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的时代，学习新的历史，看庐山会议 -- 真离
家园 主席也是为了中国稳定和发展大局才挥泪放任牺牲嫡系。 毕竟军管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状态。当时林又出于既得利益不肯出手保彭，加上周全权监管，主席缺乏一个插手的台阶。
在诸多问题上，主席露个口风，周就马上领会执行。只有在彭的问题上装聋作哑。北航的红卫兵头头改开后如鱼得水，活的挺滋润，背后恐怕蛮有意思。
通宝推：真离,家园 还有林彪的四大金刚。 北航的红卫兵头头改开后如鱼得水，活的挺滋润，背后恐怕蛮有意思。
看到这句话第一个就想起了李作鹏，2009年过世的，入葬八宝山革命公墓，他的追悼会还有胡中宗和习j平的指示，江姓长者也向家属表达了自己的悼意，追悼会规模不小。四人之中他出狱后日子过得最好，子女也“经商有道”。他在回忆录里还为邓洗白，不少地方都跟一级史料有明显矛盾。关于张x思之死、“保护”苏z华、武汉720事件等问题上写的很含混甚至是直接跳过；还有他说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跟平西王前岳父李x峰的华北组之间没有过任何私下接触，为他喊冤叫屈的劲比为自己大多了，得知他后面平反昭雪了特别高兴还说本来也不关他事（这里推荐一下李x峰的回忆录，不过下卷比较短命可能难找；还有汪d兴回忆录）；林彪夜奔那晚的事他看似写了很多字，其实翻来覆去就讲了一句话——“我是坚决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的”，然后1980年公审的时候又成了他为维护周的威望主动担责。
其次是邱会作，他是一个很早就有故事的人，而且他的故事可以追溯到长征时期，周e来从叶j壮手中救下他一命，到913事件之后被隔离审查前的约谈中周主动提了一句。不过他对我党我军内部的山头主义、派系主义看得很清。至于那些低级又垃圾的地摊八卦写的什么张宁怀着林立果儿子嫁给了邱会作警卫员而后为斩草除根又害死了这个儿子就跟那种说什么53岁的叶群和60岁的黄永胜通奸怀孕一样无聊又无耻。😓
至于吴法宪，刚出狱就被人请托办事打电话给省军区领导，对方接起来就叫“老妈妈”，事情还给办成了。
不过除了李作鹏，我还想说一说江腾蛟，他在571工程纪要的事前、事中、事后里起到了什么作用也是细思极恐，他出狱后日子过得也是有滋有味。都说许s友、聂f智等很早就看穿他的人品，但其实他们几个的关系并不差甚至很不错，他通过许、聂等搭上了和刘y楼的线，文革后他又把许从林彪一家处洗得很干净。
只能说“背后的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得多”。
通宝推：真离,家园 这块我说一下，不是林不肯出手，是出手也没用，毛也没用 就是周扣住了，尤其是这个社论真正出台后，毛和林已经很难说了。
我说的林出手是指改善居住状态不被韩爱晶等干扰。
可谓彭老总一直处于被审查阶段出不来了，谁也帮助不了。
其实说和右派就差几十米，不仅毛主席说过彭老总（庐山会议），之前也干过周总，但是周总一写检查就通过，彭老总就通不过，高岗也是，林彪也是，后来林彪不再写了，这是林彪的错误。
这就是区别，彭老总的检查毛主席也是让中央审议的，毛主席说的是欢迎，也认为彭老总比较诚恳，可是就是通不过。
所以这是一定有问题的。
毛泽东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全文
作者：红旗文献 发布时间：2019-01-21 17:21:57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大 | 中 |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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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全文
毛泽东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热烈鼓掌)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笫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那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在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象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观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象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象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那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分，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缎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起。
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那一些阶级?压迫那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
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教员、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
我们站在那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
