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研究文革和毛主席的几个原则，第一，毛主席永远正确，有问题 -- 真离
家园 我不理解，沙特哪里能和中国比了？ 你这个思维跳跃比较大，理解不能。我去找了中国vs沙特的GDP变化，如下所示：
起初沙特和中国差别有，但是不明显。邓小平执政期间的80年代开始，中国非常明显地超过沙特。
家园 按照右派比较法，人均呗，沙特似乎强于天朝吧，我主要意思是 人均也好，总量也好，还不能完全代表人民的发展水平。
需要关注的东西很多。
比如毛时代人大中，人民的比例，等等等。
通宝推：脱口秀,家园 中国经济增长不是人口增长能解释的 如题，上图中，邓小平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应该远大于人口增长。
你说的民主方面，确实是毛泽东时代做的好。邓小平时代完全摈弃民主。但是这里有个悖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前提。然而，更不民主，更压迫无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却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其实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可惜中国那么多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所，没人碰这样的核心课题。这是最挂羊头卖狗肉的地方。
文科不是没有意义，而是现在文科教研单位不做有意义的事情，净搞一些假研究真拍马屁的东西。不说马克思学院，是马屁学院。
家园 马克思的观点是不同的生产力水平适应不同的生产关系 家园 经济增长，也应该是毛时代大，至于邓时代，还得评估一下江的功劳 好吧，其实有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增长才够，要不要考虑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和无效GDP？
这个你必然也有感觉。
我说，两个时代，没有合理的一致的GDP衡量标准，就强行对毛时代以后歌功颂德了。
当然我承认，管理和服务也确实都应该计算出来，这是有价值的。
比如吧，某城中村，一经拆迁，瞬间货币化，这个可以理解，也算正常，但是计算成高价值GDP，这样合理吗？
至于你说的悖论，其实不是悖论，而是分配，民国是农业国，可是耽误中国产生巨富了吗？
社会主义我承认是个过渡阶段，但是通过票证确实能够满足更多人民的需求。
而今天，某些群体子弟不事生产，享受豪车美食，中国难道达到北欧的普通生活水准了吗？
这种不平衡，我想也是中产阶级出国的原因吧！
6.66 RXm:/ 04/20 [email protected] 都说韩国导演牛叉 其实中国导演只是被限制了而已 https://v.douyin.com/iYA8nmEc/ 复制此链接，打开Dou音搜索，直接观看视频！
这是可爱的邓时代。
通宝推：脱口秀,
家园 后来有传闻邓小平换血 就是用青年战士和大学生献血，给老年人换了就能有年轻人的活力。这是当初（九十年代初？）推广献血的时候流传的段子。我曾读书的小学，那时候在任校长是我读小学音乐老师的丈夫，教外语。靠一个大国企的资源输送和校产出租，校长任上赚了很多钱。据说受这个传闻影响，也去北京换血治疗他的肾炎。结果不仅没好，还差点挂了。后来那个学校的带帽初中和小学分离，和其他学校合并，他也没了校长的位子，一蹶不振。
你文中提的换脑子、吃人，我估计也是瞎传说。老百姓不懂，想象出来的暴力。谁信谁倒霉。
通宝推：真离,家园 换血这类就算了吧 老年人换了年青人的血就能有年轻人的活力，这些事情，比秦皇岛的不死仙丹靠谱不到哪。邓小平换血美国之音搞出来的吧？
取脑吃脑是当年抹黑红色高棉的谎言吧，还是美国佬搞的。
倒是 @forger 河友曾说过犹太人换血延寿。
洗血换血能应对一些疾病倒是有其事，现在也算是医院的常规操作了吧？
家园 你说这个换血有传说，但是我不确认是邓，可能一些老干有吧 至于广西、湖南吃人、吃脑子，还是有可能的，表达了恨意，也许是恨新中国，也许是恨对立面，土匪习性，其实历史就是这样的，新中国也无法全面禁绝，需要太多的约束，这不是似乎安稳就可以解决的。
这也是容留旧制度对立面人的弊端吧，因为咱们新中国之前，确实太愚昧落后了。
这种思潮，起码导致了70年代，印尼排华后华人大撤退，来新中国的华人只有不到五万，要知道，印尼当时也有三五百万的华人的。大部分还是比较穷的人。有一些华人誓死不离开印尼。
他们很多人还是兰芳共和国的后代呢。
家园 针对黄卫东河友的一句话说两句 https://www.cchere.net/article/4973716
说明刘派势力大，毛是一己之力推动社会变革
毛主席用自己几乎一个人的力量推动社会变革，这是对的，但是力量大的不是刘派，而是周派。
这有两个方面，亲苏和中华文化传统官僚政治。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感觉，从建国初期到1965年，新中国的官僚文化政治除了模仿了一部分苏联之外，哪怕是经历了三年时期的决裂，还是存在下来了。
