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苏联有能人,抗战后确实有特殊的机会,想了想,还是发新帖 -- 真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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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苏联有能人,抗战后确实有特殊的机会,想了想,还是发新帖

    几年自己的比较独立的思考。

    这么久以来,我知道有一个可能性,但是确实不太确认,现在多少还是更加相信了,就是抗战后,我党也是有机会竞争中原的,在这里,对于南方确实不是感觉成功率那么大。但是也是我党竞争中国的相当好的机会了,很大的机会。

    因为,这些战略变化是完全可以从中国几千年的军事历史中找到相应案例的,比如五胡十六国,比如明朝末年等等等吧。

    首先大家看两份来自知乎的材料:

    读完毛选,我总结了教员的九条“失败”预言

    一宁读书​

    著作:《毛选1-5卷深度解析》《毛传》《资本论解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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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毛选,我总结了教员的九条“失败”预言。

    耐心读到最后一条,心疼.....

    一、1916年,他在文章中说:20年内,中日必有一场大战。

    点评:1937-1916=21年,预言失败。

    二、1927年初,他的少年好友萧子升与他在上海会面,他对萧说:只需要20年,共产党就能统一中国,建立政权。

    点评:1949-1927=22年,毛又错了。

    三、1945年5月,他预言:只需要再用1年时间就能打败日本。为此,他的好学生罗荣桓率先在山东开始了大反攻。但8月15日,日本投降了。

    四、1946年底,国共和谈破裂。他对全党说:要花5年时间打败国民党反动派。

    点评:又错了,只花了三年。

    五、1955年,他在全国工商代表大会上说:我们要准备花50年,甚至75年的时间,工商业赶上美国。

    点评:虽然现在中国的工业产值,商品流通值赶上了美国,但美国人早不玩工商业了,美国股市债市期货外汇票据保险等金融市场的交易量远远超过中国好几倍。

    六、1958年6月,毛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

    点评:又错了,只花了9年。

    七、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前,他指出:这一仗要么不打,要打就打出50年和平。

    点评:2020-1962=58年,又错了。

    八、1971年,他对熊向晖等人说:不要急着进联合国……我看明年后年可以进。

    这话过后30天,亚非拉人民就在联合国会场跳舞唱歌,欢庆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了。

    九、他说:捧得越高,摔得越重,我是准备死后身败名裂的。

    点评:错得厉害。

    哈哈哈,这位当然是说的反话,哈哈哈。

    苏联对中国内战的态度

    朱世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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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90年代盛行一种说法:苏联对于中国内战,并不积极于支持毛。而且苏联还不准毛过江云云。

    这类说法,基本没什么事实依据。相反,逐渐为苏联解密的档案以及其他一手史料所否定。

    比如有一种说法是:苏联不愿把日军留下的武器交给毛。

    但从东北局的来往电文看,苏联并非不愿移交。而是因为初入东北的解放军兵力太弱,无力接受大量装备。参阅东北局1945年10月4日电文:“(苏方)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弱小,现只能接受一部分,允许在一月内替我保存”。

    事实上,苏联当时反而指责这边魄力太小,运到东北的军队太少。

    (苏联一度主张把华北地区的解放军全部送到东北,以东北的工业为基础进图全国。后来发现解放军力量太弱,不足以控制整个东北。才将思路改为放弃大城市,先控制东北的中小城市和铁路以及农村地区)

    而且,解放军早期不会使用日军留下的重型武器,拿了也没用。

    后来苏联移交了一批关东军战俘当教官,办了炮兵和装甲兵学校,解放军才学会如何使用重型武器。

    不仅如此。当东北战局危急之际,苏联还主动将日军留在朝鲜的武器由海路运到山东,开辟山东战场以牵制国民党在东北的行动。

    仅仅在1946年7月15日到8月7日,从朝鲜运到山东的军火就包括:12145支步枪、182挺重机枪、506挺轻机枪、167个掷弹筒、7门火炮、1000万发子弹、43558发炮弹、22万斤炸药(《肖华致中央、东北局电 1946年8月9日》)。到9月,日军留在朝鲜北部的武器装备,几乎全部运到了中国。

    还有一种说法是:苏联外交官一直跟着国民党走。这是苏联支持国民党的证据云云。

    这是不了解内情。苏联当时的策略,正是想给国民党和美国造成一种假象,认为苏联对中国内战是留有余地的。更是要让美国产生一种“可以争取毛”的错觉。

    这不过是斯大林的手法而已。并不是苏联真想支持国民党。

    看来这个,我想到的是苏联有高人,从军事、政治角度都有聪明和准确的测算,而且和毛主席构想相当吻合!!!

    说实话,多少年前,确实对天才是没有概念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真有天才,超级天才。

    大家以为的解放战争,就事论事,顺势而为,摧拉枯朽,真正的解放战争只是毛主席在抗战中的一个构想罢了,令人震惊的是这个构想实现起来,其实对于毛主席来说,真的不难,还能实现。这就没法谈了,只能膜拜之。

    这既体现在毛主席的预言中,也体现在了毛主席和林彪对辽沈战役打锦州的判断分歧。当然了,这种准备充分的战斗,自然是好的,也省事,牺牲小。但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更早的解放,显然对于中国人民更加合适。

    也就是说,无论怎样,牺牲的革命战士对于中国和人民确实是功盖过天。为什么,因为如果在抗战后我们竞争成功,是不是可以驻军东京?是不是可以获得部分日本战利品?也未可知,当然,需要战斗力来证明,我们也确实有战斗力来证明!!

    这样下来,震慑蒋介石不能发动内战,是不是对于我军,我国人民更加有利呢?这些证据具备不具备呢?我军捡来的日本关东军武器可以证明啊。

    如果按照毛主席战略封闭锦州,东北尽属于中共,首先日本全部战利品归于我方,更好的条件是苏联可以廉价卖东北的各种工厂战利品给我共,不用拆迁到苏联,埋起来,不能用,也不用呗国民党卖掉,这是不是好事呢?

    而有了东北的支持,中原甚至南方的战争是不是更少一些,无论怎样,我军都是大优。

    实际上苏联的确有削弱国军战斗力的意图,如果我军再进取一些,苏军肯定会帮忙的,甚至完全交给我军处理东北事务也是很可能的。

    可惜了,周总理不敢接这个茬啊!!唉!太可惜了。

    苏联一度主张把华北地区的解放军全部送到东北,以东北的工业为基础进图全国。后来发现解放军力量太弱,不足以控制整个东北。

    才将思路改为放弃大城市,先控制东北的中小城市和铁路以及农村地区。(这是我军的操作啊)

    解放军力量弱,哪有啊,根本不是啊。主要是战略思想不对啊。就是想和平谈判啊。

    即便按照这个思路也是更有机会啊,很明显,苏联也确实有这个意图啊。但是肯定被拒绝了啊。苏联这个想法确实也很高很合理。

    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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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 [email protected] 12/09 cnd:/ 解放战争,向北发展 向南防御,敌军步步紧逼@解放战争@历史 # 历史 # 地理 # 地图 # 文化 # 动画 https://v.douyin.com/iFH4CT9k/ 复制此链接,打开Dou音搜索,直接观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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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老黄啊,你我都被洗脑了,你这个稍微更严重一些,看几份资料

      1947年5月、1948年5月中共中央工委和中共中央先后进驻西柏坡,使这个普通的山村成为“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1949年1月,北平解放。3月23日,中国共产党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

        

      “赶考”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做了万全筹备,开了一块“试验田”——华北人民政府。而华北人民政府正是以后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

      一块“试验田”

      晋察冀、晋冀鲁豫两解放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敌后建立的两个主要根据地。1947年11月12日,晋察冀野战军在继清风店战役之后,乘胜解放华北重镇石家庄,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

        

      1948年2月,刘少奇提议合并晋察冀、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建立统一华北解放区。

        

      合并后,在中共中央和华北中央局的领导下,成立华北人民政府的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起来。

        

      1948年,中共中央在向西柏坡转移途中,于4月30日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又称城南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明确号召“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8月7日至19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举行。出席会议代表共542人,其中共产党代表376人,非党人士166人。董必武在开幕式上说:“我们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开幕了,它是一个临时性的,也是华北一个地区的,但是,它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

        

      董必武的讲话,表明一个崭新的全国性的联合政府即将成立,表明新中国的政体将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此外,大会通过了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选举董必武、聂荣臻、薄一波、徐向前、成仿吾、杨秀峰、谢觉哉、黄敬、宋劭文、滕代远等27人为华北人民政府委员,接受了华北中央局关于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的建议。大会原则通过了村、县(市)人民政府组织条例,村、县(市)人民代表选举条例,华北解放区农业税收暂行税则等。

        

      1948年9月20日至24日,华北人民政府第一次委员会在平山县王子村召开。会议选举董必武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为副主席。根据《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设立了秘书厅、民政部、司法部、劳动局、财经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法院、银行等工作机构。

        

      1948年9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毛泽东认为,华北人民政府并非地方政府,它是解放区第一个领导多个省、市的高级政府,是未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

      最后这句我是怀疑的。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2017-07-11 10:18:00来源:新华网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这标志着内蒙古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事业取得了伟大胜利。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中共兴安省工委负责人,具体讨论内蒙古自治的性质,各项政策、法规的制定、自治政府的组成问题。起草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报中共中央东北局审定,并转呈中共中央原则批准。会议初步议定了自治政府的组织机构、人事安排,协商拟定了自治政府委员、参议会议员名单,成立了内蒙古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党团,云泽(乌兰夫)任党团书记。

        1947年4月2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王爷庙(乌兰浩特市)开幕。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撤销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工作。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和组织大纲,选举产生自治政府主席、副主席、参议会议长、副议长,乌兰夫被选为自治政府主席。

        4月27日,会议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致敬电。5月3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召开第一次政府委员会议,任命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决定,5月1日为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纪念日,原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旗作为内蒙古自治政府旗,内蒙古自治政府所在地暂设兴安盟王爷庙。

        5月19日,毛泽东、朱德电贺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曾经饱受困难的内蒙同胞在你们领导下,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我们相信,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亲密团结,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建设新(内)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庆祝你们的胜利!”

      这个武力依据起码是我军,当然苏联支持不小。

      东北第一个民主政权——东北政联

      发布时间:2024-04-26 作者:黑龙江省档案馆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中央确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方针”,党的大批干部和部队挺进东北,着手接收敌伪政权,清剿日伪残余势力,进行土地改革,并在建立各县市民主政权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辽宁、嫩江、安东、松江、吉林、黑龙江、辽北、合江、热河、绥宁(后改牡丹江)等10个省级民主政府和沈阳、长春两个特别市民主政府,人民当家做主的热情空前高涨,为召开东北人民代表会议,建立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

      1946年8月7日至15日,东北各省代表联席会议在哈尔滨市第一中学礼堂隆重召开,出席会议的东北各省市、各界、各党派、各民族和部队的代表共185人,候补代表8人,来宾100余人。

      彭真代表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出席会议并致词,就当前的形势、会议的任务以及土地、劳资、民族、政权、武装等问题做了阐述。8月11日,大会讨论通过了《东北各省市(特别市)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纲领》,确定建设民主东北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全东北人民,反对独裁内战,建设和平民主繁荣的新东北;实行民主地方自治,建立各级民主政权;分配敌伪大汉奸土地,达到“耕者有其田”;保护与扶植民族工商业,发展繁荣经济以及巩固人民武装、废除奴化教育、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各民族一律平等。大会还通过了政治、民政、军事、教育、交通、民族等方面提案44项。

      8月13日,会议通过《东北各省市(特别市)行政联合办事处组织大纲》,成立了东北最高政权领导机关——东北各省市(特别市)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东北政联,选举林枫、吕正操、张学思、周保中、冯仲云、于毅夫、李延禄等27人为行政委员,组成行政委员会,行使职权。林枫为主席,张学思、高崇民为副主席,并于8月15日宣誓就职,启用关防,执行政务。

      点看全图

      行政委员会下设民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建设委员会、交通委员会、民族委员会、最高法院东北分院、东北保安总处、办公厅。东北政联行政委员会选定在现南岗区果戈里大街与银行街交汇处大楼办公。东北政联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深入群众斗争,彻底肃清敌伪残余,组织帮助群众生产,领导武装自卫防匪,进行各种民主建设,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巩固新政权的基础上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种民主建设。

      1946年10月16日,东北政联行政委员会改称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实行省(特别市)、县(市)二级行政制度,管辖辽东、辽西、黑龙江、吉林、合江、嫩江、绥宁等省及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

      东北政联是东北人民实行地方自治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在东北根据地建设和支援战争、发展经济等各项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全国人民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东北政联行政委员会(东北行政委员会)是东北最高行政领导机关,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它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愿望,奠定了东北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基础,掀开了建设民主新东北的崭新一页。

      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12月下旬,东北行政委员会机关迁至沈阳办公。1949年8月27日,东北人民政府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完成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东北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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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东北地区的最高政权机关

