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江同志的往事之一：停止军队一切经商活动 -- 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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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逝世之后，网上各种纪念文章很多，他在扬州的故居门口也堆满了寄托大家哀思的鲜花。本地的，外地的，群众自发表达对他的沉痛哀悼和深切缅怀。他走了之后，很多人进一步认识到他的伟大。

他自己曾概括，到北京工作之后主要干了三件事，即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邓小平理论列进党章，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有一点成绩，就是军队一律不得经商，这个对军队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另外就是98抗洪。

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15年，一直把“是否能打赢、不变质”作为军队建设的核心，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许多重要论断，作出许多重大决策，在任期内推动了裁军70万，禁止军队经商、成立总装备部等一系列重大措施。

刘华清（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张震（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军委副主席）和宋清渭（1987-1994年任济南军区政委）、李来柱（1993-1997年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刘永治（2002-2004年任兰州军区政委，2004-2009年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等很多老同志的回忆录和传记中都从不同侧面提及了江主席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些片段。

本篇专门讲讲江主席是如何全面叫停军队经商活动的。

一、背景

军队经商，由来已久，也并非解放军的专利，比如越南现在也搞得热火朝天。1939年2月，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号召“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从陕甘宁边区到其他根据地，大生产运动逐渐开展起来。军队既是战斗队，也是生产队。1942年底，在军队的积极参与下，陕甘宁边区渡过了经济上的最困难时期。

边区留守部队作战任务不多，后期基本上变成了纯粹的生产队（359旅开荒成名，但打仗逐步沦落成二流部队），为了填饱肚子，什么活都干。当时在留守兵团当团长、副旅长的陈先瑞中将回忆，警2团种地、挖盐、打猎、采山货、搞饲养、搞运输、开作坊店、开商店、开骡马店、编筐编篓，把边区的盐、煤、药材运到国统区换成布匹、棉花、日用百货运回来，统统都干。为了跟邻居国民党部队暂编骑2师搞好关系，还专门从邓宝珊的防区买烟土送给没大烟抽的骑2师师长马禄。

解放战争前期，华北战场上一直打不开局面。1947年，朱老总亲自去调研，调研之后给毛主席写报告说：华北部队后方太大，出征人员少。野战军号称12万人，实际能用于作战的不到7万人。其余的都在后方搞生产，各自为政。团以上机关都有自己的财产，纪律也比较混乱。如果不割去这个大尾巴，晋察冀军区部队的状况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

开荒种地，养猪养鸡也就算了。办商店，搞多种经营，搞多了，牵扯精力太多。除了打仗，整天还想着怎么做生意，还要惦记家里的盆盆罐罐，怎么能集中精力呢？

争得毛主席同意后，朱老总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决定建立华北军区后勤部，统一管理财产。清理部队经商机构，停止经营生产，所有商品一律充公。经过两个月的认真整顿，华北军区后方精简了，摆脱了后方的沉重负担，终于可以轻装上阵。

新中国成立之后，军队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经营的范围也有所拓展。1978年筹备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之前，时任总后勤部部长张震、政委王平向小平同志汇报请示工作时，小平同志作过明确指示，军以下部队坚决不办工厂，为盈利的一律停办，要断这条路；需要办的，经过批准，应集中在大军区、军兵种办。随后召开的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专门制定了《整顿军办工厂的措施》。会后，军队办的工厂，除直接为军队服务的之外，大多交给了地方管理。

后来情况又有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集中财力发展经济。军队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贯彻要“忍耐”的方针，军费有所减少，各项经费缺口较大，不足部分需要军队自筹解决。1985年，全军才拿到56亿美元，当时全军有430万人，三餐饭都保证不了，如何去买装备？于是以盈利挣钱、弥补经费不足为目的的经营性生产逐步发展。

1985年5月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关于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暂行规定》，鼓励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1985年12月总后勤部印发《军队生产经营财务管理的暂行规定》，对军队从事生产经营的方针、原则、财经纪律、业务范围、用兵比例、报批手续、内部关系、收费办法、收益使用原则等问题，作了明确具体规定，成为军队各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规范性文件和军队生产经营审计的依据。

1985年，在三总部带头下，各军种设立了联合航空公司、海洋航运公司。各大军区也紧紧跟上，纷纷组建了自己的经贸集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南方工贸和北方实业。在上级带动下，各集团军也纷纷进入商界。

1988年前后，一位中央领导提出，要给军队一个政策，叫“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此后，部队办工厂、建矿山、搞公司的积极性更为高涨。1993年上半年统计，全军生产经营实体己达上万个，从业人员80余万。

