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搭错车》(1983,香港)——人各有命 -- 普鲁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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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搭错车》(1983,香港)——人各有命

    电影给人一种宿命的感觉,于是就有了这标题。不确定导演是不是这个意思,但这电影是有关命运的,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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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美是哑叔在垃圾桶边捡回的弃婴。哑叔是退伍军人,住在台北的棚户区,靠捡破烂为生。同在棚户区的还有阿满一家等。阿满的儿子阿明与阿美一同长大,可谓青梅竹马。

    哑叔本来有个老婆,芝兰阿姨。哑叔捡回弃婴后,芝兰阿姨嫌哑叔多事儿,离家出走。在片尾时再次回到被拆毁的棚户区,衣着光鲜。这是被阿美改变命运的第一个人。

    阿美长大后在歌厅卖唱,被娱乐公司老板看中,捧成国际巨星,红遍东南亚。阿美在成为巨星的过程中逐渐疏离亲朋好友,哑叔直到死二人都没再亲见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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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中各人的命运都很悲惨,但却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坏人来承担责任、来让观众发泄。哪怕娱乐公司老板、拆迁办专员,都不符合坏人的形象,皆是被命运巨轮推着走的小人物。

    台湾在60、70年代经济起飞,经历发展高峰。但那时的台湾远不如今天城中村、城郊区拆迁能改变命运的中国,拆迁户得到的补偿极少,以至于大家都反对拆迁。阿满的儿子阿明就是在阻止拆迁中意外死亡,同时还拉上了拆迁专员垫背。

    阿满嫂最后稍稍有一丝反抗命运的冲动,不顾世俗偏见要与哑叔共同生活,只是太迟了。不久,哑叔在电视上观看阿美的演唱会时心脏病发作,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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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电影是83年在台湾上映的,不太清楚大陆有没有公映。即使大陆公映当时的人们恐怕也无法体会电影角色的命运冲突。把阿美与哑叔的命运纠葛描绘成“搭错车”,虽然很准确,却远远不能表达电影的全意。只有在20年后中国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人们相似的命运重现,对这部电影才有更深刻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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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河里曾有过一个帖子,大意就是把小平开启的中国时代比喻成一辆快车。在小平快车上,人们的命运各不相同。深以为描绘台湾的这部老电影与今天的中国似曾相识。

    ====

    不过,这部电影最具流传价值的是音乐。《请跟我来》《一样的月光》《酒干倘卖无》……,词曲优美,契合剧情,简直就是神创造。

    特别是阿美与男友在歌厅合唱《请跟我来》的段落,图片无法表达其美,请大家自己去看。当然,一定要忽略掉是苏芮在演唱这回事😅😅

    通宝推:多余6569,林三,翼德,onlookor,西安笨老虎,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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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酒干倘卖无》的流行度很高

      但是绝大多数人对于《搭错车》的了解仅止于是《酒干倘卖无》的出处。

    • 家园 神奇的是编剧香港人黄百鸣,居然这么了解台湾国军老兵

      黄百鸣此前以喜剧电影出名

      突然来这么一出催泪电影,吓人一跳

      电影的配乐真是绝了,这么多高质量歌曲,可算是华语电影第一名

      • 家园 编剧应该主要是吴念真

        吴念真也填了歌词,一样的月光

        这个电影获了许多奖,但感觉电影原声带更有影响,可以说是华语流行音乐的里程碑。评选任何百大专辑应该都是前几名

        导演虞戡平说(对唱了那首 请跟我来):为什么叫《搭错车》?现在要我来讲其实是搭错了国民党的车来了台湾...

      • 家园 香港有个地方

        叫吊颈岭,听这名字就知道这地有多么的旮旯难走,1949年国军大溃退香港,占山为王,持火器在此地与殖民地政府对持,火并本地的地方武装,最后英政府妥协,让一部分国军及家属在吊颈岭安了家,自此,这里和九龙城寨一样,号称中国人的自治地。

        黄百鸣的剧本有部分剧情就来源于此,但香港人对这个地方看成是土匪窝,不好过多粉饰,把故事发生地放到台湾是相当聪明的。

        2008年前后,香港政府把吊颈岭最后的几十户居民迁出,开发商顺势而入,地铁调景岭站的设立宣告吊颈岭和九龙城寨一样,所有的故事也渐渐消失在灰色的石屎森林中。

        通宝推: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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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感谢老兄