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在会议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那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那些先革，那些后革，那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O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O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一九六O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观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候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莱、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观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O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会议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八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O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象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笑声)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最后一点，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
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情。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
通宝推：桥上,网海,家园 文革时期的彭德怀其实都明白。 得知批刘还远在成都的时候他就说“老子早就反对刘少奇了”。
得知913事件林彪机毁人亡之后他就说“我不同意你们就这么搞死他”。
光是这两句话就足以说明他清楚地明白一切了。
他是久经沙场的开国元帅，不是那些反共公知嘴里的“只会打仗不懂权谋”的政治大老粗，他懂军事，也懂政治，只是懂得不多、看得不透而已。
家园 一天到晚写检查确实不像话，属于恶意迫害 写检查首先是表明态度，承认错误，愿意改正。如果通不过，要么是态度不端正，要么是认识不够。那么该处分处分，该惩罚惩罚，一天到晚写检查算怎么回事？你中央全会就一定认识水平高？ 就算你认识水平高，对同志进行批评帮助了没有？ 一遍一遍叫人写检查，这就是恶意迫害。
违纪的可以撤职，违法的可以坐牢，难道徐才厚令计划也是写一遍又一遍检查，中央不肯通过，然后再写？ 对犯罪分子都不用这种手段，对自己同志反而可以？
邓写的检查，发誓永不翻案，算是中央通过了还是没有通过啊？ 其实这一点邓倒是立了个好榜样，谁让我写检查，我就认怂认罪，你们说得都对，你们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也是你们对，我有罪我该死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发誓永不翻案。
就这么个态度，爱谁谁。
通宝推：真离,家园 可以肯定，林彪是写了检查的！ 庐山会议后林彪接见黄吴李邱称：你们没错 我不会检讨
2016年06月05日 10:56
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于运深 舒云
原题为：《林彪秘书亲述“九一三”事》，本文系节选
1971年4月15日，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开始。4月20日，周恩来将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及毛主席有关批示送林彪阅，并示意林彪到会并讲话。4月24日，我给林彪报周恩来关于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情况报告，其中有：“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林彪听了我的报告后，没有表态。以后林彪解释说：“一个人在捣鬼，还是没捣鬼，自己说了不算数，要别人说了才算数。我不出门，不说话，不找人谈话，不是有什么顾虑，而是少让别人制造紧张空气和给人以话柄。”
有一次李根清给叶群送文件，叶群正在打电话，说：“林彪同志最近身体不好，情绪也不好，晚上吃两次安眠药还睡不着……历史上都是站在他一边的，支持他的，把他捧得那么高，现在又整他……”这是叶群的心里话。
1970年庐山会议前，林彪就很少批文件了，一些文件都是叶群让李根清模仿批的。叶群愿意批就批，大多数是“同意主席批示”。林彪从庐山上下来，除了听我讲点中央传阅件外，几乎不听任何其它文件了。那时三天两头文件都报不上去，只能压着，一些重要传阅件在叶群那里也压好多天回不来，大多数文件只能原封不动退回去。
李文普说庐山会议后林彪写过一个检讨，这件事我不知道，不知道李文普是怎么知道的。实际上，有一份署名林彪的检讨书是叶群的口授。
1971年春天，叶群在毛家湾的院子里边晒太阳，边口授林彪的信，由秘书王焕礼记录。
信的大意是：我（林彪）对部队要求不严，脾气不好，今后应该加强对部队的约束，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叶群说是林彪的意思，但到底是不是林彪的意思，并没有得到证实。
不过叶群口授的林彪这封检讨信，没有送给毛主席，被压了下来。也就是说，林彪从来没有写过检讨信。
林彪在4月中旬接见黄吴李邱时，明确说：“根据我的看法，你们没错。你们检讨，我不怪你们，也不会生气。但我不会检讨。”
