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改革开放，改革的是什么，开放的是什么？ -- 铁手
家园 说明你对理想的作用仍然抱有理想主义的态度 呵呵吧。 理想在操作面应该被彻底禁止，只能存在于宪法等基本出发点层面上才有意义。 所有人类有组织宗教产生以来的历史归根结底都是人类把理想的作用给夸大了，犯了直观主义投机取巧的毛病，总是希望找到个一招鲜吃遍天的方法论，把理想与需要动脑动手的人性自带复杂性搞混了。 以为理想是万能钥匙。
什么时候人类把理想限制在牢笼中，人类就得到了彻底解放。二十到三十岁时人发现理想的三观是重要醒悟过程，但是过了三十岁还把理想当作万能钥匙，不是大脑停止发育对人性无法洞悉，就是对人性彻底绝望或吃饭需要而加入了卖拐谋生的阶层。
虽然打击面很大，但现实就是如此，世界上99%的人挣扎在把希望与理想混淆的困境中，究其一生无法超越。从思想上解放绝大多数人才是值得讨论的真正有意思的问题，才是真正千年未遇的真正挑战。当然这是小众问题，现在最大困局是有理想的多数智商不达标，达标的又大多数抛弃了理想，变成拿理想当作操盘工具了。需要拯救的不是地球，是人类自己。
家园 黄大将回忆毛主席 在井冈山时，大家都认为当兵发饷，天经地义。
凯申公就是没有军饷，投靠了江浙财团，干出了412。
只有毛主席提倡当官的不发饷，就能带动士兵也不领饷干革命。
后来，到了1955年才改津贴制为薪金制。
毛主席走了，大家的日子还要过，而又没有毛主席以身作则精神和继续革命的精神，也就只能那样了，邓有责任，但是能力的问题。问题是一批人的。
如果没有毛主席的精神和能力，大家只能回到人性的本质上。
好在，毛主席领导大家把凯申公赶到海岛上了，并且不可能再回来了。所以，大家再回到人性的本质上，就没有被凯申公割韭菜的危险了。
家园 你这种人很无知，还在鼓吹“精英统治”” 难道现在的美国不是“精英统治”吗？难道国内最近一些年被抓的贪官污吏不是属于曾经被吹捧的“精英”吗？
还有你可别搞错了“改革开放”可不是邓设计主导的，邓的历史贡献是“坚持并推进了改革开放”！
从现在的视角来看，邓是一个非常有能力但缺乏基本哲学思维的实用主义者！
曾经在2012年左右被邓女儿矢口否认的“不管黑猫还是白猫只要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从现在的视角来你能看出这两只猫的破坏性有多强吗？
家园 权力被少数人掌握，精英政治是客观事实 精英这个概念，实际上是被某些精致利己主义者玩坏了。
他们高高在上，不了解民间的疾苦，不了解社会底层的运行规律。
中国有何不食肉糜，西方有吃不起面包，为啥不吃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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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权力运行的本质，都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这些少数人，有理想，有使命感，能够任人唯贤，就是国家的福气。
中国有毛主席，西方当年也有一批新教的精英，都带领自己的国家，走上了富强和进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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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世界承平日久，台上都是一堆的小人。美国的拜登，中国的一尊，欧洲的一堆领导人，齐心合力，把世界推入到萧条和动荡之中。
家园 海峰兄可细入思考“权力的强制性和非强制性”这一论题。 在一些政治文本描述中，权力被各种词汇和概念描述，比如说权力大、权力集中，那么权力的规定性（区别）是什么？
权力的规定性是权力的强制性与非强制性，在一个政治组织或者任何的组织建立往往都会先拟定目标，这些组织的创立都是一种人的实践，组织的创立是为了实现目标，权力也由此而生，权力在目标确立中诞生，在组织工作的运动中展现。组织为了行使权力来完成组织的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就需要发号施令、支配组织成员的劳动力来进行劳动，但这仅仅只是理想中的、理论上的状态，一个组织中的成员不可能完美的执行或者根据组织中的支配主体的意志来进行任务（作为持有支配他人劳动力能力的那一部分的人，也就是领导者），甚至有可能反抗组织领导者的意志和命令，反抗或许是消极或者积极的，但是毫无例外都会影响一个组织实现目标的进度和效率，因此一个组织需要具有强制性的权力来行使支配劳动力的作用。