同时的吸收了中华文化传统的那些糟粕。比如贪污腐败、比如唬弄人民群众等等等诸多操作。变得发扬光大起来，韦国清也好、李井泉也好，等等等都有了一定的问题。
所以毛主席觉得应该冲击一下，大家也知道刘邓都相对参与了架空毛主席。但是刘少奇还是听从毛主席大方向的，只是具体的，还得是邓小平他们在搞，这似乎是周总理不管事，其实执行全归了周总理。
所以才有了李井泉给邓小平打电话。
不管怎么说，所谓刘派是不算存在的，只是弱化的少数的毛派在毛主席的巨大的威望下推动官僚机构改革！刘少奇不如高岗。
毛主席对抗的，始终是亲苏的中国传统官僚体制，也就是武训传和海瑞传歌颂的那些思想下的官僚群体，也就是今天的官僚群体。
毛主席选了接班人吗？不是的，是一个尽量团结的党组织。可惜邓小平他们破坏了这个组织的合法程序，导致了组织的极端庸俗化。
毛主席设想的党组织是有初心的，所以才会选一个合适的接班人，毛主席是拒绝自己指定的。
也不太赞成这种传檄制度，是邓小平等通过政变形成了糟糕的、封建的传檄体制。这是遗憾的。
邓小平在76年45事件中跳那么高，在怀仁堂政变中居然没出面，这个很不符合逻辑，呵呵呵。
通宝推：hwd99,俺老孫,家园 "邓小平在76年45事件中跳那么高......" 我记得在两千年前后，看电视，央视，熊向辉的女儿 讲：毛主席去世，熊向辉来往于稻和花帅家 传递信息 指挥 ......，为粉碎四人......。
家园 这个说法听到过，看的不是熊向晖家的说法 总之，有人怀疑他们之间有来往。
但是又有说法，说叶剑英软禁了邓小平家。这个说法很有意思。
1976年陈锡联掌军权，不准叶剑英回广东，叶帅：你怕我捣鬼
陈锡联在1966年后成为东北地区的实际领导者，历任沈阳军区司令员、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务。他的政治生涯在1973年迎来了重要转变，当时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了调整，陈锡联与李德生对调岗位，成为北京军区司令员。随后，1975年1月，他升任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国防工业和体育工作。
1976年2月2日，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宣布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指定陈锡联在叶剑英生病期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一决策背景复杂：周恩来逝世，邓小平面临政治打击，而毛泽东身体亦不佳。在此情形下，毛泽东选择陈锡联，认为其军事和政治经验充足，能胜任军委工作。
叶剑英在1971年后开始主持军委工作，直到1976年中央1号文件发布。此后，叶剑英的军事职责逐渐减少，他主要参与中央会议，而陈锡联则开始承担更多军委的日常工作。
陈锡联与叶剑英之间的关系因此变得复杂。陈锡联的夫人王璇梅回忆称，当时有传言说陈锡联“夺取了叶剑英的军权”。为了缓解这种紧张关系，陈锡联曾劝阻想要退居广州的叶剑英，担心其离开北京后政治局内的力量分布将受影响。叶剑英对此感到不满，认为陈锡联怀疑他会从事幕后活动。陈锡联后来向夫人解释，他希望叶剑英留在北京，是为了保持政治局的力量平衡，而非出于个人的权力斗争。
毛泽东的决策背后，难道藏有其他不为人知的理由吗?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揭示了这背后的政治动态。周恩来去世后，部分人视邓小平和叶剑英为最大的阻碍。邓小平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坚定执行“全面整顿”政策;而掌握军权的叶剑英则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因此，部分人在不同场合对他们发起攻击，导致邓小平被迫离开中央领导岗位，转而“专管外事”，叶剑英则被宣称“生病”，从中央军委的工作中撤出。
在此期间，许多人担忧叶剑英的健康，纷纷通过电话或书信向其办公室询问。叶剑英的办公室同事只能暗中透露，叶帅的身体状况如往常一样良好。吴富善，空军副司令员，曾与叶剑英在1927年江西吉安共事，他特意探望叶剑英，直接询问其为何退出政坛。叶剑英坦承，自己愿意继续工作，但被迫退出因为“他们不让我干”。
1976年4月，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建议叶剑英重返政治舞台参与一些中央工作。这标志着叶剑英重回公众视野，也重拾了许多老将军的期望。而曾代替叶剑英掌握军权的陈锡联，在重大军事决策时仍会与叶剑英保持沟通。特别是在毛泽东去世后，陈锡联并未支持那部分人，并在为毛泽东守灵时与李先念共商对策。
陈锡联表现出对叶剑英继续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支持。他向华国锋提议，希望叶剑英能够继续承担这一重要角色。然而，华国锋认为叶剑英应协助他处理国内事务，而军委的工作仍由自己主持。
