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老兵、医师、学者、共产党员----一位老人的回忆录节选 -- 闲云野熊
家园 野熊兄弟辛苦 带理发师很多的，和平状态下带，战争状态下带，军官带，文官也带。熊式辉出任江西省主席时，带去一个民政厅长，此人即带了私人理发师赴任，并在民政厅里给他发工资。后来熊跟他闹矛盾，就以理发师拿国家工资的事开刀了。
家园 当了两个月的俘虏收容所长(二) 登记以后，如何辨别职务的真假？如何把“特工人员”找出来？如何防止逃跑和破坏？这么多妇女怎么办？许许多多的问题都在第一次“所务”会议上提出来，讨论中大家提出了许多好办法，概括起来就是：先安定情绪，取得信任，然后发动群众，寻找弱点，突破缺口。经过两天大会宣讲小会讨论和解达疑问，他们开始放心，情绪也安定下来（生活待遇上不仅没有搜他们的腰包，而且供给拆洗干净，像新的一样的被褥和盥洗、饮食用具，伙食虽和全军一样，还给与特别的照顾，增加了油盐，特别是五六天改善一次伙食，这些物质生活的变化，使他们确实感到“昨为阶下囚，今为座上客”，坚定了信心）。从开会讨论中，军官、军佐的矛盾，嫡系旁系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妇女单独编组，进步更快。国民党军队内部从来是上级压迫下级，嫡系压迫旁系，现在到了八路军这样民主自由的环境，反抗和不满的情绪很快就会高涨起来，我们正好利用他们这一明显的弱点。在小组会上，要他们各自叙述“被俘的经过”。他们越说越有气，很快他们的思想、观点、身份、个人困难都暴露出来了，几个小组发言汇集一起加以分析，蒋介石进攻的阴谋设想和每个俘虏的特点基本得到掌握。从他们反映的情况看，蒋介石进攻阴谋的狠毒，指挥员的无能，士气的低落，像一张画一样清楚！特别是蒋介石的那些指挥员们，朱怀冰本人打仗就带着“三姨太太”。枪一打响，八路军迂回反击，朱怀冰扔下姨太太自顾逃命，这位朱的“金屋爱宠”进山还穿着高跟鞋，这时哇哇哭着扔掉一切被朱的卫兵不知藏到何处去了。山里农民出身的战士，第一次开眼见到这“高跟鞋”，问班长“这是什么东西？”惹得同志们哈哈大笑。那些平时作威作福的团营长门（甚至有许多连长）一边执枪喊着“冲啊！”，后边还跟着哭哭啼啼娇滴滴喊“怕”的太太，这时枪声、喊声、女人哭声，形成奇特的交响曲！当兵的看到这种情况当然气得不得了，八路军刚喊“缴枪不杀”，都很快放下武器被俘了。这些事实教育了俘虏自己也教育了我们，同志们很快分别找到了“对象”，进一步作启发工作，一些隐藏身份，藏头露尾的家伙很快被检举出来，在抗战和假抗战，爱人民和反人民等一些主要原则问题“群众”认识开始有了提高，不少的人对国民党反共不抗战的罪恶有了一些认识，但有一姓覃的团长思想极反动，似乎读过一些政治书籍，说话不多，每一句话言词委婉，却都很有分量，利用“八路军是革命军（即蒋军）一部分”“抗战需要有统一政府”顽固地贩卖蒋介石“一个党，一个信仰，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破烂，对别人是有相当影响的。为了打击这一法西斯分子的观点，我当时下了不少功夫，读了一些书，决定先不做正面批判，先引导群众在各小组从理论上搞清是非，我们提出1、什么是人民利益；2、政府和人民的关系；3、孙中山三民主义实现了没有？为什么？4、蒋介石一贯的言行。要大家在小组会上讨论并配以辅导，很快地大家有了基本是非概念，然后用隐名方式，把覃某的观点叫大家讨论，“群众”越讨论越热烈，特别我们选了鹿部参谋处长张景华少将（级别最高，也较开明）作为好典型，引导大家集中批判，这时覃某在组内很孤立，尽管想负隅顽抗，也让大家问得理屈词穷；曾经支持或和他有共同观点的人也转了向或沉默起来，时机已经成熟，有计划地组织了全所大会，以张景华为首有四五个人做了较深刻地批判发言，揭露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不点名地严厉批判了覃某的观点，会议结束时，我做了总结发言，覃再也嚣张不起来了。不久出现一个活的实例，教育了他们。有一俘虏军官想逃跑，找到一家农民，用金戒指和“中央票”（由于我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未搜取俘虏个人私物）买了一套便衣，准备夜间逃走，不想这位农民很有觉悟向我报告了，当即召集全体俘虏列队操场批判此事，我指出：“一开始就已讲清楚，不会留多久，都礼送出境，为什么做这样事？…说明人民群众和八路军一条心…应当自我坦白，否则大家检举…”，最后，他在群众压力下，还是自我坦白了。借此我引导大家学习毛主席“论持久战”的一些章节，说明八路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发展和打胜仗，俘虏逃跑未成一事，给他们上了很好的一课。
