕了第一位涉案中间人。但是亚特兰大与华盛顿的联邦检察官却并不相信这位南卡罗来纳州嫌疑人未经证实的供述，并且特意确保了针对此人的指控文件不会牵扯到威廉姆斯或金。在联邦检察官看来，一个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被定罪的白人小偷首先用自己的名字租车，然后将租来的车卖给亚特兰大的黑人中间商，最后又向以前逮捕过他的联邦调查局联系人坦白自己的全套计划，这套操作实在非常可疑。尽管逮捕声明采取了中立立场，但是依然激怒了德克.迪洛克，他认为联邦司法部门这是在故意堵住调查局的嘴。他在报告当中告诉司法部，“联邦调查局没有进行‘秘密逮捕’……我们绝不会在遭受此等待遇之后忍气吞声。”联邦调查局的第三把手艾伦.贝尔蒙（Alan Belmont）向司法部门的同行暗示，调查局可能已经通过监听截获的信息证实了领导大会自觉参与了犯罪行径，但是这一披露却让司法部长卡岑巴赫更加重视本案。一位联邦法官很快就封存了这位涉案中间人的逮捕记录。由于并未扯上肮脏下流的民权背景，公众很快就忽视了这份记录。“司法部的人可能已经接触到了法官，”胡佛对他的身边人抱怨道。

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企图尽量扩大此次起诉的波及面，而司法部则坚持要求调查局首先提供确凿事实。双方的对峙愈演愈烈，因为本案涉及到了金，而金又是关于监听政策的更广泛斗争当中的一个痛点。联邦调查局在十一月勉强向司法部保证，窃听情报信息将会与办案探员“区隔”开来，因此不会污染积极起诉当中的证据，但是卡岑巴赫强调指出，熟练的辩护律师可能会赢得法庭命令，从而发现政府掌握的所有关于何西阿.威廉姆斯的材料。他警告说，从法律上讲，此类发现可能会致使控方无法可靠定罪，因为法官肯定会极其反感针对至少三名领导大会律师（瓦赫特尔、琼斯与利维森）关于何西阿“问题”的彼此通话的窃听，肯定会认为这是对于律师权利的违宪侵犯。在政治上，针对威廉姆斯的任何起诉都有可能导致法庭首次公开披露联邦调查局与司法部针对金及其伙伴的电话窃听，这将带来地震般的反响。

对于卡岑巴赫来说，本案还可能带来更大的危险：联邦调查局未经授权的监听行为不仅局限于电话窃听，还包括通过非法侵入在房间里安放窃听器，后者很可能会在最糟糕的时刻被披露出来。尽管他身为司法部长是胡佛名义上的上级，但是在工作当中胡佛基本不拿他当一回事。此前卡岑巴赫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对胡佛连哄带劝软硬兼施，这才迫使后者勉强承认了联邦调查局确实会使用窃听器，并且最终承诺放弃这一做法——这两次都是多亏了约翰逊总统措辞强硬的秘密命令才能迫使胡佛就范。胡佛在9月14日通知卡岑巴赫，“因此，应您的要求，我们已经完全停止了室内窃听器的使用。”这份备忘录虽然打着遵章守纪的旗号，字里行间却充满了令人心里发毛的怨愤。在胡佛看来，官方之所以对于窃听器顾虑重重，全都是因为“其他机构对于特殊调查技术的无节制且不谨慎的使用”。传统且负责任的联邦调查局工作方法——例如走访取证——并不足以“应对秘密行动”，而窃听器对于联邦调查局“协助我们的国际政策制定者”以及打击颠覆活动至关重要。胡佛趾高气昂地断言：“如果我们的知识减少了，那么我们的工作能力也会相应下降。”

胡佛仅仅不情不愿地屈服了不到一个月就反悔了。他精明地选择了战术阵地，意识到因为窃听器而私下分裂的联邦政府最近在对待马丁.路德.金的态度上同样有所动摇。接下来联邦调查局通过电话窃听得知金将要会见他的纽约顾问团，胡佛意识到最好不要事先请求特别许可来窃听这次会谈，而是应该先斩后奏。直到会面与窃听都成为过去式之后，胡佛才向司法部发去了一份全无先例的事后请求，并且在行文当中暗示，就算他提前呈交这份请求，也肯定能得到卡岑巴赫的批准：“鉴于此次会面的重要性以及情况的紧迫性，1965年10月14日，我们在阿斯特酒店345室对金进行了一次窃听器监听……这次监听涉及非法侵入。”金于十月下旬与十一月两次访问纽约，事后胡佛向卡岑巴赫发出了两份几乎一字不差的通知。如此跋扈之举让司法部长左右为难。他可以向约翰逊总统承认自己能力不济，让总统去亲自面对胡佛的阳奉阴违；或者他也可以假装没这回事。卡岑巴赫选择了后者，于是胡佛的这项与约翰逊总统的要求背道而驰的窃听政策也将他牵扯了进来。卡岑巴赫就这样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以书面形式默许室内窃听器而非电话窃听的司法部长。这些未经质疑的备忘录成为了胡佛向司法部长施压的筹码，但是与此同时也使得卡岑巴赫更有理由对何西阿.威廉姆斯的起诉保持警惕。现在无论法院在本案当中发现了任何窃听行为，都会将他这位最高权威牵扯进来。因此他才坚持限制本案的影响范围，以免涉及到金，导致窃听行为遭到暴露。

从胡佛的角度来看，司法部强加在联邦调查局头上的窃听禁令本身已经非常令人厌恶，现在司法部又来公然干涉调查局办案，简直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手下的高级官员们看准了官方对金不满的迹象，纷纷在幕后展开了积极行动。亚特兰大分部的探员们招募了一位簿记员詹姆斯.哈里森（James Harrison）作为调查局打入领导大会内部的第一名“渗透”线人。胡佛在11月10日赞扬亚特兰大分部“很有想法与想象力……期待着最近获取的有关当事人[金]个人生活的高度敏感信息能得到充分利用。” 迪洛克向众议院议长约翰.麦科马克提供了一份关于金的尖锐机密黑材料，内容包括金对于越南问题的异议、所谓的共产党控制以及金的各种私生活弊病。事后他报告说，议长“非常冷静……表示他现在认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必须对此采取措施。”迪洛克还向新近改选的共和党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的助手弗雷德.布扎特（Fred Buzhardt）与哈里.登特（Harry Dent）作了简报，不成想这两人却急于让瑟蒙德利用联邦调查局提供的信息公开“揭发”金。迪洛克拒绝了两人的建议，认为这样做太危险。胡佛一贯谨慎，倾向于使用不会使联邦调查局难堪的机密武器。与此同时他还在顽强地推动针对何西阿.威廉姆斯的授权起诉，竭力要让本案的审理得到广泛关注。他在一份备忘录上写道：“在这起案件中我们一直被‘压制’，实在非常可耻。”他还在另一份备忘录上推测，即使调查局搞到了领导大会故意购买赃车的“严密”证据恐怕也无关紧要，“因为该组织在司法部眼中显然凌驾于法律之上。”

