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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华池战斗的经过

到黄昏时分，张宗逊总算大致搞清楚四十八旅主力已经进入西华池了，于是才决心以新四旅、三五八旅进攻西华池；独一旅除七一四团配置在杨家圪塔对板桥进行警戒以外，其余为预备队，配置在孙家寨凹附近地域；以警三旅五团向赤城方向警戒[18]。

这天黄昏时，驻守西华池东北的战车防御炮连一个排长唐清永带了几个人在镇东沟边给骡马弄草，发现沟东边行人来往不断，即向连长阎进杰报告。该连长又报告了何奇。何奇派作战科长王国珩前去侦察。侦察过程中遇见一个老汉，经盘问，说出解放军正在沟东八里远的九龙川做饭吃，人多的很。何奇听说后，亲自去侦察、审问一番，之后令阎进杰设一个排哨，把住路口。并告知阎，西安绥署来电，飞机侦察到我旅东侧十里左右有大批解放军跟进，所以该老汉所说很可能属实，需要对沟东来人特别注意检查[21]。

晚上9时许，该排哨发现有四个人匍匐前进，哨兵当即开枪，对方扔了2颗手榴弹后，下沟去了。何奇听到枪声，令副官处长张奎武去询问情况，并令战防炮连进入阵地，做好战斗准备。但何奇却莫名其妙地坚持认为是解放军局部扰乱性质的行动，所以并未令其它部队作相应的准备[21]。

四十八旅战车防御炮连布置的排哨发现解放军侦察人员以后，连长阎进杰按照何奇的命令，令步兵排全部进入排哨，让二排排长唐清永指挥两挺重机枪在连部后院门外进入阵地，准备以火力支援排哨，封锁东沟的路口[21]。

解放军三五八旅以第八团配属山炮四门为主攻，预定当日（3日）晚20时50分从于家堡、双柳村出发，经五里沟泉向西华池攻击前进，如五里沟泉有敌，则先以一部消灭之，主力向西华池进攻；以第七一五团为二梯队，在第八团后跟进；第七一六团为预备队，配置在五里沟泉、杨沟老附近地域[18]。警三旅五团2日原在西华池县城（注：应为合水县城）以北15公里的柳沟一带，3日14时获悉敌人撤退，五团奉命追击，20时追到县城发觉敌人已经撤走。该团就继续经柏树塬向板桥方向追击[9]。

23时许，第八团部队进至三里店以南、西华池北侧地区，随即组织进攻。决定以第一营沿凹道隐蔽接近敌军，向西华池的新街实施突击。突破后，再以第二营扩大战果。但该营先头分队（第二连）因为地形不熟，大约是转到了镇的东北边，正好从敌战车防御连的排哨阵地附近突入，遭到该连的顽强抵抗，数次攻击未成，难以继续发展。第八团又令第二营在一营右翼进入战斗，从西华池西北端向东攻击。但该营先头分队（五连）进至城墙缺口处，遭敌火猛烈射击，被迫撤出。不过四十八旅战车防御连也损失重大，排哨伤亡殆尽，排长带了少数人退入连部后院屋顶[18][21]。

当晚的进攻总起来看不顺利，失掉了突然性。不过，战斗打响之后，警三旅五团听到西华池附近枪声紧密，正在向这个方向赶[9]。独一旅、新四旅也进至西华池附近。总的态势，解放军仍然具有绝对的优势。另外，何奇自信满满，只以为是游击队偷袭，并未重视。当七里店宿营的一四二团团长陈定行听到枪声激烈，打电话过去询问时，何奇还挺镇定地告诉对方，只是扰乱，没有什么[17]。

至4日拂晓，三五八旅令七一五团以一个营（三营）从第八团右翼向敌西侧突击，并令第八团继续发展进攻。七一五团三营从西华池西面突入以后，攻占了两处房院，又受阻无法继续发展。新四旅十六团从东南面向西华池进攻，早上6时30分，该团二营八连从东南端突入。第八团上午7时将第二梯队第三营加入战斗，向新街西北端的大庙攻击，与敌军反复争夺后，占领了该庙。四十八旅辎重营以3个重机枪连以全部18挺重机枪竭力抗击，但仍然挡不住解放军的突击，在天明时被打垮。解放军终于突入了西华池。

何奇总算明白这不是解放军的扰乱进攻，打电话告诉陈定行西华池东北解放军多次发起进攻，正处于白刃战中，辎重营阵地被全部突破，大街北面据点，全被摧垮，部队已经退至旅部附近。要陈定行带一四二团向旅部靠拢，等待天明后空军的支援。陈定行正在布置调动之际，何奇又来电要该团先派一个营跑步增援，可见情况紧急[17]。

陈定行这边刚刚将第一营派走，第三营阵地就遭到解放军的袭击（估计是独一旅二团或七一四团的先头部队），接着左翼又被突破，营长卢少陵被打死。一部分解放军直扑该团团部，和一四二团特务连发生激烈战斗。一四二团三营和团直属部队几经冲击，将解放军击退。至拂晓，一四二团除留一个连掩护以外，主力向西华池靠近。等天亮后，陈定行才发现自己这个团全部人马都暴露在旷野之中，成了东侧山头解放军马克沁重机枪的靶子。枪声尖厉，流弹飞舞，该团只好疏散匍匐前进，慢慢向西华池靠近[17]。可惜这时独一旅、新四旅主力尚未赶到，东侧山头的解放军可能因为兵力较小，不敢发起冲击。

至上午10时，一四二团进入西华池地域。何奇的旅部直属队伤亡过半，遂令战车防御连转到街西，占领旅部北面的堡子门楼（骑兵排驻地）坚守，并以通信连的一个步兵排加强该连。何奇又令辎重营和一四三团放弃街东，撤到街西待援。同时，令一四二团占据张家山、唐沟泉一带组织防御。大约上午11时左右，解放军再次发动攻击，四十八旅骑兵排垮掉了，堡子门楼守军亦伤亡殆尽。何奇手里连预备队也没有了，情况危急万分。12时，解放军十六团三营又攻占了城南的一个高地。而镇内守军还发现有解放军预先进入的便衣人员，从老百姓住的窑洞内投出手榴弹，造成守军死伤。祸不单行，正在这危急时刻，何奇登上北房房顶观察一四三团和辎重营战况时，被机枪击中大腿，受了重伤。不久，何奇收到了胡宗南发来的电报。本以为胡宗南会通报援军进展的情况，谁知被胡在电报中痛斥一顿，指其不听指挥，擅自行动，贻误大局。何奇又急又气，顿时一命呜呼。副旅长万又麟怕军心动摇，将何奇死亡的消息封锁起来，并立即召集会议，宣布任何人不得弃守阵地；同时致电西安绥署，要求从速增援[18][21]。

中午时分，陈定行带部分军官乘国民党军飞机扫射的空隙到前沿侦察，重新部署。据陈观察，何奇在兵力部署上大有问题，没有把防御重点放置在东北方向，而西北端小高地的大庙又被解放军占去，居高临下，对守军极为不利。下午1时左右，一四二团以一、二两个营接替了战车防御连的阵地，以第三营九连进攻西北端之大庙，以打通与一四三团联系并夺取有利态势。但三次冲锋，均被击退，伤亡惨重。无奈之下，万又麟转而决定加强防御，再坚持一晚。于是国民党军推倒部分民房，扫清射界，集中八挺重机枪封锁大街北端开阔地，同时急电驻赤城的一四三团第三营星夜驰援。下午接到胡宗南的电报，要其固守待援，称先派飞机助战，另有大军即刻赶来解围。万又麟将此电通知部队，人心稍定[17][21]。

解放军因白昼进攻不利，也暂时采取守势，重新调整部署。张宗逊下达命令，以三八五旅并指挥独一旅三十五团仍从西华池东北、、正北、西北各方向进攻；独一旅（欠三十五团）并指挥新四旅七七一团向七里店、唐家老庄、李家庄之敌进攻；警三旅五团向张家山进攻；新四旅十六团仍从西华池东南端进攻。各部统于4日18时30分发起冲击，要求当晚全歼该敌，解决战斗[18]。

三五八旅以七一六团由西华池东侧向新街实施主要突击，第七一五团沿旧城墙及西北端向南发展进攻，已经打了一昼夜的第八团则改为预备队。独一旅下午3时进至西华池东南官家坡底组织战斗。除以新四旅之16团继续向西华池东南樊家洼一带进攻外，以新四旅之七七一团进攻唐家老庄、唐沟泉地区，以一个团（二团）向李家庄攻击，七一四团则作为第二梯队[18]。

双方都知道，这一晚是决定性的一晚，等待四十八旅的命运是什么呢？

晚上8点多钟，解放军的进攻再次展开。一四二团首先垮了下来，争先恐后向南跑，团营长都制止不住，有点像“发妖风”，跑到镇边才住脚。但解放军没有跟踪追击，可能是因为还有些房里的守兵以及重武器因来不及撤退仍然在抵抗。陈定行好不容易命令各营长把部队带回原阵地，继续抵抗[21]。随着解放军攻势越来越凶猛，一四三团阵地正面被突破，一四二团也千疮百孔，自身难保，勉强凑了一个连增援上去，但杯水车薪，难以济事[17]。急切中，万又麟令重迫击炮连以两门美式重迫击炮对准西大街中段解放军已经占领的地区，从北向南进行了面积射，连续发射了100多发炮弹，其中不少是燃烧弹。解放军的攻势由此顿挫，暂时撤出镇外[21]。

打了一个晚上，至拂晓时分，三五八旅七一六团攻占了新街的一半；七一五团攻占了旧城内的数处房院之后进展迟滞。为提高进攻速度，三五八旅将三十五团一营加入了战斗（七一五团右翼），但由于国民党军火力太强，至拂晓前仍未摧毁敌人的抵抗。其它方向的部队也进展不大。至拂晓前，第二团只占了李家庄东南侧一个小高地；七七一团攻占唐家老庄东侧阵地后，因为遭到东北端一个小寨子的敌人顽强抵抗，也无进展；警五团攻占张家山至西华池南侧之后，也与敌人打成对峙[18][9]。

由于进展仍不顺利，5日拂晓，集团军派廖汉生到三五八旅，徐立清到新四旅分头了解情况，督促尽快解决战斗。廖汉生赶到三五八旅，却从黄新廷那里得知集团军下命令叫撤退了。黄新廷认为四十八旅只剩下镇内两个较大的据点，只要再加把劲，就可以彻底解决战斗，集团军在这关键时刻叫撤退，很可惜。

廖汉生不大相信。因为集团军派他去就是要督促尽快解决战斗，怎么会要撤退呢？他赶紧打电话要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长阎揆要接了电话，向廖说明是司令员、政委考虑到敌援军迫近，西华池还未拿下，因此下令要部队撤出的[7]。事已至此，廖汉生、黄新廷也无可奈何。

整四十八旅一四三团留驻赤城镇的一个营（三营），53日早晨8时进入西华池。据他们说，天亮时看见解放军陆续撤到沟东的塬上集合，主动退走了。万又麟也不敢久留，立刻布置撤出西华池。走前将镇里的男人一律拉走，抬运伤兵。凡认为形迹可疑的老百姓，经简单盘问，如果承认是宁县和合水的民夫但说不出部队番号或无部队认领的，均作为混入镇内的解放军，被拉走枪杀。上午11时，四十八旅南撤，走出五六里才遇见增援的二十四旅先头部队。二十四旅派了一部分部队继续向西华池前进，担任掩护。大约12时进入西华池，正好碰上解放军也派了小部队到镇内打扫战场，双方又打了约1个小时[21]。

四、西华池作战结果不理想的原因

西华池战斗，可以说是一个窝囊仗。之所以说“窝囊”，是因为整四十八旅孤军西进，解放军集中4倍于敌的兵力将其突然包围，本来是可以打好打赢的仗，却打成了消耗战。除了客观上，敌我双方的武器装备存在较大差距以外，在作战指挥上也暴露出许多的问题：

首先，作为野战集团军的军事主官，张宗逊的指挥显得呆板。张宗逊在3月3日在接到军委敌情通报的基础上，仍然坚持原定当晚袭击板桥的计划，对敌人迅速撤退的估计不足，所以造成一系列的错误判断和决策。先是不相信三五八旅的报告，认为“敌情不明”，错过了在运动中伏击敌人以及乘敌刚进入西华池立足未稳予敌打击的时机。接着在当日晚上的攻击部署中，留置预备队过多。总计9个团，只有2个团进入战斗，其余2个团担任警戒，4个团是预备队，1个团作为第二梯队。第二天即3月4日经过一个白天，对敌情、地形已经查明的情况下，仍然部署不周。对打援事先没有作安排，缺乏准备，是直接导致5日仓促撤兵的原因。对进攻部队任务的分配，没有按照兵团建制赋予任务，将主要兵力兵器集中在某个方向，而是仍按照旅、团的建制各打各的。结果配合的部队，如独一旅方向，一夜只攻占两处阵地，使敌得以主要火力兵力来应付三五八旅的进攻，增加了发展的难度。最糟糕的是，张宗逊5日拂晓在得知整二十四旅援军到达南义井之后，不能仔细地研究判断敌情，估算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匆忙地放弃已经唾手可得的胜利。实际上当天拂晓，国民党援军较近只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赤城镇赶来的一四三团的一个营（三营），是大约6日早晨8时赶到西华池的。另一部分则是增援的二十四旅，当天拂晓时还在南义井，差不多中午时分（12时左右）才到达西华池，途中（约11点多）遇到从西华池撤出的四十八旅残部。从兵力上来说，二十四旅援军只有2个团，加上一四三团三营，一共两个团多一点。解放军兵力仍然占据优势。如果用七七一团加七一四团两个团的兵力进行阻击，将休整了一天多的八团作为预备队，迟滞援敌半天应该是很有把握的。而国民党军入晚以后即不敢动作，这样至少还可以争取一天一夜的时间。

其次，野战军参谋处和各级指挥员在指挥部署上也同样存在问题。上述部署不周的问题，张宗逊固然有主要责任，但阎揆要作为参谋长，也有一定的责任（注：阎揆要是黄埔一期生，以前在杨虎城部当过团长，抗战时期在八路军一直是做参谋工作，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科长、参谋处处长、冀鲁豫军区参谋长。45年9月调任军委一局局长，10月中旬放到陕甘宁晋绥野战军担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一线的指挥员，3日晚由于地形、敌情不了解，多数过于谨慎，兵力使用不当，形成逐次增兵的打法。如当晚只有2个团进入战斗，而担任主攻的八团只以1个营，营又只以1个连实施进攻。因此没有形成突然猛烈的打击，给了敌人调整部署、组织抵抗的机会。

除三五八旅以外，其它各部的进展都不大，没有对敌人形成很大威胁，以至于不能有效支持主要方向的作战，也是一个原因。

另外，战术上对地形了解不够，对塬地进攻作战的动作不熟悉。对村落战斗如何迅速分割敌人防御体系，也没有经验。每攻占一个院落，部队就开始混乱，只好组织一次攻占一个，不能连续发展。这样不但延误了时间，而且越往里打，敌军越集中，抵抗越顽强，结果无法迅速解决。

五、西华池战斗之后

西华池战斗，毙伤国民党军约1600人。其中三五八旅毙伤敌约500人，俘虏10人；独一旅毙伤敌1100人，俘虏44人[18]。解放军损失也较大，计损失821人（其中伤亡811人，其它损失10人）[18]。在西野的战史中，西华池战斗被认为“在战术上是犯了错误的”[22]。

大概因为还没有接到张宗逊撤兵的消息，彭德怀3月5日下午发去一电，指出：“破坏胡军进攻延安计划，首先是你们能在陇东、关中两区打几次好仗”，并告诫张、习“每次要集中五倍六倍兵力消灭敌一个团”且“消灭敌一个旅也要从首先消灭敌一两个营着手”[11]。当天晚上，张宗逊、习仲勋向军委报告了西华池战斗未能达成歼敌目的的情况，称“敌占街市房屋及我军旧筑之工事顽抗，非死不缴械。敌虽死伤近千，受到致命打击，只因未能歼灭其主力，以至今日晨敌援赶到，我遂放弃歼敌决心”[11]。

3月4日，军委作战部统计上报了国民党军准备用来向延安进攻的兵力，关中、陇东、三边和榆林4个区计有正规军7个师、24个旅、52个团，18.4万人；地方团队21个团，1万余人。总计7个师24个旅、73个团，约19.5万人。5日，作战部的《战况汇报》中对国民党军动态作了分析，判定“敌人是决心进攻延安”，“待整编第一、第九十师集结完毕后，进攻即可开始”。这样，西华池战斗实际上带有战略侦察的性质，中央根据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决心、兵力以及在初战所显示的战斗力和战斗精神，对西北野战集团的任务和组织重新进行了调整。一方面明确保卫延安的内线防御作战“主要依靠陈谢从外线解围”，同时命令陈谢纵队及二十四旅及王新亭纵队主力渡黄河袭击阌乡、陕县、新安、渑池，以期保卫延安，错乱胡军部署[3][5][11]；另一方面准备在内线进行二十天的防御作战。鉴于教导旅正面过宽，3月7日彭德怀致电张宗逊、习仲勋，对防御地段重新作了划分，并决定11日亲自去前线视察[5][11]。另外，军委亦致电贺龙、李井泉，要求其尽快输送炮弹、掷弹到前线[11]。

由于这一场战斗已经不可能局限于某个地区，也不仅仅是野战军的任务，因此，由何人领军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据说彭德怀考虑到贺龙在晋绥无法赶回陕北，因此主动请缨，向中央提出由他来指挥陕北的作战，并得到了军委的同意[16][23]。当时边区缺乏统领全局的军事指挥员，让彭德怀出马也是不得不如此的做法。

3月8日，召开了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大会，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都讲了话。彭德怀在会上宣布，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让我来指挥保卫延安的战斗[23]。10日和11日，彭德怀视察了金盆湾、茶坊等地的防御准备情况，12日返回延安。大约就在这一天，军委在枣园小礼堂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彭德怀、刘少奇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会议总结了西华池战斗的经验教训，并决定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恢复原建制，张宗逊和廖汉生分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委[7]。3月14日，军委致电张宗逊、习仲勋，要求习仲勋回延安和彭德怀一起主持全局，并与3月16日正式发布命令，以第一、第二纵队、新四旅、教导旅等组成西北野战兵团，“上述各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11]。

从国民党方面来看，这一初战并未动摇其“犁庭扫穴”之决心，但出师不利、折损大将，对士气则有潜移默化之影响。胡宗南一方面故示潇洒，将此视之为“老虎头上拔了一根毛”[24]；另一方面却讳莫如深，尽量淡化该战斗，将随之而来的延安之战大吹大擂。正好何奇5月22日被追赠为陆军中将，以致于许多人误以为何是在进攻延安的战斗中阵亡的。九十年代国民党史政编译局去采访军中耆宿时，有人居然像模像样地称：“我军第四十九旅（注：此处番号亦错）少将旅长何奇将军于十六日下午一时十七分，在金盆湾以东右侧约六百公尺处，不幸阵亡”。[25]

何奇、黄正诚、沈策、许良玉、李昆岗等均为胡系中之后起之秀，较之“老派”中的李铁军、李文、刘戡、董钊、丁德隆等人，不仅有“黄马褂”（黄埔）穿，还有“绿帽子”（陆大）戴，有的人还有留洋的经历。战前这批人大都担任到旅、团一级干部，平时自视甚高，且野心勃勃，互相攀援，声势颇壮，骎骎然有取老派而代之之势[24]。孰料真正打起仗来，并非像背熟操典那么简单。晋南官雀村一战，“天下第一旅”的黄正诚先就栽了个跟头，接下来何奇又蹈前辙，连命也搭上了。不过，这并没有令胡宗南回心转意，他决心要夺占延安，为自己在蒋介石面前争功邀宠。

夺占和保卫延安的战斗随之打响了。

一、战前形势

1946年11月，蒋介石令胡宗南抽调驻晋南的整编第一、第九十师共4个旅西渡黄河入陕，准备会同原包围陕甘宁地区的部队一起进攻延安。11月6日，国民党整编三十六师二十八旅之八十三团由西安空运榆林[1]。

中共虽早在8月就提醒军民提高警惕、包围边区，10月中下旬就开始对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具体准备工作，但由于当时能用于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很少，故形势一度很紧张。11月6日的军委指示中指出：敌第一军九十师正由临汾开西安，准备进攻边区，马鸿逵主力准备进攻三边，然后两路会攻延安。决调杨苏纵队（3个旅）、陈谢纵队（3个旅）、张宗逊纵队（2个旅），协同边区部队保卫延安任务。以陈赓为司令员，张宗逊为副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统一指挥各部[1]。

11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取消晋北、晋绥野战军番号，统一编为晋绥军区第一、二、三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委廖汉生，参谋长王绍南，政治部主任冼恒汉。下辖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委朱辉照。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副司令员彭绍辉，副政委罗贵波，政治部主任王恩茂。下辖三五九旅，旅长郭鹏，政委李铨；独四旅，旅长顿星云，政委杨秀山。第三纵队司令员许光达，政委孙志远，副司令员贺炳炎。辖独二旅，旅长唐金龙，副政委罗志敏；独三旅，旅长杨嘉瑞，政委金如柏；独五旅，旅长贺炳炎（兼），政委王赤军[2]。

11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的干部动员大会，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等在会上讲话。