      本词条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提供内容 。

      东北地区最高行政机关,隶属中央人民政府,机关驻沈阳市。管辖辽东、辽西、吉林、黑龙江、松江、热河六个省,旅大行署及沈阳、抚顺、鞍山、本溪四个直辖市(后改设旅大、长春、哈尔滨、沈阳、抚顺、鞍山、本溪七个直辖市)。

      1948年11月9日,东北全境解放。

      1949年8月27日,东北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会议选出东北人民政府委员、候补委员。第一次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议推举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李富春、林枫、高崇民为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1953年1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的决定》,东北人民政府撤销,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在东北的派出机关。高岗任主席,林枫、高崇民、张明远、李卓然、汪金祥、顾卓新任副主席。辖区仍为六个省七个直辖市。1954年8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区一级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东北行政委员会撤销。东北地区原为六个省七个直辖市,改划成四个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原七个直辖市分别成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个省的省辖市。 [1]

      其实这是苏联的意图,你成立几个政府我也不管,你利用这些达到中共自己的目的我也不管,只要是和美国控制的蒋介石隔离开,就行了。

      其实,苏联甚至不管东北民主联合政府进入国民党的人,只要蒋军不仅东北就好了。

      很明显,整个北方也好,现在这个自治区集团也好达到了缓冲区的目的,也就行了,为了这个,我给你重武器。

      重点在于,这些个政府都是可以建设成为东北野战军的水平的队伍的,当然,华北条件差一点,因为距离傅作义蒋介石太近了。傅作义打得相当好,压制得聂荣臻啥也不是,华北野战军极其困难,也打的晋冀鲁豫逃跑了。

      只有东北民主联合政府一枝独秀,这显然是林彪指挥领导得好,贸易都用做补给战争消耗了,网上也好,官方资料也好,高岗的享受简直可笑,除了嫖娼。

      也就是可以说,高岗基本是按照毛主席路线搞的,所以发展最好,可以算你说的,获得了苏联的支持。

      其实网上很多资料,苏联埋藏了很多关键设备,确实没有及时挖出来,这是因为挖出来也没用,这就是著名的捡洋捞说,不只有武器。当然,苏联也搬运了一部分,但是可以肯定没有多少,大部分是国民党卖了。关键部分是苏联破坏了,这是为了降低国民党的工业能力,当然,不搬走国党恢复可能也费劲,另说。

      这也是一种援助了。建国后大加建设,这些关键设备才被启用了,然后因为高岗被收拾,就不提了。这些事实可以从很多人的回忆录看到。

      我的意思是苏联是真正支持中共的,原来我以为没这事,现在看来,确实有这个事情,当然了,国民党思路不一样,他们认为只提供成品才算援助。所以指责苏军把成品给了中共我军。

      但是,历史上资料是苏军给了国民党,国民党也签收了,中间确实流失了一些,但是不是大部分。比如飞机坦克说。中间也损失了一部分,国党自己买卖(包括零件)损坏保养不当,也不算多,但是国党大概率还是看不上,喜欢美国货。

      总之,应该是损失了一些,后来在东北胜利后又归了我党。搞不好苏军也卸了一些零件。

      总之苏军给国民党制造了很多麻烦,这确实是有倾向性,这是对我军的正常的支持。

      因为虽然苏美合作,但是苏联清楚的知道国民党是敌人,国民党也清晰的表达了战后反苏的明显的意图。

      那个苏联国民党中苏条约当然是笑话,苏联在这里只相信中共,虽然对我军能力有疑虑。因为,东北我军再次在态势极好的条件下,因为过于倾向国共和平谈判而崩溃了,毛主席正在擦屁股。

      从南满三四纵强烈要求要回撤北满就可以看到我军态势不乐观。我军自己都不乐观,苏联怎么看?还能更乐观吗?怎么支援?

      所以说,你的苏联支援说,不客观。这个损害实际上是苏联对国民党的损害,我个人认为,没啥问题。

      虽然后来我共要依靠损害国民党民国的基础,但是后续的好处和条件,也是不少。

      最后我军胜利了,统一了中国,在南下过程中,我们不再听到我军再缺少子弹武器了,这就是东北工业化的好处和巨大的利益。

      然后是友好互助条约,虽然面临了中苏决裂,但是那些专家大部分,再离开前倾尽了全力,很多人还留下了笔记本等等等。

      这种社会主义的援助和改开后西方的对华贸易中的西方专家,一样吗,少数的留点知识也是有,但是大部分,我感觉是没有的。

      你说呢,我觉得这就是区别。

      苏联对我国援助的156个项目真的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技术转移吗?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60965257

      这是知乎最近的讨论。

      @hwd99

    • 家园 有一个问题,东德政治局名单在百度搜索几乎等于搜不到

      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离奇之处。

      自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下,到1990年10月3日东西德正式合并期间,有一个东德人也为统一进程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就是东德的最后一任总理洛塔尔·德梅齐埃(Lothar de Maizière)。

      你可以说德梅齐埃算是个失败者,因为他只当了半年差10天的总理,他统治的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便从地球上消失了;他的主要历史使命,就是为东德“料理后事”。

      @假日归客,你说德梅齐埃崩阻止是啥意思,包括他下台之后吗?

      他下台之后不是就归西德处理吗,否则统一体现在哪里,还是你说的换了一批人的居西等搞昂纳克他们呢?

      呵呵呵。

      这个约阿希姆是巴伐利亚的约阿希姆吗?

      人物履历

      德国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部长。

      人物活动

      2010年3月4日,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北京会见德国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部长约阿希姆·赫尔曼。 [1]

      中央委员会书记赫尔曼·阿克森就德国统一社会党抗议苏共中...

      中央委员会书记赫尔曼·阿克森就德国统一社会党抗议苏共中央委员会一事答复埃里希·昂纳克,1988年9月27日 章节 国家统一 对外政策 国家安全 政策 研究 德国 亲爱的埃里希!科...

      赫尔曼·阿克森百度无简历。

      Werner Eberlein无简历。

      维尔纳·雅罗温斯基无简历。

      Günther Kleiber无简历。

      似乎一位音乐家的简历和资料多一些。

      就算是这些,因为西德清洗了一个东德政治局,哈哈,也是有趣,就因为一个边境开枪令?

      尤其是埃里希·米尔克,哈哈哈,居然是因为1931年的罪行,还有这么好笑的罪名吗?

      15,埃里希·米尔克(Erich Mielke),国安部长,于1993.10.26日因为在1931年谋杀两个警察被判处6年徒刑,但是在之后的有关边界开枪命令的案件里,由于他的身体原因终止审判。

    • 家园 借我自己的帖子谈一下东德历史问题,多少年前我就喜欢东德 -- 有补充

      就是因为作为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的执着吧。

      可能也有羡慕东德生活的内心意思,即向往更美好的生活,在我看来,生活稳定也是一块,我一直认为贫富差距过大不是个好东西,尤其是14亿人口的中国,不出动乱则已,一出现,中国人将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我想疯狂移民出国某些中产一是担心钱财,一是担心生活不稳定,大概如此,所谓追求民主自由,我也是呵呵。

      这次假日归客河友给了我一份东德政治局名单,当然是因为他和我的讨论需要。

      确实证实了我的判断,西德政府清算了民德的大部分政治局委员,有一些提前去世的,如果不去世,他们能免于刑罚吗?我想显然不能。

      有一些在没有判完的过程中去世,或者因为特殊情况免刑的可以避免被审判吗?我想也是无法的。

      我审判了你,给与你免刑,这是恩赐吗?如果东德政府官员极力反抗,这也许算,但是显然不是,人家在配合统一,你西德这么做,就呵呵呵了。

      假日卡归客河友不服,非要和我叫板,说是德梅齐埃政府的事情,哈哈哈,如果德梅齐埃政府下台了呢?那么为什么还在继续呢,这说不过去吧,其目的就是为了清算清洗东德政府。

      https://tieba.baidu.com/p/1365946751?pid=16547024398&cid=0#16547024398

      https://tieba.baidu.com/p/7817960882?pid=144486511440&cid=145725327135#145725327135

      https://tieba.baidu.com/p/8957842354?pn=1

      这次我特别感谢假日顾客,因为他这个资料太不容易了,多少年前我还能从贴吧找到民德中央政治局名单,现在东德吧里全是狗----东德牧羊犬,东德人民军吧里面都是军服和一部分军人相关信息,有关民德党政的信息少多了。

      这当然是国家信息大清洗的成果。

      我也是感到很好笑,中华人民共和合国,社会主义国家,连东德共产党的资料都能不要的吗?这也是离奇到家了。我也是服了,这是太难看了。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0594481333083246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0538740893715503

      百家号的东德文字就是这种陈词滥调,其实各种资料一看,包括百度,一看就知道,各种资料都削弱了西德的卑鄙,强调了东德的所谓卑鄙。这是瞪眼说瞎话。

      当然,民德的确有错误和失误,但是,明显是被中国媒体夸大了,这是西安然的扯淡,这是很恶心的事情啊。

      这次假日归客提供的资料,很清楚,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虽然不够全,虽然不够详细,但是可以看到了一部分了。

      https://www.cchere.net/article/5010662

      引用一下啊。

      假日归客说是1986年政治局,楼上有资料,

      1988年12月第七届中央全会上,昂纳克提出“东德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显示与戈尔巴恰夫截然相反的政治路线,政治局其他成员在发言重也没有任何涉及改革的内容,至此,基层党员对自上而下改革的最后一丝希望彻底破灭。

      1989年10月18日召开的十届中央全会上,政治局所有成员集体联手逼退昂纳克,面对其盟友的集体背叛,昂纳克无力挣扎,最后同意以健康为由将总书记一职移交给克伦茨。

      克伦茨也曾担任东德共青团书记,经昂纳克提拔进入政治局,作为接班人培养。除昂纳克之外,政治局同时改组,原政治局成员除了三位成员之外,均保留在政治局内,被视为改革派的莫德罗(莫罗德)却没进入政治局。

      新一届总书记和政治局的改革意愿和能力在党内遭到强烈质疑,上万名党员纷纷投书中央,表达对新一届政治局的不信任,要求实行党内直选。

      巨大的压力之下,上任不到一个月的克伦茨和政治局在11月8日召开第十一届中央全会上集体辞职。

      这次全会同时通过改革行动纲领,决定举行党内公开选举,引入市场经济,党政分离等措施,然而这些改革已经来得太迟了。

      后面分成了三段,第一段,所谓逼退了昂纳克,是因为苏联压力和所谓民主,这当然是假的。

      第二段,可算清洗昂纳克。

      第三段,开除克伦茨,这是奇怪和可笑的,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文字。

      第四段则是强行靠中国邓小平改革了,直到这个时期,众所周知,东德的经济和人均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同期的中国。

      所以民德不可能学习邓小平改革。

      现在国内谈论东德的文字路线基本就是这个方向,但是西德清算东德,几乎一字不提,不是说没有资料,但是很少,百度也是所谓公平化解读对昂纳克、米尔克等等等人的审判问题。(假日归客说:很公平、很合法!!)

      试想一下,西德反革命势力如此清算东德原来的政府,东德原来的政府不应该有一点防备吗,不可能,只是阴差阳错,被西德反革命势力得逞了。

      昂纳克下台之后短短一个月内,六十多万党员退党,上千个基层组织解散,十一届中央全会结束后,13名地委第一书记全部被民众赶下台,142名县委第一委书记和97名副书记也失去了职务,3名县委第一书记自杀身亡。

      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11月30日晚,柏林洪堡大学社会主义研究课题组的研究人员牵头召集了150多名基层党员,通过了一个WF纲领,提出"挽救党的办法在于毫不妥协的革新,即重建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政党"。(这就是居西的那个吧)

      12月1日上午,这个倡议通过电台传播开来,在党员中引发巨大反响。同一天中午,人民议会通过了删除宪法中SED的领导地位,至此SED正式结束了四十年在东德的执政,部分基层党员开始筹建新的政党,并决定将前任总书记昂纳克及其提拔的政治局成员全部开除出党。(这是为说开除克伦茨作借口,所谓昂纳克提拔的克伦茨,应该是戈尔巴乔夫支持的克伦茨)

      墙倒20年后与东德原领导人克伦茨对话

      “我对你们的成就非常钦佩”(下篇)

      http://qnck.cyol.com ::本报特约记者 斯力 2009-04-03 23:31 中青报订阅

        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9年,《青年参考》报记者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最后一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贡·克伦茨结识。2009年初,记者再次与他在瑞士相聚,并畅谈了5个小时。话题涉及他与中国的渊源、他眼中的戈尔巴乔夫,以及他眼中的中国改革等。他的话可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审视那一段历史。下面是克伦茨本人的叙述。本文是上期《“我是政治犯,不是刑事犯”》的续篇。

        1.“我对你们取得的成就非常钦佩”

        谈到1989年秋的中国之行,我还有一点很惊讶——中国方面对我们德国共产党人表示了很大的尊重。总而言之,当时我就访华之行写了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报告,这个报告我保留至今,但是目前不在柏林,有机会我可以拿给你看。这是一件十分珍贵的文献。

        经常听到一些言论,认为民主德国和苏联的衰亡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我总是说,不对,你们会失望的,亲爱的人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存在!古巴还在!越南还在!