金也感觉到了针对民权运动的瞬息涨潮。他的朋友莫里斯.艾布拉姆（Morris Abram）是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雇员，原本在亚特兰大工作，最近被调往了华盛顿。艾布拉姆邀请金参加约翰逊总统提议的全国种族问题会议，开会日期是11月16日。然后他又尴尬地表示，金提名的大多数陪同参会同事都得不到通过白宫大门的许可。在政府内部，艾布拉姆与约翰逊的民权工作人员提醒安全官员不要因为联邦调查局再次指控贝亚德.拉斯廷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者 ”而禁止他进入白宫。李.怀特提醒总统，自从华盛顿游行以来，拉斯廷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位负责任且有见地的盟友。他们还警告说，拟议当中的联邦调查局黑名单——涵盖了华尔街律师哈里.瓦赫特尔等人——只会削弱总统对于会议的掌控力。为了确保民权领袖们不至于“从你们指定的联席主席手中夺走会议控制权或者撤回他们对于会议的支持”，总统打算向若干位特别可靠的参会人员提供授权，可是包括瓦赫特尔在内的许多可靠人员都被黑名单挡在了白宫门外。亲密同事们得不到邀请的局面令金心中难安。安德鲁.杨——眼下他被派去塞尔玛领导游行，主题是要求政府雇员采用礼节性头衔称呼黑人——于11月13日通过电报向艾布拉姆与李.怀特发出呼吁，希望对方重新考虑“金博士提交的其他名字”。电话窃听与室内窃听截获了领导大会内部的惊愕反应，为联邦调查局总部带来了截然相对的喜悦。一位主管写道：“我们可能过于乐观了，但是这一点也许体现了有利的趋势。我们将像过去一样，继续向白宫提供贬损性信息，以此打击可能与白宫有联系的金的手下。”胡佛批示道：“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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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泛的民权活动家群体普遍认为11月16日的计划会议非常关键，以至于纽约的宗教领袖们在11月9日——就在东北大停电前几个小时——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来为正式会议做准备。两天后金也赶来参会，此时的会场早已陷入了人声汇聚的媒体逆流。在宗教会议上，全体发言者都没有过多讨论约翰逊在历史性的霍华德大学演讲当中做出的广泛承诺，而是很快就转向了对于黑人家庭结构的激烈关注。全国教会理事会宗教种族委员会主任罗伯特.斯派克为他此前关于“莫伊尼汉报告带来的损害”的即兴发言进行了很有个人风格的道歉。莫伊尼汉报告的中心理论认为，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某种“纠结的病态”感染了黑人家庭。对于批评者们来说，这一论断恰似一坨碰上就甩不脱的焦油，格外令人火冒三丈。很快就有一整本书记录了批评者们的愤怒。就像路易斯.阿加西斯认为黑人是独立物种的理论那样，披着科学术语外衣的智识论点再一次在政治文化当中产生了共鸣。该书总结说：“由于报纸的报道，莫伊尼汉报告被视为政府对于[沃茨]骚乱的解释。”

这一年六月印刷出版的劳工部报告上面找不到作者的名字，但是副部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还的确向朋友与记者们狂热地分发了报告副本。这些人当中有一位罗伯特.诺瓦克在八月沃茨骚乱期间的全国联合专栏上刊登了 “莫伊尼汉报告”并且使其一夜出名。他将这份报告称为 “政治原子弹”，“揭露了大城市黑人困境的丑陋真相”。诺瓦克的宣传为这份“饱受压制、广为泄露”的文件蒙上了一圈禁忌的光环，哪怕这份文件其实在政府商店就能买到，每份四毛五分钱。来路各异的评论家更是协力散布了一场社会争议的雪崩。莫伊尼汉报告问世不到十天，《纽约时报》就声称约翰逊政府正在研究这份报告，试图寻找在黑人当中“取代母权制”即女户主家庭的线索。到了九月，理查德.罗韦尔（Richard Rovere）在《纽约客》中指出，即将召开的白宫会议“旨在制定一项国家政策，从而加强美国黑人男性的自我意识”。《华盛顿星报》声称从“仍然保密的”莫伊尼汉报告当中看出了一个隐约的障碍：“下层黑人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产阶级黑人与中产阶级白人一样对于这个世界一知半解，而马丁.路德.金之类的领导人更是根本不了解。”

种族问题把家庭问题推到了国家政治的最前沿。莫伊尼汉在开篇指出，母权制是贫民窟贫困的主要指标，他称之为病态。这一论断将性别术语送上了新闻头条。报告宣称：“从小公鸡到四星将军，雄性动物的本质就是趾高气扬。事实上在十九世纪的美国，某一类特定的男性夸张炫耀几乎成为了美国人的国民风格，黑人男性却不在此列。‘时髦的黑鬼’难免被处以私刑。”

耶鲁大学的宝莉.默里仍在为推翻阿拉巴马州全面排斥妇女参加陪审团服务的联邦诉讼而努力。她针对女性霸占少数相对优势地位的话术发出了孤立无援的抗议。她在《新闻周刊》中写道：“黑人妇女努力克服了并非由她们自己造成的障碍，却因此遭到暗中指责，这真是令人痛心的讽刺。”默里认为，黑人女性必须突破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才能打入中产阶级，然后还要面临着门当户对的黑人婚姻伴侣的长期严重缺乏，因此女性当家是黑人家庭在走投无路之下强行适应环境的英勇之举，而不是什么癖好或者疾病。贝亚德.拉斯廷从更普遍的立场上提出了反对意见。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为了保障奴隶主的财产权与繁育特权，两个世纪以来黑人家庭一直被剥夺了作为人的地位，根本得不到国家法律的承认或者保护，因此“对于我来说，黑人家庭居然能够存在这一点本身就非常令人惊讶。”金则试图从他称之为“可怕”的过去当中挽回希望。他在纽约的一次演讲期间表示：“在所有历史上，还没有什么人为了拥有家庭生活而不得不与这么多心理和生理上的恐怖作斗争。”他回顾了关于他为什么允许儿童遭受牢狱之灾的责问。“答案很简单：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的家庭在日常生活当中本来就每天都会经受些许伤害。”

这一年秋天，评论莫伊尼汉报告的文章层出不穷。《共和国》、《纽约书评》、《国家》、《基督教》和《危机》等等主流杂志纷纷加入了讨论。大量黑人感到受到侮辱这件事本身就是一条新闻，随后莫伊尼汉对于黑人怒意的不以为然同样登上了新闻。争论的公众声音当中只有寥寥几位黑人或者女性。包括莫伊尼汉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将居高不下的黑人家庭破裂指数归因于历史上的压迫，但是在社会科学的模糊鼓点的刺激之下，基于异常特征做出的推断大行其道，推断本身的合理性却得不到分析。“在城市居住的黑人妇女当中有22.9%曾经结过婚，目前处于离婚、分居或被遗弃状态……贫困的爆炸性循环……每四个黑人家庭中就有一个没有父亲……福利依赖……黑人的生育率比白人高40%。”病理学模式潜移默化地将民权力量从无畏的变革者降格成为了需要隔离的病人，同时又为主流意见制造者重新确立了充分的诊断特权。“莫伊尼汉的事实无可争辩，”威廉.曼彻斯特后来在一份调查历史研究当中反映了一股来势汹汹的情绪，“但是那一年黑人的痛苦如此之大，事件对于黑人自尊心的影响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黑人无法面对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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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的第二个周末，联邦调查局安装在纽约的窃听器错过了金的行踪。负责纽约的特别探员约翰.马龙向总部报告说，窃听器原本已经提前安放在了金位于阿斯特酒店的预订房间里，但是金却莫名其妙地转而来到希尔顿酒店下榻，再想安装新的窃听器已经来不及了。为了躲避官僚主义的指责，马龙向胡佛保证，他已经责成希尔顿酒店不能在没有预订的情况下让金入住，但是被逼无奈的酒店经理宁肯承受有关部门的斥责也不愿招致将马丁.路德.金拒之门外的负面宣传。通过“物理监视”（贴门偷听）与随后的情报收集，联邦调查局多少还是掌握了几条希尔顿战略会议上的操心事项。金刚刚发表了对于芝加哥运动的承诺（《星期六评论》上的“下一站：北方”）；他命令领导大会的会计们配合联邦调查局对于汽车采购的审计；有些参会者期待着哈里.贝拉方特或许可以通过举办一场由再婚影星夫妇伊丽莎白.泰勒与理查德.伯顿参加的慈善晚会来化解领导大会的财务危机；将于星期二开始的白宫会议也在会场里引起了各种焦虑。斯坦利.利维森指出：“政府认为莫伊尼汉的报告是无价之宝，”而金必须挺身而出反驳报告当中的错误见解。电话窃听则捕捉到了一场全新现象的预警梗概。调查局听到利维森说了一句：“马尔科姆.X写这本书是出于冲动。”