虽然由于形势紧张，中央有调3个纵队进入陕甘宁的计划，但因为该地区贫瘠难以供应大军，对于是否要调杨苏、陈谢纵队——尤其是陈谢纵队——来延，颇费脑筋。对于调张宗逊纵队，则始终是一致的。

11月6日毛泽东致电张宗逊、许光达并告贺龙、李井泉，胡军已西渡，有直攻延安可能，望“你们率主力两旅即日兼程直开延安勿误”[3]。因国民党召开“国大”，并可能单方面宣布停战令，毛泽东一度认为“蒋介石为欺骗人民与调动继续进攻之兵力，可能于数日后在其御用国大开会之前下令停战若干天”[4]，故此，11月10日毛给陈、谢指示，到吕梁后，如胡军向延安急进则你们亦急进，如胡军缓进则你们可攻占吕梁各县，待命开延[4]。在该电中，毛泽东要求陈赓等“动身西进之前，对于被服、弹药、新兵须作充分之准备，尽量携带，并要太岳于尔后源源接济。你们的基本后方仍是太岳，因边区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供应现有十万党政军犹感困难，外来大军只能供给粮食”[4]。同日毛泽东致电张宗逊、许光达并告贺龙、李井泉，指示张、许率一、八两旅可在临县休息三天，再向延安开进[4]。

仅过一天，形势突变。11月11日，彭德怀为军委起草致陈赓、张宗逊等电报，称敌有乘虚袭我延安极大可能，望陈张两纵队速向延安前进[5]。毛泽东于12日亦致电贺龙、李井泉，告之蒋军从晋南共调七个旅位于中部、宜川准备两路进攻延安；宁夏青海马军亦正在急调中。指示应令独四旅和三五九旅速开吕梁备战[4]。14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致陈赓、张宗逊电，称：敌主力似集中宜川以便突袭延安，你们两部飞速开进。并望每日行程电告[4]。

11月18日，整三十六师一六五旅四九四团在富县南之烛子沟和陕甘宁边区部队发生接触战，被击退[2]。这本来也许是双方进一步战斗的开始，但11月20日，陈谢纵队渡过汾河进入吕梁地区，随即与王震等部发动吕梁战役（又称晋西南战役）[1]。胡宗南因侧背受巨大威胁，不得不令已入陕之整一师、九十师东返，汇合驻临汾、吉县之第三十师六十七旅、整二十七师四十七旅共六个旅，分路向蒲县、大宁反扑，企图稳定晋西南局面[6]。

这时中央军委还是基本按照原计划行事，准备让陈谢纵队入陕，但要求杨苏纵队开太岳执行陈纵队原任务，保障陕北向太行、太岳之通路，并归刘邓薄王指挥补给[4]。23日，彭德怀代军委起草给陈赓的复电，同意其在清水关、永和关两处渡河[5]。

随即，一方面由于张宗逊纵队已由临县碛口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另一方面亦可能认识到陈谢纵队在外线配合牵制更为有利，因此对该部的调动作了调整。24日彭德怀起草的军委电报认为：胡（宗南）顽进攻延安，准备尚未完成，如其发现我主力西移，可能改变其预定计划。该电允许陈赓以一部攻取隰县、大宁，延迟两三天渡河[5]。同日，毛泽东又致电陈赓谢富治，根据所得情报，进一步调整方案为以陈赓等部并指挥独四旅先于数日内攻占隰县、蒲县、乡宁、吉县、大宁等五县，然后准备在蒲县、乡宁地区歼灭由禹门口渡黄河东返之整一师[4]。在同日的另一电中，毛泽东通告陈谢，张宗逊纵队已经到达延安附近集结休整，新四旅、警七团、教导旅均已构筑强固工事，足以抗敌十至十五天[4]。25日彭德怀代军委起草给陈、谢的电报，要求其夺取隰县，再夺蒲、吉、乡等城，并将原渡河的命令改变为“待命西开”[5]。

陈赓所部的行动，不但打乱了胡宗南的计划，而且获得相当的补给。二十四旅打开大宁后，得到五万担粮食。这进一步使中央在作战与供给的问题上更加倾向于以陈赓部在吕梁地区继续作战。11月27日，毛泽东复电陈谢，同意其26日20时关于吕梁地区作战的部署，要求“有步骤地解决吕梁各县之敌”[4]。

这样一来，原定杨苏纵队的任务就必须重新调整了。12月1日，毛泽东给刘邓的电报中称“杨苏纵队仍决南调”，但“待其过正太路后拟令其开太行休整两个月”，“该纵尔后即归你们指挥”[4]。12月7日，彭德怀起草的军委致聂荣臻等的电报，正式命令杨苏纵队南调至上党区归还刘邓建制[5]。

此后，对陈谢纵队的使用基本上确定下来。12月2日，毛泽东给陈谢的电报称：隰县、蒲县占领，粮食又多，于我极有利。要其考虑寻歼分散之敌，相机占领吉乡两县[4]。12月4日，彭德怀起草之致陈谢电，明确：今冬仍在内线各个歼灭敌人；反攻与出击时机，须看消灭敌人的情况才能具体决定。陈赓同志暂不宜来延安[1][5]。

张宗逊纵队的到达，使延安增加了两个主力旅。12月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检阅了第一纵队并讲了话。当时，第一纵队是刚经过了晋绥一系列的战斗，补充的战士大部分是刚刚俘虏的国民党军，纵队干部中有人提出受阅是否会发生问题，建议将战士手里的子弹全部收起来。纵队经过研究，最后还是决定子弹一颗不收，相信这些战士的思想进步，相信我军政治工作的力量[7]。

由于张宗逊、王震所部均西调，陕甘宁和晋绥这两个解放区如何配合作战的问题，已经亟待解决。彭德怀、习仲勋12月11日从延安动身前往晋西北，15日到达山西离石西之高家沟。16日，彭德怀在高家沟主持召开陕甘宁和晋绥两区高干会议。出席者有贺龙、习仲勋、陈赓、李井泉、王震、罗贵波等[5]。会议只开了一天，主要议题是讨论和决定如何发展和坚持吕梁，吸引胡宗南部于黄河东岸，以巩固太行、保卫陕甘宁。会议商定，在吕梁区作战的太岳四纵、二十四旅、晋绥吕梁独四旅、三五九旅，统归陈赓、王震、谢富治指挥，粮食、武器、弹药、服装分别由晋绥、陕甘宁供应[6]。这样，吕梁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战区，因而后来规定四纵建制上仍属刘邓集团，但军事指挥暂直属军委[5]。

胡宗南部对晋南的进攻，采取集中兵力的战法，12月25日彭德怀起草的致陈赓、王震的电报指出：罗（列）、严（明）两师西进，兵力集中且强大，难各个击破。要求陈赓等以小部牵制、阻滞胡军，主力转至吉县以北[5]。这样，至1947年1月，胡宗南部基本达到目的。于是，胡宗南将整一军调回运城附近休整，并保持机动。晋南防务，则由整三十师接替守备[8]。

46年12月31日起，胡宗南部开始向关中地区进行试探性进攻。胡军四十八旅、十二旅、一三五旅及两个保安团分别占领武王山、杨家店、长舌头、湫头、西坡店等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司令员王世泰、参谋长张文舟指挥下，以警三旅七团和新四旅南下，反击进犯之敌。1月17日夜，警三旅七团攻占旬邑以东5公里之崔家河寨子，歼敌保安大队1个中队大部，26日攻占梁庄、宁家，歼敌陕西省保安三团2个中队一部。与此同时，警一旅三团亦攻占旬邑县城，歼敌一部，后与友邻新四旅分三路向宁家至金池之敌碉堡线发动攻击，28日攻占黄甫、金池、龙高各据点，突破封锁线35公里。

此时，胡军急令淳化之一二三旅三六八团和重占旬邑之四十八旅一四三团从南、北向共军反击，企图夺回梁庄，恢复封锁线。30日晚，胡军之三六八团由副团长率团部及两个营进抵通润镇，一四三团进至金池、龙高一线。

王世泰等决心集中警三旅七团、新四旅七七一团、警一旅三团，诱敌三六八团至梁庄地区歼灭之。故此，以警七团担任正面阻击，节节抗击至梁庄外围；七七一团隐蔽于梁庄南侧之高家地区，待敌进至梁庄后从侧后攻击；警一旅三团（欠一营）位于刘家堡地区，从左侧突击；该团一营配属七七一团，于泾河北岸之河流、周家地区担任警戒，并作为七七一团预备队。

31日7时，胡军发起攻击。一四三团被新四旅十六团阻于黄甫、腰里地区；三六八团兵分两路，向宁家、于家攻击。但该团畏歼进展缓慢，一整天才进至于家，天黑又缩回通润镇。2月1日7时，该敌又自通润镇出动攻击，8时30分占领宁家、于家。警七团退至梁庄坚决抗击。该敌继续向梁庄攻击，并一度突破警七团阵地。此时，新四旅七七一团分三路向敌侧后出击，警七团亦乘势发动反击，将敌压缩于梁庄村外。经半小时战斗，将敌三六八团团部及两个营939人全歼。

为扩大战果，警七团继续攻击方里镇守敌陕西省保安四团二大队，攻城未克。但守敌因失去外围碉堡依托，且援敌被阻，不得已放弃该城东逃，被堵击的警一旅二团全歼于方里镇以南地区。

这一系列战斗，共计歼敌1600余人，迫使胡军退出武王山、杨家店等地，滞止了胡军之进攻[9]。

这些战斗，打得不错，但也反映出一些问题。比如警一旅攻打旬邑的战斗，本来已经打进城消灭了守军陕西省保安二团一个大队100余人，残敌退守北山据点顽抗。王世泰对警一旅参谋长刘懋功说：“北山不好打，你去给张占云（警一旅三团团长）说，攻北山要相机行事”，刘虽然觉得北山是制高点，不拿下对旬邑是威胁，但因为是联防军首长的指示，旅长高锦纯在旁边也没有表态，只好去向张占云传达了该指示。张占云一听“相机”，思想上犹豫了，结果敌援军到后，旬邑丢失。本来有把握的胜仗没打好，调去攻北山的炮兵都没用上。战后，新四旅意见很大，向上反映。结果给了刘懋功一个处分，把警三团团长张占云给撤了职，团政委陈克功也被调走，由葛海洲接任警三团团长[10]。

歼灭胡军三六八团的战斗中所俘虏的胡军一个副营长，还很不服气，被俘后声称：“有种的咱们摆开战场干，搞偷袭、伏击算什么！”这一方面反映了国民党军对我军的战略战术无知，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战争初期国民党军的骄横态度。

1月底，陕北组织野战集团军。1月31日，毛泽东致电贺龙、李井泉：“边区各旅及一纵队组织一野战集团，以张宗逊、王世泰为正副司令，习仲勋、廖汉生为正副政委，二月底完成一切战斗准备。”[11]

2月9日，胡宗南在三原召开军事会议，计划夺取延安，“摧毁共军首脑机关，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地区，六个月内消灭整个共军”[1]。

国军第一步的计划是夺取位于陕甘宁边区南面突出的“囊形地带”。这个“囊形地带”，系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从宜君向南折经同官（今铜川）、耀县，向西经淳化再向北折经旬邑至甘肃的正宁，以马栏为中心，宜君、正宁为袋口。该囊形地带不但是陕甘宁边区进出物资，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的捷径，而且西北共军可由此进出封锁线南端，对关中、陇东两大地区的各个城镇以及陇海铁路西段、陕甘公路交通线均形成重大威胁。而国民党军的封锁线也因为这个“囊形地带”而增加了300里，牵制了其守备兵力，所以颇感头痛。以前因政治上的原因，不敢贸然动手。如今既然决定进攻延安，政治上的障碍已不存在。而军事上来说，为便于从陇东、关中和晋南向宜川、洛川一带安全集结军队，消除进攻延安大军左侧背的威胁和保证后方补给线的安全，也非首先夺取该地区不可。

胡宗南指定整编二十九军担任夺取“囊形地带”的任务。在三原作战会议上，由二十九军参谋长文于一报告了二十九军的计划，以整编第二十四旅和整编四十八旅分别从宜君西北以及正宁东南，插入“囊形地带”北端，以封闭袋口，以一部占领要点，堵截南下救援和包围圈内北撤的共军；以主力控置于马栏以北，准备截击共军。二十九军主力则同时从东、南、西三面迅速推进，包围囊内共军，军预备队控置于宜君附近。

但该计划遭到西安绥署副参谋长薛敏泉的反对。薛认为此次作战目的是迅速夺取“囊形地带”，所以不同意封闭袋口，主张仅从东、西、南三面进攻。

文、薛两人争执不下，整三十六师师长钟松起来发言，亦坚决主张采取军部的计划。胡宗南看到在场将领大有继钟松之后一个个起来坚持军部方案的苗头，急忙宣布“不必再争论了，决定按薛副参谋长提出的绥署意见执行，一切责任由我负。军预备队控置于三原附近。决定14日拂晓开始攻击。所有参加作战的将领，统归刘军长指挥”。之后，也不再征求刘戡的意见（会前向胡宗南呈核方案时，刘戡也认为军部的方案比较妥当），就宣布散会。

胡宗南采取薛敏泉方案的用意是部队不受重大损失就可以夺取延安，并将解放军赶过黄河，就算是结束了陕北的战事，可以向蒋介石报功了[12]。

2月17日，胡宗南的部队开始向关中“囊形地带”发起进攻。以东线之一六五旅占领关门子，二十四旅进至杨家店；南线之一二三旅侵占柳林、庙湾；十二旅进至蒋家山地区；五十五旅占领爷台山；四十八旅一四三团抵达清水塬，该旅副旅长陈清率一四二团由西线进至五顷塬子，准备占领雕翎关后，截断关中地区共军后方的唯一道路石底子，与一六五旅一起封闭合围口。

因关中地区狭窄，回旋余地小，易遭合围。所以王世泰等决定主力部队和党政机关转移跳出合围圈，以保存实力。故此，以新四旅先行转移至石底子以北，阻击东线之敌；警一旅三团一、三营抵转角（马栏东北30公里），阻击杨家店之敌；警三旅七团一、三营配合警一旅一团阻击杨坡头之敌，二营占领雕翎关阻击敌四十八旅一四二团，掩护关中地区党政机关转移。

2月17日5时，警三旅七团二营先敌到达雕翎关，和整四十八旅一四二团发生战斗，在新四旅十六团两个连的增援下，与敌激战一天，毙伤其200余人，完成了阻击任务，随后转移至石底子以北地区。

18日10时，敌达成合围，但关中地区主力和党政机关已经安全转移，只有警一旅三团被包围在刘家店以北地区，当晚该团绕到敌后湫头也安全突围了[9]。第一回合的较量，双方没有真面目的接触，在胡宗南看来，达到了其预期的目的，但并未抓住任何一部分共军。

2月10日，中央军委命令：以第一纵队（辖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和教导旅、新编第四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组成陕甘宁边区野战集团军，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王世泰为副司令员，廖汉生为副政治委员，阎揆要为参谋长，徐立清为政治部主任，冼恒汉为副政治委员[1]。

一纵此前（8日）也已经由延安出发，11日到达鄜县以西黑水寺、直罗镇地区集结[1]。

胡宗南部20日占据关中地区首府马栏之后，其进攻边区的意图已经暴露。军事上如何应付，成为中共军委高层考虑的重点。

2月24日，彭德怀为军委起草了关于反击胡宗南部进攻边区的部署电，该电中详细通报了敌情，指出敌军用于进攻者一共十二个旅，除一六五旅、四十八旅三团制余均为两团，共计二十六个团。彭德怀判断其进攻延安时，守备、警戒、维持交通的兵力至少要十一个团，所以“实际上进攻延安兵力不超过十五团”，且“指挥差，兵力疲劳，士气不振”，因而“我可击破敌之进攻，保卫延安”[11][5]。彭德怀在该电中计划由教导旅利用预设阵地，“顽强抵抗半月，尽量吸收敌人于自己当面消耗疲惫之，以利主力出击”，而以“边区主力独一旅、三五八旅、新四旅全部，警一旅、警三旅各一部隐蔽集结张村驿以西及其西南地区。待敌主力进攻我教导旅时，向南突击收复关中，夺取中部、宜君、同官、白水，或歼击可能由洛川以西向张村驿前进敌之暴露侧翼”[11]。

第二天，张宗逊等致电军委，根据敌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及一四四旅旅部、四三零团向陇东肖金镇，二十四旅向宁县前进的消息，判断七十六师有向陇东进攻之企图，打算歼灭其进犯部队[11]。2月26日，彭德怀起草军委回电指出：“敌向西转移，准备进攻陇东，我军不要出动过早，让敌深入，弄清情况，以逸待劳。待敌进至与我有利地区，准备连续几个战斗消灭敌一两个旅，如过早暴露，恐打不好。切戒急躁。”[11]

估计张宗逊等尚未接到军委26日的电报（该电是当日下午发出的），当日下午又有一电报告执行军委24日电的部署情况。张宗逊等在该电中，仍然判断敌军可能继续进攻陇东，从南、西、北三面攻延，“目前似无直接攻延可能”。因此，张宗逊等人为在关中区北线作战，兵力展不开，准备转入新宁以北，“全部准备歼灭陇东之敌，或于敌人进攻准备未完成前，创造机会歼敌一部”，“如判明敌已开始直接攻延，我们于四日之内，即可转移到张村驿附近向东出击”[11]。

从张宗逊的这两个电报里，反映出前线指挥员一种比较急躁的心理。一方面错误判断了敌军的进攻方向，认为敌军仍然会执行“过去之攻延计划”，占据关中、陇东后，三面包围进攻，“目前似无直接攻延可能”。而实际上从后来的进程可以看出，胡宗南此举是“声西击东”，打算将陕甘宁共军主力调到西线，以便其快速攻占延安。另一方面，张宗逊对敌军从陇东翼侧进攻延安比较担心。从野战军指挥员来说，这一担心不无道理，因如果向东侧击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的部队，陇东敌军处于侧背。但问题是，张宗逊过于性急，急于先“全部准备歼灭陇东之敌，或于敌人进攻准备未完成前，创造机会歼敌一部”，再来对付胡宗南的主力。这时又不能不考虑胡宗南主力的动向，所以仍然要做“转移到张村驿附近向东出击”的打算。这么一来，全盘的计划实际上有两头落空的危险。

从胡宗南方面来说，这个“声西击东”的计划不能不说是有点小聪明。但是这个小聪明耍得并不高明，正反映出其“志大才疏”的本性以及国民党军内部的相互矛盾之处。本来，既然西面是佯攻，应该以西北地方军阀马步芳、马鸿逵部为主力就可以担任了。可是，胡宗南也知道两马并不可恃，所以西面的佯攻一共动用了五个旅（十七师四十八旅、七十六师二十四旅、一一四旅、新一旅、骑兵第一旅）都是胡部的嫡系部队。

实际行动中，马鸿逵果然并不热心，基本按兵不动，只派出一个骑兵团在盐池县惠安堡一带，对解放区边缘进行骚扰[13]。马步芳的部队也是4月份才到达[14]。而胡宗南在判断共军主力已经西调之后，也于3月初急令进犯陇东的部队东撤。由于被陕甘宁野战军抓住四十八旅打了一仗，这几个旅的部队结果除了作为预备队，并没有用上。胡宗南将几个旅的嫡系部队派去西面转了一圈，两头没用上，反被对手咬下一口。

因此，这期间双方都有点错进错出之处，总算起来，胡宗南的计划并不成功。不过，当胡宗南部要从陇东东撤时，西进的野战军主力倒是真的面临可能两头落空的危险。于是，抓住当面之敌，给予一个打击的决心自然就此产生。西华池战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

二、歼击四十八旅的决策

2月28日，蒋介石召胡宗南到南京商定重点进攻陕北的作战方案。这时，西北战场国民党军一共43个旅计32万人。除新疆9个旅7万人外，以34个旅25万人用于进攻陕北。其中胡宗南中央嫡系部队20个旅17万人，两马12个旅6.9万人，邓宝珊2个旅1.2万人。另调集西安的作战飞机84架（战斗机48架，轰炸机12架，运输机24架）予以配合[1][2]。而西北我军野战部队一共6个旅2.6万人，加上边区游击队5100余人，基干民兵1.5万人，总共不过4万多人[15]，与敌军相比实力相差悬殊。

以双方悬殊的实力，胡宗南要达到其占领延安，驱逐西北解放军的目的，本来是不必玩“声西击东”的小把戏的。不过，胡宗南也许是太过于想要保存实力，不愿意以正面进攻的方式来解决战斗，所以以五个嫡系旅向陇东出击，直取庆阳、合水，“企图吸引我军西调”[16]。而我西北野战集团，也正向西集结，准备在陇东给予进攻的胡军以打击。

3月1日，胡宗南部四十八旅进占板桥，二十四旅占庆阳，一四四旅占郭家崾崄三十里铺，新一旅占孟坝，三岔。

3月2日，结合胡军其它各部的行动，军委判断“进攻延安之大战可能三月七八日开始”，而陇东方向的敌军可能“以新一旅担任庆、合守备，四十八旅、二十四旅、一四四旅可能由庆阳东犯”，。彭德怀在给张宗逊等人的电报中提出三个方案：

