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肖云 （pupu) 因新冠去世，军迷应该都认识他。 -- nanimarcusboy
家园 纪念“二七”大罢工100周年 | 如何做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原创：党人碑的熟人茶馆 2023-02-07 22:25 发表于河南
有些知识分子，总喜欢自诩所谓“独立精神”与“独立人格”，实际上呢？
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阶层，为哪个阶级服务就是哪个阶级的成员。
自古以来，有所谓“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说法，学而优则仕，知识分子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或者自己就是地主阶级，寄生虫是他，寄体也是他。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传统解构被西洋和东洋的帝国主义所打破，知识分子又有为民族资产阶级，为帝国主义，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服务的，当然也有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说到为无产阶级，为工人服务的知识分子，我就想起牺牲在二七大罢工中的施洋烈士，他也是我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律师。
曾几何时，知识分子是瞧不起工人群众的，律师更是跟穷苦工人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施洋是共产党员（1922年入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所以共产党员必须自觉地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
施洋烈士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共产党员，我们看他的简历：
1921年9月，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汉口分部领导工作，积极领导武汉人力车工人罢工斗争，组织人力车工人工会；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聘为京汉铁路江岸段、粤汉铁路湘鄂段等工人俱乐部，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法律顾问；
1923年2月1日，代表湖北工团联合会出席在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领导工人反对军阀吴佩孚的破坏和阻挠。会后又回到武汉领导湖北工团联合会和湖北各界声援工人斗争。2月7日被捕， 在法庭上与北洋军阀政府进行了不屈地斗争。15日，英勇就义。
如果您看到施洋烈士生前的真实照片，可能会觉得很许多烈士，尤其跟现在所有影视作品和宣传画里的革命者形象，大不相同。
艺术塑造的施洋大律师，高大魁梧，一头长发，飘逸洒脱，源头都来自革命电影《风暴》。地下党员出身的著名导演、演员金山同志，先是于1958年自编自导自演了话剧《红色风暴》，次年又改编拍摄成电影，还在剧种扮演了施洋。
然而艺术化的施洋形象，并不等于现实中的施洋形象，现实中的他：
头戴红顶瓜皮帽，身穿缎子马褂，脚瞪黑色皮鞋，嘴留八字胡须，手拿文明拐杖……
说他是北洋政客，或者是豪绅阔佬，也许更有人相信。
所以讨论他的入党问题的时候，武汉党组织的组织委员陈潭秋同志投了反对票，说他：
“政客的气息很重，有风头主义的毛病。”
说到这点，这可不是陈潭秋同志对他的偏见，恽代英同志也与他相熟，也曾经批评他：
“我亦曾怀疑他是爱出风头；我亦曾讥笑他是专门开会家；我因为他是一个法政毕业生，而且比较活跃而规模宏大一点，我总觉得他象一个政客；我在初不相信他有什么诚心，我在初不相信他真能为社会上做出什么切实事情。”
支部书记包惠僧也有点犹豫了，此时刘伯垂站起来，现身说法，作为湖北党组织最早的发起人之一，也是武汉支部最早的党员之一，刘伯垂力排众议：
“只要他革命，政客气息与风头主义何害？我们既不是清教徒，又不是学究，怕那些干什么呢？我同意他加入我们的党。”
随后，施洋同志由许白昊、项英两位同志介绍入党。