        某种模式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这当然是指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但是,社会主义的理想依然存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也依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要对中国同志说:你们一定要保持警惕!你们是希望,是许多人寄托的希望!你们成功地把本国的特点与社会主义的规律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你们或许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个能持续地实现新老班子过渡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就可以避免党的领导层在换代时出现问题。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如果人事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导致政治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你们取得的成就非常钦佩。

        尤其是在如此复杂的当今世界,在欧洲社会主义消失了的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能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难能可贵。我希望未来仍能继续下去。

        我虽然身陷囹圄,但我一直关注着中国的一切。我国(这里指的是东德)最后一任驻华大使贝特霍尔德一直向我提供全面的信息,以便我能同步跟踪了解中国的局势。

        2.“民主德国整个知识界精英都被抛弃了”

        贝特霍尔德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大使,他在中国学习过,与全家一道在中国生活过,但是,这样一个有经验的大使,在两德统一之后没被录用。遗憾的是,联邦德国(西德)把所有民主德国的外交官全开除了。也许只留用了几个所谓的专业人员,例如负责技术工作的人员。

        本质上,民主德国整个知识界精英都被抛弃了,几乎没有一个领域的高级人才被联邦德国接纳。包括所有的科学家,不仅仅是社会科学家。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罗斯托克大学,有一位著名的医学家金克曼教授,这位教授因为曾在统一社会党的会议上作了一个有关卫生问题的报告,结果(在德国统一后)被革去了医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

        还有一个例子:柏林的沙里泰医院非常著名,那是民主德国的最高医学机构,有许多权威医学专家在这里工作。他们绝大多数被革职——联邦德国的做法是十分彻底的!

        在所有法院中,至少在高级法院中,根本就没留用民主德国的法官。

        此外,大多数教师被开除。例如,有一位女教师,她受过专业的高等师范教育,曾当过40年教师,却被联邦德国解雇了,理由是她不适合当教师。她之所以不适合,仅仅因为她是我的妻子!

        整个(东德)国家安全部被描述成魔鬼机构,被丑化为一个犯罪组织,其成员统统被解职,甚至退休金也很低,被称为“惩罚性退休金”。

        这在德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自俾斯麦19世纪统一德国以来,德国就一直遵循一条原则:退休金不应受政治约束!但是,联邦德国实际上是用削减退休金的方法来惩罚民主德国的国家公务员,从而导致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处于非常非常困难的生活境地。另外,军衔比较高的军官也没被录用。所有将军和上校都被解职。即使是那些愿继续服役的军官,也没被录用。

        此外,民主德国许多国民的财产也被剥夺。例如,一些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也就是战后逃走的西德国民回到故乡,说这房产、地产是他们家的,于是,经营了几十年的东德居民只好白白地把房产和地产还给人家。

        我要说,这是对东德的司法清算!

        3.“我欠的诉讼费60年才能还清”

        东德沦亡后,西德的复仇法律将我们这3000多名高级党务干部的养老金,压低到普通工人的平均水平,我的养老金只相当于一名出租车司机的退休金。与此同时,我每月还必须偿付300欧元的诉讼费,剩下的收入远远低于德国目前的最低贫困线。

        我们这一批政治局委员同时受审,法院为我们5人指定了两名律师。如果我们5人胜诉,诉讼费由政府承担;如果败诉,诉讼费就由我们5人分摊。由于5名被告中已有2人去世,只剩下萨伯夫斯基、克莱伯和我3人,所以我个人分摊212000欧元。

        如今,其他二人的诉讼费已被勾销,原因是他俩早就向西德司法部门认罪伏法,只有我一人不服判决,所以法院方面毫不手软地继续追缴。按每月300欧元计算,我差不多得60年才能还清!

        4.与戈尔巴乔夫秘密会谈

        记者问,柏林墙已倒塌近20年,回顾往事,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起了什么历史作用?克伦茨似乎经常回答这个问题,他毫不迟疑地道来。

        当戈尔巴乔夫1985年担任苏联领导人时,我们以为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个人关系,一切都会像以前一样。因为苏共中央在3年内已换了3任总书记: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10日逝世)、安德罗波夫(1984年2月9日逝世)和契尔年科(1985年3月10日逝世)。我们民主德国当时也有改革的想法,即应当把世界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为此应当在各个领域进行改革。因此,在1985年,我们的想法与戈尔巴乔夫不谋而合,就是有必要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进行改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他虽然提出了很多问题,却没给出任何答案。他在上层建筑探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却从不切合经济基础的实际。他根本就找不到解决这个大国经济问题的办法。

        人们从鼓舞与兴奋的情绪中生出了疑问,包括昂纳克本人。

        昂纳克在1986年、1987年的观点是,戈尔巴乔夫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事后来看,他的观点是对的。但是,他的观点只对了一半,因为既然他认为那条道路走不通,就应该指出走得通的另一条路。而我们当时并没有自己的解决方案。正因为这样,民主德国与苏联之间就产生了疑虑,关系就受到了影响。

        我当时的立场是:谁在苏联掌权,这是次要问题;而首要的问题是民主德国应当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因此,在我成为总书记后,就坚定地决心继续保持并巩固与苏联之间多年来的良好关系,并对戈尔巴乔夫十分信任。

        因为他多次在谈话中对我说,苏联、他本人,以及苏共中央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民主德国。

        我于1989年10月30日去苏联访问,这就是说,在柏林墙倒塌前10天。当时有一个熟人来看我——那是我在团中央工作时认识的老熟人,他到我的住处来看我,然后我们一起到林荫大道上散步。他对我说,你跟戈尔巴乔夫打交道时要当心他给你捅刀子。

        当我1989年11月1日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时,我们相互问候,像老朋友相见时那样问候,兄弟般地拥抱接吻。(其实克伦茨也接吻,但是网上就只有昂纳克,哈哈哈)我问他:“你说,冷战已经结束了。我想问的是,作为冷战的孩子,东德的命运将会如何?”他说:“我同科尔(时任西德总理)、密特朗(时任法国总统)、撒切尔夫人(时任英国首相)……(戈尔巴乔夫一口气说了至少15个政治家的名字)我同他们都谈过这个问题,他们都说,根本就不能设想两德统一的问题。”他强调指出,在科尔面前不应当退步。当我提出一个问题,认为柏林墙已不合时宜时,他的回答是:“现在我们不改变任何现状。这方面所有的举措都要经过你们和我们之间的协商。”

        这次谈话持续了4个多小时。当时在场的只有我、戈尔巴乔夫、一位翻译以及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助手(负责记录)。

        我当时的印象是:这是一次很好的谈话。

        5.我太信戈尔巴乔夫了

        当时,我过于相信戈尔巴乔夫。我并不是相信他本人,而是把他视为苏联的代表,视为苏共的最高领导。我必须说明:我一直到最后还对戈尔巴乔夫十分信任,尽管他做了这样和那样的手脚。

        我的很多战友都认为,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叛徒,也有人认为他是美国谍报机构的特务。但我相信这不是真的。

        他曾经是一个共产党人,他对(苏共)总书记这一职务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听说戈尔巴乔夫曾在土耳其说过一句话:他一生中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埋葬共产主义。我不相信他当时真的有过这样的想法。我认为,他是被历史的发展牵着鼻子走的,而不是像中国的邓小平那样,是预见到未来,主动地发展前进的。

        因此,对我来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物。他有过良好的愿望,但把事情搞糟了;许多人信任过他,与他同行,包括许多苏联人信任过他,但他最终把他们置之脑后。

        我曾在1994年问当年的苏联外长、时任格鲁吉亚总统的谢瓦尔德纳泽:“你和戈尔巴乔夫有没有故意出卖东德?”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东德问题。我们只是讨论过如何挽救苏联的问题。”

        6.希望来北京看大阅兵

        记者与克伦茨的谈话持续了5个小时。在分手的时候,克伦茨紧紧地拥抱记者,深情地说:“中国3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的时候,也就是我访华20周年的时候,到北京去看一看大阅兵。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希望!”

        (::完)

      克伦茨很机灵,很会说话,很会讨好中国,但是自然,事实是不会少说的。非常好的资料。

      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
      家园 就这段,作者还描述的很有喜感,我搜了抖音东德政治局 -- 补充帖

      六十多万党员退党,上千个基层组织解散,十一届中央全会结束后,13名地委第一书记全部被民众赶下台,142名县委第一委书记和97名副书记也失去了职务,3名县委第一书记自杀身亡。

      结果是搜索结果为空,哈哈,抖音。

      这个退党,估计是统社党内有社会党,应该也有克伦茨时期退党的,也有不满清洗昂纳克的。13名地委书记,不知道包不包括沙博夫斯基。全被赶下台,一定是假话。

      这个应该很复杂。作者是在混淆视听。

    • 见前补充 5010769
    • 家园 一篇很好的文章,有关东北的认识,确实是很合理的

      从“南下战略”到“挺进东北”,短短5天,我党战略方针为何大转变?

      常棣tandy

      2023-05-03 07:00

      1942年7月9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就战后的战略布局提出构想。

      毛泽东指出:

      战后国共有合作的可能,也有内战的可能,“因此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至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合作的条件,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

      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集中东三省,就是占据整个东北之意。当然,那时还只是一种构想,但是,提出这个问题,表明毛确已将东北纳入战略布局的考虑之内。

      1、从“南下战略”到“挺进东北”的转变

      毛泽东于1944年在作南下部署之际,同时提出要注意东北。

      1944年10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

      “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湖南、河南。同时要注意东北,还要准备苏联打日本。”

      所谓苏联打日本,就是判断苏军的出兵方向是东北。为此,提出了“注意东北”。

      如果说1942年毛泽东已经将东北纳入视野,那么,随着“苏联打日本”可能性的产生,意味着中共进军东北的可能性也在产生。

      当然,这个可能性还不是近期的,还要依据一个条件,此即苏军的出兵时间。苏军只能在击败德军之后,才能调向东方。

      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东北的重要性。

      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上讲:

      “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

      6月10日,毛又一次讲道:

      “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毛泽东是从城市、工业、尤其是“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来认识东北的战略地位的。不过,上述讲话仍然还只是一种设想。问题提出来了,认识也更加清晰了,但是,在苏军对日宣战之前,仍无实施的可能。因此,中共当时的总体方针,仍然是南下。(呵呵)

      王震部自1944年11月南下之后,并未取得预期的战略展开,长时间滞留在湘鄂赣地区。

      三五九旅副政委王恩茂,在1945年7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

      “经过了八个月,我们的成绩很小,我们的消耗很大。”

      但毛泽东并未放弃南下方针,1945年7月22日,毛指示王震等:

      “你们的惟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

      毛泽东电发出之后不到20天,苏军出兵东北,日本传出投降消息,短短数日之间,中共进军东北的条件突然展现。

      延安迅即抓住了这一时机。

      1945年8月11日,朱德发布第二号命令: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朱老总没这个视野)

      但是,由于当时诸多情况尚不明了,在公开发布上述命令的同时,中共又发出一个内部指示,解释道:

      “这个命令为对外宣传抢先取得国内外公开地位而发。除李运昌部外,并非要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部马上开往四省”。

      因此,最初开往东北的只有李运昌部五千人,主要任务是做战略侦察。

      一道公开命令,一个内部指示,反映了两个问题:

      其一,当战略机遇突然展现之际,中共所具有的敏锐的反应。

      其二,当情况未摸清之前,中共并不鲁莽地采取行动。(应该是和平派、缓和派、胆小派拖后腿!)