这种权力的强制性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是组织人员能够显著感受到的，权力的强制性的体现在于两个方面，即积极惩戒和消极惩戒。可以说权力的强制性就是由惩戒机制来组成的。积极的惩戒是指主动的对违规违法的组织成员进行惩罚，比如说一个组织成员无法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其任务，就会被罚款。或者说一个组织成员违抗组织领导的命令，而遭到肢体暴力的惩罚。消极的惩戒是指剥夺组织成员部分应该享有的权益和权利，比如说一个组织成员无法达成指标，所以被剥夺拿到花红的权利，另外一个例子是在战争中一直部队因为胡乱浪费弹药而被削减弹药的配额。这种积极的惩戒和消极的惩戒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保证权力的运行，从而推动整个组织的运作，只是在具体的实施上，积极的惩戒是主
动的对违规违法的组织成员进行“伤害”，而消极的惩戒是通过对违规违
法的组织成员所掌握的物质资料进行削减来时这些组织成员困难，间接的，拐弯抹角的“伤害”这些组织成员。这种权力的强制性几乎是必然和必要的，也是矛盾存在和激烈碰撞的区域。
权力的强制性是一种压迫的来源，或者说他就是压迫的一部分，这个体现在阶级社会中尤为明显。每个组织的建立都会设立至少一个目标，而这些目标往往又带有阶级性，当压迫阶级设立目标后使用具有强制性的权力来支配被压迫阶级实现这些目标的时候，阶级的矛盾就体现出来了。压迫阶级设立的目标必然是有利于压迫阶级或者至少是在长期来看维护压迫阶级统治地位的目标，而作为被压迫阶级通过劳动去实现这些目标，事实上是损害本阶级利益的，当被压迫阶级意识到这个事实或者隐约的、感性的感受到这个事实，感受到这个矛盾时，被压迫阶级对压迫的感受开始就存在了。对于这种被压迫的感受，被压迫阶级会作出很多种反应，不堪重负的被压迫阶级会率先产生自发性，也就是自发的去抵制为压迫阶级劳动消极性也是拥有程度可分，轻则消极工作、怠工，重则破坏机器、进行罢工。不仅仅只是被压迫阶级，压迫阶级或者说统治阶级中的较弱势分子和进步分子也会开始注意这种权力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以及阶级矛盾（革命性质的如恩格斯、李大钊、邓中夏等人；改革性质的古代如王安石和张居正、近代如陶成章、当代如平西王等人），开始意识到一个共同的目标的实质是虚假的，不可能存在一种能够被实现的全民共同的目标，因为这是超阶级的产物，这一部分统治阶级中的先觉分子会率先 完成对自身的自觉化，进而产生自觉性，开始为了挑战社会的不公作斗争。这些先觉分子会通过实践得出各种斗争理论，再通过斗争的理论去指导各种斗争运动，并在运动中将自觉性传播和灌输到其他阶级，尤其是作为中间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是较弱势，但又不是最弱势的阶级，他们掌有比较小部分的物质资料资源，所以往往教育程度比真正的无产阶级好一些，而且由于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质，是摇摆不定的、是可能倾向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因此他们比较容易可以接受不同的目标，加入或者建立想要实现这些目标的组织或团体，并逐渐的开始接触到权力。
当小资产阶级加入到工人运动或者说社会主义运动当中，他们是更容易获得领导权的那一部分人，这个并非小资产阶级的阶级优秀性，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特性，也就是掌握一小部分的社会资源。权力和社会资源并不完全挂钩，但是互相影响很大，拥有越多的社会资源，就因为这可以更好的行使权力。小资产阶级出生的革命家拥有较多的资源和较好的教育背景，往往理论水平也更佳，因此更容易获得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和团体的领导地位。虽然小资产阶级出生的革命者相比无产阶级革命者拥有一些优势，但是他们也把更糟糕的东西带进了社会主义组织当中，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摇摆不定性、软弱性。