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57-斯拉沃热.齐泽克：悲剧、闹剧与不敢胜利的斗争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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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很高兴来到这里。和往常一样，我想说的话还是太多，希望主办方在时间上不要给我卡得太死。咱们直接进入正题。

今年11 月 9 日是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纪念日，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日子。常见的舆论惯于强调社会主义政权宛如奇迹一般的瓦解，简直就像梦想成真，不可思议的事情接连发生，几个月之前人们还认为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局面纷纷成为了现实：首先是自由选举，然后共产主义政权像纸牌屋一般瓦解崩溃，等等。在波兰，谁敢想象政治犯出身的莱赫.瓦文萨居然也能自由选举总统，而且竟然还当选了？不过——这个“不过”堪称更大的奇迹——仅仅几年后，共产主义者就同样通过自由民主选举再次掌权，瓦文萨完全被边缘化，国内人气甚至赶不上曾经动用军队镇压团结工会罢工的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逆转？针对这种逆转的标准解释认为，人们的期望不够成熟，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从一开始就脱离实际；他们想要鱼与熊掌兼得，想要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和物质丰富，又不愿付出代价，不愿失去或多或少得到共产主义政权保证的安全和稳定。正如讽刺的西方评论员指出的那样，争取自由和正义的崇高斗争在现实当中变成了对于香蕉与毛片的狂热。

当后共产主义国家的人们不可避免地陷入失望之后，三种有时相互对立有时相互重叠的反应随即油然而生。第一种是对美好的共产主义时代的怀旧，第二种是以法西斯主义为原型、以民族主义为旗号的民粹思潮，第三种则是姗姗来迟但是终究卷土重来的反共妄想狂。前两种种反应很容易理解。不必过于认真地看待共产主义怀旧情结，在我看来这一情结远远算不上重返社会主义伟大过往的严肃渴求，反而更贴近对于过往的悼念，旨在通过悼念友好地摆脱这份过往。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也不是东欧各国的专利，这一现象在所有深陷全球化漩涡的国家都很普遍。真正有趣的现象在于反共思潮的诡异复兴，因为此时距离共产主义体制的解体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这个现象确实非常神秘。共产主义体制解体两三年之后，共产主义曾经一度或多或少地沦落到无人问津的境地，只有当人们讨论其他相关话题时才会提一句。但是最近在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突然就兴起了一阵全新的反共产主义思潮。

为什么？我认为它背后的原因很简单，逻辑如下：既然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得多，而且我们早已放弃了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依然如此悲惨？如果你真心相信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得多，那么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共产主义者依然藏匿在暗地里掌控着国家。换句话说，眼下这套资本主义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而是由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暗中扭曲操纵的伪资本主义。我一直试图向他们解释：“你们都想多了，这玩意就是如假包换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当权派的扭曲操纵。”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东欧各国的人们抗议共产主义政权时，其中绝大部分人的诉求都不是让资本主义取代共产主义。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团结与大差不差的公平公正，他们想要不受国家管控的自由个人生活，想要自由集会与自由交流的权利，他们想要单纯且真诚的生活，免于粗陋的意识形态灌输与盛行的犬儒式虚伪。正如许多眼光敏锐的分析家所观察到的那样，抗议者的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来自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摒弃人们的这种期待？人们的失望真的只是思想不成熟的表现吗？他们莫非只是一帮乌托邦主义者吗？还是说持续不断的金融危机证明了现今的全球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只不过是看上去很美的乌托邦？无论如何，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场左派的失败，一场真正的失败，而且我们甚至没想到这场左派失败的规模究竟有多大。首先，今天咱们这样的产业工人工会在当今世界几乎是一个美好的例外，尤其是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在许多欧洲国家当中，你几乎可以像临床医生观察病人那样审视旧式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的左派势力的解体过程。最早解体的是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左派，接下来经历了二十年的延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左派也开始解体，你可以在德国西部以及法国等地看到这一点。如果你问我，那么我认为我们正在走向全新的状态——如今的波兰正是如此——在这种状态下，政治对立不再存在于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与基督教民粹保守派之间。如今的政治对立的一方是主张自由宽容、浑身披挂政治正确、信奉经济自由与市场自由的资本主义主流政党，另一方则是民粹主义反动势力。更糟糕的是，如今唯一胆敢提及工人阶级之类下流观念的政治派系通常是民粹主义右派。至少在欧洲，左派的残存势力非常惧怕被人斥责为“沉湎于十九世纪的滑稽剧当中不可自拔”，以至于甚至不敢提及“工人阶级”这个术语。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的宣传努力旨在说服自己和别人：“我们实际上是代表新后现代动态数字资本家群体的党派。”

