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一些关于解放战争讨论的内容 -- 杰瑞

许多举军事论坛都没有了，怪可惜的。一些以前保存下来的，自己觉得不错的内容，拿出来分享一下。大多数作者我都不记得了，有记得的提醒一下，我好加上去。也请同好们能多多补充，发表见解。有的文章里的说法和结论我也并不赞同，会跟在后面说一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篇：试评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之战略进攻

46年6月末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在“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的叫嚣下投入400万军队发动全面进攻。虽然广大民众早已看清腐朽堕落、不得民心的国民政府必将灭亡，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必将取得内战的最后胜利，但显然多没有想到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在发动战争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惨遭失败，其庞大的战略进攻被迫停止而转入防御。尽管国民党军迅速失败的根源来自于政治方面，来源于其进行的是不义之战，“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注1]，然国民党军在军事方面所犯的错误却更直接地导致其彻底的失败。本文仅从军事方面来分析引起国民党军进攻惨败的原因以供探讨。

战 略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略是客观物质基础上主观指导能力的较量，军事战略战略固然服从于政治目的，然也必需遵循客观军事规律，设置适宜的军事目标和行动计划。国民党的政治目的是消灭共产党，而军事上战略进攻的目的则应是消灭中共军队并以此为基础夺取战争胜利，而非以占领解放区为军事目标，这只应是完成消灭共产党的手段之一。战争中拥有相对优势的一方才会发动战略进攻，寻求敌方在不利条件下与之作战；而实力较弱的一方处于战略防御地位，在不利条件下会避免决战，而争取有利时机逐步削弱进攻方实力。基于上述作战原则，在战争开始阶段掌握相对优势兵力并处于战略进攻态势的国民党军之首要任务就是在有利条件下主动寻求与中共军队作战，一切行动围绕此目的展开。

所谓优势或劣势固然是理论上的对比更是实际中的较量，理论上的优势如果不能在实战中有效的使用就谈不上优势。军事势力的对比不是和已方以前的对比，而是在预计发生的战争中与敌方的比较。固此在战前论定的优势只是基础，犹如蒋介石在开战前夕所说：“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能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注2]，但国民党军理论上的优势在已达折扣的情况下，实际使用不得当、配合不得法，所谓优势就会变成实战中的劣势。

首先是国民党军过高估计己方的军事实力，特别是进攻能力，将理论中的优势理想化，在仅具有限优势的情况下轻率地作出全面进攻的决定。处于优势并非指处处占优，国民党军的主要优势不在军队的数量，因能够用于进攻的军队数量并不占很大优势，远不足以维持全面进攻；也不在装备优势，因为虽装备数量较多的重武器，但占其庞大军队中的比例是很少的，在多数战斗中还是必需以步兵轻武器对抗方式作战。而国民党军的最大优势是在战略机动方面，其拥有的大量运输工具和盟友的支援，可以在战略范围实施快速机动，在短时间内造成局部地域内不可抗拒的绝对优势，只要国民党军能够排除各种干扰，有效运用战略机动方面的优势，就足以在短时间内取得局部战役的胜利。然而，国民党在完成糟糕的所谓战略展开后并没有主动的实施战略机动，开战时错误部署的部队只能依据战场变化做缓慢的增援运动，从而将其最大的军事优势——战略机动能力基本浪费。

孙子曰：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怠。国民党军与中共军队相比：兵力占优势但补充能力处于劣势；装备占优势但轻装备方面优势不大；战略机动能力占优势但战术机动能力处于下风。兵者曰：胜有奇正，持强凌弱为正，以快打慢为奇。国民党军数量虽众，但就整个战场而言其兵力密度是很低的，双方都难以形成一条或数条连绵的战线，而是以战略/战役单位单独行动，故此机动性强者占很大优势。然而国民党军惯于阵地防御及反击作战，在静态战争环境下作战，对以快打慢缺乏了解和准备，既放弃战略机动，火力和兵力处于优势之国民党军只能以缓慢推进的方式来进行所谓进攻作战，而没有认识到中共军队不会也不能在任何一地作长久的抵抗，军队只有通过快速机动，通过追击、阻击、迂回等行动，才能有效消灭中共军队，而缓慢地推进除去奉送给对手有利的战机外别无它用。

首 攻

46年6月，国民党军拖延已久的全面进攻终于进入临战状态，进攻部署是：以郑州绥靖公署22个旅围攻中原解放区；以徐州绥靖公署58个旅进攻华中、山东解放区；以华东、华北各一部监视晋冀鲁豫解放区；以东北保安司令部16个旅进攻东北解放区；以第1战区19个旅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以广州行营9个旅清剿南方游击区。国民党军的战略企图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联系铁路干线，关内主力由南向北进攻，在进攻中削弱中共军队，逐步将关内中共势力压迫至华北地区聚而歼之；关外则以控制东北核心地区，占领南满解放区为目标。

中原 该地区为国民党军首攻目标，然该区国民党军并不足以完成合围任务，而且未战既犯不可挽回的两大错误：一是在46年春国共和谈基本破裂、关外已处在实际战争状态、中原地区已成国共主要冲突地区时，国民党军尤采取围困而非包围态势，仅仅以封锁、压迫、蚕食解放区，各部队分散在间断的封锁线上，对大规模进攻作战缺乏实质性准备；二是在战前就轻易将解放区之伤病员及干部家属放走，从而加强了中共军队机动之决心和能力，使双方在战役/战术机动能力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于是，在国民党军全面进攻前夕，中原解放区主力分兵三路轻易突破国民党军用以经济封锁的警戒线进入蒋管区腹地，而处在静态进攻准备中的国民党军主力根本无法实施长距离追击和拦截，从而使其在追击行动中“欠机动，常不能适时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致匪常得乘隙流窜”[注3]，结果不但丧失战略/战役突然性和宝贵的歼敌良机，而且浪费大量有生力量。

华东 徐州绥靖公署所辖部队集中在三个方面：北线以济南为中心，第2绥靖区沿胶济线部署；南线第1绥靖区沿长江两岸部署；主力在绥署指挥下在陇海路东段展开，主要负责进攻鲁南解放区。此部署看似完善，实则是三个集团各自为战，都不足以形成有效的进攻优势。而中共虽分为山东、华中两个集团，但均将主力（野战军）置于机动位置：华中野战军在津浦、陇海两线国民党军威胁下仍可轻易集中主力于南线迎击第1绥靖区所部；山东野战军背对第2绥靖区也仅以一部牵制，集主力与鲁南威胁徐州，使国民党徐州集团难以远离。从徐州出发进攻华中解放区所部需跋涉数百里才能投入战斗，从南京出发的精锐第5军和整74师一部用于次要的淮南方向，桂系7军和整48师更是在护路。实际面对华中野战军只有第1绥靖区15个旅，而且还夹江部署，未战即遭华中野战军逆袭，初战即击破国民党军进攻计划，而后更因背靠长江而被迫在敌前调动，送给华中野战军歼灭良机，在混乱的攻防救援中连续遭袭，最后竟以中共七战七捷、1绥区损失6个多旅而告终。而鲁南作战由于绥署直接指挥，背靠徐州基地，虽有朝阳集之失然主力未损，成功压迫山东野战军后撤，切断其与华中野战军薄弱的联系，并从淮北方向侵占淮阴，初步完成进攻目标。

华北 晋冀鲁豫野战军乘郑州绥署追击中原军区未归就主动出击陇海路歼敌，郑州绥署未等主力回师即企图与徐州绥署合击，结果由于配合不当又在定淘战败；10月中旬，得到增援之郑州绥署再调重兵北进，但又轻率地编组旅级作战纵队而被歼灭一路；此外第1战区进行的晋南攻势也同样以旅/团单独行动，在闻夏、临浮等地歼灭2个旅。与此同时，晋察冀和晋绥部队向晋北大同地区发动进攻，仅由于攻坚能力不强而未能克之；9月下旬，国民党华北各部终于协调完毕，以“彻底摧毁匪热、察、绥根据地，收复张恒”[注4]为目的集结11、12战区合计张家口，并与10月11日攻克，但未能对中共华北各部造成重大损失。如国民党战史所述：“国军各部均系避重就轻，以夺取张家口为目标，自不能遮断匪主力之退路，遗失乘匪恋战张家口而聚歼之机会，后患深远，”[注5]

东北 国民党原始的战略企图是先解决东北问题，而后再图关内各战场，然为实现该目标，统帅部却没有利用45年末关内休战的有利时机，投入足够的兵力去完成该目标。战争初期进入东北的固然有五大主力之二，也有52、71军这样的一流部队，但这只是部分精锐而非主力。国民党军依靠有限的部队所能取得的最佳结果不过是将中共势力赶到北满和山区，而后依靠以攻为守式的机动作战来阻止中共发动人民、建立牢固根据地的企图。而实战中国民党军实施南攻北守策略，不顾第184师失利之教训，尤以师为作战纵队推进造成新开岭第25师覆没，仅此一战即打破国民党经营数月的南慢攻势。国民党战史评价为：“攻击部署一贯采取广正面推进之拙劣战术，形同十指齐张，面对匪军以其双拳博我一指，当然指断。”[注6]国民党军既然没有在南满取得成功，北满共军自然乘机完成剿匪、整编等工作并重新具备战役进攻能力。

至此，国民党军虽侵占中共153座城市，但损失30个旅且丢失48座城市，其发动的全面进攻基本失败。

再 攻

经过46年夏秋季攻势，国民党虽战局中共部分控制区，但已有近1/6的进攻部队丧失战斗力；而中共虽失去中原、华中等地区，但只有中原军区部队损伤较大，总兵力从120万提高到140万，其装备也因缴获而有所增强。然因占领中原军区及调南方后备力量投入战场，国民党军还是继续发动全面进攻。

华东 在南线连遭惨败后，国民党以2-3个整编师编成大纵队在苏北、鲁南与中共部队交战均未失利，且乘机占领华中大部地区，但因国民党军推进速度不快，致使华中主力顺利撤退至鲁南与山东野战军汇合。12月初，徐州绥署不顾山东、华中会师的新情况，依旧以2-3个整编师组成纵队，分兵4路进攻苏北。12月13日，中路纵队突出在宿迁以北遭两大野战军和击被歼灭3个半旅；徐州绥署迅即收缩各纵队，却被中共利用其推进速度缓慢的劣势，回师鲁南再歼5个旅。国民党连遭惨败后再集重兵与鲁南，将8个整编师靠笼推进，然因作战信心已遭严重打击，华野仅以4个旅即成功阻拦其迅速推进，集主力北上，于2月23日在莱芜将2绥区主力7个师（未整编）一鼓聚歼，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的全面进攻。

华北 由于以前的失败及徐州各部东调山东，迫使郑州绥署缩短战线，由整26、27军分进合击，然其依旧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不肯放弃次要地域，主力推进速度又过缓，致使晋冀鲁豫军区突入其纵深歼1个半旅；并乘年末之际，横扫国民党军后方，将留守之各部队打的溃不成军。与此同时，北线晋察冀军区也总结了前一段时间失败的教训，乘国民党军处于休整和守备状态中，在易满、保南等地连续击败国民党守备部队。

东北 国民党在吸取的新开岭失败的教训后再集重兵密集推进，不给南满军区再次打歼灭战的机会，终于在冬季来临时将其压缩在中朝边境地区，冻结南满军区机动作战空间与之硬拼。但失去的时间和损失的部队已无法挽回，中共在北满的主力已经完成整编，乘国民党主力集于南慢而渡江南下。国民党军在北满的防御体系却是：“竞将全部兵力分区防守，仅令各守备区控制机动兵力，却又授以守点护路之任务。逐匪军在犯时，由各守备区抽调部队分路赴援被各个击破，再调集兵力更浪费时间、遗失战机”[注7]。在北线连遭失利之国民党军尤不愿放弃在南满即将到手的成果逐次增援，战至47年4月，国民党被迫放弃南满占领区后撤。至此，冬季战役使国民党损失2个旅，损伤6个旅，丧失战役进攻能力。

经过46-47年间冬季作战，国民党又损失30个旅，且得失城市均为87座。

三 攻

国民党夏季攻势虽损兵折将还能有所得，再攻再失败已无法继续全面进攻，在损失66个旅约70万部队后，统帅部终于悟出：“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在主战场决战的时期，其它支战场只有忍痛一时，缩小放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匪军主力集中在山东，同时山东地当冲要，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山东境内匪军主力，则其他战场的匪部就容易肃清”[注8]。但是，其又在实施为时已晚的正确方针后加上“凡是匪军的老巢及其发号施令的首脑所在地，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注9]。于是，这一非理性的第二攻击方向又将本已不足的突击兵团再度分散削弱。

西北 47年3月，国民党集34个旅向碍于国际、国内舆论，长期未敢进攻的陕甘宁发动进攻，嫡系主力由南向北进攻延安，杂牌各部自西、北面配合作战。此役如国民党战史所述：“陕北之战略地位，较之平汉路及同蒲路为次要，竟抽调豫北、河东及豫西之兵力，进攻陕北。轻重颠倒，要地空虚，启发匪首扰乱中原之动机，显然失策”[注10]。而西北国民党军多未经历前期失败之惨痛教训，尤过高估计自己实力。于是在轻易攻占延安后依旧以旅/团单位行动，在40多天中三度遭袭，损失2个半旅后陷在陕北无法机动。统帅部方悟：“陕北地形之险阻、补给与运输及机动之困难，益感转用豫北及河东兵力进攻之失策”[注11]。然再转运部队至山东战场为时已晚。

华东 国民党既将山东定为主攻目标，自调集主力共60个旅，采用集团推进、密集队形，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等战术，分3个兵团稳步向鲁中推进。面对国民党军如此战法，华东野战军于4月下旬至5月上旬三次创造战机，突袭进攻，虽歼其一部，然国民党主力依旧岿然不动。然时不再来，此时国共双方实力已远非46年夏季之比例，华东野战军已具备与国民党主力正面交锋之实力，逐利用国民党军久败后作战畏缩心理，毅然采取从未有过的中央突破战法，向国民党中央兵团之核心整74师发动进攻。国民党各部一经接战即各自收缩防御，从而使整74师被轻易分割，并被鲁南插来的伏兵合围，华东野战军更利用国民党军后勤补给、友邻支援等劣迹，虽伤亡颇多，也将其歼灭在孟良崮山区。此后国民党部队再休整一个月才再度推进，又送给中共休整、补充时间，错过最后一个主动进攻良机。当7月来临时，以没有对手之晋冀鲁豫野战军发动反攻大败国民党中原各部，国民党终于无法承受豫中失守而将山东各部调回中原战场，结束重点进攻。

华北 47年春、夏季节，因山东、陕北重地进攻，国民党在黄河两岸只剩10多个旅，被晋冀鲁豫、晋察冀各部发起之豫北、晋南、正太等战役扫清大部，徒劳损失兵力。

东北 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已无力再攻的国民党军被迫“内线作战，行持久之战略守势”[注12]，然东北民主联军已抢先一步发动夏季攻势，乘国民党还未正确评估双方作战能力变化及收缩防御体系的有利时机连续攻城打援，将不愿主要放弃部分城市的国民党军4个旅打残。至此，东北国民党军连全民防御都已无力维持，被迫收缩防御，分区防守。

经过47年春夏作战，国民党再以损失30个旅的代价占城95座，而被中共夺取城市已达153座。其鼓吹的重点进攻业已瓦解，其它战场更处于防御状态，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就此彻底垮台。

原 因

国民党发动的声势浩大的全民进攻在损失近100个旅、120万部队后被迫结束，其一败再败的原因固然如蒋介石自己所说：“我们在后方和交通要点上，不但要处处设防，而且每一处设防布置一团以上的兵力。我们的兵力就都被分散，我们的军队都成呆兵，而匪军却时时可以集中主力，采取主动，在我广正面积极活动，将我们各个击破”[注13]。而国民党战史也述：“国军以战地政务无效，即以正规军守城市及补给线，乃决战场兵力不足之重要因素”[注14]。然而这些问题是表面现象，是造成失败的更深层原因还不在此。

首先是战争领导机关的名不副实：军事委员长、国防部、参谋总部等等部门除了呕心斗角外只不过是蒋介石的秘书处、传声筒，可有可无的咨询顾问机构。实战中，无论是战略、战役、战术问题只凭各级主官及其心腹的个人喜好乃至一时冲动。重要问题更围绕蒋介石一人运转，每每因个人原因而改变、迟延正确的作战方案。这种宫廷式的指挥体系就是第一流的军事人才也无用武之地，更何况蒋军中多不学无术、思想僵化之奴辈。

其次从国民党军进攻能力分析，其不愿主动求战的深层原因在体制。可以设想，国民党将领无论功绩如何，一旦丧失部队其结果如何？运气好的不过是调任某一虚位，领一份就是少将也难以养家的干饷；时运不济的则是撤职查办。反之，无论什么原因失败，只要部队还在，将领不过是警告一下，严重的也不过是撤职留任。如此体制势必造成国民党军不愿主动进攻，害怕在进攻中损失过大而被解除指挥职务；而防御中则为不被歼灭而拼命作战，从而不断提高部队的防御战能力；同样的是部队不愿突围，因为一旦突围就会损失大量装备，免不了撤职；而防御成功则装备不会损失，伤亡则易于补充。所以国民党发令“干涉细部，不切实际，徒损威信，合同命令，单位过多，唯免泄密”[注15]，而各部队“平时各自为谋、同床异梦，战时胜则争功、败不相救”[注16]，就不足为奇。

此外以战役单位“军”的装备而论，最好的美械甲种军不过是军属105榴12门，师属75山炮12门。重武器数量不足以支持其所属步兵单位进攻，加之弹药供应不畅，实战中不是因火力支援不足，而造成步兵不必要的伤亡；就是指挥官被迫减少一线步兵数量来提供足够的火力支援。当然，国民党是无法提供每一支部队足够的重武器，但其整体数量绝对足够给予一线部队充足的供应。实战中却是一线部队缺乏火力无法前进活伤亡惨重，二线部队装备完整却不能投入使用，从而将大量优势装备的作用舍弃。

从部队的编制和装备而言，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战役单位只改善了火力而降低了机动能力：军/整编师配备汽车营/连及汽车牵引的炮兵营，造成部队难以离开公路作战；而大部分步兵依旧需要徒步行军，并未能提高运动速度。在此种情况下，国民党军进攻时无法快速前进，防御时又不能迅速撤退，一旦遭遇敌军即难以主动摆脱，结果造成编制和装备优点难以发挥，缺点难以避免并暴露无遗。综合实战效能严重下降。

再从机动及补给看，国民党军自从接收日伪投降后就没有实施过大规模战略机动，有的只是战役机动和救援性质的战略机动。虽然由于军事本能，在某些持续时间较长的战役中，国民党也在不自觉地实施战略机动，使某些关键区域内达成战役优势，但这并不能改变整体战略态势。如日军侵华初期，其虽拥有较强的单位摩托化能力，但在缺乏公路且环境泥泞的南中国作战时，野战师团却基本没有配备机械化运输工具，除履带式车辆外，全部使用驮马或马车，宁愿放弃重炮支援而提高部队机动能力并可减轻补给困难，在对付缺乏重武器的中国军队面前还是颇具威胁。然而，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党军队却在战役单位中配置少量汽车，降低骡马的使用，实战中因道路问题，汽车时常难以跟上部队行动速度，使本就不足的野外补给能力进一步降低。

此外国民党在战前大规模调整指挥机构和高级指挥官也对战争的进程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经历八年抗战的杂牌军本已对中央政权够不成威胁，嫡系中的小派系也不足以动摇政府基础，国民党在面临新的、预料中的战争前夕，却为了政治原因而调动指挥体系。例如嫡系中杜聿明负责东北，其基本部队第5、第8军留在华东；王耀武负责山东，其基本部队第74、100军留在华中；杂牌中桂系李、白被夹空；川、滇、西北、东北军等被四散调开。这种高级军官和部队的大规模调动固然是统一军队的良方，是国家转入和平时期、避免分裂势力的有效手段。但国民党马上面临的是一场计划中的新的战争，其军内派系严重分化，这种简单的政治性调动非但未能提高部队之团结协作，反使指挥效能进一步下降。

探 讨

国民党在战争初期所犯的军事错误之根源是其党、政府、军队皆已腐朽衰败的结果，也来源于抗战前次内战和抗战胜利的成功经验。国民党无视现实，仍然依据抗战中对日作战的需要而装备、组织、训练军队，虽吸取部分成功经验，却没有接受失败的教训。在抗战中获得的多是如何防御优势之日军进攻的经验，而现在需要的是如何以相对优势进攻的知识。实战中国民党军进攻不是轻敌冒进，就是犹豫避战；防御时不是萎缩一团，就是仓促反击；不是狂妄自大，就是过于谨慎。以如此缺乏物质准备和精神状态之军队如何能取得胜利？

处于总体优势之国民党军从战争开始之首要任务就是寻求与中共主力交战，通过战斗削弱中共武装。但处于劣势的中共绝不会、也不能在不利状况中与国民党军决战。国民党军使用的是缓慢地向中共控制区域推进，企图迫使中共在不利条件下进行阵地防御，从而使国民党军能利用火力优势消灭中共。然而“敌人永远不会象你想象的那样行动”，缺乏侦搜手段，战役、战术机动不如对手的国民党军直接寻找中共决战的企图是无法主动达成的。虽然美国顾问和国府都认可的战略：战则毁其军队，不战则毁其基地，在农业化的中国，与根本没有工业和基础设施的中共作战是根本行不通的。除了少数工商业及不必要的名誉外，城市对于中共是没有什么可以眷恋的，“我们没有必守之地，城市这种包裹可以让国民党去背。”

所以，国民党军所应采取的只能是李德哈特提倡的间接路线，通过其他手段来迫使中共选择背水一战。虽然中共没有必守之敌，但还是有必需保卫的部分，那就是军队的后方，它的后勤补给。作为一支数十万人的轻装备大军：伤病员需要安置；部分军属需要随军；武器虽可缴获，但粮食、弹药还大部依靠自己生产、获取、运输。中共战略区的后方虽然可以隐蔽，但国民党军低劣的侦搜还是可以判断和发现的；虽然可以转移，但转移速度缓慢，国民党糟糕的机动能力还是能够赶上的；虽然可以分散，但长期的分散会大大降低后方的作用，且更易被摧毁。所以，只要发现、接近、攻击中共战略区的后方，就能够迫使其在不利条件下被迫与国民党主力交战。国民党军只要能够利用其绝对的战略机动优势，在战争开始阶段就形成重点进攻态势，使用于华北、华东等任何一个战略区，就能够利用一系列交战来不断削弱对手，直到将对手打成游击队。

国民党军发动的最大规模、也是最后的战略进攻在占尽优势的状态下迅速失败的根源固然是其政权的腐化堕落、低效无能，但其在军事方面所犯的错误并非全部来自腐败，而是任何一个政府都可能犯的错误，任何政府如果忽视战争，缺乏对战略的了解，未能发挥自己的军事优势、寻求敌方的军政劣势，就都有可能在战争中失败，导致政权、乃至国家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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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网上吹捧的谈判中间的所谓妙的斗争，简直毫无意义。主要还是为了吹捧谈判，谈判当然有作用，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没有吹的那么玄乎。

归根结底还是看谈判内容，真的不好看。

https://www.88jc.net/uncategorized/42654.html

协定内容。

对楼主的话评价一下，当时的人民确实呼唤和平，也是反对腐败，但是真不是反对国民党，而是麻木，对咱们共产党也没有那么支持，他们只是真心反对战争。所以咱们的舆论确实占点优势，因为咱们弱势，也确实真心呼唤和平和谈判。

但是，作为弱者，我们谈判，呼唤和平，都需要用战争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和诚意。这点在我军内部并没有统一，这是非常遗憾的。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4436424247767661&wfr=spider&for=pc

其实就是东北局的指示。

引言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围攻我中原军区部队，内战全面爆发。7月13日，在离中原地区不远的华东之苏中地区，我华中野战军发起苏中战役。从此战之前一直到半年之后的鲁南战役，我军最高指挥机关主要领导毛泽东等人与华东两个战区（山东、华中）的主要领导陈毅、粟裕等人之间，在战略攻防、作战方向等诸多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意见，以至于在往来电报中形成各种意见的争论。此时华东地区我军分为“两区四方”，即山东军区（由新四军军部兼，司令员陈毅，政委饶漱石，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舒同）、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参谋长宋时轮，政治部主任唐亮）和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委邓子恢，参谋长刘先胜，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震林）、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参谋长刘先胜，政治部主任钟期光）。

早在当年1月4日，中央军委在给华中军区和野战军领导张鼎丞、粟裕、谭震林等人关于建制和指挥系统的请示电的复电中指示：“华中野战军在建制上属于华中军区，在战略行动上受陈毅同志指挥。你们野战军经常的位置及战略性的行动，均须事先取得陈毅同志的同意并报军委。”（参见《粟裕年谱》140页）规定了华中野战军的指挥系统属性，即华野接受中央军委和山东军区的双重领导，这也使毛泽东可以听到陈毅和粟裕两种不同意见，对于毛泽东的正确选择大有益处。

战争进行到解放战争时期，对于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军事思想，几方领导人似乎都没有异议，但是在如何集中兵力，集中兵力使用于何作战方向等具体问题上，却产生了不同意见。这在当时也属正常，因为各人所处战区的位置不同，对军事思想的理解不同，作战经验的不同，对部队和战区的了解不同等等，但都能据理力争，充分发表意见，希望最高当局认可自己的意见并付诸实施。今天我们读到当年的电文，研究这一争论对战争进程的影响，我军最高指挥机关对战局的看法、及对战区指挥员的意见的尊重，战区指挥员对自认为正确意见的坚持，以及战争实践的检验，是对战史的最好的学习过程。

当年这一争论随着战役的展开而此起彼伏；随着我军退出苏中、两淮、苏北进入鲁南而使歼灭敌军的战役越打越大，不同意见逐渐趋于一致。而争论的结果是：华东战场主动权的易手，国民党军由战争开始时的全面进攻被迫转为重点进攻；我军撤出华中根据地，退向山东根据地腹地，把包袱甩给敌军，但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集中了兵力，完成了华东战场的战略转折，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歼灭战。作为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鲁南战役之后，我华东地区华中军区和山东军区合编为华东军区，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真正达成了兵力的集中；并以华中野战军指挥部为基础，加上山东野战军指挥部一部，组建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参见《粟裕年谱》222页），真正实现了指挥的统一，为以后打更大的歼灭战，进而转入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苏中战役

抗战胜利之后，我山东解放区和华中解放区连成一片。华中军区又称苏皖军区（参见《苏中7战7捷》中共党史出版社06年8月版102页注释），包括淮北、淮南、苏北和苏中4个军区。

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军已经在津浦路徐州至浦口段以及长江下游南京至南通段，部署了18个整编师的兵力，企图切断我山东和华中解放区的联系，围剿华中我军，进而拿下华中地区。我华中之淮南、苏中解放区与南京及苏南富庶之国民党统治区隔江相望，当然为蒋介石所不容。在淮南正面蒋介石部署了他的头等主力整编74师和5军主力，沿津浦线浦口以北又部署了整编48师等部队，对淮南形成两面包围之势。津浦线蚌埠至徐州段部署了整编58、28、88、69、57师和7军，企图切断山东和华中的联系，从北面迂回我华中解放区首府两淮（淮阴、淮安）地区。在苏中扬州、泰州和南通部署了整编25、83、49师，并在江南沿岸部署了整编21、65师，一旦开战即可渡江作为预备队。