小资产阶级虽然广泛的参与和引领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但小资产阶级性也极大的破坏了社会主义运动，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从小资产阶级性产生，破坏着整个革命的运动。对于小资产阶级来说，民主革命比社会主义革命来的对自己更有利，民主革命是一种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他的目的是让政治和经济更自由，这种自由体现在对空间的放任，但是对空间的利用需要一定的能力，无论是经济能力还是政治权力，所以即使有再多的空间，再多的自由，无产阶级也无力去享用他们，而在民主革命破除了封建社会的那种阶级分明、歧视性的、捆绑土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后，资本主义提供更广泛的空间和阶级流通的机会，是有利于小资产阶级发展的，因此小资产阶级加入社会主义团体时，容易会把民主革命的思想和斗争方式带入，民主革命的斗争思想和斗争方式与社会主义有矛盾，但不完全相悖，但是如果原社会主义团体完全按照民主革命的原则和思想作为斗争的指导，那么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必然走歪。而在其中，小资产阶级是相较于资产阶级弱势的阶级，即使资本主义社会留有大量的空间和机会给予他们，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很难真正去获取，因此这一部分人会选择加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当中，但是他们自身的阶级目标和阶级利益是与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目标和阶级立场相诗背的，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只是为了得到社会资源和发展空间而加入庸俗点来说他们的目标就是当官。当他们加入或者建立社会主义团体并获取领导地位时，他们会制定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来指导实践，这种“不切实际”并不是难以执行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与无产阶级革命目标和立场相违背的政策，也就是名义上要走社会主义革命路线，但实际上走的是小资产阶级投机主义路线，这种政策是为了加速目标的实现以达成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目的，但是革命是运动的，是由各种实践组成构成的社会运动，是要脚踏实地千出来的，而不可能根据个人意志进行飞跃式的改变，因此在表现上这些社会主义团体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在历史上的表现，比如托洛茨基所领导的第四国际。
对于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不管他们是怎样的人，革命者或者反革命者，可恶的敌人或者可靠的朋友，他们是有严重机会主义倾向的。1930年代开始，托洛茨基主张在苏联与其他国家作战时“无条件保卫苏联”旨在防止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但是另外一面他又称苏联是“蜕化的工人国家”，要打倒苏联“斯大林主义”这种政策和理论上的矛盾引起了第四国际内部的不满，使得第四国际的权力难以行驶，第四国际在 1939 年 9月召开的第一书记会议，新一届执委会中的五名成员除了托洛斯基以外，其他四名均不赞同托洛斯基“无条件保卫苏联的政策”，美国托派成员沙赫特曼尤其反对。在二战爆发后，欧洲托派已经忙的不可开交了，论战主要在美国爆发，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主要领导人坎农坚决的支持托洛茨基(的观点)，为了使反对派屈服，他利用了强硬的手段，他在 1940 年3 月转移了党的经费，将财政控制权控制在自己手中，并在获得相对多数党员的支持后，坎农通过会议禁止反对派在等的报刊发表言论，也有一些反对派被“中止党籍”，最终的结果是约 40%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被开除出党。这一举动维护了托洛茨基路线，但是对党组织进行了极大的破坏，托派的革命运动在一波又一波的分裂浪潮中逐渐走向低落的才来。在这次事件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第四国际内部的一些派系为了本派系的目的采用了积极的惩戒和消极的惩戒的方式来展现权力的强制性以驱动组织成员来为自己支配，但是这种强制性的压迫并不能使所有人屈服，其结果就只有组织破碎，组织离实现目标更加遥远。