就是这样一位被不少同志误解的同志，却始终对革命充满了激情，关于施洋参加二七大罢工的经历，林育南同志曾有评价：
“他是最有功劳的一个！”
即便是临牺牲前，施洋仍然保持气节，不惧生死，这年除夕，当武昌军法处的刽子手黄玉山奉吴佩孚的命令，要枪杀施洋，问他有什么遗嘱的时候，施洋怒斥敌人：
“我只希望中国的劳动者早些起来，把军阀、官僚、资本家和你们这般替他们作走狗的人，一起都食肉寝皮！”
施洋连中三枪，壮烈牺牲。
吴佩孚犹觉不足，恨意难平，下令对施家，生男孩就斩草除根，是女孩就让她沦为娼妓。施洋之妻郭秀兰，当时正怀着孩子，被用杠子压肚子，一个已经六个月大的孩子，被一段段压出来。这还不算完，施洋的女儿，当时才四岁的施秀兰，被送到妓院里。
消息传来，恽代英哭成了泪人，后来恽代英为施洋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我疑议人家，我不满意人家。但是世界上只有像我这样的人，真做得成什么事么？伯高（施洋的字）兄的一死，可以为他证明了一切，可以使一切疑议不满意他的人，再不能说一句话。然而到人家死了，才相信人家是一个真诚的有志的人，这样的相信，有什么用处呢？”
施洋烈士的牺牲，解决了恽代英的疑问，也回答了一个革命历史上，无数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用生命来回答的一个问题，即：
如何做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叶公好龙的姿态分子。
最后，我想用两篇不太常见的革命文献，来补充这篇纪念二七大罢工一百周年，纪念施洋、林祥谦、司文德、汪胜友的等烈士二七惨案殉难烈士的文章，附在最后，作为我和大家共同的革命史学习资料。
第一篇是1922年12月10日，施洋同志在汉冶萍总工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词。让我们大家重温下，一百年前，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声音吧？
“今天贵会成立，鄙人无限喜慰，特来致祝，至于演讲，诚不敢当。
鄙人一入贵会招待室，即见一张画片，地球上大书一‘工’字，这是表明世界是工人的，将来的世界，也只要是做工的人才能存在。且就事实上说，工人实在是创造世界者。我们看看——
世界伟大华美的建筑物，是不是工人做的？
一日行几千里的轮船、火车，是不是工人做的？
天空海底的飞机、潜艇，那样不是工人的创作？
人类的衣、食、住及一切维持生活的物品，那样不是我们工人血汗所造成？
这样，我们明明是创造世界和维持人类生活的元勋，应该是占世界上最高尚的地位。可恨那不良的社会制度压迫我们，以致一般人都把我们看得极其卑贱，甚至随意践踏侮辱，说我们是依靠有财产的人生活。不劳而获的地主富翁，他们反还要说他们是我们劳苦的耕田的兄弟们的衣食父母。
咳！这是从何说起？
他们这般黑良心的糊涂蛋，说出这种话，这是何等的可恶可恨？我们现在实在要觉悟了，我们实在是真正的他们的衣食父母。不是我们作工，他们那能活命？
这是我们劳动的兄弟们，应有的根本觉悟。
再者我们要知道，压迫我们的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即是一般不劳而食、坐拥万金、吸取我们劳动者的膏血，以滋养他们蠢笨的肥躯的万恶资本家。
但是我们中国的资本家，还没有强盛起来，他们的生命还是握在外国资本家手里，中国的资本家还是跪在外国资本家脚下，摇尾乞怜以求苟活。他们还不配做我们的对手，他们比我们还更可怜，他们那里够得上做我们的敌人！
我们要看清楚，我们真正的敌人是外国资本家，是国际帝国资本主义者！
国际帝国资本主义许多年来，用武力和经济两重强大的势力掠夺我们，压迫我们，把我们弄得非常苦痛悲惨的地位，这不独是我们劳动阶级为然，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一切中国的民众，都是受同样的压迫。
我们全中国的同胞们，大家应该觉醒，国际的帝国资本主义者，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应该联合起来，一致的反抗。
劳动阶级的同胞们，资本主义是我们的仇敌，国际（英、美、日，法等 ）资本主义是我们全国民众的共同仇敌，我们要领率我们全中国的民众，去打倒国际资本主义呀！”
第二篇是1924年2月25日，即施洋烈士牺牲一周年，恽代英同志为施洋烈士写的文章——《纪念施伯高兄》。
这篇文章，我个人特别推荐，真的写得太好了，即便快过了一百年了，仍能给我们深深的思考，看待不同做派，不同处理问题态度的同志，我们应该报以什么态度呢？现在很多朋友喜欢标榜纯而又纯，大搞关门主义，甚至互相开除某籍为风尚。建议这些朋友好好读读这篇文章，想想我们应该向先贤学些什么？