1946年1月7日山东野战军完成整编，下辖1、2两个纵队和7、8两个师，共7万余人。战前1纵位于山东泰安，其他山野主力集结于枣庄、峄县、台儿庄一线。

1946年5月8日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完成整编，主力部队扩充为1、6两个师，7、9、10三个纵队，野战军由4万多人发展到6万多人，并加强了地方武装，建立了较完善的后勤保障系统（见《粟裕年谱》148页）。战前9纵位于淮北灵璧，10纵位于高邮，其他华野主力集结于东台、如皋一线。（以上敌我态势参见“华东战场敌我态势及敌进攻企图”）

面对国民党军的部署，从我军最高指挥机关到山东、华中的领导人都十分清楚，战端肯定要开，首当其冲的是华中的淮南和苏中地区。

5月31日、6月6日粟裕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两次电告中央军委和陈毅，要求“山东在整个战役上应让华中先在苏中取得一二个战役胜利后，再转移兵力”，“国民党军主力四个军极可能以泰州为出发点攻占我兴化、东台、高邮。我如失东台、兴化，则苏中九百万人口之富裕区即无法坚持。为转变此不利形势，我军决集中兵力攻占扬州、泰州线之宜陵、白塔，吸引国民党军主力出来决战，在此地求得打两三个大仗，歼敌二至三个师，相机夺取泰州，以巩固南线”。

毛泽东6月11日复电：“（一）国民党攻我淮南路东，现又攻我路西及南通区，我向国民党某区取主动攻势，在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二）军事上究竟应否攻宜陵、白塔，由你们根据实情决定之。（三）我必须用一切方法歼灭敌人于南线，保卫九百万人口的南线各区”。（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127页）对华中军区要在苏中打几仗的观点表示了明确的肯定。

陈毅却在6月12日的复电中表示了不同意见，“如淮南无适当部署，即令苏中突击有效，亦得不偿失”。（参见《粟裕年谱》152页）

6月16日华中野战军在苏中海安县王家园子召开各师各纵队首长会议，讨论如何执行中央和陈毅11日、12日的指示，会议权衡了在苏中或淮南作战的利弊得失，认为在苏中作战比在淮南作战更为有利，首先集中兵力用于苏中方向，待苏中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再适时将主力西移淮南。同日陈毅复电“作战方案不可预先肯定”。（参见《粟裕年谱》153页）

在回忆录中粟裕概括了苏中战役选择华中解放区前部作战的原因：

苏中是抗战时期我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晶，不打就撤对谁都不好交待；苏中我军对敌人的全面进攻早有准备；苏中战役对战争全局应起战略侦察作用。

不仅如此粟裕还分析了苏中战役的取胜条件：

苏中我军有长期与日、伪、顽军作战的丰富经验和顽强战斗的传统；苏中主力熟悉该地的地形地貌和民情，侦查、作战、保密和战勤保障非常协调；当面之敌虽强但未展开，我军可以出其不意。（参见《粟裕战争回忆录》363-365页）

不久之后，毛泽东在6月22日的“全局破裂后太行和山东两区的战略计划”首次提出太行、山东两区外线出击的战略计划，此电未发给华中，但提到“粟谭主力对付江北之敌，配合你们作战”。后来又在6月24日的“对南线作战的补充指示”、6月26日的“华中野战军应准备出蚌浦线作战”等电文中明确指示：“粟谭（粟裕、谭震林）率主力（不少于十五个团）位于三分区（指津浦铁路东西淮南军区军分区），与陈舒（陈毅、舒同）配合，一举占领蚌浦间（指安徽蚌埠和江苏浦口）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之敌，恢复三、四分区（指津浦铁路东西淮南军区的两个军分区）失地，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午灰（7月10日）前完成一切攻击准备，待命攻击”。并强调粟谭“你们一切听陈舒指挥”。这就明确了向外线出击的战略方向（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139、143、148页）。

而粟裕动作更快，6月23日就电告山东、华中两军区，报告苏中战役已准备就绪，“拟于25日攻占白蒲，以主力歼灭其由南通来援之敌。”

没想到的是华中军区张鼎丞和邓子恢在6月27日致电粟裕、谭震林并报中央和陈毅，表示同意中央6月26日的计划（参见《粟裕年谱》155页）。粟裕急忙致电山野、中央军委和华中军区，指出“目前我们主力都集中苏中，民夫及作战用具都已准备完毕，如不在苏中打仗即西移，不仅对群众很难说服，即对部队亦难说服。因1、6师及7纵指战员都是苏中人，有些家中已遭顽摧残。为此我们是否在苏中先打一仗在西移”。（参见《苏中7战7捷》81页）

第二天（6月28日）粟裕召集各部队首长会议，传达讨论中央和山野（当时又称新四军军部）指示，各部队首长一致要求先在苏中打一个胜仗。会后，粟裕立即从海安赶赴淮安，请华中分局讨论决定，同时要求华野指挥机关突击翻印淮南、淮北地图，做好西移淮南的战斗准备。这就是粟裕在苏中战役中的“一赴淮安”。对是否能留在苏中作战，粟裕是有两手准备的，出击外线是中央军委的计划，关系到各个解放区的战略行动。陈毅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主管华东战局，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是自己的同事，他们都同意中央军委的意见，自己的反对意见如果连张、邓、谭都说服不了，那么就要准备执行向外线出击淮南的命令；但是粟裕也不放弃通过正当途径陈述自己意见的机会，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这一天陈毅也赶到新安镇与谭震林会晤，“研究结果，华中主力西移，鲁南部队（指山野主力）南下”（参见《粟裕年谱》156-157页）。

粟裕赶到淮安，与华中分局的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与陈毅会晤后28日赶回淮安）共商，“他们同意我的意见”（《粟裕战争回忆录》358页）。“粟裕待人十分客气”——2007年12月5日笔者采访粟裕原测绘参谋、作战股长秦叔瑾时，老人常常重复的一句话，在此也可见一斑。但笔者认为，与其说是他们“同意”粟裕的意见，不如说是粟裕说服了他们，而同意自己的意见。

于是在6月29日粟裕与张、邓、谭联名致电中央并陈毅、舒同，指出：淮南粮草困难，苏中主力出击粮弹供应和民夫运输都要苏中后勤支援，主力西移苏中必失，使后勤支援断绝。“如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淮南当面之敌强于苏中之敌——笔者注），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建议“王陶两纵（指1、6师，王：王必成，陶：陶勇——笔者注）仍位于苏中解决当地之敌”（参见《苏中7战7捷》中共党史出版社06年8月版83页）。

淮南周边的敌情证实淮南战局不能乐观：浦口、浦镇有5军，六合有整编74师一个旅，军部附两个旅在镇江，整编25师已到扬州，整编83师在泰州，合肥、蚌埠、灵璧一线是桂系7军、整编48、58师，比苏中周边的敌情严重得多。

陈毅于次日（6月30日）复电华中野战军并致中央军委，不同华中的意见，要求“王陶纵队应立即西开”，认为“王陶留苏中一二仗无法改变该地严重局势，胶滞于该地于全局不利”。姚旭（原23军政工干部，后为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认为“陈毅主张‘敌向内，我向外’，与中央的计划是一致的。陈毅对中央关于外线出击的计划的拥护是竭诚的，经过自己思考的，并非唯唯诺诺之言”。（参见《粟裕研究文萃》1999年9月第3辑姚旭著：“解放战争初期的南线战场——兼与田禹仲、吴群商榷” 85页）如果说陈毅不是唯唯诺诺之人，那么粟裕就更不是唯唯诺诺之人，而且更有想法，更有主见，对战局更敢于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

中央军委接到双方电报之后，毛泽东于当日18时同时发出两份电报，一份给陈毅，指出：“华中29日酉（17-19时）电，主力留苏中确保财源，而将淮南作为钳制方向，以九个团担任破路阻敌，此意见似有理由，你们觉得如何？盼告”。另一份给华中张、邓、粟、谭，指示：“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军长（陈毅——笔者注）商酌后，即可决定通知你们。”（参见《苏中7战7捷》中共党史出版社06年8月版85-86页，《粟裕年谱》157页）表现出毛泽东对执行原定计划有望松动的可能。

陈毅接到毛泽东的电文之后，于7月1日致电华中野战军并报中央军委，“同意王陶纵留苏中待机”，但是留了一个尾巴：“但5旅应开至六合、天长间（即淮南——笔者注）整训”（参见《粟裕年谱》158页）。

7月4日毛泽东在他“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电文中指出：“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157页）。对我军初战的战略方向进行了修改，也使“外线出击淮南”和“留苏中打几仗”的争论告一段落，这应该算作关于苏中战役争论的第1个段落。

将外线出击改为内线作战，或讲推迟外线出击的时间，这一改动，姚旭认为不是取消外线出击，“而是从这时起，计划的实施每推迟一次，内线歼敌的时间就延长一次。就是这样走下去，很象‘摸着石头过河’，直到1947年3月6日，中央取消了这个计划，内线歼敌的方针就坚定不移地确定下来，直到战略进攻阶段开始”。文中所说的“1947年3月6日”是指莱芜战役之后，毛泽东说，现在不要考虑外线作战问题，要以歼敌为原则，哪里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参见《粟裕研究文萃》1999年9月第3辑96、111页）

这样才有了后来称为“7战7捷”的苏中战役。

7月10日，华中野战军司令部情报处（代号4中队）截获并破译了敌军整编49、83、25师等部将在3-4天之后向我苏中之如皋、海安大举进攻的电报，又机智地查明整编83师19旅56团驻宣家堡，57团驻泰兴（参见《苏中7战7捷》中共党史出版社06年8月版360页）。得报之后，粟裕当天就决定先发制敌，发起苏中战役，以整编83师为首歼目标，到敌人的出发地宣家堡、泰兴去打。兵力部署：1师（陶勇师）6个团攻击宣家堡敌56团，6师（王必成师）6个团攻击泰兴敌57团，形成6比1的优势；7纵（管文蔚纵）阻击泰州方向来援之敌。当晚24时，华中野战军司令部发出《攻击泰兴、宣家堡之敌的作战命令》（参见《苏中7战7捷》97页）。

7月13日苏中战役第1仗宣泰战斗打响，至15日，我军歼灭敌整83师19旅56团全部，57团大部及旅属山炮营全部，共3千余人（参见《苏中7战7捷》20页）。

仗是打起来了，但是争论并没有停止。7月14日陈毅、宋时轮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如敌进攻苏皖，我军亦不大举向南，则使苏皖陷于单独应战，实大不利。故我们意见，主张敌本月如大举进攻苏皖时，我军应按中央原定南进计划行动，山东部队4万人由现地出发，20日即可开始攻击”。毛泽东于次日复电陈、宋：“最近几天，可看一看泰兴战斗结果如何。” （参见《苏中7战7捷》102-103页）但华中军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却认为：“淮北如山东主力不南下，很难支持”，“建议山东主力迅速南下”（7月17日电）。

宣泰之战行将结束，我“4中队”又截获敌军急调江南之敌整编65师火速渡江，会同靖江敌99旅从南面增援泰兴；急令南通之敌整编49师乘虚攻占如皋的电报。粟裕当机立断，令我军结束宣泰之战后立即东调，歼灭来援之敌。

15日晚，我军结束宣泰战斗，立即东移，远途奔袭，每夜强行军百十里，于18日抵达如皋附近。18日晚发起如（皋）南战斗，至21日，歼灭整49师师部、26旅全部，79旅大部，99、105旅各一部，共1万余人，其中俘敌6千余人（参见《苏中7战7捷》360、22页）。胜利结束苏中战役的第2仗。

7月18日敌绥靖公署薛岳指挥5个整编师（军）的兵力，进攻淮北解放区。23日山东野战军发出《打击徐州东犯之敌的作战命令》，26日陈毅率山野主力到达淮北地区（参见《粟裕年谱》157-158页）。山野南下，任务是歼灭进犯淮北之敌，夺取津浦路徐蚌段，相机攻占徐州，以执行毛泽东决定的外线出击方针。此时原在淮北的华中野战军9纵队（5个团）划归山野指挥，使山野兵力达到5万余人。但是后来山野泗县失利，淮北被敌占领，地方干部撤退不及，牺牲惨重。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条件下，打阵地攻坚战比运动战困难得多，泗县城攻不下，焉能拿下徐州。

山野7月27日发起朝阳集战斗，歼灭整编69师92旅全部，60旅大部，共5千余人，取得山野南下首战的胜利（参见《陈毅传》339页）。

7月20日粟裕致电山野、华中局和中央军委，报告苏中两战的战果及下一步部署，提出乘胜收兵休整再战的方针。中央军委24日复电同意。华野主动放弃如皋县城，北撤海安地区修整。

毛泽东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指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173页）。这实际上是对这一阶段作战实践的总结，也是对当时战略战术的思想指导。

7月25日粟裕致电陈毅、宋时轮、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和中央军委，报告了苏中当面敌军有10个师（旅）之众，“而我们仅能集中3.5万人（官兵在内）之野战军于一个突击方向，于短期恐难使战局打开更大局面。现目前我淮南部队形势，很难保住天长与盱眙”。建议“将5旅调至苏中参战，比留淮南更为有效”（参见《苏中7战7捷》126页）。先是，5旅于7月初调至淮南，17日攻击樊家集之敌5军，未能得手，退至东旺庙。敌5军乘机推进，5旅反击，伤亡很大。25日敌5军45旅攻击天长，96旅攻击盱眙。27日我5旅撤出战斗。29日放弃淮南（参见《华东解放战争纪实》92-93页）。

27日陈毅复电：“我认为淮南5旅不改东调，仍留淮南。粟部亦宜逐步向西转移”。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

面对敌人合击海安的态势，粟裕考虑以一部兵力在海安进行运动防御，掩护主力休整，然后放弃海安，造成敌人错觉，再创造有利战机。为放弃海安一事，7月28日，粟裕赶赴淮安与华中分局常委讨论。这是粟裕在苏中战役中的“二赴淮安”。经讨论华中分局决定在海安进行运动防御，并将决定上报中央和陈毅。

7月30日敌集中7个旅兵力进犯海安，至8月3日，我7纵队在海安地区进行运动防御达4天之久，歼敌3千余人，我军仅伤亡200余人，胜利进行了苏中战役的第3战：海安战斗，掩护了主力休整（参见《苏中7战7捷》24页）。

8月1日粟裕鉴于天长、盱眙已失，“5旅等部留淮南已无大作用，因此建议将淮南主力大部东移苏中参战”，致电华中军区并中央军委。这时陈毅也致电中央，“建议粟部迅速西移”。并说：“张邓粟谭舍不得苏中，以主力在该地打转，实际上淮南在全局上比苏中更重要，此道理以前讲过几次，讲不通。现在粟在海安、东台再打几个胜仗，恐仍不能退敌，值得考虑一下”。陈毅这话流露出的情绪和不快是显而易见的。为安抚陈毅，8月2日、4日毛泽东致电粟裕并告张、邓和陈、宋：“如你们能在8月内歼敌两个旅，南线情况即改观，那时粟可率主力转至淮南作战” （《粟裕年谱》165页）。仍坚持“粟裕集团应否于此时调动各有利害，待考虑再告”。

8月5日粟裕发出一份致中央并陈、宋，张、邓、谭的长电，首先汇报了苏中主力休整、补充的情况，分析了5旅东调苏中的利害关系，指出：“如5旅不来，而仅以现有兵力作战则感到吃力，对9月份战斗亦将有影响”。又坦诚报告了自己在指挥上的缺点，说：“此次苏中战役，虽歼敌两万人，但未获全胜，其主要原因是我在主观上犯了错误，当陶师（1师）歼灭26师（旅）后，王师（6师）与敌79师（旅）相持不下，而又拒绝陶师协助之情况下，我未能断然反对王师之英雄观念，以陶师参战（陶师亦很疲劳），致使时间延长，敌各路援兵赶到，而不得不自动解围，退出如皋。但如5旅当时不西调淮南，仍留苏中，则虽犯上项错误，亦完全可能歼灭79师（旅）”。此事是指如南战斗中6师攻击杨花桥、宋家桥的战事，并自然而然连带提到5旅，说明苏中兵力不足的尴尬。然后指出：“此次战役不仅无预备队使用，警卫部队亦用尽。华中部队不及山东之半，除9纵限制于淮北地区外，淮南又留下9个团，形成平分兵力，而参加苏中突击方向，事实上只有14个团（官兵夫3.3万人）”，“坚决要求5旅及特务团仍东调参战，以期改变苏中战局，而便主力西移”，并首次使用了“斗胆直陈”的字样（参见《苏中7战7捷》150-151页）。“斗胆直陈”一词粟裕用过三次，后两次是在豫东战役前，关于华东野战军组建渡江兵团出击长江以南的争论中，粟裕提出在长江以北集中兵力打大的歼灭战的建议时使用的。可见不到情急之时，粟裕也不会用这个词。兵力的捉襟见肘，限制了粟裕的战场发挥，也限制了战果的扩大，急于改变战场态势的心情，也使粟裕有点着急上火。

粟裕电文中叙述的苏中战况和“斗胆直陈”感染并在一定程度上说服了毛泽东，8月6日毛泽东电示陈毅：“似可同意粟裕意见”，“不如让粟部在苏中再打一仗（不论胜负）然后西调，各方皆无话说”。8日毛泽东又致电粟裕，并报陈宋，张邓谭：“歼敌良机已至，甚好甚慰”，“如连续歼敌两个旅有便利条件则可连续歼敌两个旅，否则可先歼其一个旅，休息数日再找机会歼其另一旅”，“预备部队或钳制部队如有可调者，望张邓谭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190页）。这一天，陈毅终于同意5旅东调，并指示：“充分准备勿浪战，战后在行西进”（《粟裕年谱》166-167页）。至此，关于“西进”和“5旅东调”的争论告一段落，这应该算作关于苏中战役争论的第2个段落。5旅东调的争论看似一个旅的调动，实际上是关于作战方向的争论，是坚持在苏中内线作战还是外线出击的战略方针的讨论。

此时山东野战军的进展并不顺利，7月31日，陈毅、宋时轮电告中央军委攻打泗县桂系7军的计划。华中军区张鼎丞、邓子恢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桂系部队由白崇禧经营多年，颇有战斗力，建议陈毅改打蒋系部队。陈、宋没有采纳华中的意见。8月3日，毛泽东复电陈毅：“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不要打，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机会歼敌，过于急躁之意见并不恰当”。次日又电告陈、宋：“你们手里有五万机动兵力，只要有耐心不性急，总可找到各个歼敌之机会，除灵泗两地敌分散孤立外，双沟之敌再向东进，即可找到打好仗之机会，如能打三四次每次歼敌二三个团之仗，即可转换局势”（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183、184页），对山野作战寄以厚望。但是陈毅、宋时轮已经在8月2日下达攻打泗县的命令。此次作战虽然集中了22个团的兵力，但攻城部队仅6个团，还分去3个团打外围。战前对桂系部队战斗力估计不足，侦查和战前准备都不充分。加上对雨季作战、水网自然条件估计不足，我军伤亡重大，虽然消灭172师3千余人，但山野主力8师伤亡2.7千余人，大伤元气；2纵、9纵也各有数百人的伤亡。8月9日山野停止攻击，撤往睢宁休整（参见《华东解放战争纪实》99-101页）。秦叔瑾认为：“由于宋时轮不听取8师建议，攻泗部署不当，指挥所远离前线，指挥不灵等因，伤亡2千多人，被迫撤出战斗。敌军迅速占领了睢宁、宿迁两城。山野自7月25日至8月底的38天中，打了朝阳集、泗县两仗，歼敌5千人，杀伤3千人，占该方向敌进攻兵力的十分之一，未能顿挫敌军攻势，敌人从徐州、宿县、固镇、蚌埠段津浦线140公里正面上向东推进了约100公里。进到皂河、宿迁、洋河之线，迅速占领了运河、洪泽湖以西的13 000平方公里的淮北路东解放区”（《战地日记》170页）。

苏中之敌占海安之后，整编65师率160、187旅及整编49师105旅东犯，粟裕在得知敌军分兵东进，一部已进至李堡地区后，于8月7日部署第4仗：李堡战斗。8月10日发起战斗，11日结束，歼敌新7旅、105旅旅部和314团，共8千余人（《苏中7战7捷》26页）。

毛泽东在得知苏中又打了一个胜仗之后，十分高兴，8月12日致电陈毅、宋时轮，“粟裕军前日在苏中第二个胜仗（指李堡战斗——笔者注），不但使苏中蒋军陷入极大困难，亦将使淮南第五军无法北调。粟部在苏中民情熟悉，补给容易，地形便利，苏中敌军装备亦比第五军差，较易取胜。马上调淮南，因敌人硬，地势险，不一定能完成切断蚌浦路任务。不如令粟部再在苏中作战一时期，再打一二个胜仗，使苏中蒋军完全转入守势，保全苏中解放区，对全局有极大利益。这样配合淮北作战，更为有利” （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195页）。这时的毛泽东，接受了粟裕的作战思想，在作战方向问题上同意了粟裕的意见，反过来对陈毅进行了说服工作。

8月13日毛泽东致电粟裕，指示：“苏中各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破，望再布置几次作战”，亲切慰问部队情绪、伤亡、休整、补充等情况，并征询粟裕对下一步作战的意见。同日陈毅也致电粟裕、谭震林，指示：“不必忙于西调”，“部队以争取数日休息，再求新的机动，反较西调为更有力配合各方”（《苏中7战7捷》180-182页）。粟裕认为我军在苏中歼敌条件比在淮南更为有利，原因是：苏中之敌已遭我打击，与淮南敌军比较已是弱敌，利于我军歼敌；淮南已被敌人突破，我主力向西必须打开天长、盱眙以开辟战场，势必付出代价；加上淮南时值大雨，不利作战；因此建议在苏中再打几仗，得到毛泽东和陈毅的同意（参见《苏中7战7捷》264页）。这时关于苏中战役的争论应该说趋于统一了，正是作战的实践，才具有最强的说服力，才使这样的统一成为可能，这应该算作关于苏中战役争论的第3个段落。

8月11日5旅抵达苏中东台地区（成钧回忆录，参见《苏中7战7捷》344页），5旅的参战，意见的统一，使粟裕得以减轻心理压力，指挥更加大胆灵活，使后来的几仗越打越好，取得如（皋）黄（桥）路最大一次歼敌1.7万余人的战果。

8月21日至22日，我军发起丁堰、林梓战斗，全歼敌交警7、11总队共5的大队和整49师26旅一个营，共3.5千余人，取得了苏中战役的第5仗的胜利。

丁堰、林梓激战之后，8月23日敌整编25师从扬州向邵伯、乔墅、丁沟进犯，我10纵和地方部队展开邵伯保卫战，至26日，我军以伤亡1千余人的代价歼敌2千余人，因我在如（皋）黄（桥）路战斗的胜利，敌军全线撤退，苏中战役取得第6仗的胜利。

丁、林之战打开了我军西进门户，为解邵伯之围，8月23日，我1、6师、5旅大踏步插入敌人封锁区，挺进黄桥，意图是“攻黄（桥）救邵（伯）。”而敌人得不到情报，反映迟钝，以丁、林态势误以为我要攻击如皋，令黄桥敌99旅增援如皋。24日，我截获敌军动态，发起如（皋）黄（桥）路战斗，至27日，歼敌两个半旅，共1.7万余人，取得苏中战役的第7个胜仗，也是最大的一个胜仗。31日我军乘胜收复黄桥。

至此，我军在1946年7月13日至8月27日一个半月的时间内，以3.5万余人的兵力与敌12万余人的兵力较量，以1.6万余人的代价，取得歼敌5.4万余人的胜利。我军也大有发展，陶勇将军说：“我们第1师原来近万人，武器杂得很，现在（指苏中战役之后）变成1.5万人的美械化师了。”（参见《苏中7战7捷》45页、286页）。

大战刚一结束，毛泽东就按耐不住兴奋和喜悦，向各解放区首长发电，报告战况并推广苏中作战的经验，在这份8月28日著名的“华中野战军的作战经验”电文中，毛泽东说：“我军主力只有十五个团（应为19个团，后来5旅加入，共23个团——笔者注），但这十五个团是很充实与很有战斗力的，没有采取平均主义的补充方法。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未宥集中十个团打敌两个团，未感集中十五个团打敌三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215页）

8月29日，延安总部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将苏中战役称为“7战7捷”（参见《苏中7战7捷》214页）。

而同日中央军委致电陈毅，要求“仿粟裕办法，集中主力歼敌一部”，“此时不打，敌占地愈多，威风愈大，我士气民气均将受损，故必须寻机作战”（《粟裕年谱》174页），对山野泗县失利之后，一直未寻战机作战，表示了委婉的批评之意。

8月31日，粟裕在华中野战军排以上干部会议上作《45天自卫战简述》的总结报告，他说，在军事上“我们没有机械的教条主义地运用战略指导原则”，强调“大家要记住：谁保存了有生力量，谁就会胜利；谁消耗或丧失了有生力量，谁就会失败”。

多年后粟裕评价苏中战役时说：“苏中战役是中央军委在南下作战、外线出击转变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的战略决策指导下进行的。苏中战役同后来华东战场的一些战役比较，其规模是比较小的，但它是解放战争初期在中原突围后的第一个战役，带有战略侦察任务。”

对关于苏中战役中的争论，粟裕认为：“为了迅速准确的探明并掌握新的战争的特殊规律，以指导战争并赢得胜利，运筹帷幄的最高统帅部密切注视着战争初期的作战，并且用心组织和诱导战区指挥员对初期作战中若干问题进行反复深入的讨论。在苏中战役过程中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探讨和争议，正是积极探索新的战争特殊规律的求实精神的表现，也是高度的战争责任感的体现；然而，只有作战的实践才能把不同的意见统一起来，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这一评论是十分中肯的。

又说：“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战争的特殊规律以指导战争的经验，对我们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军事思想，以及研究未来战争是会长期有益的。这是苏中战役在歼敌数字以外的另一重要意义”（《粟裕战争回忆录》393、395页）。从粟裕将军的言谈中，我们不难再次领略秦叔瑾老人说的：“粟裕待人十分客气”。

说到粟裕的作战指挥，老人说粟裕打仗十分仔细用心，打仗之前对战场地图和地形了解很细，连一座房屋、一条小路都要求我们清楚地在地图上标出。有时行军路上还指出我们标图的失误，往往都是一些很不令人注意的很小的地形地物，如一棵树、一间房。打仗之前考虑问题很周密，走一步，要想到后面的好几步，把各种可能都要分析清楚，有所准备。打起仗来几乎不睡觉，坐在地图前、电话机前掌握战况的进程。（2007年12月5日采访秦叔瑾记录）

撤退两淮

苏中战役之后，华中我军主力一部包围海安，一部进行休整。

9月4日，淮北地区敌军部署进攻淮阴，整编74师和整编69师进至睢宁、宿迁一线，桂系7军进至泗阳以北洋河、凌河一线。

陈毅、宋时轮没有识破敌军东犯的意图，以为敌军是意图我沭阳，在致电中央军委和华中军区的电文中提出山东野战军的3个方案，北移沭阳、出击洋河、泗阳待机，并告知山野倾向于第1个方案。