一、迅速消灭四十八旅，主力转向关中，歼击守备之敌；

二、主力集结张村驿、直罗镇线，准备歼击北进或东进之一路（几个战斗）；

三、让敌深入延安、延长后，待敌困难增多时再从敌侧后歼击。

彭德怀要求张宗逊等考虑并将理由说明电告[11][5]。

张宗逊等当晚18时致电军委、联司，告以“敌四十八旅一四二团二日上午十二时进占合水，何奇及一四三团两个营驻板桥，另一个营驻赤城镇”、“现西华池无敌”，并称“我们明（三日）晚拟以三五八旅向板桥之敌进击，独一旅位置于板桥、合水之间，伏击合水、西峰镇之敌，警三旅夏团[注：即五团]配合一旅向该敌尾击。新四旅及七团阻止西峰镇、赤城向板桥增援之敌”[11]。

彭德怀代军委当日立即复电“完全同意你们二日十八时消灭四十八旅部署，得手后求得再歼二十四旅或一四四旅一部或大部，如此不仅陇东失地可复，延安亦将可保，此战斗关系极大”[11][5]。

整编十七师所属之第四十八旅是胡宗南嫡系部队，从1943年起一直担任旬邑至宁县之间的防务，长达3年之久。1947年2月27日，该旅奉命集结宁县。当日，由整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宣布兵分两路，进攻陇东：二十四旅进攻庆阳，四十八旅进攻合水。

整二十四旅旅长张新，下辖三个团；整四十八旅旅长何奇，辖两个团（欠一四四团），其中第一四二团团长陈定行，第一四三团团长杨荫寰。两个旅一共约一万五千人。何奇素有“何大炮”之称，黄埔六期毕业，后进入日本炮校进修，回国后又考进陆大深造，为人倨傲自负，常自比孙吴。

整四十八旅1月28日拂晓出发，上午10时攻占了赤城镇，击退了解放军1个连，并俘虏了部分人员。3月1日黄昏，该旅进占板桥，当晚又向合水进发。至3月2日下午四时，进入合水，不过已经是一座空城了。当晚，又接到整二十九军长刘戡的电令，要该旅由原路撤回宁县。何奇经过研究，认为经西华池到宁县是捷径，昼夜兼程一日可达，故决定从西华池南下。

3月3日下午3时许，四十八旅先头部队进入西华池。此地是属合水县的一个镇，距宁县北面封锁线上的据点兰义井约70-80华里，市面较繁荣，居民约千余户，均集居塬上。该镇东西两侧有南北向的大沟，南面有解放军所筑的防御工事，因其面向蒋管区，对四十八旅的防守来说，利用价值不大。

何奇因为离天黑只有两个小时，即便急行军也来不及赶到封锁线，所以命令一四二团继续前进至七里店宿营，其余部队则在西华池安顿下来。虽然也有人报告说解放军大队离此不远，但何奇并不相信[17]。

我军当时情报工作的确非常出色，就在刘戡去电要四十八旅回撤的几乎同时，即3月2日晚，军委给张宗逊、习仲勋发去电报，称“胡宗南令进占陇东之二十四旅、四十八旅、一四四旅迅速东开中部、宜君，并于八日到达。如确实，望乘敌南撤中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即可推迟进攻延安计划。”[11]由电报中“据联司获息”一语，判断很可能是国民党军之间的电报被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截获并破译了。

本来以为敌军会继续进犯，故张宗逊的计划攻击庆阳、合水之间的板桥镇，吸引四十八旅来援后予以歼灭。谁知道突然之间，敌人要急速回撤了！这么一来，必须以快速果敢的行动抓住敌人才行。可是张宗逊在这个关键时刻，却莫名其妙地犯下一系列的错误。

3月3日上午10时，张宗逊等致电军委，称“根据我军集结位置与当前敌情，决遵第三方案执行（注：按照下文的意见，这里的“第三方案”应为“第一方案”之误），今晚先击板桥再打合水歼灭四十八旅（如四十八旅待命令撤退，我仍决击板桥求得消灭其一个团到一个旅），然后转入敌后收复关中”[11]。

3月3日中午，张宗逊等得知“何奇率一四二团全部、一四三团两个营去合水，一四三团另一个营由赤城开板桥”，仍然决心“今晚以三五八旅消灭板桥之敌并警戒庆阳，另集中主力伏击可能由合水退回之敌，如敌于今由合水退回板桥，即集中全力击歼该敌”[11]。

张宗逊在这两份电报中所提出的方案和2日18时的电报完全相同，尤其是时间上仍坚持当晚发起进攻，似乎有点漫不经心的感觉。当军委2日晚通报胡宗南令四十八旅撤退的情况，敌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以张宗逊的方案则必须假设3日整天敌军不会有重大变动，还在“待命令撤退”或最多“由合水退回板桥”，这实在有点过于想当然了。

接下来又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西北野战集团的主力2月28日已经隐蔽集结于太白镇西南地区的塔儿塬、陈家源（三五八旅）及古城镇以东（独一旅）、盘客镇以北（新四旅）地域，进行了战斗准备[18]。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勘查附近地形后，考虑到敌军进入根据地顾虑重重，一般不敢贸然从沟中行进。故判断敌军如由合水到宁县的大路撤退，必从源上通过。但有一段路却在沟里，且路窄沟狭。因此，黄新廷将八团和七一五团部署在沟两边的山坡隐蔽处，把七一六团部署在山后，以便随时投入战斗[19]。

3月3日上午，三五八旅侦察科长侯润陶向黄新廷报告：敌整编四十八旅离开合水渡过马莲河，攀上南塬，向南行进。至中午时分，敌先头部队已进入八团隐蔽的山梁下面，八团团长徐立树请求立即出击。黄新廷命参谋长何辉燕向野战军司令部请示，得到的答复是：“敌情不明，听候指示”[19]。结果，四十八旅安然通过了三五八旅的伏击圈。

下午，集团军命令三五八旅向西华池前进。三五八旅到达西华池以北三里店后，根据侦察了解到敌军一四二团下午3时到达西华池，而一四三团尚在行进中。敌军到达西华池后，因市面如常，紧张情绪有所放松，不少军官去镇里的馆子解馋。

黄新廷命电台向集团军请示，要乘敌立足未稳，立刻发起进攻。但仍未得到同意[19]。直到黄昏时分，才得到集团军的命令，向西华池之敌发起攻击。

张宗逊之犹豫寡断，从某种意义上说，源自其固执呆板的个性。黄克诚在回忆长征时期湘江之战时提到，红四师完成阻击任务后，张宗逊曾因为未接到命令，执意不肯撤退，是黄克诚利用军事委员最后决定权才令他将队伍带下来。黄克诚的回忆中认为“张宗逊同志执行上级命令十分坚决，但缺乏灵活性”，婉转地批评了张宗逊[20]。

3月3日白天的野战军决策连身为副政委的廖汉生亦感到不解[7]，但结合2日和3日的电报以及张的个性，我们大致可以分析，张宗逊开始是认为四十八旅没有那么快行动，要“待命令撤退”，所以仍然按照2日18时的计划去做。当得知敌军撤退的消息，又本能地认为和3日午前所得到的消息不相符合而不愿意去相信（实际上3日中午前所得到的消息是前一天的），于是一再拖延了进攻的有利时机。张宗逊的做法，固然有“慎重初战”、“知己知彼”的正确因素在内，但因为未能真正理解军委电报中“望乘敌南撤中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即可推迟进攻延安计划”的意义，仅因“该战斗关系极大”而束手束脚，所以打了个窝囊仗。

以下谈几点关于战役责任问题的个人看法：

一、刘邓的战役决策和布置，还是正确的

此役刘邓已经完全掌握了对方的动向，及时转用兵力，歼灭张轸兵团，是完全正确的。正如陈唐30日午电中对战局的分析所言：

（一）刘邓已抓住张轸攻击，且系运动歼敌良机，如我能钳制十八军至一定时间，则有利于歼张战斗，而张轸被歼中原敌三个机动力量丧失其一，亦能改变战局，便于下一步两军歼邱胡。

（二）打五军必须集中兵力有足够时间准备，张如不除，十八军不致南下，随时能增援五军，刘邓不能钳制，还须抽出我之兵力，减少突击力量，而我东兵团目前对太西兖济或邹泰段作战亦需经一定时间始能集中使用于歼击五军，故打五军目的不变而具体时间步骤须依情况而定，如放弃已抓住之张轸不打，又找不到战机打五军，则可能陷两军主力于较长期与敌对峙拉锯，对战局不利。

如前所述，刘邓所部和四纵、华野十纵及地方各军区部队，无论就实力和态势而言均大大优于张兵团，且已经形成合围圈，在这种情况下，抓住战机集中兵力首先解决张轸兵团是正确的抉择。而所谓“弱敌”是相对于五军、十八军而言，显然并不是说张轸所部都是不堪一击的部队。

如对五十八师，中原军区司令部的敌军材料中曾评论该部“抗战期间未与我接触过，反共成见不深，但对我了解也不够，善于阵地战，山地战，对平原作战与运动战不熟练，怕夜间战斗。在攻击中往往先以火力压制，在攻击时宽正面前进，如正面攻不动时则以翼侧前进，攻击未果时固守阵地，防御时立即构筑工事，部队之间亦往往不互相应援，部队不善于使用手榴弹和白刃战”（注：不过我军对鲁道源的评价却不错，称鲁“有指挥能力，有作战经验，个性强，决心快，果断”）。

二、就战役指导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有失误之处

刘伯承在“战役基本命令”中，曾提醒西兵团“在战役上注意逐步将张轸向东压迫，以便锡联兵团适时赶到夹击歼灭之”。

此后30日14时、15时、19时数次电报均反复提醒西兵团对张轸应“严防其向东南及南阳方向逃窜”、“以主力由南北西投入战斗，力求割裂西部敌人而歼灭之，同时将敌主力向东压迫，以便锡联集团于野外中钳击捕灭之”、“应抓紧张敌主要防其突窜南阳”，如果不是陈赓将主力尤其是陈康旅过早东移，张轸决不至于轻易逃入南阳。

另外，刘伯承28日的综合命令要求“力争在羊册、泌阳之线以西地区歼敌”，显然计算到一三六纵赶到羊册、泌阳之线的时间，并没有赋予西兵团先敌到达羊册之线的任务，

而陈赓29日19时的电令，也是要宋集团到达指定位置后暂停，桐柏向南阳、埠口警戒，孔庆德所部（廿八旅）进至兴隆镇以南积极活动，而30日突然急令陈刘两旅（四个团）向羊册急进，并要宋纵远趋百里到达羊册一线，希望争取先敌到达，以逸待劳，显然是错误的判断。

刘伯承28日电令中要求陈赓“使敌明廿九日无法控制羊册山地”，这是容易令陈赓产生误判的地方。刘伯承虽然只是要陈赓令“羊册、春水及泌阳以东山地之部队”，注意对西游侦防敌东窜，但控制羊册山地的任务七分区的部队是否足以完成，却是陈赓不得不考虑的事情，因而容易陷入思维的误区。

刘伯承6月1日、2日仍然对抓住张兵团持乐观态度，有点低估张轸了。由于缺乏空军及火力掩护，2、3日白天均难以立即发动攻势。不过，这个乐观态度跟最后的结果关系不大，因为实际上30、31日已经逸机。

三、陈赓的失误

四纵司令部宛东战役总结中认为：“廿八日埠口之扭击战，将敌扭住，使部队有开进时间是很对的，但扭击时间似乎过早，如待翌晨敌出发后，于行军队形中扭击其尾部，则费力小成功大，且可驱敌于理想战场，待东北兵团到达聚歼之”。

这个失误和陈赓“拟廿八日接敌，视情况歼其一部或尾击之”的打算有关，但部队当时追击至埠口地区，敌情不明，急于扭住不使东去，是情有可原的。

四纵总结承认：“廿九日四纵撤离战斗是错误的，如能坚持一天，则宋陈两纵及桐柏部可赶到聚歼该敌人，但撤离战斗是给敌人打开回窜之门”，“卅日晚所得情报都是张轸率所部继续东进，故决定先将陈刘两旅投入羊册以西之线，准备敌到达以南地区，乘其行进中或立脚不稳而侧击之，并防其向羊册以北地逃窜，但未估计到敌出发后又折回”。

不过，总结里将责任推到参谋长的身上，称“此次错误是陈刘两旅投出过早，参谋长分析情况不细密，考虑不周到”。陈赓作战指挥，一般只是掌握战役意图、进程和大局，敌军番号通常也不用记（《陈赓传》），具体的部署是参谋人员负责的。但部署中出现的差错，实际上和总的战役意图发生冲突，陈赓却没有觉察到，无论如何是难辞其咎的。

57年编写的四兵团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对于宛东战役的失误总结中，将指责王启明的这段话删去了，承认主力东投过早，“此乃战役中的重大失着”。

四纵总结中提到的第三个失误是：“卅一晨知敌回窜桥头镇地区时，应率周旅先到桥头镇西北与查旅会合，断敌退路，阻其西进，但未如是作，竟将周旅布置于券桥以南，拟扭击敌一个团吸引其增援，继又将兵力向南投出想截击敌人一部，结果是扑空”。

此外，该总结中对十纵及二十二旅也有指责，这在关于十纵的部分再作分析。

总之，无论战后不久四纵的总结，还是57年陈赓在世时编写的四兵团史初稿，对于战役中所犯的重大失误都是认账的。这些重大失误，四纵参谋长也好，十纵、二十二旅也好，即便是存在着一些错误，陈赓作为西集团的指挥员，不能说不承担主要责任。

关于宛东战役中的十纵

华野十纵作为客军，在中野的内部总结中对其所提到的某些批评，并不完全符合实际。

四纵司令部宛东战役总结中提到：“宋集团廿七日至镇平、侯集线为少数敌所迷惑未前进；反退至曲屯之线，致尔后未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这一指责性质颇为严重，但结合四纵、野司作战情况通报及电报，可知并非事实。

陈赓5月27日20时的部署所提到的“十九时曾令宋集团至镇平后集后，勿为该两处少数敌人所抑留，能迅速歼其一部则歼灭之，不然则超越紧随敌人，一部尾击，主力从西南侧击”，陈赓司令部中也有“十纵由内乡廿七日东进于镇坪、候集遇敌少数部队误认为敌主力而退至曲屯、马营地区”的纪录，但当时的情况是连陈赓也只是“判断张轸所部在南阳及以东，拟廿八日行动，方向不明”，宋纵在和敌人接触后误认为是张轸主力，也是正常的。何况当日宋时轮即报告该纵八六团十时已经占镇平，二、十纵28日可进到彭营镇、清华镇、穰东、牛庄砦、乌龙集一线。

对上述指责，关键并不在于十纵是否判断失误（当天陈赓自己也无法判断张兵团的位置和动向），而是十纵是否“未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按照陈赓的部署，是“预定二、十两纵廿九日到桐河邱观地区”，据桐柏军区29日的报告：“孔率廿八旅昨到源泽以北，今天到兴隆集西南，十纵今（亥）可全部到达桐河、桐砦铺下毕营间地区，纵司廿时进入云造寺东一里之李庄，二纵廿一时赶到瓦店界中以东地区，明向邱观桐河出发”，可知十纵当夜已经赶到了预定地区（二纵则是第二天才赶到的），但此前陈赓已令周、刘两旅和张兵团脱离接触了。

陈赓29日19时的电令，要求宋集团到达指定位置后暂停，桐柏向南阳、埠口警戒，孔庆德所部（廿八旅）进至兴隆镇以南积极活动。这说明此时陈赓并非需要十纵即时加入战斗，也就不存在耽搁时间的问题。30日陈赓突然要宋纵等远趋百里到达羊册一线，这才是造成后来措手不及的根本原因。

对以上的这些指责，十纵似并不认帐。51年编写的二十八军史初稿中，对历次战斗失利并不讳言，但对于宛东战役，其说法则是“按时到达了指定的集结位置”。而在56年该军编写的解放战争战史初稿中，对此役的缺点进行了认真检讨，但也不涉及所谓未能按时到达的问题。

四纵总结中对十纵的另一个指责是“查旅和宋纵未照命令精神断敌退路，竟弄成送敌逃回南阳”，刘伯承在“宛东战役基本经验总结”里也提到，十纵“还未能大胆完全照我们基本命令再向西延伸，更多地截住敌人，殊为美中不足”。考察当时情况，这一说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当时情况下，难以求全责备。

首先，陈赓31日给宋纵的“命令精神”是以“配合四纵坚决歼敌五八师”为主，而“另以一部向柏树坟、大盆窑截断其与南阳的联系”为辅的，且所谓“截断其与南阳的联系”，是指切断五十八师与南阳之联系，并没有将张轸集团鲸吞的意图在内。陈赓当天的部署精神是“全力歼灭五八师”，“钳制十、廿师及南阳之敌”，即已经放弃了全歼张兵团的企图，这时“另以一部向柏树坟、大盆窑截断其与南阳的联系”，目的显然是阻滞和钳制，而并非打算断敌退路，予以全歼。

31日晨张轸西逃之后，由于陈、宋集团均在向东运动之中，措手不及。十纵因为队伍并未完全向西，因此才能有一部于当日上午截住五十八师。宋时轮在发现敌人西逃之后，立即布置了追击，也令二十八旅等经高庙集、三户砦向柏树坟攻击前进。但随即发觉张兵团十师在桥头镇西北五里之尹庄，桥头镇及东南之高董庄均有敌，五八师驻桥头镇西海子、上下里与十纵正发生激战。此时十纵兵力分散，已经插入敌军之中，且并未得到友军（查旅未赶到，二十八旅行动不明）的支援，要求其再向西延伸，未免有力不从心之感。且困兽犹斗，张兵团在撤退之时仍然多次发动反击，周旅追入娄子庄的一个营就是遭敌反击，受到很大的损失。如果十纵贸然向西，有反陷入被敌军包围的可能。

对此，十纵的检讨是“我纵奉令追击时，指定进止[至]相树坟（注：原文如此，应为柏树坟），截敌退路，因部队缺乏野战经验，追击不猛，动作迟缓，兵力分散，虽见敌多路护挤回窜，但为敌少数掩护部队所牵制，未能大胆插入，致失歼敌良机。当部队追击至马刘营时，又为当前战机所迷惑，而未坚决进至指定目标，致使敌能更多地窜围[回]南阳，实为一重大遗憾”。但这个检讨的前面先给自己按上一个“战役指导上迷于表面情况，未照基本命令‘由西向东，由东向西，压缩张轸’”的帽子，显然暗示了是西集团战役指导上问题。

总之，宛东战役之未能达成战役目的，主要原因在于西集团指挥员的一些失误，这一点在当时是明确的，陈赓在世时编写的四兵团战史初稿中，对这些失误也是认帐的。现在有些文章如“宛东战役述论”中，提出的所谓“过早暴露我军战役企图”、“东集团主力西移过早”的说法，都是不切实际的。

原载《刘伯承用兵战例精选》

宛东战役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三日)

宛东战役基本经验总结

（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

一、战役部署

首先佯攻确山，吸引与抑留敌整十八军于漯河以南地区，以配合粟裕兵团南渡作战；同时吸引张轸兵团(整十师、整二十师、整五十八师)由南阳东援确山，即在其运动于赊旗镇、唐河以东地区时歼灭之。

(一)以陈唐兵团附秦纵一个旅在郾城附近箝制整十八军。

(二)以陈锡联指挥 一 、三、六纵共三个纵队为东兵团，于五月二十七日佯攻确山，适时西进歼击张轸兵团。

(三)以陈赓指挥四、二、十共三个纵队及桐柏部队为西兵团，由南阳（《刘伯承用兵战例精选》第251页））地区尾张轸兵团东进，在赊旗镇、唐河以东地区开始截击，以利东兵团西进围歼之。

二、战役经过

(一)陈唐兵团自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三日，阻击由临颖南下之敌整十八军于漯河地区，毙伤该敌二千二百余人，我伤亡五百七十人，敌我伤亡为四比一，完全达成钳制任务。

(二)西兵团以四纵之十、十一两旅于五月二十九日在赊旗镇以南之埠口扭击张轸兵团。是夜，由于该两旅向赊旗镇以北撤退，西兵团又迷于表面的敌情，三十日将四纵主力东调羊册、郭集地区，将二、十两纵东调羊册西南地区(实际该两纵因执行我们二十八日四时基本命令，只到了高庙集、兴隆镇、苗庙地区)而夹击之，以致张轸于三十一日晨由埠口经桥头镇向南阳回窜。西兵团在就势进击之中，仅在马刘营、连庄截敌尾五十八师六千余名，另在娄子庄、小司庄之线阻击由南阳地区回援之敌，共截击与歼灭张轸万余人，其中俘虏五十八师副师长肖本元以下五千三百余人。

(三)东兵团于五月二十七日佯攻确山，吸引敌整十八军由临颖向漯河南进，也吸引了张轸兵团由南阳东援，正阳之敌整二十八师不敢单独先援确山。二十八日，该兵团除留六纵之十八旅一部仍围确山佯动，一纵之二十旅监视正阳之敌外，主力即由确山地域先向春水、泌阳之线西进，适机兜歼张轸兵团。

三、围攻的基本经验教训

宛东战役除漯河、确山箝制的方向外，在主攻方向的宛东地域，自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三日，计六日战斗共歼敌约一万余人，我伤亡三千人。基本经验是：