这是凤凰草鸡网的挑拨离间毛林关系的文字，很恶心。舒云也是个垃圾纪实文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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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前：林彪的两个奇怪举动
南方网讯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对林彪和他手下的大将采取了保批两种政策。
在严厉批评黄、李、吴、邱四大将时，毛泽东始终没有公开或私下指责过林彪，总是善意地安排许多台阶让他下，希望他能认错。但从1970年9月到1971年4月，林彪对他在庐山会议上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没有作过任何检讨，甚至友善的姿态也没有。一股怨毒之气充溢在他胸中，他抱着死硬到底的态度与毛泽东顶上了。
毛泽东与他的“亲密战友”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隙。杜修贤是老资格的新华社摄影记者，庐山会议后他目睹了两件奇怪的事情：
一件发生在1971年“五一”节天安门观礼台上。
“五一”节这天晚上，天安门广场火树银花，歌舞翩跹。城楼上，摆放着许多圆桌，正中的圆桌是专门为毛泽东和林彪安排的。
华灯初上，毛泽东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在台中央的圆桌东首坐下，西哈努克亲王和董必武依次坐下，毛泽东对面的位置始终空着。这是林彪的座位。过去他有一个习惯，凡是与毛泽东共同出席晚会，总是提前五分钟在电梯边等候着，竭力表现他作为“学生”对老师的恭敬。这次他却一反常态，迟迟不到。
毛泽东与西哈努克谈话，不时朝对面的位置瞥上一眼。周恩来十分着急，不停地看表，还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上了城楼。已经是五月天了，他还披着一件军呢大衣，身上散发出一阵浓浓的烟味，一副萎靡不振的沮丧模样。他冷僻地落座，一句话没说，与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既没有握手，也不搭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脑袋。
杜修贤十分为难，他的任务是拍摄毛泽东和林彪亲切交谈的照片，可是现在两人隔着桌子，互不搭腔，根本没法拍。杜修贤随意地拍了一张全景照后，便放下相机，等待机会。过了一会，等他再回到圆桌时，禁不住目瞪口呆：林彪的位置空着，人不见了。周恩来也感到不妙，目光频频望着那个空荡荡的座位，喉结上下滚动，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下了，他招手将警卫员叫来，低声吩咐了两句，警卫员飞快地跑向城楼大厅。不一会，警卫员回来了，跟周恩来耳语几句，周恩来神色异常严峻。杜修贤跑过去一问，原来林彪早就回家了。
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表现出毫不介意的大度。西哈努克询问林彪哪里去了。董必武解释道：“身体不好，先回去了。”这件事引起记者们的种种议论。
一个月后，杜修贤（令人作呕的老干部）又目睹了另一件怪事，是在中国领导人接见罗马尼亚客人时发生的。
他自己有一段回忆: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抵达118号房间不久，罗马尼亚客人也到了。我忙着拍摄宾主握手的镜头，待宾主落座后，又赶快拍摄会议的场景。我见会谈的气氛已进入正常的轨道，就退出来到门外的大厅里等会谈结束时再进去拍摄。
我刚转了一圈，找了个新华社记者，叫他把先拍的胶卷送到社里冲洗。回到大厅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林彪坐在大厅的西北角，没有坐在沙发上而是坐在一张椅子上。我以为会谈结束了。再看看，主席、总理的警卫员都还在大厅里，他们也和我一样愣愣地瞅着莫名其妙的林彪。
不知林彪什么时候从118房间里出来的。
我们光着头还热得直冒汗，他却萎缩成一团，帽檐压得低低的，最叫人惊骇的是他那张没有一丝血色的脸，虽然看不见他整个脸庞，但露出的部分足以使人相信那是一张陈列的蜡人的脸。我当时还以为他生了什么急病，奇怪他的警卫员怎么也和别人一样在旁边张望，不叫车送他们的首长上医院？……我回到118房间，毛泽东旁边的沙发空着，和“五一”晚上那个椅子几乎如出一辙。毛泽东泰然处之，兴致勃勃地舞动着手臂和客人热烈地交谈。
房间里不断传来毛泽东朗朗的笑声。周恩来平静地微笑着，时时插上一两句话。康生话不多，镜片后面的目光很深，不容易看清。会谈结束了，林彪还没有进来。待毛泽东他们都走了，我收拾完摄影箱，才离开118房间。到大厅里我看了一眼西北角。林彪不死不活地还坐在那，我真想过去问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这模样怪叫人心惊肉跳的。我略略地迟疑了一下，立即失去了上前询问的勇气，脑子深处出现了天安门城楼的夜晚，那五光十色下的空椅子。
林彪两次不告而辞，表示他决不认错的强硬态度。
从这些描述中看人的人品。
怎么办?林彪还需要一段时间“隐其形”。他决定在羽翼丰满之前，继续表面上维持“主席划圈我划圈”的“紧跟”姿态。但是他已经留出了自己的底线，那就是绝不公开认错!他认为江青、张春桥一伙现在正苦于找不到废黜他的借口，如果一旦公开认错，那就正好落入圈套。林彪干脆采用了缄默其口的方法，三十六计走为上，离开北京，避开风头。
同林彪心思相反的是周恩来。
周认为，只要林彪向毛泽东低头认个错，服个软，事情也许就了结了。而这种硬顶的做法只会使情况更糟。但由于林彪是党内的二把手，性子又很倔。周恩来不便直言明示，只好尽可能地从旁缓和僵局。
毛泽东似乎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林彪表态，这一等就是半年之久。这半年里，毛泽东对陈伯达和林彪及其同伙们是区别对待的。尽管林彪始终不公开作自我批评，根本不参加“批陈整风”汇报会，但是毛泽东却不能因为林彪“不表态、不参加和不讲话”而把他拉下“副统帅”的交椅。
毛泽东的耐心与威望受到空前的挑战与考验!