          老兄的提示总是画龙点睛。

          把维基词条上关于吊颈岭(1950年代改名为调景岭)的记载搬运一下。

          【1949年年底中华民国政府失守,国军撤出大陆、退守台湾,不少国军官兵因未能赶及登上撤退到台湾的船舰以及躲避赤化的大陆人士、原中华民国政府官员和商人涌入香港聚集于九龙半岛东部靠海山冈名为“吊颈岭”的地方,生活异常艰苦。[6]。

          香港政府社会局(社会福利署前身)初期曾经将部分难民送往台湾及当时尚由中华民国政府控制的海南岛上。而起初到香港的国军老兵都是居住在当时港英政府安置的香港岛西面山区摩星岭公民村,一些第二次国共内战失利的国军军眷成为难民涌入香港,部分于现时坚尼地城钟声游泳棚及加惠台搭建棚屋,依靠行乞或东华医院救济,为数多达三千多人。1950年香港政府将他们安置在摩星岭道域多利兵房及旧机关枪堡垒与兵营内,虽然离市区不远但颇为荒凉,东华医院则继续为难民提供饭菜。

          1950年4月18日,香港政府行政局的会议上,拟定于摩星岭难民营搬迁到大屿山的梅窝,不过受到当地村民反对。除梅窝外,当年政府建议把难民迁至东涌、长洲等,亦遭到当地居民反对。

          然而在1950年6月18日端午节,发生秧歌舞事件。一群约80馀人,当时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学生前往摩星岭难民区跳中国共产党庆祝活动时常用的秧歌舞向中华民国国军的老兵们挑衅,最后更演变成流血冲突。事件促使香港政府警觉有必要分隔左右两派人士的势力范围。结果一星期后,在6月25及26日社会局联同警方以两天时间匆匆地以渡轮分批把6,000多名支持国民政府的难民迁离市区,往魔鬼山边的一处偏僻荒地栖身,以防冲突再现[7][8],即现今的调景岭。随后又有不少人徒步络绎而至,前往调景岭居住。

          当时的难民有七千多人,很多难民都是渴望到台湾的。而香港政府亦同样希望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可以接收全部难民,但是基于种种考虑,国民党政府未有安排全数接收,只在时局稍为稳定时,逐步安排审批各类难民坐船赴台定居。当时的调景岭位置十分偏僻,更比摩星岭荒芜,对外亦无陆路交通,自成一国。该处无电无自来水,连平地都缺乏,由于当时政府认为,调景岭只是难民暂居之地,并希望这批难民能于两年内融入社会,否则自行返回大陆。此后十年时间,都没有为他们提供水电等设施。在一片荒芜的环境下,难民生活困苦,当时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就为调景岭提供了生活各方面的安排,实行自力更生,而当地居民也视救济总会为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做成调景岭以后几十年强烈政治意识形态象征的主要原因,因此调景岭有“小台湾”之称[9]。

          当时难民救济事务由港府社会局成立的调景岭办公处负责管理。初时在调景岭“大坪”安置难民,其后兴建逾1,000个只以油纸搭建简陋的A字棚屋,长阔高均约为8尺,每个油纸棚住四到五个人,居住及卫生条件非常恶劣。这次搬迁人数共6,921人,包括5,592名男性,1,329名女性。(据1950年的调查,这六千馀人中,大多数为成年男性,年龄介乎20至40岁之间。16岁以上的妇女只有577人,15岁以下儿童则有610人;伤残人士1,763人,他们的家属有477人)居民来自不同省份,当中大半是退伍军人,但也有不少是政界与学界人士,甚至包括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中学校长等。据说他们一般不会轻易表露过去在大陆的身分。由于营内并无设防,难民们可以不断进出。及后移入营内人数越来越多,仅不足半年,估计没有饭票而居往在调景岭的人口已达五千至六千以上。换言之1950年12月,调景岭的人口已逾万人。至1951年8月,据各省同乡会登记的救济总人数突破二万,其中已登记持有饭票者仅约为6,819人[10]。