9月5日，邓子恢复电，认为山野应以“泗阳待机”为上策。同日粟裕一针见血地指出：“敌占宿迁、洋河之线，有犯两淮（淮阴、淮安）之极大可能，来直捣我华中心脏与截断华中与山东之联系”，“以山野目前之布置似乎让敌过运河以东再与敌决战，如决战顺利两淮当无问题，否则华中局是将受极大影响”。（《粟裕年谱》176页。顺便说一下：该年谱中该页第3行原为“黄河以东”，笔者认为有误，应为“运河以东”。）后来敌我态势的发展果然如粟裕所料，撤退两淮被粟裕不幸言中。

9月6日张鼎丞和邓子恢致电中央并山野陈宋，华野粟谭，再次指出敌有夹击两淮之势，陈、宋所提方案只有第3案可行，请陈、宋速调叶飞之1纵南下，或调粟、谭主力北上。

也正是这一天，中央电告山东和华中领导人，准备派徐向前来山东。

两淮是我华中首府，毛泽东在这一年的3月曾向张治中公开表示国民政府委员会改组以后，中共中央将移居两淮。此时，周恩来仍在南京谈判，两淮如失，政治影响很大。

粟裕已经敏锐地看到敌军东犯是佯动，兵锋实际指向两淮，9月7日他与谭震林致电陈毅、宋时轮和中央军委，“我们请求山野必须在淮泗地区打几仗，以挫敌锐，否则两淮不保”，提出“我们当于攻占海安后，暂时放弃苏中之较有利局面，而转移主力于淮泗”。第1次向陈毅并中央军委主动提出调整华中野战军的作战方向改西进为北上。次日又提出“我苏中主力决心放弃围攻海安，求得10天左右之休整，逐渐转回淮泗地区”。9月9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

如果华野主力立即北上，两淮撤退或可避免。但陈毅、宋时轮却在复电中指示：“仍以打下海安，争取休整，相继转移为好”（《粟裕年谱》176-178页）。华中军区的张鼎丞、邓子恢也发电主张先攻占海安，“以免功亏一篑”。何为“功亏一篑”? 姚旭解释说：“因为苏中之敌已被歼五分之二以上，苏中战场形势大好。如皋已成孤城，泰州之敌也不敢增援海安，被围困在海安之敌已经绝望，十分动摇，华野即可攻下海安，然后全力攻打泰州。可见，刘邓定陶战役胜利后，主张打海安的，不是粟裕一个人，陈毅、粟裕、谭震林和华中军区对于攻打海安的意见是一致的。可是，1958年却批判是粟裕一个人的主张”。（《粟裕研究文萃》第3辑161页）

9月10日，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并陈、宋，张、邓、谭，第2次提出放弃攻占海安、华中主力休整、5旅北援淮北的建议。

9月11日，中央军委通报敌军企图攻占两淮，并对华中野战军的行动方向提出两个可选择的方案：攻占海安后休整10天，或放弃占海安，进攻扬（州）泰（州）线。

粟裕当即（同日午时）复电，已令5旅北上，拟放弃攻占海安，1、6师集结休整，并建议叶飞的1纵南下。（《粟裕年谱》180页）

9月12日粟裕率华野主力北上。《粟裕年谱》181页）

粟裕将军原测绘参谋、作战股长秦叔瑾的著作《战地日记》中有“撤退两淮考”一文，笔力锋锐，笔者现引用如下：

“9月9日，陈毅、宋时轮率山野主力向北过了六塘河，向沭阳开进。中央军委于10日发电赞同山野主力北移作战。但对淮泗方向表示担忧，询问陈毅：‘惟现时桂系集中4个团于洋河，距两淮甚近，我在泗阳方向之防御力量如何?如洋河之敌向泗阳前进，你们如何对付?’当日山野向中央军委解释：‘与各师会商，均不主张在泗阳作固守防御，故采取由北转西(即由宿迁北绕道向运河以西之古邳、双沟、睢宁攻击——笔者注)的作战方针。执行此办法，泗阳可能失守，估计敌未到达淮阴之前，我军西攻奏效，则淮北局势改观，两淮仍能保持。’并称：‘估计敌近日南开，到达发起进攻泗阳阵地，尚有数日……’可是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完全证明中央军委对泗阳方向的忧虑，是符合战场实情的，粟裕和华中分局的建议是正确的。果然敌桂系7军就在9月10日这一天由洋河镇向南占领仓集，11日攻占临河集，12日猛攻泗阳得手，13日以一部渡运河攻占众兴；敌74师于13日超越泗阳，沿运河南岸向淮阴猛攻。事实证明陈宋对敌情的分析判断是不切实际的，其决心部署导致山野主力4万兵力北移尚未就绪，又仓促调头南返淮阴西北10余公里的渔沟地区御敌，来回奔波，耗费了一周时日。而敌军已越过泗阳，一部由众兴向东佯动，主力向淮阴推进。9月12日，中央军委又连发两电给陈、宋，指出：‘你们此次歼击南下之敌，务期必胜，首先只打一个旅，以期速决尽歼，得手后再打一个旅，决不可同时打两个旅。’并强调‘此战关系大局，望集中全力以赴’。”（《战地日记》173页）

“当陈宋率山野主力由泗阳、渔沟地区向沭阳地区转移时，粟裕判断洋河地区之敌有乘隙攻占两淮，迫使我军放弃华中的危险。9月10日电报中央军委、陈毅并张、邓、谭，决心弃攻海安，准备北上两淮。随即作了一系列部署：11日命令第5旅由海安以南地区速开东台，乘民船通过兴化水网区到达高邮、界首之线登陆，沿运河大堤北上两淮；令第13旅由邵伯、高邮之间地区北上两淮；第l师、第6师撤围海安迅速整顿，准备向北机动。12日晨收到军委11日亥时急电后，当即令第1师、第6师由海安附近分路兼程北上。但海安距淮阴有250公里之遥，途中全系水网，又少船只，陆路须绕道盐成、阜宁地区，先头部队需10天、大部队需半月才能到达。决定水陆并进，根据地形交通条件，以大部行军到东台，筹民船(大都是无篷小木船，两只船才挤一个班)冒雨日夜兼程，由水路分批经戴家窑、中堡、沙沟、望直港、曹甸等地，至宝应、黄浦镇、淮安之线登陆，北进淮阴；以小部沿通榆公路北上，经盐阜地区再分路西进两淮。

谭震林遵陈毅命令组织前指，指挥第9纵队及由苏中连续赶到的第5、第13旅，防守淮阴及其外围之王营(军特务团)、西坝、杨庄(18团)、码头、高兴桥。

中央军委指示陈、宋务于粟、谭到达前，歼灭南下之敌一个至两个旅，顿挫敌之前进，并强调‘此战关系全局，望集中全力以赴。’陈、宋担心宿迁敌人东犯，将7师主力留置于宿迁以东地区，率2纵、8师及7师一部，由沭南回到渔沟地区，行程仅20～30公里，用了3天时间，于14日才到达。敌74师已越过泗阳城攻占南新集，距淮阴仅23公里；敌7军1个师已由泗阳北渡运河攻占众兴，并向东攻占来安集，掩护主力敌74师侧背安全。陈、宋决心以8师攻歼来安东进之敌。至17日将敌1个师(旅)

包围于渔沟以西之赵庄一带，18日敌突围收缩于来安集地区，与山野对峙中”。（《战地日记》174-175页）。

山野已经被敌人的东犯所吸引，不紧不慢地与敌周旋于泗阳（即众兴），粟裕却担心两淮空虚，急急忙忙率华野往淮阴赶。

9月14日，粟裕到达淮阴城东之华中军区驻地，这时敌整编74师已占泗阳，与我9纵、13旅在泗阳、淮阴之间激战。

9月15日粟裕致电山野，因华中主力未到，建议山野除以一部阻止众兴之敌东进外，主力即移淮阴，以稳定两淮战局。而山野却在同日复电，要求华野退守淮阴城，山野与敌接触于来安、渔沟。言外之意，无兵可援淮阴。

同日19时粟裕与张、邓、谭联名致电陈毅并中央军委，“建议在1、6师未到前，山野主力即移淮阴附近，首先集中全力歼灭由朱家渡乡码头前进之敌”。同时准备华中机关转移（《粟裕年谱》182页）。

9月16日，粟裕又和张、邓、谭联名致电陈、宋并中央军委，再次建议山野主力南下参战“我们始终认为山野不宜守待7军，而以转移主力，首先歼灭74师为宜”，指出“敌人深入马头（淮阴西南约10公里——笔者注），逼近两淮，对我有重大威胁，与今后作战不利”，两淮战守“在1、6师未到前单以5旅、皮旅（指中原突围到华中之皮定钧旅）及9纵，只能抵挡74军（即整编74师）前进，尚嫌单薄”，“特在建议先集中主力解决74军”。并报告华中1、6两师主力将于20、26日先后到达淮阴。

9月17日粟裕赶赴淮阴前线指挥所，这一天的5时，第3次电告山野，建议南下作战，说：“如你们不以主力出击进攻清江（即淮阴）之敌，则清江近日可能失守”。9时陈毅复电“我军包围桂敌于来安、渔沟间，今夜明日必经过恶战始能解决问题。你们尽量固守几日，否则按实情处理。”12时粟裕复电“望你们接受我建议，先打南面之敌（即淮阴之敌）”（《粟裕年谱》184页）。

此时，山野主力被敌人拖住，不能南下增援淮阴。当敌军占我杨庄、西坝，王营大桥已毁，山野想南下增援也不可能了，淮阴即将失陷之时，陈毅致电张粟邓谭，说：“我淮阴部队能守则守至王、陶纵队赶到时即应力守，如不可能，应于消耗敌之后，即机动转移新阵地”，“你们对山野行动的意见均正确”， “此次出毛病，没有估计到敌迅速南下，原想避开桂军，控制主力于河北，不料蒋军又不来”，“此次淮北作战，由于主观指导错误，贻误全局，五内俱焚，力图挽救，当尊兄等建议”，“今后局势，力求会师，改变局面。”（《战地日记》176页）。陈毅的心情不难理解，已经心力交瘁，但第1次提出华中、山东两军会师的意见，却不失明智之举。

9月18日，中央军委致电陈毅、张邓粟谭，指出：“你们不要只顾苏北，忘记山东。”这无疑是对苏北我军打不开局面，又担心山东有失的批评。也可能是后来两淮（淮阴、淮安）撤退之后，陈毅几次要率部入鲁的原因之一。

同日，陈毅致电粟、谭，“以韦国清率4、9两旅全部轻装，今晚赶到淮阴，明天参战。”但是第2天又致电说：“4、9两旅无兵去两淮”（《粟裕年谱》185页）。结果只有“决派19旅56团明晓（19日晨）赶到王营（淮阴北郊）”（《粟裕传》518页）。是陈毅食言，还是韦国清违令，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只能存疑了。

9月 19日清晨，敌军由我9纵与5旅结合部突入淮阴南门，其后续部队跟进涌入，我军奋力展开巷战，英勇抗击。这时粟裕与谭震林会合，一致认为我南北两线主力尚不具备割歼敌主力整编74师的条件，经陈毅授权，张、邓、粟、谭商定，即令守城各部于当天18时撤出两淮。

敌军占领两淮，徐州国民党绥靖公署总结的《徐州绥靖概要》中认为我军“对海安久围不拔，战略上对苏北之攻守模棱两可，兵力过于分散”，“居内线作战未能彻底集中兵力击破任何一点”（《华东解放战争纪实》117页），似乎不无道理。

多年后有一种说法，认为“粟裕恋战苏中，未及时放弃进攻海安而北援两淮”。1958年对粟裕进行错误批判之后，几成定论，致有1962年版的《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初稿“华中野战军正在围攻海安，致我军主力未能及时进一步集中”之说。仔细探究此论来源，不难看出自苏中战役就有“张邓粟谭舍不得苏中”之说（可参见1946年8月1日中央和华东领导人之间之往来电报，以及笔者前述苏中战役之论）。但从以上关于海安战守及淮北战事之电文和叙述，此论已失公允，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秦叔瑾认为：“两淮并非正常放弃，主要是由于北线未能利用淮北内线大量歼敌，被迫过早撤出淮北，使两淮失去西部屏障；当淮北敌军已逼近泗阳、淮阴，山野主力4万人撤离泗阳及淮阴西北阵地，北移沭阳地区，予敌以乘隙迅速攻取两淮之机；当发现敌主力南攻泗阳、两淮时，山野主力南返歼敌，又被敌左翼佯动掩护之桂7军1个师(旅)钳制，僵持胶着6天不向淮阴机动，未能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先独立歼敌1至2个旅顿挫敌前进的任务，致我南北两线主力未及集中，已不具备割歼敌军主力的条件，只有撤出两淮休整再战。”（《战地日记》176页）

粟裕后来谈到两淮失守的经验教训时，说：两淮不应该也不可能长期坚守，当时我军还不具备歼灭整编74师的条件。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主动撤出两淮，是符合我军战略方针的。若因两淮是华中首府，便以保守这个城市为目标，同敌人进行战役决战，则是错误的，那就会吃大亏。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丢的那样快，我们的工作又没有放在两淮较快失守的可能性上，以致造成工作上的被动，部队、地方一度产生思想混乱，甚至埋怨情绪。这是一个值得十分重视的教训。（《粟裕传》521页）

粟裕将军在晚年说到两淮撤退时，说：“看待两淮失守还是要从战争规律、作战方针这样的高度来看。当时对于解放战争初期作战方针，从中央到战区的领导层还没有形成一致看法。中央起初决定采取外线出击方针，我向中央提出先在苏中内线歼敌的建议后，毛泽东同志批准‘试一试’。陈毅同志仍力主执行外线歼敌方针。我当时的想法是按我对初期作战规律的认识，一步一步地去争取。由于存在这样的认识上的差异，当时不可能对下一步作战形成一致的预案。当战局进入由前部向纵深转移时，必然出现各种分歧和作战部署上的被动。我还是那句老话，解放战争开始，敌强我弱的形势很明显，打歼灭战的规模必须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华中主力在苏中几仗打得比较顺利，没有吃过大亏，由小到大，逐步发展作战的规模，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我一直认为，即使第l师、第6师赶到淮阴，在准备不足，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同敌人作战，不仅不会讨便宜，还会吃大亏。而撤出两淮，正是我军对蒋军大规模歼灭战的开始。”（参见《粟裕战争回忆录》403页）

综上所述，虽然说撤退两淮是迟早的事，但是自苏中战役之后，我华中野战军已取得在解放区前部作战的主动权，西可西进淮南，北可北上两淮，甚至南可南下渡江威逼苏锡常。山野南下之后虽然取得朝阳集之胜，但泗县失利，后来又被敌人吸引在淮北。国民党军抓住了这一战机，乘我主力在两淮南北两翼，两淮空虚之时，以东犯沭阳之假象，牵制山野，突击两淮。山野主力在淮阴60公里左右，而华野主力距离淮阴直线距离长达150多公里，途中经水网地区，路程可达250公里，大部队运动困难，要用10天到半月的工夫，敌军抓住了这个时间差，得以实现作战目标。让笔者不明白的是，当敌人的企图已经为我所知，华野部队已经北调，山野为何置两淮于不顾，一直与敌纠缠在离两淮仅10余公里的渔沟地区，而不救？从战略目标来说，我军放弃两淮是迟早的事，但是要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代价，这才是秦叔瑾说的“正常放弃”，而我军却没有达成这一战略目标。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两淮这一“非正常放弃”，陈毅可能不会那么早就主动提出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的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撤出两淮“正是我军对蒋军大规模歼灭战的开始。”也是陈毅自知之明、勇于自我批评的领导艺术表现的结果。

鏖战苏鲁

两淮撤退虽说是我军主动放弃，但毕竟是“非正常放弃”，当时在华中地区党政军民中引发种种议论，，有说是打了败仗，有说应该像“保卫马德里”一样保卫两淮。为了消除这些“思想混乱”，9月25日粟裕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我军的撤出两淮，绝对不是我们军事上的失败，而是对蒋军大规模歼灭战的开始”，“我们所进行的运动战，胜败不决定于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决定于有生力量的消长。”

同一天粟裕在华中野战军干部大会上作苏中战役总结，指出：“我们不轻易放弃一个战略支点，但我们也不死守一地”，我们“执行了战略上以少胜多的原则，但在战术上则恰恰相反，采取了以多胜少的打法”，“采取了战役战斗的速决战”。又指出：“各兵团协同动作是取得战斗胜利的决定条件”。

谭震林说得更有意思：“淮阴没有失守，（山野、华野）就各坚持各的道理，淮阴失守了，就统一了。大家都是山大王刚下山，以前各霸一方，各有各的特点；虽然总的（目标）是一致的，但遇到具体的事就不可能一下子一致起来。要统一起来，就要有一个过渡时期”。

难能可贵的是陈毅，两淮失守他“五内如焚”，战后他奔走于沭阳的山野总部和涟水陈师庵的华中分局所在地之间，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人研究下一步两军行动计划。华中各领导人对陈毅没有及时派主力救援两淮很有意见，陈毅作为战区的负责人，没有推卸责任，而是努力促成领导班子的团结，没有相互埋怨，而是想方设法鼓舞部队士气。山野主力8师是有名的“陈军长袖子里的小老虎”，因仗没有打好，有怨气，陈毅因为时间紧迫，来不及去8时亲自做工作，就写了一封长信给8师干部，向自己的下属敞开心扉，他说：“由于三月来战争，山野在淮北未获连续胜利，即未完成截断津浦的任务，内线亦未歼敌，而且丧失5个城；部队撤退多，前进没有转移，疲困病苦；与各兄弟兵团如刘邓、粟、陈赓等比较相形见绌，因而生长失望情绪。”“三月来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一个是先打强，即不应打泗县；一个是不坚决守淮阴。如不先打强，至少69师、28师已被我消灭，我8师、9纵不会损伤过重；即损伤亦有代价；一个如坚守淮阴，74师即可能被我消灭，蒋军不会吹牛。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我从来不抱怨部属，不抱怨同事，不推担责任，因而不丧失信心”，“我从来不向敌人低头，但对自己的同志，我常常自我批评，很愿意低头”，“过去党内同志曾有公论，认为我这个人最喜欢打败仗，这话很对。我愿意这次从不利转为有利，再度证实这个评价”。（参见《三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资料选编》，《陈毅传》343页）在10月1日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中，陈毅说：“两次到分局会谈，他们战争方针很正确。但我至淮北，战局顾虑太多，决心不够，未能发挥山野力量，有负党与人民的付托。今后集中张、邓、粟在一起，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定可改变局面”。陈毅的这一建议是后来中央军委决定华东野战军在陈毅领导下、“战役交粟负责”的来源，表现了陈毅对粟裕军事指挥才能的认可，也表现了他对自己自知之明的认识。

对于撤出两淮以后的作战方向，早在撤出次日的9月20日，粟裕就和张邓谭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并陈毅、宋时轮，建议“集中华中山东两个野战军攻下宿迁，得手后再向西扩张战果”，“我可在其运动中逐步歼灭他之有生力量”。21日陈毅复电同意，“并主张两个野指合成一个”。这是自9月17日陈毅首次提出“会师”后的第2次建议，充分表现了他的自知之明和大度。中央军委22日复电同意，23日又指示：“山野、华野两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应合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谭震林为副政委。”（《粟裕年谱》187页）

陈毅和华中领导人均同意中央的意见和安排，陈毅建议，原山野参谋长宋时轮调渤海军区，陈士榘接任山野参谋长，于10月到职（参见《华东解放战争纪实》121页）。

如上所述，自两淮撤退以来的意见分歧似乎已经结束，兵力似乎也已经集中，但是战局的发展全不是那么轻而易举，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9月26日中央军委致电粟谭：“山野、华野会合后，第一仗必须打胜”，要求粟谭“早日去陈（毅）处共同计划一切”。同日，华野和山野领导人之间的往来电报却表示了对作战打击对象的分歧，山野要打桂系7军，华野要打蒋系整74师。

9月27日，粟裕、谭震林向中央军委报告两野战军已在涟水地区会合，他们拟于明后日会见陈毅，指出：“华野全部经两月余之战斗，未得休整之前，不宜与桂顽进行恶战”。建议首先集中兵力解决由两淮进攻涟水之敌整编74师。28日中央军委电示陈毅，再次重申两军会合首战必胜，指出“不要打桂系，现打中央”，“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实际上同意了粟裕的意见。

9月30日，粟裕与张邓谭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并华东局，分析了华东战局和对下一步作战的建议，提议改编华中部队，将7师和9纵分别编入1、6师，1、2纵，使各师各纵各有3个旅，以便更有力的进行作战（《粟裕年谱》188-189页）。

国民党军乘我山野、华野主力集中两淮涟水、沭阳地区，鲁南仅有1纵，苏中仅有7、10纵之际，便以整74师、7军在涟水地区钳制我军主力，以整26、51师等部向鲁南攻击，以整25、83师向苏中攻击。

10月2日山野指令位于涟水地区的华野主力北移六塘河。5日两淮敌军整74师乘隙令57旅进至涟水西南之马厂，58旅进至悦来集。粟裕向陈毅报告“敌已知我主力北移，且知我有进攻宿迁企图”，建议攻打进犯涟水之敌。陈毅7日复电同意华野南移，并说：“我在北面照顾”，你们“望机动处理，不必等待协商”。这样岂不将两军会合统一指挥束之高阁？同日粟裕连发两电，再次说明打涟水的原因是“保障苏中坚持之后路，有所依托”。建议陈、粟会合，“盼军长（指陈毅）即来此间统一指挥”，山野与华野指挥机关合并是“今后取胜的基本条件”。指出“如果山野、华野名合实离，陈、粟仍分开，不仅影响统一指挥，对财粮供应我们亦无法解决，对下面影响也不会好，有许多问题只靠电台来往亦不便解决”。

10月8日，陈毅因敌军进犯鲁南，担心敌人意图我山东首府临沂，复电华中，“如鲁南紧张，则应考虑山野回固根本”，“我便不能南来你处，只好分任南北”。可以想见毛泽东那份“不要只顾苏北，忘记山东”的电报（9月18日）给陈毅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和压力：才失两淮，岂能再失鲁南耶？！

见报，华中方面急了，当日复电，强调“合则俱存，分则俱亡”，“华野、山野必须合并，陈、粟必须一起行动”，“大局已极紧张，望军长深长考虑”。同日粟裕率1、6师南下涟水迎敌。

10月9日，陈毅数电致中央军委并张邓粟谭，“主张山野突然转回鲁南打仗，华野派队接替淮海”。就在同一天，张鼎丞、邓子恢、曾山致电中央军委，报告陈毅意见，表示“坚决反对陈这种布置”。第二天又电告涟水前线的粟裕和谭震林，不同意山野回鲁。这份措辞激烈的电报，后来在1958年成为粟裕“反陈毅”的罪名之一。事实是，粟裕当时在涟水前线，根本没有参与此电的起草和磋商，更谈不上在这份电报上签名。

没有想到的是，中央军委也一改初衷，于10月10日复电双方，“山野以适当兵力回鲁南，配合叶飞歼敌，这是必要的。但山野全部回鲁南，则与华野平分兵力，与目前形势下作战不利”。行文之间模棱两可、莫衷一是。因此陈毅立即令2纵、8师北移鲁南。

此时两淮之敌见我华野主力南下，也停止了进攻涟水，退回两淮。粟裕因此决定华野休整，并在10月11日致电陈毅，决定不打涟水之敌，以求山野、华野统一指挥集中行动（参见《粟裕年谱》190-192页）。

陈毅10月12日致电中央军委并粟谭，说要实行统一指挥。但在次日的电文中又主张山野回鲁南打一仗。在同日中央军委电报中提出“集中山野、华野全军（包括8师）在淮海地区打几个打仗”的情况下，陈毅仍坚持“鲁南战场好”，“可避开桂系”，“山野、华野同去，胜利有把握”。

鉴于陈毅电报中弃苏北、入鲁南之意，10月14日毛泽东于未时（13-15时）和申时（15-17时）发出两电，一电致陈毅，说：“因感渡运河向西作战困难，而主张全军入鲁，假如入鲁后仍感作战困难，打不好仗，而苏北各城尽失，那时结果将如何？且渡运河作战是你自己曾经同意之方案。此次你与张邓曾会商，亦以渡运河作战列为方案之一，何以元亥（10月13日）电又不相同？如按元亥电实行，你与张邓粟谭诸同志关系是否将生影响？请对各方利害分析再告”。一电致张邓粟谭，说：“陈军长元亥电仍主张山野、华野全军去鲁南，你们意见如何？速告”。对陈毅的不满和质疑充满字里行间，对华中则是征询意见并进一步确认。

第二天，陈已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复电中央军委，表示“我们商讨共同认为，速出淮北”，“回鲁南的打算以暂缓”（参见《粟裕年谱》193-194页）。

这样毛泽东才有当日的复电“决心在淮海打仗，甚慰”，“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为执行此神圣任务，陈、张、邓、曾、粟、谭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6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贻误战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毛泽东一槌定音，将作战方向锁定在淮海，将两军合并交正职陈毅领导，而作战指挥权交副职粟裕负责，这也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个特例。

10月18日，山野、华野主力集结于沭阳、宿迁一带。20日陈毅致电中央军委，说：“山野、华野两机关相距5里，我与粟谭即日会合，驻华野开始工作”。但是由于后来敌情的变化和战局的发展，又使两指挥机关的合并未能实现。21日粟裕因涟水战事，率华野司令部部分人员去涟水前线指挥作战。直到12月12日宿北战役前，才真正做到陈、粟“合署办公”；鲁南战役后，才真正实现华中、山东野战军的合编，改称“华东野战军”，才真正实现两套指挥班子的合并。

10月中旬到下旬，山野与华中分局领导人多次在涟水西北之陈师庵开会，学习传达毛泽东10月日写的党内指示《三个月总结》等文件，总结前一段战事的经验教训，学习领会“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方针，研究山野、华野统一指挥问题，史称“陈师庵会议”。该会议不是一两天的会议，而是包括多次大会小会，会议期间粟裕、谭震林因指挥涟水保卫战没有全部参加。

7纵司令员管文蔚回忆，会议之初，部分同志陈毅未救援两淮有意见，经过学习中央文件，统一了思想。会议期间，陈毅表现了虚心接受批评的大度，善于团结同志的领导艺术。在27日的讲话中说的“胜利了开欢迎会，打败仗开斗争会，死了开追悼会”，使在场干部深受感动，多年后还记忆犹新（参见《华东解放战争纪实》133-135页）。

10月中旬至12月初，山野、华野分别在鲁南、涟（水）南、盐（城）南地区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犯，其中规模较大的战斗有：

