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两千五百年前的三把火 -- 桥上

话说两千五百多年前，在古代中国，那时中原各地的统治集团，都早已经住到了城里，所以他们被叫做“国人”——“城里人”。

不过，城里虽好，也有新的烦恼，就是火灾，让他们印象深刻。于是他们专为火灾造了一个字，就是“灾”（《春秋经》和《左传》中一般用“災”，则是错别字：災者，𡿧也。𡿧者，害也。从一雝川，其实应该写成卅。《春秋傳》曰：“川雝爲澤，凶。”，就是出现了堰塞湖，这是水灾，不是火灾。）。下面就是那个“灾”的甲骨文字形，出自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页三九三：

从图中可以看到，这个“灾”字专指火烧了房子，而不是林火一类自然界的火灾。当然，这“灾”也不是到了城里才会有的。只不过，这“灾”是到了城里才真成了大灾难，火烧连营，一发不可收拾。

于是，如何应对火灾就成为“君子”必须要懂得的重要事务之一，而《左传》就提到三个如何应对火灾的实例，用三家诸侯——宋国、郑国和自家鲁国——的实际做法，来教导自家“君子”继承人该如何应对火灾。

其实，这里说应对火灾，而不说救火，是因为那时古人和我们现代人应对火灾的理念已经差不太多，他们进城上千年了，已经有不少经验，知道有时候这火灾是不能救的，只能看着那火把能烧的都烧完，然后自己就灭了。

于是，古人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隔离和防护。

隔离，就是在火场和没烧到的地方之间建立一个不容易烧起来的隔离带，让火烧不过去：

宋国那次的隔离措施是：“火所未至，徹小屋，表火道”。就是趁火还没烧过来，把价值不大但容易引火的“小屋”拆掉，开出一条“火道”，把火隔离起来，等着它自己灭掉。

郑国那次的隔离措施是：“司马、司寇列居火道”。这也是开了“火道”，还派强力单位在“火道”边上监视，防止火越过“火道”。

鲁国那次的隔离措施是：“道还公宫”。“还”就是“环”，就是说把受到威胁的重要建筑“公宫”用“火道”绕一圈隔离开。

三家的办法都是开“火道”，拆出一条隔离带把火场和未着火的地方隔离开，所以这个措施的重点就是拆。后世消防员有个重要装备叫消防斧，就是用来拆的。

下面是消防斧图片，出自百度百科《消防斧》：

再一条措施是防护，有些东西舍不得拆，又挨着火场，就得把可能被烧到的地方保护起来，避免被蔓延到：

宋国那次的防护措施是“塗大屋”，用泥浆把舍不得拆的房子糊起来。

鲁国那次的防护措施是“去表之槀”，去掉房子表面易燃的草枝木刺。

郑国那次没提到防护措施，大概他们心比较硬，都舍得拆。

除了隔离和防护，也会对小火进行扑救。好比宋国那次的“陈畚、挶，具绠、缶，备水器；量轻重，蓄水潦，积土塗”等一干措施，准备了盛土的筐，盛水的陶罐，从井中打水的绳索，储水的池沼，除了制作泥浆，也可以用水来扑火；而鲁国那次的“济濡帷幕”，是用水浸湿帐幕，必要时可以直接覆盖在小火上。

下面是兖州-西吴寺古水井中出土的各种陶容器，古人大概都会用来装水。图片出自《兖州西吴寺》：

此时还没有后世唧筒、水龙之类的救火器具，只好用这些坛坛罐罐了。

不过那时还没有专职的消防队，所以会动员尽可能多的人力来救火，于是这三次处置火灾的领导者都是着火那三家诸侯的首席执政大臣，照后世说法，就是首相，但按现在的管辖范围论，相当于中国的镇长、外国的市长。不过，这三位“镇长”的出场顺序是不同的：

宋国是火灾一起，他们首席执政大臣司城乐喜就进入指挥岗位，指派下面的大夫各司其职。

而鲁国火灾起来以后，先到场的并不是他们首席执政大臣季桓子，而是其他大夫，等这些大夫把该布置的都布置完了，季桓子才出场。这季桓子是权臣，派头最大，但还是“王莽谦恭未篡时”，表演最重要，于是“御公（鲁昭公）立于象魏之外”，先把国君鲁昭公攥在手里。

至于郑国，火起来后，他们首席执政大臣子产却首先去把大国来的贵客疏散走，还把其他客人都控制起来，然后才布置救火。子产是那个时代“君子”中的完人，自然清楚孰轻孰重：他们是小国，小国最重要的是不能得罪大国，要是大国来的贵客有三长两短，可能比火灾还严重。同时，火灾最重要的是不能乱，不能被人借机搞什么事情，所以要把外来的人控制住。和我们现代中国的情况大不相同的是，当时各家诸侯控制的地盘都很小，外部势力离得很近，所以国都失火，也须防备外敌入侵。