(一)必须把握基本情况的发展规律与战役指导方向。我们在五月二十八日以东兵团进攻确山之初，即判断敌人必以整十八军由临颖南援，整二十八师由正阳西援，张轸兵团(整十师、整二十师、整五十八师)由南阳东援，惟整二十八师首先单独来援的可能性极小。故二十八日决定除以陈唐兵团阻击整十八军，以六纵一个旅留确山佯攻外，东西两兵团对进，目的在围歼张轸兵团于赊旗镇、唐河以东地区，这是战役的基本决心。二十九日，我西兵团以四纵十、十一两旅由赊旗镇扭击张轸兵团于埠口，而桐柏军区二十八旅（252页）亦于是日午赶到兴隆镇与该敌接触。这一天，西兵团四纵之二十二旅在埠口西北之桥头镇，十、二纵都在埠口西南之桐河、瓦店、白秋地带，东兵团三个纵队亦赶到确山以西之百踱、竹沟之线，即形成张敌被隔于合击圈内的态势。此时张敌即放弃东援确山之重担，至三十日仍彷徨于埠口。我们判断该敌避战，将向西逃回南阳，乃准此基本情况发展的规律，于三十日令西兵团由西、南、北三面攻击，向东压迫，以使我东兵团参加决战，西兵团尤应防该敌西逃退入南阳。乃因西兵团十、十一两旅顾虑自己部分的伤亡，于二十九日夜脱离埠口之张敌，向赊旗镇北撤退，未将张敌抓住，而西兵团又迷于敌人表面的现象，误认为张敌东进，没有照顾我东面有东兵团，于三十日黄昏将其主力东进到羊册、郭集地区，欲由南北夹击防敌东逃，因而放松了极重要的西面兜击，使张轸得于三十一日拂晓向西逃走，是日午刻逃到桥头。此为未全歼张敌的重大失着，是未能把握基本情况发展的规律，迷失战役指导方向的重大教训(要正确判断侦察到的材料，不可为某种片断材料所束缚)。

(二)围歼敌人必须各部队协同动作，其关键在于合围与割裂。围歼敌人的关键第一是合围，防敌逃走；第二是割裂被围之敌，以便各个歼灭。这次合围的时机有二：主要是二十九、三十两天我们有很好的围歼态势，可是误于十、十一两旅脱离埠口张敌而单独北撤，与西兵团之误向东调，使张敌得以逃之。其次是张轸全部经桥头镇向南阳逃走，而西兵团由东北券桥、彰新庄与东面之高庙集、兴隆镇进击之时，我西兵团四纵队之二十二旅适于三十一日下午到了敌人退路上的段山及其以南地区，是可以截到敌人的，乃二十二旅因疲劳而又疏于侦察警戒，未能及时发觉截到敌人，该敌主力遂于六月一日逃到南阳附近之白河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追击部队各就已成态势截击，而又有部队只想独自围歼一股弱敌，使友邻部队在侧无从插手，以致仅能截住张敌六千余人，合围于娄子庄、小司庄以东地区。在宋纵围歼连庄、马刘营之敌，而退白河边之敌回援时，四纵队尤其是十、十一两旅在娄子庄、小司庄阵地，坚决配合宋纵围歼敌人，虽在敌人强大炮兵和空军轰击下，犹毙伤敌人三千余人，这是个体服从整体的协同动作，必须发扬。倘十、十一两旅在二十九、三十两日于埠口战斗能如此动作，则张轸全部必然就歼。在割裂敌人时，须向敌之接合部实行钳形突击，方易割开，且须构筑割裂工事，才能确实合围敌人而各个歼灭之。连庄被围之敌逃人马刘营合股，当时宋纵合围部队未及时知道，及其合股之后，费了大力，才将该敌全部歼灭。以上所说，都是未注意合围与割裂的教训。

(三)在机动中，各级指挥应在上级总的意图之下，根据具体情况，负责（253页）机断行事。宋、陈两纵于三十日在高庙集、兴隆镇地区，根据我们的基本命令与当时张轸的实际情况，不是向东而是向西，未完全执行西兵团命令，只以二纵进到苗庄寺、苗店之线，就势转移兵力向桥头西方向围击，故能歼敌六千余人。这种机断行事是对的。但根据当时情况，还未能大胆完全照我们基本命令再向西延伸，更多地截住敌人，殊为美中不足。

这次电台联络欠顺畅，译报慢，有些首长未能及时检查与研究电文，以致使机动中的分头指挥发生困难。除今后据此改进电台、译报工作外，还须强化野战电话队工作。（254页）

这篇最好和分久必合里的豫东战役篇一起来看。属于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时间线是：

一、4.30-5.7城南庄定策，夏季作战任务是大家配合粟裕部消灭五军

二、5.14朱德莅临濮阳动员视察，陈粟陪同

三、期间粟部各部队，1、4、6、两广、特纵在濮阳，3、8纵5.14攻占许昌后休整，中11纵在豫皖苏

四、5.23打五军作战部署：3、8纵向淮阳转移，吸引五军南下，1、4、6、两广、特纵南渡至定陶成武地区，开辟战场，吸引五军回转北上，3、8、中11纵尾随五军北上，两面夹击其于鲁西南

五、5.24陈唐带3、8纵向淮阳前进，五军果然被吸引南下，5.29和5.30日1、4、6、两广、特纵开始南渡黄河

六、5.28半路杀出个刘邓，决心打宛东战役，命令陈唐5.29进至漯河以南阻击胡琏兵团，直至6.3

七、粟指挥部南渡后，3、8纵不来了，国军回援鲁西南的有5、70、75、25、72、83六个整编师加两个整编旅

八、粟6.15上报主席变更部署，攻开封，主力由鲁西南转向豫东

虽然孙子兵法虚实篇上讲过的：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但是，原定的鲁西南决战，为了确保宛东失去战机，被迫转兵豫东还是很可惜的，那里背靠解放区，弹药伤员的转运都方便快捷，什么担架队跑光，上万伤员云集前线，为了等弹药推迟总攻的事，都不会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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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东战役考 [作者SPK]

一、5月27日，最初起意

前一天，5月26日晚22时，刘邓司令部侦听到张轸和他的参谋长朱其平的日语长谈，了解到敌信阳指挥所已经发现中野到达驻马店一带，并估计将攻确山。朱拟以两个团守确山，以二十八师五个团由正阳向西攻击，张轸则第二天由镇平赴南阳，先以五十八师驰援确山。

5月27日刘邓获悉南京及汉口均同意调十八军南援确山，张轸部暂集南阳待命，当日午后六时将此情况通报相关部队并报军委。

陈赓当日20时作出部署：

1、判断张轸所部在南阳及以东，拟廿八日行动，方向不明。

2、陈率四个团已抵北望及以南，陈康旅廿七日可抵安皋，拟廿八日接敌，视情况歼其一部或尾击之，并令桐柏部队接近南唐公路，待通过时侧击或尾击之。

3、十九时曾令宋集团至镇平后集后，勿为该两处少数敌人所抑留，能迅速歼其一部则歼灭之，不然则超越紧随敌人，一部尾击，主力从西南侧击。

显然在获知陈赓的部署之后，刘邓当日致电桐柏、二、四、十纵：张轸三个师今廿七日集南阳，拟全部东援确山，赓率主力今日到南阳东北之博望，他要王刘主力速隐集禹王店、白秋镇间准备，协赓夹击东移之敌，并侦报敌之动向，另要二、十两纵勿为镇平小敌所牵制，速经南阳、新野间东渡协同作战，望各部遵行勿误。

刘邓致三、六纵电提到：已令陈赓（三个旅）并统一指挥二、十两纵及桐柏主力为西南兵团，转到南阳泌阳线之两侧截歼该敌，并准备当该敌进至泌阳地区时协助一、三、六纵合歼之。

同时刘邓致“杨尹并锡联”电催促他们“加大行程及速度”，以免贻误战机。

当日刘邓在致各首长及陈粟并报军委电中，一方面做了先歼二十八师的援兵（五个团）的打算，同时也准备“以两个纵队以上兵力适时西进，协同陈赓歼灭张轸”，该电要求“陈赓兵团应严密监视张轸动态，以四纵及王刘部于张轸一个师或两个师通过唐河、赊旗镇以东后，突然割裂，而后集二、十两纵全力各个歼灭之”，并提醒“在战役上注意逐步将张轸向东压迫，以便锡联兵团适时赶到夹击歼灭之”。

该电并指出：“确山唐河间地形极好，易攻难守，张轸所部三个师皆系弱敌，各部应鼓励士气，不顾疲劳，不惜伤亡，密切协同完成歼敌任务大展战局”。

从以上电报可看出，刘伯承最初的打算来自于所截获的张轸部行动的情报，以及陈赓27日的判断及部署。在刘邓27日致各首长及陈粟并报军委电，即所谓“战役基本命令”中，刘伯承明确提醒西南兵团“在战役上注意逐步将张轸向东压迫，以便锡联兵团适时赶到夹击歼灭之”。

宋时轮27日报刘邓电：该纵八六团本日十时占镇平，二、十两纵明廿八日进到彭营镇、清华镇、穰东、牛庄砦、乌龙集，线（含）以南属二纵，以北属十纵。

二、5月28日，定下决心

5月28日刘邓处获知的敌情是：“据报十师今拟至赊旗南埠口，廿、五八两师皆东进，八五师拟经枣阳向泌阳策应张轸”。

根据敌情以及王近山、陈赓、桐柏27日的布置，刘邓确立了歼灭张轸的决心，给各纵下达综合命令：

1、张轸三个师今廿八日可到达赊旗、源潭（注1）之线，明廿九日可到羊册、泌阳线以西，敌运动很快，应注意。

2、我以全力先歼张轸之目的，部署：

（1）赓兵团应以四纵及王刘部坚决割裂迟滞敌人，使敌明廿九日无法控制羊册山地，二、十两纵应于廿九日午夜前务必赶到唐河西北，邱观桐河地区，尔后紧尾敌人，加入作战。

（2）锡联兵团除留一纵一个旅于确山以东监视卅八师主力，六纵包围确山部暂不抽动外，其余全部向西加入作战，并需先以两个旅限明廿九日夜赶到春河、贾楼、泌阳线控制山地阻敌，争取时间以便主力赶到，其余各部亦应于卅日赶到上述地区。

（3）力争在羊册、泌阳之线以西地区歼敌。

据第四纵队司令部宛东战役总结，27日四纵各部所在位置如下：四纵指率周刘两旅（五个团），廿七日由刘村镇进达大李庄、博望、郭家寨地区，陈旅进至安皋地区，查旅廿七日由西坪镇东进，陈限令于卅一日兼程赶至赊旗镇地区。

十纵由内乡廿七日东进于镇坪、候集遇敌少数部队误认为敌主力而退至曲屯、马营地区，二纵十七日（注:应为廿七日）由师冈地区进至贾宋大王集之线（预定二、十两纵廿九日到桐河邱观地区），桐柏廿八旅位黑龙庙，张廷发部五个营位南阳东南之汉塚地区，并令七分区三十三团二十八日赶到春水贾楼阻敌东进。

陈赓28日得知张轸所部三个师由南阳东进，当日黄昏抵达埠口（十师）、兴隆集（五八师）、苗店（廿师）地区，同时预计陈锡联兵团三十一日才能赶到泌阳、羊册一线，因令周希汉率十、十一两旅（五个团）向敌尾追，求歼其一部抑留其前进，令陈康旅廿九日拂晓前赶到桥头镇，令桐柏廿八旅廿九日拂晓前赶到兴隆镇附近，豫西七分区应尽一切力量在春水、羊册地区阻敌前进，并令二、十两纵向兴隆镇以南急进。

周刘两旅当天夜里23时追至赊旗镇以南和敌十师接触于白店、章北店、白果树之线，敌集向我反扑，我遂停止进攻，与敌对峙。22日（注:似应为29日）陈旅赶至桥头镇准备支援周刘旅作战。

三、5月29日，张兵团已经入网

刘邓29日给四纵、桐柏及一、三纵的电报中要求陈赓“严督全部（注: 应为“所部”）务分南北各抓歼张敌一部，桐柏尤应竭力加强泌阳以东山地之阻击，抑留该敌于泌阳附近，以便我主力向[敌]心脏歼击”

应该就在获知四纵和张轸兵团发生接触之后，刘邓给陈唐、粟张及军委发电，称“我四纵已抓住张轸，决集全力先歼灭之”。

29日6时（申）（注:此处似应为15时）再次致电陈唐、秦粟并报军委，强调：

1、我已抓住张轸于赊旗镇南预想地区，在战斗中。已令东一、三、六纵，西二、十纵兼程赶到，歼击该敌；

2、机会难得，我中原各部应首先保障此战胜利；

3、陈唐应以主力于今廿九日晚西进至平汉线上坚决阻（截）击十八军（似已由许昌南进）；

4、秦纵照原令（辰令其向北午渡急进，向该敌侧背扭击，小歼以迟滞之）行动；

5、建议粟部急速过河使敌徘徊。

这一决心及要求陈唐部所作的配合，和粟裕28日给军委电报中要陈唐不论采用何种方案应以监视五军为主的建议相冲突，但由于打五军尚在未定之天，而这边已经获得了良好的战机，因此刘邓的决心获得了陈唐的支持（陈唐30日电）。

29日8时，陈赓报刘邓：

1、 廿师在埠口东南之苗店，十师在埠口及附近，昨晚攻击，俘敌数十人，现正围攻白果树、李庄；

2、 敌经我扭击似已停止；

3、陈康、陈哉（注:此处疑有误，应仅指陈康旅。）两旅十二时可赶到桥头镇；

4、我欲钳制廿师，先集力扑灭十师；

5、我到赊旗镇附近。

当日晨8时开始，张轸部向扭击的四纵部队发动攻击，激战竟日，攻击十余次之多均遭击退。下午，桐柏二十八旅赶到兴隆镇以南向敌攻击，但未奏效。

当日，桐柏军区报告刘邓：

孔率廿八旅昨到源泽以北，今天到兴隆集西南，十纵今（亥）可全部到达桐河、桐砦铺下毕营间地区，纵司廿时进入云造寺东一里之李庄，二纵廿一时赶到瓦店界中以东地区，明向邱观桐河出发。

当日18时陈赓报告：

1、敌现集埠口（十师）、苗店（廿师）、兴隆镇（五八师）地区；

2、俘供：敌本拟五时出发，因我抑留而停止，曾九次向我反扑，均被击溃，现仍以七个团向我攻击，企图黄昏逃窜；

3、十七时据报九师即派一个旅，协助张轸作战；

4、估计敌可能继向泌阳方向逃窜或缩回南阳避免被歼；

5、我拟以一部击溃南阳出援之敌，主力继由西北两面压缩，迫其溃退，在运动中歼其一部，再压至泌阳西北地区配合锡联聚歼之。如敌仍在原地固守，则待宋集团到达后割歼其一部或大部，以待锡联到达后聚歼之。

至此，包围圈已经形成，四纵十、十一两旅及桐柏军区部队扭击张轸集团，迫使其无从窜逃，不得不全力向周刘两旅进攻，力图将其向北驱赶，以便使大兵团获得行动自由。由于十三旅陈康部已进至桥头，张兵团西逃之路实际上也已经被切断（宋纵当日夜或次日拂晓即可到达，二纵次日亦可到达）。陈赓18时的估计和处置也基本上是合适的，以“主力继由西北两面压缩”，“配合锡联聚歼之”，符合整个战役企图。

就在陈赓报告的1个小时之后，由于张轸兵团仍然集中全力进攻，四纵突然“以迟滞敌人之目的已达且各部均未赶到，故为避免过大伤亡并放敌东窜，以便与锡联兵团会歼敌于泌阳西北地区，决稍向后撤以观敌变，于十九时至廿时先后退出战斗，撤至王砦、沈营、陌陂以北之线待机，廿八旅（桐柏）当日亦退至桐河”。

这么一来，张轸兵团终于获得了有限的行动自由，且四纵丧失了直接观察张兵团动向的途径，这是迈向战役失误的第一步。不过，此时张兵团归路上有十三旅，西有宋纵、二纵、二十二旅正赶来，南有二十八旅，北边是十、十一旅，原地固守或向东仍是其没有选择的选择。

如前所述，张兵团于29日陷入预定的包围圈中，东兵团围攻确山的行动已经达成其战役目的（当确定歼击张轸兵团后，和吸引28师就没有多大的关系了）。大兵团在敌占区行动不可能完全保密，要求围点及西进行动一点风声不漏地骗张轸兵团东进是不现实的。打援计划的流产主要不在于围点的泄密，这一点后面还有史料可以证明，请耐心等一等，我会慢慢敲上来。

限制机动不等于消灭对方，试想，在两个旅在对整编十师作战的情况，张兵团其它两个师能不能甩下十师自管自走掉？如果不能，牵制的目的所在。

东兵团此前行动和最后未能歼灭张轸的关联不大。王近山27日19时的部署（大意）：以肖旅攻击城南六七零零高地，以侦察队及工兵连南伸破路，李旅在城北及以西，尤旅为预备队。

四、5月30日，关键性的失误

刘邓30日辰致电四、十、二纵、桐柏、一、三、六纵：

1、至廿九日（亥）止，敌仍未发觉我二、十纵东进，三、六纵西进，及桐柏军区主力所在，并认为我一、三、六纵专对廿八师，尚未南下，必须坚守正阳，不得已时牺牲确山，以专力破击我四纵之企图；

2、二、十纵两纵到邱观线后，应结合桐柏主力（改由宋统一指挥），即由南向北，以出敌不意的动作，协同四纵南北钳击，先力求以主力割裂张敌一个师以下而各个歼灭之（重在打首脑），不要一口吃多少，以上由赓统一令行；

3、刘王速令张廷发部专力扭击小歼南阳东援之敌；

4、一、三、六纵主力应兼程赶进，限卅一日拂晓前到达泌阳、羊册线，待机加入作战。留确山部队，仍伪装主力佯动；

5、赓王刘速令羊册、春水及泌阳以东山地之部队，分别注意对西游侦，防敌东窜，并就近分向一、三、六纵报告情况；

（以下略）

但大约在当天的上午或最迟中午，陈赓判断张轸将继续东进（关于这一点，已经有不少资料中提到，不再赘述），遂命令第十一、十三旅赶往羊册一线。

据四纵司令部宛东战役总结所称：“卅日晨敌见我北撤，遂仍向东犯，图至羊册之线，我为先敌控制羊册及其西北山地，急令陈刘两旅（四个团）向羊册急进，七分区之三三团即控制羊册以东之山地阻敌东逃，周旅置于王砦、沈营待机尾击，令宋集团向官庄急进，准备于卅一日南北夹击该地。刘旅十九时赶到羊册、芙蓉川，陈旅十七时到边庄地区，宋纵到青台集，陈纵到邱观地区，查旅进至安皋。”

为什么陈赓突然会有这样的处置，至今莫明。按照刘邓早上的电报，并没有赋予陈赓所部到羊册一线的任务，而陈赓29日19时的电令，也是要宋集团到达指定位置后暂停，桐柏向南阳、埠口警戒，孔庆德所部（廿八旅）进至兴隆镇以南积极活动。而30日突然要宋纵远趋百里到达羊册一线，陈康旅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陈赓将守住敌人归路的陈旅和十纵调开之后，张轸西逃的通路敞开了。

刘邓30日14时致赓宋陈王王刘电：

1、敌继续向东，望坚决抓住之；

2、张轸致电蒋、白匪，如一旦失利将会影响华东战局，及整个剿匪战事等语，望切实抓住敌人，适时以主力作向心的钳击，严防其向东南及南阳方向逃窜。

这是刘伯承的再次提醒，虽然这个提醒并不够明确，既要防止张轸向东南方向逃窜，又要防止张轸向南阳方向逃窜。但仅仅一、两个小时以后的电报应该足以引起指挥员的警惕，可惜仍未被重视。

刘邓30日申时致电四、十、二纵、桐柏、一、三、六纵：

1、 赓集团（二、十纵两纵刻到邱观地区）应按卅日（辰）电要旨于卅一日夜以主力由南北西投入战斗，力求割裂西部敌人而歼灭之，同时将敌主力向东压迫，以便锡联集团于野外中钳击捕灭之，应作向心钳形突击，且应以步兵、炮兵、工兵集中全力协同动作不可参差零乱，但赓集团今夜应以必要兵力分别接敌小战，疲惫敌，并防其突逃。以张廷发部及赓酌留一部负责全力对付南阳之援敌；

2、锡联集团（六纵主力刻到邓庄铺）于卅一日（辰）到达羊册官庄线后，争取稍事休息，如敌被我压迫东向时，则于野外捕歼之，如敌仍在原地困守，则于一日由东向西投入战斗。

此次作战关系整个中原战局，且敌已现慌乱情绪，我全体指战员应以高度的坚决动作，不惜任何代价勇猛战斗，争取全歼张敌，并防其在飞机掩护下突围。

这次的提醒很明确，要陈赓集团主力“由南北西投入战斗”，“将敌主力向东压迫”。从刘邓的电报来看，尚未知道陈赓已命所部赶往羊册一线，究竟是陈赓未及上报处置还是通信联络出现了问题，目前不可知。如果是通信联络的问题，那么，这两封重要的电报是否四纵未能及时收到呢？

刘邓30日19时致电四、十、二纵、桐柏、一、三、六纵：

1、卅日（申）据报，张轸已发觉我放松确山，而对锡联注视，同时南阳九师一部与张轸已取联络，据此张轸可能坚守待援或就近突撤到南阳。

2、赓宋特应抓紧张敌主要防其突窜南阳，宏坤则防其南逃。

从事后的角度看，这封电报也许更重要，因为直接提到了“赓宋特应抓紧张敌主要防其突窜南阳”的问题。但结合当时的情况，这封电报对挽回局面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这是因为：第一，陈赓指挥部也准备向西赶路，这个时间很可能电台已经撤收了，存在不能及时收到的问题；第二，更重要的是，部队已经开始运动甚至有的已经到达羊册一线，不可能再立即要求其西返。