马尔科姆.X死后被遗忘了九个月，然后他的名字突然迎来了奇迹般的重生。当马尔科姆在二月遭到骇人的暗杀之后不出几天，出版商纳尔逊.道布尔迪（Nelson Doubleday）就将已经完成的马尔科姆自传撤出了印刷厂，宣布他必须放弃出版，以免公司员工遭受恐怖且难以捉摸的黑人穆斯林派系的报复。十几家主要出版社随后都放弃了这本无主的手稿，与此同时美国文化的主要机构也毫不顾及死者为大的礼数，将马尔科姆埋葬在了一片顶尖带刺的批判之下。《华盛顿邮报》将他称作“苦涩种族主义的代言人”；《新闻周刊》嘲笑了他“针对‘白人魔鬼’进行的激烈种族主义攻击，以及要在美国建立武装矛矛党的荒唐呼吁”；专栏作家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给他贴上了“街头混混”的标签；唯有自由派的《国家》杂志语气虚弱地哀悼了这位“某个黑人疯狂派系边缘的的勇敢领袖”。此等恶名促使马尔科姆的遗作几经转手，在最后关头交给了向来以混不吝著称的格罗夫出版社，该出版社的著名事迹包括不顾淫秽限制出版亨利.米勒与萨德侯爵的作品。1964年格罗夫出版社出版了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招致了一轮号称“波士顿禁书”的审查行动。挺过这一轮审查之后，格罗夫出版社的高管们为1965年秋季面世的《马尔科姆.X自传》安排了特别的安全防范措施与私下准备，随时准备捍卫第一修正案的宪法权利。《周六晚报》的编辑们在介绍本书的节选预览时对这位已故作家进行了令人难忘的逆向宣传：“如果马尔科姆.X没有被更怪异、更恶毒的极端分子所取代，那么我们还算幸运。”

然后这本书就迎来了出人意料的广泛好评。《纽约时报》在二月份还声称马尔科姆度过了“遭到浪费的可悲一生”——报纸认为他是一个“扭曲的人”，其特点是“对于暴力的无情且狂热的信仰”——到了11月5日却将这本自传称作“一本出色的、痛苦的、重要的书”。知名书评人艾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Eliot Fremont.Smith）宣称，“随着他的去世，美国黑人失去了他们最能干、最善于表达且最有说服力的代言人”。其他评论家也发出了类似的惊叹呼声。“这本书的题眼是转换二字，”I.F.斯通（I.F.Stone）在11月11日的《纽约书评》当中写道。马尔科姆毫不留情地讲述了他自己的连续转换——其中一个故事是这样开始的：“我在监狱里就知道，阅读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倾倒了一位又一位原本的怀疑者。这本自传的销路如同传染病一般经久不衰，到了1992年巴兰坦平装书第三十三次再版时已经发行了接近三百万册，并被翻译成十几种外国语言。《时代》杂志在马尔科姆去世时贬损他是“一个不知羞耻的煽动者……他的福音就是仇恨”，但是到了1999年却将《自传》列入了二十世纪十本最佳非虚构书籍之一。

与莫伊尼汉报告一样，《自传》省略了政策建议的篇幅，专注于针对家庭病理学展开论述，对于改革的目标与想法则不置一词。《时代周刊》评论说：“这本书讲述了一个聪明的黑人如何发现他在美国社会当中没有前途。它用最有力、最准确的语言讲述了这一现象的真正含义——这意味着白人社会针对黑人自尊的系统化破坏，此种破坏几乎就是白人社会的自动功能。”马尔科姆烧毁了美国民主的承诺。用他的话来说：“我对成为美国人不感兴趣，因为美国对我不感兴趣。”他的立场凌驾于任何政治意识形态之上，坚持认为只有一种力量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种族仇恨——纯粹的无教派伊斯兰教——但是《自传》竭力淡化了这一概念，因为自传的执笔人亚历克斯.黑利和格罗夫出版社的编辑们知道这将会吓跑绝大多数美国读者。

书中记录的与厄运的激烈斗争牢牢抓住了分布广泛的读者群体。对于民权运动的宗教虔诚主流风格感到厌倦的世俗主义评论家非常欣赏书中坚定不移的现实主义作风。斯通写道：“在本书当中人们可以充分体会这个杰出黑人在自我创造时的痛苦，从而由小见大地读到整个民族在寻求身份认同时的痛苦。”神学家詹姆斯.科恩（James Cone）则将马尔科姆的诚实当成了基督教信仰的深度指标。即将成为纽约联合神学院第一位黑人教授的科恩如此断言：“就像我被耶稣福音的真理所说服一样，我同样相信，要想在美国生活并且传扬耶稣的福音就必须接受马尔科姆的民族主义批评的严格考验。”一代又一代的年轻读者对于马尔科姆从从皮条客到殉道者的原始旅程将会做出更加强烈的反应，他们通过马尔科姆拥抱了一段大胆的真实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闻周刊》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82%的美国黑人认为马尔科姆.X是典型的“强大黑人男性”，使他的支持率达到他生前巅峰时期的十倍。庞大的年轻白人拥趸群体更是让他成为了一名跨界偶像。《自传》当中谦逊直率的态度吸引了他们——“我在波士顿的帕克之家当了一名公共汽车司机。”白人读者与“渴望融入社会的黑人”安全地通过纸面文字经受了无情且富有教益的指控：“白人在道德层面没有资格指责其他任何人的仇恨！”后来马尔科姆又补充道：“是的，我将要扯下那个自由主义者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培养起来的光环。我对南方一无所知。我是北方白人以及他对待黑人的虚伪态度的产物。”不过潜藏在紧迫交流之下的潜在乐趣——正是这种乐趣促使马尔科姆经常前往白人大学演讲——软化了他的愤怒文笔。这本书一方面蔑视非暴力策略，另一方面也并未将暴力当做推动进步的工具或者成为男子汉的先决条件，而是将其视作生活当中的忧郁事实，从属于语言的力量。马尔科姆写道：“我从来不认为我会寿终正寝。甚至在我成为穆斯林之前——当我还是贫民区丛林里的小贩，后来又成了监狱里的罪犯的时候——我就一直认为我会惨遭横死。”

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投票权法案》得到通过的这一年会在全社会对于“黑人母权制”和马尔科姆.X的众说纷纭当中结束。两者都试图钻透种族问题的破碎之心，却不肯提供任何疗伤止痛的药方；两者都不屑一顾地抛弃了民权运动的非暴力方法。前者将社会科学中最摇摆不定与最尖锐的工具混在一起使用，从美国人“已经超越了平等机会”的假设出发，重新定义种族问题；后者则从坟墓里直截了当地坚持认为种族几乎没有变化，仁慈的白人自由主义者无非是个骗子。“我不在乎一个白人对待你有多好，”马尔科姆.X写道，“……他几乎从来不会像看待他自己那样看待你，像看待他的同类那样看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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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的种族图景正在不断变化，图景的上空盘旋着分裂的影像。在南方大学，就连体育项目也仍然是白人一统天下，直到十一月才有一名孤独的黑人篮球运动员入选了马里兰大学的校队名单。首批两名黑人高中生在肯塔基大学签署了东南联盟橄榄球的奖学金，尽管他们都没有参加过比赛。（其中一名学生在训练时死于背部骨折，另一名学生随即退出了校队，这使得大学不得不解决对于队友暴力歧视的怀疑）。短视的专家们争论着哪些黑人球员与大学敢于站出来引领风气，与此同时职业球队已经急不可待地打入了全新的种族融合球赛市场。到了十二月，亚特兰大在密尔沃基勇士棒球队之后又迎来了第二支种族融合球队。这支刚刚拿到特许经营权的橄榄球队匆匆赶到亚特兰大，还没来得及招募任何球员，甚至就连猎鹰队这个队名都没定下来，就已经预售了1966年赛季的门票。在此之前的八月份，喜剧演员丹尼.托马斯帮助组织了一支名为迈阿密海豚队的种族融合橄榄球队。

两部电视剧《F.B.I.》和《我的间谍》在秋季电视季首播并且长期受到欢迎。前一部得到了J.埃德加.胡佛的详细监督。胡佛禁止这部剧集承接除臭剂与清洁产品之类不符合男子汉气概的赞助广告，并且要求屏幕上决不能出现敞开衣襟、行踪诡秘、少数族裔、执法有误或者出手杀人的调查局探员形象。剧集当中的探员几乎总会以干净利落的第一枪击倒嫌疑人。后一部剧集介绍了年轻的黑人演员比尔.考斯比，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与白人共同担当领衔主演的有色人种演员，在片中扮演一名罗德学者出身的中情局官员，伪装成对戏搭档罗伯特.库尔普的网球教练，两人都在追捕敌方间谍。《洛杉矶时报》称赞科斯比的角色是一个“不具威胁性的黑人”。只有少数几个南方城市拒绝了这部剧的播放。

