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 达萨

一个教训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145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肿病的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

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

别的省份，则可能有的地方要犯像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他们如果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在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

千钧重担压下去，是乡干部（基层）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干，少于一点就被叫作“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

解决办法：

（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

（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记者对一切事物应保持冷静的头脑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传达）

　　作报纸工作的，作记者的，对虚和实的问题，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

　　矛盾有正面，有侧面。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群众运动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面去看，对运动的成绩和缺点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好事情也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比方瞒产？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好多年吃不饱，不够吃，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

　　虚报不好，此瞒产有危害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为什么虚报？干部作风固然有关系，但也因为有人喜欢虚报。如果虚报一万斤，你说这不是事实，他就不报了。因为他说他报的不实，如果你说他报的还不够，他就更会虚报。

　　紧张好不好？没有紧张就没有跃进，跃进必然紧张，紧张形势有好处。

　　我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当时湖南的形势是：农会的威信很高，农会说一句，地主富农非照办不可。说坏话的人站不住脚。这种空气，说明革命高潮。现在农村有一种形势，人人说干劲，个个说跃进，无人敢说坏话。这是好的，不能说不好。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提意见的人少了，这也不好。有些任务分明完不成，有些作法显然不妥当，也不敢提意见，这就不好了。大家鼓足干劲，苦战几昼夜，要的。但有许多人累得病了，甚至死了，就不好了。所以，对紧张这件事情，要两面看，适当加以调整。

　　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强迫命令，不好。为什么要有强迫命令？一定的强迫命令是需要的。如果什么事都命令，就不好了。有些事情也并非强迫命令，例如党委的决议，一定要办。总要有集中。集中的过程要有民主。要提倡民主作风。反对强迫命令。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强迫命令”，不反对。要反对命令主义。

　　记者要善于比较。唐朝有个太守，他问官司先不问原告被告，而先去了解被告周围的人和周围的情况，然后再审原告被告。这叫做勾推法。这就是比较，同周围的环境比较。记者要善于运用这种方法。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如果别人说全好，那你就问一问：是不是全好？如果别人说全坏，那你就问一问。一点好处没有吗？

　　现在全国到处乱哄哄的，大跃进。成绩很大，头脑热了些。

　　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这种思想方法首先是各新华分社的记者、北京的编辑部要有。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

　　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静。

对《人民日报》的两段指示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说，主席在郑州谈话（一九五八年）时，对《人民日报》提了两点意见：

　　从九月份以来，宣传的火力比较集中。九月份以前，中心还不突出。《人民日报》总要冷静些。（有人又说．要当头脑冷静的促进派。）《人民日报》在三年困难时期，登了那么多鬼戏，宣扬有鬼无害论，至今没有进行批判，欠了账不还是不行的。迟早都要还。

　　《人民日报》一方面宣传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一方面又宣传有鬼无害论，自己把自己置于什么位置。

对大跃进报导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末于武昌）

　　要实事求是，不要浮夸。要作冷静的促进派，要鼓实劲，不要鼓虚劲，冲天的干劲要与严格的科学的态度相结合。

在武汉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一）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

　　作什么事情都要中央与地方、条条与块块相结合，这么一种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的方法，否则搞不好。这次是不是泼李富春的冷水？计划要积极可靠，放在稳妥的基础上，还要鼓气，不要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接受一九五六年的教训。地方也有条条与块块的关系。第一书记是块块，分工的书记是条条，也要结合。第一书记要和工业书记结合。北戴河会议一股热情，三千万吨，当中一千万吨是主观主义，事非经过不知难。（总理插话：确非神秘、并不简单。××：钢铁的指标各地还可研究，减一点对国家的计划不会受影响。钢、电、交按第二个方案。其他指标按第一个方案。）

　　六号、七号开中央全会，要不要提纲挈领讲一下，计划搞一个时期再看看。明年七月一日再定。粮食原来并没有计划翻一番，开了几次会议就提上去了。农业的“八字宪法”只管地，不管天（管不了日照和空气），天、地是对立的统一。好的东西不要字数太多，老子一辈子只写了五千多字。工业与农业不同，工业方面的相互关系牵制很多，搞钢必须搞煤、电等等，缺一环也不行。农业方面相互关系牵制比较少一点。党、群众、技术人员三结合，试验田、高产是对人类的一大解放。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三三制打破了许为保险系数，还是写进去好，时间上再灵活一些，再修改一下，全国大多数地方每人一亩左右。

　　人民公社再讨论两天，作好修改。这次很多问题展开了，回答了城市要不要办公社，肯定要办。民兵和家庭问题，杜勒斯攻击我们，说我们是奴隶劳动，破坏了家庭。资本主义早破坏了家庭，金钱关系，父不认子，各人开解。我们现在公社会养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工资差额略为展开一点四清左右或者更多一些。认为农民有平均主义倾向，但也不能过重悬殊，但也不能没有差额。苏联的工资差额悬殊太大，我们不照样学。将来，这样一点工资算什么？十五元算什么？总得有三十元，四十五元了，都提高到几十元差别就没有了，这是指的乡村。城市的差额还会更多一些。这是必要的，城市里不要砍掉黄炎培、梅兰芳、教授的工资，将来社会产品丰富起来，低工资提起来，完全接近了，就进入共产主义了。所讲按劳取酬和各取所需的问题，如何平均？由下长上去。