事实上，之所以对托洛茨基的“无条件保卫苏联论”定性是机会主义倾向，在托洛茨基的作为就能够探究，托洛基在 30 年代初还希望回到苏共领导层。1933 年3月 5 日，他向苏共政治局发出一封秘密信件，要求重回共产党的领导层，1933 年 5 月10 日，托洛茨基再向苏共政治局写了一封短信，指责政治局以沉默来回答他的建议，再次强调布尔什维克的政权面临危机，声称斯大林集团会将党搞垮，这是他希望重新回到苏共领导层的尝试。结合托洛茨基在又保卫反对苏联的矛盾态度在与他本身的年为来看，托洛茨基的观点极有可能只是他想实现个人目的，即回到共产党领导层所作出的态度，这种以个人目为优先的作为，毫无疑问是具有投机倾向的。
除了权力的强制性，还有权力的非强制性，也就是一个组织不采用强制性的带有惩戒的手段来进行指挥和命令组织成员完成任务已达成目标。权力的非强制的出现有很多种情况在一些小型组织当中，组织领导层根本没有任何资源和能力可以实行强制性的权力，他们没有办法对组织成员进行有效的惩戒，因此他们只有书面名义上的权力，其中有些小组织的组织成员因为无强制性无纪律所以行事散漫消极，领导层却无能为力，而有的小组织纪律严明，目标明确，即使无强制性的权力，组织成员也可以各司其职，尽力做好所有人的工作。这种强调权力的非强制性的小组织通常是自愿型组织，他们是为了完成一些具有特殊性的目标而自愿组成的团队，因此可以通过非强制性的权力作为指挥来完成任务，同时这种性质的组织难以扩大，因为只有书面名义上的权力难以控制整个组织，也难以有效地对抗和解决叛徒、消极者和异议者。但是非强制性的权力不仅仅局限在小组织当中，在大组织甚至政权都有非强制性的权力被有效的利用。每个成型的组织往往都有自己的“英雄或者优秀的成员，所以在一个组织当中的权力持有者会把这些“英雄”或者优秀的成员作为榜样，树立威望，并在适合的时候利用他们的威望来号召组内成员或者组织外成员进行社会运动或其他活动。非强制性的权力也是左派运动惯用的手法，由于左派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作为政治反对派存在因此势力较弱，资源较少，为了更低成本却更有效的打击敌对阶级时，左派就会利用鼓动，号召等非强制无惩戒的手段来聚集力量完成目标。不过强制性和非强制性总体上来说还是交错存在的，从鼓动、号召这些非强制的权力 (指挥) 而聚集的人群还是必须组成一个严密的组织才能够有效的完成任务，而一个严密的组织必然是强调纪律性的，也不可避免的会实行强制性的权力。
从中国左翼运动的轨迹当中可以观察到许多非强制性权力和强制性权力交错的运动存在，这种由左派主导发起的，具有政治目的性的活动可以被称为“社会运动式治理”。五四运动是一场进步思想崛起的运动，它由左翼学生主导但是并不以任何左派中的思想领导，是一场自觉性和自发性交错的运动，这场运动间接的促成了很多共产主义小组，而后这些小组发展成了后来的中国共产党。而在往后的多次武装起义和武装斗争当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号召和鼓动使大量的工农学生参与的斗争当中，这是非强制性的，而当工农学生参与到组织当中时要受到组织的指导，这时是具有部分强制性的。往后建国之后，以毛主席为首的一共领导层多次发起“社会运动式治理”，在“抗美援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当中号召党员工农学生、知识分子参与到治理国家的政治运动当中，事实上，参不参与运动都不会受到惩罚，也并非明文条例的要求参与，但是革命的热情和投机的心理分别使得大量的党员、工农学生、知识分子都参与到场场“社会运动式治理”当中，这些运动都遭遇过波折，但也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和教训，值得当代左翼详细研究和反复思考其中的意义。
通宝推：青青的蓝,土地革命,东方白了,史料推理,家园 我的学习体会，以及胡扯顶层设计问题 丽华兄这段文章近乎教科书般，直接讲明了权力与阶级矛盾。我读此文章受益匪浅。特地写了学习体会来请教问题。我是否理解正确。
