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夸张的《凤梧洞战斗》 -- 忘情

作者：忘情

近年来，韩国电影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影响日益扩大。可能是受日韩贸易战的影响，由元新渊执导，柳海真、柳俊烈、赵宇镇、崔有华主演的战争片《凤梧洞战斗》，于2019年8月上旬公映首日，便夺得了韩国票房冠军。而日本右翼对此片的抗议和抵制，反过来成为影片最好的宣传。在仇日反日的氛围下，该片在韩国的市场表现相当抢眼。

《凤梧洞战斗》取材自真实的历史事件。这场战斗在朝鲜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过，凤梧洞战斗虽然发生在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境内，但中国人民却对此知之甚少。看过电影里劲爆的战斗场面后，也许有人会产生疑虑：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历史上的“大韩独立军”居然有如此神勇？战果当真有如此辉煌吗？

时代背景

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惨败，朝鲜半岛完全被日本掌控。1910年，日本软硬兼施，迫使朝鲜李氏王朝在《日韩合并条约》上签字。吞并朝鲜后，日本积极推行同化政策，激起了民众的愤慨。1919年1月21日，韩国李氏王朝高宗李熙去世，日本殖民当局并未及时公布高宗的死讯。李熙是被日本人毒死的消息在民间广为传播。3月1日，数万朝鲜民众聚集在汉城钟路的“塔公园”，高呼“大韩独立万岁”口号，并宣读《独立宣言书》。同日，平壤等日也爆发了示威游行。日本殖民当局对此立即采取了武力镇压措施，派军警四处枪击民众，追捕抗日志士。此即朝鲜历史上著名的“三一”运动。

“三一”运动虽然事发当天即遭残酷镇压，但却激起了朝鲜人民更强烈的反抗。在部分地区，愤怒的朝鲜民众袭击警察署，夺取武器武装自己。自发的发抗犹如星星之火，渐有燎原之势。鉴于当时驻扎在朝鲜半岛的日军仅有组建不久的第19师团4个联队，总兵力仅万余人，日本遂于当年5月9日从本土调来3个步兵联队及部分宪兵，共计1.4万兵力登陆朝鲜，血腥镇压朝鲜人民的反抗。根据日方统计，在不到2000万人的朝鲜半岛上，先后有136万人参加了“三一”运动，其中被日军屠杀了6000余人（有资料称7万人），还有5万余人被关进监狱。

“三一运动”在腥风血雨中失败，参加运动的朝鲜志士开始大批流亡。他们中的上层人士远赴苏俄、美国和中国上海，而大部分中下层人士则流亡到一水之隔的中国东北。由于当年中国对国境线管控力度相当薄弱，加之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图们江不少地段可以徒涉，因此早在十九世纪末，就有朝鲜破产农民越境到中国东北讨生活。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以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代表的朝鲜族聚集区。历史上，无论是中国、朝鲜，还是曾吞并朝鲜的日本，都对中朝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无异议。朝鲜志士们便利用这一点，将位于中国一侧的朝鲜族聚居区作为自己躲避日军追杀的庇护所。而自发成立的各种朝鲜武装抗日团体，则更是将这里当成根据地，经常从这里出发，越境袭击日本军警，开展反日宣传。

史料记载，活动在中朝边境的朝鲜抗日武装团体曾有数十股之多，每股人数从几人到几百人不等。后在日军镇压下，部分抗日武装团体溃散，余下的开始整合成规模较大的武装，如“大韩独立军”、“大韩新民团”、“国民会军”、“大韩军务都督府”等等。其中以“大韩独立军”最为出名，其名义上的总司令是著名抗日英雄洪范图。

洪范图早年曾在“大韩帝国军”中服役，退役后做过矿工、猎户。平安道阳德人。1907年冬，洪范图与车道先、许瑾等人一起举义，在北青厚峙岭战斗中一战成名。1910年，洪范图率领部队转移到中国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一带，在中朝边境坚持反日斗争。1919年“三一”运动爆发后，洪范图联合数股抗日武装，成立“大韩独立军”，自任总司令。当年 8月至10月，他率领 200余名战士回到朝鲜，在甲山、惠山、江界、满浦地区转战，多次袭击日军据点。

