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关于程朱理学、东林党的认识 -- ziyun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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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再补:天启皇帝对杨连左光斗的痛恨

          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十三,天启向阁臣明述杨涟等罪。“○戊子, 上御经筵。是日面谕阁臣等:杨涟等罪恶多端。今虽在狱身故,其未完赃私行,彼处抚按立限追比。又谕内阁:朕自去岁以来,屏逐凶邪,廓清朝宁,励精图治,雅意中兴。念国步之维艰,悯民生之日蹙,宵衣旰食,焦心劳思,而秉轴大臣莫肯为朕分猷共念者,且军兴告匮,斟酌何方?疆场未宁,安攘何策?即如杨涟左光斗等移宫一事,背 先帝之深恩,陷朕躬于不孝!又熊廷弼丧辽辱国一案,便寸斩尚有余辜。而杨涟等各纳其重贿,巧求出脱,此皆天地之所不容,人臣之所切齿,即五刑不足以伸其法,九死不足以尽其愆!”

          在杨连死后:

          五年九月,(天启)诏谕群臣曰: “先帝升遐,朕躬嗣服,父子承继,正统相传,臣子何得居功?至杨涟左光斗等,妄希定策,串通王安,倡为移宫之事,捏造垂帘等语。王安奸恶异常,乘机报怨。内外交结,党众力强。不许康妃从容奉旨,而逼令踉跄出宫。先帝体尚未寒,言犹在耳。涟等即有权势,固亦人臣。乃弃礼忘君,犯上不道,至于如此。使非贾继春等明揭于前,天牖朕心补封于后,将终始蒙蔽,恩礼有亏。即寸斩杨涟、左光斗,何救于事?况与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深盟固结,招权纳贿。党护熊廷弼,夥坏封疆。铁案既定,犹贪其重赂,力为出脱。托汪文言内探消息,暗弄机关。遍树私人,布满津要。坏法乱纪,欺蔽朝廷。及汪文言事发,奸谋毕露。自知理屈,乃巧借他题,以掩其罪。信口装诬,毫无影响。肺肝如见,欲盖弥彰。朕言念及此,深切痛恨。已将熊廷弼处决,传首九边。杨涟等虽追赃身死,而顾大章系同恶之人,即送法司从重拟罪。爰书既成,将诸奸罪状,及守正诸臣向来疏揭,并近日屡次明旨,俱着史臣编辑成书,颁行天下。垂示将来,以昭朕孝思。据事直书,毋得回护。使善恶邪正,炳如日星。而党与不得借口文奸,饰非乱听。违者治以妖言惑众之罪,特谕。”

          由此可见,明军守宁远,是因为熊廷弼被斩首+传首九边,杨连左光斗贪污被打死的警示效果。觉华岛7000军民不敢撤入宁远城、以致被努尔哈赤屠杀,也是不敢放弃所守之地。所谓“高第命令袁崇焕撤回山海关,袁抗命不撤”,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编造——高第怎么就不怕自己遭遇熊廷弼的下场?

          • 家园 讨论一个技术层面问题

            如何确定这些天启诏谕是皇帝本人的意愿,还是内府的人以皇帝口气下谕?

            (为了避免误会,声明一下本人对清流派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讨厌的。但是论据的严肃性是很重要的,否则难以服众。)

            通宝推:狂草舞茅,
            • 家园 可以反过来看,东林党有没有控诉过魏忠贤伪造圣旨?

              现在的研究,可以确定天启皇帝能读会写,曾得到内阁代首辅刘一燝(东林党人)的夸奖。可以基本确定魏忠贤不能读写,只能代皇帝“勾红”。

              无论是杨连告魏忠贤的24大罪,无论是钱嘉徵向崇祯皇帝上《劾逆珰疏》,列举了魏忠贤十项大罪,也无论是最后崇祯皇帝给魏忠贤的十八字:“不报国酬遇,专逞私植党,盗弄国柄,擅作威福“。都没有提魏忠贤“以皇帝口气下谕”。

              这三个恨魏忠贤的人,如果魏忠贤有“以皇帝口气下谕”的罪,他们不会不提。没提,就证明这些天启诏谕是皇帝本人的意愿。

              天启一死,东林党人第一要务就是禁毁《三朝要典》,因为里面记载的天启皇帝的圣旨很多,东林党人无法把这些说成是魏忠贤“以皇帝口气下谕”,只能一禁了之。

      • 家园 补一条天启皇帝对杨连、左光斗的评价 -- 补充帖

        己未,谕内阁曰:......奸人王之寀、翟凤翀、何士晋、魏光绪、魏大中、张鹏云等,乃借梃击以要首功......奸人孙慎行、张文达、薛文周、张慎言、周希令、沈惟炳等,乃借红丸以快私怨。迨朕缵绪,正统相传,奸人杨涟、左光斗、惠世扬、周朝瑞、周嘉谟、高攀龙等,又借移宫以贪定策之勋。(《国榷》)

        但是呢,没有牵扯进贪腐/被举报的,天启也没有让魏忠贤下手拷打,只是赶走了事。

      • 家园 二、从“众正盈朝”到北京陷落阶段的东林党(4)

        关于明代的税赋,还要提两个史书普遍没有说清楚的地方:

        一、经过张居正改革,明代的财政收入达到了500万两白银;在万历末至天启、崇祯,增加了三饷(针对辽东战事的辽饷,针对农民起义的剿饷,练兵增加的练饷),一般认为这些加起来达到了2100万两白银。结果是“贼”越剿越多,最后李自成进了北京。