失望一天天地加码。
失望与希望交替中，毛泽东还在用各种方法促使林彪回到正确的道路上。从下面一组日程安排可以看出毛泽东期待“浪子回头”的良苦用心。
——3月23日毛泽东通过江青转告：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先商量一下，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次机会，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作检讨，不要再失去机会了。
——23日下午，周恩来与康生、江青商定再召开一次中央批陈整风会议，进一步批陈，并联系自我教育。汇报给毛泽东后，毛泽东提出，此事应向林彪汇报。
——24日，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三人检讨作批示，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24日下午，毛泽东约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和汪东兴谈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检讨问题，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次事情(指1970年的庐山会议)就出在没有调查。同时提出，吴法宪、叶群二人也需要重新写检讨。(注3)
——2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谈话内容。同日，约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商量按毛泽东意见修改黄永胜等三人的检讨问题。
有了毛泽东的明确态度，周恩来从中周旋，协调关系，修复裂缝就显得比较从容。
——26日，周恩来派专人将黄、李、邱三人检讨送到了北戴河林彪住处。
中央准备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其实就是一个划清界限会，一个表态是否与党中央毛主席保持一致的会。这个会议暗含的几个方面的内容都关乎每一个在任领导的党性大节。一直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协调关系的周恩来决定亲自前往北戴河，与林彪好好沟通一下，请他在春暖花开时回北京参会，给他一个正本清源，扶正形象，修复与毛泽东的关系的机缘。
眼看僵局可能打破，有了再次“团结起来”的希望，偏偏这个时候，事情发生了令人意外的变化。
周恩来在北戴河碰了林彪一个“钉子”，由此也标志着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的容忍达到了极限
北京方面紧锣密鼓张罗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而躲在北戴河的林彪却依然沉默不语。
林彪始终像一块飘浮不定的云，谁也琢磨不透云朵里包藏的是春雨还是冰雹。对此，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要搞个明白。
周恩来将此行告知毛泽东：他准备在3月30日和31日两天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前往北戴河林彪处汇报工作。
毛泽东点头同意了。他批示“此事应向林彪汇报”，目的就是想打探林彪的动静。
周恩来这次去海边探访林彪，成为毛泽东非常关注与期待的焦点。可以说，这是他等待林彪“幡然醒悟”的最后一道心理底线。
周恩来和黄永胜等六人在北戴河林彪处谈话，主要汇报了批陈整风几次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对批陈问题的多次批示和谈话，以及拟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安排等。同时，周也介绍了叶剑英带领专案组在广东调查陈伯达的情况和陈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问题。林彪阴沉着脸听罢汇报后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自庐山会议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他还很震惊地表示：绝没想到陈伯达问题那样严重，这次把陈揪出来，是“很大胜利”，“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把批陈引向深入。谈话中，林彪对自己的问题避重就轻作了一点自我批评，承认自己也“犯错误”，是个“炮筒子”，“讲话有气，脱口而出，放了炮”，被陈伯达“利用”了。林彪还为其在庐山会议上讲话作了辩解。(注4)
谈话到最后，林彪一脸苦相，诉说自己身体诸多不适，不能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周恩来感到很意外，许久没有说出话来。
林彪拒不出席会议。周恩来既焦急又无奈。
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由此转向，结束了“等待”。
——4月1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与林彪谈话情况，汇报时他尽量为林彪说些好话 ，但是林彪不回京参加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事实却无法回避，尽管周恩来小心翼翼地选词择句说明林彪不来参会的理由。
周恩来汇报一结束，毛泽东一改先前对林彪下属所持比较温和的态度，横眉冷对在场一同听汇报的黄、吴、李、邱：“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所有在场人都倒吸一口凉气，惊惧不已。(注5)
——4月11日，毛泽东又把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书与吴法宪、叶群重新写的自我批评材料一同批给政治局，建议政治局“作适当处理 ”。
毛泽东的容忍达到了极限。
——4月14日，毛泽东决定在1971年1月改组被林彪一伙控制的北京军区之后，再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打破了由林彪亲信把持军委办事组的局面。并且决定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的检讨及毛泽东相关的全部批语在会上散发给大家。
毛泽东的举措，陡然升高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召开前的紧张气氛;那几个被毛泽东点名批评的同伙，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向林彪频频告急。
林彪依然躺在日光浴中迎着刺目的日光与窗外灿然的春意，苦思冥想.....想到最后，终于横下一条心——硬顶到底，以求绝境逢生!