　　作风问题，以半天时间谈一下。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强迫与报假，枣阳县一个文盲未扫除，报告说是消灭了。强迫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阶级异己分子，一部分是蠢人。强迫命令的人究竟有多少？百分之一、百分之五、还是百分之十，今年十二月或明年一月，各地都要开党代表大会，谈谈作风问题。

　　今年下半年出现了两个大问题，一为人民公社，二为以钢为纲。大家有点紧张，现在搞条例，心情就舒畅了。人民公社文件是从郑州会议搞起来的，有所准备。计划会议是条条搞的。华东现在走下坡路。过去没有想那些条件．有煤炭也运不出来。

　　一九五九年的农业生产，今年粮食是七千五百亿斤。明年增到三千亿斤，达到一万零五百亿斤，每人平均一千五百斤以上。苦战三年。达到每人两千斤。薯面也还要有一点。今年来一个以多报少方针，留有余地。棉花今年报六千七百万担，明年一亿担。粮食收成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增加一倍左右？可以写增加百分之九十左右比较妥当。吃饭问题。究竟把话说满好，还是留有余地？明年春天会不会有的地方吃不到三顿干饭？广东下命令一天三顿吃干的。山东的群众说，现在吃煎饼，明年春天怎么办？现在粮食摸不到底，是否现在少吃些，以后多吃些。各地议一议。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

　　讲些意见，不是结论，决议就是这次会议的结论。

　　一、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四月成都会议、五月党代表大会没有料到的。其实四月已在河南出现，五、六、七月都不知道，一直到八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作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我们曾经说过，准备发生不吉利的事情，最大的莫过于战争和党的分裂。但也有些好事没料到。如人民公社四月就没料到，八月才作出决议。四个月的时间在全国搭起了架子，现在整顿组织。

　　二、保护劳动热情问题。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以多报少。以多报少危险不大，以少报多就很危险，一百斤报五十斤，不怕，本来是五十斤报一百斤就危险。主要的毛病在于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只注意生产。怎么处理？犯错误的人在干部中是少数，对于犯错误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一次、二次……不予处分，作自我批评就够了。大家议一议。不能以我一个人的意见，就作为结论。对于严重违法乱纪，脱离群众的干部，约占县、区、乡干部的百分之一、二、三、四、五到此为止。各地情况不同，应加以区别。对这一些人，应该予以处罚，因为他们脱离群众，群众很不喜欢他们。没有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不处分的方针，就不能保护干部。就会挫伤干部的热情，也会挫伤劳动者的热情。没有对严重违法乱纪的一部分人。经过辩论，区分情节，给以轻重不同的处分，也会挫伤群众的热情，有些特别严重的要做刑事处理。总之，要有分析，其中有些是阶级异己分子，有些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但情节恶劣的，如打人、骂人押人、捆人，要给予处分。湖北已经撤了一个县委第一书记，他在旱情严重时，没有抗旱，而谎报抗旱。总之处罚的要极少，教育的要极多，这就是能保护干部的热情。也就保护了劳动者的热情。对群众中间犯错误的人。方针也是如此。

　　三、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问题。这个口号是否适当？三年办得到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同志提出来的。开始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釆取了这一口号，那时是指农村讲的。后来不知那一天，推广为“苦战三年。改变全国面貌”。曾希圣想说服我，拿出三张河网化地图，说农村可以基本改变。农村也许能够办到，至于全国，我看还要考虑一下。三年之内，大概能够搞到三干到四千万吨钢，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搞三、四千万吨钢能说基本改变了面貌？这个标准，我看提的低了一点，不然，以后就没有什么改头了。以后五千万、六千万、一亿、二亿，算什么呢？我看大改还在后头呢！因此三年内还不能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到一九六二年大概有五六千万吨钢。那时也许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那时就有英美今天的水平了，是不是到那时还不说基本改变。因为六亿多人口的国家，面貌改得这样快，化装都化好了？到底怎么说好，值得商量一下，因为报纸已在大宣传。或者提五年基本改变，十年到十五年彻底改变，如何最好，请同志们考虑，或者超过英国叫基本改变，超过美国叫彻底改变。勉强去超，累得要死，不如稍微从容一点。假如不要这么多年，三年、四年就完成了怎么办？能提前实现也好嘛！提前的时间长一点，结果时间缩短了，我看也不吃亏，曾希圣有一个办法，无非是当“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开始搞八亿土石方。以后翻了一番，变成十六亿。八亿是机会主义，十六亿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几天又搞了三十二亿，十六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后来提高到六十四亿了。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马克思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