几个月的转战，洪范图率领的“大韩独立军”在朝鲜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也引发了日本占领当局关注。在日军优势兵力的压迫下，洪范图被迫率部返回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的凤梧洞地区休整。这里东与珲春市，西与敦化市，南与图们市、延吉市，北与黑龙江省宁安、穆棱、东宁县接壤，东距中苏边境40余千米，南距中朝边境18千米。这里地处长白山麓，地形复杂险要，易守难攻，日军难以形成合围。即便战事不利，抗日武装也可向苏联境内转移。

各执一词

日本占领当局自然不会容忍洪抗日武装在中朝两国之间来去自如。当时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南满铁路沿线及大连一带驻有1个师团和6个铁道守备队的兵力，但一则这些部队驻地离凤梧洞相距甚远，二则列强在中国东北的争夺日趋白热化，日本多少还有些顾忌，还得作“尊重中国主权”的表面文章，因此一开始日方只是向张作霖施压，要求他用武力肃清在延边地区活动的“大韩独立军”。狡猾的张作霖觉得，朝鲜抗日武装的存在并不威胁自己的统治，相反还能成为自己与日本周旋的筹码，于是便满嘴答应，实则敷衍，甚至对各路朝鲜抗日武装在中国境内的招兵买马、筹集军械粮饷的行为采取默许的态度。

急不可耐的日军等不到中国东北军的“清剿”，便决心自己干。1920年 6月初，日军第19师团驻朝鲜罗南的1个大队，会同南阳守备队越过图们江，对凤梧洞地区展开围剿行动。据日方记载，此次围剿成功击溃洪范图部主力，毙伤“大韩独立军”数百人，而已方仅付出阵亡2人，负伤5人的轻微代价。

但在朝鲜抗日志士的回忆录里，却给出了“凤梧洞战斗”的另一个版本：1920年6月4日，“大韩独立军”1个小队击溃日军宾兵巡逻小队后，从江阳洞徒涉图们江。日军第19师团1个大队及南阳守备队渡江追击。“大韩独立军”以小部队在汪清县三屯子西南方向隐蔽设伏，以集火近射击溃日军前卫部队。此后，这支小部队又先后在高丽岭北面高地及东北村落=设伏，将日军大部队一步步引诱至凤梧洞地区。6月7日，洪范图率300余名战士会合赶来支援的“大韩新民团”、“国民会军”、“大韩军务都督府”等抗日武装，待日军前卫通过凤梧洞后，以三面合击之势伏击日军本部。日军遭到猛烈打击后惊慌失措，伤亡惨重，四散逃窜。朝鲜方面宣称此役共击毙日军157人，重伤日军200余人，另有100余日军轻伤。而朝鲜抗日武装仅牺牲指挥员1人，战士3人，另有2人重伤。

由于“凤梧洞战斗”存世的原始资料极少，因此对于此战的真相，后人只能通过常理进行推断。由于朝鲜抗日武装通讯手段落后，而凤梧洞地区离中朝边境俟直线距离就有18千米，走山路的实际距离超出1倍都不止，因此涉江时引发日军追击的“大韩独立军”小队，不大可能一开始就有诱敌任务在身。这很可能是事态扩大后，洪范图率部准备迎战时才临时制订的计划，属于“歪打正着”。伏击时放过前卫，伏击中军，是符合军事原则的。但在朝鲜抗日志士的回忆里，却没有提到当日军本部遭龚时，处于包围圈外的日军前卫部队有何反应。按常理，这股日军会立即从朝鲜武装团体背后发起攻击。鉴于双方在军事素质和武器装备上的悬殊差距，朝方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既要给日军本部造成惨重伤亡，又要让自己全身而退，是极为困难的。如果日军前卫部队当真没有回援，那么只能说明朝鲜抗日武装与日军本部的接触既短暂又不甚激烈，属于骚扰性质。