东台防御战：10月14日至26日，华中7纵在东台地区防御自海安北犯之敌；

涟水保卫战：10月19日至11月1日，击退整74师对涟水的进攻，歼敌8千余人，我军伤亡6千余人；

峄县以东傅山口之战：10月27日至30日，山野反击自峄县东犯之敌整77师；

台（儿庄）枣（庄）反击战：11月10日至11日，反击鲁南之敌整26、77师；

淮（阴）沭（阳）路反击战：11月19日至22日，击退敌7军、整74、28师，歼敌4千余人；

盐（城）南反击战：11月26日至12月8日，反击自东台北犯之整65、83师等部，掩护苏中机关的物资向山东转移，歼敌5千余人。

山野、华野合而后分，是在涟水战后。张灵甫于10月19日率整编74师全部和28师192旅共4个旅，分3路向涟水进攻。为掩护华中后方安全转移，挫败敌割裂我鲁南与苏北联系之企图，陈毅与粟裕又一致了，他俩“决以华野主力集结于涟水近郊，打击向涟水攻击的国民党军第74师”，“以山野主力位于沭阳以南、以西及西北地区，监视28师、69师等部之行动。”击退张灵甫的进攻之后，10月27日，陈毅与张鼎丞、邓子恢向中共中央报告：涟水战役已胜利，予蒋军主力以歼灭性打击，意义甚大；敌方受教训后更谨慎前进，专门乘虚就隙。我军屯集涟、沭、宿、淮无好仗可打时西渡运河，则华野涟水战后不应立即疲行，渡河后攻强固工事亦不宜，故对目前行动主张：粟、谭率华野就涟城西附近整补，山野司令部率8师即返鲁南，2纵、7师暂留淮海地区，于必要时再北开。次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涟水战后的部署。

以上数战，山野、华野仍分兵御敌于鲁南、苏北地区，基本上是消耗战。当时苏中解放区仅剩盐城、阜宁、涟水、沭阳4城，而且敌人对我形成半包围态势，敌下一步动向尚不明朗，我军集中兵力寻歼敌一路的战机又未出现。粟裕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打这几仗，放敌人长驱直入，后来集中兵力先打宿沭一路敌人的决心就不那么好下了”。

宿北战役

到12月上旬，我军逐渐侦知和判明敌人将对我华东解放区发动4路进攻：

增调5大主力之一整编11师到华东方向，协同整69师共6个半旅，以整11师师长胡琏为前线指挥，由宿迁向新安镇、沭阳进攻；

以5大主力之一整74师协同整28师、7军共7个旅，由徐州绥署副主任李延年指挥，由两淮向涟水进攻，配合宿迁北犯之敌打通陇海路东段；

以整65、83、25师共6个旅，由东台向盐城、阜宁进攻；

以整26师（附第一快速纵队）、51、59、77师共9个旅，由峄县、枣庄、台儿庄地区向临沂、郯城进攻。各路敌军进攻时间于12月13日开始。

从敌人的部署看，主攻方向是在苏北。这一点证实了毛泽东在10月31日电文中告诫陈毅、张云逸、黎玉和粟裕、谭震林的话：“敌既不打通津浦（线）又不切断陇海（线）而进攻临沂，其目的是欲调动我苏北主力北援（调虎离山），以便先解决苏北，然后以苏北、苏中主军（12个旅以上）进攻山东，我们切不可上当”。（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262页）

12月3日到7日，陈毅在鲁南提出5个应对之作战方案：

1、我军部署不变，分别在盐城、涟水、沭阳、鲁南地区迎击4路敌人；

2、华野打进攻盐城、涟水两路敌人，山野打进攻鲁南、沭阳两路敌人；

3、华野先打进攻涟水或盐城之敌，尔后协同山野全力打进攻沭阳之敌；

4、集中山野、华野主力歼灭进攻沭阳之敌；

5、我军均在原地待机，判明敌情再作处置。

正在盐城以南指挥盐南反击战的粟裕、谭震林同意第4案，于12月8日致电陈毅，建议山野主力迅速南下，歼击由宿迁东进之敌。9日，中央军委致电陈毅并张邓粟谭，指示：“应待盐城战后，粟率1师北返，并带敌情明了后，再考虑布置”（《粟裕年谱》206页）。10日，陈毅、陈士榘发出南下待机歼灭宿迁东犯之敌的命令，粟裕、谭震林也发出配合山野歼灭由宿迁进攻沭阳之敌的命令。

12月11日，粟裕从盐南返回在涟水附近的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驻地张集，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曾山会商，决定率1师、2纵、7师参加宿（迁）沭（阳）路作战，将6师留在涟水。第二天，陈毅也赶到张集，与华中领导人共同策划宿北战役。同日，陈毅、粟裕、谭震林连发两电指示陈士榘：“我们按原计划先打宿迁之敌，请速令10师、警备旅有力钳制鲁南之敌”，“8师、1纵积极准备南下参战”。

经过会商，山野、华野领导人对两军作战做出如此一致的决定，原因何在？12月12日陈张邓粟谭联名发出的两份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以及毛泽东12月13日的复电，做出了最好的解释。两军领导人说：“为打破蒋介石解决华中问题之企图，我华东全部主力必须分成两点作战，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之有生力量”，“故决定以盐城、沭阳两点为突击方向，涟水及鲁南为钳制方向”。第二电又说：“据近日情况判断，顽有同时动作之企图”，“故我改变作战方针，以涟水、沭阳两处为突击方向，鲁南与盐城为钳制方向”。具体部署为：以23个团首先围歼整编69师于宿迁、沭阳地区，阻击并视情况歼击整编11师；以28个团分别监视和阻击其他三路敌军（《粟裕年谱》207-208页）。

毛泽东复电说：“整11师到达宿迁后，必配合69师及预3旅等向沭阳进攻，惟有歼灭该敌方能保持沭阳在我手中。如沭阳失守，华野主力即难在苏北继续作战，有被迫转至鲁南可能。对此点必须严重估计到”。（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282页）

上述电文不难看出中央、山野、华野都看到蒋介石以5大主力之一整编11师加强宿沭路之攻击力的企图，是截断我山野和华野联系，以两淮、东台之敌压迫、包围华野，以鲁南之敌钳制山野，诱我分兵，各个歼灭。我军只有击破宿沭路之敌，才能坚持苏北，保卫鲁南。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敌人的进攻，使我军几方领导人的意见统一了起来。

12月13日，敌整11师、69师及整26师之41旅、整57师之预3旅开始自宿迁向沭阳、新安镇地区进攻；整74师、整28师之192旅、7军之172师开始自两淮向涟水进逼。

也正是12月13日这一天，第一次以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的名义发出宿北战役预备命令。当晚11时，陈毅和粟裕的指挥所北移到沭阳东北的阴平。据时任华野参谋处作战科参谋黄毅说，粟裕北移时只带了华野参谋处作战科的作战参谋黄毅、周志英等几个人，前往山野指挥部（2007年12月26日在秦叔瑾家电话采访黄毅记录）。据黄毅说，他和周志英先跟粟裕去盐城指挥盐南战斗，后来就一直跟着粟裕到山野指挥部。因年代久远，华野参谋处处长夏光去没去已经记不清了，但他肯定是跟粟裕前往山野指挥部去的，并参加了宿北战役的战斗值班。后来鲁南战役，又从华野指挥部调了一些人，以加强作战指挥的参谋工作。这一点可以从秦叔瑾的《战地日记》中得到佐证：1946年12月3日“下午黄毅、周志英跟粟司令去盐城前线指挥作战”；1947年1月1日“今下午孙公飞科长和黄毅、夏介文等到山东野战军指挥所去”；1月7日“孙公飞、黄毅、夏介文已随粟司令出发，去枣庄前线，昨天赵洪涛、高岩也去了。”（《战地日记》79、82页）

陈毅、粟裕12月14日电告中央军委关于宿北战役的部署，并说：“陈粟在一起指挥此战役”，“谭震林指挥涟水方面作战。张鼎丞、邓子恢主持后勤及后方工作”。次日中央复电同意。这才开始了陈粟的“合署办公”。

12月15日，我军1纵、8师、2纵、9纵、7师主力出击由宿迁东犯沭阳之敌。

作为战役指挥的陈、粟的意见是统一了，但山野前指的参谋长陈士榘却和1纵司令员叶飞发生了争执。12月15日山野前指打电话给1纵下达作战命令，说敌人“全线溃退”，令1纵发起追击。叶飞认为我军攻击尚未发起，敌人何来“溃退”，最多就是调整部署。但经值班参谋核实，山野前指确认没错。1纵依令出击，插入敌纵深后才发现情况不对，急令部队回撤，但此时3旅之8、9两团也经插到整11师师部驻地曹家集，两团指战员以攻代守，发起攻击，次日下午杀出重围，9团参谋长俞慕耕战死，遭到不应有的损失。此其一。

12月17日1纵插到晓店子、高家洼一线，完整了对整69师和整11师的战役分割，但也身处四面受敌之态势，各部均处于激战中。此时叶飞接山野前指陈士榘电话，令1纵和坚守峰山之8师后撤。从战场态势看，敌我胶滞激战，时正白昼，1纵一撤，整11师即可北上与整69师靠拢，且1纵四面受敌，怎么撤？加上有前日的不快，电话中陈、叶的对话自然是不愉快的，都摔了电话。叶飞没有听从陈的命令，而是和他的3个旅长廖政国、刘飞、刘亨云商量后决定，坚持到黄昏发起反击，击退整11师，并乘势追击，颇有斩获。和1纵同样没有听令撤退的友邻8师，仍坚守峰山，并于午夜攻占晓店子，全歼预3旅。战后叶飞曾向陈毅报告了此事，要求在总结会上给予严肃批评。陈毅沉思了一下说：“这就不必了，打了胜仗了嘛！”（参见《叶飞回忆录》387-395页，陈士榘回忆录《天翻地覆三年间》44-48页，《百旅之杰》下册118-132页）此其二。

上述两事的当事人均有回忆录问世，比对之下，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山野前指对战场和战况的把握有失精准，命令下得草率。这可能也是后来山野、华野指挥部合并时，华东野指以华中野指为基础的原因之一。

12月19日宿北战役结束，歼灭整69师全部，整11师一部，共2.1万余人。

同日，粟裕与陈毅联名致电张云逸、黎玉、陈士榘、舒同和中央军委，报告宿北战役战果和下一步行动，拟先回师歼击整74师，然后北上鲁南或西进淮北，视当时情况再决定 。（《粟裕年谱》210页）

几乎与宿北战役同时进行的涟水战役我军打得很苦，“因我方战场指挥判断一时失误，被敌人钻了我防御部署上的空子。16日敌攻入涟水城，我军随即撤出。这一仗我毙伤敌4千余人，我军亦伤亡4千人，而且失去了涟水城。”“结果是整编74师被我军阻击在六塘河以南，无法救出整编69师，从南线保障了宿北战役的进行”。（《粟裕战争回忆录》423页）

12月18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叶剑英：“（宿北）取得大胜。涟水暂失，不足为患”。

宿北战后，陈毅“郁闷心情为之一扫”（叶飞语，《叶飞回忆录》397页）。

总结问题时叶飞说：“如果部队高度集中，哪怕再增加一个纵队，则不但能全歼敌整69师，还能全歼整11师。那时的整11师比较好打，因为对我军作战还缺乏经验，以后就比较难对付了”。（《叶飞回忆录》397页）这和“打援部队太多，影响战后的扩大战果”的意见基本相似。粟裕却认为：“这些同志不了解当时敌人对我已形成半包围的态势，如让任何一路敌人的计划实现，战场局势必趋险恶。何况宿北战役12月19日结束，1月2日即开始鲁南战役，中间仅相隔12天，部队由苏北转移鲁南，实际上是连续行军作战，谈不上什么打援部队过多，影响扩大战果问题”。（《粟裕战争回忆录》424页）

自苏中战役开始的争论到宿北战役时，基本趋于统一。粟裕将军说宿北战役是华东战场上我军一个转折，到鲁南战役，完成了这一转折。这个转折就是我军集中了兵力，集中了战役指挥，开始了大踏步的进退，开始了打大歼灭战，夺回华东战场上的主动权。

鲁南战役

宿北战役尚未结束，12月18日毛泽东就致电陈、粟，指出：“此战胜利整个苏鲁战局好转，涟水暂失将来可以收复，也一定要收复。但第二步作战，似以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枣峄台，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逐步收复苏北、苏中一切失地。究应如何，望按实情处理”（《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285页）。第二天我军得到情报，整74师将配合7军攻击沭阳，陈、粟商讨后决定主力回师歼灭进犯沭阳之敌，然后再视情况北上或西进淮北。12月20日毛泽东复电：“74师向沭阳前进，先打该师，甚为必要。只要有好仗打，在内线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288页）。不难看出毛泽东被宿北战役的胜利所感染，对华东两军会合的欣慰和对将来战局的乐观情绪。

12月20日山东军区张云逸（副司令）黎玉（副政委）建议宿北战役后歼灭鲁南之敌。21日，粟裕与陈毅、邓子恢、谭震林、陈士榘、唐亮联名致电张云逸、黎玉、舒同并报中央军委：“经我们一夜商定，先求全力歼击74师于沭阳以南”，“再回援鲁南”，决定调4、9师保卫临沂。

没想到22日陈士榘、唐亮却致电中央军委，建议山野主力1纵、8师回援鲁南，然后再与华野合歼苏北之敌。此电与前日联名电文意见竟反，既然“一夜商定”，为何次日又推翻前议？既然有不同意见，为何“一夜商定”时缄口不提？如此出尔反尔，是何道理？当陈毅得知后，严肃批评了陈士榘。（陈士榘回忆录《天翻地覆三年间》56页）

这时敌整74师由于涟水两次遭我痛击，损失过万，担心过早出击形成孤军冒进之态势，直到23日仍在原地未动，并与7军、整28师衔接，企图等待欧震兵团到来之后再继续北犯。根据这一情况，陈、张、邓、粟、谭聚集在华中军区驻地（张集以北之李庄——《战地日记》80页）商讨行动计划，决定放弃歼击整74师的计划，主力回援鲁南，并相机收复淮北。陈、张、邓连夜北返临沂，次日粟裕将行动方案电告张云逸、黎玉、陈士榘、唐亮并报中央。24日毛泽东复电：“如放弃74师不打，似宜集中25个团（包括4师、9师、10纵、警旅在内）左右兵力于鲁南地区歼灭26师，迫退冯治安部，然后相机出淮北较为有利。如何，请按实情处理。”（《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289页）

12月24日，粟裕与陈、张、邓、谭联名致电中央并华东局，建议“华中军区与山东军区合并，山野与华野合并，成立统一的华东司令部”。次日中央复电同意，并指出华中必须留置必要的部队坚持游击战，华中分局必须有一二负责人率轻便领导机关留在华中。（《粟裕年谱》211-212页）

12月25日毛泽东致电陈、粟，指示：“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你们必须集中第1、第6、第8、第4、第9、第10各师及一纵、警旅等部，并有必要之部署准备时间，以期打一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第一仗似以打26师三个旅为适宜，因该师系鲁南主力，该师被歼，全局好转，若先打冯部，则恐一时不能解决鲁南问题。究应如何，望根据具体情况处理”（《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290页）。至此，鲁南战役的作战方针基本确定。

12月27日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1师、1纵等部北上鲁南，于29日与从临沂南下的陈毅在陇海路以北的桃林会师。30日陈、粟主持制定并签发《华东野战军峄东作战计划》，决定几种7个主力团，首先歼灭整26师，而后相机歼灭冯治安部33军，收复峄县、台儿庄，进逼徐州。

宿北战役的胜利，山野、华野的合并和即将开始的鲁南战役，让毛泽东兴奋不已，1947年1月2日在给陈毅电告宿北战役总结的复电中，鼓励有加：“以战养战，打一仗进一步口号甚好。你们应以宿东战役为例，力争打大歼灭战，即每战全部彻底歼敌三至四个旅，如此再打二三仗即可停止敌之进攻，并收复一部失地”。并关切询问：“粟及1师是否已至鲁南与你们在一起？我们希望此次作战能获宿东同样战果”。（《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295页）

同日，我军发起鲁南战役，对集结在峄县、枣庄以东企图进犯临沂之整26师、第1快速纵队发起攻击。

1月3日陈、粟联名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他们已于上月29日会合，1师已参战，已完成对整26师和第1快速纵队的包围，拟于今晚解决大部或全部，此战于1月5日前后结束，而后相机收复台儿庄、枣庄。

1947年1月4日下午3时，鲁南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全歼整26师和第1快速纵队3万余人，缴获坦克20余辆、汽车400余辆，并击溃敌51师两次增援。（《粟裕年谱》215页）

1月6日华东野战军根据冯治安部退缩到运河以南的新情况，决定调整作战部署，乘胜攻取峄县、枣庄。8日粟裕率参谋人员出发前往峄、枣前线指挥作战。11日指挥8师攻克峄县；16日指挥1纵攻克齐村，同时指挥1师攻击枣庄。枣庄攻坚遇到困难，粟裕召集叶飞、陶勇会商，决定由1师统一指挥，以1纵2、4团和8师23团配属1师，于19日晚对枣庄发起总攻。（《百旅之杰》下册145-147页）

至于陈士榘回忆录中说到粟裕18日因病退出攻击枣庄指挥一事，姚旭早有驳论，恕不赘述，可参见《粟裕研究文萃》第3辑182-183页，《天翻地覆三年间》67-68页。

1月20日我军攻克枣庄，全歼整51师，鲁南战役第二阶段结束。整个战役共歼敌5.3万余人。毛泽东得知大捷，高兴之余又意犹未尽，21日致电陈、粟、谭：“（一）枣庄攻克，51师全歼，甚好甚慰。望对有功将士予以嘉奖。（二）从攻克枣庄翌日起，全军整训两星期，集中一切力量歼灭欧震。（三）35天内你们歼灭第69、第26、第51等3个整师，取得空前大捷。主要缺点是未能于宿北、鲁南两役中集中山野、华野全力于一个战役，而被欧震、李延年牵制了我军20团以上，否则胡琏冯治安两部已被歼灭。今后打欧震务必集中50个团于一个战场上作战。对台徐临方面仅用地方游击队监视之即可。” （《毛泽东军事文选》电子版第三卷311页）

1月23日粟裕由枣庄前线返回郯城以北的前海营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当日制订《华东野战军整军计划方案》上报中央，中央军委很快批准，组建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陈士榘任参谋长，张元寿任副参谋长。新四军、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等番号同时撤销，华东野战军统编为12个纵队（无5纵，11个步兵纵队和1个特种兵纵队），真正实现了山野和华野的合编。此时的“华野”就不是以前的华中野战军了，而是华东野战军。

1月25日以华中野战军指挥部为基础，加上山东野战军指挥部一部，组建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原华中野战军参谋处处长夏光任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参谋处处长，王德（原山野参谋处副主任）任副处长，孙公飞任作战科长，严振衡任侦察科长，李景瑞任通信科长，陈之因任管理科长。（《战地日记》83页）

时任作战参谋的秦叔瑾说，组建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时，关于参谋处长的人选，粟裕提出的是夏光，陈士榘提出的是王德，结果陈毅采纳了粟裕的意见。其他各科的科长都是原来华中野战军指挥部的。秦老说，华中野战军指挥部的成员长期在粟裕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工作，感同身受，长期受到粟裕将军指挥艺术的熏陶，工作认真仔细，各业务部门机构也比较健全，各类参谋人员的素质较高，业务能力也比较强，因此，华东野指的机构就是在原华中野指的基础上成立的。（2007年12月5日采访秦叔瑾记录）

结束语

姚旭有一句话说得好，“争议在实践中求得一致”（《粟裕研究文萃》第3辑77页）。从苏中到鲁南的争论，各方都不是等闲之辈，各方都有各方的道理。毛泽东看似一个争论的参与者，又是一个争论的评判者，但归根结底，孰是孰非，实践才是最好的评判，在当时应该说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一标准。从苏中到鲁南，仗都打胜了，却从苏中退到苏北，又从苏北退到鲁南，似乎难以服人。姚旭又说：“在华东战场，作战特点是：‘打一仗，吃一口，退一步’。在苏中打一仗，吃了一口，退到苏北。在苏北打一仗，吃一口，退到鲁南。在鲁南打一仗，吃一口，退到鲁中。在鲁中打两仗转入战略反攻。有人用一句歇后语来形容：‘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粟裕研究文萃》第3辑90页）。从后来的莱芜、孟良崮、豫东、济南等歼灭战来看，我军越退，仗越打越大，越打越好，直到转入战略反攻、进攻和决战。看60多年前的这些电报，毛泽东“收复苏中”、“收复淮北”的希望溢于言表，山野、华野的退却，使他看到希望看到可能。毛泽东是固执的，要说服他是不容易的，但也不是不可理喻，苏中到鲁南的争论不难看到这一点。这也使毛泽东对粟裕的军事才能有了深刻的印象，豫东战役前关于出击长江以南的方案之争，在城南庄会议上都没有彻底否决（指决定粟裕歼灭5军后再过江），而是做了改动，这种改动不能不说是基于对粟裕从苏中到鲁南争论中始终站在正确一方的考虑和信任。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也是“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从外线出击的战略方针，退到“哪里好歼灭敌人就在哪里打”，最后退到淮海战役。陈毅作为华东战区的领导，坚决执行中央交给的任务当然责无旁贷，但是仗没有打好，内疚、郁闷，甚至“五内俱焚”，理智和自知之明使他认识到“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才会由衷地说出：“我军副司令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记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1947年3月10日对新华社记者谈话）。粟裕对毛泽东和陈毅的敬重并没有使他在重大的战略问题上三缄其口，而是畅所欲言，“斗胆直陈”，直率的言语之间伤人也是难免，但是将军自信是为了战争胜利这个大局，而不是个人意气，因此才有后来的“陈不离粟”。

从1946年6月到1947年1月，长达半年的争论已过去60多年，这样的争论今天看起来也是十分正常的，不仅没有必要掩饰，反而应该认真探讨个中原因。这样的争论后来也有过，今天这些伟人虽已作古，但今后只要有战争，就会有不同意见、不同方案的比较、鉴别和争论，采用最有利、最有可能赢得战争胜利的方案，才是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的最佳选择。

今天，硝烟已经散去了60多年，当年繁忙的电离层留下争论的痕迹，使我们得以了解和理解我军军事思想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是争论、统一、再争论、再统一到正确的意见上，并被实践所证明直至胜利的过程。与此相反，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们也有争论，但是争论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当时敌我两军的通讯工具和交通工具都有较大差别，试想，如果可以方便的进行沟通，象豫东战役前关于华野组建渡江兵团下江南的争论，用城南庄会议集中不同意见的双方进行面议的方法，几个月的争论不是完全可以用几个小时做出结论吗？可话又说回来，如此一来，后人又怎能了解当年大战之前那多彩缤纷的过程呢？又怎能了解正确的军事思想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指导战争过程的呢？

最后感谢90高龄的秦叔瑾接受我的采访和求教。60多年过去，当年风华正茂的华野作战参谋，今天已是耄耋之年，老人前有跟随粟裕将军征战十年之功，后有60年代参与编写三野战史受屈之累，再有文革中聂凤智“黑集团”牵累之苦；改革开放之后，前有策划撰写为粟裕平反建议信之劳，后有参予编撰《粟裕文选》之功，再有研究粟裕军事理论之毕生信念，壮心未已。笔者谨以此文，聊表谢意和敬意！

也包括我军某些领导，最后也就是一个笑话。

陈毅打仗实在不行，粟裕有点怕和陈毅瞎掺和。

下面这篇是某位大佬回复汪洋大作的，当时看到就感觉一时瑜亮，堪比卧龙凤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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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兄的帖子“争论与转折：从苏中到鲁南”史料充分，论证细致，对解放战争初期华中和山东两大野战军在战略认识上的分歧，以及从分歧走向统一的过程做了非常精彩的叙述。我对华东解放战争初期的决策问题也有点兴趣，但目前许多相关讨论不少是对人不对事的，不是捧杀就是棒杀，使得这个论题无法进入深层的思考。现在正好借WY兄的好贴，从另一个角度，即苏中作战及之后保卫两淮过程中整个战略态势的分析出发，对陈毅、粟裕双方视角的差异作进一步的探讨。

陈毅在1946年10月1日给中央及张云逸、黎玉、舒同、陈士榘、袁仲贤的电报中称：“两次到分局会谈，他们战争方针很正确。但我至淮北，战局顾虑太多，决心不够，未能发挥山野力量，有负党与人民的付托。今后集结张、邓、粟在一起，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定可改变局面”，其中“战局顾虑太多”一语，足可玩味。事实上，双方的矛盾分歧和各自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有很大的关系。

一、苏中战役计划的确定和粟裕在此阶段的贡献

在最初确定在苏中作战的决策过程中（大致从6月到7月初），从粟裕6月18日、27日、29日给中央、山野、陈毅、华中局等电报中可知，粟裕的看法主要是在“三分区（淮南津浦路东）集中大兵团作战，粮食及民夫和交通运输均极困难”；而“目前主力都集中于苏中，民夫及作战用具都已经准备完毕，如不在苏中打仗即西移，不仅对群众很难说服，即对部队亦难说服。”另外，粟裕还考虑到华中主力要转至淮南，则粮食须由苏中供给，因苏中公粮收入占全华中二分之一，人口即占五分之二。

毛泽东基于6月19日“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的判断，6月22日提出全局破裂后的战略方针，要求“山东区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24日又去电陈、舒等，指示：“粟谭率主力占领蚌浦间铁路线，歼灭三、四分区之敌，策应北面作战”。26日更直接致电华中分局，要求粟谭以不少于十五个团兵力执行24日电报中提出的任务，并规定“午灰（7月10日）前完成一切攻击准备，待命攻击”。

陈毅于6月28日至新安镇与谭震林商定华中主力西移，鲁南部队（指山野主力）南下，均要于七月十五日才能赶到淮南南北铁道沿线位置。但一天后，粟裕说服了华中局领导人，按照其6月27日的意见，于29 日发出给中央并陈、舒的电报，建议第一阶段以王陶两纵留苏中，解决当地之敌。陈毅对此表示坚决不同意，6月30日致电军委、刘邓及华中野战军，认为“我们认为七月间非打不可，王陶纵队应立即西开，保证于七月十日到七月二十日前后能按时发起战斗”，认为“王陶留苏中一二仗无法改变该地严重局势，胶滞于该地于全局不利”。

同日，毛泽东给陈毅等电报中，对粟裕等建议的留主力于苏中确保财源，将淮南作为钳制方向的意见，认为“似有理由”。但应该注意的是，此时陈毅对于形势的判断仍基于六月下旬的情况，认为“七月间非打不可”；而毛泽东则了解到：“蒋为各方所迫，将发继续停攻命令”，基于此情况以及政治上须有利（6月28日电）的原则，毛泽东认为：“似此，我各部暂时宜位于待机位置，以免集中过早暴露企图”。7月4日，根据“现在形势是边打边谈”的基本判断，认为“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由此，华中野战军主力在苏中进行第一战的决策被确定下来。

看待这一阶段的分歧，我认为更应该从各方视角上的差异及实际的战争态势出发来进行讨论。

首先是形势的变化才导致苏中作战成为战略侦察的可能。六月下旬，中共对形势的判断建立在“八天期满后，国民党即将向我大举进攻”的基础上（毛泽东6月26日致华中局电）。此时提出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全局来说，需要得到华中的配合，尤其是淮南方向对南线国民党军主力的钳制。若无此配合，则山东野战军南下至徐州附近作战时，对蚌埠之七军将有很大的顾虑；而如果国民党军集中力量解决淮南之后，位于定远之四十八军及南京、浦口附近的五军一部也都有可能北调增援（五军北调可能稍小一些，四十八军北调可能较大），这样仗将很难打。华中野战军主力此时若在如皋、海安或扬、泰一线作战，除牵制南线敌军及七十四师、五军一部外，对外线作战的山野将几乎没有配合和帮助。即使获得局部胜利，在淮南被占领、山野被击退的情况下，仍将陷于被动。这就是为什么陈毅认为“王陶留苏中一二仗无法改变该地严重局势，胶滞于该地于全局不利”的原因。