换句话说，陈赓过早地命令部队赶往羊册一线，使得当天刘邓接连几封重要的电报都未能起到相应的作用，所犯的错误亦无法得到纠正。

从这份电报中还可以知道，张轸对于我军企图的了解以及突然撤退的可能，刘邓司令部已经掌握并及时予以了通报。假设陈赓所部当日仍在原位置密切与张轸兵团保持接触，那么对于这种可能性本来是有充分的时间做出部署上的调整的。因此，这是关键性失误的一天。

为执行陈赓向西急进的命令，宋时轮30日夜间（亥）对二纵、十纵、桐柏之部署为：

二纵卅一日午前进至唐河东之范楼、马沟、饶良（包）之线以南地区隐集，桐柏主力位新集附近唐河以西地区，宋拟卅一日晨到桐柏东南十里之赵排李，并令各部与之架通电话。

一轮狂追之后，二十八旅30日20时由太和砦沿苗店、苗庄寺追击前进，一分区两个营则沿沅谭少白寺、杨集追击前进。宋时轮显然对执行陈赓的命令并不积极，十纵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31日到达地区在高庙集至赵排李之间，主力大致在青台集附近。张廷发部七个营在茶庵一带筑工防南阳之敌出援。张兵团西面出现了空档。

五、5月31日，漏网之鱼

5月31日早上7点，张轸突然向西突围。刘邓9时致电赓宋王刘：敌向南阳突围，望不顾一切白天运动，坚决全力投入战斗歼击之。

31日晨陈赓指挥部很可能正在移动之中（孙宝廷：《在陈赓司令部的日子里》），这份电报并未收到。陈赓是根据部队观察到敌人西进的情况做出了判断，但此时部队已经撒出去了。于是只好就近命令十旅进行追击（注: 孙宝廷的回忆许多地方有误，如其中提到陈赓判断十纵昨晚到达预定地点，切断了南阳赊旗镇公路等，事实上如果按照陈赓的命令，十纵到达的“预定地点”是泌阳的官庄了！因此，孙宝廷提及的陈赓指挥部移动时间是否确切，尚待查。）。

据四纵司令部宛东战役总结：卅日敌奉命留南阳，并发觉我锡联兵团西进，遂又折回埠口地区向我威力侦察，卅一日拂晓前敌突然回师西窜，十二时左右敌已先窜至桥头、大小河流、张八桥、大安庄地区，南阳敌九师亦出援接应，此时我各部均已东进，一时调集不回，仅以周旅（三个团）向敌追击，十四时由王砦向西南追击，黄昏追至泥河歼敌五八师辎重连，俘廿余，残敌西逃。

查旅十七时进至北望（博望），廿二时即向双庄、邢庄、周庄敌廿师攻击，敌不守溃退，我向张八桥攻击前进。陈刘两旅向西急返，黄昏到卷桥（券桥）以南地区。宋纵亦于十九时赶到桥头西南地区，向敌攻击，包围下里敌一个营。

鉴于张轸兵团已西逃，刘邓31日午致电陈锡联：张轸正向南阳突围，已令赓集团不顾一切全力投入战斗，你们好好休息，待命西进作战。

按照刘邓司令部所获知的情况，张兵团午三时到达位置分别是：五八师在桥头镇，廿师在张八桥，十师在小河流，张轸随五八师在桥头及西南地区。同时，还获知“该敌准备明七时西突，命九师到柏树坟接引”。

刘邓根据陈赓卅一日的布置，决定陈锡联集团各按休息情况，于今卅一晚或明一日晨继续兼程西进，至赊旗、源潭线以东。

陈赓当天的部署是：拟卅一日晚全力歼灭五八师，钳制十、廿师及南阳之敌，当时周旅已到桥头镇东南正与五八师战斗中，陈康旅廿八时前（注：三十日廿四时）可到王砦，刘峰旅（注：应为刘丰）已到赊旗镇东北地区，当晚继进，查旅可能到博望，并已令其到达后即向南阳近郊前进。

同一时间，陈赓对宋时轮集团所下达的指示是：令其主力当晚廿四时必须进至桥头镇以南（桥头镇以南情况不明），配合四纵坚决歼敌五八师，另以一部向柏树坟、大盆窑截断其与南阳的联系。

从这个部署可知，陈赓已经放弃了全歼了张兵团的企图，只是打算歼灭五八师，对十、二十师及南阳可能出援的九师采取钳制的方针。这是因为四纵部队都在赶路，只知道周旅和张兵团有接触，并以为抓住了五八师（实际上只是一个尾巴）。对十纵的布置也是以“配合四纵坚决歼敌五八师”为目的。

宋时轮31日发现埠口、章北张、赊旗镇仍有敌，官寺、高庙集以北敌分数路向西急进。于是，十纵全部由高庙集、官寺间向北攻击前进，廿九师进到高庙集、赊旗公路后，沿公路北向西攻击，廿八师沿公路南向西攻击。

宋并令二纵由官寺埠口间向北割裂敌人，进到公路北后由西向赊旗攻击，并设法割裂之。桐柏廿八旅协同张、方两部除少数监视清河大庄敌外，经高庙集、三户砦向柏树坟攻击前进。十纵于31日十九时投入战斗，二纵及廿八旅到后即投入战斗。

宋时轮这个部署就当时情况来看，还是很恰当的。宋集团以主力沿赊旗镇至桥头镇公路追击，令二十八旅协同张廷发等部截断张兵团归路，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主力已经东进）。但是，由于二纵来回往返错过了时间，二十八旅又动向不明，尤其是当晚四纵并未采取有力的配合行动，以致十纵陷入尴尬的境地。

宋时轮的部署中提到：陈王纵往返百里（原已令其东进），于一时先头进至埠口、官寺、青台集之间，如桥头镇以东赊旗以西有敌，即投入攻击，如无敌则向柏树坟追击。

可见，至6月1日凌晨1时，二纵因来回往返百里尚未能接敌。此时十纵先头也正和张兵团五十八师发生激战，无法脱身，更谈不上向西兜击。

宋时轮判断张兵团十师在桥头镇西北五里之尹庄，桥头镇及东南之高董庄均有敌，五八师驻桥头镇西海子、上下里与十纵正发生激战。当时宋令二纵进至桥头镇东北，向西南侧击敌人（注：据《刘华清回忆录》可知，二纵因为行军道路被十纵、四纵所占，所以无法及时运动至指定地点。），十纵在桥头镇西南及东南向西及西北攻击，桐柏廿八旅在高庙集以西情况不明，九师（？）似在三户砦附近与我对战中。

六、6月1日，抓住尾巴

6月1日晨，刘邓致电赓宋陈王刘，要求：

1、指挥上随时注意扩张战果，争取全胜，勿为小部敌迷惑；

2、如敌退南阳外围，应不放松，乘势尾截之，并设法将其割裂于城外；

3、如九师主力出援，则应相机适时将其割裂于城外，此着请宋纵注意，如做得好可取南阳；

4、赓兵团重点应将敌由西向东压，以便一、三、六纵赶到协同。

显然此时刘邓尚不知道张兵团已经继续西撤，仍按照31日深夜所获悉的张兵团在桥头镇的情况在进行布置。从电报中可以看出，刘邓的想法和陈赓的计划之间存在着分歧，刘邓仍决心以整个张兵团为目标，期望陈赓部能赶到桥头以西，拦住对方退路，然后向东压迫，逼使其决战。而陈赓自31日夜起，目标已经转为先歼灭到手的五十八师，对张兵团其它部队采取抑留的方针。

31日夜及6月1日凌晨，张兵团继续西撤，但以一部以攻为守，迷惑四纵追兵，。至1日凌晨7点，掩护部队也开始西撤。

8时，陈赓所部才知道敌人已经全部西撤，始发起追击。除五八师被宋纵桐柏廿八旅阻拦包围于马留营地区外，余敌逃至百河东岸之大小盆、菱角池地区，我周陈查三旅向敌急追，至十九时先后进至陈岗、下王庄、袁庄、杜高庄、刘高庄一线，

周旅两个连十九时猛插入菱角池，一营追入娄子庄，遭敌反扑受挫，伤亡很大，我即与敌对峙于上述之线，黄昏又令刘旅进入柏树坟于周旅左翼加入战斗，并决以周希汉陈康统一指挥四个旅，抑留敌人保证宋纵歼灭五八师。

6月1日晚间，刘邓司令部根据当日情报判断，张轸集团于晨五时半继续向西突围，张轸似已改随十师行动，廿师与十师黄昏分别到达南阳以东附近之大小盆窑、粟河铺，五八师则未能突出我之包围，其师部率一八三旅两个团及直属队，被我十纵包围于桥头西南之马刘营，一一三旅似在张戴庄。

张到南阳后拟即以九师、十师、廿师主力一部东援，接引五八师突围。

刘邓当天指示：令赓今晚至赊旗东之花门楼与杨尹取联络，如情况需要，赓可指挥该纵加入战斗。同时，刘邓令（陈）锡联尽可能赶到赊旗镇以南，待机加入战斗。

七、6月2日，收尾

2日刘邓司令部所得到的敌情为“张兵团依靠南阳方面之增援，并待胡兵团抵达后突击我军”、“敌九师由南阳东援，一日推进至柏树坟、张店以东，南阳仅留十五师一个团及保卫团守备，杨干才二日要求派机将明黄（柏树坟南）四周村庄全部炸平以后掩护五八师由明黄向西突围”，而“宋纵因五八师直及一八三旅刻被围于马刘营、小马庄、林庄、韩庄，决于明三时（自出后）发起总攻”。

由于得知张兵团仍然企图援救被围之五十八师，刘伯承低估了张轸局势的把握能力，颇为乐观地认为已经抓住敌人的一部，仍然有机会全歼张兵团（实际上这个机会在31日已经逸失），刘邓6月2日早上（辰时）致电三、六、一纵：九师十师东援五八师刻进至大盆窑东南十余里之小司庄地区，我决一并围歼东援之敌，你们应积极准备于午后西进。

当日下午（未时），刘邓在至粟陈唐及军委的电报仍然很乐观地称：“五八师正被我全部围歼中，十师、二十师亦抓到一部，情况颇好，故陈唐仍先全力保障南阳作战”。当日晚间，致电王刘并由杨苏转令匡斌旅（一纵二十旅）及一、二、七等分区部队准备阻击二十八师自确山西援。

由于缺乏1、2日陈赓和宋时轮部的详细资料，故此2日西集团的行动颇有疑问。当日宋时轮部攻歼被围的五十八师，四纵（在小司庄以东以北）及张廷发部（双桥镇向北）扼至并抑留东援之敌，并准备三日截歼该敌。当日六纵已至双桥镇、茶庵东南，准备三日夜协同四纵两面（四纵由北向南，六纵由南向北）夹击东援之敌。三纵移桐河待机（注：三纵在桐河，估计其用意是可以视情况应付西援的二十八师或已调新野可能北援的八十五师。），野司当日移到赊旗镇西北彰新庄和陈赓会合。

疑问在于既然准备三日夜合击张轸所部，何以陈赓、宋时轮两部似乎没有配合？宋时轮部2日夜间至3日拂晓，已将被围的五十八师师直连同一六三旅吃干净了，张轸2日攻击一天，毫无进展，反而招致重大伤亡。这么一来，张轸只剩下回逃了。因此，2日夜，张轸即退回白河以西，虽然3日夜四纵按时发起攻击，但只是吃掉一些敌人警戒部队，至4日拂晓各部退出战斗，结束了此次战役。

豫东战役

5月21日，中央军委命令华野，造成集中华野第1、3、4、6、8纵和中野11纵歼灭敌第5军的条件，以刘邓钳制敌第18军（下辖整11师、整3师，胡琏兼任军长，又称胡琏兵团）不使东援，许谭钳制济南及济南徐州一线之敌不使西援。陈毅不参加此次作战，粟裕全权指挥华野及中野11纵之作战，并指挥许谭在津浦线上的配合作战。

攻歼敌第5军的方针既定，30日，粟裕率华野第1、4、6、特纵从濮阳出发。31日，野指渡过黄河。6月2日，华野3个纵队渡黄河南下，向鲁西南之定陶、成武地区挺进。

事后的战事表明，第5军确实是一个强有力的敌手，并非空有“五大主力”之名，军长邱清泉为黄埔二期生，1934年赴德国留学，入柏林陆军大学深造；抗战中参加了南京、兰封、昆仑关、缅北、滇西等战役，曾任200师副师长、新编22师师长、5军军长；解放战争中多次与华野和中野作战，既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且注意研究我军，编写《林落攻击教令》、《剿匪歌诀》、《战胜刘伯承之秘诀》等资料，指导部队与我军作战，是一个强劲的对手。调动、歼灭5军的作战企图和部署经过了多次变更。

6月初，敌侦知华野主力南下，急令第5军、整75师北返，增调整83、25、72师等部至鲁西南。

6月2日，粟裕、张震（华野副参谋长）致电中央军委：原拟攻占成武，歼灭来援之敌，否则围攻曹县，吸引五军主力于曹县、民权、商丘间歼灭之。现敌第5军已先我到达，如实行此案，则仓卒应战，且部队连续行军，较为疲劳，我主力不能集结，兵力颇感不足。为争取主动，伺机歼敌，故建议部队暂以战备姿态，进到定陶、成武及金乡外围集结，休息三天，再决定第二步行动。

3日，毛泽东复电，指出：“在整个中原形势下，打运动战的机会是很多的。但要有耐心，要多方调动敌人，方能创造机会。最近时间内，陈唐需要协助刘邓作战。只要刘邓能打一二个好仗，局势就会开始起变化。因此你们到达适当地区后，不是休息3天，而是休息半月左右，全军精心研究技术战术，养精蓄锐。即使有打小仗的机会，主力也不要去打。等候刘邓对张轸作战完全结束，陈唐到达陇海汴徐线附近，并休息若干天恢复疲劳之后，再采取调动敌人之行动，于运动中歼灭敌人。在打5军、75师等部时，不要企图一次打得太多，而要准备一次只打一两个旅，各个歼灭该敌，因为该敌是比较强的。要说服干部不要急于求赫赫之名，急于解决大问题，而要坚忍沉着，随时保持主动。”

刘邓于宛东战役（歼敌1万2千余人）结束后，3日，电告粟裕、陈唐：南阳东被围之敌以解决，解除陈唐阻击任务。4日，粟裕调陈唐第3、8纵队进至睢县地区待机。

5日，粟裕电告军委，并陈邓、华东局：5军之45旅进至安仁集，与我1纵前哨有接触，200旅进至单县西南。“因敌较密集不易分割”，我兵力尚未集中，“故决以1纵采取宽大正面运动，防御阻击敌人，拟选其薄弱点而予以打击。”

9日，粟张致电陈唐，并报中央军委，提出攻城打援歼灭5军的5个作战方案，其中有佯攻商丘吸引5军回援和佯攻开封吸打援军的两个方案，征询意见。次日，陈唐复电表示同意两案，并提出具体执行意见。

13日，粟张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此次战役分为三个战斗：

1、“强攻定陶歼灭75师，与分割其与5军联系，并乘5军西援时予以歼灭打击”；

2、“打援展开对5军之攻击分割之，使其成若干集团而聚歼”，“攻城部队分割83师与5军之联系，即参加对5军之会战”；

3、“解决5军后，再行发起歼灭83师之作战”。

决定“16日晚完成对75师之分割包围，发起歼灭5军之战役”，并提出“应尽可能发挥迅速突然集中之绝对优势兵力。故再冒渎请求军委令山东兵团于我发起定陶战役时，即抽调2个纵队或1个纵队西来参战”

毛泽东复电，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许谭兵团仍照原计划于攻占邹县后攻兖州，再攻济宁，争取于雨季前歼灭12师，攻克兖济，休整一时期南下，攻临、韩、枣、峄及徐海线”，“我们意见只要陈唐到达曹县，粟张主力即应攻歼75师。此次战役目的，只在歼灭75师，不要企图打5军，待75师歼灭后再作打别部之部署”。并要求刘邓：“18军正向陇海汴徐线前进，望刘邓迅以有力兵团尾该敌攻击”。要求苏北兵团“敌83师、25师均由苏北向鲁西南前进，我韦吉兵团主力应即向津浦线徐蚌段前进，并攻击该线。”

后因敌5军与整75师靠拢，整83师又先于陈唐到达金乡，粟裕决定放弃上述计划，主力南下另寻战机。

15日，鉴于陈唐离开封仅一日行程，又先前有“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腹案，粟裕决定“以陈唐兵团于16日晚包围开封（守敌为66师13旅及两个保安旅）而攻占之。我们率1、4、6纵即于同晚转到曹县及其东南地区，以阻击5师（军）等部西援，掩护陈唐完成攻歼开封守敌任务。而后待机围击邱匪（指5军——笔者注）之一部，或向南歼击18军于运动中”。电告军委、刘邓。12时，粟裕和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作战部署命令。

16日粟张致电军委、刘陈邓，“为迫敌分散，求得运动中歼其一路，乃以陈唐率3、8纵队本晚完成对开封包围，并攻占之”，11纵相机攻占曹县，4纵攻击考城，而后向兰封机动，“因情况急迫请示不及，已令各部执行。”次日军委复电同意，并指出：“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请刘邓确实钳制18军及47军”。

17日，粟裕制定了攻城打援内定方案：

1、如敌5军西援，拟以一部监视开封之敌，主力歼灭其一路；

2、“如18军北援迅速，我则以1、6、11纵钳制邱匪，而集中3、4、8、10纵，特纵歼灭胡琏与黄泛区”；

3、“如邱、胡相距均远，我仍先攻击开封（该处为66师13旅，战力丙灯，及两个保安团，及一个炮兵团），迫敌来援，选择歼其一路”。

豫东战役作战方针基本确定，战事正是以粟裕制定的第3方案发展。

17日华野第3、8纵队攻击开封，战至20日23时，攻占除敌龙亭、华北运动场等阵地的全部市区。粟裕与张震、钟期光赶到开封附近与陈唐会合，指示：留下足够兵力攻击龙亭，其余部队撤出城区，待命打援。

粟裕说：“我到了开封城郊，龙亭没打下来。我就说龙亭一天两天没打下来有好处，什么好处呢？调动敌人来援，这是个钓鱼的钓钩子，龙亭打下来他就没有救的地方了，无可救了，他就来得不那么积极了。”（转录自粟裕生前录音）

21日23时攻克龙亭，全歼开封守敌38235人，其中毙伤12122人，俘虏26113人，我军牺牲1546人，负伤9229人，加上其他减员共11623人。（《华东解放战争纪实》406页）

此时，华野1、4、6纵、中原9、1、3纵和华野10纵分别在兰封、中牟、上蔡等地，阻击邱清泉、孙元良、胡琏兵团；山东兵团围攻兖州，苏北兵团攻克海州以西阿湖等地，策应开封作战。

豫东战役的第一阶段开封战役胜利结束，第二阶段睢杞战役即将开始。

6月25日，邱清泉之5军逼近开封，粟裕果断下令放弃开封，“我们拟待邱兵团入汴（即开封——笔者注）后，以3、8纵分割邱、区（寿年）之联系，以1、4、6、10、11、特纵、广纵歼灭区兵团于杞县以南，如邱入汴后，区又迟迟不进时，则我向北跃进，求得歼灭区兵团一部或大部于民权、兰封、杞县、睢县地区”。

邱清泉兵团（下辖整70、83、5师）区寿年兵团（下辖整72、75师，整88师之新21旅）从东南两个方向向开封攻击前进，企图夹击华野与开封地区。邱兵团积极西进，区兵团动作缓慢，两兵团拉开40公里距离。27日，粟裕抓住战机，指挥华野主力插入邱、区两兵团之间，发起攻击区寿年兵团之作战。并请求刘邓迟滞张轸、胡琏两兵团，钳制第18军。28日完成对区兵团的分割包围，围困敌兵团部及整75师（下辖6、16旅）一部于龙王店，75师余部于杨拐、常朗屯，整72师（下辖34、新15旅）于铁佛寺。我军第1、4、6纵组成的突击兵团由叶飞指挥，对敌发起攻击。

7月1日，中央军委电示粟张、陈唐，“25师艳日（29日）开始车运，估计本日可达商丘、柳河之线，许谭拖住该敌已来不及，你们于完全解决6旅及新21旅之后，应速以一部防御25师，主力则继续歼灭区兵团。”

7月2日晨，攻克龙王店，俘敌兵团司令区寿年，整75师师长沈澄年，全歼敌兵团部、整75师师部及16旅一个团。此时，西援之敌5军被我3、8、10纵阻击于杞县、太康一线；东援之敌整25师于帝丘店突破我军中野11纵阵地，与我1师战于柴寨、王楼一线，粟裕急令4、6纵向东攻击前进，坚决截断敌整25师向铁佛寺被围的整72师靠拢。当晚又令1、4、6、11、广纵完成对敌整25师的分割包围，次日发起攻击。