　　四、党内外某些争论问题：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党外有各种议论，大概有几十万、几百万干部在议论，有一大堆问题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没有作全面分析，深入分析。国际上也有议论，大体上有几说：一说是性急一点，他们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未作历史分析，形势分析，国际分析，这些人好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对着这一方面讲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有了这个决议，经过这个决议，经过几个星期，几个月，他们在实践中、辩论中可以大体上搞清楚。“左”派永远会有，也不怕。只要大多数干部思想统一了。就好办了。可能有少数干部，他们是好同志，为党为国，他们认为太急了，他们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不是站在对立面的，他们有顾虑，恐怕我们跌交子，这些人是好人，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因为我们并不那么性急。这个决议主要锋芒是对付性急的，也给了观潮派、算账派以答复，他们是不怀好意的，他们不懂得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而且时机已经成熟。

　　两个过渡，如何过渡，这两个月发生了这个问题，发生了很好，就给予答复。这个问题成都会议没解决，郑州会议作了些准备，经过一个月，已经成熟。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从马克思讲起已有一百多年了。列宁十月革命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了，我党搞根据地也有三十多年了。全国胜利也有九年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不成熟的，应该说答复这个问题的条件是成熟了的。现在国内国外对这个问题议论甚多，杜勒斯也在论议，他说我们搞奴隶劳动，破坏家庭，说我们剥削太多了，积累太多，因而建设的速度快，他们剥削少。所以速度慢。中间阶层、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也都在议论纷纷。各国无产阶级、外国同志出来为我们辩护，他们的根据就是北戴河会议和报纸上的消息。我们如不做答复，一大堆混乱思想就会蔓延开来，社会出现很多无政府状态，各搞各的，省，地管不了县，县管不了社，成为脱缰之马，所以一方面反对太急，一方面答复这个问题。

　　五、研究政治经济问题。在这几个月内。读一读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拿出几个月时间，各省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联系实际研究经济理论问题。目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郑州会议我曾经提过这个建议．我写了一封信建议大家研究。

　　六，研究辩证法问题。郑州会议时。不知是那位同志提出“大集体，小自由”，这个提法很好。如果“大自由，小集体”，杜勒斯、黄炎培、荣毅仁都会欢迎的。

　　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两条腿走路是对立统一的学说。都是属于辩证法范畴的。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一九五八年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几个并举。还有管理体制——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各级分级管理，从中央、省、地，县、公社一直到生产队。都给他一点权。完全无权是不利的。这几种思想，在我们党内已经确立了，这很好。小土群，大洋群也是并举的，还有中洋群，例如唐山、黄石港不是中吗？有没有小洋群？也有。还有洋土结合群。总之，复杂得很，这些事在社会主义阵营，有些国家认为是不合法的。不许可的，我们许可，在我们这里是合法的。许可好还是不许可好？还要看几年。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啥也没有，穷得要命。搞些小土群也好嘛！专大的太单调。在农业中也是很复杂的，有高产、中产、低产同时存在。实行耕作“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北戴河会议抓着了提出了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休闲、三分之一种树。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又提出“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人不喝不行。植物不喝也不行。

　　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是对立又是结合，是对立的统一。集体所有制中包含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核心因素。它的根本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并且包含有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尤金最近说，中国提出集体所有制中包含有共产主义因素是对的。说苏联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中，也包含着共产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社会不允许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中，应该也可以允许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斯大林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把三种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绝对化，截然分开，是不对的。

　　以上这些可否都讲成辩证法的发展。

　　郑州会议提出“大集体，小自由”，现在又提出抓革命又抓生活。这都是辩证法的推广。武昌会议又提出实事求是，订计划又热又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当然这个决议，想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可能。我看这个决议慢一点发表为好。只发表一个公报明年三月人代会上发表，这和我们的雄心大志相符，避免了由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而产生的某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比较有根据。比较有科学分析了。对于钢的问题。明年搞三干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过去我也想过一九六二年搞到一亿或者一亿二千万吨．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忧虑这些钢谁用，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后来又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一是可能，一是需要，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累得要死，因而对可能性发生问题。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一九六二年一亿二千万吨，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把盘子放小——一千八百至二千万吨。是否不能超过呢？到明年再看，二千二百至二干三百万吨都可以，行有余力则超过嘛，现在要压缩一下，不一定订那么高。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去超过我们的计划，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实践。包括我们领导干部的努力和群众的实践在内。提得低，由实践把它提高，这并不是机会主义。从一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万吨，成倍的增长，全世界从古以来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主义”。这里也要联系到国际主义，要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联系起来。要和整个世界工人阶级的国际团体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抢先。现在有些县总是好抢先，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实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应该是鞍钢、抚顺、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像样子。有没有可能也是问题。苏联的科学家有一百五十万，高等知识分子几百万，工程师五十万，比美国多。苏联有五千五百万吨钢，我们还只有这么一点。他积蓄的力量大，干部多，我们才开始。所以可能性也是成问题的。赫鲁晓夫提出的七年计划，还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提出两种所有制，逐步合一，这是很好的事。一个不应该，一个不可能．即使我们可能先进也不应该（先进）。十月革命是列宁的事业，我们都不是学习列宁吗？急急忙忙有何意思！无非是到马克思那里去请尝。如果那样搞，可能在国际问题犯错误，要讲辩证法。要注意互相有利，辩证法有很大的发展，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七、郑州会议搞的十五年纲要，这次搁下没有谈，可能不可能，需要不需要，都缺乏根据，不仅缺乏充分的根据，而且缺乏初步的根据，苏联和美国的经验，都不能证明搞那么多，是不是可能？就是可能了，也找不到买主。因此目前不定这个纲要，我们可以每年到冬季拿出来谈一次。明年，后年，大后年都不作这种长期计划。大概到一九六二年可以作一个长期计划，再早是不行的，全党全民办工业搞了几年，可能和需要的问题也许到那时可以看出一点。这次会议没有谈。收起来了，有些同志失望了。