那么我们目前的境地如何？在这场失败当中发生了什么？让我举个例子——对不起我又要超时了，你们可以权当我已经进入了演讲结束后的观众提问环节，只不过我回答的是我自己的提问而不是你们的提问。据我所知，如今来自左派的唯一有趣的经济建议就是所谓的普遍基本收入与基本租金。我认为这一主张几乎成为了我们当前状态的典型症状，因为这是一个完全不可能的梦想：我们可以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来运作资本主义。这项主张提出了一项非常精彩的创新：每个公民都应该在独立于就业状态的前提下从国家获得一定的最低生存费用，以保证其能够达到最低生活标准。这样一来我们既可以解决失业问题也可以解决消费主义问题，因为通过向人们提供金钱，市场上将会有足够的需求来预防经济危机。更有甚者，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的人们原本处于弱势，因为这些人别无选择，必须出卖自我才能糊口谋生。如果有了普遍基本收入，工作与否将会成为真正的选择。

问题在于，如果你试图将这一主张纳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就会发现它看起来非常疯狂。首先，普遍基本收入的本质其实是租金。今天的新兴数字产业越发将租金作为企业收入的主要来源。显而易见，比尔.盖茨的财富源头不是老式的利润而是租金。为了讲清这一点，我们必须追根溯源，甚至要在必要的时候批判马克思本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一书的著名段落当中提出了非常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如果将知识——从科学知识到专业技能——当成生产过程中的最关键角色，那么认为劳动价值基于劳动时间、将劳动时间当做价值源泉的理论将会变得毫无意义。马克思使用了著名的“一般智力”这一术语，认为一般智力将会越发取代直接劳动成为价值的源头。但是马克思在这里犯下了最大的错误。他差一点就要过于单纯地期待，一旦资本主义走到这一步就会崩溃，整套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劳动时间不再是价值的源头了。马克思无法想象的是，他所谓的一般智力与知识积累本身居然也可以被私有化。如果你处于市场的垄断地位，那么就可以利用一般智力来收取租金而不是赚取利润。如果我没错的话，我认为今天的情况正是如此，比尔.盖茨之流通过垄断市场大赚特赚——随便哪个白痴都知道微软并不是最好的程序，那么为什么我们都在用？因为盖茨占据着实际上的垄断地位，所以我们只有支付租金才能参与一般智力的共享。这是马克思没能完全理解的地方。

另一方面，马克思还犯了另一个极大的错误。他坚持认为价值的唯一源泉是劳动，并且举了一个非常不妥当的例子——尽管他的理论本身没问题——即石油。但是今天的石油恰恰成为了价值来源，只不过赚取的并不是利润而是租金。我认为，如果将基本租金也纳入考量的话，那么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难免面临十分荒谬的情况：全社会只有一个人数有限的生产核心，由老式的工人与资本家组成，至于大多数其他人都在剥削他们。所谓其他人包括收取租金的人，自然资源的拥有者，等等。对我来说结论绝不是“我们应当放弃无产阶级与剥削之类的概念”，而是“我们需要重新定义这些概念”。