到7月份，中共明确了解到国民党军因政治上的压力暂时无法采取全面进攻的战略，只好边打边谈，进行若干方向上的局部进攻。这时，粟裕的建议，即先在苏中打仗，由弱敌打起，逐步扩大的方式才有意义。因为按照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的作战计划，将作战分为三期，第一期主要集中在江北方面，目的是“规复天长、盱眙、如皋、海安，解除京沪北侧及京浦路南段东侧威胁”。在这个分期解决的方案中，是以淮南、苏中为第一期进攻对象，而将东出陇海线、南下两淮，封锁华中地区作为后续的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粟裕所部集中力量，在苏中对相对较弱之敌展开打击，不仅可以保持财源、兵源，还可以振奋士气、改善装备，较之出淮南在狭窄地域内与敌主力纠缠，不可同日而语。换句话说，只有在国民党军采取局部进攻的形势下，粟裕在苏中作战的计划才是符合实际的，而这是七月份的事情了。如果国民党军是按照“大打”的方式，那么不能不考虑到国民党军有集中主力先打通陇海线，隔断华中、山东联系，然后配合两淮、江北三面压缩华中野战军生存空间的做法。这一点，国民党军亦非无睹，即从地利上分析，国民党军也认为：“（江北地区）因地区内河道沼泽较多，陆上交通甚受限制，故不利于国军部队之机动。反之，匪军因轻装而限制较小，更可藉河汊、村舍之隐蔽，行动便捷自由，有利于其游击性之运动战。但如国军以大军由西方或北方投入，依东南两方之天然地障，亦有利于国军之捕歼匪军”。

故此，从全局观点来看，如果前提是“大打”（六月底之前的情况），执行的又是外线作战方针，那么纠缠于苏中是不利的。粟裕当时也只是准备打一两仗仍然向西，进入淮南配合山野。就山野来说，自然希望华中主力能越早西出淮南越好。这是双方视角上的差异。

按照上述的分析，华中主力在苏中作战并非是粟裕基于全局考虑而提出的建议，对于一个战略分区的领导人事实上我们也不能做这样的要求。那么，这一阶段的争论中粟裕的贡献到底在哪里呢？

个人认为，在这一阶段的争论中，粟裕的贡献有二。一是从局部出发，阐述了进入淮南作战的不利之处，即粟裕6月29日电报中的“如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从这一点出发，实际上间接否定了外线出击的可行性。也就是说，即使华中主力出淮南配合山野行动，由于双方在实力上的差距，存在着不能速胜反而陷于被动可能，这样也很难对山野进行有效地配合。这使得最高领导人不得不从这一实际出发来考虑出击的可行性。

二是提出了另一种不同于外线出击的思路，即可以依靠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以消耗对方有生力量的方法，达到转变双方力量对比的目的。之所以毛泽东提出外线作战，并非是好大喜功或不顾实力对比的瞎指挥，而是基于中共仍然希望能够和得下来这一打算的，也即是所谓“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毛泽东在估计蒋军大举进攻即将开始后，希望通过外线出击，给蒋军一个大的打击，显示中共的力量，从而使和谈最终能够达成协议。因而外线进攻计划并非是高估己方的力量的产物，而恰恰相反，是承认国民党军优势的做法。

但是，这种外线作战的方针在实际执行中，必然遇到在外线条件下，是否有足够的力量给国民党军一个打击，达到迫和目的的问题。粟裕的建议以及随后的实践，和晋冀鲁豫和晋察冀军区的成败实践一起，最终证明了内线作战的正确和可行性，使得解放战争初期的战略方针由此确立下来。这是粟裕在这次争论中最重要的贡献。

因此，综合上述看法，我认为粟裕在苏中战役计划确定之前的争论中，主要是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外线作战的思路，并由此后的实践，证明了该思路的可行。不可否认，在争论的过程之中，粟裕主要是从局部出发来考虑问题的，他提出的作战地点——苏中，在国民党全面进攻的情势下，事实上是一个容易陷于被动和危险的方案。只是当国民党政府被迫采取“边打边谈”、不得不企图分步解决江北和淮海战场的前提下，才使得这一方案在七月初成为一个最佳的选择。目前流行的认为粟裕从一开始就高瞻远瞩由全局出发来推翻外线作战方针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二、外线出击与泗县战斗的失利

事后来看，当时争论过程中正确的方针是哪一种呢？显然，按照争论的前提，即国民党军全面大打的情况下，正确的做法既不是华中出淮海配合山野在徐州附近外线作战，也不是华中主力胶着于苏中听任山野独自应付徐州绥署的攻击，而是集中两大野战军在淮海或鲁南采内线作战，先打破西线的威胁。由国共双方当时的态势，我们亦已经可以看出，在“大打”的形势下，整个华东的关键点不在苏中、淮南，而在于淮海和鲁南。由于华中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其不适合大兵团作战，因此一旦国民党军打通陇海线切断山东和华中的联系，整个战局有陷入被动和无法挽救的危险。

战争的实践也表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国民党军由局部进攻转向全面进攻），华中和山东的联系点越来越成为作战的中心，此后的宿北、鲁南战役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的一种必然选择。只有在解决了淮海、鲁南，即华东翼侧的威胁之后，才使得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由三面攻击的有利态势转化为单面的平推（因华东南北纵深大，南北的攻击很难做到战役上的配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宿北、鲁南战役，也不可能有莱芜和孟良崮战役的胜利。《粟裕战争回忆录》中给予这两次战役以高度的评价，不是没道理的。

当然，在实际中并未立刻进入全面大打，因而在七月初，正是国民党军由局部攻势向全面进攻的转化过程中，才使得集中兵力先在苏中作战的计划成为一个良好的战略侦察的着点。至7月13日，中央针对国民党军“先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的计划，提出“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

中央军委7月13日的这份电报还提到：“对桂顽进攻淮北，应有反击准备，但鲁南大军仍不宜此时南下，以免陷于被动地位”。这是对陈毅等7月11日电中：“据华中息，桂系国民党军将以两个师进攻我淮北地区，估计进攻灵璧可能性大。我们对其进攻淮北应有反击准备，但鲁南大军仍不宜此时南下，以免暴露企图”的回应，肯定了陈毅等“判断及部署均正确”。但此时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一切作长期打算”了，陈毅的思路仍然停留在原定的大举出击计划上，因而7月14日陈毅一面指示粟裕选择扬、泰、南通前进之敌好打者争取一两个好仗，一面致电军委，建议仍然执行前定作战计划，“截断津浦路南段、陇海路徐西段、造成山东、太行主力在淮北会合，准备渡淮作战”，以全面大打，来制服蒋军的分区蚕食。毛泽东15日回电则建议仍在现地待机，看苏中泰兴战斗的结果如何。

至7月18日，国民党军按照第一期绥靖作战部署，除以五军及七十四师一部向天长、盱眙攻击外，以第七军主力向泗县、五河进击（22日攻占了灵璧）；整六十九师向鱼沟、朝阳集攻击，准备向睢宁、宿迁进击；整二十八师以一部向双沟镇，主力沿陇海路向曹八集进攻。于是陈毅等决心率山野主力于20日前隐蔽进入淮北地区，相机歼击其中一至二路，然后进击津浦路徐蚌段，以“十万旌旗泗水阳”的气势，展开外线作战行动。19日中央军委复电陈毅等，指出：“徐州附近之作战关系全局”。

7月25日粟裕提出调淮南的五旅加入苏中，陈毅表示反对，认为“淮南五旅不改东调，仍留淮南。粟部亦宜逐步向西转移”。这再一次体现了因双方视角不同而产生分歧。陈毅从出击外线出发，要求华中主力出淮南配合；粟裕则从苏中打仗顺手出发，希望将置于淮南无用之地的五旅调入（见粟裕8月1日午时电），以求得更大的歼灭战。从当时来看，可谓各有其理由；从事后来看，既然外线出击不现实，五旅置于淮南显然不如直接加入苏中歼敌来得有利。

7月27日山野初战朝阳集，歼敌六十九师第九十二旅等共约5000人。但此后进入外线作战的难点开始暴露出来，尤其是缺乏配合的问题。从山野、陈毅的角度看，这一点是相当令人恼火的。因为如果粟裕率华中主力出淮南，威胁蚌浦段，则有可能牵制住七军（从事后来看，在五军和七十四师一部已经进入淮南作战的情况下，是否一定能牵制七军也很难说），或至少牵制七军之一部，这样无论山野此后是向灵璧、泗县之七军或向宿县之五十八师攻击或集中精力应付徐州方向之敌均极有利。可是，现在淮南自身难保，且粟裕更要求调走五旅，则桂系之七军可以全力向北或东出击，进入外线的山野反而处于六十九、二十八师及五十八师、七军等的三面威胁之中，无论哪个方向均缺乏足够的兵力和把握。

朝阳集战斗即将结束时，陈毅指示：“本野战军第二步歼灭二十八师、预三旅、一一七旅之作战命令，由宋携至二纵于29日公布，望各兵团首长即依此准备，按时实施”，此后山野亦曾试图继续攻击六十九师之六十旅，但证实敌军已经厚集，而我军则兵力感觉不足。另外，由于山野集中于睢宁以北一线，桂系七军的进展迅速，27日占泗县，28日续占泗北屏山集，30日又南下占据五河县。这又使得山野的南翼感受到威胁。这种情况下，山野指挥员的急躁情绪在上升。7月31日致电中央，称：“陇海线两侧敌主力均有增加，刻在双沟、曹八集正集结十五个团兵力，因此情况变化，只能击溃不能歼灭，我军决以主力向灵璧、泗县找桂顽求战，拟先消灭两个团，再转而进击津浦徐宿段，灵、泗间如果奏效，即可能汇合华中部队向西进击。”

8月1日陈毅更是带有情绪地致电中央，除建议“粟部迅速西调，仍以切断津浦、陇海，开展淮上新区，夺取徐州为目的”外，还专门提到：“张邓谭粟舍不得苏中，以主力在该地打转，实际上淮南在全局上比苏中更重要。此道理以前讲过多次，讲不通。现在粟在海安、东台再打几个胜仗，恐仍不能退敌，值得考虑一下”。这大概是后来批粟裕“恋战苏中”的最早起源吧。

“屋漏偏逢连遭雨”，偏偏这几天的通信不畅，山野7月31日的电报中央8月3日才看到，8月1日的电报4日才看到，因此当毛泽东8月3日、4日电告陈宋，提醒“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不要打”，“过于急躁之意见并不恰当”时，山野进攻泗县的七军的行动已开始。从毛泽东的电报可以看出，毛开始转向内线歼敌的思路，即4日电报中所提到的集中主力在手，让“灵、泗两地敌分散孤立外，双沟之敌再向东进，即可找到打好仗之机会。”

泗县战斗，从思路上讲，可以上溯到7月8日宋时轮给中央和陈毅的报告。当时宋时轮对国民党军的分析认为七军的两个师（一七一、一七二）从集中兵力考虑，不敢分散向泗、灵方向，建议陈毅以适当兵力守五河一线，吸引敌向泗、灵前进，以便于歼敌。朝阳集战斗后，北线国民党军8个旅集中一起，离徐州不到20公里，各旅间仅5公里，增援快且多，只能打击溃战；而七军四个团分别在灵璧、泗县、五河一带，相隔40公里开外，打好了有可能全歼。

从选点来说，泗县连接灵璧和五河，较为突出。打灵璧，泗县、固镇两处均有敌军可能来援，打泗县则固镇敌军来援的顾虑小。五河因该地四面环水易守难攻，不是一个攻击的好点。从兵力上来说，泗县守敌当时判断为两个团（实际连外围共约三个团），以当时山野能集中的兵力来说，是可以吃得动的。综合以上情况可见，选择打泗县还是对的。

失利的原因主要在于情况判断有误、部署失当及对天候地理的失算，根本原因在上述第一点。因山野急于配合将于8月10日出击豫东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于7月30日即定下打桂系七军的决心，但对七军的分布情况是8月5日才调查得比较清楚，由此产生部署上两个比较重大的失误。一是判断五河有七军一部驻守，遂令七师两个旅担任阻击五河之敌来援的任务，而实际上桂军占五河后，正规军随即撤走，而以土顽守该地。这样导致本来可以加入攻城方向的两个旅被置于无用。二是八师判断泗县城北外围据点桂军有一个团，因此攻击泗县外围就用去所有兵力的一半以上（一共3个团11个营，用了6个营打外围，只用5个营攻城），而实际上泗县外围除界沟、吴桥等地，和八师有关的只有屏山集一个营（五一五团第二营），而城内（包括东关）却驻有将近3个团（五一五团大部、一七二师部加一个炮兵营、五一六团），以5个营的兵力去攻打近3个团驻守的城市，结果可想而知。

其余战术上的种种失误，此处不再赘述。从中可以得出结论的是，山野在外线作战中所遭遇的大问题，一在于缺乏华中方面的配合，这是两个战区由分散到集中过程中的问题；二在于情报不灵，这是外线作战不如内线作战之处。

4日毛泽东给陈宋的电报中，强调“粟裕集团应否于此时调动各有利害”，至6日更主张“似以同意粟裕意见，在苏中再打一仗后主力西调为有利”。此时，由于敌我双方在徐东陇海线附近经朝阳集、泗县战斗，主力形成对峙局面，苏中方向遂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应付当面之敌的进攻。另外，毛泽东在苏中战役的内线歼敌过程中，也逐渐在形成内线作战的思路。

8月7日毛泽东向粟裕征询对华中野战军下一步作战方向的意见，说明毛泽东此时已经非常重视粟裕的看法。尽管陈毅仍坚持粟部西调的意见，但粟裕认为歼敌良机已到，虽然“本应遵令不调五旅东来”，采取了“先斩后奏”的做法，下令五旅东调，以参加明后日的作战。这一做法获得毛泽东的支持（8月8日申时电），陈毅也不得不勉强于当日表示同意。

8月9日山野泗县的失利和11日华中野战军在李堡的胜利，形成强烈的对比。毛泽东认识到“（粟部）马上调淮南，因敌人硬，地势险，不一定能完成完成切断津浦线任务，不如令粟部再在苏中作战一时期，再打一二个胜仗，使苏中蒋军完全转入守势，保全苏中解放区，对全局有极大利益。这样配合淮北作战，更为有利”（8月12日电）。陈毅随即于13日致电粟裕，同意其“不必忙于西调”。这样，虽然之后仍然还有过西调的考虑，但其可行性与已经得到验证的苏中胜利相比，越发地降低了。至此，对于苏中战役的认识三方基本上达成了一致。但其中仍有细微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在日后将逐步显现出来，最终又得到统一。

这里的细微差别主要体现在何处呢？粟裕坚持内线作战的观点很明确，对于西调配合山野作战始终不很积极，在山野南下后，西、北两个方向暂无被切断、封锁之危险，更是愿意在苏中坚持作战。这种做法，实际上不无山野配合华野打仗的意味（山野保障华野侧翼和后方，华野可放手歼敌）。陈毅始终从外线作战着眼，希望华野从淮南方向来配合作战。由于粟裕坚持在苏中打仗，山野在徐州附近作战受桂系七军的威胁较大，难以实现原定截断津浦路的计划，更不用说相机占领徐州了。虽然最后同意粟裕部暂不西调，但态度显然是比较勉强的。毛泽东则由粟裕的建议和实践中，开始认识到出击淮南未必有利于配合山野，而内线作战亦有可能大量歼敌。因此，毛泽东从最初提出的外线出击方针开始向内线作战的方向转，对陈毅也委婉地建议以集中兵力在手，等待敌人进一步分散的作战战略，但陈此时尚未完全领会。

可惜了

陈毅在政治上确有过人之处

三、两淮失守与陈毅的顾虑

国民党军虽然在苏中方向上连遭失利，但其整个战略计划并不因此而改变，仍然以肃清陇海路沿线为重心来布置。8月上旬，五军进抵宿县，整十一师、整七十四师均以到达徐州附近。这样，淮海战场上已经集中了“五大主力”之三，国民党军的决心亦可见一斑。按照徐州绥署8月11日发布的第二期作战命令，七十四师于8月17日向徐东移动，准备向皂河镇进剿；七军自8月21日起，分别向宿迁攻击，攻占后控制主力于埠子镇（宿迁以南约18公里）、宿迁待命；整六十九师（欠九十九旅，配属二十六师之四十四旅）自8月21日经睢宁向宿迁进攻，攻占后，以主力控制于耿车镇（宿迁以西约11公里）、宿迁待命。另外，整五十九师和整七十七师也准备向鲁南台儿庄进攻。

实际作战情况是：26日蒋军以六十九师、七十四师攻克睢宁，28日分取皂河镇、刘圩、高作、王后林，29日攻占宿迁，七军也于同时攻占了埠子镇，9月1日占据洋河镇（旧黄河边上的重镇），已初步形成东出陇海或南下两淮的态势。左翼蒋军于9月2日亦攻克台儿庄，威胁共军鲁南之后路。

8月底如黄路战斗结束，从华中到中央，都对形势持有非常乐观的态度。军委8月28日向各战略区并要求转各区、师、纵队，推广苏中战役的经验。粟裕等31日进一步提出围攻海安吸打援军的方案，照此方案，整个九月份华中主力仍将继续留在苏中作战，大约十月份出击扬、泰一线（如援兵不来，可提前十五天西进）。毛泽东复电同意该方案，认为：“计划甚好。希望能于九月上半月完成东面作战任务，下半月休整。十月上旬攻取扬泰线，中旬休整，下旬进入淮南作战”。

可是，对山野来说，这是非常难受的时期。华中、鲁南一旦被分割，存在着被各个击破的可能。因此张云逸、黎玉等于8月26日致电中央，指出：“徐州之敌继续东进，似有控制陇海东段分割我华东、山东解放区再行相北打通，南北夹击进攻，企图达到各个击破之目的”，建议山野“将主力北靠陇海线休整，准备消灭东进的顽整编第二十八师及整编第七十四师，以使陇海路东段打通”。军委27日致电陈毅，强调“现在秋高水落，正是歼敌时机”，询问“请你考虑切断津浦，调动敌人打野战，是否尚有希望？如有希望，则以切断津浦执行原计划为有利；如无希望，则须考虑是否有被东进之敌将我主力隔断于陇海路南之危险；并请考虑在睢宁、宿迁地区歼敌较之在陇海线上歼敌孰为有利？如无隔断危险，并在睢、宿间歼敌更加有利，则可在该地歼敌；如有隔断危险，且在陇海路上歼敌亦属有利，则以照张黎宥电主张行动为宜”。

27日的电报反映出毛泽东准备让山野放弃出击外线而转入内线作战，但山野究竟是在陇海或睢、宿之间歼敌，须视被敌军东进隔断的危险而定。

陈毅宋时轮于26日致电军委（27日毛泽东尚未收到陈毅宋时轮26日的电报），提出山野作战行动的三个方案：一是打二十八师（注：即回陇海线）；二是集结泗阳及运河以东争取一个月休整；三是山野南下准备与粟裕会合出击。陈毅等倾向第二案，即在泗阳和运河以东休整待机，可北可南，亦可相机向西反攻。

毛泽东随后（29日）复电同意山野在睢宁以东待机，但指出敌人正逐步向东，企图打通陇海线并威胁淮阴、临沂，休整一个月的计划事实上不可能。要求陈毅等“仿粟裕办法，集中主力歼敌一部”，其中“敌占地愈多，威风愈大”等话实际上也是在批评山野此时的消极态度。从该电中毛建议调一纵担任歼灭二十八师任务可以看出，毛泽东倾向于山野仍在淮北作战以保证粟裕在苏中的胜利。

因蒋军在徐州及淮海战场高度集中，山野8月下旬虽曾拟歼六十九师之六十旅、二十六师之四一旅及五十八师，甚至已经组织干部侦查朝阳、鱼沟、张大路、游集等地地形准备战场，但终因敌并肩前进，不易分割以及到处是水、兵力运动不便等种种因素，不得不放弃。依此，山野决定以部分兵力迟滞敌前进，主力集结休整，但又因南翼敌快速进占洋河，而不得不放弃休整计划。山野出击外线之后，从8月下旬至9月初，不得不冒夏末秋初霖雨之苦，边打边退，山东补给不济，华中则基本忙于应付淮南和苏中情况，加之淮北地方工作布置未妥，撤退混乱，部队士气大受影响。

徐州绥署虽然于8月17日即确定了向两淮进剿的方针，但具体部署是在9月11日前才发布的，军队的行动也是从11日开始。陈宋北移沭阳的建议，与其说是错判了国民党军的行动，不如说是山野更紧张自己的后路。从山野角度来看，国民党军进攻两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打通陇海线，截断其北归山东之路。因此国民党军在宿迁方向的动作，必然引起其高度紧张。而从华野的角度来看，则是另一番景象。如国民党军占据两淮，则像粟裕9月8日电报中所说的：“如两淮一失，高邵不保，整个运河线丧失。顽从两淮窥盐阜，从高宝进窥兴化，将我苏中主力迫至东台一蠡之地，此为华中最坏前途”，那可是要命的很。

所以9月4日陈宋的方案一提出，立即招致华中领导人的反对。5日邓子恢致电陈宋并报中央，认为山野应留现地待机，同日粟裕亦致电张鼎丞、邓子恢，除指出“敌占宿迁、洋河之线，有犯两淮（淮阴、淮安）之极大可能，来直捣我华中心脏与截断华中与山东之联系”之外，推测“以山野目前之布置似乎让敌过黄河以东再与敌决战，如决战顺利两淮当无问题，否则华中局势将受极大影响”（从皂河镇经宿迁到洋河镇一带，运河与黄河故道几乎重叠，电文中“黄河以东”的说法无误）。至此，双方矛盾公开化了，华东领导人不得不考虑山野的动向，粟裕提出华中野战军须视山东野战军行动决定下一步作战方向。粟裕设想如山野肯留在泗阳，则华野主力可以继续攻占海安、如皋；如山野不肯在两淮作战，则华中野战军主力西进截断杨泰线，实际上是准备或出淮南（围魏救赵）或增援淮北。

6日，由邓子恢、张鼎丞出面致电陈毅、粟裕双方及中央，强调蒋军南北夹击两淮，势必影响整个华中、苏中前线及未来战场，陈宋应采取第三方案（现地待机），并调叶飞纵队南下，或调粟谭主力北上。这里“调粟谭主力北上”是陪衬，主要还是希望山东调叶飞纵队南下，缓和鲁南局势，使山野继续留在泗阳应付蒋军对两淮的进攻。

毛泽东则是采取折中的方案，5日、6日连续致电陈毅，建议以八师回鲁南，协同一纵及两个地方旅，由徐向前负责指挥，在鲁南作战，以解山野后顾之忧；陈毅则亲率二、七师及九纵坐镇淮海，协调胶济、鲁南、淮海、苏中四方，并直接指挥淮海方向的作战。

平心而论，这一方案将淮海、鲁南兵力平分，并非良策。不过对华中来说，这是较好的做法，因为其中心思想是使苏中能继续作战。得到这一支持，华中方面的态度转趋强硬，粟谭9月7日联名致电陈宋并中央，称：“我们请求山野必须在淮泗地区打几仗，以挫敌锐。否则，两淮不保。如两淮失掉，不仅政治影响不佳，且直接影响南线作战甚大”，“如此，对山野大军作战固不利，对苏中损失亦受很大影响”，“如山野必须离开淮泗向北转移攻势，则请求将二纵（四、九旅）留下。我们当于攻占海安后，暂时放弃苏中之较有利局面，而转移主力于淮泗”，“盼即示复”。

陈毅当天赴淮安华中分局，与张鼎丞、邓子恢商讨淮北战局和作战部署，具体如何商讨及陈毅当天报告中央的具体内容不详，但陈同意9、10月在淮北集中兵力作战，并要求八师暂不北调。

有意思的是，就在当天，山野二纵将防务转交九纵接替后，北上渡六塘河至新集附近隐蔽待机，目的显然还是针对可能由宿迁进占沭阳的一路敌人。这种做法是否和粟谭当天的电报有关（即是否存在“你想打二纵的主意，我偏不给”的本位思想），已不可知。但其结果显然让华中领导人非常不满。次日，粟谭再次致电陈毅等，提出：“我们认为军长将主力转至沭宿间阻顽东进之方案，在实质上，将使敌人迅速占领两淮及运河线，变成放弃华中而使山野主力被迫撤回山东。如此，苏中主力势必造成我军因无后方补给，在强敌三面包围下无法北撤，只有渡江南进。如军长仍坚欲北开，则我们坚决要求调二纵全部留下，由韦国清统一指挥，钳制敌人。候苏中主力北转，以求阻击南下之敌。否则华中战局变化，责任难负”。话已经是非常地不客气了。同日，粟裕等还致电中央，认为局势有可能导致“华中最坏前途”，并提出“放弃围攻海安，求得十天左右之休整，逐渐转回泗阳地区，求得给桂顽以打击，稳定华中局势”。所谓“逐渐转回泗阳”一语，也有意思，可见对苏中仍不能释怀。

毛泽东大概也已经重新考虑了华中的情况，在战略上毛和陈看法近似，对鲁南、宿北方向是很重视的。毛泽东同意8日电陈毅等，同意八师暂不北调，但要求从地方兵团抽调部队加强鲁南，并询问打冯治安部的准备是否就绪。同时，似乎已经察觉局面有转向的可能，故此同意了粟裕的放弃围攻海安的计划，要其休整十天，准备北上。

陈毅等于9日电张黎粟谭等，一方面坚持自己的判断，认为淮北敌情正在变化中，决定再看数日，然后或歼东进之敌，或西攻睢宁、宿迁，“保证可以转变战局”；另一方面安慰粟裕，要“粟谭部队仍以打下海安，争取休整，相机转移为最好”，间接表示不会不顾两淮。事后看，这个保票打得太满。

接到陈毅的保证，粟裕觉得“淮北战局开始好转，两淮危险大减”，随即改变了原来准备撤围的决心，“仍决定继续攻占海安”。张鼎丞等也于10日复电山野，要求华野“目前仍须攻占海安，以免功亏一篑”。毛泽东10日电陈毅等，针对华野撤围的决心，指出：“无论将来向何方作战，似以放弃海安即时休整”为宜。在收到粟裕等再次决心继续攻海安的电报后，复电表示：“如你们认为攻占海安于大局有利，则可决心攻取海安”。10日粟裕等致电中央和陈毅，决定继续攻占海安。同日，粟裕又根据华中敌军第二期进攻的动向，再次改变决心，决定还是放弃攻占海安，调五旅支援淮北，一、六师则在苏中整补。11日中央也通报了敌军10月份进攻计划（这个计划显然是不准确的，可能是过了时效的情报），要求粟裕或者于数日内攻下海安，或者放弃海安，进攻扬泰线。粟裕同日再次电告中央，已令五旅北上，拟放弃攻占海安，集结部队休整，并建议山东调叶赖纵队南下。这时，粟裕同意转到北上，从华中野战军的角度看，也不是很情愿的事情，因为本来海安唾手可得，如皋也可能拿下，这样有利的局势因为山野不肯掩护后路而放弃，怎么会甘心呢？说到“恋战苏中”，这种情绪不要说华中野战军指战员有，粟裕和华中局的领导人也有。但在实际行动上，粟裕是很冷静的，当发觉山野的布置有置两淮于危险的苗头，就很果断地准备放弃攻占海安。另外，粟裕选择的北上而非西出的方向，也是很正确的，这样可以确保内线集中兵力。1958年批粟裕时将苏中战役时存在于部队及领导人中的某些情绪当作实际行动来批判，这样的上纲显然是不合适的。