关于此战战果，一般而言，交战双方对已方伤亡的统计更为精确可信。至于对方伤亡，则必须通过控制战场或缴获对方文件，或通过审问俘虏才能了解清楚。朝鲜方面对日军死亡人数统计精确到了个位数，但不知道是如何获悉日军重伤200余人，轻伤100余人？日军步兵大队满编约千人左右，除去必要的留守兵力，能出动追剿的也就500至800人左右，加上兵力较少的南阳守备队，估计此战总兵力在千人上下。如果日军伤亡情况确如朝方所言，那就意味着日军伤亡近半，基本丧失了战斗力。果真如此，依日军上下那骄狂的心性，必定立即实施更大规模的报复，何至于要等到4个半月后，才集结重兵发起“青山里战役”。发生在1920年10月21日至26日的这场战役，朝鲜抗日武装投入2.8万人，日军参战兵力约3万人。最终朝方声称以伤亡150人的代价，取得了毙日军11人、伤35人的“大捷”。

如此与参战兵力不相称的战果都能称为“大捷”，而朝方宣称在凤梧洞取得的战果比这辉煌得多，却只称为“凤梧洞战斗”，岂不是怪事一件？鉴于同样被朝方宣称是“大捷”，而且是“战役”级别的“奇袭普天堡”行动，经考证不过是夺取了日本警察署里的1挺轻机枪、6支步枪、2支手枪及数百发弹药，打死了2个日本人，其中1人是日本警察的女儿，另1人是兼任保长的日本餐馆老板羽根小三郎。由此推断，历史上“凤梧洞战斗”很可能是场短暂的遭遇战，双方实际伤亡估计都是个位数。尔后双方脱离接触，各自宣布“胜利”。

虚构夸张

朝鲜抗日团体的对日武装斗争，属于游击战的性质。游击战的成功与否，从来都不是以伤亡数字和直接战果为判断标准的。对于弱势一方的游击武装来说，只要能生存下去不被剿灭，能继续拖住并消耗对手，就是伟大胜利。按这个标准，“凤梧洞战斗”无论消灭多少日军，都是朝鲜人民的骄傲。日本右翼揪住伤亡数字不放，以此抗议韩方“造假”，反倒落了下乘。不过是再次向世人暴露了这个民族精于细节，却疏于大局的传统缺陷罢了。

电影作为艺术作品，在尊重基本史实基础上作艺术夸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凤梧洞战斗》虽说不是纪录片，更不是军教片，无完全还原史实的必要，但故事情节及细节的设置，却也应该符合基本的逻辑和军事常识。在这方面，《凤梧洞战斗》里的漏洞就太多了。

影片开头，黄海哲、马炳久率领独立军小队准备徒涉图们江，却突然发现江边多了个日军哨所。如果背后没有追兵，或者没有需要立即过江的理由，那么他们最稳妥的选择应该是天黑后寻机涉江。强攻哨所乃非必要之举，而且就双方战斗力而言，也是下下策。但黄海哲他们不但强攻了，而且还采取的是一种极为儿戏的方式：先由黄海哲向哨所内投入1柄失效的手榴弹，待里面的日军惊慌失措往外跑时，再由守在独立军们一枪一个击毙。