“我不能不纪念施伯高兄，因为我对于施伯高兄，不能不表示我一年来深深留在心上的一种歉忱。
我在京汉大罢工的时候，还远隔在四川，仅仅从报纸中得些东鳞西爪的传闻。我在那时候，曾经听得此谣言：
说是某某诸友，都遭了惨杀；经了好久，我才知道这都是谣言；只有工人林祥谦君等与伯高兄的遭惨杀，却竟是不幸的事实了。
我回想我认识伯高兄，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在那时候我只知道他是热心奔走的人。我亦曾怀疑他是爱出风头；我亦曾讥笑他是专门开会家；我因为他是一个法政毕业生，而且比较活跃而规模宏大一点，我总觉得他像一个政客；我在初不相信他有什么诚心，我在初不相信他真能为社会上做出什么切实事情。
我在最近两年间，才有些半信半疑地赞美他的为人了。我因为看见他热烈而勇敢的胆气，与那种坚定而不移易的精神，我实在没有法子，用恶意猜度他；但是我那时候，还是这样想：
我说，他头脑怕不是很明晰罢！他的气性怕不是很纯正罢！因为我的逻辑，凡外貌似乎是一个政客的，他终少不了有一些政客们的缺点。
然而伯高兄竟因为援助工友，为被剥夺的劳动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这样的遭惨杀了。我听见他被杀的确实消息，我不但感觉是一件可惜的事，我的良心还受着很痛苦的责罚呢！
我疑议人家，我不满意人家，但是世界上只有像我这样的人，真做得成什么事么？
伯高兄的一死，可以为他证明了一切，可以使一切疑议不满意他的人，再不能说一句话。然而到人家死了，才相信人家是一个真诚的，有志的人，这样的相信，有什么用处呢？
人对于一切生活性格与他自己不同的人，每每会发生些无根的误解。比如我们说，伯高兄是一个政客，便是一个显明的例证。我亦并不必因为伯高兄是已经死了，因而说他是一个全无缺点的人。他的缺点，正如我的有缺点一样。我们所有的缺点，固然不相同，然而大家都免不了许多缺点，这终是一样的。
到现在想，我们何必希冀去找全无缺点的人呢？
我们但能集合各种缺点不同的朋友，以我所长补人之短，亦以人所长互补其短，这亦便很可以做事了。我们若能得真诚热烈如伯高兄的，纵有许多缺点，亦应与他努力提携；为什么我从前只知疑议，不满意他呢？
我们若知道自己是有缺点的人，我们应当欢迎能补正我的缺点的人才是。我们偏于冷静了，正需要活跃的朋友；我们偏于拘谨了，正需要规模宏大的朋友。然而因为我的狭隘而不肖的见解，我偏要说，这样的朋友，怕不免是政客罢，因此我对伯高兄始终不曾十分的信任。
但是现在呢？我应当如何对伯高兄惭怍？我应当如何追悔我以前错误的待朋友的方法？
我应当如何的承认，我是狭隘而不省的人啊！
凡不肯离弃一切危险运动的朋友，都许是早些或者迟些要遭惨杀的朋友。我们不要待到人家遭惨杀了，再去崇拜追悼他；却在他的生前，只是疑议或不满意于他啊！
我们所确实认识的热烈真诚的同志，死了的已经死了；我们应当必须待到人家死了，才这样确实认识他，才悔恨从前不曾信任他，不曾与他努力提携么？
我回忆起伯高兄夹着一个皮包，在后花楼汗涔涔地跑过去的时候了！我回忆起伯高兄捶胸顿足地在国民大会演说台上演说的状况了！我亦想象伯高兄在刑场上最后的一分钟！我想伯高兄总还记念着：有许多未曾做完的事情，不知道是哪一些后来的兄弟们要接着办呢！
亦不少后来的兄弟们，准备继续着伯高兄所做的事情了，亦不少后来的兄弟们，准备继续着伯高兄所遭的惨祸了。惟愿后来的兄弟们，大家信任着，大家努力提携着！我们如何善于与活着的朋友相处，比起我们如何崇拜追悼已经死了的伯高兄，还一百倍地重要呢！”
注：
一、1939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举行的“二七”纪念大会上，曾高度评价施洋之死，说：
“施洋同志的牺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是最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
这里还要多说一句，施洋烈士和毛泽东同志当年也是很熟的关系，前者甚至有可能是毛泽东同志唯一义结金兰的盟兄弟。
二、施洋烈士还有个弟弟叫施季高，也是共产党员、革命烈士。1922年入团，1923年入党（16岁），1928年3月，在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期间，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壮烈牺牲于汉口余记里刑场。因为是施洋的弟弟，据说被敌人剁成了18块！