二、弊端

部队大规模经商，尽管为自身解决了一些困难，但也引发了不少矛盾，弊端和危害越来越显现，干扰了部队正常的军事训练和工作秩序，损害了军政军民关系，由此引发的经济犯罪和腐败问题也日益突出。1998年7月21日，江泽民在中央军委常务会议上指出：

大量事实已充分说明，军队搞经营性商业活动，弊端很多。主要有：一是容易分散军队干部和机关的精力，影响军队的建设；二是容易与民争利、与地方争利，造成军队和地方的矛盾，影响军政军民关系；三是容易使商品交换原则渗入到军队的政治生活中来，影响和侵蚀干部战士的思想作风，滋生腐败现象。总之，会严重损害我军的形象和战斗力。军队中走私案件和其他经济犯罪案件所以不断发生，搞经商活动是一个重要根子。实际上，经商办公司，也赚不了多少钱，解决不了军队经费不足的问题。军队再也不能经商了，否则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会垮掉，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会变色。

1988年3月21日，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讨论《关于加快和深化军队改革的工作纲要》。会后，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刘华清的主要工作就是调研论证改革方案。刘华清深入二炮、空军、国防科工委、成都军区等单位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反映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生产经营难搞、副作用大。有些部队，靠少量干部战士，带领大量民工开矿、办工厂，虽然有收益，但是小打小闹，局面不大。各部队各有一些生产收益，但分散使用，浪费不少。部队拿公家的设施和装备搞生产经营，收的钱却基本不用在设施装备的维修上，设施装备搞坏了又要公家拿钱修理。这种不搞核算、不计成本的干法不行。《刘华清回忆录中》提到，当时国情如此，对军队搞生产经营，从积极方面考虑多一些，对其明显弊端，不像后来看得这么清楚。

《张震回忆录》中提到，总部规定生产用兵不超过5%，但实际上各级都要用，实际上大大超出这一比例，影响了战备训练。不少单位搞经营，还动用部队装备，挪用正常经费，如把这些扣掉，真正的收益所剩无几，有的甚至可能是负数。军队从事生产经营，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与民争利的事时有发，引发了一些军政、军民矛盾，有的官司甚至打到军委，突出表现在军队在山西搞的煤炭开采与运输。在收益分配上，由于是自收自支，驻城市特别是发达地区的部队与驻边远艰苦地区的部队差别较大，影响了军队内部的团结。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单位的生产收益进了“小金库”，财务管理混乱，为铺张浪费、贪污腐败开了方便之门，腐蚀了一些人，包括个别高级干部。1993年之后，陆续发生的这类案件让人触目惊心。

军队从事生产经营的问题和矛盾，张震在国防大学工作时就深有感触。它牵扯领导很多精力。一次，国防大学留学生系买卖羊绒，亏损几十万元，引起班子内部矛盾。为了帮助其查明情况，分析原因，处理善后，张震花费了不少时间。还有一次，地方有关人员状告国防大学，张震作为一校之长、法人代表，当然就成了“被告”。

时任济南军区政委、党委书记的宋清渭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精简整编之后，军区在部队驻地成立了6个生产经营管理局，后来调整为9个企业局。对这些生产经营的骨干企业，军区党委始终很关注，对班子配备、经营方向和生产情况等，政委和司令员都要过问。位于白马山的军区炼油厂，年炼油能力约10万吨，但由于没有国家计委拨的原油指标，建厂后一直“吃不饱”。1989年，宋清渭派人找国家计委做工作，批了8万吨原油指标。1993年，朱镕基副总理到山东考察，宋清渭当面汇报，朱老板点头，国家计委才又追加了5000吨原油指标。

1993年春季，胶东沿海地区走私汽车成风，济南军区所属的东岳实业公司，就参与了地方的走私汽车活动，有的干部甚至带着武器走私，还开了枪，影响极其恶劣。江泽民当时专门批示：军队绝对不能参与走私活动。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也指示济南军区，对走私贩私活动要一查到底，严肃处理。但就在军区三令五申的情况下，仍有干部认识不足、不听招呼、顶风违纪，有的干部隐情不报，军区机关也没有及时掌握情况。

当年4月，某守岛部队两次出动登陆艇，为走私人员运送轿车到辽宁葫芦岛。6月12日，宋清渭和军区司令员张太恒正在北京开会，又得知海防某团一名副连长、一名专业军士，擅自运送走私车导致车毁人亡。因为部队有人参与走私活动，济南军区多次遭到军委领导批评，这在济南军区和宋清渭个人历史上都是少见的。

的确，军队不仅参与正常的商业活动，还参与一些非法牟利活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下冒出了许多挂军用机动车牌的汽车。车牌一转手就能换来成捆的钞票。随着军队下海的深入，军办企业的产权关系也越发复杂。不同部队单位合股的企业、军事单位与非军事单位合股的企业，军队单位与港资、台资和外资合股的企业。一旦合股，便有了利益上的一致，军队成为唯利是图的商业性组织，在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上，军队必然会冲锋陷阵的。工商、税务、海关、森林部门的检查，奈何于我？沈阳某地政府部门设障阻挡军队走私汽车被冲障，闹到省政府后，省里的态度很明确：军队由中央军委管，军队无论干什么，地方政府都不要管!

