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变态，从日本说起 -- 萨苏

眼睛瞪得老大。最搞笑的是朱总那一段，要不然让朱总拉他们一把。

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日本的历史就会明白上述的任何一种情况都是可能的。日本的明治维新发生在1868年——1869年，也就是说，在中国对西方开放了三十年后，才开始对外开放，才开始大量引进学习西方的东西，所以这些词汇先形成于中国再传到日本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我这样说的另一个根据是王教授提供的。王教授说梁启超在将日语《佳人之奇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还不懂日语，但是根据日语的汉字可以明白文章的意思。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梁启超在去日本之前已经知道这些日语汉字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这之前，中国已经有了这些汉字词汇，所以梁启超才会一看就懂。

王教授在文章中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电话”，他说因为鲁迅先生曾将“电话”这个词汇说成是日本人首先翻译的，所以这个单词一定是日本人发明的。并且以有中国人将“电话”翻译成“德律风”，因而证明中国人的翻译如果不使用日本人翻译的词汇，就简直不通。其实中日两国文字中那些相同的单词，究竟是中国人首先翻译的，还是日本人首先翻译的，并不重要，实际上也不可能一一加以考证。但是只根据几个单词是日本人先翻译出来的，就推断说中国人的外来语词汇的翻译不如日本人的翻译，甚至把所有这些词汇都说成是日本人翻译的，实在是经不住推敲。

比如就拿“电话”这个单词来说，在日语中写成“电话”时，并不被日本人看成是外来语，只有在写成“テレホン”或“テレフォン”时，才被看成是外来语。而这两个日语外来语的发音如果用汉字翻译出来，恰好就是“德律风”。考虑到当时鲁迅身在日本，他所接触到的充其量是在日本的中国人翻译出来的“德律风”，甚至很可能是学习了日本人的音译法才弄出来的这样单词。不同的是中国人早就不再使用“德律风”了，而日本人直到今天还在同时使用着“テレホン”，“テレフォン”，“电话”这三个词汇。

严复确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了不起的翻译家，但是严复并不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的翻译家，更不是中国外来语词汇推广的官方代表。事实上外语翻译词汇的产生、流行和被全民确认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所以就算有证据能证明严复翻译的几个外来语不完善，也不能简单就认定日本人的词汇翻译战胜了所有中国人的词汇翻译。

从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统一推广简化字的实践来看就会明白，许多简化字不是根据专家学者创造出来的，而是先在民间流传，然后再得到专家学者的认可。我想外来语词汇在中国得到认可，也一样会经过这样的过程吧。当然也不排除先有个别专家学者提出来，然后得到大家的认可。

比如“MOBILE TELEPHONE”这个词，在日语中翻译为“携带电话”，现在简化为“携带”，在汉语中有过几种说法，有“携带电话”，“移动电话”，“行动电话”，“大哥大”，直到现在，才形成了最理想的译案“手机”。

“手机”这个词，你可以称它是外来语吗？这与传统的中国词汇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我以为是没有，因为这个词汇与我们给“提篮”，“吊桶”之类的东西起名时，没有任何不同。硬要把这一类词汇专门作为外来语来特别处理，是完全没有必要，也是非常可笑的。甚至以为只因为我们对这个词汇的不同叫法就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更属荒唐和异想天开。

更何况，在过去一百年中，日本与中国交好的时间非常短暂，与其同时，影响中国的外国文化还有许多国家。在抗日战争之前，西方列强在中国有不同的殖民地性质的势力范围，日本只是其中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直到中苏交恶之前，中国深受苏联的影响，事实上在政治经济体制，乃至思想、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是全盘接受了苏联的模式。八十年代对外开放后更是大量学习吸收西方的东西。

四， 翻译的标准信达雅

只因为王国维批评过严复的翻译过分追求“雅”，王教授就否定了严复的翻译三原则“信、达、雅”，甚至把这解释成严复的词汇译案败给日本学人原因之一。其实在王国维和严复的时代，文人之间的争论和交流是很平常的，并不如今天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某人一句话，就成了大家共认的一段历史，充其量也就证明当时某人对某件事的某种看法而已。今日许多文人往往以当年文坛上的一两次交流中的片言只语作为今天做学问的依据，是非常片面的做法。打个不太妥当的比喻，有点像文革中的那一套。比如文革中的造反派根据鲁迅三十年代说的一句话，就把周扬等人打成“四条汉子”揪出来批斗。

在谈到外来语的翻译时，必然少不了谈翻译的标准。我不知道日本翻译界是否认同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标准，根据我从事翻译工作二十几年的肤浅经验和对中国翻译界情况的了解，今日中国的翻译界依然是以这三条标准作为衡量翻译水准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

就算我们能证明严复当年的翻译是由于太过雅而不便于普及，并成为他的翻译的一大缺陷，我们同样无法否认“信、达、雅”这个标准是错误的。只能说明严复的失败是没有能够严格按照他自己确立的标准去翻译。比如过分追求“雅”而损害了“达”。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关于“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一直是有争议的，比如鲁迅先生就不很认同，而主张“硬译”，实际上就是偏重“信”而害“雅”，正如梁实秋在批评鲁迅的“硬译”文章中所说的那样，“硬译”的出发点是为了忠实地将原著的意思告诉读者，可是让读者看不懂的“硬译”译文，又怎么可能让读者忠实了解原著的意思呢？