      8月11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王震、王首道:

      “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

      8月12日,毛泽东又致电华中局,要求:“江南力量就现地向四周扩展”,“决不退回江北”。江南力量指粟裕部。(再那时,粟裕就是比较听从毛主席的指示,而且不放松对国民党的警惕,好吧,毛主席根本就没想和平)

      以上两电表明,南下的战略方针并未改变。(粟裕等这个安排对进军东北其实并不矛盾,这个解释不怎么样)

      2、“挺进东北”的一波三折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讲话:

      苏联出兵了,红军来援助中国人民驱逐侵略者,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这件事情所发生的影响,是不可估计的。”(结合历史的占领东北的思考)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苏军的到来寄予了极大希望。为此,毛泽东于8月20日,以军委名义致电几个中央分局,抽调万毅等部进军东北,毛泽东要求:“必须明确宣布去东三省之任务(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

      (其实哪有国民党竞争东北,根本到不了啊,唉,浪费了大好的机会)

      中苏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出之后,中共的东北方针不得不重新考虑。

      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通知,由毛泽东起草,通知首先指出:

      “由于红军顾虑远东和平(这是完全对的)及蒋介石垄断受降权利这两点,一般地决定了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

      通知最后说:

      “至于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决定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万毅同志所率军队仍须进至热河边境待命,可去则去,不可去则在热河发展”。

      总之,中苏条约的出现,使中共对于能否进军东北产生了疑问,但并未放弃。(这块应该是合理考虑苏军的顾虑,但是我军仍然有机会单独控制东北,国军到来还有时间差距,所谓苏军不允许,是没有灵活理解苏军的意图,苏军也不是真阻止我军接收,只能确实不能公开的接收,可改为民主联军或者民主自治军的名义,也就是张学良东北军战友,这是和东北军最光荣和优秀的联合战斗,有着极为充分的民意基础,可惜,动作还是太慢了。毛主席仍然不是一言而决)

      8月28日,朱德对即将出发去东北的干部发表讲话,强调要积极向东北发展。

      朱德说:

      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到东北要走半年”,“即使走到了,他有百把万人,我们也有百把万人,顶多还是他占城市,我占乡村,像日本占领东北那样。”

      面对中苏条约的不利局面,中共表现出顽强而主动的精神。(不仅是对国民党、苏军,也有对党内和平力量)

      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

      “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他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

      该指示为刘少奇所发,刘对苏军态度的估计是准确的,也就是将对中共采取“放任”与“同情”的态度。

      此后,由于李运昌等部在东北迅速发展,尤其是苏军对中共基本采取默认态度,为此,中共向东北的进军计划逐步加强。

      9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山东分局:

      “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估计短时间内不能到达)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萧华前去统一指挥。”

      该电表明,中共派往东北的兵力与干部均在加强。

      3、决定“挺进东北”战略的一周

      真正认识到进军东北的可行性并就此作出整体战略调整,大约是在9月14日~19日之间,不足一周时间迅速完成。

      9月14日,朱德在延安会见了东北苏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的代表贝鲁罗索中校,苏军中校转达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意见:

      蒋介石军队与八路军之进入东北,应按照特别规定之时间;苏联红军退出东北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东北;八路军之个别部队已到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吉林省长春市、热河省平泉县等地,请朱总司令命令该部队退出苏联红军占领之地区。

      对于苏军提出的“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须退出的要求,中共方面不难答复。

      当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致函马林诺夫斯基,表示:

      在热河、辽宁,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意即中共军队本来就在东北,并非现在“进入”,因此无须撤出原地。

      在听取了随苏军中校一同来延安的曾克林的汇报之后,9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战略重点放在东北,力争在东北建立根据地,把原来准备南下的十万部队、两万干部转而挺进东北。

      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局,彭真任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

      彭真、陈云二人,是毛泽东赴渝谈判时刚刚提升的两位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位居中共最高领导层。彭、陈等人随苏军飞往东北。

      东北局的组建,尤其是东北局领导成员的配备,表明中共真正把战略重点摆在了东北。上面这个过程表明,中共在东北问题上,由设想、部署、摸底到决策,思路与行动逐步统一起来。

      4、“挺进东北”的战略方针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中共将战略重点摆在东北,那么,必然牵动全盘战略调整。

      没有一个相应的调整,也就没有战略重点。怎样调整,这便是全部问题的实质。

      9月14日,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就整个战略调整问题向华中局和延安提出意见。

      黄克诚首先分析了敌我态势,指出国民党的战略意图是抢占华北、华东的城市和交通要道,“以分割孤立我军各战略区,使我军不能自由调动”,时机成熟之后,再予以各个击破。

      而在中共方面,“我军数量虽大,但精干坚强之主力不多,占领地区大,我主力分散,各大战略根据地,除山东外,突击力量均欠强大,均很薄弱…且无一个根据地因人民地形粮食诸条件之结合上,比得上过去之中央苏区”。

      也就是说,中共最大的隐患在于,根据地和主力部队均较分散。为此,黄克诚建议,中共应力争“创造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

      黄克诚具体建议:

      东北“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

      同时,在关内则集中力量创造两个战略根据地,即“以晋、绥、察三地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其他各地区,则成为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为实现上述目标,黄建议各主力部队应向上述地区集中,建议江南粟裕部调回江北。

      黄克诚上述意见的核心是:

      “我党若没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就不会有大的胜利”。

      其中,关于现有根据地当中,没有一个“比得上过去之中央苏区”的看法,十分尖锐。

      黄克诚的具体意见是:将东北建成“总根据地”,同时,在晋绥察和山东两处,建立两个拱卫东北的战略根据地,其他则成为战略根据地的卫星。

      在提出总体构想之后,黄克诚又提出将粟裕部由江南调回江北,这就把战略部署的调整问题,具体地提了出来。

      归结起来,9月14日,延安作出了把战略重点放在东北的决定。

      但是,这个决定仅触及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即重点放在何处的问题,没有触及战略布局如何调整的问题。

      而黄克诚的来电则触及到问题的两个方面,既提出了重点放在何处的问题,又提出了如何调整布局的问题。没有相应的调整,等于没有重点。

      正因为黄克诚的来电实际上是对延安9月14日决定的补充,因此引起延安的高度重视。

      9月15日,延安将战略重点放在东北的决定与黄克诚来电,一并报告在重庆的毛泽东。

      9月17日,刘少奇致毛泽东,提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

      在此前提下,刘少奇提出:“我之战略部署须立即加以考虑。”

      刘少奇建议集结重兵于冀东、热河一带,“以备红军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

      接下来建议:“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

      刘电表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是由重点争夺东北而引出的结论。

      5、“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的最终确立

      9月18日,刘少奇再次致电毛泽东:

      “满洲四周连接苏联势力,南面旅大又系苏联军事管制地带,故我们如能控制热、察及冀东,在满洲沿海又配置数万兵力,即可阻止蒋军进入满洲,控制东北,此着关系极大…又饶漱石提议从新四军调数万兵力到山东,以便山东兵力能迅速进入东北。黄克诚提议陇海以南兵力北调,以热、察、东北为第一全国战略根据地,以山东、太行为第二战略根据地,其余为卫星,他认为如此可长期坚持,一切不怕。”

      刘电指出了东北的区位优势,其周边为外蒙、苏联、朝鲜(苏联势力),因此,只要控制热河、察哈尔、冀东以及南满沿海地区,便能阻止蒋军进入,从而控制整个东北。刘电提到黄克诚,表明黄克诚关于建立多层次战略根据地的意见,引起了刘少奇的高度重视。

      9月1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分析了控制东北的可能性,表示:要下决心,坚决行动,舍得把其他地方丢掉。

      刘少奇所言,讲到了要害,只有丢掉一些地方,才能突出重点。

      在这次会议上,朱德讲到南北战略取舍问题,朱说:

      “南面定天下”,古来如此,我们将来也会如此,但我们现在要争取北方。只要北方行,南方不巩固甚至丢一些地方也是需要的。苏北、皖中、长江流域,准备做交换条件,我们要来个主动的行动,形成北面归我们的形势。

      经过以上反复磋商,中共的战略方向与战略调整最终确立。

      1945年9月19日,刘少奇向党内发出指示电: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

      围绕这个中心任务,刘少奇对全军战略部署作如下安排与调整:

      以晋察冀、晋绥两地区的力量控制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上述地区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战略根据地。山东主力抽调到冀、热、辽地区和东北。

      新四军主力则抽调到山东,新四军江南部队撤至江北。

      刘少奇最后指出:

      “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从9月14日提出将战略重点放在东北,到9月19日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调整,总共只有五天。

      9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黄克诚:

      “你的提议中央同志都看过,并在原则上同意你的意见。中央关于目前战略部署电凉你已收阅。望你以后多提意见。”

      也就是说,这个重大的战略调整,“原则上”是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

      (正文完)

      抗战胜利后十万大军进东北

      林春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国共两党首先在东北展开了争夺。1945 年8月至11月,根据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及有关指示,中央军委对全军的部署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各解放区共抽调11万部队、2万干部奔赴东北,为我党先机控制东北创造了有利条件。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以进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和由东北抗日联军改编的东北人民自卫军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

        东北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焦点

        当时的东北地区,包括现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和内蒙古东部,总面积13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3800余万。这里有中国最大的粮食产地松辽平原,有森林覆盖面积超过内地总和的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有当时中国的钢都鞍山、煤都抚顺、电都小丰满,还有占全国总长一半以上的铁路。东北南临黄海、渤海,港湾众多,有大连、旅顺、安东、营口、葫芦岛等优良港口。东北地区南与我冀热辽、晋察冀和山东解放区相邻,东、西、北 3 面与朝鲜、苏联、蒙古接壤,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这一切就决定了当年东北必然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军民,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就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长达14年的浴血抗战,并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魏拯民、赵一曼等一批著名抗日英雄。1945年8月8 日,苏联政府正式对日宣战。8月9日,150 余万苏联红军,从东、西、北3个方向攻入中国东北及热河、察哈尔地区,一举全歼日本关东军,并占领了东北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而国民党在东北的势力一直非常薄弱,其关内的力量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到达。这一态势,无疑为我党我军向东北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时机。

        1945年8月13日,中共冀热辽区委、冀热辽军区在河北省丰润县(今唐山市丰润区)大王庄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区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主持。8月11日,朱德总司令发出命令,即“现驻地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李运昌,1925年由其远房叔叔李大钊介绍到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后参加湖南秋收起义,并参加发动过冀东大暴动,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养成了很强的政治敏感性。由于冀热辽军区一直坚持敌后抗战,物质条件差,电台功率小,未能直接收到延安的电报。他是收听广播新闻时,才得知朱德总司令命令的。李运昌听到朱德总司令点他的名,便对一切都心领神会了,于是召开了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议。会议根据朱德总司令命令,进行了认真严肃而热烈的讨论,决定李运昌率8个半团共1.3万人和地方干部2500人,分3路迅速挺进东北。其中东路约2500人,由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领,组成挺进东北先遣纵队,直插锦州、沈阳一线,李运昌率指挥机关、直属团队和地方干部随后跟进;西路约2000人,由第14军分区司令员舒行率领,向承德、围场方向进发;中路约2800多人,由第15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率领,向赤峰方向进发。

      出现问题是李运昌和曾克林严重战术失误导致的。

      1945年8月17日,抗联派出大批人员,分赴东北11个地区、57个重要城镇,协助苏军肃清日伪残余,发动群众,扩军建政,还先后建立了中共长春、吉林、牡丹江市委及一大批县委,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等抗联领导干部分别担任了长春、沈阳、哈尔滨等11个大中城市的卫戍副司令(卫戍司令由苏军将领担任),这就为在东北发展我党我军力量取得了有利条件。1945年10月,抗联武装发展到4万余人,改称东北人民自卫军,周保中任司令员。

      周保中不行,一共没几个人,还分流了大量朝鲜军事干部回国。

      抗战后进军东北,毛主席派出六位名将,为何只有两人最后抵达?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0832768634447830&wfr=spider&for=pc

      其实就是南下战略和主要控制东北战略的综合,结果自然是解放战争发展的状态。

      在这里南下的战略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是全国和蒋介石合作联合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毛主席则是主要以东北为依托,辐射全国,重点经营北方。

      这就是毛周的区别,关键在于全国军区裁军的区别:

      支持周总理的大多选择了裁军,反之,则是不怎么裁军,

      国共和谈,中共裁军多少?聂荣臻乐观裁去一半,粟裕越裁越多。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90948993013872249&wfr=spider&for=pc

      《双十协定》最终签署,实施《整军方案》后,我方需要复员除18个师以外的其他部队成员。次年,中央发布了精简军队、提高效率的重要指示,要求各解放区按照相应的比例完成裁军任务。

      在晋察冀解放区裁员《整军方案》后,1946年3月,中央提出了精兵简政的要求,计划分两期完成,各解放区需要精简三分之一的人数。

      针对华中、华东和晋察冀三大人数较多的解放区,中央要求他们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尽快落实这一指示。在抗战胜利时,晋察冀解放区共有九个野战军纵队,五个军区部队,共计32万人。

      接到中央指示后,时任总负责人的聂荣臻将军积极贯彻中央精神,对解放区军队进行调整,最终变成四个纵队,六个军区,总兵力裁去人数多达十万余人。

      给其他解放区树立了榜样,其他解放区也陆陆续续效仿进行军队整编,但没有哪个像家大业大的晋察冀解放区那样勇敢地进行大规模裁减,这从侧面反映出共产党的决心。

      遗憾的是,这样的大胆尝试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让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因为兵员不足吃了个大亏。晋察冀军区地域广阔,战略地点众多,大规模裁减后的军队根本无法承担起西至大同等地、东到京浦线等地的长战线,为此丢失了不少重要的战略阵地。

      除此之外,军队分散,无法迅速集中,也大大削弱了我军的战斗力。(这是我军的和平派,不想打仗)。

      后来,毛主席回忆起这件事,也对此印象深刻:“我们复员吃了大亏,导致部队没有充实,民兵也减少了。”

      在双方和谈期间,粟裕将军并没有坐等国军整编的消息,而是积极派人去打探,深入了解国军的整编情况。当他发现国军整编后的军队由军扩编为师,人员和装备都有所提升时,他知道不能再简单地处理这个问题。