1988年，新华社国际部女记者丁永宁到威海休假，发现刘公岛上身穿军装、头戴军帽的海军战士争相揽客，为游人照相。还有战士卖茶、卖汽水、卖胶卷，而且基本都是军容不整的。营房这一侧的商店、旅馆，也是海军开办的。给人的感觉是：海军不是刘公岛的守卫者，而是岛上的商人、穿军装的小贩。

丁永宁与同行的摄影记者写了一篇内参，就叫《海军某部队在刘公岛经商形象不好》。稿件先送新华社解放军分社，被委婉退回，最终几经曲折被国内部采用，但删去了记者的议论和感慨，军容不整的照片也没敢配发。杨尚昆和军委、总部其他首长之后作了批示，责成北海舰队、青岛基地对该文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查处。海军党委随后向军委呈送报告，提出了若干整改措施。

杨尚昆1982年9月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的这一批示，是管用的，但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整顿改革

战争要求军队的是绝对的服从，而市场要求的是等价交换。国家安全是军人的使命；经商使各部队都变成了独立的利益主体。这怎么行？

这一现象引起了许多高级将领的警觉，军委、总部和各级领导机关也多次召集会议研究。最早公开反对军队经商的高层领导是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张爱萍。他对推动军队全面经商，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他在军委常委会议上说：“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无异于自毁长城。”“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满座皆惊。

1985年3月14日，张爱萍在给国防科工委党委的一封信中说：“有些人要去搞企业、公司经商，就让他们离开军队或政府去搞好了！这种官商或军商，实不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干的，只有军阀国民党可以。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尤其是国防科工委机关，不去向科学技术高峰攀登，而热衷于赚钱，实在可悲！不要把自己的人格也变成商品！”

张爱萍与其子张胜在家里辩论时说：“军队一旦向钱看了，军队的光荣就完全玷污了，解放军就再也不是人民军队了，党也不成其为共产党了。这根本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个立场问题。”张爱萍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还说：“允许军队经商，是中央政府严重的失职!”迟浩田后来对张爱萍之子张胜说：“你父亲的一句话让我震动：饮鸩止渴!”

张震也敏锐发现军队经商的危害。在1991年底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时任国防大学校长兼政委的张震（1992年10月当选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发言中提出：“要充分认识搞生产经营对军队的危害。”1992年1月，他亲笔给一位军委领导（不知是杨还是刘）写信，信中特别分析了军队搞生产经营的弊端，再次建议军队应该“吃皇粮，开正门。不然，认真查一下，不知多少人要犯错误！”

张爱萍也好，张震也好，其他高级将领也好，他们发现了问题所在，但他们不是一把手，无力扭转乾坤。能拍板解决问题的这个人，只能是江泽民。

1989年11月20日，江泽民在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后的第一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军队从总体上来说应该‘吃皇粮’。搞‘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是行不通的，我一直是不赞成的。”“军队不能走自己养自己的道路。如果把精力都放在经商赚钱上，这样下去是非常危险的。”随后，他对军队的生产经营整顿改革工作一直十分关心，对部队生产经营中发生的问题尤为忧虑，多次作出批示，并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军队要吃皇粮”。

1991年，军委规定师（含）以下作战部队不准经营企业。但军队生产经营的规模仍然难以得到有效控制，1993年达到顶峰。

1993年8月20日，江泽民亲自主持军委常务会议，再次讨论整顿改革军队生产经营工作。这次会议确定，军以下作战部队一律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性生产。会议还决定，将军队在山西办的煤矿、洗煤厂、煤炭集运站等，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同年11月3日，全军生产经营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张震代表军委讲话。他强调说：“从历史教训看，军队经商是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必须遵纪守法，防止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他还专门讲了淮海战役中的一个例子。战役之初，国民党决定放弃海州、连云港，让其第九绥靖区的部队退守徐州。若是这样，国民党部队集中在一起，仗就很难打。当时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在海州开着几个盐号，为一己私利，竟事先告诉其经纪人，弄得满城风雨。这时国民党第九绥靖区司令李延年还蒙在鼓内，事后他感慨地说：“刘峙这样看重钱财，泄露军事秘密，不败何待！”