5集电视文献纪录片《粟裕大将》有一段解说词以及粟裕的原声录音挺有意思，现抄录如下：

解说词说：“粟裕在战场上认出了区寿年，请他对自己的军事指挥进行评价，尤其是那些地方还有不足。区寿年指着地图说，粟将军艺高胆大，令人佩服。不过，在豫东这块小小的战场上，东有黄百韬兵团，南有胡琏兵团，西有邱清泉兵团，北有刘汝明兵团，加起来仍有25万。粟将军听我一句话，赶紧跑吧，越快越好。”

粟裕没有跑，而是转兵攻击黄百韬兵团。

粟裕原声：“我们为什么打黄（百韬）兵团，黄兵团因为是个行军队伍，在运动中间，这个好打，比筑了工事要好打。把黄兵团消灭了一个师，把黄兵团打了一棒头，他头打昏了，他要考虑一下，把我们的底细查清楚，同时要报告上级，我们争取时间了。”

3日晨，粟张、陈唐连发两电，一电致中央军委并刘陈邓、华东局、许谭，报告已将25师包围在帝丘店、马口地区，今晚以两个师攻击72师和16旅。另一电致刘陈邓并报军委，报告攻歼25师和75师的战斗需至7日才能结束，得悉胡琏率18军等部经商水北来，恳请以有力一部钳制胡琏部，使其在8日前不能到达太康地区。

5日，粟裕发出围歼黄百韬兵团的部署命令，决定集中1、4、6、8纵队主力和特纵3个炮兵团攻击帝丘店的黄百韬兵团。

6日，黄百韬依仗优良兵器与火力，拼死抵抗。并苦求乘飞机在帝丘店上空巡视的杜聿明（徐州剿总副总司令），要邱清泉火速增援，并要空军加强支援。然后焚烧文件，枪杀俘虏，作最后一搏。

当日6时，粟裕急令冀鲁豫独立旅向南进至太康，伪装部队番号，准备阻击18军北援。

时至16时45分，南援敌18军进入太康境内，东援邱清泉、刘汝明兵团进至杞县，西援敌47军两个旅进至开封，形成三面围攻之势。

申时，粟裕致电军委、刘陈邓、华东局、许谭，报告敌人援兵紧张情况，指出全歼黄百韬兵团估计要到8日，“歼灭该敌，均具有信心，惟势将被迫与援敌作战，对我不利。故决定放弃歼黄计划，本晚就现势抢运伤员（伤亡近万，因无担架，堆积一线仍多）与胜利品，虞（7日）晚向北转移，争取调整组织与弹药补充待机” 24时，粟裕指挥华野各部撤出战斗，后撤中“而邱匪则乘机尾我进击，以部队将伤员抬至路北，地方担架又跑光，致先后损失伤员数百名”。（粟裕语，见《粟裕文选》第二卷521页）睢杞战役结束，歼敌约5万余人。

豫东战役直接参战的华野、中野和冀鲁豫地方部队共20万人，国民党军约25万人。我军历时20个昼夜激烈战斗，攻克开封，歼灭一个兵团部、两个整编师部、4个正规旅，两个保安旅，以伤亡3万3千余人的代价，歼敌9万4千余人。

作战过程中，粟裕数次提出“兵力不够，很难达成歼敌”（6月15日电），“此间可能集结部队已全部用上”（6月27日电），“因我兵力已全用上，对胡琏北援顾虑甚大，恳请尽力滞留”（6月30日电）。战后总结的电报中又说：“睢杞战役我本可全歼区寿年兵团，因25师迫近，为乘其立足未稳，故放弃对72师之攻击，改而歼黄百韬兵团。因部队疲乏，三面援敌迫近，我无新生力量增加，故仅歼黄兵团3个团部，撤出战斗，以期稍事整补再战”。没有能够歼灭黄百韬兵团，兵力不足，阻援不力，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

1979年，粟裕回忆说：“济南战役能够顺利地进行，睢杞（豫东）战役是一个关键，因为睢杞战役打了，把黄百韬从兖州调出去了，黄百韬兵团调走了，兖州打下来了，所以从济南到徐州，其间几百公里这条津浦线上没有敌人，所以我们尽可能放心大胆的打济南。”（转录自粟裕生前录音）

曲阜合兵

1948年7月，华野主力胜利结束豫东战役，山东兵团攻克兖州、泰安等城市，尚未结束津浦路中段战役，14日毛泽东就发电指示华野指挥员粟裕等人，要求乘胜连续作战，发起攻济打援战役。16日又连发4电指示华野粟陈唐张和许谭，对攻济打援提出具体方案，如：抢占济南机场，准备攻克济南，准备打邱清泉和黄百韬兵团的援济部队等等，对于攻打济南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16日，粟陈唐回电，基于华野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劳，急需休整和补充，马上打济南是不合适的，建议休整一个月，得到军委同意。

华野部队休整期间，7月26日，毛泽东又发电指示粟陈唐张等华野指挥员，指示华野于休整后打邱清泉之5军。对于毛泽东有点咄咄逼人的层层加码，华野经过反复磋商，8月10日给军委发电提出3个作战方案：1、孤立徐州，歼灭5军；2、先攻济，后打援；3、同时攻济打援。8月12日毛泽东复电指出要树立攻克济南的决心，敢于攻坚，真攻济南，真打援兵。

8月20日，粟裕前往山东曲阜，与山东兵团谭震林、王建安等会合，这是华野自1947年7月分兵以来的重新会合。对济南战役的部署，几乎不露痕迹、不露声色地将华野合兵一处，没有一点争议，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合兵一处。

8月25日至29日，粟裕在曲阜主持召开了又纵队以上干部参加的华野前委扩大会议。

华野的各级指挥员对攻打济南这样工事坚固、重兵防守的大城市，是十分谨慎的。粟裕8月27日给军委的电报也表示了担忧，如：敌19、57旅已空运济南，济南守敌总数已达12万人；济南城防坚固；王耀武在敌军中的指挥是有才干的；华野部队减员大，阻援一个月有困难；内线未必可靠以及国军援军较多等等。

8月29日，这是曲阜会议的最后一天，华野商定济南战役的部署，决定以攻占济南为主要目标，力争短期内攻克，同时吸打援敌。

9月2日，粟裕签发济徐作战预备命令，决定集中华野全军全力攻占济南，并歼灭援敌一部或大部，指定攻城集团由许世友、王建安指挥，阻援集团由陈士榘指挥，打援集团由华野直接指挥。

9月11日，毛泽东在致许世友并告粟谭陈，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文中强调指出：“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至此，华野自7月分兵以来，艰苦转战14个月，终于在济南战役之前合兵一处，集中华野全军兵力，取得攻济打援的胜利，致使敌军畏于豫东战役之鉴，不敢出援。后来又南下徐蚌，外线作战，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更后来，真正出击敌人深远后方，南渡长江，推翻蒋家王朝。

结束语

大量引用电报原文，很难使本文读来不感到枯燥乏味。但正是这些枯燥乏味的电文，才使我们能有机会探究60多年以前发生的事：

7月分兵，在分兵扯散敌人重兵集团进攻这一点上，毛泽东与粟裕观点一致，所以粟裕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毫不迟疑，立即执行。

7月中旬，当扯散敌人的态势显现出来之后，粟裕要求与陈唐、叶陶合兵一处，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毛泽东则不同意，他的本意是要陈唐、叶陶配合刘邓出击外线。

鲁南、鲁西和南麻、临朐失利，损失很大。毛泽东急于打开局面，提出再次分兵，将华野分为陈、粟两部。粟裕的提议将这次分兵改为：陈粟（含陈唐、叶陶）与许谭两部。这次分兵形式上是“分”，实际上是相对的“合”：由原来的1、4、3、8、10纵为一部与2、6、7、9、特纵为一部，变为1、4、3、8、10、6、特纵为一部与2、7、9纵（还应加上13纵）为一部。

沙土集一仗的胜利小得真不能和华野先前的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战役相提并论，可毕竟是打掉了敌人的势头，不致使吴化文这个手下败将都敢追着我军的屁股。但是又淹没在土山集的失利之中。

转战豫皖苏，配合了刘邓，歼敌也不少，但是将野战军当作游击兵团去打敌人的地方部队，眼看敌人主力还在中原大地上纵横驰骋，却歼灭不了，这不能不说是军人的耻辱。

形势稍有好转，毛泽东又要向外线出击。粟裕的子养电没有得到同意，于是又发世午电，再发卯巧电，终于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要求与粟裕面谈。于是便有了城南庄会议。粟裕的三个电报当然功不可没，但城南庄会议却是关键的关键。如果没有面对面的交流、沟通，甚至还有交锋，让毛泽东改变初衷是非常困难的。粟裕的议题会不会有其他几位书记处书记的支持或斡旋，不得而知。（这不能不让人想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如果能与彭德怀面对面地谈一次，历史是不是会改写？）

豫东战役是一个大胜仗，但兵力捉襟见肘，不光整72师没有歼灭，包围的整25师也成了“煮熟的鸭子飞了”，结尾也不尽人意。阻援不力，敌援突破阻击，与被围之敌会合，应是豫东战役的教训之一。如此看淮海战役粟裕对黄维兵团的担心，就可以理解了。

直到部署济南战役，华野才真正完成了集中兵力，32万人组成攻城、阻援和打援集团，洋洋洒洒。没想到邱清泉、黄百韬之流被豫东打怕了，竟然不敢出援，眼睁睁看着王耀武进了俘虏营。

历史是复杂的，又是连续的。7月分兵不是一件孤立的历史事件，从整个解放战争的过程来看，如果没有分兵之后的失利与损失，粟裕不可能有大量鲜活的经验总结，毛泽东也不可能被说服，南进战略也不可能修正，…… 既如此，历史会不会改写，就很难说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沙土集、土山集

在临朐之战期间，华野收到中央军委7月23日电示刘邓、陈粟谭关于刘邓出大别山、陈赓出豫西、陈唐出陇海线以北、叶陶出闽浙赣的军事部署建议，27日，陈粟谭复电中央军委，对上述军事部署提出意见：

1、“如果我们能在内线再歼其机动旅10至20个，将对外线歼敌有极大之便利，要求得在内线歼敌是完全可能的，仅是捕捉战机问题”；

2、插入敌后“是能逼敌迅速回头，减轻正面压力及解放区人民痛苦，但完全没有根据地作依托，在目前大规模作战是困难太大。叶陶进入鲁南则受此困难特大，故不能久停寻机作战”；

3、“由于上述理由，是否在内线歼敌一个月，至9、10月底，雨季已去，解决了棉衣，黄水已退，对我便利较多。”

4、“大兵未南下前，是否派出若干先遣队，首先进入大别山及闽浙赣”，“便利今后行动”。（全文见《粟裕文选》第二卷第324-325页）

7月29日，毛泽东致电刘邓，陈粟谭及陈谢：“各电均悉。（一）在山东敌不西进及刘邓所告各种情况下，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二）陈谢集团照原计划于8月出潼洛，切断陇海，调动胡军一部增援，相机歼灭之，以配合陕北之作战。该部亦与太行、太岳保持后方接济。该部是否远出伏牛、桐柏，依情况决定，有利则远出，不利则缩回河北。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三）两个月内山东全军仍在内线作战，两个月后准备以叶纵再加他部取道皖西或苏中，相机出闽浙赣，两个月内派干部或小支队先去。”

8月2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赵家楼会议，召集各纵和冀鲁豫、豫皖苏军区负责人会议，讨论南进问题。多数人主张在鲁西南再打一仗，补充足了再走。刘伯承、邓小平力排众议，坚持南下。

8月7日，刘邓大军兵分三路南下，挺进大别山。

对于华野的指示，中央军委于8月4日连发3电，令粟裕速去鲁西南指挥，午时（11-13时）的电文说：“山东主力（陈唐、叶陶5个纵队）现在西边，陈唐领导能力似较弱，请考虑粟裕带炮兵主力迅去鲁西南统一指挥该5个纵队，积极策应刘邓作战。刘邓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于陈唐、叶陶5个纵队是否能起大作用。陈唐、叶陶休整地点是否在郓、钜地区？且宜从速休整。8月15日以后，刘邓出动，陈唐、叶陶亦须积极动作，勿误时机。该5纵补给事宜，应即加强为要！”申时（15-17时）的电文说：“ 我们仍主张粟裕迅即绕道聊城去郓城，指挥陈唐、叶陶5个纵队在郓城地区休整，就现有兵力在鲁西南积极策应刘邓作战，不可丧失时机。粟未到前该5纵均归刘邓直接指挥，粟到后粟受刘邓指挥。陈率6、9纵俟水退后，迅速转至东边与2、7纵会合，从反面钳制鲁中、鲁南之敌。但你们的供应重心应转至鲁西南。”同日还电示：“西兵团指挥机构，提议粟裕为司令员兼政委，陈士榘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唐亮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此时的意图是，以粟裕率第1、4、3、8、10纵队和特种兵纵队主力组成西兵团，执行外线配合刘邓的作战任务；以陈毅率第2、6、7、9纵队组成东兵团，执行内线作战任务。

8月5日，陈粟复电建议：“宜陈粟率华野野直及6纵渡黄河，经聊城与陈唐、叶陶会合，集中6个纵队执行西线方针”，“另组东兵团司令部，以谭（震林）为司令，许世友为副司令，黎（玉）兼政委，统一2、7、9各纵的指挥”。

6日，毛泽东复电称：“你们速派粟裕西去，统一指挥5纵，将全军供给重心经渤海转至鲁西南，争取在鲁西南立足，协助刘邓作战，否则有被敌驱过黄河危险，你们必须严重对付此种情况。”

当日粟裕以个人名义复电再次提出：“当遵命迅速西去，唯因人事关系及指挥便利，故昨电建议职与陈军长一同西去较为适宜”，又以第1、4纵队各有一个师（指1纵独立师和4纵10师），因掩护主力，尚留鲁南，且减员甚大，“因此拟将6纵西开”。

当日，毛泽东再次复电“陈粟率郓城5个纵队，再加6纵”表示了同意。

粟裕强调与陈毅共同西去的理由，电文中简单的一句“唯因人事关系及指挥便利”，又给后人留下想象的空间。“人事关系”一语让人想到的是陈毅可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指挥便利”一语，经粟裕原作战股长秦叔瑾老指点：是因为粟裕要将华野一整套指挥机关带去鲁西南，使“指挥便利”。即：如果粟裕只身前往，只能带少许参谋人员，而将机关留给陈毅；陈毅同去，机关即可全部前往，这对于指挥作战将带来大大的便利。

这一次分兵可看作华野的第二次分兵，如果说7月分兵，华野的野直——即华野的指挥机关——还没有分，华野合兵一处的机会还存在；如果这次分兵陈粟分开，华野的指挥机关也将分开，华野合兵一处的可能性就难说了。

如此，华野再次分兵，8月8日，由陈粟率华野机关、6纵、特纵过胶济铁路，北渡黄河，经惠民过津浦铁路，再南渡黄河，绕过敌占区，进入鲁西南，与第1、4、3、8、10纵队为西线兵团，又称西兵团，执行中央军委的外线作战任务；由谭许率第2、7、9纵队、4纵10师、1纵独立师及后来于8月中旬组建的第13纵队为东线兵团，又称东兵团，保卫胶东根据地。

会合之后仗该怎么打？粟裕在前往鲁西南的路上就在考虑，8月29日，在聊城东郊小陈庄致电陈唐，提出两个方案，征询意见，一是陈粟率第6、10纵队和特纵南渡黄河之后，开个会，休息几天，再打第一仗；二是陈粟渡河之后立即发起攻击，集中主力歼击整57师或整68师，并同时以一个纵队钳制第5军。

9月2日，陈粟率华野指挥机关、6、10纵和特纵在山东阳谷、寿张地区南渡黄河。5日，与陈唐、叶陶会合于山东郓城地区，此时西兵团第1、3、4、6、8、10纵以及配属陈粟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集结于郓城沙土集南北地区。6日，陈粟主持召开纵队以上干部会议，统一思想，要扭转战局关键是打好一两个歼灭战，只有打才能有力配合刘邓，一致同意早打，首先歼灭较弱之敌整57师，然后看情况再歼击第5军一部或大部。当晚22时发出作战命令。

7日，整57师积极北犯，与第5军拉开20公里的空隙，华野抓住战机，发起攻击。第3纵队扫清沙土集外围，第8纵队由南面，第6纵队由西北接近沙土集，完成对整57师的包围。8日黄昏发起总攻，3纵8师首先突破北门，6纵从西北角突破，8纵从东南方向突破，各部击退敌人多次反扑。9日晨，沙土集战役胜利结束。敌援第5军被我第10纵和6纵17师阻击于郓城以南的王老虎、八里河一线，听到整57师被歼灭的消息后， 5军向丁里长收缩，整84师向钜野收缩，转入防御。此战全歼整57师9500余人，其中俘敌中将师长段霖茂以下7500余人。我军伤亡2300余人。

粟裕原意乘胜攻歼敌第5军，但由于敌固守郓城南郊村庄，与我深濠对垒，加上地形开阔，且多水洼。12日，决定放弃攻击计划，10纵保持原有阵地，其余各纵集结荷泽、钜野地区休整，相机攻击曹县。

21日，增援鲁西南之敌整11师，进至曹县以南的大义集、土山集。鉴于敌军远道而来，又是单独北进，粟裕认为战机不可失，当日下达命令，以华野10纵和中野11纵牵制敌5军和整75师，集中5个纵队围歼整11师于土山集、大义集地区；以第3、8纵队攻击土山集。

23日晚，3纵8师从东面，8纵22、23师从南、北、东三个方向同时攻击土山集。敌工事坚固，火力密集，对我打开之突破口组织反击有力，致使攻击受挫。敌援第5军已进至成武以北地区，24日晨决定撤出战斗。此战第3纵队歼敌1702人，伤亡1001人，失踪591人，被俘6人；第8纵队歼敌251人，伤亡1927人。

沙土集和土山集两仗一胜一负，原因是两敌一弱一强，整57师原是98军，1945年6月在浙江天目山几乎被新四军全歼，是一个弱敌；而整11师是敌军5大主力之一，特点是善于防守，善于构筑工事，善于配置火力。我军的猛冲猛打战术对付整57师游刃有余，而对付整11师就显得战术粗糙，在敌人交叉火力前伤亡较大。也显示我军由于长期行军作战，来不及补充、休整，战斗力有所下降。

沙土集的胜利，打掉了敌军自分兵以来的狂妄势头，显示了我军不可小视的战斗力，扭转了华野在鲁西南的被动局面，为恢复鲁西南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为我军向豫皖苏进军打开了道路，也有力的配合了刘邓大军和山东内线我军的行动。

9月27日至10月2日，华野挺进豫皖苏，发起陇海路破击战，进入新区，分散行动，划定地域，歼灭敌地方武装，完成战略展开，初步站定脚跟。

12月8 日，粟裕、陈赓同时提出破击平汉路，配合大别山作战。

12月上旬，陈毅应刘少奇、朱德之召，去河北西柏坡中央工委。

12月13日， 华野与陈谢兵团发起平汉路破击战，至28日，平汉路击破战结束。从9月底到12月底，转战千里歼敌7万余人，其中正规军5万余人。

12月底，三个月的胶东保卫战结束，总计歼敌6万3千余人。蒋介石对山东的重点进攻被彻底粉碎，“我军全面转入反攻（毛泽东语）”。

从子养电、世午电到卯巧电

进入1948年，时值解放战争第三个年头，自7月分兵以来也将近半年。半年来的作战实践和思考，粟裕认为发展战略进攻不打歼灭战不行，不打大规模的歼灭战更不行，我军应该在作战、建军等方面采取措施，改变在数量上和技术上敌强我弱的现状。1948年1月22日，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和刘邓，报告了自己的想法：

1、敌虽全面防御，但尚有兵力作攻势防御之机动，外线敌人“利用其较我优良的运输条件”对付我军，而我军“则因缺乏固定补给来源”,“不便集中强大兵团于一个地区作战”，我应集中兵力，建议刘邓、陈谢和陈粟三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式，以求能较彻底地歼灭敌人一路”；

2、“部队之攻坚技术（坑道爆破）和增强攻坚炮火，实为急需”；

3、我军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已取得优势，还要取得数量上和技术上的优势；

4、“建议统一全国之建军思想”，打破本位主义。（全文见《粟裕文选》第二卷第432-434页）

这就是著名的“子养电”（以地支代月，1月为“子”；以韵目代日，22日为“养”），粟裕依托根据地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的思想跃然纸上，明显不同于毛泽东不要后方的战略跃进和打中小规模歼灭战的思想。

秦叔瑾老说，电报原文的日期是“亥（12月）灰（10日）”，说明粟裕在电报发出前的40多天前就已经写好，压了多天，又作仔细考量后，才慎重发出。此电草拟前，粟裕已经看到毛泽东12月9日给粟裕和刘邓的指示：“目前时期，华野仍以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如敌集中强有力兵团向你们攻击，仍宜避开，别求机动。”（《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卷第167页）但是粟裕仍然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由于粟裕是一个战区的指挥员，又是下级，担心干扰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粟裕在电文最后称“管见所及，斗胆直陈。是否有当，尚盼裁示”。这是我们看到的三个使用“斗胆直陈”措辞的电报之一，其他两个，一个是1946年8月5日苏中战役中的“微午电”，另一个是后来的“卯巧电”。