他一方面给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吃定心丸，要他们稳住;另一方面又不加掩饰地对调子越来越高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公开表示不满。在毛泽东对周恩来就这次会议安排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后，林彪一改以往毕恭毕敬的姿态，只是让秘书写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和会议安排”，并公然注明“遵嘱代写”的字样。
毛泽东1971年试图让林彪“浪子回头”良苦用心
2016-03-11 14:51:46 来源：人民网 作者：顾保孜
这个人也不是个东西，瞎加词，胡乱编造内心活动，嘿嘿。
https://www.chinaxiaokang.com/wenhuapindao/lishi/20160311/11659_5.html
八月十八日，庐山的会议没有结束，林彪就给北京的军委留守大员们打招呼，要开一个规模庞大的军委扩大会议，大军区领导除了留一人看家外，必须全部参加，省军区、野战军、军一级的全部参加，西藏、新疆正在防御敌人，不过也要派一个部队的一把手参加，至少政委要来。这样会议组织到最后有了508人参加，是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委扩大会议(也是目前为止绝后的)，林彪给贺龙、萧华、罗瑞卿等人传达的口信就是：“彻底批臭彭德怀、完全肃清彭在军队的影响。”这一指示和毛泽东此前的交待是基本符合的。
军委扩大会议从8.18日到9.12日结束，几乎开了一个月，先是十四个组，后来编成两个组，集中批斗，语言和手脚并用，九月五日开始揪出了洪学智、万毅、钟伟、邓华，林彪在庐山讲话说：“我反复想了一晚上，睡不着，邓华留在军队我不放心。”邓华因为受了这个关照，结局自然好不了，钟伟因为300两黄金和处死叛徒的事情和吴法宪、罗瑞卿几乎骂了起来，罗瑞卿不承认自己当初说的话，钟伟就骂他“孬种”，被组织会议的萧华等人暂时给“请”了出去。洪学智表态说不能一概而论，话音未落，就受到围攻，说他是彭的黑干将。
彭德怀被逼不过，气愤的说：“把我拉出去枪毙好了，你们哪一个是俱乐部的成员，自己报名来。”萧华、张宗逊揭发彭德怀和赫鲁晓夫的勾结问题，在庐山已经被毛泽东点名了，这次再度提出，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确实和赫鲁晓夫见过面，时间是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下午和晚上，不过当时不仅彭在场，几乎所有的军事代表团成员都在场，还有翻译，彭德怀申辩说自己根本不懂外语，怎么和赫鲁晓夫内外勾结，但是没有人回应。
九月十二日，彭德怀被迫写出了正式的检讨，毛泽东“高度”赞扬了这个检讨，他说：我热烈的欢迎彭德怀这封信，他的态度是诚恳的。
八月二十二日，黄克诚在妻子唐棣华以“离婚”相要挟的情况之下也写出了检讨，然而这次军委会议上黄没有受到比庐山更为严厉的批判。
九月十二日，在毛泽东欢迎彭德怀信的同时，中央通过决议，正式称呼彭德怀为“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三个副词之前一律加上十足的字眼，这是林彪在庐山给彭戴的帽子，除了冯玉祥一词外，其他的完全引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给彭德怀做的决议直到八十年代才被推翻。（此段文字尤其有趣，意思很简单，毛主席两面派，一方面赞成检讨，一方面狠搞彭老总，毛主席是个阴险的人！！）
批判彭德怀最厉害的几个人林彪、贺龙、罗瑞卿、萧华、谭政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扬，九月二十六日，中央改组军委组成人员，林彪为第一副主席，主持全面工作。贺龙任第二副主席(常务副主席)，谭政、罗瑞卿再度被选为常委。而洪学智、钟伟、邓华、万毅四人都被下放，他们被称之为小“彭黄张周”。
您又猜对了，还是凤凰草鸡网的文字，凤凰网，从来不会让您失望，就是疯狂编造假话谣言，反华反共！！！
https://news.ifeng.com/history/1/200711/1122_335_306816_1.shtml
高岗也是写了检查，做了检查的！！我就不举资料了，大家找不到，可以问我。
- 待认可未通过。偏要看
家园 不知当时让传达的 毛“自己的缺点和错误”都是什么
另外，看的过程中忽然想到，那个百分之四、五后来渐变成百分之一、二、三，在后来又变成了百分之一甚至以下，也是毛认识的变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