关于普遍基本收入理论的另一点有趣的讽刺在于，基本收入在欧洲的主要支持者是安东尼奥.奈格里，此人在过去十年提出了一个一体两面的观点，而现实已经证明了他的错误。一方面他认为帝国是全新的主权形式，帝国的出现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式微，等等；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我们全都是游牧民族，谁也不会在意你是不是某国公民。但是一个国家要想推行普遍基本收入，中央政府就必须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必须由中央政府承认你是本国公民；而基本租金也就成了为了换取身为某国公民的特权而缴纳的租金。我认为这是活生生的辩证法。在我看来讽刺至极的是，身为理论家的奈格里极力宣扬一套思想，与此同时又提出了一个完全违背这套思想的建议。你们都应该读一下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的文章，此人是一位比利时社会学家，也是基本收入主张的支持者。他之所以支持基本收入，是因为他觉得这是资本主义获得合法性的唯一途径。我认为这也只是空想而已，但是另一方面我还认为这同样是左派失败的标志：今天最激进的想象、最有心气成为现实的想象就是接受资本主义本身，同时梦想一个完美的福利国家。

那么左派的失败如何起效？我要提到阿兰.巴迪乌，他描述了革命运动失败的三种不同方式。第一种当然是直接失败，革命被敌对势力碾碎。然后是胜利本身的失败，革命者通过接管敌人的主要权力议程而至少暂时胜过敌人，例如在议会民主制度当中赢得选举或者在所谓的极权体系当中抢班夺权。革命者通过模仿敌人而获得胜利，结果自己最终变成了敌人的样子。然后巴迪乌声称还存在第三种最真实也最可怕的失败：革命者们出于本能而完全正确地意识到，任何革命一旦巩固成为全新的国家权力，也就意味着革命遭到了背叛，但是仅凭这点认识却远远不足以让革命者在社会现实当中发明或者强加真正的替代性社会秩序。于是革命运动被迫采取了玉石俱焚的绝望策略，为了保护革命的纯洁性而诉诸于极左的破坏性恐怖——这方面的例子往轻了说有文革，往重了说有红色高棉，等等。巴迪乌恰如其分地将这最后一种情况称为“虚无的牺牲性诱惑”（sacrificial temptation of the void）。

接下来我引用一段巴迪乌的原文：“在毛时代的红色岁月，最流行的一条口号叫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但我们知道，遵循这条口号并不容易。如果说主体性对于斗争的恐惧远远小于对于胜利的恐惧，那是因为斗争的风险仅仅会让斗争主体经受一时一地的失败可能——这一次进攻未能奏效，下次重振旗鼓即可。可是胜利的风险却可能让胜利主体遭遇最可怕的失败：他们将会意识到胜利只是徒劳，只不过是为旧秩序的重复与还原进行铺垫，革命永远只能是过渡状态。这时候虚无的牺牲性诱惑便会趁虚而入。解放政治的最危险敌人不是现有秩序的压迫，而是虚无主义的内在化，是填补虚无所需的无限制残酷。”这番话听上去简直有几分海德格尔的派头。但是实际上巴迪乌在这里所说的恰好是毛的“敢于胜利”的反面——我们应该害怕胜利，害怕取得权力，害怕建立新的社会政治现实，因为二十世纪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教训：革命胜利的最终结果要么是恢复旧秩序——回归国家权力逻辑，要么是陷入自我毁灭式净化的恶性循环。所以巴迪乌提出用“剔除”（subtraction）代替二十世纪的革命逻辑：与其争取胜利与权力，倒不如与国家权力保持距离，创造一个从国家体制中剔除出来的空间。

尽管我很能体谅他的主张，但是我依然认为这条主张的代价过于高昂。这意味着巴迪乌已经认命了。说的明白一点，我们根本就不该与资本主义作对。巴迪欧自己说的很清楚：“我就不理解‘与资本主义斗争’是什么意思。”有一次他在意大利接受采访时还说过——他这些反动言论我都记在小黑本上了——“资本主义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你要怎么与空气斗争呢？”他这话未必没有几分道理。嘲笑他很容易，回答他的问题则困难得多。但是我们认为我们至少应该承认问题确实存在。诚然，资本主义如今在某些层面上确实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最基本组成部分确实已经成为了我们呼吸的空气。既然说到了巴迪乌，我想请大家注意区分两个概念。用巴迪乌的话来说，这两个概念分别是构造性意识形态（constituted ideology）和构成性意识形态（constitutive ideology）。构造性意识形态就是二手的、经验性的意识形态，例如胡搅蛮缠、谬误推理、疯狂偏执等等。构成性意识形态则是更加危险的正式意识形态，是人们借以进行思考的无形论坛。