假如有人先知先觉，确知后来战局发展的过程，当然最好8月底就结束苏中作战休整几天，然后北上合兵一处，这样结局可能不同。但8月底国民党军的进攻方向尚不明确，放着海安的有利局面不打是不可能的。

山野方向，从9月10日陈毅给中央及华中等的电报中可知，陈毅的如意算盘是绕道西攻古邳、双沟、睢宁，绕到宿迁之敌屁股后面打，但这一计划，必须是靠九纵的防守能够有效迟滞敌人才行。很可惜，当时从毛泽东到陈毅，都没有了解或估计到敌军作战计划的变化。故此，陈毅虽然判断泗阳可能失守，但认为敌军未到淮阴之前，西攻已可奏效。毛泽东虽然也算计到桂系四个团距两淮甚近，怀疑我军在泗阳方向上的防御力量，但显然也未算到整编七十四师会加入到这个方向来。

这个计划本身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之处，按照9月7日陈宋之第九号命令，即“本军为便于新的机动打击可能由宿迁进犯沭阳之敌，向南打击可能由洋河进犯淮阴之敌，决以主力转移至泗沭宿迁县属地带隐蔽待机”，待机目的是既要防止宿迁之敌东犯，又要防止洋河之敌南进；可进攻计划却是绕个圈子跑到宿迁以北以西，丢开洋河方向不管了。说到底，还是计划制定者重视宿迁方向过于两淮方向所导致的。

敌人究竟从哪个方向进攻？9月10日国民党军用行动给出了答案。当日，桂系七军较原计划提前一天由洋河镇向东开始进攻，当日14时攻占仓集，11日攻克临河镇、大兴庄，12日占泗阳（注：仓集、临河、大兴庄、泗阳均在运河以西），锋芒直指运河以东众兴、来安。更出山野意外的是二十八师、七十四师均加入了该方向，10日二十八师开至埠子集，七十四师亦由高作向东南开进，12日跟随七军推进到大兴庄，13日超越七军向吴家集、李口子、徐庄、南新集发起猛攻。同日，七军也渡运河向众兴发起了攻击。

这样，蒋军是以七十四师在运河以西，南攻两淮，七军则渡运河而东，保障七十四师翼侧并威胁淮阴后路，形成两路夹攻的态势。攻势之顺利，不仅出乎共军的意外，连负责指挥该方向进攻的绥署副主任李延年也感到七十四军进展“过于迅速”，特令七军之一七二师一部及二十八师一部跟进，以免其孤军深入。

陈毅与11日下午连发两电，称与张邓会谈后，“山野决心在泗阳、淮阴间歼敌，以保卫两淮，以改变战局。部队明晚即可部署就绪，分批歼敌两旅到三旅是有把握的”。此时尚未得知七十四师的动向，陈毅多半以为仅是七军发起的攻击，所以如此乐观。毛泽东虽然也不了解敌军具体的情况，但较陈毅谨慎得多，不但将歼敌目标缩减到“一个至两个旅”，而且强调一次只能打一个旅，“决不可同时打两个旅”，并指出：“此战关系大局，望集中全力以赴”。

当天夜里，情况比较清楚了。除七军外，七十四师、二十八师也南下参战了。中央军委发电给陈粟等人，称：“敌六个旅南下，两淮危急”，除要求粟裕率一师、六师赶赴两淮，还要求陈毅等能独立作战，在粟裕主力到达前歼敌一至二个旅，顿挫其攻势。

山野12日紧急布置，“决以全力于众兴、渔沟之间分批歼击当面之敌”，具体则是以二纵、八师分别集结在渔沟以北及附近，以七师二十旅以节节抗击方式逐步向来安、渔沟转移，待主力伺机出击。七师主力（欠二十旅）则负责扼守大兴庄至史家三庄以西六塘河东岸阵地，以掩护山野主力右侧安全。

按照陈毅12日的命令，13日由谭震林、张震（任参谋长）组成临时指挥所统一指挥九纵、皮旅及地方武装保卫淮阴，但临时指挥所参战字第一号作战命令事后看显然是脱离实际的，该命令要求九纵七十五团在灯笼湖以北运河以西一线坚守两天，五分区之十八团以南新集为中心构筑坚固工事，“务坚守三天待令”，可实际上发布命令的当天，南新集已经被七十四师攻下了；该命令中以皮旅一个团在杨庄及其以西李家庄（似指李家集）一线坚守十天，另一个团在西坝王营坚守十天，实际上因为没有充分的时间构筑工事，也很难做到。

具体战斗过程这里不拟详述，不过有些地方值得讨论。

华中军区9月15日两次发电给山野，要求山野主力转移至淮阴，以稳定战局。山野回电说已经与敌在来安、渔沟接触，力求歼敌3个团，收复众兴、泗阳。16日华中局领导人再次致电陈毅等，认为山野不宜守待七军，而以转移主力，歼灭七十四师为宜。9月17日5时，华中前指致电陈毅，指出“此间形势很坏”，要求山野主力出击淮阴之敌，不然今日就可能失守。当日9时，陈毅回复称今夜明日将与桂敌经过恶战解决问题，让淮阴方面尽量固守，否则按实情处理。

从华野的角度出发，要求山野支援，甚至以主力先来解围，是情理中的事。但从全局来看，陈毅等的处理未必没有其道理。山野在七军渡运河而东之后，就一直在谋求解决这一威胁。14日先是打算乘其立足未稳施以反击，15日又拟消灭其一个团于来安两侧据点，16日拟消灭敌一部于渔沟来安之间，但均因种种情况变化而未能成立。17日下午当七军一七一师一部自来安出击时，二纵、八师组织部队围击，但因动作不猛，二梯队未跟上等原因，也没打好。但这一路敌人从运河东岸迂回两淮后路，对坚守两淮威胁很大，如不解决，即使主力移至淮阴附近，仍无法打破敌人的进攻，反而会使山野和华野一起陷入被敌两路夹击的危险之中。国民党军反思此役成败时，亦认为：“此次淮阴战斗，以整七十四师由运河西岸进攻，可能系匪军弱点，故得以一举攻占淮阴。然却失去遮断匪军退路与聚歼之机会，纵匪逸去，后患深远”。设若不是山野力拒七军于来安、渔沟一线，那么万一出击七十四师不利，而退路又被遮断，那就有大麻烦了。

比较奇怪的是，华中领导人对淮阴如此重视，前后不惜反复向山野求救，但提到华中主力的到达，则称最早要20日才能到达。可是自11日起，五旅西进至16日到达淮阴参加战斗，用了六天，粟裕12日晨收到军委11日亥时急电后，当即令第1师、第6师由海安附近分路兼程北上，按照和五旅差不多的时间来计算，应该于17日前后即能到达淮阴附近。以六师为例，该师从海安以北富安、安丰地区北上，经4昼夜急行军180公里，于15日已经赶到涟水以南地区，奉命休整补充。从涟水到淮阴只有近30公里的路程，如果按照1天休整、1天行军来计算，六师17日或最晚18日也足够赶到淮阴参战了。为什么不用一师、六师来解淮阴之围而要求山野主力转移至淮阴去救援呢？《粟裕战争回忆录》里说：“我一直认为，即使第l师、第6师赶到淮阴，在准备不足，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同敌人作战，不仅不会讨便宜，还会吃大亏”。既然如此，难道让山野赶到淮阴同敌人作战，就能讨到便宜不成？

9月18日，接到陈毅答应以韦国清率四、九旅今晚赶到淮阴，明日参战的消息，粟裕谭震林致电张邓陈宋及中央，称六师一个旅今晨可到板闸镇（淮安附近）。此前说一师、六师20日、26日才能到，有了山野参战又说一个旅18日晨即可到，这是怎么回事呢？而且六师主力不从清涟公路直趋淮阴城，而是跑到淮安附近的板闸镇，准备打迂回，让山野二纵来淮阴正面对付七十四师，这里是不是有点本位主义在内的想法呢？

从粟裕9月15日电报可以看出，他的设想大致是山野以一部钳制七军，主力移至淮阴附近，遏止七十四师的攻势，等待24日一、六师集中淮安附近出击敌侧后，以取得胜利。但这样的设计又是华野任其易、山野当其难，难道山野会没有想法吗？双方一推一挡之间，被敌人钻了空子。

19日淮阴失守。其实18日一天守备稳固，敌军并无进展。之所以被七十四师攻入，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守备淮阴以南左侧阵地的七十三团，因为敌主攻方向在高兴桥（五旅阵地），所以麻痹大意，当天以一部移至淮阴城郊构筑工事，被七十四师乘夜钻隙袭入城内。但粟裕9月19日午时电将责任推在陈毅身上，说是因为陈毅原答应以4、9旅来增援，但又停止南来，致使敌人乘隙突入城关。

这种说法相当牵强。9月18日18时陈毅已经告知粟裕等，只能派一个团赶去，粟裕还派了参谋张剑去接送。如果粟裕真的是觉得淮阴守备危急，那么何以在山野主力尚未赶到之前，就亟亟乎调整部署派兵转入敌后呢？如果是当时淮阴守备尚称稳固，有余力派兵转入敌后，那么淮阴的失守和当天山野增援到达与否有多大关系呢？

不管怎么说，山野两头都没有打好，无疑使陈毅心力交瘁，17日电报中不得不承认“主观指导失误，贻误全局”，并表示今后“当尊重兄等意见”。19日华中野战军撤出淮阴。22日再撤离淮安，至此，两淮保卫战落幕了。

• 两淮失守不能怪粟裕

四、会见狂潮卷地来

两淮失守，使得山野和华野指挥员对立场不同而产生分歧有所认识。陈毅在9月17日的电报中就提出“今后局势，力求会师，改变局面”。粟裕等于20日也发出电报，认为应该“集中华中、山东两个野战军攻下宿迁，得手后再向西扩张战果”。陈毅也马上表示赞同，并建议两个野指合成一个。中央于9月22日复电同意集中行动并统一指挥：“向淮海行动打开战局”。23日并指示两个指挥部合并，以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25日又任命陈士榘为参谋长。但这一合并还是拖了一段时间，因为双方观点仍然存在着差异，行动上仍然没有完全一致起来。

首先，对山野来说，仍然有两个方向需要顾及，一为宿沭之间，是联系山东和华中的枢纽；另一则为鲁南，涉及山野老家临沂的安危。此前两淮紧张，华中要求急调一纵南下，陈毅情急之下，16日令一纵“南下新安镇”，“保证南北交通”，结果被毛泽东驳回。毛泽东认为叶赖纵队再南下，“则鲁南全无保障”，“你们不要只顾苏北，忘记山东”。而对华中野战军，按照粟裕的看法，华中过早丧失对长期作战、对军心士气、对下一步转移作战均不利，所以必须在淮北打一较大歼灭战才行。但在淮北打仗又有点担心苏中的后路被截，所以对涟水方向较为关注。实际也是一心二用。

具体的方向上双方意见不一，山野希望华中野战军北移至涟水陈师庵一带，集中21个团打桂系；粟裕则建议集中华野和二纵一部打七十四师，尔后再根据情况选择打桂系或六十九师。9月28日，中央致电陈毅，指出“不要打桂系，先打中央系”、“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同日，陈毅、粟裕等报告：“陈已来华野，即以华野为统一指挥机关”（这应该是后来两个野战军合并后以华野指挥部为主的张本），准备集中华野和二纵，在沭阳、涟水之间，出击或在运东作战。

9月底是否有个“华中局批陈”的会议，至今莫衷一是，似成悬案。10月1日，陈毅离开华中分局回山野后，即发出致中央的电报，自我批评，认为“他们战争方针很正确。但我至淮北，战局顾虑太多，决心不够，未能发挥山野力量，有负党与人民的付托。今后集结张、邓、粟在一起，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定可改变局面”。对下，陈毅于10月3日发出给八师的信，承认是自己这个统帅犯了错误。检讨一是不该打泗县，二是没有坚决守淮阴。这里似乎有点华中局批评的影子，因为这两件事都是华中局领导人力主的。

10月1日陈毅向中央报告，和粟裕一起，商定华野开六塘河以北。10月2日，山野致电华野，指令位于涟水附近的华野主力转移到六塘河以北，意图应该是按照原定计划准备进攻宿迁一路敌人。但10月6日当粟裕等得知七十四师有进攻涟水的动向，随即致电陈毅，说明“敌已知我主力北移，且知我有进攻宿迁企图”（7日电报中解释说据密息所知，并怀疑内部有泄密），建议六师南返。7日粟裕等去电解释改变决心的原因，强调必须彻底歼灭该敌（指七十四师），才能巩固涟水，保障苏中坚持之后路有所依托，否则苏中全失，于华中固不利，于山东及整个大局亦不利。因此，该电除了“未得军座同意之前，已令六师南开”，且打算令一师全部亦向南移近涟水城郊，担任城防，并与必要时参战。同时对山野仍然是提出掩护的要求，建议八师稍向南调，二纵钳制宿迁之敌，山野各部积极佯动，以吸引敌人注意力。

这样战役计划固然头头是道，但对山野来说，是再一次被当作掩护部队了。陈毅回电表面上还是很大度的，同意“你们南下负责打南面，我们在北面照顾，一切望机动处理，不必等待协商”，但提了一句“目前趋势是分布南北作战”，为今后各自分开行动打下伏笔。但此时陈毅等恐怕心里是够恼火的，对于老是以山野主力为华野当掩护部队这一点，上下也不会没有情绪。

从战役布置上来说，粟裕的想法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在原定计划已为敌所知的情况下，但处理手法欠妥。本来合在一处通过正常渠道来商讨，在当时情况下未必不能获得陈毅的同意，却再一次独断专行，先斩后奏，这不能不令人有看法。当时情况是否紧急到来不及请示同意呢？似乎也并非如此。因为11日华野主力集结涟水附近，七十四师并未立即进攻（后来粟谭报告是七十四师得知华野主力南下，又停止了进攻），14日粟裕等不得不再次下令华野主力“兼程北进沭阳东南地带隐蔽集结待机，准备会合山野主力在沭阳西南地带或沭阳兴安之间地带机动歼敌”（粟裕等10月14日的第十二号预备命令）。

了解了这一段，对于陈毅等突然于8日提出回鲁南就不会感到很意外了。应该说，这个念头是突然而起的。因为就在8日，山野还给各部队及华中野战军发电报称：“目前山野应巩固运河、新安镇、沭阳及六塘河以北阵地，并准备西进”。且当天凌晨2时陈毅还单独签发了一份“关于目前行动与准备工作指示”，要求各部注意集中主力休整并加强政治教育和战斗补习教育及其它工作。

10月6日山东方面获悉韩庄之敌整编五十一师、新由淮北增调的整编二十六师（附第一快速纵队）以及台儿庄的整三十三军等部，将于7日晨发起进攻，企图占领峄县、枣庄地区。7日晨，果然上述敌军展开8个团发起了攻势，叶飞纵队（一纵仓促组织防御），作战不利，逐步后撤。8日鲁南之敌进至峄县、枣庄，继占郭里集。

当这个消息为陈毅等山野领导人所知，显然“回固根本”的念头占据了上风，所以陈毅等急忙致电华中，称鲁南紧张，须回固根本，只好分任两处。

虽然我们可以肯定陈毅是临时才决定回鲁南的，但其深层原因应该说和上述华野突然改变作战方向有关。当时部队来自各个地区，虽然各自保持着自己的作风和习惯，但作为主力部队，一般都有强烈的好胜心和荣誉感。山野部队南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外线出击，可是由于形势的变化，一直是和敌军纠缠，除了朝阳集战斗外，都不顺手，供应方面似也未能尽如人意。而苏中则打得很漂亮。相形之下，山野部队尤其是高级领导人，求战求胜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两淮丧失之后，本来双方已经打算在宿迁作战，可再一次因为情况的变化，使得山野被置于掩护的地位。这样，难免使其产生不如索性各自为战的念头。

这一点在陈毅10月7日的电报中已经有了反映，即所谓：“即令暂时被桂系东进切断亦不要怕，只要南北均打胜仗，仍是胜利”。这里的潜台词，一是既然华中认为不应先打桂系，如能真正解决七十四师，那么被七军切断，应该不要紧（但实际上前提是两边均打胜仗。如涟水、宿迁均胜，则七军成为孤军深入，当然无所谓；只要有一边作战不利，那就有麻烦了。尤其如果是宿迁方向失利，山野退入鲁南，那么华野在狭小地域遭受敌三面夹击，有被迫决战的危险。这也是为什么10月8日陈毅的电报引起华东领导人强烈反对的原因）；二是针对粟裕10月7日电中建议八师稍向南调，守住六塘河以北，威胁桂系东进翼侧的意图（桂系威胁涟水的正面，即刘皮镇以东及东南，是由华野一师承担），暗示有可能不予理睬。

陈毅10月8日的电报招致华中分局领导人的反对。华中军区当天即致电陈毅，要求其仍照8日2时电部署执行，维持淮海局面，等南面战役结束，就迅速北上，合兵西进。并且提到了“合则俱存，分则俱亡”的高度。但陈毅不为所动，仍坚持回击鲁南，10月9日电报中强调：“我意山野必须迅速回鲁，华野应迅速北上或派队巩固淮海区”，“或竟不顾淮海糜烂，让山野北上打仗之后再南下”。

同日张鼎丞、邓子恢、曾山联名致电中央（这封就是某人连日期也没搞清楚，就急忙甩出来当炸弹用的所谓“10月4日酉时”电。其实稍有常识，根据该电第一句“陈佳电悉”，就可以判定不可能是10月4日的电报。因“佳电”是指9日电，回电无论如何不会未卜先知，4日先回好），“坚决反对陈这种布置”，该电历数陈毅率部南下后种种指挥失当，认为系陈毅受宋时轮影响，“对用兵开玩笑”所致。对于陈毅的回山东的主张，认为“如按陈此种布置，则六塘河、沐阳一带可能丧失，则一、六师将无归路，（因要渡黄河、盐河、前后六塘河及沐河），这对华野是极大威胁”。同时，华中分局领导人也考虑到日后相处关系问题，提出“此我们三个人几个月以来观察所识，本知无不言之义，直告中央。是否妥当，请中央决定，但望勿告陈”。

这封“告状”的电报并未完全起到预想的结果，毛泽东10日回电采取了折中的方式，一方面强调敌占峄县、枣庄后有可能再进，山野以适当力量回鲁南配合叶飞纵队击敌，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也指出：“山野必须留适当力量于现地区，待粟谭部歼灭七十四师东进部队后北上，与该部会合向淮海攻击”，并指令“八师可立即北上”。

得到毛泽东的首肯，陈毅于当日14时致电华中领导人，决定以二纵、八师回鲁南，七师在淮海地区防守。

这份电报据说后来在58年批判粟裕时被作为反对陈毅的证据，粟裕当时在涟水指挥部队（胡家寨本部，该地据涟水约13里，废黄河以北），又没有在上面列名，是否能证明其未参与此事呢？由粟裕10月7日的电报可知，军区司令部到粟谭处可以通电话，要说是一无所知恐怕讲不通，而10月8日、9日、10日这几天《粟裕年谱》里居然未列出一封粟裕对陈毅8日决定回鲁南这件事有所表示的电报来，这和以往的情况大不相同。究竟是粟裕此间有表态的电报未发表呢？还是因为粟裕虽然知道了张鼎丞等人的电报但不太赞同其意见而未署名？恐怕要等更多的材料才能说明。

这次争论，从是非角度讲，华东分局的集中兵力的意见是正确的，这也为事实所证明，陈毅后来也认识到两次涟水战斗均有其价值。但从方式方法上，只强调自己这面的战机，而忽视和山野的沟通；只指出陈毅的指挥不当，却不考虑陈必须兼顾外线出击的战略方针和保障华中、山东结合点的顾忌，这是不很妥当的。还好是采用“勿告陈”的方式，否则矛盾就更大了。在战争初期，各有“山头”的情况下，要做到不分畛域，的确很难，但这样的态度和方式，不能不令“客军”有所想法。如关于在华中或山东作战的问题，据原山野参谋处副处长王德的回忆：“在争论中，有些人个性很强，不那么听招呼；个别人话说很难听，说什么‘不到山东当流亡政府’”。不仅原山野的人有类似的看法，有的“客军”，如由中原突围的皮旅，到达华中根据地之后，经过补充，一直是作为主力部队被使用的，但也有格格不入的感觉。皮定钧日记里甚至提到“粟谭所领导的野战军在华中的确起了战略上的作用，对华中的武装领导的确有很大功劳的，但是我们有些不自在的想法。......大家都希望很快离开华中”。

粟裕10月11日的电报带有转圜的性质，认为还是应该集中华野、山野主力沿陇海路西进，威胁徐州，直逼津浦，这样可解鲁南之危而避免调动八师，淮海压力亦可减轻。粟裕也强调此方案“对鲁南极有利，惟对华中要吃亏”。由此可见粟裕和张、邓、曾态度上的一些差异。粟裕认为应该抓住主要之点，即两个方面的统一行动，故而不惜放弃在涟水的作战计划，集中到淮北来。对这种让步，山野领导人有点不以为然，仍然主张回鲁南歼敌，但粟裕的主张却是当时双方最好的折中，也是双方合作作战的基础。这一点被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了。

同日，华中军区也致电陈毅，同意暂停在涟水作战的计划，而集中两个野战军统一行动。这样一来，华中领导人对于集中兵力认识一致，行动上又愿意放弃涟水作战，使得山野在原则上很难反对。而山野既已决心回鲁南，便只有设法打消淮北作战的方案才行，所以陈毅10月12日辰时致电中央，表示在鲁南或淮北作战各有利弊，同日又提出两个方案，认为要稳妥则宜出鲁南，要大胜则一直向西。10月13日辰时又提出山野回鲁南打一仗再向西。总而言之，是不大愿意马上合兵作战。

但毛泽东看到集中兵力是决胜的关键点，而华中的态度和方案恰恰是有可能造成这一集中的最佳方案，故此，毛泽东当即表态支持，认为应该集中山野、华野全部在淮海地区打大仗，开展局面，对各方均有利。毛泽东并指示八师暂不回鲁南。

这下山野有点有苦难言了，自己同意集中兵力，现在军委和华中都说要在淮海打仗，连八师也不回鲁南了，怎么办？急不择言之下，陈毅等大概认为既然不好反对集中兵力，则提出全军（包括华野）回鲁南打仗，这样山野可以名正言顺仍回鲁南。如华中表示不同意，那么反对集中兵力的责任便不在山野一方了。故此，13日又致电军委，称“目前行动以迅速出击鲁南为宜”，“在鲁南，战场好，供应便利，易求运动战，可避开桂系。山野、华野同去，胜利有把握”。为说明在鲁南打仗比淮北好，便又不得不强调“在淮北，敌有准备，工事坚固，敌火下渡河困难，战场不好”。

毛泽东很敏感地觉察到山野领导人分散作战的倾向，故此14日复电抓住陈毅来电的逻辑矛盾严厉质问，并且提出，如果按照陈毅建议执行，将会在山野和华中领导人之间产生更大的分歧，“请对各方利害分析再告”。这个质问相信令山野领导非常难堪，不过也是，既然渡运河作战是陈毅昨天自己同意的方案之一，那时怎么不说“敌有准备，工事坚固，敌火下渡河困难，战场不好”，隔了一天又来个全盘否定，这算怎么回事呢？

同日，毛泽东也致电华中，将陈毅全军入鲁的计划电告，采用征询意见的口气，非常和缓，和批评陈毅的电报截然不同。从电文可知，毛泽东并非完全反对入鲁的作战计划，而是对陈毅分兵作战的思路不满。

虽然在争执之中，10月14日陈毅、邓子恢仍然一起联署连续发布了预备命令，将兵力集中到宿迁、沭阳一带。命令要求华野主力兼程北进沭阳东南地带隐蔽集结，而山野主力则集中于嶂山、邵店以北新安、高流（注：在沭河以东，沭阳西北约30多公里）以南地带待机，准备配合华野主力在沭阳西南歼击由宿（迁）东进之敌，或向北歼击由运河进犯新安之敌。同日，粟裕也在布置华野主力北上六塘河以北地区，并布置十一纵（原五旅）的一个团坚守涟水七天。

受到毛泽东去电批评之后，陈毅和华中分局讨论后15日致电中央，决定“拟选蒋军一路，从一个团到二个团着手”作战，“故回鲁南的打算已暂缓”。中央当天复电，认为双方：“决定在淮海打仗，甚慰”，“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这样，中央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即采取集中全力（华野、山野）在淮海地区先以内线作战歼灭敌一部（“歼灭东进之敌”），然后转入进攻（“然后全军西渡收复运西”）。在组织上则同意山东和华中的合并意见，以陈抓总，统一华中、山野意见，而以粟裕作为战役指挥员负军事上责任。请注意，这一安排并不涉及山东，而是以陈毅抓华中，为今后华中和山东的统一领导打下基础。这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将华中的一把手改为陈毅，但张鼎丞等华中分局领导人因为在六人的领导集团中占据大多数，所以仍然是一种微妙平衡的局面。唯一比较突出的是粟裕，虽然这时粟裕的地位仍然只是六人集团中的一员，但其突出的军事才能已经被大家（包括陈毅）认可，故而被授予更大的指挥特权，也使得华中领导人对于贯彻其军事上的主张有更多的信心。

10月17日，军委致电陈毅，针对其15日电中认为华野有可能来不及北返的观点，主张“不宜打得过早。望诱敌深入沭阳然后集山、华两野全力聚歼之”。10月18日，陈粟谭发出“合署办公”后的电报，预定“华野、山野主力均于本日集结沭宿两侧，待机迎击东犯之敌”。同日，以陈张邓粟谭唐陈的名义对山野和华野发布了调整部署的指示，除规定了部队的具体部署外，还用了很长的篇幅给各纵队、师、旅的领导分析了局面，并对钳制方向的作战特别加以指导，认为蒋军“由西向东者均是战斗力较差之各师，如六九、六七、二八、二六、七七、三九等，可能有个别较强的旅参加”，而“由南向北者均为较强的七四师、七军等”，因此决心“对东进之敌逐一歼灭”。同时指出为钳制“由南向北之七四军、第七军之一七一、一七六等师之四至五个旅，故决心留十、十一、九等三个纵队及皮旅担任此种艰巨任务”，“估计七四师即以涟水为目标，七军将以沭阳为目标，沭阳为我全军作战之依托轴，决不能让敌迅速接近而影响整个作战。因此决以十一、九两纵及皮旅共十个团担任钳制桂顽（注：此处原文疑有误，似应为七四师）五至六个团之进攻，九纵在战局发展过程中，准备西渡运河，作为全军战略迂回作战之任务，因此仅以七个团来对抗桂顽之五至六个团”。“打钳制战是一个苦差事，谁都不愿意打而事实上又不能不打，因此只有积极去研究战术上的改正才能解决此一问题。”