          港府为方便管理有国军军人背景的难民,于调景岭煮了两年大锅饭,免费提供膳食。当时从摩星岭迁入的难民可得到饭票和茶票,由社会局成立的“社会局调景岭办公处”在大坪设立膳食大棚,负责为居煮饭炒菜,每天派两次救济饭和一壶茶,份量按人头计算,使生活无助的难民暂时得以温饱。当时无论难民或政府都以为,饭票制度只是暂时措施,岂料调景岭后来却愈聚愈多人。

          直到1953年11月底,港府担心右派势力坐大,停止为居民派饭。殖民政府停止援助,意味著调景岭难民营已被弃管。虽然退守台湾的国民政府没有收容调景岭的难民,但当时台湾的民间组织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简称救总,现名为中华救助总会)就开始介入调景岭向难民提供支援,接手派饭的救助,并透过香港商人组织九龙总商会组成港九各界救济调景岭难民委员会(港九救委会),亦在营内设立驻营服务处让中华民国政府透过该处继续接济及为居民提供协助。调景岭驻营服务处成立后,随即设立了自治办公室,推行分区自治并引入完善的保甲户籍制度。

          除了救总在此派饭和建屋外,教会也是稳定调景岭社区的重要支柱,随著难民逃难的传教士,在调景岭开始传道救济工作。当时教会与难民的关系极为密切,教会一面传道一面帮助难民解决生活上的问题。教会对调景岭的教育贡献也相当大,信义中学(难童义务学校)为调景岭内首间学校。在救总和教会的支持下,学校越开越多,五十年代中期,已有十多间中、小学。由于学费得到资助,因此吸引了许多区外的清贫学生到调景岭读书寄宿,而且区内的学生高中毕业后,可以直接考取台湾的各大专院校,台湾救总亦提供赴台机票和助学金等福利待遇。教会亦提供就业,教育等大力协助,村内曾设有教堂及多间学校,如香港调景岭中学(岭中)、天主教鸣远中学、小学,慕德中学(前称调景岭信义中学)、小学等。基督教灵实医院亦随后建立。

          居民亦在区内悬挂中华民国国旗,1990年代等待清拆的调景岭中学校舍挂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及巨型“庄敬自强”标语[11]。当时的香港政府亦视此区为特殊区域,并不加以干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便得以飘扬在此英属殖民地的上空。】

          因老兄提示,想起郑裕玲1993年名作《表姐,你好嘢!》中的段落。郑裕玲的大陆女民警角色跑去大陆移民的聚集区拉四川家常,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电影说这个地方叫秀茂坪。地图上看,秀茂坪就在调景岭山脚下。可见这个段落是写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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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秀茂坪是徙置区

            以前很多家庭没有房子的,他们住在山上的木屋区,后来殖民地政府开始做公屋计划,口号是让百万市民有房可住,木屋区清拆快,徙置区建得慢,结果是很多居民只好挤住在一起。

            八十年代初,郑九组刚出道时和吴孟达合拍过一部伦理剧,香港电台制作的,剧中女方家庭八口人住一小公屋,实景拍摄,并非TVB的厂景片,两个架床住六人,两个打地铺,有个要夜尿的怕是八个人都得醒。

      • 家园 黄百鸣的电影公司新藝城是投资人

        导演 虞戡平是台湾人,后来跑到香港给新藝城工作。估计这个电影剧本是他推荐的。剧本作者有5个,除去黄百鸣外都是台湾人。

        张艾嘉估计也起到重要作用。她在黄百鸣的划时代作品《最佳拍档》的表演奠定她在香港的职业道路。维基上说,原本的电影脚本黄百鸣不满意。在张艾嘉要求下,黄百鸣跑去台湾,和导演虞戡平连轴转了24小时改写剧本,自己又连轴写了24小时,才是最终的剧本。

        新藝城这个项目也是罕见的。制造一部与本土市场并无明显关系的电影,需要相当的勇气。不过也可见那时港台之间文化届人士的关系有多密切。

        这部电影在台湾大卖,在香港卖得相当一般,因为内容与港岛观众的关注点相差有点远。

        通宝推:张新泉,
    • 家园 《酒干倘卖无》特别火

      虽然没看过电影,这个歌可是大街小巷传遍了。

      另:第一张图女演员真好看,在我的审美。

      通宝推: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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