此时中央军委已经决定华野执行渡江南进战略任务。

说到渡江南进，最早的说法见诸1947年7月23日毛泽东给刘邓、陈粟谭、华东局的电报， “叶陶两纵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其步骤：第一步，于现地休整数日，迅速歼击泰安、大汶口、肥城、平阴、东阿、东平地区之敌，占领该区，以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时间，在该区内（或在聊城）完成休息、补充、配备干部及政治动员；第二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三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四步，至闽浙赣目的地。广东纵队受叶陶指挥随同南下，并请考虑组织东南分局，子恢、鼎丞、曾山前往主持。” 陈粟于9月17日电告毛泽东叶陶兵团的伤亡情况，要求整补。5天后，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复电“半年内，不拟派1、4纵去江南”。半年后的1947年10月15日，毛泽东指示陈粟：“6个月后（约在明年4月）你们需准备以一个或两个纵队出皖浙赣”。11月20日，粟裕报告了部队进入豫皖苏，脱离后方，艰苦疲劳，影响战斗力，以及部队风闻渡江不安心的情况。毛泽东指示，明年8月前不过江，8月后过江。陈毅于1948年1月7日到达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一路上就有“今年到一定时期，我们组织强大的兵团渡江过长江”的说法。后来还有“稳渡长江遣粟郎”的诗句。 收到子养电后，毛泽东仔细阅读，并逐句圈点，送周恩来、任弼时、陈毅传阅时还注明“再送毛”。周恩来阅后注明：“请陈考虑，粟所提各项问题，是否需再议一下？”复议的结果是坚持既定方针。

1月27日，中央军委电示粟裕，统率叶（飞）王（必成）陶（勇）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并提出三个方案，要粟裕“熟筹见复”。

粟裕接电后，认为中央的决策与自己的想法以及给中央的建议大相径庭。毛泽东的意图是要发展战略进攻，但是如何发展？显然还没有接受7月分兵和刘邓挺进大别山以来的经验教训，还是要将战争进一步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而粟裕是要依托根据地，在内线集中兵力打大规模的歼灭战，两者差距明显。

1月31日，粟裕复电，明确提出立即渡江时机尚不成熟，以华东野战军目前状况，最近即行出动渡江南进比较困难，叶陶两纵“每纵战斗减员及非战斗减员各万余人，至今元气未复”，“该三纵（指1、4、6纵）经一年半自卫战，伤亡较大”，连排级干部因伤亡易人者“少则5次，多则7次”。因此建议两个方案：一是即将叶、王、陶纵调到陇海路附近继续休整一个半月，到3月下旬出动；二是叶、王、陶纵仍照目前部署南下参加一二个战役，3月中旬起休整一个半月或两个月，到5月中旬出动。电报重申子养电中的观点：“职对于中原战局认识，除已于1月22日电呈外，认为我军以原有之政治优势，于反攻中又取得了战略优势，但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并非优势”，“在军事上，如能与最近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有变化”。提出“将目前在中原的三支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指鄂豫皖、陕豫鄂、豫皖苏）寻机歼敌，争取在短时期内打几个歼灭战，取得较大胜利。如果我军再能在数量及技术上对敌人取得优势，则战局的发展可以急转直下，也将推进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对于渡江路线，电报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由武汉以西渡江，好处是江面狭小，易于渡过，易于阻击蒋军兵舰，缺点是到闽浙赣远，一路去要减员一半。二是从湖口、当涂之间甚或南京至江阴之间采取宽正面的分路与分梯队的偷渡，缺点是江面宽防御严，好处是江南江北我群众基础好，叶、王、陶纵的干部熟悉，渡江后主力向浙赣沿线及闽赣腹地挺进亦可调动敌人。此电是为“世午电”（以韵目代日，31日为“世”；以地支代时，11-13时为“午”）。

2月1日，毛泽东收到粟裕的复电后，要预定当天离开杨家沟回华野的陈毅留下商议，结论是坚持原定决策，并于当晚亥时（21-23时）电复粟裕：“（一）完全同意第一方案，叶王陶三纵即开陇海线附近再休整一个半月，3月下旬出动。3万新兵中，以两万补充叶王陶三纵。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渡江方法采宽正面分路或分梯队偷渡，望加紧布置水上及两岸工作。（二）3、8、10、11等四纵集中配合刘邓、陈谢两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三）豫皖苏区党委及地方部队照原布置不变动，子恢率华中分局机构丑月可至该区。11纵仍属榘唐野战军。陈（毅）日内动身东返。（四）请漱石、子恢帮助粟裕解决南进有关诸问题。”后来中央军委因情况变化，将渡江时间由原定的3月下旬，推迟到5月15日以后。

2月2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东南野战军和东南分局，任命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兼副政委，并兼任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2月21日，华野野指和4纵部队渡黄河北上；23日，到达濮阳；3月12日，第1、6纵渡黄河北上；4月1日，陈毅返回华野野指驻地濮阳，饶漱石、康生等同行。

4月16日，粟裕向陈毅提出将第一兵团暂时留在中原歼敌比远出江南的战略机动更为有利的意见，陈毅鼓励其分别报告刘伯承、邓小平和中央工委、中央军委。

刘邓在挺进中原时必然遇到华野分兵后的相同困难和问题，感同身受，应该能取得共识。这一点后来邓小平在回忆二野战史时，说到挺进大别山，也提到缺粮、无根据地、伤员安置、重武器、后勤补给等诸多问题。

同日，粟裕致电刘邓，提出暂不渡江，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的建议，征求刘邓意见。18日，刘邓致电中央军委、陈粟，认为过江使敌抽走几个师，当然有利，“这个问题决定于自身的准备、过江条件”，如果准备不足，“则迟出几个月为好”。“如果粟部迟出，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

4月18日，粟裕发出“卯巧电”（以地支代月，4月为“卯”；以韵目代日，18日为“巧”）：

首先粟裕指出去年转入外线以来，我军转入反攻，“将战争拖回蒋管区”，“减少了解放区受战争的直接摧残”，“当时我军主力不依靠后方，大胆转入敌后，完全正确”。“但自去冬迄今”，话锋一转，“中原地区（包括豫皖苏鲁及豫陕鄂）战局已形成疲惫而频繁的拉锯形势”，“敌人尚拥有相当机动兵力，占有某些交通线和所有交通中心与战略要点，及运输工具技术条件等，在兵力转运军需部及上交我军便利，以增加我们歼敌困难。”

其次，我军远离后方作战，地方工作得不到配合，“行动上不易保守秘密，往往是丧失战机”，补给困难和伤员安插，“大大影响各级指挥员决心地贯彻和下级指战员战斗勇气的发挥”，敌人可收容其伤病员，“我之伤病员则大部为敌残杀或落入敌手。”

第三，华野在无正常补给条件下“重装备却变成了拖累”，不要重装备则不能攻坚，攻坚将成为今后作战的中心，“不能不装备与学习使用重武器”。数月来本有许多战机，“但因补给不正常，战斗不能速决与持续”，因敌增援“被迫退出战斗”。还报告了计算我军减员与歼敌人数之比的问题，指出“有后方依托打歼灭战的伤亡，则每一万人减员至少歼灭敌人一个主力师”。

第四，粮食问题。列举天目山战斗因与民争食，至今留下不良影响。指出若以10万人进入江南，“粮食补给则是长期的严重问题”。

第五，我军南渡后估计能调动敌整25、28、83、63、20师等部，而整7、48师等部，“蒋不至纵虎归山，仍可能留于大别山；“5师及11师则因系美械重装备，亦可能留于中原”。这4个师如果不能调动或歼灭，“中原局势将成较长期的僵持局面”，解放区也会遭到残酷的摧残。

第六、根据上述理由，粟裕建议：

1、“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求得雨季与夏收前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在豫皖苏姬淮北路东路西）打几个较大的歼灭仗”，使人民安定夏收，我军有粮食供应；

2、对敌近后方（淮河以南包括淮南和苏中南线直到江边）派出游击兵团，配合主力作战；

3、对敌深远后方（长江南苏浙皖赣闽及湘黔）派出远征游击队，“人数不多，不至与民争食，且可与当地人民武装融合”，“是能大量调动敌人的”；

4、野战军主力、游击兵团与远征游击队密切配合，以战养战。

第七、“如中央认为上述意见可行，则建议集中华野之大部佯攻（或真攻）济南，以吸引5军北援而歼灭之”，尔后相机工战机难，进逼徐州，与刘邓会师，寻求第二个歼灭仗。

第八、“斗胆直陈，是否正确尚待指示”，并表示南渡准备工作仍积极进行。（全文见《粟裕文选》第二卷第458-462页）

如果说子养电是委婉的提出不同意见，世午电只是质疑南渡的时机，尚未率直地提出不同意见，而卯巧电则是毫不犹豫，和盘托出，全面分析了南渡战略的种种问题，并提出了修正战略方针的建议。

2007年8月为纪念我军建军80周年和粟裕将军诞辰100周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5集电视文献纪录片《粟裕大将》，该片引用了大量粟裕将军生前35盘录音带中的原声。录音的年代是1979年，现将粟裕讲话录音有关原声抄录如下：

说到战略问题时，粟裕说：“古时候有这样的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们只照抄照转上面的命令，这样下去非打败仗不可。高级指挥员不仅是熟练于在战役方面进行指挥，而且应该懂得一些战略问题。要研究战略问题，有三个方面，就是敌情、我情、民情。”

粟裕原声：（中央军委要）“我带三个纵队下江南，其直接目的是要调动敌人跟着我们的部队去，而减轻刘邓在大别山的压力。我考虑到固然能够调动一部敌人，但是敌人的四个主力军（指国民党军第5、18、7、48军——笔者注），战斗力比较强的主力部队调不动，蒋介石不会把它调到江南，去跟我们打游击。在中原战场上这四个主力军调不动，就不能减轻敌人对刘邓在大别山的压力。恰恰相反，我们这三个纵队（华野第1、4、6纵）也算是主力之一，我们恰恰在中原战场减弱了三个主力纵队。所以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主张不过长江。”

接电后，中央军委在4月21日、23日连发两电，催促陈毅和粟裕赶赴平山中工委。

25日，陈粟从濮阳出发；29日，到达平山西柏坡中央工作委员会；30日，陈粟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去阜平县城南庄，参加城南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于4月30日至5月7日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会议是如何开的，尚未公开有关会议记录，后人不得其详。《毛泽东年谱》记载，议题有三，其中第一个为“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另外两个是“发展生产”和“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粟裕的议题应该是在这一大议题之下讨论的，关于这一议题，《毛泽东年谱》只有极简单的记载：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无疑会有很大困难，打出去的主力会减弱，打不了很多胜仗，但无此一条不能战胜国民党。打出去以后，敌我都到蒋管区去吃，不能依赖后方，后方要尽量供给前方”。语焉不详的记载，毛泽东的讲话似乎是在为南进战略作辩解，看不出会议是如何讨论粟裕的议题的。但从会后5月5日毛泽东致刘邓并华东局的电报，我们可以略知一二：

“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1、4、6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4个月多则8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5军等部5、6个至11、12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在此期内，由该兵团派出10个营，附以地方干部，陆续先遣渡江，分布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以上计划，是我们和陈粟及一波先念所商定者。粟裕兵团，待陈粟由中央回去，结束政策学习及军事训练，约于本月底渡河作战。陈唐所率3、8两纵应回至豫皖苏区，调换1纵西去，以便该兵团有1、3、4、6、8及11等6个纵队集结打大仗。10纵已去豫陕鄂边，可不回来。但6、7两月作战，陈唐回来已来不及，应由1纵参加此两月作战，待雨季休整时再由陈唐与1纵调换。本月内请刘邓命1纵、11纵在汴徐以南适当地点休整，待粟裕命令，月底协同作战。当粟裕打5军等部时，许谭兵团应向津浦线行动，相机歼灭并钳制12师、75师、84师、73师等部。其动作时间，应在本月下旬，请华东局令知许谭准备。同时，令知韦陈兵团，在苏北发起歼敌战役，配合动作。粟裕兵团的供应，由华北山东两方统筹。”

如果不是理解有误，电报的内容可概括为：渡江南进的战略是正确的，粟裕兵团（1、4、6纵）暂不渡江，而是集中华野部队包括中野11纵，在刘邓、许谭的协同下，歼灭5军，开辟渡江道路。

渡江南进自然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夺取全国政权必然要过江打到南京去——这一点不言而喻。但决定华野目前不过江，留在中原歼灭5军，这无疑与毛泽东原来的战略方针大相径庭。

毛泽东能够听取粟裕的建议，对原定战略方针做出调整，确实难能可贵。差不多同一时期毛泽东与林彪关于打锦州的争论也在进行，而结果却是毛泽东坚持了自己的意见，林彪表示了服从。

彭德怀也表示了对南渡战略的看法，5月21日，他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对各战场的作战问题提出建议，论及华野，说：从目前情况看，粟裕部按原计划渡江问题值得考虑，不如先不渡江，而集中5、6个纵队出中原作战，以求打开豫鄂皖局面。事前粟裕是否征询过彭德怀意见，现在无资料说明，估计可能性不大。不谋而合的观点，是不是可以说明粟裕观点的正确。

毛泽东与粟裕关于战略进攻方向的争论结束。虽然没有否定南渡的战略，但实际上渡江已是一年后（1949年4月）的事情了，已经是经过豫东、济南和淮海战役之后，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了。此渡江不是彼渡江，已经不是城南庄会议之前毛泽东所说的渡江南进战略了，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城南庄会议关于华野的另一决定是陈毅调离华野，到中原工作。此事《陈毅传》有记载：刘邓在同意粟裕的建议后（指接到粟裕4月16日的电报之后——笔者注），“发电中央请调陈毅到中原工作”，建议陈毅任中原局第一副书记，并提出有关陈毅到中原后的军职三个方案，还建议：“不管那种形式，陈毅同志华野职务不变”。后来在5月5日再次提出所请。

5月7日，毛泽东约见粟裕，传达中央决定，调陈毅去中原工作。粟裕再三请求，得知中央已做出了决定后，建议保留陈毅在华野的职务。9日，中央决定陈毅任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兼任的华野司令员及政委职务由粟裕代理。

自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以来，陈粟在工作上的配合是默契的，感情是融洽的。即便是有不同意见，也能相互沟通，得到理解、谅解与和谐。如果陈毅留在华野，对粟裕一心指挥作战是有利的，陈毅的调出，无疑使粟裕肩上的担子更重。

鲁南战役胜利结束后的1947年1月25日，《华东野战军整军计划方案》上报中央，中央军委很快批准，组建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陈士榘任参谋长，张元寿任副参谋长。新四军、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等番号同时撤销，华东野战军统编为9个纵队，27万余人（无5纵，不含11纵队和12纵队），这使华东地区的两大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二为一，兵力更为集中，进而取得后来莱芜、孟良崮两大歼灭战的胜利。

但是，半年后的“7月分兵”却使华东野战军一分为三，长达14个月的时间分兵作战，虽然取得诸如沙土集、豫东、胶东保卫战等战役的胜利，却显得兵力部署捉襟见肘，不仅南麻、临朐、土山集等仗没有打好，而且使原可以乘胜扩大的战果失之交臂。直到1948年8月，为部署济南战役，华东野战军才真正合兵一处。其后的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夺取大城市、大量歼敌的大歼灭战展现在华东大地，实现了将敌主力滞留于长江以北予以歼灭的战略构想。

这一段由分到合的过程体现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难度。

7月分兵

1947年5月16日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华东野战军（以下简称华野）全歼敌精锐主力整编第74师，虽然没有彻底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但是打掉敌人疯狂的进攻势头，敌人对鲁中山区的进攻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

5月22日，中央军委、毛泽东致电华野，明确指出：“歼灭74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击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刘邓下月出击作用也是如此。而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6、7个月时间（5月起），6、7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电文肯定了华野集中兵力，“不分兵”的战略方针，强调了刘邓（晋冀鲁豫野战军）乃至全国各战场“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对战争发展趋势的乐观估计也溢于言表。

5月28日至6月2日，华野在沂水西北的坡庄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总结孟良崮战役经验，传达中央军委指示。

饶漱石首先在会上作“关于准备反攻迎接胜利”的报告，认为：人民解放军已接近全面反攻的前夜，74师被歼是华东战场的转折点。只要我们再歼灭敌人一两个主力师或一个主力师加上两三个次要师，则华东战场即可取得主动，并可开始转向反攻。刘统认为：“饶漱石的语气显得非常乐观，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部分干部的轻敌速胜情绪。”

但是毛泽东的电文使我们不难看出，如果饶漱石的这些话是对战局的“乐观估计”，那么“轻敌速胜”的源头并不是饶漱石。

陈毅在会上指出：目前除山东及陕北外，我军均已转入反攻，国民党已面临崩溃的前夜。但就山东局部情况来看，我们还未取得主动，敌人正积极准备再次大举进攻，仍图寻我主力决战，我们还要准备进行恶战。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巩固内部团结，坚决服从领导，执行命令，戒骄戒躁，集中兵力在山东战场分批歼敌主力，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争取战局转变，并为本身转入反攻创造条件。从这些讲话中能不能看出，相比之下陈毅的头脑还是清醒的。

6月4日，毛泽东在给全国各战区首长的电报中称：“现在我军作战业已全部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反攻”；6月14日又指出：“ 山东自歼74师后，局面已稳定，现正计划新的攻势作战。刘邓本月休整，准备月底出击，并新组4个纵队，今后该区将有8个纵队作战。就全局看，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从这些电文不难看出，自华野歼灭整编第74师之后，最高决策层对战局的乐观情绪跃然纸上，并感染着各战区的军政主官。

坡庄会议上负责指挥作战的华野副司令粟裕有何看法，不见记载，只是会前5月20日在华野各纵队汇报会上，粟裕有一个发言称：“此系关键性的一仗（指孟良崮战役——笔者注），敌如不再增兵，敌之攻势已达饱和点，不可能再组织同前的攻势；我再能歼敌一个主力师或两个弱的师，即可停止敌之进攻。”但从会后华野的作战部署来看，粟裕仍然坚持“不性急，不分兵”、“宁可暂时忍耐，不要打无把握之仗”的作战思想。

坡庄会议之后，华野的作战部署几经修改。6月3日，以歼敌第5军、整75、85师，收复新泰、莱芜等产粮区。但我军调动后，敌立即收缩，第5军由莱芜南移，与整85、25师靠拢。遂改变计划，继续待机。23日，计划“以围攻桂系，吸引整9、57师增援而歼之”，后因敌军集中“5军、25、11、65、64第9等6个师，采取靠拢在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沂鲁山区进犯”，“留85师于莱芜，75师于新泰，57师于蒙阴担任守备，成第二线”，又以第45、8、54师向周村、临朐、高密推进，作为助攻方向，以“并进不如重迭，分进不如合进”的作战方针推进，并撤换前线指挥官，以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赴鲁中统一指挥，开始了新一轮的进攻。陈、粟召开纵队以上干部会议，决定暂缓执行打桂系的计划，以第6纵队向临蒙公路出击，以第4纵队攻击费县，以第7纵队佯攻汤头，迫敌回援，主力集结沂水待机。28日，电告中央军委：“决以一个纵队攻占费县，以4个师控制临蒙线，其余主力集结待机”。

6月29日，中央军委复电：“陈粟谭，并告刘邓：28电悉。蒋军毫无出路，被迫采取胡宗南在陕北之战术，集中6个师于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前进。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你们应以两个至三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滕、临、枣，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以歼敌为主，不以断其接济为主，临蒙段无须控制，空费兵力。此外，你们还要准备于适当时机，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扫荡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亦以往来机动歼敌有生力量为目的，正面留4个纵队监视该敌，使外出两路易于得手。以上方针是因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其外出两路之兵力，或以两个纵队出鲁南，以3个纵队出鲁西亦可。你们意见如何，望告。军委29日12时”——这就是导致华野“7月分兵”的电文。

接电后，陈、粟、谭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立即研究决定，分兵三路：由叶飞、陶勇率第1、4纵队越过临蒙公路向鲁南挺进，由陈士榘、唐亮率第3、8、10纵队经莱芜向鲁西的泰安、大汶口方向挺进，陈、粟、谭直接指挥第2、6、7、9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集结沂水、悦庄公路两侧，各以少部兵力与东犯之敌接触，主力待机出击。——史称“7月分兵”。

中央关于分兵的指示完全改变了原定不分兵、坚持内线歼敌的指示，刘统说：“华野领导人感到突然”，——不知有何资料佐证。毛泽东在6月14日的电报中还说：“山东自歼74师后，局面已稳定，现正计划新的攻势作战。”刚过了半个月，就作出如此大的调整，“华野领导人感到突然”，自然可以想见。从接到中央来电到决定分兵，只有一天时间。后人无从了解看到电文后的一天里，陈毅、粟裕和谭震林的各自看法，无从了解他们是如何研究，如何决定。只能从接电到执行的一天时间里，部队没有充分准备，便开始了行动，得出仓促分兵的结论，也留下些许想象的空间。

既然“华野领导人感到突然”，为何还要坚决执行、迅速实施分兵指示？除了执行下级服从上级这一组织纪律之外，毛泽东扯散分割敌军集团、寻求战机这一主张，应该说与华野领导不谋而合。

毛泽东为何作出这样的战略调整，原因大致如下：

从电文字里行间看，“以上方针是因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这是给华野扯散敌人重兵密集推进，寻求战机的指示。

