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央红军长征前，实际已无密可保 -- 忘情

作者：忘情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陵新田打胜仗”。这是陆定一同志所撰写的长征歌词中的第一首，是当年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的真实写照。红色经典史诗《长征组歌》开篇曲《告别》，更是将当年于都人民依依送别红军的感人场景，深情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是在“左倾”错误路线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不得不采取的一次战略转移、战略退却行动。为了保证行动的突然性，中革军委曾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有关长征的大概方向，是在长征出发前几天才传达给红军师级干部的。至于团以下红军指战员，直到踏上长征路之前，还被蒙在鼓里。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长征开始前10天，香港《工商日报》于1934年10月2日刊登了一篇文章，称：“朱毛共匪，云集瑞金会昌各地后，原拟突围窜湘入黔，嗣因东北两路军，进攻长汀石城各地，日趋紧张，步步压迫，同时南路军又堵截周密，准备迎头痛击，共匪恐未能突破剿赤阵线，前后受敌，更促其早日消灭，故以正当进退维谷之际，非出一战，不能打破此垂危之局，故最近又将兵力移居长汀、宁化、石城等处，暂不突围，惟有死力与东北两路军顽抗，如胜则直出闽境，仍距赣闽待机发展，若败则突围赣西入湘图黔，联络贺萧各股共匪。”

此文的主要内容与事实相差无几。中委军委的战略决策，远在香港的媒体又是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的呢？

第五次反“围剿”是从1933年10月开始的。以李德那种“御敌于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的愚蠢打法，打到1934年3、4年间，中央红军屡战屡败，苏区面积一缩再缩。虽说中革军委依旧在动员苏区军民继续与优势之敌硬拼下去，但实际上已经在酝酿战略转移了。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坦承：早在1934年5月初，他就已经受中革军委之托，着手制订放弃中央苏区西行的具体计划了。

由于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像退出中央苏区这种重大战略决策，中共中央当年是需要正式向共产国际请示报告的。由于中央苏区与共产国际间的无线电通讯非常不可靠，因此像这类重大请示，还必须通过共产国际远东局派驻上海的秘密机构，通过人力或无线电接力的方式，将相关信息层层传递上去。当年上海是不折不扣的远东“间谍之都”，中外各派政治势力在上海滩的暗战可谓风起云涌，彼此间的渗透也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中共中央至共产国际这个通讯链条上环节实在太多了，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无法保密。1934年6月26日和10月5日，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先后被捕叛变，中共的许多重要文件被国民党查获，中央红军准备实施战略退却的意图已被蒋军掌握。

不仅仅是通讯环节泄了密，蒋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是在德国顾问团的指导下，总结了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而对中央苏区实施的一次“总体战”。作为“总体战”的一部分，蒋军以各种方式，或“拉出来”，或“打进去”，全方位地向中央苏军党、政、军各系统实施渗透和破坏。虽说苏区的政治保卫局工作十分给力，但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苏区军民人心浮动、士气有所下降的情况下，想要全方位堵住“窟窿”是绝无可能的。

1934年7月，中革军委派红7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北上。8月，又派红6军团西征。这是两个战略试探行动，是为接下来的全军突围探路。但是，蒋军决策层多为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职业军人，又有德国顾问团从旁辅助，他们几乎立即就判定了红7军团为“战略佯动”，而红6军团是“为主力探路”。后来，又综合各方面情况判断，中央红军很可能“循肖克故道，前往湘西与贺龙部会合”。

从当年对阵双方形势看，作出这样正确的判断其实并不难：蒋军从西、北、东三个方向上集结重兵，步步为营，向中央苏区核心地带压迫。红军大队人马要想从这三个方向突围出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福建事变”结束前，中央红军还有从福建这个蒋军包围圈的薄弱方向突向浙江，威胁蒋氏财税重地，迫其撤围尾追的可能性。但是，政治上“左”得厉害的教条主义者们，却白白丧失了这一大好时机。红7军团的试探行动表明，“福建事变”后，东线已被中央军嫡系大大加强了，连红7军团区区6000人的闪转腾挪都变得极为困难，更何况携带笨重辎重的几万大军呢？因此，中央红军若要全军突围，唯一的希望是从生怕自己与红军拼得两败俱伤，继而让蒋氏渔翁得利的南线粤军防区突破。从这个方向突出去后，若想找一块既有根据地落脚，就只能先沿赣粤桂边界西进，渡过湘江后折向北，与红2、6军团会合。

为此，中革军委派出何长工、潘汉年与陈济棠秘密接触，谈判“借路”事宜。从目前所披露的资料看，“借路”谈判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但后方从7月至9月，就在拼命地四处收集粮食和盐，赶制军装，让后方兵工厂、医院、银行将重要资产、设备打包，准备转移，这显然系“搬家”前的准备工作根本无法保密。

更令人震惊的是，1934年9月29日晚，红3军团红4师参谋长张翼阵前投敌，向蒋军和盘托出了中革军委准备以主力先向南、再向西作战略突围的计划。除因当时长征时间未定外，张翼的口供与事实高度吻合。蒋氏据此于10月初在庐山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有针对性地制订、部署了对中央苏区实施“最后一击”的“铁桶计划”。

在我党情报人员冒死将“铁桶计划”的概要送入中央苏区后，中革军委决定提前于10月12日开始战略突围。虽然张翼投敌后，突围行动已经彻底丧失了隐蔽性和突然性，但在当时也没有其他选择了。

8.6万名红军指战员就此告别苏区人民，踏上了漫漫征途。虽说此次行动已经无密可保，但红军仍在长征伊始，利用蒋军阵营内部矛盾，通过统战手段，得以较为顺利地通过了3道封锁线。已经全盘掌握中央红军突围计划的蒋军，不仅在湘江两岸前堵后追，而且在湘西布下了重兵，只待红军“自投罗网”。

在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已经“靠边站”达数年之久的伟人，不顾个人荣辱，反复力谏，终于让中革军委改变了注定行不通的既定计划，转向敌军兵力薄弱的贵州，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