哥哥牺牲时，年仅34岁；弟弟牺牲时，年仅21岁。
三、施季高烈士没有后代，施洋烈士唯一的女儿，经孙中山先生营救，被从妓院中赎出。施洋烈士的妻子郭秀英，见到孙中山先生后，更名“郭继承”，孙中山和施洋也是老朋友。
解放后，党终于找到了施洋烈士的妻女，给予了安置和应有的政治待遇，修建了施洋烈士陵园。
四、林育南、恽代英、陈潭秋、许白昊、项英等同志相继牺牲于不同的革命时期，刘伯垂、包惠僧则脱党，告别了革命。
另：今天是“二七”大罢工100周年，笔者所在的郑州，市中心有座“二七纪念塔”，老火车站所在的市区则叫“二七区”，作为生于此长于此的郑州人，也作为体制外的共产党员，我觉得我有责任写篇文章，来纪念100年前牺牲的施洋烈士。
全文完。
元宝推荐：燕人, 通宝推：清风咋地,西安笨老虎,方平,看看,黄粱梦,一个历史,懒龙,青青的蓝,戒定慧,东方白,李根,不如安静,五峰,脊梁硬,无竞,acton,大道至简,唐家山,桥上,雄阔天,真离,家园 难道49到78年之间工人有罢工权力？ 为啥只问78年以后？
家园 给吴佩孚捧臭屁的人，来看看军阀的凶残和无耻 施洋连中三枪，壮烈牺牲。
吴佩孚犹觉不足，恨意难平，下令对施家，生男孩就斩草除根，是女孩就让她沦为娼妓。施洋之妻郭秀兰，当时正怀着孩子，被用杠子压肚子，一个已经六个月大的孩子，被一段段压出来。这还不算完，施洋的女儿，当时才四岁的施秀兰，被送到妓院里。
通宝推：阴霾信仰,家园 所以吴佩孚之流的军阀也给了后来人启示： 1、在全球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之后，背离了共产主义的爱国主义并不具有先天的进步性。
1980年代以来，不断有史学家甚至主流媒体打着拒绝脸谱化的幌子给军阀吴佩孚洗白，称吴佩孚“私德不错”，不出洋、不入租界、不置私产、不纳小妾，“是个有局限（制造二七惨案）的爱国者”……
不可否认，“不出洋、不居租界、不置私产”的吴佩孚，与他同时期的那些腰缠万贯、生活奢靡的军阀相比，的确是个异类，很早就重视舆论的吴佩孚也一直自我标榜“爱国”，但他爱的绝不是“工人阶级的国”、“劳动人民的国”。
五四运动时期，远在湖南的吴佩孚发通电支持五四运动，他的四大政治主张也有“保护劳工”一项，但这些都是他笼络人心的伪善做法，以至于中共二大宣言还认为吴佩孚“是一个较进步的军阀”。然而，吴佩孚仍旧在自己控制的地盘对工人阶级进行极端残酷的压迫，不肯对工人阶级作一丁点让步；一旦工人运动影响了他的财政收入，就立即大开杀戒。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军阀为了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保住地盘，要么依附于这个帝国主义、要么依附于那个帝国主义，吴佩孚也不例外。尽管他没有像张作霖那样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他还在宣讲抗日主张），但吴佩孚私下同英美等西方列强进行的交易也并不少，以换取英美洋行在其制造武器方面的支持……
吴佩孚的所作所为，或许的确不是为了谋私产、谋小妾，但他谋的是政治野心和个人抱负。为了实现这个抱负，不断挑起内战、争夺地盘，使其治下倒毙于饥饿、疾病、战乱的国人不计其数；他一面标榜“保护劳工”，一面又从不把劳动人民当人看，只是把劳工当作充盈财政、实现个人抱负的工具和牛马。
晚年的吴佩孚为了东山再起，最终还是遮遮掩掩地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交易，对汪精卫的“和平救国”大加赞扬，这再次说明中国人民寻求解放的希望不可能寄托在吴佩孚这样的军阀身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反动剥削阶级“对内压迫必然对外投降”
吴佩孚式的“爱国”，在今天的舆论场仍然很有市场，这是吴佩孚在今天被洗白的大背景，是值得我们警醒的。
还是那句话，“蒋介石的国，让他自己去爱吧！”
2、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一篇洗白军阀的文章写道，“1920年代的中国，流传着一句话：“三个秀才携手合作，可以统一中国！”“三个秀才”，一个是当时的湖南省长、前清举人出身的赵恒惕，一个是当时的“广东王”、前清秀才出身的陈炯明，还有一个就是同为前清秀才出身的吴佩孚。
对于杀人不眨眼的赵恒惕、炮轰孙中山总统府的刽子手陈炯明，要洗白并不容易；于是他们将洗白的对象转向了“私德不错”的吴佩孚身上。
吴佩孚出身于山东的一个商人家庭，14岁父亲去世、家道中落，22岁参加科举考试中了秀才；晚清统治的速朽，让吴佩孚这样的旧式知识分子失去了上升通道，于是转而入伍，加入了淮军聂士成部，辗转成了北洋第三镇曹锟部下的一名管带，自此开启了他的军阀生涯。