      因此,粟裕将军决定采取与国军相同的方式,用他们的方法来打败他们。在编制方面,他将整编师的五团配置改为六团配置,增加部队人数,并将部分地方部队在保留原有番号的基础上提升为主力部队,以提升他们的战力。

      经过这些改变,华中野战军从原来的四个纵队、共4万余人,扩展到两个师、三个纵队,共6万余人。这种变化,使华中野战军在实力上与国军相当,为赢得战争奠定了基础。

      在军队改革中,他大胆地取消了旅一级的建制,直接从师到团,使部队反应速度显著提升。也十分重视民兵的作用,将他们充实到各个军区,这既加强了地方部队建设,也为军队培养了有生力量。

      在粟裕将军的大力推动下,野战军和地方军区部队的比例一度达到均衡,这让华中野战军在解放战争爆发后,能够迅速补充兵员,保证自身战力不被过多消耗。

      虽然这种方式未达到中央精简要求,但在实际情况下,高层领导还是给予了肯定,主要是考虑到苏中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

      毕竟国共两党在对方心有不轨的情况下,必须做好应对突发状况的准备。国军在两淮地区部署了装备精良的十二个师,我军需要保持警惕。

      我们肯定应该争取和平,但是起码应该充分准备战争,好吧,和斯大林一样,毛主席根本不相信蒋介石,就是在踏实准备战争,他的操作和用人充分体现这一点。

      周总理幻想和平,不仅控制了晋察冀聂荣臻和晋冀鲁豫刘邓李先念中原,而且还派陈毅去了山东,意图控制山东,结果形势发展太快了,不敢再设想和平建国,所以林彪必须去了东北,不然控制不住局面,尤其是曾克林和李运昌两个250。

      1945年,罗荣桓率山东6万八路军大搬家,放弃打下的地盘。

      在1945年9月到12月这段时间,山东军区的八路军部队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迁移。无论是基层士兵,还是团级、旅级、师级,乃至军区指挥部,都参与其中。

      这次迁移显然是临时决定的,并且时间非常紧迫。

      这支6万人的大部队,虽然行动上并非完全统一,但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有的沿着铁路干线急行军,有的则是乘坐小帆船,即使在没有导航设备、没有通讯联络设施的情况下,也要硬着头皮横跨渤海湾。

      罗荣桓作为山东军区的负责人,本来因为身患恶疾而不能长途跋涉,但此时也咬牙坚持,被战士们用担架抬着赶路。

      当毛主席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他立即命令军事主官们返回各自管辖地区,准备接下来的日伪军受降工作。蒋介石不愿意让八路军和新四军参与此次受降工作,因为他想方设法削弱中共军队的力量,以便最终消灭他们。

      然而,老蒋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他表面上看起来占尽了优势,但实际操作中却遇到了很多问题。

      蒋介石最头疼的是兵力部署问题。他的嫡系部队中央军共有11个军,只有少数几个军能够快速派往中原和东北地区受降。

      他向延安发出了邀请,希望毛泽东主席能够到重庆谈判,以此来阻挠(北方)八路军和新四军扩大地盘,并争取调集中央军的时间。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作战,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率领部队进入东北,配合苏联军队攻打关东军的顽固势力。

      当曾克林进入东北后,眼前一亮,因为这里的日本部队已经被苏联红军打怕了,只要见到是中国军队就会缴械投降,军火库里堆积如山的武器装备也让他和他的指战员们眼前一亮。

      曾克林于是部署了军队,并于9月14日赶往延安,向刘少奇和朱德等人汇报了这个情况。(唉,毛主席应该是想到了吧,周总理着急和平谈判呢)。

      国共双方剑拔弩张争夺东北的态势初见端倪。在此情况下,1945年9月14日下午,中共中央在延安王家坪召开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叶剑英、陈云、张闻天、任弼时、李富春等,讨论东北的战略地位和进军东北问题。毛泽东、周恩来于8月28日就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去了,因此会议由中共中央代理主席刘少奇主持。当天上午乘坐苏军飞机抵达延安的沈阳卫戍司令曾克林,风尘仆仆地赶到会场。曾克林向首长们详细汇报了先遣纵队挺进东北的经过和东北的现状。曾克林的汇报,加上近期来自各方面的报告,使中央首长对东北的情况心中更有了底数。尤其是中共军队可以自治军名义进入东北,苏联在不影响外交的前提下予以默许,使大家受到鼓舞。经过深入讨论,争取控制东北的认识很快统一。于是,一个新的战略方针“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应运而生。中央就此方针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当即回电同意

        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方针,对争取东北作出了几项重大决策,并以最快的速度付诸实施:一是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加强对东北地区党政军工作的全面领导,东北局由彭真任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9月17日,彭真、陈云等东北局领导同曾克林一起乘苏联飞机离开延安飞往东北,飞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加油时意外地撞到一个小土包上,除陈云外,其余人都负了伤。他们改乘火车奔赴东北沈阳立即展开工作;

      二是调派大批得力的领导干部到东北开展工作,先后有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以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林彪、李富春、李立三、罗荣桓、林枫、王稼祥等奉调赶赴东北;

      三是组织指挥从各解放区抽调的大批部队,海陆并进,日夜兼程,向东北进发。10月初,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率山东军区机关干部和部队1000余人到达安东地区;冀中军区参谋长沙克率一个团1500余人到达锦州地区。10月中旬,山东军区之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长万毅率3500余人到达盘石、海龙、西丰一带;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率晋西一个小团约600人到达沈阳。10月下旬,山东军区之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兼5师师长吴克华、政治委员彭嘉庆率5师2个团和6师共约8000人,到达营口地区;山东军区之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副政治委员刘其人率7师约1.2万人到达山海关、古北口地区;第359旅旅长刘转连、副政治委员晏福生率3000余人到达沈阳以西地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1旅旅长文年生率3000余人到达锦州地区。11月,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和炮兵学校各1000余人遵照中央军委命令,迁至东北,改建为东北军区政治大学和炮兵学校;山东军区第1师师长梁兴初率所部7500余人到达锦州以西地区;山东军区田松支队约1000人到达牡丹江地区;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率7旅、8旅、10旅、独立旅及3个特务团共3.2万余人,到达锦州以西地区;鲁中军区政治委员罗舜初率山东军区(鲁中)第3师及警备第3旅共9000多人,到达辽阳、鞍山地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1旅、第2旅各1个团共3500人,到达南满地区。以上各部合计10万人,连同先期挺进东北的李运昌部及零星部队,共约11万人。另从延安及各解放区零星抽调的党政军干部及技术干部则有2万人。

      陈毅在这里面应该起了拖延的作用。

      朱德在听取汇报后,眼神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他激动地拍着曾克林的肩膀说:“我们要迅速派人去东北,至少需要40万到60万的军队。”

      经过一番深入讨论,中央军委做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设立中共东北局,由彭真任书记,立即赶往沈阳。二:从华中、华北地区抽调100个团的干部前往东北。

      与此同时,刘少奇向毛主席发去了电报,提出了他认为最正确的发展策略:向北推进,向南防御。主要意思是,从山东、华中地区抽调10万部队前往东北,而新四军位于长江以南的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一来可以依靠长江展开防守姿态,二来可以补充山东、华中地区因抽调兵力而造成的亏空。

      毛主席阅读电报后,认为此方案非常可行,并回电指示:让陈毅、饶漱石前往山东主持工作,罗荣桓赶往东北,林彪则前往热河。

      罗荣桓收到电报后开始忙碌起来,但他有些焦急。他刚刚率领部队解放了临沂,准备将军区机关搬迁到这里,却接到中央命令,要他带领主力部队前往东北。

      罗荣桓对这个决定有些异议,而且他还有一个担忧,就是他率部北上后,国民党部队可能会突袭山东。

      虽然中央军委命令陈毅带领新四军部队接手,但至今还没有看到陈毅的踪迹。

      在罗荣桓犹豫不决的时候,中央军委再次发来催促电报,要求在二十天至一月内渡过二三万部队和干部,否则无法完成战略任务。

      罗荣桓只好派遣一部分军队先行北上,自己则留在临沂等待。直到10月5日,陈毅才姗姗来迟。罗荣桓见到陈毅后松了一口气,他们交接完工作后,罗荣桓开始指挥山东军区大部队北上。

      罗荣桓带领军区机关直属部队,约4000人前往沈阳、安东地区。

      直到1945年底,这支6万人的部队才全部抵达东北,耗时近3个月的时间。

      晋冀鲁豫经过练兵,部队人数略微减少,战斗力更强。

      对于1946年的裁军,聂荣臻对形势判断乐观,按照中央裁军要求,晋察冀计划将主力22万人复员一半!

      当时很多将领难以理解,张家口卫戍司令员郑维山、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都认为裁员太多,势必要大伤军队的筋骨方能完成。

      郭天民纵队和刘道生纵队合并为2纵,五个旅缩编为两个旅。郭天民向上级反应,得到回复是执行裁减军队命令。他与刘道生商定尽量多留下人员,多留下的1万多人自己想办法解决吃饭问题。这样,二纵实际兵员比上级规定多了保留了1万多人,保留了大批战斗人员,后来在保卫张家口战斗中发挥了作用。

      3纵司令员杨成武说:“一九四六年晋察冀军区拟将晋察冀野战军各纵队每个纵队裁减一个旅时,我提出了不同建议,给(晋察冀)中央局和聂司令员写过一个很长的报告,建议不要裁减。当时郭天民和李志民(3纵政委)同志也都同意我的意见,并且在我写的报告上签了名”。结果,“还是每个纵队裁减了1个旅,裁减下来的人一部分到了各军区成了独立旅骨干,另一部分复员了”。

      晋察冀地处北平 军事调处眼皮下,最彻底执行了复员计划。部队一期复员了三分之一人数,9个纵队也缩编为4个纵队,除第1纵队(晋冀鲁豫北上部队)外,每纵队两个旅。

      1946年,晋察冀军区为何突然裁军10万?聂荣臻:太相信美国人了

      “一下子裁掉这么多部队,敌人打过来不吃亏才怪。傅作义占领了张家口,也都是你聂司令员太过轻敌了。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你看见他们什么时候有和平的诚意?你这是盲目乐观!”1946年10月22日,河北涞源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上,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郭天民情绪激动,几乎是喊着说出了上面那几句话。

      通宝推:青青的蓝,
    • 家园 八路军直到43年还在过苦日子

      44年后才逐渐好转。部队基本是45年才迅速膨胀的,45年去东北的师级干部,一年之前还在指挥团级战斗,大兵团作战经验很有限,更何况在东北是多年来第一次远离根据地作战,不宜高估。。。

      • 家园 上党战役,邯郸战役,七战七捷

        只可惜大同集宁战役被张宗逊打崩了。

        否则东北情况会更好,东北是一开始战略就有问题,不该让国军进山海关。

        一直等着国军出关了,这是谈判的心理。

        如果稍微换个好将领,不用曾克林肖克他们俩,应该一开始就用林彪,可惜都是等着谈判耽误了。

        好在国军进了东北之后我军东野及时换上了林彪,否则东北得彻底崩溃了。

        可惜了几千车皮的装备和苏联故意遗留的装备了。

    • 家园 推荐大家看当年批判宋时轮的文章

      军史:宋时轮同志历史上的几个主要问题 马革文草 - 关键的文章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694900409

      二、北渡黄河问题:

      1947年泰安战役以后,陈(士渠)唐(亮)指挥华野三、八、十纵队,在鲁西南行动,一方面军队较机动,另一方面,有抓住敌人,减轻敌人对刘、邓南下的压力的任务。当刘、邓越过陇海路时,一部分敌人转而对付陈、唐集团。在此情况下,宋时轮同志率十纵向北转移。陈士渠同志按照中央及陈、粟指示精神,曾面吿宋不得过黄河以北,只能诱敌至一定地点即须南下。但宋在敌尾追下,却率十纵渡过河北;在渡河时,又因惊惶失措处置失当,除部队损失外,尙有几千民工为敌掳去,造成政治上严重的损失。陈粟1947年8月17日电中曾指出:“十纵自动移至黄河边,致敌尾击,损失………较大,内部问题颇多”,中央军委19日19时电也指出:“宋纵自动北渡,致受损失,是一极大错误”。以后,宋曾说北渡黄河系经陈、唐批准,又说是经陈、粟批准,企图推卸或减轻责任。据粟裕总长谈,陈、粟相距较远,直至宋已北渡,才知道,当时会让他视情况再南渡。并说宋过黄河,在当时情况下是非常错误的,直接影响陈、唐兵团的行动。据陈士渠同志谈:并未同意宋过黄河北,宋过河北,是违背中央军委战略方针的。显系宋不愿与主力一道行动,以达保存实力。

      另据王秉璋同志谈,为掩护刘、邓南下,宋纵与十一纵均以郓城为中心,分别负担阻击东西进攻之敌。当时虽无直接协同配合关系,但均采取互相依靠的部署。但当宋发现敌情后,将部队悄悄撤走,致王张纵(十一纵)后方被敌骑兵旅袭击受损,王对此很有意见(以上粟总、陈士渠、王秉璋司令员,雷英夫副部长谈话记录 )。

      三、假报敌情,摆脱刘、邓。

      据陈士渠同志谈:刘伯承元帅会对他 讲过:刘、邓大军从大别山返中原以后,因部队疲劳,对敌五军及十一军有顾虑。

      宋纵同他一道行动时,则虚报五军,十一军已到某地,迫使刘、邓不得不转移。以后据查,无此情况,而是宋不愿担负配合掩护的责任,设法摆脱刘、邓。

      刘元帅对此事很为不满,认为宋很不老实,战时假报敌情,情节恶劣。(与陈士渠同志谈话记录 )(宋非常搞笑的操作)

      中间涉及了什么,大家可以看出来。

    • 家园 再提一个问题啊,大家说,抱苏联大腿,这没问题,但是应该

      怎么抱呢?