我举个例子：你们美国人现在正在进行的全民医保辩论。我这个年纪与体格很需要医保，我热爱医保，就像福克斯电视台上的萨拉·佩林一样热爱——美国这么多电视台我只看福克斯，因为就这个台还有点意思。福克斯的疯话你们也都听过，说什么奥巴马打算成立一个专家小组来决定哪些美国人能活，哪些要死。还有更精彩的观点——也是我最喜欢的观点，听一听就能让我感到智力层面的性高潮——我在某份文宣当中读到，奥巴马已经秘密建造了遍布美国的三千座小型集中营，只待某个月黑风高之夜就要将全体美国爱国者一网打尽。这还不是最精彩的部分，接下来才是：奥巴马知道美国警察部队过于爱国，不能将这项任务交给他们，所以他从乌戈.查韦斯那里秘密借调了一批委内瑞拉警察。这些疯话固然可笑，但是我们依然在更基本的层面上面对着选择自由的问题。自由选择是意识形态最危险的部分，自由选择决定了思考的领域，并且抹杀了许多事物。

这一机制如何运作？我重复一个老故事。一年前我不幸地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与伯纳德.亨利.利维（Bernard-Henri Levy）进行了一场公开辩论。他提出了若干可怜兮兮的观点来主张自由主义的宽容：“你不想生活在一个人们可以嘲笑主流宗教而不必担心被杀的社会当中吗？你不想让女性自由选择服饰与爱人吗？”我也提出了若干可怜兮兮的观点来主张共产主义：“随着粮食危机与生态危机的加剧，以及国家之间新壁垒的兴起，难道不需要找到一种与自由市场以及国家管制都根本不同的全新集体行动模式吗？”问题在于，如果只是泛泛而言的话，我们两个都会同意对方的大部分主张——要不然你让我说什么？“我才不想让那帮妇道人家自己挑男人”？利维确实在辩论现场说过：“如果你说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那么我也是共产主义者了。”在我看来这一点恰恰证明了我们全都无法摆脱意识形态。我们尽管在构造性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吵得不可开交，但是依然共享某些构成性意识形态的思考框架，而这些框架的作用在于隐没我所谓的背景声音。我们当然都希望女性可以自由选择伴侣，但是在今天这个全球化世界做出这样的主张究竟是什么意思？打着解放妇女的旗号轰炸其他国家究竟有没有道理？这些不可见的背景才是关键。恰恰正是因为我们深切沉浸在意识形态当中，所以才会有些分析家将当代意识形态的主要特点称作文化资本主义——这正是今天的资本主义的展现形态。

我举一个所谓文化资本主义走向极端的绝妙案例。我最近看到了一则汤姆布鞋的广告，这家公司成立于2006年。他们的宣传声称公司立足于一项简单的前提：“您每购买一双鞋，汤姆都会给贫困儿童赠送一双鞋。借助个人购买力造福整个社会是我们致力实现的目标。地球上有60亿人，其中40亿人的生活条件恶劣得难以想象。让我们迈出通向更美好未来的一步吧。”他们的座右铭“一对一”提供了一把钥匙，让我们得以解读汤姆布鞋赖以存身的意识形态机制：利他主义慈善与消费主义自私之间的关系成为了一种交换。换句话说，消费主义自私的罪恶——购买一双新鞋——的代价得到了利他主义慈善的偿付——那些真正需要鞋子的穷人得到一双免费的鞋子——因此罪恶本身也得到了抹消。这个过程的高潮就在于，参与消费主义的行为同时也被呈现成了参与斗争的行为，斗争的对象则归根结底源自消费主义，而消费主义的罪恶又源自资本主义。