一个社会或者组织必然有其核心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制定了相应的实现路线。有路线可以分解成各种相对具体的任务。在完成这些任务时，需要各种力量和资源会汇聚。这产生了权力。因事得权，权因事制。
这里关键是任务与权力的关系。事与权相互而生。为了得到权力，根本在于理解实现目标说制定的路线，在路线理论上拆解成各种任务。人需要拥有实现任务的关键能力力。有这个能力才有机会获得权力。而有这个关键能力的人就是精英阶级。当如果实现目标的路线发送重大变化，拆解的任务也随之改变，任务所需要的关键能力也会发生改变。旧路线的精英并非新路线的精英。随之就会发生人事上的重大变化。
为了任务的完成，权力必然有强制性。使用强制性权力者与被强制力压迫者在实现任务时产生了阶级矛盾。权力和社会资源并不完全挂钩，但是互相影响很大，拥有越多的社会资源，就因为这可以更好的行使权力。
压迫阶级设立的目标必然是有利于压迫阶级，当被压迫阶级意识到目标损害自身利益，则会抵抗。轻则消极工作、怠工，重则破坏机器、进行罢工。
这个有个关键理解，就是阶级压迫本源来自于需要完成的任务。任务有关，自然阶级关系也发生变化。阶级关系与社会资源占比并没有直接联系。我以为关键社会资源的占用可能是压迫阶级故意设计出来的社会门槛。如果社会路线发送变化，任务随之改变，则阶级矛盾也会发生变化。原本的设计出来的关键社会资源占用也可能发生巨变。
阶级关系与社会资源的联系，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可以等价于，经典马列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
压迫阶级在完成任务时，可能夹带自身的利益，进而产生自己的阶级利益。当然不同位置上的压迫阶级可能会因为各种阶级利益产生冲突。例如最高统治者的目标是权力的永续拥有，他可能会为此而反对处于中间的压迫阶级过于压榨人民。
这几年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汇就是顶层设计。忙总在2015年时就说过习接手国家后，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重建意识形态。明眼人都知道改革开放进行到现在快走不下去了。以最近李强的执政看，基本没有任何效果，经济下滑和失业率高涨基本在宣判旧路线的死路。
所以目前中央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到新的实现目标的新路线。有了新的路线理论就可以拆解任务，有了具体的任务就需要不同的能力。旧时代的精英并非新时代的精英。随着带来的是巨大的人事变化。这就是未来最大的蓝海呀。要跟上时代的脚步畅游蓝海就必须理解中央的顶层设计。看看自己有没有金刚钻，是不是真精英。
另外非常不看好李强。话说中央应该是有足够的有识之士的。大家想想忙总也不过是王73手下的处级干部。他能看清的事情，中央各位大佬能看不清吗？李强上台后那些招数，例如放开防疫，为资本家服务，在一线城市棚改。这几招有成功的机会吗？现实已经过去半年了，大部分已经失败。李强自己没一点数吗？其他大佬没一点预判吗？我以为中央可能真的是下大棋就是让李强把所有改开能用的招数用足用够最终依旧失败。用铁一般的事实来证明旧路线已经走不下去了。当然一些团派大佬也是不粘锅，故意躲着这次失败。
人有惯性，社会也有惯性。改开已经走不下去了，但这个惯性必须撞南墙才会回头。而李强可能是中央精心选择的撞墙人。
通宝推：伪叔叔,杨微粒,青青的蓝,
家园 一句历史常态其实就是推责的借口，祖宗之法不可改的翻版。 人类大到社会进步，小到个人命运，只要面对不完美或者腐朽，均需要尝试变化，努力争取完美，从猿人开始就是这么过来的。若说中华文化的核心，“易“字当仁不让。
家园 这里所指的“精英”泛指丧失信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任何事物都是具备有一些特定的属性！
“精英”有2种属性：一种是代表着特权阶层或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另外一种就是代表着最广泛的民众利益！
“。。中国的一尊，欧洲的一堆领导人，齐心合力，把世界推入到萧条和动荡之中。”
你这脑回路很清奇，你把”一尊”和那些政客相提并论，是有意为之还是认知上的不足？