　　八、一九五八年军事工作有相当大的发展，一是大整风，二是官长下连队当兵，三是参加生产，四是大办民兵。自从六月在北京开整风会议后，各级一直开下来，到现在可能已经开得差不多了。训练，这件事，也不能丢，如果全去整风，生产、炼钢、搞公社、搞水利，那也不行，军队总是军队，训练是经常任务。

　　九、关于教育制度的改变。实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制度这也是一件大事，当然也发生了一点问题。例如，有的学生不想读书，劳动搞出味道了，如果很多人不想读书就成了问题。成了问题就开会，开了会又会读书。

　　十、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东西。食堂、托儿所、公社会不会巩固？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与垮台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如果不准备，就会大垮其台。巩固与垮台是对立的两面，我们的决议是为了使它巩固，如果不垮几个就不好巩固。譬如，托儿所死几个娃娃，幸福院死几个老头，幸福院不幸福．还有什么优越性？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也不会垮，是不切合实际的。搞的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在上海时，一个中央分裂为两个中央，在长征中与张国焘分裂，高饶事件是部分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份在领导集团内发生了分裂。人身上海天都要脱发、脱皮，这就是灭亡一部分细胞。从小孩起就要灭亡一部分细胞，这才有利于生长。如果没有灭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说不做，实际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灭亡总会有的。没有分裂．不利于发展。整个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整个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和国家，是要灭亡的。但在它的历史任务未完成前，是要巩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避免大分裂。大型、中型的分裂是暂时的。匈牙利事件是大型的，高饶事件、莫洛托失事件是中型的。每个支部都在起变化，有些开除，有些进来，有些工作很好，有些犯错误。永远不起变化是不可能的。列宁经常说：国家总有两种可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我们中华人为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宁是不隐讳灭亡这种可能性的，我们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不要否定这种可能性。我们手里没有原子弹，打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占北京、上海、武汉，我们打游击，倒退十几年，二十年，回到延安时代。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准备，大搞钢铁，搞机器，搞铁路，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门打炮，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钢一千零七十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强。还是“一穷二白”，手无寸铁，一事无成。现在不过有一寸铁而已，国家实际上是弱的，在政治上我们是强国，在军事装备上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苦战三年能否改变？三年恐怕不行。苦战三年，只能改变一部分，不能基本改变。再有四年，共七年时间，就比较好了，就名符其实了。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现在外国人吹的很大，许多报纸尽是大话，不要外国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其实今年好钢只有九百万吨，轧成钢材要打七折。只有六百多万吨。不要自己骗自己，粮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们讲七千三百亿斤，即翻一番多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们只怕没有，有没有，没有查过，在座诸公都没有查过。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恩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少次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匈牙利事件．万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几。三十万党员变成几万，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帝国主义的灭亡，则是永久的。社会主义的挫折、失败、灭亡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即使完全失败，也是暂时的，总要恢复的。一九二七年大失败，以后又掌起枪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都要准备。“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了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个别的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两种可能性都谈，没有坏处．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几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愿死的，争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还有点阿Q味道，但是一点阿Q味道也没有。也不好活。

　　十一、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问题。这次要做个正式决议，希望同志们赞成。要求三天之内，省里开一次电话会议。通知到地、县和人民公社，三天之后发表公报，以免下边感到突如其来。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可能有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退却，要争取超美后才去见马克思嘛！

　　十二、国际形势。今年这一年有很大的发展。敌人方面乱下去，一天天乱下去，我们方面好起来，一天天好起来。每天的报纸都证明这一点。真正丧气的是帝国主义。他们烂、乱、矛盾重重，四分五裂。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好过的日子过去了。他们没有变成帝国主义之前，只有资本主义时代是他们的好日子。现在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灭亡的时代，我们的情况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当然，也要估计到还有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并且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有那么一些人想冒险，最反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大多数是不愿打的。

彻底纠正五风（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插话的节录。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在北京召开。

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

这是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的信件。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此件请各同志阅读，并请转发到县级党委。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

在一些县、社中，去年（1959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1959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

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

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这是毛泽东于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电文，后被编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

　　要多谋善断。第一要多谋，第二要善断。

　　什么叫多谋呢？就是要听听不同的意见。先跟我们这些人谈一谈，交换交换意见。

　　要谋于秘书，谋于省市党书记，谋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谋于农民，谋于厂长、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组长，谋于工人，谋于有不同意见的同志。

　　要当机立断，不要错过形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要善于观察形势，才能当机立断。

　　缺乏当机立断，还是对形势观察不妥，断得不恰当，就是有一点武断。

×　　　×　　　×

　　留有余地，成都会议上就讲过留有余地，后头不留有余地了。我们过去打仗，是用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以至七倍的兵力来包围敌人，这是留了很大的余地。你一个团，我用三个、五个、六个、十个团，有几个团的后备，总可以把它吃下。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而现在我们搞工业很多是打没有把握之仗，打没有准备之仗。