我不想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复述旧例子，但是我正是因此才极其厌恶星巴克咖啡。我只有在走进星巴克时才忍不住想要成为野蛮的消费主义者。“没错，我们的咖啡要贵一点。但是当你购买咖啡时，你不仅仅购买了一杯卡布奇诺，而且还巩固了社区伦理，结识了朋友，保护了雨林，支持了饥肠辘辘的危地马拉儿童，等等。”我几乎忍不住想说：“去你大爷的！我就想喝杯咖啡。我不想跟危地马拉儿童扯上关系。干死那帮小兔崽子。”消费主义行为被塑造成了消费主义的反面。我真想看看某个左翼独裁政权说两句大实话。假设你从这家政权手底下的星巴克拿到账单，总共两美元五十美分，那么细分起来就是“三十分钱的税、一美元的咖啡以及一美元的意识形态”。你不仅买到了商品，还买到了意识形态的满足。我不仅仅是在买东西，我正在做事情——正在帮助热带雨林什么的。

按照这种方式，就连切格瓦拉都能被转化为无所不包但却又什么都不代表的象征。切格瓦拉可以象征反抗专制的青年人，与穷人以及受剥削者保持一致的立场，或者殉难圣徒的气质；又或者他也可以象征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创业精神或者大公无私。几年前甚至还有一位梵蒂冈高级代表宣称，之所以纪念切格瓦拉是因为人们钦佩一个为他人利益冒险并且献出生命的人。但是这种大抵无害的各方认证也混杂着对立面，也就是针对切格瓦拉的下流商品化。最近一位澳大利亚朋友向我发送了一家澳大利亚公司的广告口号。这家梦龙公司推出了一款“车厘子格瓦拉”雪糕，并将其宣传重点放在了食用体验上。包装袋上的说明词这样写道：“车厘子的革命斗争惨遭粉碎，因为它们受到了双层巧克力的上下夹击，愿它们的记忆在你口中永垂不朽。”*虽然这只是在开玩笑，但却是非常有效的玩笑。

*【http://sixthseal.com/2003/03/16/magnum-the-sixties-nine-2-cherry-guevara/，这款雪糕的木棒上还印有“咬紧牙关到最后！”（WE WILL BITE TO THE END!）字样——译注】

这正是今天资本主义的胜利。整套意识形态历史叙事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以至于社会主义看起来成了某种保守的、等级化的、行政性的存在，忘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反对资本主义。突然间就成了“再见社会主义，真正的革命是后现代文化资本主义”等等。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这种意识形态的物质来源在目前关于医保改革的持续辩论当中尤为明显。在这里我们触碰到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自由选择。正如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说，当今时代是所谓的“风险社会”，统治意识形态试图将拆解福利国家引起的不安全感包装成全新自由的机会兜售给人们。诚然，你必须每年换工作，依靠短期合同而不是长期稳定的任命。但是为什么不把这一点视为摆脱一成不变、不断自我重塑、不断发掘自我潜能的机会？诚然，你不能再依赖标准的健康保险和退休计划，必须选择额外的商业保险。但是为什么不将这一点视为选择更好的生活乃至长期安全的机会？如果这种困境使你感到焦虑，今天的意识形态学家会立即指责你无法承担完全自由，指责你逃避自由，指责你幼稚地执着于旧的稳定形式，等等。

更妙的是，对于拥有个人心理活动并且具有自然能力的主体来说，当这种情况被写入主体的意识形态之后，我们就会自动地将所有这些变化解释为自身个性的结果，而不会认为自己遭到了市场力量的摆布。正如约翰.格雷（John Gray）所说：“我们被迫像自由人一样生活。”这种被迫自由生活的极端情况就是目前流行的反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应对贫困问题的方式：将贫困呈现为个人选择。宣扬流行生活方式的杂志、书籍和文章都建议我们走出消费主义，清心寡欲地生活，摒弃非得拥有最新产品的冲动。这种解决方案的意识形态偏见是显而易见的。它将贫困描绘成自由选择，将其心理化，而不是将其看作客观的社会困境。话说到这里我要批评一下我的祖国。二十一世纪头几年的斯洛文尼亚总统雅内茨·德尔诺夫舍克是一名冷酷的技术官僚，也是一名自学成魔怔的新纪元宗教信徒。他曾经习惯于在一份流行周刊上回答读者来信。在一封读者来信当中，一位老太太抱怨自己的退休金太低，平时吃不起肉，也没法出门旅游。总统的回答如下：她应该为她的处境感到幸福。粗茶淡饭比起大鱼大肉更加健康；而且与其头晕脑胀地满世界乱转，她更应该踏上寻求精神满足的内心之旅。