如上面所说，这样的知识分子或许不谋“利”，谋的却是“名”。在一个“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时代，吴佩孚对中国底层劳动人民的苦难没有丝毫的同情，没有“心事浩茫连广宇”，有的只是个人的政治野心和抱负的实现。
相较之下，且不说受李大钊同志指派，到长辛店与穷苦工人打成一片的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就说大律师施洋，他同样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出身，原本有着颇丰的收入，行走于上层名流中间，却最终走上了与吴佩孚截然相反的道路。
施洋生于湖北一个书香世家，18岁时考入郧阳府立农业学堂学习蚕科；辛亥革命爆发后回乡后创办了国民学校和农务会，并分别担任校长和会长。
由于目睹了广大劳动人民所遭遇的苦难，同情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剥削压迫、毫无公平正义的悲惨境地，施洋毅然决定由学农转为学法，立志维护劳苦大众的切身利益，于1915年考入湖北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律，191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在武汉从事律师职业。
那时的施洋，身穿缎子马褂、手拄文明拐杖，完全是一副豪绅阔佬的打扮。以至于1922年施洋入党之时，恽代英等同志还疑心他是一个爱出风头的政客。
其实，作为一名律师，施洋凭借自己的职业身份、社会地位以及不菲收入，完全可以过上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他并没有贪图安逸和享乐，而是一心专注保障劳工人权，为广大劳工伸张正义。不仅为劳工免费打官司，还把自己挣的钱全部无偿接济贫苦劳工、车马夫们，以至于他的妻子时常埋怨，“你一个有名的律师为啥还这么穷？”
五四运动爆发后，施洋不遗余力地支持学生运动、开展救援活动、组织并援助工人斗争。
1921年底，已经接受共产主义的施洋在湖北发起“驱王（湖北督军王占元）运动”，还专程跑到长沙，向搞过“驱张运动”的毛主席学习。当时尚未入党、还保留着侠客气息的施洋甚至拉着毛主席与辛亥革命元老孔庚一起义结金兰，结拜为异性兄弟。
1923年2月15日、农历的大年三十，共产党员、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惨遭杀害。被捕前，他告诉妻子，
“作为一个革命者，如果不和反动统治阶级面对面打几个回合，反动统治是不会垮台的，革命事业也不会成功，斗争总是要流血的。这没有什么可怕。不过，这些人为什么流血，要一代一代地讲下去，让下一代都能继承烈士的遗志，争取革命最后胜利。”
1939年2月7日，毛主席在延安举行的“二七”纪念大会上，一上来就回忆起了只比自己大四岁的“盟兄”、曾与自己并肩战斗的施洋烈士：
“在多少年前的二月七日，出了一件杀工人的事，那时很多共产党员——我所认识的一个施洋同志，他是一个律师，专为工人利益辩护的，就是其中之一——被杀死了，许多工人被杀死了，杀人的头子是哪一个？就是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要他出来当汉奸的吴佩孚……”
施洋律师和军阀吴佩孚的例子充分说明：知识分子如果连对劳动人民最起码的“共情”能力都没有，必然会沦为可耻的反动派或反动派的走狗。
3、林祥谦是今天打工人应当学习的楷模。
样板戏《红灯记》的故事主人公李玉和就曾经参加过“二七大罢工”，李奶奶向小铁梅讲革命家史提到了这段历史：
李奶奶：那时候，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呐。后来，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闹革命。民国12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洋鬼子走狗吴佩孚硬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路的工人都罢了工。江岸一万多工人都上大街游行呀。就在那天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裳。一会儿。忽听得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您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的走进一个人来。