回头看前述所分析的战况，值得注意的是“沭阳为我全军作战之依托轴”这一句。这是陈毅在两淮作战中始终关注的，而当时华中分局则更为重视淮阴的得失。在失守两淮之后，双方对于这一点才真正形成共识。

就在这个时候，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10月19日，蒋军整七十四师及整二十八师之一九二旅共4个旅，分三路向涟水进攻。究竟是坚持原来的作战计划，集结沭宿附近待机呢，还是由华野先南下歼灭七十四师，再北返集中作战呢？当两支野战军集合之后，视点也相应集中，一方面既然要保证沭阳这个“全军作战之依托轴”不被敌迅速接近，则涟水方面敌人的进攻必须予以打击或钳制；另一方面按照粟裕的判断，宿迁、睢宁之敌暂无可能渡河攻击淮海。10月6日六十九师一七八团三营渡河进行武装侦察，在来龙庵附近遭到七师十九旅及山野八师的合击被全歼，这时该方向的敌人行动趋于谨慎。

对华野来说，保卫涟水还涉及到阻止敌沿通榆公路北犯益阜、榆林以分割苏中的目的，因为华野部队冬衣尚未上身，需要稳定局势，争取时间赶制军衣并组织撤退。

因此，陈粟等于21日午时致电中央，决心“以一、六师，九、十、十一三个纵队，共二十三个团集结涟水近郊，达到歼灭七十四师之大部，再看情况变化，决定新的行动”，而以山野主力监视沭新等地，如敌向东北攻临沂，则以七师、八师北返鲁南，而留二纵坚持淮海。这基本上仍回到10月6日华野的作战计划，亦可见粟裕10月11日电是顾全大局的。

涟水战役的情况（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涟水保卫战》一书中保存有各种史料）此处不再赘述，个人觉得值得分析的有如下两点：

首先，七十四师比较骄狂，从当时条件来看，本来有机会给予其更大的打击。依涟水的地形情况分析，七十四师主攻方向有三种可能，一是自悦来集沿盐运河西岸攻击，此案翼侧暴露，利于华野出击，对蒋军来说最为不利；二是从正面越过废黄河攻击，距离较近且便于蒋军兵力火器展开，是其有利之处。但由于攻击部位恰好在废黄河转弯的弯曲处，有被华野出击切断后路的危险。实战七十四师即采取此案，反映了其对自己实力的估计较高（当然，不采第一案也反映其军事指挥上并不弱），从结果看欲速不达（事后我军总结认为其“主攻方向的选择，就带有较大的冒险性”）；第三案则是从带河镇方向进攻，可利用东西两侧盐运河和废黄河掩护两翼安全，虽然地形利于守方层层设防，但同时也利于蒋军兵力火力的集中，且无河川阻隔，攻击前进的困难较少。我军的分析认为，敌采第三案，“我不便出击于我最不利”（第二次涟水战役，七十四师吸取了教训，以该方向为主攻方向，所以获得了成功）。

但由于前述鲁南淮北之争，致使华野部队南北调动，未能做到完全地集中。因此，粟裕在战斗结束后，于11月2日致电中央和陈毅等，称“涟水之战，由于部署欠妥，方针未明，部队往返调动，不仅在战略上处于被动，战斗上也处于被动（敌兵力、火力均已展开，且一部已突入城内），故我伤亡较大，俘虏不多”。这实际上是对前次的争论杀了个回马枪，也是粟裕性格的一面。

其次，正是经过前述的争论，山野在行动上和华野配合较过去为佳。如22日粟裕为防止桂军配合七十四师进攻，要山野令二纵一个旅南开进驻钱家集一带。陈毅非常配合，23日即下令调二纵十九旅控制钱家集一带，并同意将原驻刘皮镇一带之十三旅调向涟水参战，而由二纵主力来接替十三旅的防地，并要求该部“归粟直接指挥”。

涟水战役结束，给予七十四师很大的打击，蒋军也不得不承认这次的失败。陈毅27日再次提出北返，认为敌方在受教训之后会更加谨慎，因此我军囤集涟、沭、宿、淮无好仗可打，西渡攻击敌强固工事也不利，所以建议华野就地休整，而山野司令部率八师北返鲁南。这次陈毅接受教训，不仅保留二纵，且将七师留在淮海，只带八师北归。毛泽东复电同意，华野因局势暂时稳定下来，所以也无大意见，计划准备下一步打桂系。

此后，华野在涟南给二十八师之一九二旅以歼灭性打击，但未能打上七十四师，于是转向桂系，出击淮沭路打一七一师一部，迫使桂系退返渔沟一带，稳定了涟水以北沭阳以南的局势，争取了时间。

山野司令部带八师北返鲁南后，亦于11月上旬发动了台枣路反击战。此战的目标是调整部署中的敌七十七师，但却未能获得预期的战果。主要原因就在于兵力不足。据叶飞回忆，11日八师攻击敌七十七师，已经追至运河边，包围了敌两个团，要求一纵增援一个旅；而一纵则因为要阻击二十六师和快速纵队的进攻，根本抽不出兵力来（此前因连续阻击战，刚刚缩编）。眼看到手的两个团，就是缺一个旅而吃不掉。陈毅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最后也只好无可奈何地放弃了。

这种懊恼实在是难以形容，说到底，还是因为分兵四处（胶济、鲁南、淮北、苏中）所以力量没有集中。集中兵力的原则谁都知道，但真正要能集中起来，要放弃哪里，集中到何处，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是不是陈毅不懂得要集中兵力呢？也不是。陈在10月29日的电报中就提出：“目前不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彻底解决一面，战局难以改变。仍主张全力解决鲁南、鲁中之敌为主”。事后看，当时应该让七师、八师一起回鲁，由二纵北上接替淮海。但陈毅刚刚吃过批评，在六人领导集团中，这种主张很难获得通过。华野当时也需要抓住二纵掩护其涟南战役的计划（张邓粟谭10月28日给军委的电报），该电报的估计涟南战役要进行7-10天，实际上只打了两天。毛泽东一方面对鲁南方向也很重视，另一方面对于被敌切断陇海路后华野能否单独坚持表示怀疑（10月29日致陈毅等电），因此他很快同意了陈毅以一个师回鲁、主力监视淮海的作战计划。从来往电报分析，毛泽东对鲁南之敌估计过低，认为陈毅等“有十几个团在手，只要打得好，可使深入鲁南之敌彻底被打败”，“主要精神应靠打得好，不要靠兵多”，这实际上和他自己此前反复强调的集中兵力是矛盾的。

这里也可以看出，战争谋略是双方智力活动的体现，没有也不应该一成不变。陈毅10月8日建议回鲁是错误的主张，未考虑到全局中稳定淮海的关键是先要保障给南翼较为狂妄轻进的七十四师以打击才行。27日再次提出返鲁则是正确的（此时涟水方向稳定下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个人看法，当时比较可行的做法，除了以一部兵力返鲁作战以外，以山野主力监视淮海，集中华野全部、山野一部给运河以东的桂系七军以歼灭性打击，也是可以的。但这个方案因桂系顽强且系杂牌，费力较大而缴获不多，是可以预料的。何者为最佳方案，难以断言），但错误在于未能坚持集中最大兵力，致使虽有战机但未取得相应的战果。

不过，无论如何，通过这一阶段一系列作战和商讨，在思想上，各方经正反教训，均已认识到只有集中兵力，才能有机会获得决定性胜利，而由于两淮的失守，双方也将集中兵力的方向转到淮北沭阳、宿迁这一线；在行动上，则经过华野第一次涟水保卫战、涟南战役、淮沭路出击，稳定了淮北方向的南翼战场，山野则利用台枣线出击战，迟滞了鲁南方向敌人的进攻，使得陇海路北翼之敌对山野根据地的威胁稍有减弱，从而能利用此时机会合华野在淮北作战。

而随着战争的深入，国民党军内部的矛盾也逐步暴露出来。淮北方向桂系七军处于涟水和沭阳之间，本来是一个可以左右战局发展方向的位置，但作为非嫡系部队，其保存实力的观念很强，华野淮沭路作战后，七军退守渔沟镇一带不动，使徐州绥署颇为头痛。

戴之奇10月26日的日记称：“上午邓高参朝颜电话对[谓？]七十四师对涟水攻击顿挫系绥署战略上的错误，尤其是判断敌情的错误，李付主任判断也跟着错误，造成了大局的不进展，现在手忙脚乱谋补救之法，只有用战略上的补救，但七军是个轴，这个轴如不动，我们还要吃亏的”。

果然，被其言中了。

• 两淮失守不能怪粟裕

五、从宿北到鲁南

国民党12月初单方面召开“国大”之后，军事上也开始了更大规模的进攻。12月7日，徐州绥署下达作战命令，以“迅速击溃奸匪陈毅部主力于陇东（注：指陇海路以东）以南地区，再向鲁南追歼其残余”为目的，将攻击的蒋军部队区分为盐阜兵团（司令官欧震，受一绥区李默庵指挥）、淮涟兵团（李延年）、宿新兵团（司令官胡琏，受绥署副主任吴奇伟指挥）、峄临兵团（冯治安），规定由12月12、13日开始，分别从各个方向展开攻击。

其中，宿新兵团由整十一师（含第十一旅、第十八旅、第一一八旅、重炮兵第十三团、工兵第十五团[欠两营]）、整六十九师（含第六十旅、第四十一旅、预三旅、工兵第五团）组成，其任务为：

“[寅]宿新兵团：

一、整十一师，于十二月十三日由曹家集附近地区向沭阳进剿；。。。。。。

二、整六十九师，于十二月十三日由玻璃厂及瑶湾镇（注：应为窑湾镇）西岸各附近地区向西新安镇（注：按照吴奇伟发布的作字第七号令，此处写作北新安镇，均是指陇海线上之新安镇。淮北另有一新安镇，在沭阳以西，运盐河与南六塘河交界处）进剿；十五日攻占嶂山镇、新店子、李圩子；。。。。。。”

六十九师于12月12日到达攻击位置，13日开始发起进攻，14日整四十一旅攻达邵店，整六十旅攻达东西安仁集之线，预三旅攻达峰山、嶂山之线，同日师部进驻人和圩附近，并派出一部向叶海子、乔北镇威力搜索，以配合十一师沭阳方向作战。

整十一师于12月13日夜间在运河东岸顺和集召开了作战会议，由胡琏主持，会议决定十一师：

“十八旅为右纵队，沿宿迁——沭阳公路前进，。。。。。。”

“一一八旅为左纵队，沿沂河东侧向沭阳方向前进，。。。。。。”

“十一旅先至井儿头附近集结待命，。。。。。。”

“师司令部及直属部队，跟随十八旅之后，前进至曹家集附近。”

从国民党军的布置来看，从上到下都懵懵懂懂，既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也不清楚自身的力量，只是按部就班地去完成既定任务。徐州绥署将主力兵团分成四个方向，按照每个方向两至三个整编师，以分进合击的方式实施其战略意图，由于进剿范围广，四路兵团之间空隙很大，便于对方各个击破。尤其是其宿新兵团和淮涟兵团之间，本来靠不大积极的七军维持两方就已经够呛了，因绥署着眼点盯在上次失利的涟水方向，令七军配合七十四师作战，使得这两个兵团之间的间隙更大。

不仅在战略上蒋军未能集中力量，战役布置上也是兵力分散。宿新兵团两个整编师，按照绥署作字第七号命令，分别向新安镇和沭阳进击，分任东、北两个方向的作战，这是迟早都会出问题的计划。

宿北战役失利之后，蒋介石在《一年来剿匪重要战役之检讨》里关于沭河战役（注：即我军所谓宿北战役）的报告中评论，强调“关于十一师由鲁南东调徐州，我原意需使用于新安镇方面，并未了解使用于沭阳方面”，“攻击部署以十一师东进沭阳，六十九师北进新安镇，此种离心攻击，在战场上乃出于罕见之势”。不管蒋介石此时的评论是事前诸葛亮还是事后诸葛亮，他对于此次战役的掌控显然是很差劲的，连十一师被使用在哪个方面都不甚了了。

作为战场指挥官，被某些人吹捧上天的胡琏此役中的表现也令人不敢恭维。

按照绥署原定的作战计划，整六十九师应以主力（四十一旅、六十旅）分别经嶂山镇、乔北镇及新店子、陈子冈、小冲子向新安镇进剿，而预三旅则由窑湾镇经堰头镇向新安镇西北方向攻击。因为地理上的关系，这样预三旅和六十九师主力之间隔了一个骆马湖，成为一支孤军。胡琏也许是看到这一点，同时也是从私心出发，希望六十九师能掩护其向沭阳突击的侧背，所以在作战会议上表示对绥署作战计划不满，认为两路空隙太大，建议戴之奇将预三旅用于晓店子方面，置重点于右。戴之奇军事上并不在行，犹豫一下以后遂表示同意。戴的副师长饶少伟倒是看出来了，私下对戴说，胡琏的目的只是要六十九师掩护其左侧背安全，可是六十九师重点置右，一旦峰山、晓店子有失，则全军侧背均受威胁。戴之奇考虑靠近十一师可以沾点光，认为整十一师装备好战斗力强，向其靠拢，正可以相互支援。于是，宿新兵团的实际作战行动和绥署作战计划“甚相径庭”，井儿头、晓店子以西毫不戒备，实战中，山野一纵正是从该方向插入，将整六十九师与十一师以及预三旅分割开来。

至12月初，山野和华野主力仍然分处两个方向，华野12月4日致电山野等，建议由粟裕率主力歼击东台向盐城之敌，以一部负责涟水方向，以九纵阻击宿沭之敌，建议陈毅调一纵和滨海警备旅南下，确保沭宿路。陈毅复电表示同意该意见，但前提是“宿迁之敌确渡河东进”，认为“两个夜间可赶到陇海路南”。不过，这只是勉强能做到迟滞和阻击这一路敌人的目的，因宿迁之敌进攻沭阳，也只需要两到三天即可到达，这样山野匆忙赶到，难求好仗打。而按照后来徐州绥署的计划，以一师（六十九师）袭击新安镇，难免又要让山野有两头兼顾之感。搞不好，陈毅的保证又要和两淮作战差不多，难以实现。

12月5日，陈毅也感到昨天的保证颇成问题，故此进一步提出如鲁南之敌不动，宿迁敌先攻沭阳，则山野可集中一纵、八师和滨海警备旅全部南下参战，但九纵须在宿沭间阻敌至少五天。同时，陈毅明确提出歼灭东犯之敌，必须集中兵力作战，一纵不宜单独南下。这个考虑较4日深入一步，尤其是集中作战的思想，此时已经明确到部署上来了。但该计划建立在九纵单独阻敌五天以上，这个困难还是很大的（当时由宿迁沿宿沭公路到沭阳的距离约41公里，大致在步兵一至两日行程之内，就地形来说，也没有很合适的阻击地点）。

12月6日，陈毅得到整十一师将开宿迁配合六十九师进攻沭阳的情报，经过缜密的思考，提出几种作战方案，认为“此次顽之进攻，必为较大规模的各路进攻的统一部署，如能击破即可成为转变战局的关键”，并建议“以集中力量确保沭阳歼击十一师之一路为最好”。这事实上是宿北战役的最初蓝本。

粟裕当日复电认为各路敌人的目的，仍是进攻盐阜，因此主张采取“分路迎敌”，决定次日出击，短时间内解决敌一个团至一个半团，而后再分批歼敌。

7日亥时陈毅等致电华中分局领导人，告知已经判明敌新攻势，刻正在调整部署中，十一师有于三日到徐州息。同时陈毅等提出，在宿迁之敌东犯前，华野最好能集中兵力歼击两淮进犯涟水之敌。“如宿迁敌人东犯沭阳确已出动，山野拟集中叶纵、八师、井[警]旅全力南援，担任由北向南配合华野全力由东南向西北歼灭该路敌人”，并提醒“如不能按以上形势布置，则沭阳有被敌侵陷极大危险”。

粟谭8日报陈毅电认为加上十一师后，单九纵防御难以抵挡四日以上，因此建议山野迅速南下，进至陇海路边，以便在两日内赶到参战。粟谭虽然也知道“目前华中战局是处在极困难阶段”，但此时因敌具体部署尚不明，仍然不舍得盐城、涟水，认为“失陷盐城亦极不利”，而“涟水失去，则更不利”，只是担心“宿敌东进，即形成三面应敌”，所以期望陈毅率山野南下，“解此危局为盼”。

陈毅很爽快地于次日复电粟裕，认为敌人进攻阵势尚待判明，如果“粟能打退向盐城进攻之敌，再转顾涟水是最好”，决心率一纵、八师当夜即转至马头、沂河北岸机动位置，“如需南下，二夜即可到宿沭路作战”。当日晨，陈毅发布了作字第五号命令，对各部部署作出调整，使位于能“及时支援华中，机动歼击宿迁东犯之敌一（路），并不失时机歼灭由峄台东犯之敌”。

当日粟裕在盐城以南伍佑地区歼敌数千，正组织追击。中央亦去电陈毅，认为“应待盐城作战结束，粟率一师北返，并待敌情完全明了后，再考虑部署。届时请粟提出计划电告”。

可是，这一次却证实是陈毅的判断和处置更为准确和及时。次日，即12月10日，华野获得“确悉”，知道“顽整十一师已调至宿迁及六九师所属之六零旅、四一旅已集结宿迁附近，五七师之预三旅已由大许家东开古邳、八岔路一线集结，工兵五团之一个营已准备在皂河、东沂河上架设浮桥，根据以上情况，估计顽有于十三、十四两日东向沭阳地区进攻之可能”。对于蒋军进攻日期很可能是由内部情报而知（12日酉时电亦可证此），但在下达命令时故意改写成判断的形式。

当日下午9时，粟谭刘发布野战字第十九号命令，决心除以十纵队（欠三十一旅）六旅并六师之十七旅担任涟水以南守备，二纵四旅担任涟水、带河镇防务，其余均转移至机动位置集结待命，如六师率十六、十八旅移至涟水以东，二纵直率九旅至陈师庵以南，七师除十九旅担任涟水西、北翼防御外，纵直率五旅移至钱家集附近。

山野当日据运字第28号情况通报及华野电报，判断徐州之十一师有配合宿迁六九师预三旅进攻沭阳县，故此于上午10时即发布第零零六号命令，将部队继续南移，并组织干部和侦察人员进行道路和地形侦察，修复各点渡河桥梁等，进行作战准备。该命令还特别要求“所有侦察人员一律化装便衣，伪装地方武装番号，严守秘密”。

11日，毛泽东致电粟裕等，祝贺盐南战役胜利，并要求粟裕即日北返，部署宿沭作战。粟裕当天驱车150公里，赶到华中分局驻地，12日和从鲁南赶来的陈毅会合。会合地点按照温镜湖的“陈毅粟裕宿北战前会合考”是在涟水沭阳交界处的“张集”。温文中因为查现用的江苏省地图只找到“老张集”，而陈、粟14日给中央电报中称“张集”，故以为该地名当时是叫“张集”，其实有误。查47年9月版二十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可知，当时该地就叫“老张集”，据刘皮镇很近（约十四、五里），该地有城墙，是个较大的集镇，所以华中分局临时在此处。严格来说，陈粟会合的地点应该就是叫“老张集”，和现在地图上的地名是一致的。

就在当天酉时，陈粟谭致电榘、唐，告知鲁南敌明日东进，宿迁敌今已东攻（注：对蒋军进攻时间了解丝毫不差，亦可证前述猜测），决心“我仍按原计划先打宿迁之敌”。当日陈粟等一起致电中央军委，决定“以涟水、沭阳两处为突击方向，鲁南与盐城为钳制方向”，以23个团寻歼六十九师并视情歼击十一师，以28个团分别监视和阻击其它几路敌人。毛泽东次日复电明确了对宿迁之敌的歼击方向，称惟有歼灭该敌方能保持沭阳在我手中，并强调：“如沭阳失守，华野主力即难在苏北继续作战，有被迫转至鲁南可能。此点必须严重估计到”。至此，宿北战役的决策终于完成。

宿北战役尚未完全结束，就下一阶段的作战方向又有了新的分歧。在宿北战役之前，依照山东军区及山野某些领导人（如陈士榘等）的设想，是先解决该路敌之后（山野主力）即返鲁南作战。但在12月18日辰时陈毅、粟裕发出一电，建议渡运河西进，恢复淮北局面，逼近津浦、徐州，使鲁南之敌后撤、两淮之敌回援。该方案是抛开与鲁南、两淮之敌正面对抗的思路，利用宿北大胜之机，趁势打出去，威胁敌之根本，以调动敌军在运动中求得战机。就设想而言，是相当不错的。但就可行性来说，因宿北未能歼灭整十一师，渡运河之后既不便置其于不顾，又因十一师刚刚受到打击较谨慎而势必难以获得野战机会。因而此案也是各有利弊的。

陈士榘在其回忆录中认为这个方案是出自粟裕的主张，粟裕在其回忆录中则说明该方案以陈毅的构想为主，我认为粟裕的回忆似更为可靠。因为陈士榘当时和陈毅不在一起，而粟裕则是陈毅同在前线指挥所，了解情况应该更为确切。另外，该方案和陈毅九、十月间的外线作战思路相一致，即西进后占据古邳、睢宁、宿迁、皂河，置七十四师和七军于无用，徐州震动，即是大胜的思想。

同日12时，军委复电同意该方案。但毛泽东经过思考后，当日18时又发一电，提出“第二步作战，似以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峄台，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逐步收复苏北、苏中一切失地”。这一设想的思路仍是坚持内线作战，是之后集中全军打鲁南战役的张本（这两份电报的先后次序，《粟裕年谱》中是对的。而《粟裕传》中则搞错了，作者只是照抄《粟裕战争回忆录》中的说法，未细审电文中“巧”时所指代的时间，误将其作为同日12时的电报，从而次序颠倒）。

该案注意到蒋军宿新兵团被击破后，鲁南一路相应地突出了，且当时进退均不知所措，只好就地待命，是难得的战机。另外，毛泽东从整个华东着眼，亦感觉打鲁南这一路是当时最稳妥的做法。

但情况又有变化，19日中午，据情报获悉，薛岳令七十四师和一七一师由涟水北攻，限23日攻占沭阳，显然是为解宿新兵团之困。这样一来，战机出现了。南线由于整编七十四师于12月16日攻占涟水，盐阜、淮涟兵团相对靠拢，本来不好打，但如整七十四师等4个旅遵令孤军冒进，则华东野战军可以不必过大调整部署，就地转入歼灭七十四师。因此，19日陈粟召开会议确定先打沭阳一路之七十四师，然后视情回援鲁南或西进淮北。毛泽东20日申时复电同意，认为“七十四师向沭阳前进，先打该师，甚为必要”，酉时又电赞成陈粟出淮北之方案（具体如何指示，未见到电文全文。但如能歼七十四师，情况则又将发生变化，此时出淮北可向淮泗间求得机动）。

但这个调整显然出乎山东军区及山野其他领导人的意料。因而20日陈士榘以山东军区张云逸等名义致电中央，建议一纵、八师回鲁南（当日，更再次致电山野并军委，要求多调两个旅北上）。据陈士榘回忆，陈士榘、唐亮也于22日致电中央军委，主张按原计划集中山野主力回援鲁南。这样，山野、华中之间原因为战争情况变化逐渐弥合起来的合作关系，再次面临着考验。

12月20日至21日山野、华中开会，据回忆争论激烈，但最终以陈邓谭榘唐联名发出给张黎等及中央电，说“经我们一日夜商定，先求全力歼击七十四师于沭阳以南”，“再回援鲁南”。此时，陈粟意见一致，所以得知22日陈唐又给中央发报反对此案，陈毅大发脾气，认为是陈士榘向中央告状。但陈士榘的看法实际上代表了山东军区和山野很大一部分人的意见，故此也不能仅视为是个人的主张。直至几十年后，陈士榘、王德等在回忆中依然认为“粟裕却总是在考虑出兵淮北或在苏北，打七十四师打淮阴”。

但由上述情况变化过程可知，陈、粟做出歼击七十四师的决心就当时而言，并非错误的决策。因为战争中敌情变化纷繁，决心亦应当随之而变化，不能因为后来未打上就认为过程中其它的思考都是没道理的或错误的。从后来的决心变化来看，粟裕并无不顾一切条件，一定要打七十四师的“复仇”思想，陈士榘等以华中部分领导人及部队中存在的情绪来指责粟裕，是不够冷静的。

至23日，整七十四师并未向沭阳前进，而是停留涟水一线，这当是徐州绥署已经确定宿新兵团失利后采取的方针。陈粟鉴于此，遂于24日向军委说明：“七十四师进到徐淄（注：似应为徐家溜，在南六塘河南岸）、古寨、老张集（注：即前述辨析陈粟会合考中之“张集”，由电文亦可知该地当时即叫老张集）、刘皮镇（均在涟水西北沭阳东南），即停止不前”，“如果顽以八个旅之兵力由东南进攻沭阳，而十一师即作策应攻击，冯治安及二十六师又向临沂南进”，“不仅沭阳无法保守，鲁南也很危险”，故此决心以主力之大部北调，先解决冯治安及二十六师，解除后顾之忧再行南下。

军委25日复电同意，认为“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显示了毛泽东气度恢弘的手笔，该电并建议先打二十六师。30日华东野战军发布峄东战役计划，标志着鲁南战役进入了实施阶段。

（全文完）

抗战结束时晋察冀军区辖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原冀东与热河）四个二级军区。45年8月大反攻后，冀晋军区新建13个团和原有13个团组成赵尔陆、王平两个纵队；冀察军区新建10个团与原来9个团组成郭天民、刘道生两个纵队；冀中军区新建17个团和原有9个团组成杨成武、黄寿发两个纵队；冀热辽军区新组19个团与原来9个团组建詹才芳、黄永胜两个纵队（原有团全部为5连制小团，与新建团一起扩编成3营制大团）。合计8个野战纵队22个旅约16万人；各军区辖23个军分区及冀东1个地方旅约12万人（约占全军1/4弱）。此外由于由于抗战后期消极避战，只满足于一线小规模游击战果，也导致部队装备极差，野战部队虽有足够步骑手枪，但每连只1-2挺轻机枪、每团（暂无营）只有1-2挺重机枪，且弹药极少，基本无炮。

——由于晋察冀原有主力仅为40个5连制小团，大量兵力以分区基干营、县大队、区中队及脱产民兵形式存在，长期处于地方状态中实施小规模游击战，特别是根据地中心区部队43年后基本未经战斗；全军未做野战准备，虽在日本投降后紧急编组成军，但实际缺乏野战能力，根本无法迎战数量劣势的日伪军及国民党先头部队。这一问题不但晋察冀有，晋冀鲁豫等其它战略区都有，只是轻重不同而已。其根本原因在于以毛泽东缺乏审时度势的战略前瞻性，没有在44年底至45年初乘华北日军精锐南调空虚而完成地方游击队向野战军的战略转变，导致八路军主力未能立即形成有效之战斗力。