出版物观察员注意到，美国社会对待城市地区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新共和》的专栏作家TRB写道:“没有哪个国家会憎恨自己的城市。只有在美国，郊区才会害怕他们的父母。”《生活》杂志的编辑们为十二月准备了一份名为“美国城市”的双月刊。一半的版面展示了耀眼的灯光、成熟的居民和未来主义的设计，并且配以相应的标题——“骄傲的造型”、“不需要轮子的火车”、“卫星、巨型建筑、平台”、“用计算机做作业”。另一半则展示了阴暗的公寓与饥饿的儿童——“痛苦而顽固的瘟疫”、“种族陷阱”、“撕裂的家庭”。学者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在十多年后指出，《生活》杂志的特刊标志着媒体对于城市活力的赞美戛然而止，在此之前的媒体传统往往忽视或者浪漫化了穷人之间的绝望街头斗争。“城市”一词的希腊语词源polis在古代为政治本身提供了概念与名称。如今在充斥着种族印象的美国社会，这个词的内涵也不堪重负，被压制得抬不起头来。

在白宫，乔.卡里法诺于11月15日将TRB专栏寄给了哈里.麦克弗森，并且附上了一份担忧的说明。前一天，金在纽约访问期间来到阿比西尼亚浸信会参加教会创立157周年纪念日，并且为亚当.克莱顿.鲍威尔主持了两场主日礼拜。斯坦利.利维森警告金，与鲍威尔交往肯定会引起领导大会捐款人的强烈不满，相比之下他给胡志明写信的计划都未必会招致同等强度的反对。事实上，仅仅是关于金打算前往阿比西尼亚进行客座布道的消息就让捐款人之一詹姆斯.菲兰（James Phelan）大为光火。此人是一位知名银行家，此前在越战争议当中依然坚持与领导大会合作。但是这一次他却愤怒地发来信件，取消了他的捐款承诺。鲍威尔与金的私交其实不太好。他曾经用各种小动作来折磨金，还曾经在暗地里敲诈过金。鲍威尔是典型的表演型人格，身兼多重特质——他既是国会委员会主席，又是历史悠久的黑人布道任家族的后代，还是哈莱姆区的花花公子，而且肤色浅得可以假装白人。他熟谙白人与黑人两边的行事风格，灵活多变地扮演着各种特点突出的角色，从身居高位的权贵到舌灿莲花的正义斗士再到混不吝的流氓恶棍。如此多变的风格激怒了许多在具体问题上与他意见一致的人们，也惹恼了那些看重一贯立场的的人们，但是哈莱姆区的众多黑人选民还就是喜欢他这种挑衅白人精英的热情。

金长期以来一直承诺愿意帮衬鲍威尔。这次他首先试图逃避这一长期承诺，然后又不得不屈服，因为他担心鲍威尔“会利用这一点来对付我”。利维森抗议道，金的中产阶级支持者们肯定不会理解他的苦衷，但是金否决了他的意见。另一方面，怀亚特.沃克也请求金在阿比西尼亚教堂露面，从而为自己撑腰。此前鲍威尔满怀恶意地公开解雇了身为阿比西尼亚助理牧师的沃克，只为给金一个下马威，警告金在推动民权运动北上时不要打纽约城的主意。金意识到自己无法化解沃克遭受的羞辱，但他确实希望消除鲍威尔的恶意谣言：他，马丁.路德.金，看不起沃克，再也不想看到他从事任何工作，并且坚持要求沃克把他称为美国的头号黑人。如果鲍威尔拒绝作为东道主在阿比西尼亚露面接待金——似乎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么金就会咬紧牙关以访客身份带着遭到放逐的沃克来到阿比西尼亚，让沃克有机会以“和解的姿态”与会众们告别。

但是金毕竟棋差一招打错了算盘。正当他与沃克即将在会众面前亮相的最后一刻，鲍威尔突然冲进更衣室，不由分说将沃克轰了出去，只留下金在更衣室里恳求鲍威尔给沃克一个体面，鲍威尔自然不肯松口，最后无可奈何的金只得就范。两位浸信会传奇人物一起出现在宽阔的大理石平台上，五千名崇拜者发出了期待的呼喊。鲍威尔花团锦簇地将金称作“在世的最伟大美国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同时又挤眉弄眼语带双关地告诫金在全国范围内扩张民权工作时应当着力“打入领导层的真空地带”，例如新泽西州的纽瓦克。两人拥抱了一下，随后金开始布道。这次布道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鲍威尔否认裂痕，欢迎金来到哈莱姆区”。

事后鲍威尔给金写了一张便条，对于“我们能够呈现出一条统一战线”表示满意。金没有向沃克透露是什么原因阻挠了沃克的告别亮相，但是他那标志性的坚忍作风之下还是流露出了一丝比起民权运动当中的层层重担更加沉重的挫折感。他麻木地告诉沃克，“亚当非得下地狱不可。”

作为塑造政治的力量，群体身份这一概念正在不断膨胀。许许多多大不相同的人们都会具有同一套集体身份，其他人看待他们的方式也会因此而千差万别——一个极端是血浓于水的亲眷，另一个极端是仇雠敌对的虫豸，两者之间还包夹着例如同胞、陌生人与外国人之类的过渡位置。在人类生活的几乎每一天当中，都会围绕着分布广泛的群体身份发生鲜明的新剧情，其中蕴含的意义则会根据这些千差万别的看法而来回变化。10月3日约翰逊总统与戴利市长关于芝加哥学校资金的私人谈话发生在阿瑟.戈德堡的居所，也就是位于华尔道夫大厦的联合国员工公寓。此前总统在纽约港举行了《移民法案》签署仪式。约翰逊站在自由女神像脚下，把目光投向了长久以来“被国家配额制度的严酷不公扭曲与歪曲”的历史时代。他指出，世界上大多数人仅仅“因为他们来自南欧、东欧或者某个发展中大陆”就被禁止入籍美国，只有北欧的三个国家获得了大部分合法入境名额。因此，选择性的入籍配额法“违反了我国民主的基本原则……在最高意义上有悖美国精神……背叛了甚至在我们立国之前就引领千百万人漂洋过海来到这片土地的信仰。”

“今天，随着我的签字，这个制度被废除了，”总统宣布。“我们现在可以相信，偏见和特权的双重障碍再也不会将通往美国的大门笼罩在阴影当中了。”

从这一天起，来自世界各国的有志移民将会在每年的总限额内排队争夺名额，美国文化从此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多元化的方向。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以前被禁止移民的亚裔家庭的数量增长了十六倍。亚裔、拉美裔、非裔与中东裔移民一起占据了新移民当中的绝大多数，占据了以前保留给被视为最具盎撒风格的少数国家的位置。来自整个欧洲的移民人数下降到每年移民总量的15%左右。到了二十世纪末，另一股非法移民潮流将会致使非美国本土出生人口膨胀到3100万人，但是法律同时也确保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合格移民继续涌入。根据耶鲁大学学者彼得.舒克（Peter Schuck）的统计，2000年的入籍仪式为美国增添了88.9万名新公民，其中墨西哥贡献了五分之一的人数，紧随其后的主要份额按照递减顺序分别来自越南、中国、菲律宾、印度、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牙买加以及伊朗。弗吉尼亚州福尔斯丘奇的J.E.B.斯图尔特中学以邦联骑兵将军的名字命名，直到1965年这所学校还从未招收过不是白人新教徒的学生。到了2001年，全校1400名学生当中有一半出生在美国之外，出生地遍布七十个国家。

约翰逊总统欣然拥抱了这样的未来。他在自由岛上宣称：“美国是一个由陌生人建立的国家。”它的建国理想“从如此之多的文化、传统与民族当中汲取了营养”，如此独特的经验塑造了与之相应的立国观念。他断言，美国人“在一个与组成世界的人们一样纷繁多样的世界里将会感到更加安全与强大。”1965年的《移民改革法》以其富有远见的构思与巨大的影响理所当然地加入了此前两部伟大的民权立法，成为自由运动的第三根持久支柱。然而如此重大的历史干系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奇怪的忽视。尽管约翰逊说得天花乱坠，但是主要报纸依然将这项措施描述为打击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的手段——“约翰逊向古巴难民提供庇护所”——似乎总统只是顺便提供了一项“放宽移民政策”的法案。很少有媒体继续描述该法律本身或者预测即将到来的重大变化。没有人发现立法目的与民权斗争很相近。冷战政治继承下来的好战气质掩盖了一个受欢迎的全新假设：任何外国人都不至于无法成为美国同胞。