铁 梅：谁呀？
李奶奶：就是你爹。
铁 梅：我爹？
李奶奶：嗯，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盏号志灯。
日本宪兵队长鸠山邀请李玉和“赴宴”，就曾拿17年前在江岸的铁路医院给李玉和看过病的经历“套近乎”，李玉和则回答说：
“那个时候，你是日本的阔大夫（实则可能为间谍），我是中国的穷工人，你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
鸠山为了劝李玉和投降叛变，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对话：
鸠 山：老朋友，我们所讲的，只不过是一种信仰。其实呢，最高的信仰，只用两个字便可包括。
李玉和：两个字？
鸠 山：对。
李玉和：两个什么字啊？
鸠 山：“为我”。
李玉和：哦，为你！
鸠 山：不，为自己。
李玉和：“为自己”？
鸠 山：对。老朋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李玉和：怎么？人不为己，还要天诛地灭？
鸠 山：这是做人的诀窍。我这里钞票大大的有，你会很快奔小康的，走上富裕之路的，美酒佳肴、美女统统的有……
李玉和：哎呀，鸠山先生，你这个诀窍对我来说，真好比：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最终，严词拒绝了“为自己”的“最高信仰”的李玉和，为了亿万中国劳动人民的命运英勇就义。
林祥谦就是比艺术形象李玉和更加真实的英雄人物。
面对刽子手的威逼利诱，共产党员、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毅然决然地回答：“血可流，头可断，而工不能复！”林祥谦被砍七刀后壮烈牺牲，年仅31岁。1923年4月，毛主席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与工人代表开会时，专门介绍了林祥谦的事迹，说：
“林祥谦是个坚强的工人领袖，为了革命，牺牲了自己……”
如同那句“亲不亲，阶级分”，《红灯记》中有一句我非常喜欢的唱词，“穷不帮穷谁照应，两颗苦瓜一根藤。”林祥谦正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映照了这句话。
1892年10月19日，林祥谦生于福建一个造船厂锅炉工的家里；14岁进入马尾造船厂当学徒工、学习钳工技术。在造船厂里，林祥谦性格耿直，多次与工头发生冲突，并且敢于为工友打抱不平，因而被工头怀恨在心迟迟不能转正。
随着洋务运动走向失败，马尾造船厂日益破败，大批船厂失业工人拖家带口，千里迢迢地来到汉口谋生，其中就有林祥谦。
尽管远离家乡，林祥谦却以自己的品格和能力，因为常为工友打抱不平而在江岸工人中较高的声望，成为福建帮口首领。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指出，所谓帮口，是一种会馆式的组织，是下层社会群体“互相帮助寻找工作和别帮人争夺工作的组织……这不仅是一种什么地方主义，而且是极残酷的苦力生活的反映，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单个工人是无法抗拒来自资本家及其他方面的压迫和排挤的，因而工人的联合与互助就成为自发的需求，帮口这种富有强烈地域特征的工人结社就很自然地成为近代中国工人的互助团体形式。
1921年12月，随着中共早期工人工作的开展，林祥谦很快就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迅速把江岸工人俱乐部建立起来了。工人俱乐部成立后举办工人业余夜校，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政治，同厂方进行交涉和斗争，取得了一定成果，影响越来越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林祥谦也在艰苦的工作和激烈的斗争中，迅速成长为一名坚定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1922年夏天，林祥谦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江岸工人俱乐部易名为江岸京汉铁路工会，斗争性强、办事公道的林祥谦当选为江岸分工会委员长；1923年2月7日深夜，在领导工人罢工的过程中，血洒江岸、英勇就义……