我就怀疑搞工业的同志们是否真正积累了经验。

积累了一些，还有一些没有积累。工作方法有相当大部份不对头。

比如就不晓得多谋善断，留有余地。

这是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问题。

对湖北省委报告麻城经验的批语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

　　〔说明〕读者来信指出，《对〈陶××同志关于五级干部会议的报告〉的批示（节录）》网页中误舛入此文，现另为制作网页，留待继续查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旧账不能不算这句话，是写到郑州讲话去了的，不对。应改做旧账一般要算。算账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拨出身来，一身干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

（一九五八年三月）

　　（×××发言时的插话）

　　国家、自治区、合作社三者之间的关系要搞好。

　　说清楚，和汉族要密切，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各族互相相信。使蒙汉两族合作。不管什么民族，看真理在谁的方面。马克思是犹太人，斯大林是少数民族。蒋介石是汉族，但很坏，我们要坚决反对。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权，不管那里人人，南方，北方，这族，那族，只问那个为共产主义，马克思作书记，你赞成不赞成？他也不是本地人。汉人的头子，要向少数民族干部讲清楚。

　　汉族开始并非大族，而是由许多民族混合起来。汉人在历史上征服过少数民族，许多地方被赶上山去，应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民族问题。究竟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共产主义的饭，吃地方主义的饭还是共产主义的饭，首先要吃共产主义。民族要，地方要，但不要主义。

　　（×××发言时的插话）

　　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点五亩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也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到七亿五到八亿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现在很难要农民节育。少数民族、黑龙江、吉林、江西、陕西、甘肃不节育。其他地方可以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只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许多事外行比内行高明，唱戏如此，改良戏要靠观众。靠外行。

　　大烟，国内每年用××万两，云南现有三十万两，烟土不要烧，收起来。技术革命开禁，不一定到七月一日。对整风无害。文化大革命也可开禁。

　　改良土壤有二法：一为深翻，一为调换。可四至五年轮流深翻一遍。山东若县大山农业社就是如此。

　　化肥厂，南宁会议谈到统一由专区办，现在看每县都可办。

　　我们有些人有错觉，认为农业品出口容易，换回工业机器不容易。其实相反，死东西容易搞，活东西不容易，农业不容易。应把这种看法改变过来，农产品很贵重。

　　（××发言时的插话）

　　要把薯类、洋芋的名誉提高，列入正粮，不要叫什么杂粮。

　　三年内不要减少自留地和个人养猪。可以说一下。增加合作社的积累，分的少了，应该让农民发展一些付业，增加一些收入。自留地减少大家要多养猪，两头猪死不了。千斤社庆丰收，这不同于婚丧，吃一顿，每人×××，不必泼冷水。

　　大字报在农村可以推广。有四条好处：一、可及时议论国家大事，二、干部能听话，三、群众便于说话，四、不怕报复。这次会议作出一条决议，发一个指示。农村普遍贴大宇报。中国自有了大字报。

　　（×××发言时的插话）

　　省的工作应该从三分之二的人口出发。作到粮食自给。

　　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是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在以前我们也没有认识这个问题。辽宁工业为主，八年吃了这个亏。一开始就提出并举，可不可以？这个问题也可研究。提出并举的时间也许迟了一点，但是宣传上有很大偏差，一直是讲工业化。没有把农业放在恰当的位置上。总路线宣传提纲中强调了工业化，未强调农业。对农业机械化，过去也讲得很远，现在看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实现。过去有忽视农业的思想，认为农业落后似乎是应该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在八年内逐步形成起来的。时间不算很长。中国革命路线是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未完全形成，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才完成。建党、北伐、内战时期未形成中国自己的政治路线。那时有“左”倾又有右倾。即陈独秀右倾路线，三次“左”倾路线，抗日时期王明路线，这就没有可能形成。从一九：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共二十一年。到‘七大’时才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政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八年不算长。还不能算形成。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战三年也可能形成。过去革命中损失很大，八年建设中也受了一些损失，但损失不大。同时这么时期也顾不上，抽不出手来抓建设。如去年春季到夏季右派进攻，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抗美大部分力量在朝鲜，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潮，也难得抓建设。对事物的认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在实践中才能认识清楚。现在切实抓一下，苦战三年，建设路线就可以形成。没有陈独秀主义、王明路线，就没有比较。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斯大林问题发生，我们每天开会，一篇文章写了一个月。又发生了波匈事件，注意力又集中到国际方面。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现在要苦战三年，邢成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

　　电气化这个名词不好，叫电力化好。

　　（谈到三年实现亩产四百斤时）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这么快法有点发愁。可以活动一点，再看一看。