主导这一周的其他新闻全都十分平淡。总统留在纽约迎接了有史以来第一位访问西半球的教皇保禄六世。此外洛杉矶道奇队的犹太裔球星桑迪.库法克斯拒绝在世界大赛首场比赛上投球，因为当天是赎罪日。几个月前，国会移民辩论在塞尔玛突破的掩护下悄悄飘过，并没有发生游行或者示威来纪念这场同样黑白分明的民权争论。在众议院，众议员伊曼纽尔.塞勒谴责了欧洲内部的歧视性配额制度，“因为它实际上是在说，英国人优于西班牙人，德国人优于俄国人，爱尔兰人优于法国人，瑞典人优于波兰人。”在参议院，北卡罗来纳州的萨姆.埃尔文（Sam Ervin）试图解释埃塞俄比亚的移民配额为什么像现在这样少得可怜，结果却陷入了过时科学的泥沼。他大胆声称：“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词汇学家都向我们保证，阿比西尼亚人属于闪族，而闪族是高加索人种的一个分支。”面对质疑，埃尔文抗议说他并不打算“暗箭中伤美国黑人”，但是他对于国会里面的紧绷气氛感到遗憾。他警告说，关于国家与民族的比较性讨论“如今引起了强烈情绪，而这种情绪放大了参议员的职业风险。” 后来他坦率地承认，他的参议院盟友们——这些人整个夏天都在拼命反对投票权法案——放弃了“维护民族血统配额制度的必败之战”，以免腹背受敌。埃尔文与一度不可战胜的司法主席、密西西比州的詹姆斯.伊斯特兰还在退场时感谢了反对派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克制态度。作为一名年轻的新生代参议员，得到约翰逊总统钦点的爱德华尚且缺乏执行任务所需的资历，但是他依然通过大力拉票以76比18的票数压倒了南方议员的孤立核心，这一幕与《投票权法案》最终通过时的情况几乎相同。事后爱德华告诉《华尔街日报》：“这真的很惊人，一年前我还在怀疑这项法案究竟有没有得到通过的机会。这一次它很容易就闯关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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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辩论就像塞尔玛运动一样考验着关于人类的最基本假设。什么是种族？种族的基本成分是什么？或者说种族究竟有没有基本成分？什么是种族身份？能否界定种族的边界或者等级？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在宗教、科学和法律等学科当中催生了新颖的理论与不稳定的联盟。在美国历史早期有一位杰出的自由主义种族信仰理论家，也就是佐治亚州的查尔斯.科尔科克.琼斯牧师（Charles Colcock Jones），他在普林斯顿神学院与安多弗神学院先后任职期间很为奴隶制而苦恼，认为奴隶制是“对于正义的彻底毁灭……令人恐惧的极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继未来的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之后，年轻的琼斯专程去咨询了解放奴隶的先驱者本杰明.伦迪，此人是巴尔的摩的贵格会马具制造商。加里森一开始在伦迪的强烈影响下将自己送进了监狱（“那时我的灵魂在燃烧”），而琼斯却继承了萨凡纳附近三座种植园的一百多个奴隶。后来他自问道：“我能否通过持有或者解放我所拥有的奴隶，为奴隶人口的最终利益做得更多？”他的答案是终生追求将奴隶制与黑人的完全人性相协调。在内战之前的三十年里，他几乎独自一人在黑奴中间进行洗礼和布道，被时人称为“黑奴使徒”，并且成为了著名作家与国家级种族问题权威，他斥责南方的神职人员对奴隶的灵魂漠不关心：“他们一直在忽视自己的职责——或者应该说犯下了玩忽职守的罪责。我觉得……整个国家都看到了这一点。难道就无法对此加以改革吗？”他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召集了一群种植园主，试图商定一个问题：奴隶主是否可以在不危及世俗秩序的情况下称呼奴隶为基督里的兄弟姐妹？反对派迅速请来了著名的瑞士自然学家路易斯.阿加西斯进行了激烈反击。1845年阿加西在查尔斯顿文学和哲学协会演讲时表示：“黑人的大脑相当于白人子宫里七个月婴儿的不完全大脑。”

阿加西斯以科学的名义宣称黑人是完全不同于白人的物种，当初上帝另行创造了黑人，并且使其远比白人更加劣等。许多奴隶主都否认或者不敢承认黑人与白人具有共同的人性，因为这一论断的引申含义足以摧毁他们的立足之本，而阿加西斯的科学论断则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安慰。琼斯集团的成员们则惊恐地试图反驳阿加西斯：如果白人和黑人确实属于不同物种，黑白混血儿就会像骡子一样不能生育。然而黑白混血儿的饲养即便对于当时的奴隶制反对者们来说也依然是一个令人很不舒服的话题，许多人都和阿加西斯一样认为种族杂交既是“悖逆天性之举”，也可能对“来自同源民族的雄壮人口”造成灾难性影响。因此琼斯大声疾呼，奴隶主必须首先站在《创世纪》的立场上宣扬全人类都源自亚当与夏娃的真理：“如果我们面向我们的仆人克扣经文内容，我们就不能因为教皇的党羽们面向我们克扣经文内容而叫嚷控诉。”等到南北战争爆发之后，老迈的琼斯依然坚定主张应当在神学层面与奴隶制休战，依然“确信一个灵魂的救赎将胜过肉体被捕获、被运输以及随后居住在我们当中所带来的所有痛苦与不幸。”

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最终结束了阿加西斯的人种多元论，或者说认为人类具有多种不同原型并且被反复创造过许多次的理论。此时阿加西斯已经在波士顿扬名立万，成为了周游全球研究科学的新名人。他举办的关于生物学、古生物学以及他的其他著名发现（例如冰河时代）的科学演讲，迎娶了波士顿望族卡伯特家族的千金（她日后成为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的第一任校长），还说动工业家阿伯特.劳伦斯捐款兴建了劳伦斯科学学校。知识历史学家路易斯.梅南（Louis Menand）写道：“他在哈佛的任职（1848年）标志着美国科学专业化的开始。”阿加西斯将会作为国家科学院和哈佛比较生物博物馆的创始人在科学界获得经久不衰的地位。

阿加西斯的早期科研同事当中既有达尔文主义者也有反达尔文主义者，在十九世纪余下的时间里，两边的人马都在努力按照种族对人类进行分类。费城的颅骨学家塞缪尔.莫顿（Samuel Morton）以及莫比尔的约书亚.诺特（Josiah Nott）收集不同人种的头骨。德国膈肌学家彼得.坎珀（Peter Camper）测量了不同人种的面部角度、额头和下巴。英国的托马斯.赫胥黎（“不可知论者”一词的发明者）与巴黎人类学会的保罗.白洛嘉分离出了不同人种的三十四种不同肤色。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罗伯特.宾（Robert Bean）比较了不同人种的大脑重量，哈佛大学的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分析了不同人种的脑叶褶皱，彼得.布朗尼（Peter Browne）研究了不同人种的头发。这些科学家全都是最纯正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者——也就是试图创建一门人种分类科学的人们——他们这些五花八门的研究催生了各式各样的人种分类标准，但是繁杂的标准却掩盖了每一项努力的不足。科学家们甚至在人种数量这个最基本问题上也很难达成一致：赫胥黎统计了四个种族，约瑟夫.丹尼克尔（Joseph Deniker）统计了十七个，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统计了三十六个。不过所有这些分类体系全都经不起精心验证的要求，大多数时候否定它们的人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弗朗兹.博厄斯，此人发现立陶宛人的头骨与埃塞俄比亚人的头骨无法解释地相互匹配。种族历史学家托马斯.格赛特（Thomas Gossett）在1963年总结说：“博厄斯在打击种族偏见方面做出的贡献可能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其他人。”