家园 新中国是靠主义立国的，由此兴，失此亡。 1840到1949，109年啊，战乱加饥荒，死了得有好几亿，直到新中国的建立，才基本结束了这一切。然而建设社会主义体制，实现工农业现代化是比建立新中国还要艰难的多的事业。事实上，经过毛时代二十多年的建设，中国已经建成了相当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工业体系。主要瓶颈在于工业水平不高，尤其是无法大规模生产高品质化肥，只要突破了这个瓶颈，中国就能快速实现农业现代化，只要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就能极大的解放人力，向高水平的工业化全力冲刺。事实上，中国的科技一直在快速发展，国际局势也在剧烈变化。毛的文革和输出革命，其中很大目的就在于一方面打击内部投降派，一方面突破敌人封锁。只要能坚持毛的路线，胜利的一定是我们，因为中国是资源丰富的大国，外部敌人是打不垮我们的。只要大部分物质资源能够为中国人民服务，足够十几亿中国人过上相对富足的生活。但是结果显而易见，最后失败了，投降了。
中国在封建农业社会循环了几千年，无数人死于饥荒和战乱。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估计是不会循环了，只会一直沉沦下去，直到亡国灭种。
家园 钻入毛邓之争的人都不适合研究政治 要理解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之处，一定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而不是用今天的社会地位去数说前人。100年前的中国，说难听点，就是依托答辩，比今天的乌克兰好点但也好不了多少。从100年前那个依托答辩的样子走到今天这个坐二望一的样子，就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创业故事，也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复兴史——别特么让“复兴”这两个字被一尊绑架了，事实上复兴的绝大多数路都是他前任们走出来的。
其实只要不在细节上钻牛角尖，很多事非常容易看到。100年前中国基本上可以说要什么没什么，晚晴和民国都是无道政府，在这些政府治下的很多老百姓也都是麻木的，很多人甚至都不排斥被外国侵略者统治。而到了50年前，中国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拥有比较完善的重工业能力，在朝鲜给了美国人当头一棒，在珍宝岛给了苏联当头一棒，重返联合国并拥有“五常”之一席。这些成就，就是在毛主席的带领之下所创造的。我们现在抛开任何主义、路线不谈，把整个过程当成一个黑箱，就说50年里能给国家带来这么大的变化，还是在一个全球竞争的时代里，就算他用的是魔法，也算是伟大的奇迹了吧？如果印度有个人能50年里把国家从一盘散沙变成五常，还留下了无穷无尽的经济发展潜力，这人作为印度的国父难道不伟大吗？更何况当我们拆开这个黑箱，还发现里面留下了很多其他宝藏，比如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给一个党派注入了道德上的基因，就这漫不经心的一笔，在应对西方民主化浪潮中就带来了无穷的定力——因为在我国，很多共产党的信仰者，信仰的都不是共产主义这个经济学概念，而是为人民奉献、付出的精神。只靠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本不可能在这个时代保有政权合法性，也不可能在重要的历史关头进行大方向的转向。可以说毛主席是真正让共产党变成了一个中国的东西，变成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由于共产主义发源就有很大对抗资本家的因素，也就是有公平这一层的道德属性，所以这才是所谓的把马克思和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一尊前不久说的什么“创造中华文化新文明”那种可笑的东西。而“为人民服务”的经，民主集中制的经，也在一尊这里的“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这里彻底被念歪了。