　　解决相互关系要分析一下。一种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右派、中间派与工人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另一种是劳动者内部关系。党政工团和工人农民的关系，不同于一般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五气”，不是平等关系，不是普通劳动者的关系，是官与民的关系。在这一点说来，同国民党一样。“五气”是资产阶级给我们的，我们从旧社会来，当然有。单是所有制改变，工人、农民不感到与我们是平等的，不批评我们。整风反右解决了这两个方面，反了右派，也批评了干部，干部整改，解决了领导与被领导的相互关系问题。使工人党得真解放了。工人生产情绪大增。过去是为官做工，“计件打冲锋，计时磨洋工”，和国民党一样，为五大件奋斗。一日所有制，一日相互关系，一日分配，这是经济学。所有制和分配改变了。相互关系未改。工人觉悟都大大提高。说“（不清楚）”“八路又回未了”。要抓住这件事，凡是做得不彻底的要继续搞。

　　（毛主席插话）

　　（谈到三车辆精简机构问题时）这是劳动组织问题。两种形式那种好？这不忙作结论，铁道部也不要说全世界都查了，没有这样的。

　　（谈到勤工俭学时）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半工半读，专读书就是最坏的，见书不见物，脱离实际，四体不勤。不一定会自给，有半自给，四分之一自给。方针是不要全读书，一定要又读又劳动。我们民族又穷又白，省下来的钱多办学校，中小学可大办，农业学校也要发展。只有教育发展了，才能赶上英国。靠文盲建设不起社会主义。

　　苏联有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要上千万的知识分子，美国就怕这一点。

　　（毛主席插话）

　　（谈到水利局反对修东渠的问题时）科学家不科学。水利局应登报检讨。种草很重要，要加进去，覆盖面上要有草。

　　只要提出问题，各地就想办法解决，南宁会议只提出若干地方工业赶上农业总产值，并没有提出办法。可是现在各地解决了。

　　西北四省、山西、黑龙江、吉林、蒙古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不要提倡节育．本省也要有地区的分别。

　　麦子的穗太短，如何研究培养一种新的品种，穗很长的，那就很好。

　　（×××发言时的插话）

　　分两种情况。一种有反党集团，广东、广西、安徽、浙江、山东、新疆、青海，八省区都有，要推翻领导自己挂帅。也有另一种情况，像四川那样做，是右派活动。是不是各省都有大同小异，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阶级斗争发展到这个阶段，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一定会暴露出来，不出来反而是怪事。党内思想动向值得注意。阶级斗争情况如何？可谈一谈。

　　摸工业、摸农业，摸阶级斗争，就是要找马克思主义。当然按业务来讲，还有文教和商业，文教和商业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要逐步研究马列主义，要研究理论，结合解决当前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双铧犁不能用，是因为思想不能用，脑子不能用，不是客观不能用。可见思想是统帅。思想动态要当成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应首先抓。在委员中应经常座谈，平常不谈不好，平常没有意识到就不好了。有的省对思想讲的少，不在意识，山东一开会就发现。

　　这里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是否有？明显地有：一为排、大、国，一为蓄、小、群，这不是两条路线吗？把水排走是大禹的路线，从大出发。依靠国家（过去依靠国家修了好多水库），现在是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农业比工业更难些。盲目性是慢慢克服的。所以盲目性就是对客观的必然性不认识，因而也没有自由。什么叫自由？就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自由是对必然的了解。自由和必然是对立的。所谓盲目性即对必然没有认识。农民上肥料，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农业不了解，就不自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例如治淮排涝是曾希圣发明的。他是曾颜。在他以前山西太行山的和尚张凤林，在高阳县发明了治水的方法，他和一个雇农发明了鱼鳞坑。现在全国推广。他是蓄、小、群，不是排、大、国。当然他并不那么系统。经过我们许多同志一帮忙，就系统化了。把漭河等经验一总结，总结出了葡萄串，满天星。蓄小群为主，当然也要排大国。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也是逐步形成，现在不能说已经形成，至少还有五年，苦战三年再加两年，如工农业不大出乱子，路线就差不多了，就可以说形成了。五年加八年，共十三年，付出一部分代价，无疑是浪费一点，群众痛苦，时间延长，苦闷一点，但成绩总是主要的。

　　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学苏联首先在路线上学。斯大林基本上正确，但有错误。他们不工农并举，反对大中小。我们是大中小结合，基础放在小的上，靠地方，靠小的。中央是标准设计，干部、技术。盲目性是慢慢克服的，对客观必然性是逐步认识的。没有克服以前，那就是盲目性，就是自然界的奴隶。对于社会斗争，去年反右以前，我们也是奴隶，因为你对右派这个客观现象不太认识嘛！不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不了解客观世界，就是客观世界的奴隶。

　　（谈到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时）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三年到五年。上面打长一点，让下面超过。

　　（谈到劳动中工伤事故时）工业也有，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五百人，一年一万多人，十年十万人，要有准备。

　　化肥太多破坏土质，还是以自然肥料为主。

　　河南水利全国第一，达四千八百万亩。

　　这次会议应对时间取得一致看法，除四害可三年到五年，一年突击，三年推广，第五年扫尾。粮食是五年至十年。绿化三年到五年。这样两本账，有伸缩，好些。

　　工业发展必然同购买力相符合，否则，像匈牙利工业产品没有出路怎办。工业产品必须和购买力平衡，这是一条原则。

　　党、政、军、商业机构缩小，技术机构扩大。

　　反对地方主义教育，全国各省市都需要进行。

　　对地方主义者，实际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

　　王明究竟怎么处理？开除不行，拿出讨论也不必要，还是让他住在苏联有利，再拖二十年，赶上英国再说。

　　右派开除党籍，地方民族主义者不开除党籍咋行？

　　教育主义是资产阶级性质，比较容易改，右派是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不容易改，两者不同。