先不说日军哨所如何能麻痹大意到任由黄海哲接近而毫无察觉，就说黄海哲既然能往哨所里面投手榴弹，又何苦只扔1枚失效的，而不是扔1、2颗能爆炸的手榴弹呢？待手榴弹爆炸后再冲进去收拾侥幸未死，但却已被炸蒙的日军岂不是事半功倍？另一方面，就算日军再没战斗经验，发觉外面投进来爆炸物的本能反应，也是就地寻找隐蔽物卧倒于其后，或是背向爆炸物尽力贴于地面，最大限度减少爆炸对自己的伤害。在明知哨所外有敌对威胁时，日军还不顾一切往外冲，是纯粹的找死行为。更何况片中哨所里的并非普通日军，而是日军宪兵的1个分遣队。日军宪兵都是在其他兵种的老兵中，经过严格考核精挑细选出来的。调入宪兵科后，如果在日本本土服役，还要进入宪兵学校学习。在朝鲜这样的殖民地服役，则会调入当地的宪兵教导队受训。无论是宪兵学校，还是宪兵教导队，淘汰率都颇高。通过全部科目考核后，他们才能正式上岗。因此从常理而言，日本宪兵即便仓卒遇袭，表现不至于像电影里那样弱智。

黄海哲俘虏并带走日军宪兵上等兵由纪夫，即便是中途多次遇险，也不放弃他。从导演意图来说，无非是希望通过由纪夫的觉悟，借他之口表达“日本人才是劣等民族”这层意思而已。事实上，极度仇视日本侵略者的朝鲜民众，对日军俘虏从不心慈手软。虐杀战俘的传统在朝鲜半岛一直传承到了朝鲜战争之后，南北双方概无例外。

当南阳守备队在三屯子屠村时，潜伏在附近的李长河分队在一面出击的情况下，就毫无悬念地击溃了人数占优的南阳守备队。这些日军连起码的抵抗都组织不起来，就像一群毫无训练和组织可言的乌合之众般任人射杀。如此情节，可能会让韩国民众看得相当过瘾、解气，但这与“神剧”又有何区别？

黄海哲和李长河会合后，二人商议分工协作。李长河率部负责沿后安山步步后撤，经石冢所在高丽岭，穿越峡谷，将追兵诱至凤梧洞预设埋伏圈。黄海哲率部护送筹集独立资金的李镇成、日俘由纪夫、三屯子村幸存朝鲜女孩前往安全地带。途中，由纪夫和朝鲜女孩又落到日军手中。黄海哲去解救他们时，几乎是原样复制了突袭日军宪兵江边哨所的办法。可是，日军越江追击队最高指挥官安川二郎的军帐，应该位于日本营地的中心位置。黄海哲要想在不提前惊动日军的前提下，悄悄潜入接近安川二郎的军帐断无可能。区区十几个人骚扰日军营地尚可，但要全身而退却不是易事。由纪夫在已将“肋差”捅入自己腹部的情况下，还能参与搏斗救人，还能随着黄海哲等人狂奔那么久，这种突破了人类生理极限的情节着实神奇。黄海哲阻击追兵时，有枪不用，却抡大刀与敌白刃格斗，而且遇神弑神、遇佛弑佛，更是不合情理。

在阻击、引诱日军追兵的战斗中，无论是黄海哲分队，还是李长河分队，都采用立姿或跪姿无依托射击奔跑中的日军。这固然反映出朝鲜抗日志士们勇气可嘉，但军事素质却堪忧的实情，但这种状况下还能有影片中所表现的命中率，这只能说是一种“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了。

李长河弹尽之际退入小村庄，不仅能在这里找到武器弹药，而且子弹居然是散装在枪械包装运输箱里的。世界上可曾有哪家兵工厂这么做过？枪、弹分离，是世界通行的武器运输原则。李长河在小屋内备战，日军投入屋内的3枚手榴弹居然只能将其炸伤，这运气可不是一般地好。赶来解救的黄海哲不是用最稳妥、最快捷的枪击方式解决残余日军，而是坚持与日军中尉决斗。两人用刀只交手一个回合，黄海哲那柄中式鬼头大刀被日军战刀劈断，但被劈断的半截残刃却牢牢地卡在日军中尉的锁骨里，试问这是如何做到的？