眼看着科学的旗号越发打不下去，二十世纪之交的美国法官们在应对种族问题时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从1790年美国通过第一部《归化法》以来，联邦法律一直将非土生美国公民的申请资格限制在“自由白人”的范畴之内。国会在1907年规定，任何与不够资格的外国人结婚的美国女性无需经过审判就会被剥夺自己的公民身份，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身为白人的重要性。这一时期的美国法院接受了几起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以及摩洛哥人的公民身份申请，同时又拒绝了其他非白人的申请。纽约的一位法官拒绝了一位在海上出生、父亲是英国人、服役二十五年的美国海军老兵的申请，因为他的母亲有东方血统。1914年，巴勒斯坦移民乔治.道（George Dow）断言，耶稣“绝不会将他的神性披在一个不被美国国会允许入籍的种族身上”，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联邦法官认为这一论点“纯粹是情绪发泄，全无逻辑顺序”。但是这位法官也不得不承认，争论不休的白人定义如同迷宫一般让他感到同样困惑。“究竟什么才是白人种族？”他问道。

最高法院曾经在三个月内两次试图解决白人一词的法定含义，首先在1922年11月裁定“‘白人’这一表述等同于‘高加索种族的一员’这一表述”，并且基于这条人类学标准注驳回了在美国居住二十八年的日本移民小泽隆夫的入籍申请。小泽提交了自己皮肤呈白色的证据，以及“在日本身体未被覆盖的部分也是白色”的学术意见。但是九位大法官依然一直认为，“单纯的肤色”测试虽然结果显而易见，但是已被证明“明显……不可行”。判决书引用了专家意见，即肤色“在同一种族的成员当中差别很大，甚至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种当中也存在着难以察觉的差别，从白皙金发到古铜黑发，后者甚至要比许多棕种或者黄种人的浅色成员的肤色更黑。”

仅仅几周过后，同一批专家的论断就变成了大法官们必须克服的障碍。一位名叫巴哈特.辛格.廷德的印度移民也要求入籍，而专家们认为高种姓的旁遮普印度人、某些波利尼西亚人以及哈米特人都是高加索人的后裔。这一论断显然让大法官们很不舒服。更糟糕的是，“高加索人”这一种族术语似乎建立在哥廷根的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收藏的一个标本上，他在1795年根据这一标本与德国人头骨的相似性推测，古代欧洲人可能在俄罗斯高加索山脉的标本采集地附近生活。*乔治.萨瑟兰法官（George Sutherland）写道，“我们现在认为，‘自由白人’是通俗表达，要按照普通人的理解来解释，因此只能等同于‘高加索人’一词的普遍含义而非学术含义。” 廷德案的裁决不仅为公民身份设置了可以进一步扩展的障碍，而且还支持了一波剥夺国籍的联邦行动以及反对亚裔拥有土地的州法律。法律历史学家伊恩.哈尼.洛佩兹总结说：“对于法院来说，当科学与大众的偏见相抵触时，科学就会失宠”。

*【身为人类学创始人之一的布卢门巴赫终其一生也并未发现足以支持种族分类明确边界的经验证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人类的变体数不胜数，各种变体总会以无法分辨的细微程度相互渗透。”】

民族主义在全球的兴起抵消了种族概念的所有尴尬。学者和政治家们几十年来都在开展运动，通过谨慎限制移民来完善所谓的“美国种族”。三名哈佛大学毕业生在1894年成立了移民限制联盟，1910年卡内基研究所在长岛的冷泉港建立了一个优生学记录办公室，人口学家和生物学家在那里进行研究，企图通过优生学来提高人口质量——优生学这一术语源自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尽管优生学后来因为与纳粹扯上关系而遭到了污名化，但是根据历史学家弗兰克.迪科特（Frank Dikotter）的说法，“两次世界大战间期几乎所有值得一提的现代化势力的政治词汇表当中”都包含这个词。1882年的《排华法案》——这份法案其实是对于现有条约的修订——阻挡了一切亚裔移民入籍美国的通道，此时美国人对于推进民族等级制度的信念如此普遍，以至于反移民运动甚至希望衡量白人内部的基因分层。移民限制联盟的创始人普雷斯科特.霍尔（Prescott Hall）作证说：“在欧洲某些地区，所有医学家和生物学家都会同意，如果完全不接纳外国人，对于美国人来说将会更好。”

1914年，巴拿马运河项目的一场争论使得限制移民联盟几乎取得了彻底胜利。当时有许多深肤色西印度挖河工都试图加入美国籍，认为这是自己辛劳付出的应得奖赏。密西西比州参议员约翰.夏普.威廉姆斯（John Sharp Williams）冲着这些人高叫道：“除了同质化的种族，你不可能将自由体制建立在任何其他基础之上。”但是联盟大力推动的一项只接纳白人的综合法案却在科学的迷雾当中摇摇欲坠。威廉姆斯本人放弃了“高加索人”这一立法术语，因为马萨诸塞州的亨利.卡伯特.洛奇（未来美国驻南越大使的爷爷）觉得这个词太麻烦。他在参议院会议上宣读了字典，抱怨说这个词将会排除“非常优秀“的芬兰选民，因为芬兰人与马加尔人、保加利亚人、波米亚人以及拉普兰人都被分配到了“蒙古族的一个分支”。此后国会设法通过一系列巧妙立法限制了合法移民的来源与数量，这些法律的集大成之作就是1924年的《国家来源法案》（National Origins Act）。历史学家戴斯蒙德.金（Desmond King）指出，这项法律通过规定个别外国的移民配额细化了种族的定义。每年十五万个移民名额的70%仅限三个国家——英国、德国和爱尔兰——其余配额则严重偏向于伍德罗.威尔逊所说的“欧洲北部的强壮人口”，而不是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匈牙利以及被认为有民族同化问题的东欧边缘国家，黑非洲每年获得的配额为零，世界上所有非欧洲国家的配额加起来占总数的6%。冷泉港实验室的哈里.劳克林博士花了十一年时间担任首席立法顾问，从而设计和实施这些配额。在他看来，“国家优生学是对人类退化的长期治疗。”《芝加哥论坛报》则认为《国家来源法案》“足以与《独立宣言》相提并论，对于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重要性与划时代意义不亚于1776年宣言。”

自从1924年起——也就是J.埃德加.胡佛成为第一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那一年——移民政策四十多年以来一直固定不变，直到约翰逊总统于1965年试图废除国家配额制度为止。正当移民限制时代起始之际，普林斯顿大学的常春藤联盟重量级摔跤冠军查尔斯.科尔科克.琼斯.卡彭特在纽约体育俱乐部举行的一场著名表演赛当中与职业冠军埃德.“扼杀者”刘易斯战成了平手。到了1938年，卡彭特当选成为了阿拉巴马州主教，此时大萧条与移民配额致使美国学校里的儿童减少了将近两百万。1952年之后，《麦卡伦-沃尔特法案》更新了配额制度，并且为了配合冷战形势而作出了微小让步（为以前被排除在外的亚洲和非洲国家象征性地设定了每年一百个名额的上限）。这一年全国基督教联合教会收购了一座位于佐治亚州的老米德威教堂，卡彭特的曾祖父C.C.琼斯在内战前曾经依靠这座教堂在奴隶当中独自布道。教会官员将这座此时已经破旧不堪的教堂修复成了一座名为多尔切斯特的乡村静修中心。1963年安德鲁.杨将其租给了马丁.路德.金，用来策划决定性的反对种族隔离伯明翰运动。在静修中心附近的海边有一座废弃的豪宅，英语教授罗伯特.曼森.迈尔斯在其中发现了一箱发霉的信件，全都是分散各地的琼斯家族种植园之间的往来信函。他将这批资料整合进了自己的手稿并且于1972年出版。《骄傲的孩子》（The Children of Pride）一书细致而又广泛地展示了内战之前南方社会情绪，并且因此赢得了国家图书奖。身为家族长的琼斯留下的书信虽然行文甜美，字里行间却暗藏苦涩，因为通过信仰救赎奴隶制的历史使命面临着失败。琼斯谴责废奴主义者是“最坏的狂热分子，蔑视所有人类和神圣的法律”，称赞杰斐逊.戴维斯是第一位“公开宣称拥有福音正统信仰”的北美总统，还在平生最后一次公开布道当中拥护了南方的战斗事业。