1976年后，政治局势有所改变。在此期间，一些资深的同志对陈锡联持有不同看法，此时邓小平出面为他解围，强调陈锡联并无野心，不会造成政治动荡。邓小平的这番言论为陈锡联在政治上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保护。
如果按照这个说法，理解前面这就有趣了，可以看出来这篇文字在有意混淆事实。
可以肯定，陈锡联实际上不是好东西，也在粉碎后失去了战机，和汪东兴他们一样。
而叶剑英参与了政变和挟持政治局，所谓开会。怎么能说没有权力呢？这不是很奇怪的说法么？
家园 一篇关于李天佑的有意思的文字，可能说明了改变过程吧 1966年夏，来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动荡中，时任副总参谋长的李天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坚持完成自己分管的国土防卫、战备工作和军事援外任务，努力保持总参机关正常工作秩序和部队稳定。
为时，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停职和隔离审查，由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协助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总参党委和日常工作主要由李天佑主持。周恩来和几位老帅多次语重心长地嘱咐李天佑：总参要坚持党的领导，不准成立群众组织；要保持稳定，不能乱。
八九月份，李天佑在总参召开的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要贯彻周恩来和老帅们的指示，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原则，努力保持总参机关稳定和安全。
10月5日，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总参所属院校的“造反派”涌入北京，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由，冲击总参机关。李天佑看到一些领导干部无端地受冲击、被打倒，感到很痛心。他仗义执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保护干部。他听说总参二部有位副部长被扣留，还要揪到南京某学院批斗，便立即赶到火车站劝说放人；他还特意给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去电话，请他们协助做好“造反派”的工作。总参二部有位大革命时期入党，早年从事地下工作的部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一张小报上有人诬陷其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江青、康生得知后批示：这个人为什么还不逮捕？此件送给李天佑看后，他觉得仅凭一张小报，不经调查核实就抓起来，这样对待一个高级领导干部，未免轻率。经过反复思考，他先向周恩来作了汇报，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周恩来当即批示，将这位部长监护起来，由总参调查处理。后经总参专案组外调查证，否定了小报对这位部长的诬陷之词。
1967年年初，一些人冲进防化兵部大院，抢防化兵部印章，实行“夺权”，并在院内、楼内构筑工事，准备武斗。李天佑和王新亭派人去做工作，要他们撤出大院，遭到拒绝。周恩来得知后，指示派部队保护。李天佑遂派作战部副部长率领部队进驻防化兵部大院，维护纪律，进行宣传教育。经过细做工作，终将他们劝出大院。
总参三部担负着繁重的战备值班任务，但在中央文革小组某些人的唆使下，却成了总参机关最先乱的单位。该部下属院校的学生和工厂的部分工人纷纷冲击部机关，围攻、揪走部领导，擅自冲击机要区，甚至在机关大院中搭起帐篷，安营扎寨。鉴于三部的特殊地位，中央军委曾专门发布关于三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指示，要求该部所属单位暂停“四大”，但“造反派”不听。三部5位局领导忧虑不安，相约向李天佑反映情况，讲到激动处都流下了眼泪。李天佑除了及时向中央军委反映情况外，还约王新亭召集三部处以上干部到京西宾馆开会，激励他们坚守工作岗位。1月9日，中央军委再次发布《关于三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从而稳定了这个部的局势。
社会上掀起武斗时，李天佑认为应加强部队武器装备管理，严防流失、被盗。他主持有关部门迅速提出加强枪支弹药管理的意见并以总参名义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队加强对枪支弹药的管理。