我们当中有些人应该还记得一句不中听的旧时代共产主义口号：“反对资产阶级的形式自由。”虽然这句话很荒谬，但在形式自由和实际自由之间确实存在见真章的时刻。形式自由是在现有权力关系坐标内进行选择的自由，而实际自由只有在我们能够改变这些坐标时才会增长。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来思考医保辩论时，选择自由就呈现出了另一幅面目。假设奥巴马医保改革得以通过，一大部分美国人口确实将会失去某些非常可疑的自由，例如担忧谁将为他们的疾病买单的自由，以及在错综复杂的财务罗网当中寻找解脱之策的自由。今后他们将会像依赖自来水或电力一样将基本医疗保健视为理所当然，而不必在不同的供水供电公司之间艰难取舍。他们将获得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其他事情当中。换句话说，选择自由未必总有价值。我反正不想生活在一个必须自行选择供电公司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我更想让供电简单地处于背景当中。为什么不能让医保也这样呢？这是可以做到的，看看欧洲吧。我最近去了挪威，这可不是共产主义国家，但却是具有极高程度——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历史塑造了这一点——所谓“集体决策精神”的国家。当所谓的后现代资本主义危机袭来时，当生产实际商品的老式产业面临惨败时，挪威人做到了某些难以想象的事情，某些根据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预测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社会代表，工会代表，甚至资方经理举行了见面会，做出了大规模决策，并且让这些决策得到了成功落实。我并不是说挪威就是我们的理想目标，我是说我们应该摒弃以下意识形态，即所有大规模决策都会自动蜕变成噩梦般的官僚主义。

所以我们要学到的教训是，选择自由只有在一张由法律、教育、道德、经济以及其他条件共同组成的复杂网络当中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这张网络就是我们行使自由时不可见的厚重背景。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不该说：“不，我们不想要更多的自由。”而是应该说：“等等，自由不是空中楼阁。”顺便说一句，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想要拥有一个运作良好的自由主义国家也依然需要越来越强大的国家机器。小布什的总统任期就是这一点的明证。所谓的国退民进在美国就是瞎说，人类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过美国这样权力强大、调节如此众多事物的国家机器。我完全没有在这一点上批评美国的意思，而是说为了做出选择，你总是需要某种背景、某种上下文。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你关注某些选择，那么哪些其他选择将会遭到忽略甚至干脆消失？搞清楚这个问题是今天的主要任务，换句话说就是要让厚重的不可见背景变得可见。特别对于我将要进一步探讨的这些高贵的多元文化项目来说，我们应该始终询问具体背景是什么。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可能有些人不大爱听。大约一年前我去了一趟安姆安拉与耶路撒冷，了解到以色列正在耶路撒冷东部的所谓“圣盆地”地区悄悄进行一项非常昂贵的多年发展计划。这里坐落着许多最重要的宗教和国家遗产，就在耶路撒冷老城城墙外面。以色列企图加强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首都的地位，这项发展计划也是这方面努力的一部分。该计划的部分内容已经外包给了私人团体，这些团体同时正在购买巴勒斯坦的地产，但几乎没有受到公开的国际审视。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垃圾场和荒地被清理并且改造成了大型花园和公园，现在已经向游客开放。游客们可以沿着崭新铺设的小径且行且观，欣赏壮丽的景色，一路上遍布着指示犹太历史重要事件的崭新标志与展示牌。另一方面，许多未经许可就盖起来的巴勒斯坦房屋遭到了很方便的清除，从而为该地区的重新开发创造空间。这个圣盆地是一个无限复杂的景观，点缀着三大一神教宗教的神殿与隐藏宝藏。以色列官方宣称，这块地区的发展为得是所有人的利益，包括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旨在修复当地的景观，将会吸引更多的全球游客参观这片全球关注的区域。然而就像“现在和平”组织指出的那样，这个计划的真实用意是创建一个意识形态的耶路撒冷公园，以确定犹太人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这就是我所面临的问题。我很同情我的朋友乌迪·阿洛尼（Udi Aloni），他最近遭到《纽约书评》的攻击，因为他质疑了多伦多电影节的某几部参展影片。我并不支持抵制犹太艺术家什么的。但是当我支持他的电影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一年前我去了耶路撒冷电影节，不是作为官方邀请的嘉宾，而是作为私人人士。耶路撒冷电影节的宣传口径如下：我们身处于疯狂仇恨的环绕当中，而我们这场电影节则是宽容的孤岛。我觉得这很荒唐。宽容之岛？这个宽容之岛的功能正是为了掩饰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的镇压。因此我主张我们必须对于此类意识形态运作保持高度敏感，因为这些运作的功能是模糊遮掩实质性的文化与经济暴力，而且往往正是此类暴力支持了所谓了开放多元文化区域。