　　没有南方的布尔什维克到东北、华北、西北建立根据地，先取北方后取南方，革命咋能胜利？现在把南方干部北调，各地干部互相渗透，对工作有好处。

　　对地方主义不要让步，要派一批外地人去广东，广东干部可调一批到北京来。泥里掺沙，沙里掺泥，改良土壤。天下人写八宝饭，不能单打一万和九万。掺的政策是有利的政策，区乡不在内，可以清一色，县上掺外来干部。现在省、专的负责人，大部分是外地去的，对反地方主义感到理不直，气不壮。应采取列宁的办法：“与其你专政，不如我专政。”

　　这次实际是一次清党，一千二百万党员中清除二十万、百把万，五、六十万，不算多。这比苏联几次清党人数大，方式好，经过群众，民主。

　　销售点多设，排队购买的现象是可以消灭的。

　　总路线、规律，总是经过反复才得出来的，规律就是经常出现的东西。美国的经济状况，二月份增加失业者七十万人，达到五百二十万人。衰退——萧条——危机。苏联二十次大会，对资本主义的估价是有毛病的。

　　七届二中全会对社会主义问题是讲清楚的，当时没有公开讲，直到一九五三年才讲，原因是抗美援朝，恢复经济，土地改革，但是作的百分之八十是社会主义的，百分之二十是半社会主义的，当时不讲有个策略问题，例如孙行者，糖衣炮弹，这些不好公开讲，邓老根本不管“七届二中全会”，他搞“四大自由”，他说是河南取来的经验，但为什么不从西北坡取经，而从河南取经？

　　二中全会决不是突如其来的，是在整个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了思想准备，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我们就看出社会主义因素，如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就看出其中有很多社会主义因素，当时红军拿着武器，但是跟老百姓讲，平等，那是社会主义；群众耕田队，那也是社会主义萌芽，当时在陕北就讲那是另一种革命。当时在安寨发现一个安全集中的合作社，我们很感兴趣，并发展了互助组，这些为二中全会作了准备。但是没有唤起更多的人注意。例如邓老仍靠“四大自由”，也不跟中央商量，我说他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他死不承认，直到七月三十日（一九五五年）他才缴出武器。因此说，邓老有资产阶级思想，但这个人是好的，可以改造的，作为思想问题，经过严肃对待，坚持原则，改得彻底。但是有些同志对此却避开锋芒，表示宽宏大量，无非是怕不好混，不好共事，或者怕失掉选举票。马克思主义者不要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对邓老讲过，要改造你的思想，不是撤你的副总理的职，不开除你的中央委员，但对许多错误思想党内要作严肃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共产党员要有明确的态度，但有的人怕“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有相当庸俗的空气。思想阵地你不插旗子，他就插旗子。

　　革命路线吃过苦，经济建设路线不能迷信苏联，不破除迷信要妨碍正确贯彻执行建设路线。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四）

（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

　　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必须从改变所有制着手。现在一平、二调、三提款，否定按劳分配，否定等价交换。赵尔陆和王鹤寿之间也有一个交换关系。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仅存在公社内部，也存在于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实际上生产资料各部门之间也有价值法则起作用。人不吃饭，怎么拉屎拉尿，不拉屎拉尿怎么有饭米，骨头还是归于地球。自然一部和另一部交换，大体上是等价交换，大鱼吃小鱼，小鱼不吃别的也不行。现在就是一平、二调、三提款，提起就走，一张条子要啥调啥，不给钱是起破坏作用。现在银行不投资农业，我建议每年增加十亿，十年搞一百亿无利长期贷款，主要支援贫队，一部购买大型农具，十年之后国有化了，就变为国家投资了，忽然一股风，一平、二调、三提款，破坏经济秩序，许多产品归社不归队。六中全会公社决议的一套制度，二个半月来根本没有实行。实行了集体福利、公共食堂、劳动与休息。问题不这样提，共产风会继续发展。为什么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阻止这股风的发展？是不是只有冀、鲁、豫三省？是不是南方各省道德特别高尚，马克思主义多？我就不相信。

　　我提议请你们开一个六级干部会，找一批算账派参加。共产党就是反反复复。

　　十二句话应再加两句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收入分配，由社决定，多劳多得，承认差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没有了。我这篇话不讲，就不足以掀起议论，这几个月许多地方实际上破坏了价值法则。去年郑州会议，就吵这个问题，拉死人来压活人。凡是瞒产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调、三提款。农民从十月以来，发生大恐慌，怕共产，从桌、椅、板凳开始，还有个工业抗旱，破钢烂铁，无代价献宝。这在战时是可以的，无代价或者很少代价。战勤只给饭吃，不给代价。这也不是长期的，否则也会破坏生产。

　　今年你们要节制，尽最少放“卫星”，如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银行卫星等。

　　要讲爱国、爱社、爱民。过去河北提出“要管家，种棉花”，我们给它改为“爱国发家，多种棉花。”