二三月间，军内外的一些“造反派”团体用抢来的通信装备私设电台，进行非法联络，指挥武斗，有的还私设广播电台，用明码发报、明语联络，广播国内情况，造成严重泄密事件。时任中央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主任的李天佑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与副主任、通信兵部主任江文研究处理办法，利用总参有向中共中央主席直接呈批电报的条件，采取发报的办法，直接报告了毛泽东。第二天毛泽东就批准照办，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命令形式发布全国。军内外“造反派”组织非法私设的电台被全部没收，其头头也被依法处理。
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审查干部问题上，李天佑坚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干部。他把保护总参二级部的部、局领导干部作为工作重点，力求使他们安全在位，发挥职能，以保持总参机关稳定，确保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赋予任务的完成。3月，在总参召开的专案工作会议上，他要求参加专案组的总参政治部正、副主任要坚持原则，把对一些干部没能搞清楚的问题，通过过细的调查研究，把问题搞清楚，以便更好地保护干部和使用干部。与此同时，李天佑反对大搞株连的做法，对被审查干部的子女、亲属想方设法给予关照和保护，指示有关部门，妥善安排他们的吃、住问题，凡能安排到总参直属“五七”干部学校的，都要力所能及地给予安置和保护。
李天佑还多次受周恩来派遣，到内蒙古等地制止武斗和解决问题。4月下旬的一天，李天佑参加周恩来召开的一个紧急会议。[B]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提出：内蒙古军区把当地的“造反派”围在一座楼里，断水断粮，情况十分危急，要求立即派人解救。（这里也很有趣！！！）会上，周恩来决定，由李天佑和内蒙古军区政治委员吴涛为领导组成“中央赴内蒙古工作组”，迅速赶赴内蒙古进行调查处理，恢复了当地的正常秩序。[/B]
面对众多领导干部被揪斗或靠边，许多工作陷入瘫痪，而在中国周边，侵略越南的美军飞机不断侵犯中国的领空领海，苏联陈兵中国北部边境，台湾国民党军要进犯大陆的情况，周恩来一再指示总参作战部：要提高警惕，专心致志掌握好境内外情况，加强戒备，一定不能出问题。作为兼任作战部党委书记的李天佑，深知担子的分量。他牢记周恩来的指示，日以继夜地听取各方面的信息，密切注视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周边国家的军事活动，警惕地分析敌对势力的企图，同时对全军的战略部署和兵力布局进行反复思考。五六月份，他与作战部研究，感到京津地区兵力薄弱，一旦境外敌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混乱，用空降部队对京津地区实施突然袭击，将立即危及首都和中央的安全。他组织作战部随即写报告，建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从外地调一支战斗力强的部队加强京津地区的防卫。这个报告很快得到总参党委同意，并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李天佑经过深思熟虑，又对全军兵力部署、战略预备队配置和两个大单位接合部兵力设置等问题写出报告。对李天佑这些事关战略全局的建议，总参党委、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都十分赞成，认为有利于改善国家的兵力部署和战略格局，予以采纳。在他主持交通战备小组工作时，曾多次参与研究开辟和修复与周边国家相邻的铁路和公路问题，改善了中国边境地区的交通状况，为加强战备创造了条件。
“文化大革命”使各种正常秩序遭到破坏，李天佑经常连续几天工作得不到休息。繁重的工作任务，复杂多变的情况，巨大的精神压力，使他的肾病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医生多次安排他住院治疗，他总以工作离不开而推辞，即使勉强住进医院，仍是经常在病房找人谈话，商谈工作，处理公务，或是白天出去开会，晚上回到医院，每天工作达12小时以上。肾病引发了他的腰痛和浮肿，在无法坐着开会、办公时，他就躺在办公室的活动床上处理工作。
9月14日，周恩来指示：我们的无线电技术太落后了，能不能都用半导体？为落实周恩来的指示，李天佑忍着病痛与王新亭和副总参谋长温玉成一起召集通信兵部和第四机械工业部有关领导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师以下部队半导体轻型通信装备的研制和生产情况的汇报。11月28日至12月6日，通信兵部和第四机械工业部联合召开了师以下部队通信装备半导体化轻型化会议，参加会议的有52个厂家、有关研究院所和有关军区的负责人。会议研究确定，首先将已研制出的十几种野战通信装备和配套设备逐步投入批量生产，对尚存在问题的几种机器，争取尽快过技术关。在李天佑等关注下，经过各方面一年多的努力，新产品陆续装备部队。