话说至此，我们不得不尊重以色列国开国一代的残酷诚实，他们丝毫没有抹杀建立新国家时犯下的罪行。他们公开承认他们没有权利占领巴勒斯坦，只不过他们的压制力量超过了巴勒斯坦人的抵抗力量而已。人们今天往往惯于忘记这一点。我钦佩他们，因为他们至少在这个层面上很诚实。本·古里安等人从来没有说过“这是我们的圣地”什么的。我引用一段令人瞠目结舌的原话。1956年4月29日，一群从加沙越境而来的巴勒斯坦人潜入纳哈勒奥兹，企图抢收以色列集体农庄的庄稼收成。当时有一位名叫罗伊.罗特堡（Roi Rotberg）的青年农庄成员正在田地里巡逻，见此情形随即骑马冲向巴勒斯坦人，并且挥舞着棍子驱逐他们。但是巴勒斯坦人当场枪杀了他并且将他的尸体带回了加沙地带。当联合国送回他的尸体时，他的眼睛已经被挖了出来。时任以色列总参谋长的摩西·达扬在罗伊的葬礼上发表了悼词：“今天我们不要责怪杀人者，我们有什么理由质疑他们的致命仇恨？他们在加沙难民营生活了八年，而我们则在他们眼前将他们和他们的祖先世代栖息的土地和村庄改造成了我们自己的产业。要想为罗伊讨回血债，我们不应该转向加沙的阿拉伯人，而应该转向我们自己人。我们怎么能闭上眼睛拒绝正视我们的命运，拒绝正视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无论其中包含多少野蛮残忍？我们是否忘记了这些居住在纳哈尔奥兹的年轻人肩负着沉重的加沙大门？”

姑且不考虑这段演讲当中玩弄意识形态的手段——例如将罗伊比作同样被夺去双目的参孙，这位圣经人物后来成为了以色列国防军建军神话的英雄——首先最醒目的一点在于这段话的不当结论，也就是前半截与后半截之间的脱节。在前半截当中，达扬公开承认巴勒斯坦人有权憎恨以色列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夺走了他们的土地。然而他的结论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自认有罪，而是完全接受“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无论其中包含多少野蛮残忍”。换句话说这一代以色列人必须肩负重担，但是并非罪孽的重担，而是战争的重负。在这场战争当中，强力即为正义，强者即为胜者。这并不是一场维护正义原则的战争，而是你死我活的战争。最近以色列自我合法化的境况完全抹杀了达扬的洞见。