李长河事先在高丽岭石冢里埋了1挺重机枪，在分队面临岌岌可危的境地时，全靠这挺重机枪扭转战局。且不说在电影里，这挺重机枪扫射居然打出了宛如机关炮般的夸张效果，就说它外面未裹包装，就这么直接埋在土堆里，那么李长河拼命将其从土里刨出来时，又如何能立即开火呢？不清理枪管、枪口的余土杂物，炸镗是大概率事件。不清理弹带和进弹口、出弹口，卡壳是必然的。

至于日军，在影片中的4场战斗中，从无任何战术可言。他们携带的山炮和重机枪全然起不到应有的作用，阵地选择也非常随意，完全看不出受过训练的样子。朝鲜抗日团体的表现也一样，不仅完全不懂利用地形地物、相互掩护，而且在山梁上用布条甩投手榴弹，也根本投不到山谷中心处，更不可能准确炸翻日军山炮和重机枪。至于黄海哲再次如入无人之境般“隐身”接近安川二郎，而对手放着佩枪不用，却傻傻地与之拼刀，最终还败在半截残刀之下，着实令人眼界大开。

最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影片末尾为了说明这是真实的历史事件，编导居然引用了所谓当年刊登在《独立新闻》上的报道。可是，由朝鲜旅美人士徐载弼于1896年4月7日创办的《独立新闻》，到1899年12月便停刊了，徐载弼本人也离开朝鲜远赴海外。那么，停刊了20年之久的《独立新闻》，又如何能刊载发生在1920年6月初的“凤梧洞战斗”经过呢？

道具纰漏

除了情节设置不合理，《凤梧洞战斗》里的服装道具也多有纰漏。

以服装而言，1920年的日军应该身着四五式军服，而不是像电影里那样身着1930年才采用的昭五式军服。四五式军服与昭五式军服的差异，不仅是面料有区别，而且主要在于锹形领章上绣了代表所属联队番号的数字。影片中由纪夫代表宪兵的黑色锹形领章上没有数字是对的，因为宪兵编制与其他兵种不同，没有联队的建制。但安川二郎及其部下来自第19师团下属的1个大队，他们代表步兵的红色锹形领章上就应该绣有联队番号。很可惜，编导忽略了这一细节。

此外，日本四五式军帽并非影片中的那个样子。真正的四五式军帽帽墙较小，且帽瓦四周高低一致，有点类似于日本的学生帽。而1930年出现的昭五式军帽虽然也是大檐帽，但其帽瓦前端明显加高，较四五式军帽好看。但在《凤梧洞战斗》中出现的日本军帽，式样即非四五式，也非昭五式，明显是胡乱制作的。

片中日军手里的步枪，既有被中国民间俗称为“金钩步枪”的三十年式步枪，也有中国人民熟悉的“三八大盖”。二者外观上的主要区别，一是前者的保险机位于枪机尾部，外形像一个小钩子。而后者的保险开关虽然位置未变，但改成了表面滚花的扁圆柱体。二是“三八大盖”在枪机表面增加了一个随枪机联动的防尘盖，大大改善了步枪在中国东北沙尘条件下的可靠性。三是“三八大盖”准星两侧增加护翼，早期生产型采用V型缺口照门，后期生产型改用觇孔式照门。四是“三八大盖”的枪托由两块木料拼接而成，虽然使用时间长了，枪托容易开裂，但却能节省木材，降低造价。

无论是三十年式还是三八式步枪，都曾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大批量出口。而日军限于军费有限，换装速度并不快，两种步枪并用的现象一直持续到上世纪30年代初期。因此，影片中的南阳警备队主要装备三十年式步枪，而第19师团属下的野战部队基本换装了三八式步枪，这是合理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片中日军曹长使用的狙击步枪，并非是三八式步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九七式狙击步枪，而是日军从批量生产的三八式步枪中挑选精度比较高的枪，自行加装尼康公司生产的2.5倍光学瞄准镜而成。这种自行改装的狙击型三八式步枪与1937年后才出现的九七式狙击步枪，外观上的区别是前者的拉机柄是直的，而后者是下弯的，而且还在枪身下方装有可收折的单脚架。因此，《凤梧洞战斗》中出现这样一款自行改装的狙击步枪，是严谨而又合理的。