这样的林祥谦同样断然拒绝了千百年来剥削阶级灌输的“为自己”的“最高信仰”，选择了舍己为人、舍身取义；而市场经济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却已经将这个早已被新中国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最高信仰”重新打包了回来，正在培养一个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给打工人灌输进了“奋斗成功学”的迷魂汤，让打工人陷入单打独斗的困境、甚至自相残杀（内卷）。
在这样的情况下，林祥谦的事迹是应该被今天的打工人广泛知晓的，这也是二七大罢工不该被遗忘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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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恽代英自责，跟主席很像 主席也是喜欢自责的人，革命成功，死了2000万，很多人就想享受功劳了，觉得该自己应得的奖赏，主席看到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觉得很落寞……
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这类每每自责的人，有一种承担人类罪恶的意味，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那种愧疚感，是非常重的。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1945年说的，主席践行了一辈子，终其一生都这样，但多数老干部就不愿意了
革命队伍中也有不少的人，看到身边的人被杀害，甚至自己也无心或有意参与了这个过程，会制造一种将事件合理化的心理安慰：他命该如此；如果不是他这样，我也不会……；根本原因就是这个万恶的世界，或者说制度；……
总之，自己是没有错的；就是有错，也情有可原。
比如彭大将军，杀死王袁，从来不为此而愧疚。从朝鲜回来见主席，连岸英的事情，提都不提。我见网上，各种描述他怎么自责，都缺乏文本依据。其实都是，我们觉得他应该愧疚，所以编出文本来替彭说话。但不管是彭的年谱还是主席年谱，两人见面都没有提到此事。
邓就更加了，甚至临阵逃脱
这个世界，可能还是那种没有愧疚感的人，活得更好一些罢
通宝推：呆头呆脑,真离,家园 真该清党了，不比让敌对势力搞三退更主动么？ 很多事情太磕碜了。
家园 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们也可以反问一句：1932年之后您老人家“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的时候，您都做了什么没有？
- 复 站着说话不腰疼
家园 主席还真做了不少 宁都会议后，主席离开前委，主持苏维埃工作。除了养病一段时间，主要查田运动，经济工作，政权建设。尤其是查田运动，他至始至终参与，经验很丰富。王观澜很佩服主席。经济工作也很有成效，《注意经济工作》便是一个体会。至于政权建设，尤其绝妙。我一直觉得《乡苏怎么工作》一文写得非常好，完全可以纳入到《选集》。
一个鬼都不上门，主席发个牢骚而已。到底主席那段时间做了什么，随便看传记年谱都不难知道，有必要拿一句牢骚话来作论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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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至少1935年还是做了的 打鼓新场事件一开始，主席还闹情绪，后来终于还是安下心来去做说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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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人都是会成长的 主席大约那时候也看了很多书，有了很多思考
总不会什么也没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