　　东鹿县收棉花，总结了三条：不问来源，不咎既往，现金交易，谁卖谁得；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另加一条政治挂帅、敲锣打鼓。

　　每个公社组织一个专业运输队，改良工具，从现在工业战线抽一批人下来。至于运输队的大小，按照需要。省、专、县商业部门都要组织运输队。

　　劳动各方面要有一个平衡。要达到一个目的，各方面的平衡：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工业还要细分，有国办、地方办，都搞社办，很不方便，比如修配、磨粉。养猎都由社养不好，大部都应由生产队、食堂养。

　　共产主义是不是推迟了？早已推迟了，六中全会决议讲了十年到二十年，还有五个条件没有完成。现在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想早一点，我看越想搞越搞不成，越慢一点，越可以快。用“无偿”来搞共产主义不行。猪只有一条，你有他就没有了。凡是劳动，总要等价交换的。

　　积累18％不低，应该有个幅度。

　　过去一盘棋，强调上面，现在一盘棋，要上下兼顾。

　　专业队归那个搞？几级都要有专业队。逐步考虑得利大的釆取国营，搞全民所有制。比如在东湖打鱼，收入特别多的县可以搞全民所有制的试点，县可以搞个把，不成功不登报。

　　穷队向富队看齐，把穷队提高到富队。要使社办工业、企业都办起来，提高公社的基本所有制，房屋不是不建了，要经济、美观、实用。

　　我看要使社干部不怕，把观潮派搞出来，让地、富、反、坏、观潮派攻，无非是我们一平、二调、三提款。

　　发工资问题，可能有发不起工资的情况。

　　公社所有制，包括三级所有制，三级管理，各计盈亏。

　　我们主要反对平均主义，过分集中思想，这实际上是“左”倾冒险主义，安国文件值得注意，往年闹粮，主要是富裕中农带头，今年闹粮，主要是基层干部带头，如说理由是宣传工作没做好，我看不对头，只要一平二调三提款，做了宣传工作也会这样。群众以为一切要归公，一切共产，再加小社卖粮，大社堵账，卖粮之后，钱粮两空，有些增产的大队，又增加征购任务，使干部摸不到底。因此基层干部有五怕：一怕拉平，二怕报实产量，追加任务，三怕春荒时要调剂解决，四怕自己吃亏，五怕……，于是先下手为强，把粮食搞到手里再说，他们的决心很好很大，这主要有群众支持，瞒产私分成为普遍现象。

　　河南会议鸣放的文件，可以发给各地看，开头二、三天不要发。让他们思想混乱几天。到四、五天后分批发给他们看，其中有些内容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这次会议是六中全会的具体化发展补充。

　　山西文件精神是管理区与管理区之间，允许有不同的差别。而不过早的消灭这种差别，正是为了从发展生产中消灭这种差别。现在允许它，正是为了将来消灭它。人民公社发展生产，提高积累，应当对落后社有适当的照顾。但是如果在工资标准上一下拉平，就会减少较多生产水平的管理区的收入，就会减少积累，就会使落后的管理区不注意经济核算，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不行，不是照顾富社，而是照顾穷社，暂时保存这种差别，才有利于增加公社积累，有利于穷、富社都发挥积极性。公社的积累增长得越快，这种差别的消灭也会越快。问题是把穷队向富队看齐，问题是公共积累增多。两方面一来，就会使生产发展得越快。然而由于管理区之间管理工作好坏和生产水平不同，这种差别会长期存在下去，这是对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自然条件与主观努力，千差万别。地球的中心，外部温度就不同。消灭差别的过程，也是由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也是机械化、电气化过程，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公社与队的所有制，互相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步过渡，有些队可以先转变为全民所有制。

　　明年一百万吨钢，后年两百万吨钢，也许多一点供应农业搞机械化。

　　钱的补贴确定十亿，作为农业投资。

　　工资由公社确定，由管理区发。公社的权力究竟统几个什么东西，开一个账。这不是公社权力小，而是包而不办。

　　各省、地、县搞一个示范章程，各个公社也要搞一个章程，各省要选择最好的二、三分给我。每一个县着重搞一个，每一个省集中搞一个。了解一个公社不要很久时间，一个礼拜就行了。又要实际，又要超产，无非是一些要点、关节、麻雀这样多，只能如此，但是全无印象也不好。

　　瞒产私分，非常正确，

本位主义有则反之，不能去反五亿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站岗放哨，这是由共产风而来。普遍的瞒产私分、站岗放哨、黑夜冒烟，是一种和平的反抗。不普遍戴本位主义的帽子。是则是，非则非，是本位主义还是要反，还是要事先订条约，要政治挂帅，共产主义教育是必要的。贫、中、富队各定多少，国家、集体、个人。全面安排，三者兼顾。个人首先照顾集体、国家，国家首先照顾个人，应该批评本位主义，但是要先批评我们自己的缺点，然后引起积极分子来自我批评，发动多数人自我批评，孤立那些真正本位而不自我批评的人和贪污的人，贪污结合整社来搞，推迟一点，先把积极性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