依据军委抗日大反攻号召及战略意图，晋察主力及冀中、冀热辽一部试图攻入北平，一部试图夺取张恒、张北；冀中主力试图攻入天津，一部与冀晋一部协同试图夺取保定、石门；冀晋主力在晋绥一部配合下试图夺取太原，一部挺进集宁、丰镇、商都，试图攻占大同；冀热辽主力则向辽宁挺进，一部试图夺取秦皇岛、唐山等地；虽然各部队都攻入过上述城市或近郊，但除张恒得手外，无一不遭敌反击被迫撤退。晋察冀根据军委决定，除冀热辽军区继续挺进辽宁外，其余各部于8月24日放弃对大城市的进攻，回师夺取中小城市，至9月初先后解放二十余城及冀、热、察许多地区。

——鉴于野战军刚刚组建，数量虽众但尚未形成攻坚能力，针对大城市的夺取只能限定在“接收”范畴，一旦守军（无论是日、伪、顽）决心防御就基本无法攻克；反之，由于中小城市守军单薄，基本无防御工事，又大部分是战斗力低下的伪军，尚在我军进攻能力中。所以，既然在抗战结束前没有组训野战军，临时组建的部队就不应以进攻大城市为主，而是以一部争取“接收”大城市，主力进攻中小城市，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在最快的时间中占据更多的区域，为以后的国共对峙增加砝码。而实战中，在毛泽东撇开战略区领导的越级指挥下，晋察冀（当然还有其它战略区）无不以进攻大城市在主要目标，徒劳地损失宝贵的战士和有限的物资，更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导致许多本可以解放的中小城市及周边区域被日伪顽合流占据。

45年9月9月，聂荣臻等华北主要领导从延安搭乘美军运输机飞返晋察冀，恢复已被闲置多时的晋察冀军区指挥体系。二野主要领导及林彪、陈毅已于8月25日飞运，东北其它领导于9月10日飞运前线。

——毛泽东在抗战后期逐渐将各解放区主要领导以开会、学习、调动等各种名义调回延安并长期滞留。在45年夏德国已经投降，日本也即将失败的情况下，毛泽东也没有将这些久经锻炼的军政主官火速遣回各根据地，准备对日作最后的大反攻及内战准备。而在日本投降后，为迎接已经到来的国共争夺战，毛泽东屡次冒着极大的风险将战略区主要领导借用美军运输机空运前线。这是可怕的冒险，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同时，也是因为这些指挥员的长期不在位，各根据地的建设和作战准备也因此受到极大的影响。

45年底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兼政委）辖冀中军区（6、7、8、9、10军分区）、冀晋军区（2、3、4、5军分区）、冀察军区（1、11、12、13、19军分区）、冀东军区（14、15、16、17、18军分区，11旅）、热河军区（热西、热中、热东、热北军分区）

第一野战军（聂荣臻任司令兼政委）辖冀察纵队（6、7、9、骑兵旅）、冀中纵队（11、12、13旅）、冀晋纵队（2、4旅）

第二野战军（肖克任司令、罗瑞卿任政委）辖热辽纵队（22、27、30旅）、冀东纵队（12、13、14旅）、冀察纵队（8、10旅）、冀晋纵队（1、2、3旅）、冀中纵队（1、2旅），11月中旬增辖晋冀鲁豫第1纵队（1、2、3旅）

合计野战军18万、地方军12万

——对比友邻，晋察冀可谓家大业大，总兵力遥居各战略区之首。

面对国民党北平行营（李宗仁）

第11战区（孙连仲）辖第3军（7、32师）、第16军（22、94、109师）、第92军（21、56、142师）、第94军（5、43、121师）及被刘伯承消灭后重建中的整30师（27、30、67旅）、整40师（39、106旅）约14万正规军

第12战区主力（傅作义）辖第35军（101、新31、新32师）、第67军（新26、骑7师）、暂3军（暂10、暂11、暂17师）、东北挺进军（新骑5、新骑6师）、新骑4师约5万正规军。

第2战区一部（阎锡山）辖19军（68、暂37、暂40师）、33军暂38师、43军暂39师等约3万正规军，大部处于被刘伯承歼灭后的重建中

东北行营（熊式辉）辖第13军（4、54、89师）主力约3万正规军

——由于国民党在华北兵力不足，主力又需防守诸多城市及交通要道，如3军守石门、16、92军守北平、保定、94军守天津、13军联系关内外，其余多部还处在重建中，可机动兵力严重不足。

鉴于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第12战区主力前出，置于被晋察冀和晋绥根据地夹击位置，且分散在一线作野战部署。毛泽东适时指示发动以消灭傅作义主力为目的的绥远战役是正确及必需的，两军区可集中10-12万野战军，在3-5万地方军配合下进攻傅作义处于前出位置的5万正规军及2-3万伪军、地方军主力，歼其大部不成问题。然毛泽东任命的指挥员却是缺乏大兵团指挥经验且军中资历较浅的聂荣臻，而以贺龙辅之，只带晋察冀三个纵队及晋绥5个旅等不足8万野战军投入战斗。作为当时仅有的大规模进攻性战役，作出这种冒险的人事安排势必承担较大风险。结果在实战中，贺龙的晋绥部队完成了应尽的责任（攻击67军），而主攻的晋察冀部队却表现不如人意（攻击35、暂3军），放跑了本该在野战中消灭的傅部主力；且战役中聂荣臻又多次出现低级的指挥错误，优柔寡断，既攻不下归绥，又攻不下包头，甚至未能清扫周边之敌游杂部队，将晋察冀和晋绥的骨干力量消耗在坚城下；而在聂、贺联名请求终止战役时，毛泽东却不顾塞北的风雪、战士的伤亡和疲惫，继续要求缺乏攻坚能力的部队再作努力，结果又以失败告终，被迫撤退。正史中记载歼敌新26师2个团、新31师1个团、新骑4师大部、骑4纵队1个支队等12000（实际主要是晋绥部队歼新26师等5000余人之功，新骑4师也只是击溃），伤亡7000；而引聂、贺在电文中提到过的“寒冬已至，部队缺乏冬季作战准备，冻伤严重，非战斗减员已超过作战伤亡”等，再加上撤退时被傅部骑兵尾追袭击的损失，估计损失在15000以上。

——以当时的局势，应以贺龙为主、聂荣臻为辅，让聂在学习中进步；置敌少量骑兵于不顾，以晋绥部队切断敌主要退路，晋察冀各纵迅速攻击前进，争取在野战中消灭傅部主力；若在野战中没有完成任务，则应避免攻坚，主动撤退，再寻战机。毛泽东虽具优秀的军事天赋，但性格过于灵动，又长期缺乏实际的带兵经验，管政管军处处不肯放权，造成缺乏处理部分事物的精力和时间，未能及时结束这个不成功的战役。

作为解放战争初期中共最大的重兵集团，晋察冀第二野战军（肖克、罗瑞卿指挥，后与冀热辽军区合并）辖热辽、冀东、冀察、冀晋、冀中5个纵队13个旅，11月下旬又增加晋冀鲁豫第1纵队3个旅，共计12万野战军（占中共全部野战军1/5），自9月中旬成军到次年1月上旬停战令生效居然未发生过主力战，正史中仅以“掩护东北展开”、“掩护关内外通道”等难以自圆其说的借口掩饰；而该部既未出关，面对之敌只能是13军主力及华北2-3个师约5-6万敌正规军，而华北敌主力又有掩护平津保石锦唐及沿海地区之任务，根本无法机动。晋察冀第二野战军居然“发呆”四个月，而毛泽东不但听之任之，还从刘伯承那里挖来主力第1纵队增加其实力（调动时名义上是增援东北，实际1纵11月10日出发后已算在晋察冀野战军序列中），也实属奇闻。

——若仅仅是“掩护”、“牵制”，面对13军主力，92、94军各一部，热辽和冀东两个纵队绝对足够，而被扣在手中的冀察、冀晋、冀中及后到的晋冀鲁豫1纵完全可以使用在其它方面，无论是佯攻平津保石围城打援，还是加入晋察冀第一野战军绥远作战，或是出击晋北扫荡阎锡山部，都可以给革命事业作出点贡献。一个正常的、集体领导的、能够发挥民主集中制的指挥部会这样吗？

...等到45年末得知停战协定将于1月14日生效，晋察冀第二野战军才结束“发呆”，于1月上旬向东、西、南三面国民党军发动“反击”，总算依靠众将士努力、以多打少（6个纵队16个旅对敌13、92、94军等约8个师），在三个方向上都打成相持；1月14日关内停战后，关外（含热河）继续作战，2月末肖克终于抓住机会以3个纵队合围94军第5师，但由于未能抓紧时间歼灭及实施“诡道”，导致该敌被军调处执行组解围；5月间肖克利用最后的机会发动三路反击，又因未能集中优势兵力，仅歼敌54师1个团等即结束战斗。随后，冀察、冀晋、冀中及晋冀鲁豫第1纵队受命返回晋察冀老区（那里已经唱空城计已久），冀热辽军区以本身实力无法再战，被迫放弃大批根据地全线撤退。

——在热河集中12万野战军对抗国民党2-3个军谁都知道是暂时的，为此将晋察冀老区抽调一空，还借了晋冀鲁豫第1纵队。这是严重牺牲友邻来集中兵力，企图在热河夺取战场优势。而以肖克、罗瑞卿为首的晋察冀第二野战军却将前四个月完全浪费，并导致后5个月基本徒劳无功。共产党1/5的野战军就这样和1/30不到的国民党军“玩”了大半年。

为在和谈中争取主动，也为裁减晋察冀的老弱残兵，毛泽东决定以晋察冀为裁军样板，第一期裁军1/3，即总数30万中的10万人（因为已损失2-3万，实际裁减7-8万）。电令晋察冀以“和谈需求”为契机，“减少财政支出，利于长期打算”为目标，没有明确裁军只是手段，保存骨干准备再战是实质。毛泽东既没有事前提示，又没有时时监督询问，听之任之，结果这次应减员增效的裁军计划，变成了裁减骨干，保存、发展地方势力的行动。各二级军区及军分区纷纷利用财政、人事等手段维护地方部队，原18万野战军裁成5万，原12万地方部队接收5万野战军后只裁减2万余。本来战斗力薄弱的晋察冀野战军遭此打击后一蹶不振，幸赖晋冀鲁豫第1纵队留驻才得以渡过46-47年的数次难关（总算给友军面子，没有一起裁掉！）。

——此次裁军失控，固然有毛泽东没有预先重点通知（或没有预料到）晋察冀军区裁军的目的是备战，是保留精华裁减老弱，是将游击队向野战军进化的良好时机，也无精力和能力监督执行；然根本原因是晋察冀军区及所属二级军区、军分区各级领导在实际操作中，过分突出“和平”、“财政收入”、“军改政”等事项，维护各自“山头”，造成全面失控的局面。经历如此不战即造成严重的损失和错误，居然还不调整各级领导层也属罕见。

经历46年3月至6月的整编后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兼政委）

第1纵队（原晋冀鲁豫第1纵队）辖1、2、3旅

第2纵队（冀察纵队）辖4、5旅

第3纵队（冀中纵队）辖7、8旅

第4纵队（冀晋纵队）辖10、11旅

张家口卫戍司令部辖教导旅

冀中军区（8、9、10、11军分区，独7、8旅）

冀晋军区（1、2、3军分区，独1、2旅）

冀察军区（4、5、6、7军分区，独4、5旅）

冀东军区（12、13、14、15军分区，独10、11、12旅）

热河军区（16、17、18军分区，独13、14旅）

热辽军区（19、20军分区，独16、17旅）

共20万另几千人，其中野战军51000人（4个纵队9个旅）。

——虽比之前的30万大军有所减少，但如果裁减的只是老弱，留下的这20万部队（不管用什么名义）也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依旧占全军1/6，面对国民党大约1/9的兵力，且无强敌，也可以创造出不错的战绩。可惜！

国民党方面则撤消67军番号（该军主力新26师已经被晋绥部队歼灭），调美械化的东北军第53军（116、130师）加强华北作战；另收编一批伪军，其余依旧。

——虽然番号比东北多，但实际部队和战斗力是国民党各战略区最弱的一个，面对当时共产党最大、兵力最多的根据地也是在冒极大的风险。

46年6月30日，内战全面爆发，毛泽东再次下令各战略区（东北除外）全线出击，仿效“抗战大反攻”的模式“向大城市进军”，幸好各根据地军政主官已经在位，又有上次进军劳而无功的教训，没有实施毛泽东的这种自杀式的进攻计划，在听从毛泽东外线出击的大方针指导下，没有去进攻大城市，而是避实就虚地消灭敌有生力量，取得不错的战果。唯独聂荣臻依旧听从毛泽东的指令（的确是忠心耿耿），将毛泽东“晋察冀、晋绥我军半年内的基本任务”全盘接受，即夺取三路（同蒲路、平汉路北段、正太路）四城（大同、太原、保定、石家庄）。

——也许是毛泽东的确不知晋察冀裁军裁成何种结果，也许是对减员增效的决策过于得意，将晋察冀那23个旅和21个军分区20万大军看成可以依靠的王牌，按刘伯承带4个纵队在上党和邯郸的歼敌速度预计战局，不算国民党必然的增援，完成上述任务至少需消灭2战区2个军、11战区3-4个军、12战区1-2个军。这是经历整个解放战争晋察冀也没有做到的成绩；如果没有林彪入关，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占据这三路四城？

46年7月，晋绥主力在周士第率领下发动晋北战役，拉开了执行三路四城计划的战斗，虽忻州不克，但也歼敌19、43军各一部共8000余人，晋察冀仅以第11旅等少量参与，也算打了一个胜仗（在某些正史中几乎全部算在晋察冀的战功上）。在晋北作战的同时，毛泽东下令以张宗逊、罗瑞卿指挥（这次总算没让聂荣臻亲自出马），晋察冀集十数万主力（含晋绥部分部队）发起大同攻坚战，重演攻打归绥、包头一幕，再次屯兵坚城之下，再次强攻一月不克，受制与敌骑兵骚扰，又犹豫在攻城和打援之中；只是这次可没上次那么“幸运”，晋察冀主力在集宁城外被傅作义主力打成两段，惨败而逃；总算仰赖战斗力较强的晋冀鲁豫第1纵队拼死断后，才勉强保命。

正史中记载歼敌5470，俘虏3400；己方伤亡5000。十万大军若只伤亡五千，显然是不会被三、四万国民党打得大败而逃的。当时傅部长的公告“替共产党埋尸二万”虽有宣传的成分，但根据询问双方参战人士，估计傅部替共产党掩埋尸体10000以上，在战场发现共方已掩埋烈士遗体1000多，俘虏共方人员3000以上（以上数据均含部分民兵、民工及地方工作人员）；而晋察冀老人多以部队减员二成、三成，甚至四成来形容该战役结局；故此晋察冀和晋绥损失应在20000-25000之上。

——“攻坚”？几乎无重武器和攻坚经验的十万轻步兵强攻整军防守的坚城（东北挺进军2个师、晋军1个师等），也没有大量炸药和连续爆破作业方面的人才，单纯依靠战士的勇敢在敌军密集的轻武器弹幕中以血肉之躯进攻。真不知道是谁制订的作战方案？谁又忍心下达和执行这种命令？在傅部主力投入野战时机，还犹豫在两线之间，不知全力进攻处于野战状态的敌军，反而处处设防，造成处处薄弱，导致被敌一一击破；以优势兵力却不知反攻，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指挥失灵，一撤退就多处溃散，最终一败涂地。

——强攻大同，不知是聂荣臻本来就不赞成，还是虽赞成却心有余悸，推选出张宗逊这位连许多晋绥将士都不知何许人也的“大才”来临时指挥这场关键的战役，更何况作为主力的晋察冀及晋冀鲁豫第1纵队根本就不知其是谁；战局发展平稳时还能勉强维持指挥体系，一旦危机出现，二个战略区、四个军区挤在一起的官兵不乱才怪。明明有贺龙、杨成武、杨得志这样一群有能力、有经验的将帅可以依靠，却单凭少数人的决定临时选出一个“替身”来指挥决定性的战役，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仅仅处置“替身”实在难以服众。

鉴于晋察冀夏季攻势的失利，46年9月，国民党保定绥署所部乘虚进攻张家口，拉开了晋察冀保卫战的序幕。毛泽东不顾东北失败的先例和华北屡战屡败、缺乏再战能力的实际情况，再度下令誓死保卫张家口。以聂荣臻为首的领导层自然忠心耿耿地调集所有力量（包括借用晋冀鲁豫第1纵队），在张家口以东阻击敌平津保集团的进攻，以弱势轻装备部队实施单纯的野战防御，被重装备的国民党嫡系部队大量杀伤，虽依赖晋冀鲁豫第1纵队连续反击歼灭整团敌军，但于大事无补；在蒋介石利益利诱下，傅作义乘晋察冀主力在东部作战，后方空虚的情况下，以步骑主力突袭张家口。在傅部前卫与警戒部队交火后，晋察冀指挥层不感事态严重，在毛泽东的鼓动下，尤认为傅作义不会以主力东进，企图从前线抽调一部消灭之。在毛泽东的错误指导下，在聂荣臻的错误指挥下，主力部队以强行军状态回师；而晋察冀教导旅正在为保卫张家口作最后的努力，暂时阻止傅作义部进攻，晋察冀军政机关才得以基本安全撤退。然因改变撤退方向，时间提前，又未作改变计划之准备，造成许多物资及部分人员损失。（据傅部老人回忆：共产党撤退时连许多党政文件都未及焚烧，许多重要物资随处遗弃，部分干部家属也未及转移，其狼狈可见一斑）

正史中记载歼敌9400，俘虏13150，是将保卫战开始前清剿敌地方势力的战果统计在内，造成“胜利”之假象。实际因东战场遭美械重装备部队进攻，在野战阵地上被动挨打；西战场仓促与敌骑兵遭遇被动应战，后又有张家口之失，野战军伤亡应在万以上，且因根据地被迅速占领，造成大批政府工作人员及地方部队损失，其它减员至少也有数千。

——此役人员损失虽比集宁为小，但对部队和地方的信心打击却远大于前者；连续三次被傅作义打败，已经严重挫伤部队的作战信念，形成恐“傅”心理；且张家口及附近工业化地区迅速丢失，给晋察冀军工生产带来严重损害。晋察冀领导班子也不得不举行涞源会议，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重整军队。

46年12月晋察冀重整完毕：聂荣臻继续任司令兼政委，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撤消，野战军由军区直辖（恬不知耻！）

原第1纵队返回晋冀鲁豫归建——来的时候17000人（或曰21000人），还的时候不足万人，可怜！

第2纵队（4、5、6旅）（6旅为原冀中独8旅改）

第3纵队（7、8、9旅）（9旅为原冀东独11旅改）

第4纵队（10、11、12旅）（12旅为原冀晋独2旅改）

冀中军区（8、9、10、11军分区，独7旅）

冀晋军区（1、2、3军分区，独1旅）

冀东军区（12、13、14、15军分区，独10、12旅）

察哈尔军区（4、6、23军分区，独4旅）

冀热察军区（察东、平北、察北、热西军分区，独5、13旅）

冀热辽军区（18、19、20、21、22军分区，独16、17旅）

合计二十四万部队，其中野战军七万五千人。

国民党方面

保定绥靖公署（孙连仲）辖3军（7、32师）、16军（22、94、109师）、53军（116、130师）（随后调去东北）、92军（21、56、142师）、94军（5、43、121师）（随后43师调去东北）、30军67师——随后调来31军（改整208师）填补53军空缺，孙连仲另组新2军，原整30、40师南调。

张恒绥靖公署（傅作义）辖35军（101、新31、新32师）、暂3军（暂10、暂11、暂17师）、东北挺进军（新骑5、新骑6师）、新骑4师——随后成立暂4军，将东北挺进军与之混编。

东北保安司令部所属13军（4、89师）（另辖54师在东北）

——总计正规军作战兵力不过25万，是国共双方唯一一个部队数量相近的战略区，也是唯一一个共产党三战三败的战略区。直到46年底，在聂荣臻、肖克、罗瑞卿等人的英明领导下，连敌军一个完整的师都没有消灭。

在经历了大起大落，屡战屡败，被打回原形后，晋察冀通过莱源会议整顿高层，终于开始找到感觉；而国民党方面由于控制区域增加，部队分散守备，可用之机动兵力越来越少；双方实际野战能力逐渐接近。46年11月，只剩94军主力及53军的保定绥署机动部队冒险投入进攻易县、满城，晋察冀集中3个野战纵队及4个地方旅，通过伏击和反击，11月4日歼94军1个团，12月21日再歼53军1个团，首次打破国民党进攻；随即在47年1月乘虚发动保南战役，歼灭地方部队近万人；47年2月，保定绥署在得到整62师增援后，集中53、94军主力及16军、整62师各一部再攻易县，在晋察冀于2月8日主动放弃易县后，国民党军狂妄地分散出击，致使94军主力被晋察冀合围在桃村，17日晚敌企图收缩兵力集中突围时，四纵因侦察不确、参谋作业失误，命令部队向三纵发起进攻，造成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误伤事件（伤亡有几百人之说？），并导致被围之94军乘机突围，在友军接应下逃脱。晋察冀不得不再次召开安国会议整顿高层。

面对晋察冀最高层能力如此低下，毛泽东既然不愿换马，就只能亲自给他们开药方：“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晋察冀则找到唯一一次轻松取胜的地方（保南战役）再次发动正太战役，横扫保定以西及以南11战区薄弱处及与2战区结合部分，消灭该区守备之3军一部及大量地方部队，打垮来援之33军，共歼敌三万五千余人，可惜只歼灭正规军5个团。

——这是一个混战的过度阶段，国民党方面在屡战屡胜后狂妄到以4个师向晋察冀十万主力进攻惨遭失败；而共产党方面在输光了抗战后得到的一切后绝地反击成功，连胜几场；但在国民党得到少许增援后，晋察冀“土八路”再现本色，缺乏大兵团、正规战能力和经验的毛病一露再露，虽有十万大军还是无法打大仗。

47年4月20日，毛泽东将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5月初，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协助、督促”晋察冀工作；6月，晋察冀分出野战军，高层全面换马，由杨得志任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杨成武任第一、第二政委，陈正湘、李志民指挥二纵（原杨得志、郭天民），郑维山、胡耀邦指挥三纵（原杨成武、李志民），曾思玉、王昭指挥四纵（原陈正湘、胡耀邦）共9个旅及1个炮兵旅。

——战略区设立野战军是早该在战争之初就应实施的措施，而晋察冀却是设了再撤、撤了再立，频繁换人，就是聂荣臻和罗瑞卿这两位最应该对屡次战败负责的领导稳居泰山。此次再设野战军，使用外来将领指挥（杨得志是原晋冀鲁豫第1纵队司令），并且各纵队领导全部轮换，再次造成指挥体系全部重组；而晋察冀最能打的将领杨成武却被不尴不尬地“升”任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应该对桃村误伤事件负责的四纵头头却得以平调。

47年6月，因53军等部调往东北及主力需要休整，保定绥署各部（3、16、62、92、94军）集中于平津保石地区，新成立的晋察冀野战军乘机扫清敌孤立在外围之地方部队及少许主力，在青沧、保北战役中歼灭16、94军各1个团及一批地方部队共一万六千余人；9月，野战军向盘据大清河北之16军主力及94军一部发动进攻，虽16军战力不强，但近一个军的正规部队已经远远超出晋察冀部队围歼能力，虽报歼敌五千余人，但已伤亡六千余，不得不主动撤出战斗。

——当时晋察冀虽有9个野战旅及1个炮兵旅，在几个地方旅轮流支援下野战，但其野战战力还是不高，只能找一些师级单位或地方部队开刀，还无法与整军之敌对抗，大清河北之战就是明显超出其能力的战例。

大清河北之后，国民党企图调13军主力及华北各军之一部约2-3个军增援东北，军委下令晋察冀牵制该行动，从而发生佯攻徐水、阻击援军之战，使野战军主力与16、94军等5个多师在徐水以北相持不下。这时，老蒋来帮共产党的忙了，下令以石门守备第3军主力北上支援主战场；杨得志以2纵及地方部队阻击敌主力，迅速投入3、4纵队南下围攻，将第3军军部、第7师全部、16军1个团共一万三千余敌军消灭在清风店，连同北线消灭敌四千余人。终于首创晋察冀歼灭战之记录。随后，乘石门守备空虚发起石家庄战役，歼灭守敌第3军第32师等4个正规团及一批地方部队共二万四千余人。从而扭转了晋察冀屡战屡败、劳师无功的局面。

——真是“老蒋到哪里，哪里吃败仗”，唯一一个还算太平的战区就此被老蒋自己搞砸。

虽然晋察冀终于获得消灭第3军之大捷，使局势出现转机，但面对傅作义入主北平（47年11月26日撤消保定、张恒绥靖公署，成立由傅作义领导的华北剿总），华北国民党军终于有了统一指挥，晋察冀也终于感觉到地方部队过多且未对战争起到多大贡献，逐用地方旅成立北岳1纵、察哈尔、冀中等组合之6纵、冀中7纵，将野战部队提高到6个纵队约13万人。

晋察冀野战军——杨得志司令、罗瑞卿第一政委、杨成武第二政委

唐延杰、李振声（后改王平）第1纵队（1、2、3旅）

陈正湘、李志民第2纵队（4、5、6旅）

郑维山、胡耀邦第3纵队（7、8、9旅）

曾思玉、王昭第4纵队（10、11、12旅）

文年生、向仲华第6纵队（16、17、18旅）

孙毅、林铁第7纵队（19、20、21旅）

而国民党方面也展开扩军，并调来部分援军，将13军转隶华北剿总

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傅作义

第13军（4、89、暂63师）（在热河）

第16军（22、94、109师）

第22军（86师、新11旅）（在榆林）

第35军（101、暂17、暂26师）

第62军（151、157师）

第92军（21、56、121师）

第94军（5、43、121师）

新2军（暂31、暂32、暂33师）（孙连仲用西北军编余军官收编伪军组成）

暂3军（新31、暂10、暂27师）

暂4军（210、新32、暂11师）

整208师（1、2、3旅）

直辖95、新骑4师，骑5、11、12、13旅及北平、天津、张恒警备旅

——由于国民党改进组织结构及扩军，虽然晋察冀野战军增加到6个纵队，但依旧无法打破局面。

由于新军还在组合，杨得志先带2、3、4纵于47年12月27日发动平汉鲁北段破击战，傅作义新官上任在不清楚华北总体局势的情况下冒然投入主力，以师为单位企图击破破路之晋察冀各部，被指挥能力和战斗力已有较大提高的晋察冀野战军抓住机会，一举歼灭35军新32师，并乘虚击破35军军部，以六千伤亡歼敌一万四千余人，从而结束了晋察冀恐“傅”的历史。

随即在新军组合完成后，晋察冀野战军1、2、3、4、6纵首次侵入察南、绥东地区，横扫晋绥军地方部队，将傅作义的地方势力或歼或驱，企图围歼暂4军未成，终以伤亡三千多人的代价歼敌一万八千余，解放了察南、绥东大片地区而结束战役。

——经过两年多的奋斗，晋察冀完成了本应在抗战结束前后完成的战略转变，终于有了一支自己的、可以让敌人惧怕的、真正的野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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