不过，日军装备的步枪虽无问题，但弹药盒却有些小瑕疵。日军的三零式弹药盒由2个前盒和1个后盒组成。每个前盒容纳30发子弹，后盒容纳60发，而且后盒还附带枪油壶套。因此，后盒的体积明显大于前盒。而在影片中，日军士兵腰上的前盒、后盒均一般大小，从体积上看实际都是后盒。

《凤梧洞战斗》中日本军官所用的佩枪，并非被中国人民蔑称为“王八盒子”的南部十四式手枪，而是鲁格P08式手枪。二者在总体造型相似，因此大多数人猛看一眼，极易将二者搞混。但实际上，这两款手枪细节之处差异颇大，尤其是鲁格P08上那标志性的肘节式闭锁机构，是主要的识别特征。也许有人会以为，这是编导的疏失，但实际上这恰恰是严谨之处。因为近代的日本手枪，是日本轻武器中最为落后，与世界水平差距最大的。到1920年时，老掉牙的明治二六式左轮手枪早已落伍。而被奉为日本枪械大师的南部麒次郎于1902年设计的南部甲型手枪、1909年研发的南部乙型手枪均不成功，都未列装。1910年推出的南部7毫米袖珍半自动手枪，只少量装备了特高科和便衣侦察人员。南部陆式手枪倒是于1920年至1925年间生产了万余支，但却不受欢迎。而依日本标准，性能还算过得去的南部十四式手枪，要到1925年才投产。向发1925年之前，日军实际上是没有统一制式军用手枪的。军官们佩枪需要自掏腰包，并根据个人喜好购买。所以，大名鼎鼎的鲁格P08手枪出现在1920年的日本军官手里，符合历史背景。

片中日军装备的步枪、手枪虽无问题，但机枪却不合理。诚然，1920年时，俗称“歪把子”的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尚未问世，日军只有装备在大队一级的重机枪。但这重机枪的型号，如果是仿自法国哈乞开斯重机枪的明治三八式重机枪，或是1914年投产的大正三年式重机枪，则都算合理。但日军装备的却是和“大韩独立军”一样的“混搭”版重机枪：从枪管外冷却水套筒外表面冲有纵向散热凹槽，冷却水套筒前部上方装有大型注水器，以及外形独特的枪口装置来看，这应该是1942年之后苏联生产的M1910∕30型重机枪。但是，它却没有装备标志性的索科洛夫轮式枪架和防盾，而是三角架。所配用的也非原装帆布弹带，而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一些国家和地区改装的金属弹链，这种穿越实属不该。

同样属于穿越的，还有日军使用的手榴弹。片中日军只在三屯子屠村时，以及围攻李长河时使用过手榴弹，都是主要供大正十年式掷弹筒用，而很少由步兵投掷的九一式手榴弹。无论是1931年才出现的九一式手榴弹，还是其前身——1921年定型的大正十年式手榴弹，都不该出现在电影里。实际上，日本的制式手榴弹出现得较晚，但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军曾装备过2款应急产品，分别是甲型急造手榴弹、乙型急造手榴弹。甲型急造手榴弹实际上就是在1个长10厘米、直径7厘米的铁皮罐里填入3根浇铸成圆柱形的TNT炸药棒，缝隙里塞入一些钢珠，插上雷管和导火索而成。乙型急造手榴弹则是在一根18厘米长、直径4.5厘米的钢管内填入300克TNT炸药，外面还绑上一圈增大威力的铅块，弹尾还塞有方便手握甩出及在手榴弹飞行过程中保持方向稳定的棕制麻尾。这2款手榴弹可靠性都很差，不过是临时救急时聊以充数用的。不过，它们若是出现在《凤梧洞战斗》，倒是能反映出当年日军装备的真实水平。