      其实抱苏联的金大腿促进中国革命,这个事怎么看,都不算难看,当然了,国民党指责咱们共产党抱苏联,但是他们自己不仅抱苏联,后来更是疯狂抱美国,这让西西河里的果粉牛皮哄哄。

      自己没条件,抱大腿,倒也不算什么,但是总得比较一下大家各自抱的不同。

      我个人以为有三种,第一,毛主席式的,第二,周总理式的,第三,蒋介石式的。

      不仅限于抱苏联的啊。

      回到问题啊,当年啊,长征后,到了延安,周总理没有完全执行遵义会议的意图,自己又因为靠近苏联,厉害了啊。

      似乎是技巧,也许是部分毛主席的思路,就是所谓忽悠张学良三位一体,也就是因为这点啊,周总理说出了条件,张学良信了周总理,其实那时苏联还没有对周总理进行认证,结果后来宣传口径确实变化了。

      苏联拒绝了毛主席的这个忽悠,其实周总理也是用力不少吧。

      不管怎么说,苏联还是愿意选择更强的蒋介石,其实在这里周总理对蒋介石也是服气的。

      在遵义会议前夕,周恩来找博古作过一次推心置腹的深入谈话,要博古认清现实,除了毛主席,没有人能够带领大家取得革命胜利;除了毛主席,也没有人能对付得了蒋介石。

      后来的事实一再证明了周恩来的话的正确性。

      哈哈哈。

      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也对蒋介石的能力作过评价。

      当时,我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指挥权,改由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具体指挥红军的作战,博古心里很不服气,到处发牢骚。

      周恩来为了团结大局,就去找博古谈话,开门见山地问他:“你觉得蒋介石这个人怎么样?”

      博古说:“他很有能力。”

      周恩来说:“我跟他共事过多年,很了解他的为人。从北伐时期,就不断地有人想搞垮他,但是没有一个人能成功,反而处处都被他占得先机,赶走许崇智,软禁胡汉民,孤立唐生智,枪毙邓演达,刺杀汪精卫,用大炮压垮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用官爵和金钱买通石友三、韩复榘、余汉谋。多少实力远在他之上的人,都被他一一压在了身下。这样的人,你觉得你能对付得了吗?”

      博古低着头,没有说话,他当然知道自己对付不了。

      周恩来说:“你自然不行,我也不行。要我说,全中国只有一个人能对付得了他,就是毛泽东。”

      这一次,周恩来同样对蒋介石的政治手段表示了肯定,认为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战略家,在当时众多实力强悍的军阀混战中,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最高领导人,确实是有过人之处的。

      在战争结束后,周总理接受采访,有人询问他以军人的身份来说,你是怎么看待蒋介石的,周总理回答:“蒋介石是一个比较高明的战略家,却不是一个高明的战术家,他的政治意识比军事意识强,这也是他能战胜其他军阀的原因,他常常能熟练的制定一次战役的全面计划,全中国只有一人能够对付得了他,那就是毛主席。”

      1936年斯诺访问陕北时,专门问起了这个问题,周恩来也做了详细的回答,我们来看一下。

      斯诺问:“你对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看法如何?”

      周恩来回答说:“不怎么样。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则或许好一点。

      “作为一个战术家,蒋介石采用拿破仑的方法。拿破仑的战术需要极大地依靠士兵的高昂士气和战斗精神,依靠必胜的意志。而蒋介石正是在这方面老犯错误,他过于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带领敢死队的突击英雄。只要他带领一个团或一个师,他总是把他们弄得一团糟。他老是把他的士兵们集中起来,试图用猛攻来夺取阵地。

      “在这次陕西战役中,蒋介石命令陈诚将军派两个师进攻红军并歼灭他们。陈诚是个比较高明的战术家,他拒绝这么做,怕遭伏击。我们截取到他给蒋介石的复信。我们实在欢迎这种集中,正是在这种进攻中,我们于去年十二月把张学良部队六千人解除了武装。对南京来说幸运的是,蒋介石并不经常亲自在前线指挥,原因之一,是他不会骑马。

      “蒋介石是一个较高明的战略家,却不是一个高明的战术家。他的政治意识比军事意识强,这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他常常能相当熟练地制定一次战役的全面计划。”

      到了1944年,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已经逐渐走出了最困难的处境,根据统计数据反映,到了这年春天,抗日根据地已经明显扩大,居住人口增长到了8千万人,军队发展到47万人,民兵有227万人,已经成为中国大地上一支谁都无法忽视的重要力量。

      到这时,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蒋介石已经打了20多年的交道,他对蒋介石太了解了。在当时,全体中国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要实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就是处理好同国民党的关系,毛主席为此做了许多艰难的工作,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努力。

      早在1943年秋季,毛主席迅速出击,还没等蒋介石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就被毛主席打退了,这时,蒋介石换了一种思路和手段,他作出两项允诺:要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并且许诺在抗战结束一年之内实行宪政。对蒋介石作出的允诺,毛主席洞若观火,他清楚地看出蒋介石其实是在搞欺骗。但即便如此,毛主席还是争取一切机会来推动国共关系好转。

      因此,毛主席在1943年10月5日就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中明确表示,“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加上此时美国希望中国所有军队都能用于对日联合作战,而不希望看到中国在这个时候出现内战,以减轻美国的压力,而苏联和英国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蒋介石迫于国际压力,只得对共产党采取缓和态度。

      于是,在1944年初,蒋介石派人向毛主席转达希望中共派代表赴重庆谈判的信息,毛泽东果断决定停止公开批评国民党,积极参加宪政运动,争取团结广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动蒋介石转变政策,由此重启国共谈判。但遗憾的是,蒋介石压根没有诚意,只是以谈判作为敷衍和拖延,导致才刚开始了一个多月的谈判很快又陷入了僵局。

      是这样的周总理合苏联配合,要了很多援助,其实也是很少,但是周总理就是搞了他所理解的西安事变谈判。

      这里不是说周总理是个坏人,这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能力的问题,认识水平的问题,他揽权也不算太丢人显眼。这个很中国。

      我只是说,这个是两条路线的问题,毛主席当然要打,自己也多控制蒋介石多一些,总是有一些办法,绝对不可能是先放了蒋介石,这个事情的核心在于周总理给了张学良独立的机会再释放蒋介石方面,他选择了所谓的中立,实际上多少有一些出卖了张学良。

      他以为自己的中立可以换来蒋介石的好感,多给红军一些拨款。其实就是考虑苏联因素,怎么样蒋介石也要给拨款的。这点是可以看到的,周总理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蒋介石和苏联,而不是毛主席的独立自主,否则毛主席不会有那么多军事电报。

      在某些方面和特质上,蒋介石和周总理有相似性,特别寄托于外援,而战争中自有其规律,绝对不是兵精将广就必然胜利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单纯兵棋推演就没有我党获胜的路线,但是我们就是赢了。

      周总理也肯定是想通了苏联必然要援助蒋介石,于是开始习惯性的舔蒋介石,这也是郭沫若一开始看不惯,拒绝上任的原因,因为他知道蒋介石系统是个什么玩意啊。但是周总理用了命令了,郭沫若自然要遵守命令,不得不上任第三厅厅长。在国民党那个大染缸里继续苟活者,工作着。

      @mhymark

      这不是水清水浑的问题,而是要解决事情的问题,人家佩服你也是你共产党的清,绝对不可能是浑啊。

      总之这个状态,中共里面也是有明白人的,比如叶道志等人的问题,比如高敬亭问题,高敬亭是农民意识,但是纯洁性比新四军开始时候的乱七八糟可强多了。

      高敬亭是个肃反意识形态专家,这也是高敬亭部壮大的原因,很可惜被周总理打压了,王明一个苏联人,他懂得多少?毛主席总是强调王明为苏联考虑,其实大概率是敲打周总理吧,嘿嘿嘿!!!

      用毛主席的话来说:“王明错误的关键,就是替别人(苏联)想的太多,替自己(中国革命)想的太少。”

      南方工作根本就是周总理指挥啊。

      寄希望于蒋介石,这还能有好?否则无法解释放任了蒋介石消灭了杨文干部队啊。(杀中央联络员的又不是只有杨文干一家红军?)

      然后是抗战结束,苏联说打一下呗,周总理不敢接,他觉得,他判断,在苏美下和蒋介石谈条件,他更擅长。

      他觉得,到了东北,部分占有东北(可能想象的是全部占有,蒋介石自动出让,因为有所谓苏联压力,这个世界是现实的世界,苏联的意图很简单,你中共努力一下,打一下,我们苏军支持),周总理以为苏联会支持中共全部占有东北。蒋介石自然会让步,苏联美国自然会同意。

      东北我共政府要啥有啥,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啊,就如同我们后来看待越南一样啊,不可能的嘛。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思路也就是蒋介石的思路,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支持民国,所以苏联必须不仅要随意支持民国,蒋介石也不傻,知道美国从来不会这样,需要代价,但是对于苏联倒是不客气。

      当然了,是最后也现实了,同意出让一定的利益,请求苏联进兵东北,这点我们可以从国内外的果粉当中清晰的看到这有点,尤其可笑的是蒋介石反苏反共都毫不遮掩,还要苏联白出兵东北。

      其实内涵的意思大概是,随意取,大师装作震惊的样子,这大概是想利用舆论恶心苏联,压制苏联吧。

      问题是这个做法对于苏联影响不大。可以指责苏联没皮没脸,其实当时大家都如此罢了。

      其实还有个思路,就是中共最好占领东北,苏联就不会拿那么多工业设备了,苏军小偷小抢大概率还是有的。这个责任应该属于愚蠢的蒋介石。

      就是苏联是老大哥,也不能那么要的,需要合理的各种条件,这就是毛主席访问苏联的态度。收回了东北、内蒙古、三区,完善了中国的概念。

      当然还有各种机械设备工业技术。

      在第二次周总理主打的谈判(156之后)中,就要高大全,结果自己吃撑了。

      这就是毛主席周总理抱苏联大腿的不同。后来,1975年越南统一,我们援助越南就冷静了很多,同时,也有中苏矛盾的问题。也有越南接受能力的问题。

      应该承认印度104个成套工业项目(大型,我们援助越南是中小为主)是中规中矩的,也符合印度的能力,时间长度也够。

      独立自主,立足于自主,进行一些跃进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周总理太爱被援助,有时失去自主性,这是肯定不行的。

      西安事变,重庆谈判,周总理都表达了他的自主性,结果都很遗憾,然后又被吹嘘,实在是糟糕啊。

      很想问问河里,大家想象的苏联援助是哪种,怎么个过程?

      但从东北局的来往电文看,苏联并非不愿移交。而是因为初入东北的解放军兵力太弱,无力接受大量装备。

      参阅东北局1945年10月4日电文:“(苏方)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弱小,现只能接受一部分,允许在一月内替我保存”。(进的太慢,军队太少,这可能是一开始扩充土匪、兵痞的原因)

      事实上,苏联当时指责这边魄力太小,运到东北的军队太少。

      (苏联一度主张把华北地区的解放军全部送到东北,以东北的工业为基础进图全国。后来发现解放军力量太弱,不足以控制整个东北。

      才将思路改为放弃大城市,先控制东北的中小城市和铁路以及农村地区)

      而且,解放军早期不会使用日军留下的重型武器,拿了也没用。(???)