我们只要简单注意一下生活中的词汇，就能知道，凡是能够符合这三条标准的译词，都是好的受欢迎的可以流传下去的词汇。比如“手机”，“可口可乐”，“佳能”，“互联网”，“电脑”，“超市”等。

现代日语中的外来语翻译只强调“信”完全放弃了“达和雅”，结果造成外来语大泛滥，成为令日本学人头痛的问题，搞得日本人常常在自己的国家里不知道许多标牌上写的日语外来语是什么意思。由此亦可以反证“信，达，雅”是多么地缺一不可。

五， 词汇与思维的关系

王教授在这篇文章中最耸人听闻的发言是“最后我想说：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日本。”

我不是一个生物学家，也不知道王教授是否具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即，使用怎样的单词是否会影响一个人的思维习惯，是否会成为接受某种新的东西的一种障碍。以我非常局限的个人经历来看，我想使用怎样的词汇是完全不会影响一个人的思维习惯的，左右一个人的思维习惯的东西是他的思想、道德、文化、习惯、时代背景等。

比如我是在文革中长大的，就算我们当时使用的汉语中的词汇70%是来自地道的日语外来语，我的思维习惯也丝毫与日本人的思维习惯没有关系，完全是地道的文革思维习惯。后来我学习了日语、英语等，更重要的是学习了解了日本人、欧美人的思想、文化、历史、思维习惯等之后，才逐渐改变了我在文革中形成的思维习惯。但是尽管我已经与外国人打了二十几年的交道，接触了成千上万的外国人，但是我的思维习惯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我现在只是能够理解日本人、欧美人的思维习惯，也能在工作中按照他们的思维习惯去和他们共事，但是当我一旦回到没有外国人的工作或生活环境中时，我往往仍然会自然地恢复到儿时形成的思维方式上，只有在进行重大决策时，或进行严肃思考时，比如现在，才会以不同的思维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以为只学会一些外国的词汇，就学会了外国的思维方式，好比说一些无知青年会说几句外语，就了解了外国，就可以像外国人一样思考、一样工作，一样合作了，那实在是太过肤浅了吧。

如果把语言比喻成一座房子，词汇好比是砖瓦，语法才是大梁和基础，只要不改变大梁和基础，换用怎样的砖瓦，更何况只是部分地更换一些砖瓦，是不可能改变这座房子的基本结构的。我们用这样的词汇或那样的词汇表达，就好比我们穿这样的衣服或那样的衣服，我们可以穿日本人的衣服，非洲人的衣服，但不能因此就改变我们是中国人的属性。

汉语影响了日本人一千多年，不是70%的词汇影响，而是100%的词汇影响，还加上中国的思想文化等对日本的影响。可是当日本人通过汉字词汇去接受西方思想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感觉到在日本和西方中间，永远隔着一个中国？

王教授，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评论： 诸位讨论这个问题的人不知道会不会日语，包括那个王教授。尤其那个所谓的王教授居然说现在汉语中有70%的词汇来自日语，简直是哗众取宠，我看他根本就不会日语。

我在日本留学了4年，至今我了解到中国常用的日本泊来语也就“人气”最频繁。再有就是周树人用过“落第”，既考试不合格。其它的真就没怎么听过。也许是我日本学的不如那们王教授吧？

至于中国和日本翻译西方语言之时都有两种方法：一、形译或意译，即把一种东西直接按其使用方法，或是外表形状，或是一个词的本国意思如“互联网”的中国译法；“电车”——市内轻轨在日本的叫法。二、音译，即直接按外来语的发音翻译。如阿斯匹林；但在日本绝大多数的外来语是用片假名来译的。也就是说日语中的片假名是外来语专用。当然极少数的时候为了起强调作用也会用一下片假名。

中国在翻译外来语时基本使用的是第一种方法；而日本则是用每二种方法。光按这个标准来说中国的现代汉语就不可能直接借鉴日语，况且如果在某些词上两国都用形译的话，译成同一个词的概率非常大，就象“手机”这个词吧，在中国我们有时也称它为“携带电话”（但好象从来没上过书面用语吧），但这个词可以说是中国人一样可以创造出来，到底是中国先用了这个词还是日本先用了这个词是很难说得清的，总不能把这种情况也说成是中国借用了人家日语吧。

另外，日语中的“判断”标音为“HANDAN”而不是“HANGDANG”，“山”也读成SAN，日语里全是平舌。日语现在有很多的外来语，基本上是用片假名，尤其是在学术方面。日常人们把使用片假名的外来语当作是一种时尚，一种与时俱进的表现，所以现在的日本人很热衷于创造和使用片假名的外来语。而传统的汉字因为书写麻烦，复杂一点的年轻人基本不会用。这并不是日本人想要保护他们本族文化，而是被一些老人称作年轻一代坠落的表现。所以在日本有一种怪现象，从中国去的留学生学好日语后在国文考试中的分数可能比日本人还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