全面内战开始以来，关于内、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之争由来已久，从苏中“7战7捷”之后就束之高阁。但在1947年1月24日毛泽东致电陈毅、饶漱石并告刘邓的电文中再次提起：“我们已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四月底为止，准备5月开始（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华东方面亦请按此计划办理，努力争取于五一以前在内线解决蒋军主力，并完成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弹药、新兵、干部、经费等）。”而后由于情况的变化，3月6日的电文中做了改变：“中央原令你们提早转入外线援助5师之计划，现可改变，大约本年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而整编74师的歼灭，敌接受教训，重兵重叠缓缓推进，华野难以寻得战机分割歼敌，“出击其远后方”的外线作战方针可调动敌军，扯散敌集团滚进，寻求歼敌战机。——为华野调动敌军出谋划策，这应该是第一个理由。

晋冀鲁豫野战军于6月底南渡黄河，转战鲁西南，这将拉开战略反攻的序幕，在敌重点进攻的陕北和山东之间打开战略缺口。这一战略行动急需华野的配合，与华野分兵的同时，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山东张秋镇至临濮集之间强渡黄河，随后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配合刘邓大军，这应该是第二个理由。

自1947年3月主动放弃延安之后，毛泽东一直没有离开陕北，继续指挥全国各个战区的作战。此时，西北野战军虽然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伏击战和蟠龙攻坚战“三战三捷”，但是陕北尚未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6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人员经过艰苦转移，到达靖边县小河村。在陕北的艰苦转战，毛泽东出于急于解决陕北问题的考虑，改变了既定的作战方针，重新提出外线作战，要华野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分兵协同，出击中原；而且还要“陈谢集团照原计划于8月出潼洛，切断陇海，调动胡军一部增援，相机歼灭之，以配合陕北之作战”。在后来的电文中还有“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边区受胡军蹂躏，人民损失颇大，粮食缺乏，又加天旱，人口减少至90万”等语。在7月21日至23日的小河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确立了进一步组织和发展战略进攻的战略方针。——急于改变陕北战局、军需粮秣供应困难的局面，这应该是第三个理由。

粟裕后来在回忆录中也做了解释：“我们当年执行军委分兵的方针是必要的。如果我们将眼光局限于山东，在内线坚持几个月当然是可以的。因为当时山东还有50多个县城在我手中，而且连成一片，胶东、渤海、滨海3个地区还可以回旋，在内线歼敌的条件还是存在的。但是，刘邓大军在6月底将南渡黄河，军委已经告知我们，我们必须以战斗行动来策应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当然，策应刘邓大军南渡可以有另一种方式，如果我们在7月初能集中兵力打一个象孟良崮那样的大仗，将敌人牵制在鲁中，对刘邓大军的配合将是有力的。无奈当时难以肯定数日内必有战机出现，而刘邓大军按军委规定日期出动，我们不能以作战行动作有力的配合，这对全局是不利的。这就是我们立即执行军委分兵的指示的主要原因。”

转战鲁南、鲁西

毛泽东得知华野的分兵部署后，于7月2日复电：“布置甚好，惟莱芜距敌主力甚近，陈士榘所部似以越过莱芜直打泰安及其南北之线为宜。得手后收复肥城、东阿、平阴、宁阳、汶上、济宁，与刘邓直接联系。尔后并应准备出鲁西，与刘邓协同打陇海路，出淮河，展开新局面。判断蒋方7天或10天内必改变部署，以主力一部回到兖泗，阻止我军与刘邓会合。因此，我军必须在7天或10天内，以神速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如动作过缓，则来不及。（《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卷第063页）”次日又指示：“你们西进、南进之5个纵队，应以攻占泰安至临城全线尽歼该线之敌为第一目标，胜利后再攻占该线以西各地。如行动迅捷可能达此目的，与刘邓打成一片。”

开始仗打得挺顺。

7月7日，叶飞和陶勇率第1、4纵队（又称叶陶、左路兵团）攻克费县，全歼整编第59师的38旅，并击溃敌援37旅一个团，共歼敌6000余人。9日，收复枣庄、峄县。

陈士榘和唐亮率第3、8、10纵队（又称陈唐、右路兵团）向津浦路万德至大汶口段发起进攻，7月8日攻占泰安，10日收复界首、万德、大汶口等地。

此时，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正由郓城向南扩大战果。13日奉华野电令，叶陶兵团乘胜向邹县、滕县挺进，进逼津浦路；陈唐兵团放弃围攻泗水、曲阜的计划，以一部回师泰安阻击敌第5军，主力迅速攻占汶上、济宁。

叶陶、陈唐两兵团的攻势严重威胁地后方基地兖州、徐州，7月12日，蒋介石下令从鲁中山区调回第5军、整85、75、57、65、48师及第7军，企图夹击华野外线5个纵队，在鲁中留下整11、25、64、9师。调动、扯散鲁中山区之敌的目的虽然已经达到，但敌7个整编师对叶陶、陈唐兵团的围攻却不容小视，敌以第7军、整48、65、85、57师向峄枣地区的叶陶兵团攻击；以第5军和整75师攻击泰安、大汶口地区的陈唐兵团，并隔绝华野两兵团的联系；以守备韩庄的整3师及布防于运河一线的33军及伞兵纵队向北兜阻叶陶兵团继续发展；以守备临沂、郯城、新安镇一线的整83、28、51师等部加强守备，防止叶陶兵团越过沂河北返鲁中。

7月14日22时，叶陶兵团之第1纵队冒雨攻击滕县，第4纵队围攻邹县。因兵力分散，弹药受潮，4天攻击未能奏效，经查滕县守敌除整20师师部外，尚有134旅旅部和两个团、整20师炮兵团、整74师留守处和炮兵团、保安第6团等。18日，叶飞调第4纵队南下与第1纵队合攻滕县。此时敌欧震兵团之整57、75、85师（整75师临时加入欧震兵团）已经迫近，20日叶陶撤出战斗，准备东返鲁中。

22日，敌查知叶陶兵团正由津浦线向枣庄运动，估计该兵团意图从枣庄东北之梁丘东渡沂河，返回鲁中，急令欧震兵团之3个整编师和整65、48师及第7军向梁丘地区推进；令整83师在沂河一线展开，堵击叶陶的渡河企图。

华野陈、粟、谭也为叶陶兵团的处境焦虑，22日，致电叶陶：“应以巧妙方法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分散敌人，加大敌人空隙，然后摆脱敌人乘机东回，必能顺利完成东返任务。”并设想了东返的几个方案供叶陶参考，又指出“靠你们机断处理，或两个纵队集结行动，或分两路行动，均请仔细考虑实施，一切机断处理，争取胜利转移为要。”

叶飞回忆：“敌人也必然估计我军寻求时机东返，不能投其所好。我和陶勇同志考虑再三，决定向鲁西南突围，只要能突破敌军的包围，就能与我第3、8、10纵队组成的右路兵团回合。”“我决心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法，首先示形于东，造成敌人错觉，随后再以有力一部继续向东佯动，引敌东去，这样就可使我1、4纵队主力与追击之敌拉开距离，趁机西去，跳出敌人合围圈。”“他（指陶勇——笔者注）同意我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法，并主动提出由4纵的彭德清师担任佯动掩护任务。彭德清师即第10师，第4纵队的主力，三年游击战争锻炼出来的坚强部队。佯攻掩护需要这样一支坚强部队，但是此去是否能回归？这是个未知数！陶勇同志为了使两个纵队顺利突围，忍痛使用彭德清师，这种心情和气魄是可以想见的！”“由于该师只两个团（第28、29团——笔者注），兵力不足，我又以第1师参谋长余光茂同志率第3团加强该师。”

这时中央军委来电：刘邓建议从华野抽出原中原皮定钧旅（已编为华野第1纵队独立师）速去中原，叶陶决定独立师随4纵10师匆匆上路。

7月25日，佯动部队东逼向城，与敌第7军、整48师激战终日，造成叶陶兵团向东突围的假象。26日，向沂河前进。同时，叶陶率第1、4纵队主力乘夜西行，28日在滕县以南冒雨越过津浦线，向独山湖方向前进，甩开敌人一天的路程。当敌发现上当，便丢下第10师掉头追赶叶陶兵团主力，彭德清乘机率佯动部队安全渡过沂河，返回鲁中山区。

叶陶主力于7月28日越过津浦线，强渡滕河；30日强渡战家河；31日越过水宽4公里的白马河洼地。战胜敌军的围追堵截、雨季山洪等艰难险阻，终于在8月1日到达济宁附近，与前来接应的陈唐兵团会师。这时的华野主力第1、4纵队，“已是疲劳不堪，大伤元气，非战斗减员（疑应为战斗与非战斗减员——笔者注）多达2万人，每个师实际上只剩下一两个团。”

关于我军伤亡数字还有一种说法：“我叶陶两纵伤亡及非战斗减员约万余”（粟裕1947年8月2日致军委电。《粟裕文选》第二卷第327页）

陈唐兵团连克泰安、大汶口之后，于7月16日围攻济宁。由于一路顺风，接受攻占济宁任务的第3纵队“领导上未认真考虑敌情，部队干部中滋长了轻敌思想”，济宁守敌为整72师全部（被歼重建）整66师13旅和整70师各一个团（羊山集战斗逃回），炮兵5个营另2个连，第5军留守处，还有还乡团3000余人，共计兵力近2万人。第3纵队在第8纵22师配合下攻击济宁，8纵23、24师担任阻击打援任务。经5天攻击不克，至21日，因援敌第5军、整85、75师逼近，陈唐遂决定撤出战斗，此役毙伤俘敌569人，我军伤亡3235人，其中阵亡495人。战后撤销第7师19团、第9师26团建制，每师仅两个团，“故导致干部战士情绪消沉”，“各团轻敌，战术老套”，“部队拥挤城下，伤亡增多”。

7月14日，陈唐兵团的第10纵队奉命围攻汶上，战至21日不克，这时敌援第5军主力进至南峰附近，整75师进至邹县、曲阜一线，整85师已与我第8纵队战于宁阳西北之凤凰山。10纵奉命于21日黄昏撤出战斗。

7月27日，10纵奉命占领汶上东南一线，掩护叶陶1、4纵队向鲁西南转移。8月1日，也就是叶陶与陈唐在济宁附近会合的同一天，10纵参谋长赵俊接陈士榘电话：为配合刘邓大军南下，命令10纵负责在梁山地区阻击敌第5军、整84师，并强调要克服一切困难，把这两个师特别是整5师紧紧拖在梁山地区。还特别强调屁股一定要朝北，不能朝南。

8月4日，第5军45旅以汶上城为依托，攻击我第10纵29师甸富、王家口阵地，击退敌10次攻击后，转移到汶河西岸。7日，5军渡过运河，29师在运河西岸阻击，黄昏转移。9日，整84师前锋到达三合寨、红船口，并加速向东北进击。10纵28师83团在前后孙庄至湾里孙一线防御。12日，西线兵团决定10纵渡黄河，由82团在“东平湖端至黄河的小河沟一线”断后，掩护全纵安全渡河。“由于时间仓促，船只准备不足，对渡口情况不了解等原因，13日渡至最后时，河面遭敌飞机火炮封锁，致侦察营一部、少数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部分伤员、4千多支前民工，及数百匹骡马、部分武器弹药，被敌截于黄河南岸。除侦察营等部分人员与敌周旋后归建外，其余大部失散或被俘。”

以上是叶陶和陈唐两外线兵团的大致情况。

南麻、临朐

分兵以后华野主力第2、6、7、9纵队和特纵的行动也几经变动：

7月3日，陈粟谭提出以3个纵队袭取新安镇、郯城、马头一线，歼击敌整51师，调动桂系及整28、48师增援。

4日，敌主力向东里店、沂水、坦埠前进，第8军由昌乐、潍县进逼临朐。因此变更上述计划，“以主力首歼顽8军一部，逼其后退，待敌主力进至东里店、坦埠时，我则攻占鲁村、莱芜之线。陈唐兵团亦可配合此一战役，尔后与刘邓兵团造成衔接之势。”

5日，敌8军166旅撤出临朐，华野准备攻击8军的部队停攻待命。

8日，华野陈粟谭致电军委，在报告了陈唐、叶陶两兵团出击和敌人的动态之后，提出“敌小部西援正面仍保持攻势，则我们拟以一个纵队与正面吸敌外，余3个纵队西去与榘唐会合，与歼灭敌人西援部队后，再行南下。因如此后方依托渤海，伤员较易处理；如敌大部西援，则我们拟于正面寻求歼敌机会，再行南下新安或西进。”——这是自分兵后华野领导层首次提出合兵。

10日，华野主力准备歼击东里店之敌整25师，后因欧震兵团进占沂水，与整25师靠拢，故未遂行。

当日，陈粟谭致电各纵并报华东局、中央军委电，提出：拟率主力西移，与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会师，歼击西面之敌（经查《粟裕文选》中没有收录此电报全文——笔者注）。军委当日2时复电：“你们手里4个纵队不要轻动，待敌动态完全明了后再作决定。”——这是自分兵以来，华野领导层再次提出要合兵一处，集中兵力歼敌。

分兵刚10天，为何就提合兵？笔者认为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华野分兵之后，敌军也必然做出分兵部署，这在后来的敌我态势就可看出。因此华野领导层认为就应该集中华野兵力，歼灭西移之敌；二是此举估计应该是粟裕的想法，若如此，这应该是对分兵不同意见的首次表达。也说明粟裕在当初分兵时，可能就有不同意见，只不过当时没有表达出来。

当日17时，华野陈粟谭致电陈士榘、唐亮、王建安并报刘伯承、邓小平、中共中央，又一次提出，如敌再不西援，拟西向与陈唐、叶陶会师夹攻敌人。同日21时，陈粟谭还有一电致中央军委，《粟裕年谱》称“暂缺”。

直到12日13时，毛泽东复电：“陈粟谭：你们手中各纵宜寻机歼击黄百韬部。东里店战斗后，你们是否向西移动须依情况决定：（一）如敌以一部西援，确有夹击歼敌机会，则你们可移至利于夹击之位置（不是与陈唐等会合），与陈唐等夹击该敌，自属有利。（二）如敌仍维持现状，则你们西移与陈唐会师，无仗可打，且敌将全军向西，迫你们处于背水地位。（三）如敌大部或全部西援，则你们西移亦不好打。总之，只有第一种情况方可考虑西移，第二第三两种情况均不可西移，而以位于东面吸引敌人，并寻机多歼敌数部最为有利。东里店胜利后，望再找歼敌机会。陈唐、叶陶则放手歼击津浦线上各敌，愈多愈好。”（《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4卷第072页）这是中央军委在华野三次提出合兵以来，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仔细分析，毛泽东电文中的（二）（三）两种情况不大可能出现，而第（一）种情况却是十分可能，但华野陈粟谭没有再三提出己见，而是执行了中央军委的决定。

合兵的想法不只是陈粟谭有，陈士榘、唐亮也有，11日，陈唐致电陈毅、粟裕、华东局，建议集中兵力放手打大歼灭战。而毛泽东则是要陈唐“迅歼72师等部，然后过湖西与刘邓会师。”

14日，华野判断敌开始局部西援，决定乘敌为全部后撤前，首先歼灭南麻之敌整11师5个团，切断整9、65、64师退路。次日发布作战命令。

18日，发起南麻战役，第2、6、9纵攻击南麻，第7纵于南麻以南阻援。攻击遭到整11师的顽强阻击，我军在敌人的子母堡以及密集的火力前进展缓慢。19日，敌援整25、46师到达南麻以南于家崮、牛心崮一线，受阻于第7纵队。整25师师长黄百韬曾因孟良崮战役受到处罚，此次作战拼力进攻。21日，整25师突破7纵20师60团阵地。而此时南麻战斗已成胶着，当夜粟裕命令撤出战斗。

22日，敌第8军进占临朐，企图切断南北交通，威胁华野后方，陈粟谭决定乘敌立足未稳，攻击8军。24日晨发布命令，黄昏发起战斗。以第2、9纵队攻城，第7纵阻援。因雨天潮湿，弹药受潮，攻城受阻。粟裕急调6纵参战，但因河水暴涨，6纵28日才抵达临朐城外。29日晚，第2、6、9纵发起总攻，因弹药受潮、器材不足、协同不力，不克。敌援整9、64师已经与7纵展开激战，突破三岔店阵地。粟裕于30日下令撤出战斗，部队向诸城地区转移。

南麻、临朐两仗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虽然歼敌整11师、第8军1万4千余人，但伤亡221586人。4个纵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2纵大伤元气。

（《粟裕文选》第二卷第321、326页的注释中称：南麻歼敌1万1千余人，临朐歼敌7千余人。）

关于我军伤亡人数还有一种说法：粟裕在1947年8月2日给军委、刘邓的电文中称：“2、6、7、9纵队经过南麻、临朐两仗，伤亡1万6千人左右。”

“7月分兵”后作战仅一个月，华野的伤亡如下：

第1、4纵队：“我叶陶两纵伤亡及非战斗减员约万余”（粟裕1947年8月2日致军委电。《粟裕文选》第二卷第327页）刘统说近2万人；

第3、8、10纵队：毛泽东8月5日电报称：“根据陈粟谭未（8月）支（4日）电，陈唐三个纵队此次行动中仅减员5千余”

第2、6、7、9纵队：粟裕电报称1万6千余人，刘统说2万余人。

合计下来我军伤亡应该在4万到5万余人。而我军歼敌除南麻临朐外，笔者尚未见资料统计。

战后，陈毅、谭震林提议由粟裕起草电文向中央军委报告经验教训，文稿中粟裕认为：

一、在战略指导上：

1、 对战局的“过分乐观而对蒋（介石）顾（祝同）继续维持其重点进攻之判断错误”，“随之发生轻敌”；

2、“7月分兵，失去重点”，“因之，既无足够打援部队，即不能取得充分的攻坚时间，于是南麻、临朐、滕县诸役，均因此而被迫退出战斗。”

3、全国各部队均有战绩，而华野两月无战绩，“轻敌而急于求战，致有错失。”

4、以前9个纵队集中使用，每战要求歼敌一个整师，与歼援敌一部。“此次分兵后，由于过分乐观与轻敌所致，仍作歼敌一个师（南麻）与对付其援队之打算，故兵力与要求不相称，自不能取胜。”

5、“对敌人土工作业之迅速及其守备能力，认识不深刻。”

6、敌人增援较前积极。

二、在战术上：

1、敌人普遍构筑子母堡，“我战术笨拙”；

2、我军“忽视部队战斗侦察”；

3、我军“协同尚欠密切”；

4、我军“对土工作业极忽视”；

5、“干部伤亡很大”；

6、我军“对防御钳制既少经验，亦缺乏信心”。

三、时逢雨季，部队无雨具，影响行军；弹药受潮，影响甚大，无粮无鞋，减员增加。（全文见《粟裕文选》第二卷第328-331页）

陈毅和谭震林不同意粟裕的观点，认为战略指导上没有问题，而是“军事部署上的错误与战术上的不讲究”。于是粟裕就未发上述电文，而是另外起草一电，以个人的名义，于8月4日致电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引咎自责，请求处分，表示：“战役组织上当有不少缺点及错误，我应负全责。为此，请求给予应得之处分。至整个作战之检讨，俟取得一致意见后，再行详报。”

应该说粟裕这份没有发出的电文，对分兵以来华野作战失利的分析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电文中，两处提到因分兵使兵力不能集中（第2、4点），致使作战失利，明确提出了对分兵的不同意见。可以想见，陈谭之所以不能接受粟裕的说法，关键是不同意粟裕指出了战略指导上的失误，而这一失误是由于执行了中央军委关于分兵的指示。如果说7月分兵时，陈粟谭没有异议，没有争论，那么一个月过后，不同意见产生了，争论也产生了。说实话，这种不同意见在半个多月之前，至少粟裕就产生了，而且在电文中屡次提出，但被毛泽东否决。再退一步说，7月中旬，如果中央军委同意粟裕关于合兵的建议，至少第1、4两个纵队不会那么惨。遗憾的是，这份带有前线指挥员第一手经验教训、具有真知灼见的电报没有发出，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也没有看到这样的不同见解，因此粟裕才会有后来的“子养电”，乃至“斗胆直陈”的“卯巧电”——这是后话。

顺便说一下，上述未发之电文，《粟裕文选》第二卷第331页落款的时间为8月4日；《粟裕传》第624页也称“8月4日，粟裕把电报稿交给陈谭审阅”，第627页还附有原文影印件，不过台头上的“（8月4日）”与电文笔迹明显不同。而在《粟裕年谱》第258页，粟裕起草该电的内容在“同日辰时”的小标题之下，而“同日辰时”是指7月30日。该电起草时间究竟为何时？——此事当存疑。

粟裕以个人名义的电报发出以后，“陈毅对此深感不安。他始终认为，几仗未打好，彼此有责，不能由粟裕一人承担责任。5日夜与粟裕长谈后，6日又写了一份‘指人译’的电稿报告中央军委和华东局”，电文中称“我认为我党廿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迈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我们对战役指导部署历来由粟负责。过去常胜者以此。最近几仗，事前我亦无预见，事中亦无匡救，事后应共同负责，故力取教训以便再战。军事上一二失利实难避免，虚心接受必为更大胜利之基础”。既肯定了粟裕的军事指挥能力，又提出了责任共担。

11日，毛泽东复电指出：“陈鱼午电悉，所见甚是，完全同意。7月几仗虽减员较大，并未妨碍战略任务，目前整个形势是有利的”，“陈粟率6纵及野直进至聊城待机与宋王会合，可能开展鲁西南局面，并利于直接策应陈唐、叶陶”，“总的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