      后来苏联移交了一批关东军战俘当教官,办了炮兵和装甲兵学校,解放军才学会如何使用重型武器。

      不仅如此。当东北战局危急之际,苏联还主动将日军留在朝鲜的武器由海路运到山东,开辟山东战场以牵制国民党在东北的行动。

    • 家园 甲申三百年祭-主席说共产党不做李自成

      同时也约束自己的党和军队还有人民,抓战斗促生产。

      那这个晚明崇祯帝加李自成的混合体就是蒋介石做了,收不上钱打不了仗,全靠美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主席做到了。

      苏联起的作用有,但不是主导作用。你可以看他们的文献,很多决策是犹豫的反复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战国共合作,这一次,还有抗美援朝。58年-63年的中苏关系。除了斯大林国际政治还好点比较难对付,赫鲁晓夫一路到叶利钦,直到普京才走出低谷。

      辩证唯物主义要靠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超常规发挥,主席带领的共产党是其中的佼佼者。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这个说法真实不虚

      通宝推:ccceee,
      • 家园 你说的肯定是对的,我的意思是这个苏联人很了解中国,知道

        中国的中原逐鹿的深刻内涵,为此设计了这个方案,当然了,苏联的显然更进取,那么我们呢,除了毛主席,绝大部分人选择了所谓稳妥。实际上就是含糊谈判啊。

        他们没有战斗的信心。这是很失败的。其实,大家都知道,虽然我们装备落后,但是在全国打得有声有色,除了几个地方。

        解放后官方的话术是错误的,不太好的。

        我的说法仅仅限于这个事件,因为,不仅是军事问题,还有政治问题,所谓趁机逐鹿中原,这个设想很合理,也很有把握。确实拿捏到了时机。是个高手。

        点看全图

        重庆谈判,国民党调动兵力的时间点。

        5月23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会议听取讨论选举问题的情况汇报。

            5月24日 主持中共七大全体会议。毛泽东代表主席团在会上作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大会通过了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条例。

            5月27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

            5月30日 综合各代表团在小组讨论中对修改党章报告提出的意见,在中共七大全体会议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讨论的结论,进一步阐述了党的性质、群众路线、干部问题、国民党区域党的工作等,并解答讨论中提出的主要问题。

            5月31日 出席中共七大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大会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大会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

            6月2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会议听取叶剑英介绍关于美国在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进行军事布置的计划。会议决定五日召开大会进行中央委员预选。

            6月7日 在欢送八路军南下部队(第二梯队)大会上讲话,指出:你们要胜利,就要执行正确的政策,我们的政策就是团结人民。

            6月9日 出席中共七大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四十四人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6月10日 出席中共七大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廖承志、王稼祥等三十三人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6月11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议。大会通过《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草案)》、《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关于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定》。毛泽东致闭幕词。中共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

            6月12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会议确定八路军南下部队行动的主要方向是沿粤汉路南下,与东江纵队北上的部队会合。刘少奇在会上发言时指出:

        南下部队和新四军第五师要把一切工作的重心放在准备内战上。

        除根据地外,要用武工队形式,不用番号,党政军民在一起,秘密精干,保护群众的利益。武工队要与本地结合,有机会还可以生产,力量大起来就可以变为游击队。

            6月13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会议决定十八日召开七届一中全会,议程为:

            6月15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不参加七月七日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并讨论确定七届一中全会的议程,决定推举毛、朱、刘、周、任等十三人组成中央政治局,推举毛、朱、刘、周、任五人组成中央书记处,推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

            6月17日 中共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主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邢肇棠陪祭。

            6月19日 出席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事项的决议》。

            7月2日 陪同毛泽东会见褚辅成、黄炎培、冷В、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六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听取他们述明来意和对国内问题的意见。

            7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会谈记录包括两部分内容:(一)褚辅成等与中共方面同意下列两点: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二)中共方面之建议,其中说:“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并提议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对这一会议的组织、性质、议程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作出确定。

            7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七七”发布的《中共中央纪念抗战八周年口号》及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负责人员名单。

            7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拟定准备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各部委分工及负责人名单: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总参谋长叶剑英;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兼中央党校校长) 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陈伯达;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在内)部长康生;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主任周恩来;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张闻天,副主任何凯丰;中央职工委员会主任邓发;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蔡畅;中央青年委员会主任冯文彬。

            7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林枫等十六人为中共晋绥分局委员,林枫为书记,组织中共吕梁区委,以张宗逊等九人为中共吕梁区委委员,张宗逊为书记;组织吕梁军区,以张宗逊为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贵波兼政治部主任,解学恭为参谋长。

            7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中共鄂豫皖区拟成立中央局,领导新四军第五师及王树声、戴季英领导区域的工作。徐向前在病愈后去任中央局书记,傅钟任该战略区政治部主任。会议同意陈漫远为晋绥军区参谋长,冼恒汉为晋绥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7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如何打退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淳化爷台山的进攻问题,决定:集结八个团的兵力,由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政治委员王世泰指挥,打击进犯的国民党军队;准备日内在延安召集群众大会,发表反对国民党进攻的通电;将胡宗南部进攻边区事通知美军观察组和国民党联络参谋;以朱德名义致电胡宗南、蒋介石提出抗议。八月上旬,八路军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收复爷台山地区。

            7月26日 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

            8月6日 给到敌后工作的人员讲话,鼓励他们以新的工作态度、新的工作作风去进行工作,兢兢业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虚心向当地同志学习,根据实际情况办事,做到对敌后的干部和人民有所帮助。要正确的传达中共七大精神,宣传延安的好作风。扩大党内民主,以民主的精神、民主的原则办事,以便动员党内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实行放手的民主,才能达到高度的集中。同志们到敌后去的任务是准备胜利,争取胜利。目前形势很好,但要取得胜利,还要经过一段艰苦斗争。要有正确的指导,不失时机。今天又是一个好时机,要放手发展。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8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

            8月8日 苏联政府对日本宣战。九日,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

            8月9日 出席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声明指出:中国人民热烈欢迎苏联对日宣战。“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

            8月10日 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十四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十五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九月二日,日本天皇、政府以及大本营三方代表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获得最后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朱德以八路军延安总部总司令名义发布第一号命令,要求“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谍,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去通谍,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

            8月11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定》,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兵力,对付内战。”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人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朱德发布延安总部第二号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诗(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八月中下旬,李运昌率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九月六日,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部进驻沈阳。

            8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由中央组织部集中延安的东北干部及确定去东北工作的干部组成训练班,准备派往东北工作。

            中共中央决定建立鄂豫皖中央局,徐向前任书记,郑位三为副书记,在徐向前因病未到前,郑位三为代理书记。

            8月14日 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二十六日正式公布。该条约及相关协定规定苏军进入中国东北与中国军队合作,消灭日本军队,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苏联政府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及领土完整,保证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大连港为国际自由港,旅顺港租予苏联,中长铁路由中苏两国政府共管。在换文时,苏联允诺把在精神上和军事上的全部援助给予“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

            8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组织晋察冀中央局及晋察冀军区。晋察冀中央局以聂荣臻、程子华、罗瑞卿、刘澜涛、肖克、赵振声为常委,聂荣臻为书记兼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程子华、罗瑞卿、刘澜涛为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肖克为军区副司令员。

            8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取消北方局,组织晋冀鲁豫中央局及晋冀鲁豫军区。晋冀鲁豫中央局以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杨秀峰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下辖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区委。晋冀鲁豫军区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滕代远任第一副司令员,王宏坤任第二副司令员,薄一波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第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王新亭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会议还决定了中共太岳区委及太岳军区、中共太行区委及太行军区、中共冀南区委及冀南军区、中共冀鲁豫区委及冀鲁豫军区的领导人员名单。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以饶漱石为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彭德怀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

            8月22日 就迅速争取东北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山东分局电:立即抽调大批干部到东北去,进行建立地方党与地方政权、发动与组织群众、出版报纸等工作。从山东抽调部队进入东北。同日,电示晋察冀中央局以同样办法迅速争取热河、察哈尔两省。

            8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时局、中央机构分工及与国民党谈判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决定周恩来先去重庆谈判,毛泽东后去,时机可由政治局、书记处定。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在毛泽东去重庆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决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刘少奇兼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从日、伪军手中接收中小城市和军用物资致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电:望设各种办法通知日军及伪军,从各中小城市撤退,向交通线及大城市集中,以便我军能在最近占领更多的中小城市和乡村,并须用一切方法购买子弹及其他军用品,尤其是子弹,愈快愈多愈好。

            8月25日 《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公开发表。宣言指出:抗日战争胜利后,“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六项紧急措施: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在新的和平建设时期,为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同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再次研究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8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毛泽东去重庆谈判问题,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决定在谈判中作出一定让步:

        第一步是让出广东至河南地区,第二步是让出江南地区,第三步是让出江北地区。

        会议还批准以下人事安排:苏井观为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沈其震、傅连Г、王斌为副部长,饶正锡为政治委员;李富春兼中央党务研究室主任;徐特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朱瑞为中共中央军委第二副参谋长,管白区工作;杨立三为中共中央军委第三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易秀湘为后勤部副部长;余光生为《解放日报》社总编辑,艾思奇为副总编辑;陈克寒、吴文焘为新华社副社长;安子文为中共中央党校教务主任;黄火青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科长;饶漱石为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陈毅为副书记;刘晓仍任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林彪在罗荣桓病假期间代理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张邦英为中共晋绥分局书记。

            8月27日 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各区党委:“抗日阶段瞬将完结,争取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已经开始,国共关系必须调整,避免内战。中央决定毛、周赴渝谈判。在毛离延期间,刘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二同志为候补书记。”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晋察冀中央局电:“为了用大力迅速巩固热河、察哈尔两省,进行各种工作,由分局决定立即组织热河与察哈尔两区党委,其管辖区域及与其他区党委关系,由分局规定。”

            8月28日 与任弼时、朱德及延安各界代表到机场送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

            下午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达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

            对出发去东北工作的人员讲话,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应该是和平建设阶段,

        但是中国有内战危险,需要斗争。

        我们要动员全党全军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内战,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这三大口号而斗争。这是我们的方针。去东北的人员要看情况办事。只要我们在那里有了工作,就可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资本。不管什么情况,开始要建立党,建立军队,改善人民生活,做群众工作。

            8月29日 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李品仙、何柱国正向津浦路前进,你们应彻底破坏津浦路和陇海路,铁轨、枕木全部移开,毁坏或埋藏,桥梁炸毁。”“在顽军向你们进攻时,你们必须打几个完全的歼灭战,才能稳定华中局势,并有助于国内和平与目前的谈判。

        为了要打胜仗,你们及所有高级军事干部,必须反复研究毛泽东同志所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实行该书上的一切指导原则。

        你们必须集中尽可能多的主力部队,切实整训,开好干部会,灵活通讯联络,养精蓄锐,寻求最有利的机会进行决战。必须诱敌深入,用有力的地方部队与民兵和前进中之顽敌进行纠缠。疲劳敌人,待其进至我中心地区发生骄傲懈怠等缺点,然后以养精蓄锐之主力出击,彻底消灭其一路。你们不要害怕顽军深入根据地失去地方,不要轻易听信地方干部和人民的叫喊,不要轻易以主力与敌人决战,也不要浪战,而必须是一战再战即须解决问题,如果机会不好,主力决不打,以后还是有机会打的。”和桂顽主力作战,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其一路,而不要一下企图消灭其几路。必须用五六个团去打敌人一个团,才能彻底消灭敌人,切忌分散平均使用兵力,切忌用相等的兵力和敌人作战。必须很好准备战场,在人民中、地方党政人员中进行很好的准备工作,“组织很好的民兵、游击队,实行空舍清野,断绝敌人交通,日夜骚扰疲困敌人,肃清叛变分子,组织两面派的斗争等。”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电: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越快越好,热河、察哈尔两省,我必须完全控制,必须派干部和部队到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

            8月30日 与朱德、任弼时联名复电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毛主席赴渝谈判和平是完全必要的,安全保证也是有的。“全国人民要求和平,蒋介石内部困难甚多,因此不敢不保障毛主席的安全。目前在前线上最能配合与帮助谈判的事情,就是能在顽军向我解放区进攻时,在自卫原则下打几个胜利的歼灭战。晋绥方面对于阎锡山与傅作义的进攻望能组织一、二次胜利的战斗,以配合毛主席的谈判。”

            8月31日 与任弼时、朱德、彭德怀电告毛泽东、周恩来:“(一)平地泉、丰镇二十二日为我军占领后,复于二十四日被敌占领,现闻傅作义部已到平地泉。(二)张家口发现敌人仓库六十余处,内有汽油三万小桶,步枪万余支,弹药库十余处,尚可继续发现。”“我们已令晋察冀用一切可能办法巩固对张家口的占领,并搬运与分配弹药资材。”“关于派部队去东北事,你们有何新的情报和指示,望告。”

            蒋介石发布命令,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并以国民政府名义明令将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等九省。九月五日,又发布任命东北九省主席及沈阳、长春二市市长的命令。