我认为我很乐意体谅以色列人的难处。如果我们打算考虑巴以冲突局势的全部复杂性，那么我们也应当遵循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的口号：“态度要现实，诉求要梦幻。”（Be realistic. Demand the impossible）如果我们从无尽的中东谈判当中学到了什么教训，那就是和平的主要障碍恰恰正是被人们视作态度现实的解决方案：巴以各成一国。巴以双方都不真正希望这种解决方案得到落实，以色列很可能希望多占据一点西岸地区，尤其是准备加入约旦的那部分地区；巴勒斯坦人则要求恢复1967年巴以边界。双方都不想接受两国方案，但是两国方案却被视为唯一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另一项方案则被双方一齐视为梦幻。这也是最简单且最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巴以双方合并成一个双民族世俗化国家，国土包括现在的以色列领土以及加沙与约旦河西岸的全部被占领地区。有些人认为双民族国家是一个早已被长期仇恨与暴力戳破的乌托邦梦想。对于这些人来说乌迪·阿洛尼的回答很简单：这根本不是乌托邦。双民族国家本来就是当今以色列和西岸的现实情况，整片土地实际上都由以色列的主权力量控制，只不过遭到了内部边界的割裂。因此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废除民族隔离制度，将巴以地区改造为一个世俗的民主国家。我不是说这种前景一定会成真，我只是说如果这种前景不能成真，那么暴力冲突必然无休止地继续。显然我更倾向于巴勒斯坦一方，但是双方都很乐意将当前的冲突局面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而选择梦幻的疯狂之举可能是对抗今天的道德空虚的唯一途径……

……印尼有一位安瓦尔·孔戈，他和他的朋友们现在是受人尊敬的政治家，但是曾经率领黑帮与行刑队在1966年印尼暴乱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政变上台的军政府杀害了大约250万名所谓共产主义者，其中大多是华人。他们是获得胜利的杀人凶手。他们的罪行没有被当成肮脏的秘密遮掩起来，没有被当成需要抹杀的建国罪孽。相反，他们居然公开夸耀自己当年杀人害命的细节。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居然自愿在摄像机面前侃侃而谈——这些言论根本不是用隐藏式摄像机拍摄的——语气甚至不算快意，仅仅只是淡然而已。孔戈表示，自己率领了二三十次扫荡之后，终于发现强奸妇女最爽的方式就是找个哥们拿着电线勒住女性的脖子使其窒息。2007年10月，印度尼西亚国家电视台制作了一档谈话节目来赞美安瓦尔和他的朋友。在节目当中，安瓦尔声称当年杀人的手段受到了黑帮电影的启发，容光焕发的主持人随即转向摄像机镜头说了一句惊人的话：“让我们为安瓦尔·孔戈鼓掌。”然后她问安瓦尔是否担心受害者的亲戚复仇，他们的回答是：“如果他们胆敢还手，我们就把他们消灭掉。”演播室的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一幕简直太可怕了，就像噩梦一样。公众居然公开地为杀人凶手欢呼雀跃。他们甚至明确表示，让他们高效杀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将自己想象成好莱坞黑帮电影的主人公。这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非常吓人的洞见，让我们得知了他们需要怎样的虚构才能做出此等暴行。这帮人甚至比纳粹更不要脸，纳粹还知道要销毁集中营里屠杀犹太人的文件证据，这帮人却在电视上侃侃而谈：“你捏住他们的蛋之后这么拧比那么拧更疼。”

我们必须询问：“怎么会这样？”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绝不能打种族主义牌：“谁让印尼是穷山恶水的第三世界国家来着？”印尼的这一幕正是我们所说的由全球化造成的伦理灾难的起点，但是我们可不能认为这一幕仅限于第三世界国家。如果你关注贝卢斯科尼目前在意大利搞出来的花活，你就会明白虽然西方社会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但是也已经很接近了。作为一个老左派，我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我们居然会生活在一个左派人士需要站出来捍卫公共礼仪与基本礼节的时代。1968年那会儿，我们冲着掌权者大骂“艹你妈”，现在掌权者也开始骂脏话了。意大利的情况真令我担心，身为国家元首的贝卢斯科尼居然有意拿自己开涮，破坏自己的权威。米歇尔.福柯在后期讲座当中谈到过所谓的“愚比主义”，这个词出自法国剧作家雅里的作品《愚比王》，讲得是一个丑角如何掌权的故事。意大利距离这种局面已经很接近了。几周之前贝卢斯科尼的一位律师宣称：“关于贝卢斯科尼总理阳痿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他很乐意在法庭上证明自己雄风不堕。”我放眼看去，到处都是权力愚比化的趋势，因此我们不应该害怕为了公共礼仪与文明等等而挺身而出。当然，这种文明不是资产阶级主张的与人为善正能量，而是与斗争精神牢牢绑定的文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任务：敢于斗争的文明，绝不保守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