1969年1月，李天佑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4月，李天佑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4月28日，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军委成员名单，李天佑任中央军委委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李天佑竭尽全力地做工作，但在当时的复杂环境中，他的一些良好愿望往往不能实现；迫于形势和压力，也曾违心地说过一些错话。（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是个笑话）为此，他时常忧心忡忡，曾写诗表达当时悲愤郁闷的心境。
1970年1月中旬，李天佑接到离职休息的命令，但在移交工作过程中，仍坚持召开会议，传达周恩来关于援外工作的指示，并提出了如何贯彻落实的意见。7月底，他接到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请柬，因身体状况较差，医务人员劝他不要出席。他听说一些刚被“解放”的老干部要参加，坚持抱病出席，为这些同志的复出感到欣慰。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0120/c85037-24166335-4.html
（党史真是屎啊！！！！！）
这也许是李天佑的变化过程吧。
那么周总理是通过什么职务逻辑掌管军队的呢？
我个人以为是传统的相权，实质的执行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说明他是诸葛亮，不是传统意义的皇帝的手下，也就是不是毛主席的手下或者配合人什么的。
李天佑说了什么错话？
李天佑是广西人，随四野大军南下后就留在了广西剿匪，本来中央是希望他发挥本地人这个优势，没想到后来打得特别艰难，引来毛主席多次批评。
当然，这原因有外部和内部的。外部就是广西作为桂系的大本营，李宗仁、白崇禧经营多年，其有着深厚的基础。
并且白崇禧在撤离前，又特意安排部队化整为零打游击，利用复杂的地形给解放军增添了很大的麻烦。
内部则是当时广西的几个负责领导张云逸、李天佑等都是本土人士，有一定的乡土情结，故采取了怀柔政策，比如每个县都只杀一个土匪头子，其余教育后就释放。
可那些土匪已经决定一条路走到黑，根本不会有任何感恩之情，重获自由不久就复叛，令人头疼不已。
由于广西剿匪进展缓慢，1950年8月，毛主席发来电报：广西是全国剿匪成绩最差的一个省，领导方法存在严重的缺点！
1950年11月，毛主席又去电三封，直言广西的解放时间在西南之前，但剿匪成果却在西南之后，这不是正常的现象，需要广西负责人检讨并拿出结果来说话。
最后毛主席要求广西一定要在1951年5月1日前肃清全省匪乱。即便主席措辞如此严厉，叶剑英、陶铸前去坐镇，广西仍是在1952年末才彻底完成剿匪工作，时间大大超出。
李天佑自己都无奈叹息：打了一辈子仗，没被毛主席批评过，没想到却在这土匪上摔了跟头。
“文革”開始不久，總參謀部所屬某學院造反派給學院院長、政委戴上“修正主義分子”帽子，多次圍攻李天佑逼他表態，他堅持嚴正立場，同造反派作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始終未退讓一步。在總參謀部黨委會上，他斬釘截鐵地提出：“凡要批判各級領導干部必須經過黨委批准﹔凡沒有分清矛盾性質的，先按內部矛盾處理﹔查清是什麼性質的問題，再按什麼性質處理。”在當時，這樣說是冒風險的，這樣做更是冒風險的。有一位部長曾做地下工作多年，有些人懷疑他歷史有問題，要打倒他，李天佑堅持先調查清楚再說﹔另一位部長家庭出身有些問題，也有人要揪他出來，李天佑堅持要把家庭問題同本人分開。甚至對有些受審查的干部，李天佑也嚴格要求按政策辦事，不准武斗和虐待。於是，有人感嘆：天佑無愧於“虎將”之譽，因為他有“虎膽”。
由於有多年的上下級關系，李天佑和林彪、黃永勝等人不可能沒有交往，且曾經是林彪的“愛將”。但是，盡管這些人飛黃騰達，除工作關系外，李天佑和他們從沒有不必要和不正常的來往。
早在1965年夏天，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林彪懷著結幫拉派、篡黨奪權的目的，找時任副總參謀長的李天佑到家裡談話，要他“經常同我通氣！”不知林彪“心有千千結”，對他“冠冕堂皇”的要求，李天佑當然是表示接受。在總參謀部會議上，當羅瑞卿問他：“林總找你有何指示？”他襟懷坦白，把林彪的話當眾和盤托出。本來，這句話說出來也沒有什麼，但心中有鬼的林彪感到李天佑不聽話，就開始策劃把他“趕出”總參謀部，並指使人千方百計地排斥他。（什么乱八七糟的！！！！作者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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