于是三家都动员了军队：宋国是“使皇郧命校正出马，工正出车，备甲兵，庀武守”；郑国是“司马、司寇列居火道”；鲁国是“校人乘马，巾车脂辖”。不但如此，各家还加强了警戒，防止意外：宋国“巡丈城，缮守备，令司宫、巷伯儆宫”，而且“令隧正纳郊保，奔火所”。郑国则下令让“城下之人伍列登城”，到第二天，又“使野司寇各保其徵”。只有鲁国，因起火范围有限，这方面没有动作。

而且这动员军队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军队，其实是把城里的成年男子都召集了起来。那时城里的“国人”都得当兵，但那军队是要临时召集编组、临时发放武器的。所以当时的动员军队有点像《木兰辞》“可汗大点兵”，结果木兰也能混进去，当然此时不行，此时同一个“军”千人左右的士兵都住在城内同一个“乡”里，大家都认识。

动员军队的同时，三家还都让各职能部门全体上岗来应对火灾，各有其特色：

宋国是“使华阅讨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讨左，亦如之”；“使乐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郧命校正出马，工正出车，备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宫、巷伯儆宫”。这里的重点在于让那些大夫各守一摊。

郑国是“使子宽、子上巡群屏摄，至于大宫”；“使公孙登徙大龟，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庙，告于先君”；“使府人、库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宫，出旧宫人，置诸火所不及”；“司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他们注重的就是与他们礼法相关的事项。

鲁国是：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书，俟于宫，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礼书，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马，巾车脂辖，百官官备，府库慎守，官人肃给；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驾乘车；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这里突出的是他们极为重视要保护好“御书”、“礼书”、“《象魏》”一类典籍，这是他们的骄傲，“周礼尽在鲁”。

事后，还要为火灾举行祭祀。鲁国因为火不大就没提祭祀之事。但宋国有“二师令四乡正敬享，祝宗用马于四墉，祀盘庚于西门之外”。郑国则有“郊人助祝史，除于国北，禳火于玄冥、回禄，祈于四鄘”。这两家的神仙系统和祭祀方式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宋国是殷商后裔，郑国则是姬周后裔。宋人祭祀的“盘庚”是他们老祖宗，郑人祭祀的“玄冥”和“回禄”则分别是水神和火神；而两家都祭祀的“四墉”，就是周围的城墙，因为他们进到了城里头才会有“灾”，所以得祭祀城隍神。至于“用马”，则是把马杀了埋坑里，算是献给神仙了。

下面是河南-新郑市-郑韩故城-郑国祭祀遗址14号马坑，图片出自马俊才-蔡全法《河南新郑市郑韩故城郑国祭祀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02），图版贰：

郑国那条《左传》还提到灾后救济和善后，这也是子产的妥帖之处吧。

另外，那条《左传》中又有“使行人告于诸侯”，体现在《春秋经》中：宋国那次《春秋经》中有“九年春，宋災。”（《襄九年经》（p 0960）（09090001）），郑国那次《春秋经》中有“夏五月壬午，宋、卫、陈、郑災。”（《昭十八年经》（p 1393）（10180002）），鲁国那次《春秋经》中有“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哀三年经》（p 1619）（12030003）），这也是当时火灾发生后必须要履行的程序吧，《春秋经》中还有不少条关于“災”的记载。

下面附上《左传》中那三段救火教材：

《襄九年传》：（公元前564年）

九年春，宋災。乐喜为司城以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陈畚、挶，具绠、缶，备水器；量轻重，蓄水潦，积土塗；巡丈城，缮守备，表火道。使华臣具正徒，令隧正纳郊保，奔火所。使华阅讨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讨左，亦如之。使乐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郧命校正出马，工正出车，备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宫、巷伯儆宫。二师令四乡正敬享，祝宗用马于四墉，祀盘庚于西门之外。（（p 0961）（09090101））

《昭十八年传》：（公元前524年）

火作，子产辞晋公子、公孙于东门，使司寇出新客，禁旧客勿出于宫。使子宽、子上巡群屏摄，至于大宫。使公孙登徙大龟，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庙，告于先君。使府人、库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宫，出旧宫人，置诸火所不及。司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于国北，禳火于玄冥、回禄，祈于四鄘。书焚室而宽其征，与之材。三日哭，国不市。使行人告于诸侯。宋、卫皆如是。陈不救火，许不吊災，君子是以知陈、许之先亡也。（（p 1395）（10180304））

《哀三年传》：（公元前492年）

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踰公宫，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顾府。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书，俟于宫，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礼书，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马，巾车脂辖，百官官备，府库慎守，官人肃给。济濡帷幕，鬱攸从之。蒙葺公屋，自大庙始，外内以悛。助所不给。有不用命，则有常刑，无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驾乘车。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伤人则止，财可为也。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无备而官办者，犹拾瀋也。”于是乎去表之槀，道还公宫。（（p 1620）（1203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