            9月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解放的城市的工作指示:“新解放的县城,在根据地已有该县县政权者,立即入城办公,在根据地尚无县政权者,在城市中成立临时县政权,在较大的城市中还须成立市政权。所有这些县市政权,应尽可能吸收当地的群众领袖、积极分子与进步人士参加。应明令解散一切敌伪法西斯组织,登记一切伪组织人民,释放爱国政治犯及被押的贫苦人民”;“成立人民自卫军,协助军政维持秩序,参加解放战斗;对敌伪公有财产及大汉奸的企业,成立一个统一接收机关,暂行管制”;打击伪币,挤其外流;在较大城市中,必要时成立粮食管理机构;救护盟国俘虏,保护外侨,防止敌、伪、顽、特务分子的一切挑拨捣乱;尽量争取公用事业及财政机关的原有人员照常工作;有计划、按政策搬运城市中的机器及重要材料到根据地,以解决将来我们的军火与工业生产的困难。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已进占山西长治、长子等六县城,刘伯承、邓小平正集结部队准备打击该顽,解放六县。现在日军不独向我军不缴枪,就是向顽军也未缴枪。而顽军到处利用日伪军配合向我进攻,很快伸进解放区。如平地泉、丰镇被敌人复占去交给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傅部现有四千人进入大同。”为此提议,在谈判中,“除开要求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外,似还应提出彻底消灭日本军国主义残余一条。”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冀晋鲁豫中央局和华中、山东、平原、晋绥分局并各区党委电:“敌人不肯向我军投降。顽军利用敌人和伪军反我,很快向我解放区伸进。各解放区除开集结部队在适当位置准备打击前进之顽军外,必须切实破坏交通。凡被我包围之铁路及重要公路、电线等,必须彻底破坏,铁轨、枕木搬走、毁坏或掩藏,桥梁炸毁,应组织一切部队和民兵很有准备的去进行,并可联络铁路工人去进行,以便阻止敌伪顽军的行动,便利我军行动。”“华中消息,宝应城的解放,有四万民兵及民众配合部队围攻十天,靖江城解放,有一万多民众配合部队围攻五天。此种经验,各地可采取,借此发动群众与训练群众。”

            9月3日 致电饶漱石:“你们淮南对桂顽战役,必须由你们自己努力解决,不可依靠冀鲁豫,你们必须独立作战,只要能全部干净消灭,就是一次消灭桂顽一、二个团,也是很好的。”

            9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电,同意新四军第五师师部及一部主力即转移到四望山机动位置。指出:“在目前,你们想创造主要巩固的根据地,是不可能的。你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整编一、二万主力军队,放在手中。有了这个主力,总是有办法的,望你们集全力完成这个任务。在原来的根据地,应设一切方法坚持”。

            致电张云逸、饶漱石、曾山、赖传珠:新四军“七师主力在目前立即向二、三师主力集中,以便组成强大的突击力量,是好的。如无特别困难,应即刻实行。但这不是放弃皖中地区,应留一部主力坚持皖中,以待将来决战胜利后,主力仍回到皖中,打开皖中局面。在目前除开派小的武工队去侦察大别山内地情况外,暂时不要派部队向大别山活动,以使桂顽放心倾巢东进,造成将来向大别山进攻的有利条件。如果桂顽从水路进蚌埠,目前你们破坏铁路很重要”。

            致电王树声、戴季英、刘子久:“顽军已进入洛阳、郑州,并有一股进入你们中心区,顽军必然要向你们大举进攻,一切交涉,是不会有效果的。你们必须立即准备应付十分严重的和艰苦的情况,在情况严重时,你们的主力部队和重要干部必须转移地区。你们主力转移的方向,第一步似应向东,在平汉路以东新黄河以西地区行动,以便吸引顽军向东,待顽军向东来围剿你们时,第二步你们再向西转移,到伏牛山豫陕边境行动,威胁顽军后方,吸引顽军不敢深入华北。”

            9月5日 致电张云逸、饶漱石:“敌人伪军与顽军合作,接引顽军进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我欲阻止顽军前进已很困难或不可能。而桂顽进占城市与要道后,暂时亦不会向我根据地深入,进攻我军,因此我欲求得歼灭顽军一路,暂时恐无机会,以此配合谈判更无可能。在此情况下,请你们考虑黄、谭意见,将三师部队抽调(或再加二师之一部)向东扫清苏北敌伪据点,造成将来作战的有利条件,似乎是必要的。否则,主力部队将陷于无事可做的被动地位。以前黄克诚主张三师部队首先肃清苏北敌伪后再行西调的意见,似乎也是对的。”“至于四师部队则仍应执行原来的计划。七师主力亦以集中到皖东为好,但可考虑留曾希圣在皖中坚持。”.

            与朱德等出席延安各界二万人集会,热烈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9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首道电,在湘粤边行动非常困难,创造广东五岭根据地已不可能,他们已被迫北返。他们集中意见,一致建议北上,靠拢李先念。”望速告你们的决心。七日,中共谈判代表团回电表示同意。九月初,南下部队陆续从广东北撤,于十月三日在湖北黄安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

            9月7日 电告中共谈判代表团:“去东北部队原定延安两个团及万毅部与冀中、冀鲁豫各一个团,均已起身经冀东前去。因情况不明,暂时不决定派更多部队去。”“陈郁、孔原决定即日起身去东北,其他各地去东北的干部亦在集中。”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电:“目前开展东北工作十分重要,延安及华北各地已派大批干部及部队到东北去工作。望从华中东北干部中抽调一批派到东北工作,并立即分别集中,指定负责人率领,经山东分局送往东北。”

            致电张云逸、饶漱石、曾山、赖传珠:“依目前情况,估计阻止何柱国进入徐州已不可能,四师对何柱国恐亦打不到。李品仙、何柱国进入徐州、蚌埠后,忙于解除敌人武装,向交通线两侧伸展巩固其交通线,估计暂时亦不会向我根据地深入进攻。那时除我控制津浦或陇海铁路各大段求得与顽军主力作战外,恐难有其它地方得与顽军作战。似此,目前一时期,不论二师、三师、四师均以依照当前情况,作适当之分散作战为有利。”

            9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河南区委电:“中央赞成河南主力及大部分干部在情况严重时,第一步向南转移与五师靠拢,以后再相机发展。望即与郑、李直接联络靠近,规定行动计划。河南部队及五师部队留在黄河以南行动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它直接配合华北与长江下游我军的作战,所以不应退过黄河以北来。任务和环境是困难的,一切干部应有充分的艰苦斗争的准备,但应估计到国民党蒋介石的困难亦有很多。它要集中主力对付华北及长江下游我军,只要你们很好注意群众纪律,改善与人民的关系,你们在鄂豫皖三省以至陕南地区是完全能够长期胜利坚持的。”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广东区委电:王震、王首道部队已经北返,估计你们单独在五岭立足、创造根据地也是很困难或不可能。因此,你们应迅速讨论并计划分散坚持的办法,即将主力部队分散成数十股,每股几十人至几百人,利用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及东江、北江、西江各地大山以及闽西、闽南的群众基础,分散转移,与采用秘密方法去坚持斗争。其余小部则在原地就地坚持,很好组织两面派的斗争,并分散大批人员到城市工作。”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及地方部队三万多人,对侵入上党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阎锡山部开始自卫反击。至十月十二日,上党战役胜利结束,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五千多人。

            9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通报有关东北情况和中央的部署。电报说,现苏军在东北,只控制大城市及要道,乡村及内地小城市相当混乱。“我在乡村活动,红军不加干涉,在大城市组织非武装之团体亦可”。“群众情绪极高,自动殴打日人,并有自发组织。我在东北之抗日同盟会员有大作用及活动。我一排武装在大连登陆后,一经号召,便有数百人参加工作。从胶东去东北水路甚便,亦甚安全,部队过海船只亦不成问题,胶东已决定派两个营百余干部即去东北。我们根据上述情况,已由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由肖华率领即日分散进入东北,并已电华北各地去东北干部即日集中起程”。“晋察冀分局令李运昌率五个团进驻山海关至辽宁一线,并进驻承德、赤峰、朝阳等城市”。“冀鲁豫固有战斗任务,暂时尚未要他们再抽兵去东北”。电报提出:“现急需派最负责人到东北去领导,来延飞机已飞张家口,可能作为交通工具,康生(康生被留在了华东)、高岗均愿去东北工作,你们意见如何?”

            中共中央关于从山东抽四个师去东北电示山东分局:“据胶东区党委派人在大连侦察报告,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 (估计短时间内不能到达) 以前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肖华前去统一指挥。”我军进入东北以后,“首先进驻乡村、小城市及红军尚未占领之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权,改编伪军,组织地方武装,协助红军建立民主秩序”。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奉命要第一、第五、第十一战区重新印发一九三三年蒋介石在“围剿”红军时编的《剿匪手本》,给独立排以上部队应用;蒋介石电令胡宗南调第一军、第十六军兼程开赴平津,另调两个军驻沧石路一线,以控制冀南;国民党已内定第一步还都南京,然后迁都北平,依靠华中、华南基础,直接控制华北,以剪除共产党,并隔断共产党与苏联的联系。已告刘伯承、邓小平准备打击胡宗南的北进部队。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河南区委电:“中央同意戴季英同志意见坚持河南斗争,在战略上配合华北与华东的斗争,在目前情况严重时,暂时向南行动与五师靠拢,现在北渡已不可能,亦对我全局不利,必须放弃北渡意图,全党团结在坚持中原斗争的任务之下,以克服目前的各种困难”。

            9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我们已令各地去东北干部即日起程。冀察晋准备二千五百干部去,已有三百五十人起程。张启龙及伍晋南与程世才所率去五师及广东干部,已令其北上去东北。延安即再抽调八百人到一千人去。

            9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我们拟候飞机回延安后,即载彭真、康生前去东北,并拟定程子华亦去东北。“组织东北中央局,以彭为书记,以便迅速开展东北工作。”

            9月14日 苏联后贝加尔湖前线总司令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在沈阳市卫戍司令曾克林陪同下到达延安。贝鲁罗索夫向朱德转达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口头通知:蒋介石军队与八路军之进入东北,应按照特别规定之时间,苏联红军退出东北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东北;

        八路军之个别部队已到沈阳、大连、长春、平泉等地,请朱总司令命令各该部队退出苏联红军占领之地区(哈哈哈,根本就没回内地啊);

        苏联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东北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讨论答复马林诺夫斯基的口头通知和东北工作问题。对于苏军要求八路军撤出沈阳、大连、长春、平泉等地问题,刘少奇提出三种方法:一、撤名义;二、撤小部分到乡下,主要部分留沈阳;三、从沈阳至营口、山海关,把撤退闹得轰轰烈烈。三种撤法都用。但冀热辽军区所辖的热、察是抗战以来八路军的活动区域,不能撤出。由山东派四个师到东北,还是去。大城市不能进,现在后方还是可以去。困难的是交通,要解决。方针还是争取东北。会议根据刘少奇的提议,决定成立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彭真为书记。

            9月15日 同朱德、任弼时致函马林诺夫斯基:在热河、辽宁,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电:“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中央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并以彭真为书记。他们已在奉天之沈阳城设立机关(对外不公开),各地到东北干部及党员,可到沈阳城南街张作霖公馆卫戍司令部找司令曾克林(党员),即可找到东北局接头。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的活动,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接受其领导。”

            

        https://www.gov.cn/test/2009-11/24/content_1471524.htm

        刘少奇年谱

        南下还是北上?看来并非没有分歧。但是毛主席抓住了中国的点,很明显,其他人没有啊,结果就错过了。

        在毛主席谈判期间,刘少奇基本贯彻了毛路线,南下还是北上,可以从林彪的转隶看出来。刘少奇做得还不错。

        东野没有退回关内,还“捡了”不少武器。

        • 家园 长征期间中央红军里面几个巨头

          每个人都有一套密码本,之前直接可以跟苏联联系。当然主席没有,到了延安,林彪的哥哥从苏联回来带了一套密码,同时支持毛主席才基本确认主席遵义会议之后的地位。之后刘亚楼到苏联估计会面见斯大林,毛还将其找到住处,详细阐述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见解。

          苏联很多时候是老子党,不过是中共提交自己的见解,驻苏联的中方在延安那时候可是大员王明之流的转交之前的共产国际,之后的苏共中央。符合他们的利益就同意而已。

          战后的国际关系,苏联军队打下来的势力范围,美国尊重,如果美国咄咄逼人,苏联只是被动反击。不是苏军流过血的势力范围,让了也就让了,苏联力量够不到么。中共理解苏联的处境。最被动的是外蒙独立那会儿。

          通宝推:ccceee,真离,
          • 家园 这块我是这么理解的,周总理手里有一套,博古似乎没有

            当然,最主要还是没有大功率电台吧。

            其他人有没有我不好说。

            我个人觉得,林育英回国多少有清算周总理团体的意味,否则这么大问题谁来负责?肯定得说道说道,屎盆子是扣到了李德身上,但是,事情总是清楚的。

            所以不好遮掩。林育英也不是平庸之人,林家三杰都是能人,都加入了革命,没有投资国民党,可算可以了。我个人是信任林总的。

            虽然说忠于毛主席个人有一些庸俗,但是林总是很可以的了。

            所以,在毛主席的解释喝工作下这个事无疾而终还是好的。毕竟那么困难,大家能团结一致是对的,分裂很不好也没有必要。

            林育英肯定是给周总理带来了压力,摒弃了周总理那套密码,但是,我个人觉得一直以来,对苏通道,毛主席还是被隔阂的,因为,亲苏派势力太强了。哪怕是建国后访苏也是如此。

            通宝推:雄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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