邓公虽然基本不可能完成毛主席所做的那些事，但邓公的伟大也是其他人所难以望其项背的。简单来说，从长线来看，资本主义有没有自我崩溃的可能性？有，但如果中国真的想等到那一刻再成为共产主义革命党的旗手，那好日子肯定轮不到在座的各位。如果说毛主席在世界交互的初期拯救了分崩离析的中华民族，那邓公所做的事就是让中国抓住了百年一遇的机会，因为客观来说，过去上百年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版本，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上是最后一个“上车”的机会——在这之前上车的国家还有戏，在这之后就要面临世界工厂的巨大压力。邓公如果当年想推墙，他很可能可以把墙推倒，并且给自己混一个非常好的名声，但他没有，他延续了中国共产党的血脉，并且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注入到了党的基因里。为什么实事求是非常重要？因为能够“指明方向”的伟人注定是非常少的，尤其是在这个思想不断碰撞的现代，所以能让国家在和平时代稳定发展，积累经济，最好的办法就是务实主义，走一步看一步，无所禁忌但又谨小慎微。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现在科技发展的风潮里，抖音、语言和绘图AI、比特币这三种科技，它们对人类社会的综合影响很可能不是正面的，如果以主义为纲，或许都应该加以限制，但这种事就算有人能做到，那也是真正“指明方向”的伟人，不是普通人能做的。普通人只能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走一步算一步地制定相应的规则，否则结果这些东西创造出全新的市场，并且把人才从你这虹吸走。除此之外，邓公还实行了两个对后世比较有影响的政策，一个是领导干部年轻化，一个是计划生育。改开、领导干部年轻化、计划生育，在邓公所处的时代，毫无疑问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只可惜全都被某人把经念歪了，还导致了一批人把后来人不作为算在了前人头上，比如这几年出生人口的断崖式下跌，那是邓公导致的吗？
回头看看100年的历史，中国人从谁都可以踩一脚的贱命变成了今天的样子，离不开毛，也离不开邓。如果意识不到他们的伟大，那就是无视现实的感性，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一般不参与这种争论。
通宝推：清风咋地,衣香楚楚,广宽,道可道,小泽珍珠,闻弦歌,夜郎国主,翼德,清水中出芙蓉,呆头呆脑,史料推理,自以为是,家园 邓是怕崩溃了，被齐奥塞斯库模式打靶，所以才没放任崩溃 而且邓没有把握感受苏东崩溃模式，王朝末年模式，太多的不确定性了。
家园 研究政治开展毛邓之争是可以的值得的 搞政治仅仅开展毛邓之争才不合时宜。
一、搞政治着眼于解决现实和未来的问题。
二、不研究清楚历史以及毛邓各自治理模式所依托的历史背景无以解决现实和未来的问题。
三、搞政治有依托的群体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问题，不解决短期和长期的问题，或有所偏颇注定难以长久。政治研究的意义在于此。
四、选举政治和中国式治理模式的政治研究还是相对缺乏或带有情绪性宣泄。
家园 只能宝推前一段。 家园 你这算人云亦云妖魔化“解放”前 1920年，中国已经可以给美国造万吨轮了，其他的工业成绩数不胜数。
“官府”号于1920年6月3日下水；“天朝”号于1920年8月3日下水；“东方”号于1921年2月23日下水；“震旦”号于1921年5月26日下水，四艘船的规格均为载重量10000吨、排水量14750吨。
出于宣传需要，才妖魔化为【谁都可以踩一脚的贱命】。本来蒋介石代表的就是这种新兴的官僚资本主义。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毛泽东代表的小农封建势力虽然落后，但是人多势大啊。马克思不是说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么。旧新中国的建立，就是逆历史潮流，小农封建势力对新兴资本主义的反动。当然，在旧中国的客观条件下，这是必然。但是，旧新中国的工业化，使得它成了自己的掘墓人。直到小平同志拨乱反正，再造华夏，建立新新中国，中国才能走飞速发展的快车道。
孙中山终结帝制；蒋介石驱逐日寇；毛泽东建立政权；对小平同志的功绩来说是三个基础。一个好汉三个帮。好比小平同志是国之重器的大鼎，他们就是三只鼎脚。或者说小平同志是耶稣，那这三个就是预言和朝拜耶稣降生的东方三王。所以哪怕三个人各自有非常严重的错误，后来或公或私，都给他们留了三分面子。
家园 按你这说法要是论历史人物对现中国的功绩回溯 那可没边了，康熙乾隆搞定西藏，大小金川，左宗棠平定新疆，画下现代中国的疆域地图，也得算基础吧，大清一朝不拒坼汉文化，汉文化成了社会主流，这更是基础吧，再往前溯元明宋唐...哪朝都能找出你称为鼎角，基础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