就像他的传奇母系祖先一样，现代的C.C.J.卡彭特主教同样也养成了一套对于进步种族关系的毕生看法，超越了这套看法的人与事同样令他感到失望。阿拉巴马州圣公会教区用他的姓氏永久命名了位于伯明翰的哥特式石砌总部，乔纳森.丹尼尔斯等人则将这座卡彭特楼称作“白色坟墓”并且在门前举行抗议示威，因为他们认为卡朋特宣讲了虚假的基督教教义。卡彭特是1963年白人牧师反对自由示威宣言的主要作者——日后很多人都会忘记这一点，没有忘记的人们也大都原谅了他——金回应宣言的“伯明翰监狱来信”因此将他当成了第一位点名收信人。

种族问题的基本要素仍然很不稳定。公开场合绝大多数人都声称自己拥护种族平等，但是人们往往又会钻到流行的权威概念底下，为自己针对特定种族的看法或者应对特定种族成员时的实际表现寻求凭据。1953年，随着DNA的发现，冷泉港的遗传学家们再次获得了巨大的声望，“高加索人”一词也再次散发出了客观中立的科学气质。种族这个概念依然发挥着看似幼稚的作用，依然被卷入冲突的人们当做辨识敌我的方便徽章，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家们也一头冲进了要求对于沃茨骚乱做出解释的公众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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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的移民改革法案进一步为美国确立了一张不同以往的法律蓝图。根据这张蓝图，美国的民主模式将要由来自全世界的公民共同维系。眼下这部法案的变革性影响仍然处于休眠状态，注定还要在二十世纪的遥远地平线上慢慢积蓄力量。许多庆祝法案原则的人们没过多久就将注意力转回了挥之不去的国内仇恨。8月20日，国会将完成的移民法案送交了白宫。这一天上午在海尼维尔，乔纳森.丹尼尔斯谋杀案仅仅在法庭上走了个过场就宣告结案。让阿拉巴马州总检察长里士满.弗劳尔斯感到“震惊和惊讶”的是，当地大陪审团居然仅仅以过失杀人罪而非谋杀罪来起诉汤姆.科尔曼。他亲自接手了本案的起诉工作，首先试图将指控罪名升级，然后试图将审判地点转移到朗德斯县以外，最后又试图推迟开庭日期，直到幸存的重要证人理查德.莫里斯罗伤愈出院为止，但是这三项努力全都以失败告终，他本人也收到了死亡威胁，以至于不敢在法庭上露面，仅仅派遣了一名助手带着最后一批动议前往法庭。（“我很害怕，”他告诉记者。）法官沃斯.夏佳德（Werth Thagard）看也不看地拒绝了升级罪名的动议，恢复了县检察官的公诉人职务，并且在当天开始审判。旁听席上坐着一群自信的三K党人，包括阿拉巴马州帝国巫师罗伯特.谢尔顿与巨龙罗伯特.克里尔（Robert Creel）以及柳佐谋杀案当中等待再审的三名伯明翰被告。

庭审时间如此之短，以至于规模庞大的国内与国际记者团几乎来不及通过租用的电话干线来描述法院现场的气氛。记者们注意到了法庭里的老式三角形囚笼，还注意到法警传唤证人的方式非常质朴——抬起窗户就冲着院子里喊话。年轻的鲁比.萨尔斯忍受着严厉的盘问，辩方律师询问她与白人受害者究竟是什么关系——“你们有没有私交？”汤姆.科尔曼的朋友厚颜无耻地作证声称丹尼尔斯似乎随身带着类似弹簧刀那样“闪亮的东西”，而受伤的莫里斯罗不仅想求口水喝，还叫喊道：“我的枪呢？”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根据案件历史学家查尔斯.伊格尔斯（Charles Eagles）的说法，身为公诉方的朗德斯县检察官居然不假思索地在自己的论证当中采用了辩方对于凶案情节的离奇假设，既一位全身臭气熏天的神学院学生“试图强行闯入”卡什杂货店，只不过他并不认为丹尼尔斯因此就活该被杀；而他的助手则同样中立客观地认为没有足够证据表明“乔纳森.丹尼尔斯当真曾经试图用那把刀砍他[科尔曼]”。至于辩方律师更是在总结陈词当中引用了“男人有权利保护自己和他的女人”这一所谓的骑士风俗，赞不绝口地向陪审团宣扬科尔曼是他们的友邻与代表：“感谢上帝赐予我们他这样的人！如此伟大的心灵，强健的头脑，纯洁的灵魂，以及时刻准备着的双手！”

陪审团仅仅审议了九十一分钟就对所有指控都作出了无罪判决，之后所有十二名白人男性陪审员从陪审团审议室里一涌而出，纷纷与科尔曼热烈握手。其中还有人提醒他，既然这档子破事已经了结，那就别忘了约好与自己一起猎鸽的日期，不能借口心中担忧而爽约。其他地方的人们对于审理结果的反应则是难以置信与恶心厌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评论员埃里克.塞瓦里德（Eric Sevareid）在当天的晚间新闻当中斥责道，朗德斯县“所遵循的正义概念与耗费了一千年的苦难殉道才建立起来的正义完全不同。”讽刺漫画家们笔下的阿拉巴马州正义女神要么昏睡不醒，要么哭泣不止，要么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要么干脆就是身披伪装的三K党徒。专栏作家马克斯.弗里德曼（Max Friedman）——此人曾经因为金关于越南的言论而指责他是“不请自来的恶客”与“自封的和平使徒”*——预言“这场可鄙的审判”将会使得国家感到羞耻，足以确保“平等正义永远不会再次遭到如此轻易的嘲弄”。《伯明翰新闻》将这次审判称为“针对正义的猥亵嘲弄”，并且引用了全国教会理事会的罕见告知与前无先例的赞同。就连一贯反民权的《亚特兰大宪法报》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结果在全国各地都产生了令人震惊乃至恐惧的反响。”专栏作家威廉.S.怀特（William S. White）在10月4日承认，海尼维尔的法庭“砸碎了迪克西的心”。这位土生土长的南方人提出了一则纠结矛盾的哀叹：“那么，对于那些热爱南方、不肯为这份热爱道歉而且永远都不会道歉的南方人来说，还剩下什么呢？”

*【8月20日，也就是丹尼尔斯遇害当天，弗里德曼这样写道：“自从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金博士身上发生了一些悲惨且出人意料的事情。他变成了一个浮夸且沉闷的人。”】

在阿拉巴马州以外还有许多场艰难的民权斗争正在进行，金派遣助手去支持了其中的两场。一场斗争发生在密西西比州的纳奇兹，著名的纳奇兹小径就位于此地，沿途遍布着风景如画的战前豪宅。8月27日乔治.梅特卡夫在这里遭受了炸弹袭击。赶赴此地的安德鲁.杨发现，自从袭击过后当地就发起了如同火药桶那样一点就着的抵制活动，通过每晚的弥撒大会得以维持，同时还面临着650名完全由白人组成的国民警卫队分队的围困，国民警卫队接到的命令是阻止一切示威活动。当地人向领导大会调查组抱怨说，当地社会的各种机构依然还在奉行种族隔离，公然违反民权法，就连拿着联邦补贴的杰斐逊.戴维斯医院也不例外：“所有黑人病人，无论诊断结果如何，都被塞进了医院地下室的一座孤立病房里。” 接下来约翰逊州长用公路巡逻队取代国民警卫队继续压制示威，而且又有一座黑人教堂遭到烧毁。长长的抗议队伍在十月的第一个周末排到了纳奇兹市中心。面对警方下达的当场解散的命令，五百名游行者选择了被捕入狱。他们不断地挤满了监狱和城市礼堂，迫使当局将十二岁以上的囚犯全都转移到了三角洲以北两百英里处臭名昭著的帕奇曼农场监狱。囚犯们偷偷传出消息说，看守们正在殴打已知的领导人，包括领导大会的阿尔.桑普森牧师（Al Sampson）。监狱方面将409名纳奇兹的囚犯剥光衣服，给他们强行灌下泻药，还在夜里打开风扇冲他们吹冷风。来自西雅图的非学委志愿者菲尔.拉潘斯基（Phil Lapansky）写道：“有几个人无法[忍受]严寒，他们陷入了崩溃，断断续续地高声尖叫与哭泣。”