影片中安川二郎率部越江追击时，带有4门四一式山炮。此炮于1911年，即明治41年设计定型，但其细节完善工作直到1917年，即大正6年才最终完成，因此也称为大正六年式75毫米山炮。此炮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不仅是师团属炮兵的主战装备，而且步兵联队下属山炮兵中队的“当家花旦”。由于联队炮兵经常要抵近射击，因此装备在联队一级的41式山炮都增加了防盾。防盾有两种，一种窄于辙距，另一种则宽于辙距。从影片反映的年代看，在装备于大队一级的九二步兵炮尚未问世的情况下，越过国境深入山区清剿的日军大队得到联队炮兵的加强，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影片中安川二郎少佐和新美茂中尉所使用的军刀，则是编导的又一重大疏失。因为它们都是1935年才出现的，专门为日军陆军士官定制的九五式军刀。它在外观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刀身上开有血槽，而真正的军官用刀是没有血槽的。此外，这种由机器批量生产的军刀，质量上无法与纯手工定制的军官用刀相提并论。为节省成本，九五式军刀刀柄的花纹样式并非由丝带编织缠绕而成，而是用冲压机压出来的金属花纹。日军中等级森严，日本军官无论如何都不会屈尊佩戴这款被俗称为“曹长刀”的九五式军刀。

影片中的各色朝鲜抗日团体装备的枪械相当驳杂。其中，马炳久手里的是恩菲尔德NO1型短步枪。这款步枪外观上的突出特点，因为枪托前端和枪口平齐，枪托前端有个凸起的短铁柱用来套上刺刀，后边带有和刺刀嵌合的卡笋。其采用独特的后端闭锁方式，大大缩短了枪机行程，使得装填子弹的速度颇快，加上弹容量多达10发的盒式弹匣，恩菲尔德NO1型短步枪以及后续型号是实战中射速最快的栓动步枪。这款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量装备英联邦军队。战后处理剩余物资，该枪少量流入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是可能的。值得一提的是，马炳久等人肩上披的，是英制1903型步兵版斜跨子弹袋。它有5个皮制弹盒。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联邦军队的主要弹药携行具。战时物资紧张，还生产过帆布制弹盒的简化型。这在片中也有体现。

李长河用的是1支1930年才投产的莫辛纳干M1891∕30型狙击步枪，其标志性的下弯式拉机柄，说明这绝非李长河自行改装的枪。此外，李长河及其他朝鲜士志腰中与莫辛纳干步枪配套的子弹盒，都是M1938型。M1938子弹盒由软皮制成，分成左右两个并列的子弹包，每个包内可放3个5发桥夹，各有独立的口盖。口袋盖底端左右两侧分别用铆钉固定一根皮挂带作为口袋盖挂带使用。口袋盖挂带采用上宽下窄的设计，底部带有一个扣眼，用于扣合小口袋底部中间设置的铆钉扣。子弹盒背面顶部左右两侧分别用两个铆钉竖向固定一根皮挂带，皮挂带的底部设有扣眼，与子弹盒正面口袋盖挂带均扣在底部的铆钉扣上。而每个小口袋背面底部分别用两个铆钉横向固定了一根皮挂带，用于固定竖向皮挂带。背面的两根竖向皮挂带可作为腰带环使用，穿入士兵的腰带上携带。枪弹包背面四周和中间分别用缝线进行加强。子弹盒顶部中间用皮带环固定一个D形环，用于穿过士兵的肩部挂带进行携带枪弹包。苏军步枪手一般在腰带上穿2个子弹盒，分别位于左右腰部，携弹量60发。

还有黄海哲多次用以“建奇功”的手榴弹，是去掉了握把保险的美制MAKE Ⅱ型手榴弹。它与苏制F1型手榴弹外观上的主要区别，一是握把保险不一样，二是引信安装座的形状不同。MAKE Ⅱ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军MAKE Ⅰ型手榴弹基础上改进而来，于上世纪20年代末期进入美军服役，不该出现在反映1920年史实的电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