到1994年底，整顿改革军队生产经营的工作取得明显成效。1996年初，军委决定进一步清理整顿全军的生产经营，剥离地方挂靠企业。但是，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对军队经商问题，1995年9月开始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万年也非常焦心，始终有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把自己的看法向江泽民等中央军委领导作了汇报，建议军队迅速停止经营性生产。1997年，随着某大单位部队财务结算中心特大非法集资、放贷案的破获，全军又陆续查出多起重大经济犯罪案件。面对军队经济犯罪和腐败现象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张万年心急如焚，强调必须加快清理整顿生产经营工作的步伐。

1998年3月，军委又决定非作战部队也不搞生产经营。

1998年7月13日，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并严厉批评了军队某公司利用加工贸易方式走私进口铁矿砂的案件，明确提出“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

这天夜里，江泽民专门给张万年打电话，明确指示中央军委一定要严肃查处这起进口铁矿砂走私案。之后，他又给张万年、迟浩田等军委领导写了一封信，指出，军队再也不能经商了，国家要给经费，否则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肯定要垮台，好端端的红色江山一定会变色。这决非危言耸听。要狠抓，切不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7月22日，全军打击走私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江泽民正式向全军宣布中央关于军队、武警部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的重大决策。当日深夜，江泽民又给张万年打电话，并给张万年、迟浩田等中央军委领导写信，要求军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要痛下决心，雷厉风行，今年年底前实现军队、武警部队不经商，从第二年起实现军队全部“吃皇粮”。

信里是这么写的：“万年、浩田并军委诸同志：……现已夜深人静，最近一个时期我对群众反映的腐败现象，心里深感不安……军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对军队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要立即着手清理。要雷厉风行，当然也要工作细致。”

最高领导的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事情就好办了。接到江泽民的电话和信后，张万年马上给解放军四总部领导打电话，立即部署落实。

7月23日，经江泽民批准，军队和武警部队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7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通知》。

10月6日至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会议，通过《军队、武警部队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实施方案》。

经过全军上下5个月的共同努力，至12月15日，军队和武警部队落实不经商决策的工作按时完成。军队、武警部队共移交企业2937个，总资产804亿元、从业人员20.9万人；确定撤销企业3928个，总资产151亿元，从业人员10.4万人，全部停止经营活动；对保留的258个保障性企业、1088个福利性企业，按政策规定进行审查核定，实现了1998年年底前军队、武警部队与经营性企业彻底脱钩的战略决策。

四、尾声

1998年军队停止经商后，暂时保留一些领域可以开展有偿服务活动，在特定时期对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人民群众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时代发展，有偿服务已经不适应党、国家和军队事业的需要。

真正彻底让“停止军队经商”这一历史性重任最终实现的，是在2012年的十八大之后。2015年11月24日至26日，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召开;11月28日，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共和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改革，正式拉开大幕。

2016年2月，中央军委下发《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对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进行总体部署。《通知》指出，中央军委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分步骤停止军队和武警部队一切有偿服务活动。对于承担国家赋予的社会保障任务，纳入军民融合发展体系。自《通知》下发之日起，所有单位一律不得新上项目、新签合同开展对外有偿服务活动，凡已到期的对外有偿服务合同不得再续签，能够协商解除军地合同协议的项目立即停止。

这一工作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区分不同情况，分两步实施。

第一步，涉及幼儿教育、新闻出版、文化体育、通信、人才培训、基建营房工程技术、储运设施、民兵装备修理、维修技术、司机训练10个行业的项目，2017年6月底前完成全面停止任务。

第二步，涉及到房地产租赁、农副业生产、招接待、医疗、科研5个行业的项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合同期限长、项目终止难，投资金额大、经济赔偿难，利益纠葛深、理清头绪难，涉及民生范围广、群众安抚难，问题积弊重、解决处理难。实践中先通过试点，摸索经验，再拿出可行性政策。

截至2018年6月30日，应停的10万个项目已全部按期停止。至此，停止军队经商，真正得以付诸现实。

2020年3月，国务院国资委发布消息称：经批准，中国融通集团列入国务院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名单。该集团在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97户央企名单中位列第10位，这一排位仅次于核工业、航天、航空、兵工、兵装等军工央企之后，位列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等央企之前，负责管理经营解放军移交的全国范围内所有经营性资产及物业和农场等，经营范围主要包括房地产、农业、酒店及旅游业、商业服务、资源回收利用、科技服务、医疗健康、安保服务、财务、保险等领域，被称为继中国铁路总公司后资产最大的央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