10月1日的头条新闻反映了另一场斗争，地点是邦联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的故居所在地。一场跷跷板式危机降临在了这座小城：“加州克劳弗德维尔市再次拒绝向黑人学生提供校车。”此前学校董事会突然将当地165名白人学生全部转到周边县市的学校，从而别出心裁地回绝了72份自由择校申请。成群结队的黑人学生每天都试图与转学学生一起登上特别校车，每天都被警察和佐治亚州州骑警击退。少数率先进行选民登记的学校教师之一卡尔文.特纳（Calvin Turner）在公共汽车站领导非暴力守夜活动，从而支持年轻的申请者；对立的三K党人群则为警方欢呼鼓劲。10月4日，17岁的弗兰克.贝茨试图绕过警方冲进校车，三K党“安全队”的副队长赫尔曼.琼斯喊道：“杀了他！”佐治亚州巨龙加尔文.克雷格聚集了一波又一波的外地追随者，发誓要迫使州长卡尔.桑德斯镇压黑人。领导大会的何西阿.威廉姆斯则从防范立场出发劝说桑德斯，同时鼓励抗议活动，至于抗议活动的效果则成败不一。斯蒂芬斯州立公园的游泳示威活动成功迫使公园游泳池接受了种族融合，但是当地一家餐馆宁肯将自己改造成为私人俱乐部也不愿就范。使用白人专用投币式洗衣机的努力仅仅换来了十二次入狱。

金本人从芝加哥民权运动规划研讨会返回值后与柯瑞塔一起开车从亚特兰大向东行驶了一百英里来到克劳福德维尔。他在10月11日的夜间集会上指出：“南方农村的艰难困苦使得像你们这样的男男女女几乎不可能参与自由斗争。”金回顾了当地黑人的斗争经历——对于关闭的白人学校发起诉讼，要求联邦选民登记员前来当地的失败请愿，特纳与五位同事被黑人学校开除，新的“领先一步”早期学习中心被关闭，“甚至就连这么点机会都遭到了扼杀”——并且向当地运动阵营的坚持不懈致敬。他总结说：“所以你们已经别无选择，只能示威；而我们同样别无选择，只能支持你们。”

第二天，领导大会的威利.鲍登带领二百名游行者前往法院示威，之后返回了克劳福德维尔城外的一座教堂，教堂门外聚拢了一群喧嚣的三K党徒，其中有一位霍华德.西姆斯与一位塞西尔.迈尔斯冲过警方拦阻，恣意殴打游行队伍里的落单者。西姆斯声称他们从主流三K党当中分裂出来了一个名为“黑骑士”的组织，与三K党相比更喜欢“多一点实际行动”。从佐治亚州奥古斯塔的《纪事报》到《纽约时报》都报道了迈尔斯举起拳头追赶领导大会摄影师布里格.卡比（Brig Cabe）的生动照片。这次袭击之所以具备额外新闻价值，是因为西姆斯与迈尔斯都曾经因为谋杀黑人现役军官而吃过官司。公诉方指控两人于1964年7月10日在佐治亚州雅典附近的一条公路上趁着夜色伏击了黑人军官勒穆尔.佩恩中校及其两位战友。尽管雅典三K党244号党部给出了两份供词，但是当地的陪审团还是只用了八十一分钟就宣告两人谋杀罪名不成立。司法部正试图通过另一项上诉说服最高法院，认为西姆斯和迈尔斯至少应该因故意侵犯受保护的民权而面临较轻的联邦指控。（约翰逊总统也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他私下认为，潘恩与另外两名醒目的黑人军官在美国陆军预备队夏季操练结束之后的回家路上成为目标并非偶然：“我觉得身为穿着制服的军人也应该与他的遇袭有关，不是吗？” )

联邦法官以维护和平抗议权利的命令取消了纳奇兹的宵禁。此后不久的10月6日晚间，1200名运动支持者在市中心举行了一场游行。三K党巨龙E.L.麦克丹尼尔（E.L.McDaniel）动员了一支三K党准军事部队在游行沿途进行反示威，他的副手开着一辆音响卡车在附近街道上巡逻，车上播放着当地三K党部的主题曲“把黑鬼往北轰”。两支人马的对峙随时可能引发惨重后果，在此等高压的驱使下，市政当局与民权阵营在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内进行了紧急谈判，市政当局勉强做出了最低限度的让步。但是一夜过后的第二天，白人社会的领导者们得知让步内容之后依然反应极其激烈，迫使市政当局只得出尔反尔。市长约翰.诺瑟于10月9日宣布，“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做交易，绝对不会“要求市政雇员在称呼所有人时都必须加上先生、夫人或者小姐的头衔”。这项声明一方面平息了白人领袖对于市政当局在礼节称呼问题上向协进会“屈服”的指责，同时又重新引发了持续数周的对峙，民权阵营接连发起游行与抵制，反民权阵营到处焚烧十字架，暴力火花此起彼伏，包括约翰.诺瑟市长本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承受着严峻的压力。诺瑟是一位移民，出生在黎巴嫩，不过却有两个儿子加入了三K党。眼下双方阵营都在冲着他使劲：针对种族隔离商户的抵制已经迫使他将名下四家食品店的147名员工解雇了将近一半，自行其是的三K党小团伙更是干脆用炸弹问候了他的住宅和他经营的两家杰特尼-嘉更斯连锁超市，以此警告他不许向黑鬼退让半分。越收越紧的老虎钳迫使诺瑟陷入了一厢情愿的逃避主义。很快他就声称，纳奇兹市政当局只要在黑人葬礼上提供警察护送就能防止种族危机的发生。

至于在民权阵营那边，有一位查尔斯.埃弗斯（Charles Evers）自从乔治.梅特卡夫遭遇炸弹袭击当天起就在内斗当中掌握了主动权。当时他来到纳奇兹，用一份宣战书取代了被炸伤的协进会领导人。“我们有武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在紧急弥撒大会上喊道。“我们不打算忍气吞声！”胆量惊人的埃弗斯再次激起了纽约协进会上级领导的愤怒。自从1963年梅德加.埃弗斯的葬礼以来，罗伊.威尔金斯一直对查尔斯的特立独行感到愤怒，当时查尔斯利用烈士兄弟的葬礼这个无懈可击的公开时机通知威尔金斯，他将要前往密西西比州接替兄弟未竟的工作，尽管并没有人邀请他前往，而且他从事民权工作的资质也很可疑——他毫不忌讳地宣称自己的谋生方式是在芝加哥走私以及从事其他违法活动。九月份的时候威尔金斯就打算解雇查尔斯，还公布了为此采取的最新举措。但是埃弗斯当即就使了一招反客为主，高调邀请金的领导大会以及其他民权团体进驻纳奇兹，同时又公开暗示器量窄小的协进会可能应付不了多组织联合运动的挑战，从而硬生生捆住了威尔金斯的手脚。一个月过后，查尔斯巩固了自己在这场高曝光度抵制运动当中的核心地位，随即翻脸不认人，抛弃了自己请来拉大旗作虎皮的各家民权团体。10月19日，查尔斯的助手私下要求金撤回阿尔.桑普森牧师“以及那些和他在一起的人”，并且指责领导大会团队针对埃弗斯的批评暴露了他们“不愿意合作”的暗中盘算；查尔斯本人也亲自出马，将纳奇兹的非学委员工贬低为“外来的煽动者”。不久后的12月3日，还没等到梅特卡夫出院，他就独自一人与消化不良的诺瑟市长一起发布了占据《纽约时报》头版的消息：“纳奇兹抵制运动结束，黑人目标达成”。这份长达一千多字的协议要求成立跨种族委员会，向黑人开放一部分市政工作岗位，在包括图书馆与医院在内的公共设施推行种族融合，并且要求市政官员与签署协议的商户今后一律使用尊称来称呼所有人，特别是禁止使用“小子”、“老头”、“婆娘”——“或者任何其他冒犯性的蔑称”。这场胜利使得查尔斯.埃弗斯从罗伊.威尔金斯的眼中钉一跃成为了离不开的左膀右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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