        另一方面,康熙年间清王朝的岁入超过了3000万两(奇葩的是满清继续向汉人收‘辽饷’)。康熙年间汉民族人口/耕地,应该与崇祯年间差不太多。因此理论上基层平均赋税负担应该与崇祯年间相近。但是为什么一个少一点的,不仅“外战外行”,且激起大范围的农民起义。而多一点的,不仅支付了平三藩、平台湾、初步平定西北疆、阻击俄罗斯,等等战争费用。而且还没有激起大规模民变,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二、作为一个大一统农业国,应对天灾和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2000年的经验,总该从学术上总结一下国库与岁入的正常比例关系,比如国库(包括地方库存)应该有几年的存粮?几倍于岁入的货币?老百姓也好、士大夫也好,都知道“齐家”也要家里必须要有一定的钱粮储蓄,才能应对灾荒和战乱。为什么程朱理学家掌握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垄断权力之后,总是回避这个问题,让国家储备少得不像话,简直和今天米国那些拿不出400米元的44%家庭一样。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对上述两个问题都没有述及。无意?有意?

        前一个问题,尽管没有专业的考证研究,但是大体上问题应该出在税收体系的‘廉洁’上:明代名义上的农业税、商税税率都很低,几近2000年大一统时代的底限。但是税率低,并不意味着底层百姓的负担低,因为官绅都要从底层吸血,即多收。此外,洪武皇帝时代对于士大夫,基本没有免税。之后士大夫们不断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扩大自己阶级的免税/打折限额,而原本他们要交的税就增加其他百姓头上。且当因为战争需要增加三饷时,官绅恶吏还会借机多几倍向百姓收钱收粮。再加上天灾,结果造成底层百姓卖地也交不起税+国家国库也没有收到多少税的情况。

        而满清定都北京,拿着明朝同样的土地“鱼鳞册”,收取同样税率(包括辽饷)的税赋,可能就因为士大夫的免税额少了。且满清的屠刀,比魏忠贤的昭狱,对士大夫们的制约力大。因此康熙年间百姓交得少了、国库进得多了。

        有关上述两个问题以及推论,还需要历史+经济专业人士再加以详细研究。

        魏忠贤问题也涉及到收税——经过几年的讨论,至今还没有见到充分的论证,证明魏忠贤“致于增加税收”工作。说他和东林党的矛盾是由于收税所引起,就更是“脚踩棉花”了。

        那么,魏忠贤和东林党的冲突,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通宝推:dfindy,东方白,
      • 家园 以前乍一看到袁宏道文章,那是相当震撼,在几百年前影响可想而知

        明朝从刚建立的时候,从根子上就是与士大夫阶层有隔阂的,朱元璋来自社会底层,得天下主要靠的是他那些亲戚朋友和起义军将领,也都是些村汉土豪。这些人在明朝建立以后,就形成了所谓勋贵,成为朱氏王朝的支柱。这些人,包括朱氏皇族,都与士大夫们在很多方面格格不入。

        朱元璋在世的时候,一再颁布大诰,制约对象就是充当官僚的士大夫;屡屡兴起大案,屠戮的也是同气连声的士大夫;最有意思的是,朱家女儿招驸马都不找当官的,只许嫁平民,可见防范之深。

        深查明朝的朝堂各种风波,各种表象背后,无非就是皇家与士大夫的权力争夺史,从太祖到思宗,始终不缀。太祖把贪官剥皮填草,思宗手书文臣个个可杀,恩怨之深叹为观止。

        再细究这背后的渊源,则是整个国家精英阶层的因循守旧和腐朽不堪,思想上固执程朱理学,肉体上放纵荒唐。好不容易出了个异数王守仁,也被压制得动弹不得。

        “我命虽在天,造命却由我”,这已经无限接近于我们今天认识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关系了。王艮盐丁出身,学生也大多是农夫、樵夫、陶匠、盐丁,安定书院简直就是明朝版的农民讲习所,一生致力于讲学启蒙,可惜心学最终也没能发扬光大。

        公安三袁的文章我是极喜欢的,可惜不能救时,这大概是那个时代士大夫们的痼疾吧,王守仁这样的天才毕竟是不世出的。哪怕有幸出世,也施展不开,终被埋没。只待数百年后,三千年大变局,一代哲学王出世了。

        • 家园 心学也不过是士大夫管理学,在生产力方面没点屁用。
        • 家园 握手Patrouille兄

          我觉得底层百姓,应该不是像士大夫们说得那样对历史无知无识,而是有群体性的记忆和意识。朱元璋在中原流浪那些年,可能和很多底层交流过对于南宋灭亡的历史掌故,既形成了底层的中华伦理价值观,也有士大夫阶层对宋亡负有责任的观念。

          因此才有明王朝建立后,农业税、商税税率极低+不准县官随便下乡扰民、增加劳役+给官吏的工资很低、还要要求他们清廉,否则就剥皮填草。

          万历皇帝的被吴晗掘坟后,证实了明代的皇后贵妃都是天足。这就不仅是“朱家女儿招驸马都不找当官的”,而且皇帝选太太,都不遵从士大夫、程朱理学派搞的以裹小脚为美的审美价值观。

          从《老残游记》知道了个太谷学派,是泰州学派在清代的余脉,老残也是太谷学派中人。太谷学派有一支在清军剿捻时,被彻底屠杀,男女老少一个不留。我总觉得泰州学派在明清,是遭到了类似的剿杀,才会“可惜心学最终也没能发扬光大”。虽然至今没有什么研究和资料,但是看看曾国藩对太平军的凶残,这种猜测不是没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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