家园 当了两个月的俘虏收容所长(三) 在收容工作过程中，还有一件事应该记述。我们的女干部在做那唯一的十八岁姑娘工作中，发现了新问题。她是安徽人，来时自称是陆军需官的女儿，随妈妈一同被俘，不久发现，这个“妈妈”却是个湖北人，以后越深入矛盾越多，最后揭开了全部妇女的“谜”。原来这二十几名妇女虽然自称是家属，其实都不是这些蒋军军官正式的配偶，而是在华东各省和两湖一带，由于被日本人占领，避向川陕的难民。他们投亲不着，生活困难，就由国民党政府收容在一起，送到前方，分配给各军当了“随军老婆”。这一年轻姑娘，刚逃到姨母（只大她十来岁）家，日寇就来了，她的姨母被强迫送到前方给陆某（其实陆某不是军需官，而是军需处长）当了“抗战妻子”，她也随姨母来了，陆某一直想强奸她，尚未得手就被俘了。至此她才懂得是八路军救了她。这件事真相大白后，我们指出：国民党整天污蔑共产党“共产共妻”，今天事实证明，共了别人老婆的正是国民党自己，国民党长期反共不抗日，日寇来了就逃跑，使中原各省，千百万人民流离失所，逃向大后方的妇女，还被“共妻”，蒋介石不负这个责任行吗？在讨论中许多妇女都泣不成声，各小组也掀起了谴责蒋介石罪行的高潮。
俘虏训练了两个多月，都先后分批遣送出境，所有俘虏虽然各自条件不同，认识提高是不平衡的，但都一致表达了感激钦佩之情。上级交给的任务和指标圆满完成了。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忆起来，看到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没有利用这一有利机会对国民党军事政治做一全面深入的调查，尤其对“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全面部署没有深入了解，是很大的失策。今天回忆这件事，只不过自我批评，证明自己是一个不善于思考的人，时过境迁，已不能弥补了。
家园 淮海战役杜聿明最后不也来了这么一手，带了那么多学生出去
家园 书生开会 1941年冬天，就在这个时候，我曾经参加组织了“太行区对敌文化斗争”的会议。那是抗日战争年代，敌后战斗频繁，各种条件相当困难，在沁县旋冢村（记不清了）一百八十多人开了十五六天不但在敌后是“大会”也是有名的“专会”。所以如此，我这个大会“秘书长”没组织好应负一定的责任。北方分局区党委召集此会的目的是为了配合军事斗争，把抗战革命的文化推下山去（当时日寇军事文化节节进逼），进一步动员起游击区、敌占区的人民进行艰巨的“反蚕食”斗争。尽管当时敌后条件相当困难，党还是动员了很大的物力、人力来接待来自各地县委文化教育工作者、各部队的宣传工作者、报刊书店的编导、各学校有代表性的教员，以及社会上文化知名人士等等，显然对这会议期待是很高的。主要组织者还有文联副主任陈柏君同志任大会副秘书长，此外还有不少其他干部参加。我对情况估计不足，预计120人，结果超过了六十多人，在敌后确属困难问题，但不管怎样，通过全体同志奋斗，总算解决了吃、住、取暖问题（山上已相当冷了，两个村庄为这次会腾出了房子）。更主要的缺点和困难是思想准备不够，未曾预料到后来出现的众说纷纭、各争长短、远离主题，拉不回来等情况。开始，大家听了动员报告后，还能围绕着对敌斗争的主题发言，第二天起就慢慢离题走样。国际新闻社特派员、诗人高泳（1942年敌人大扫荡，被日军杀害）根据某山村青年知道“高泳”之名，积极主张提倡新诗，有的人则主张用农民习惯的形式如小调、曲艺之类进行宣传，从文艺的形式慢慢发展到争“五四以来的传统“，各争自己是“正统”。至于人民需要什麽，怎样进行对敌斗争，这时几乎很少有人提及了，也有的人引用不少句“马列主义”，可是对敌蚕食斗争究竟怎麽办，一句也不谈（可能也谈不出来），老战友王南同志和二三同志在凛冽的寒风中滔滔不绝立谈二三小时（他喜欢在外面自由漫谈，而不喜欢在小组会上发言），学识十分渊博，可惜对会议却帮助不大，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好几位。争论最热烈的一天，戴着护耳毡帽经常把护耳翘起来的秦春风同志（文联）大声说：“咱们可以当场试验，我这里锣鼓一响，看群众看谁的？！”有人立即反驳说：“那是群众处在落后习惯下，长期适应形成的”，武安王铁同志大声说：“群众虽然人数庞大，但他们是落后的。”编太南版《黄河日报》长治小报的赵树里同志马上接过来说：“虽然他们是落后的，但不要忘记他们是庞大的。”可以说针锋相对到了高潮，从大会到小组会七嘴八舌、众说纷纭、乱成一团。这些情况，我事先确实没有想到，自己对文艺也缺乏应有的知识和理解，在组织会议配备力量上，考虑不够周到，没有想到知识分子文化人的思想作风，海阔天空容易自由奔放，没能因势利导，把纷乱的思想引导到主题上去，有的时候自己也缺乏主见，观点往往模糊，这样就对领导起不了主要助手作用，会议拖长时间我是有责任的。赵树里同志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才认识的。他虽然外表像一个朴实的农民，和住过洋学堂的知识分子很不相同，在关键时刻，大家争得不可开交时，他却起了扭转方向的作用。在大会上他突然从口袋里抽出一本木刻小册子说：“咱们在这里大喊大叫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敌人的文化却悄悄上了山，占了咱们的阵地，夺了咱们的群众…大家不信时，请看这本“太阳真经”，二十几年前自己当小孩时候，就听周围大人经常读，以后慢慢消失了，农民对它没兴趣了，可是昨晚在房东抽屉里又发现了它，而且是新印的，可见敌人文化已经深入我们中心区了…“说罢他吧“太阳真经”一合，像流水一般背诵起来，非常熟练！这一触目惊心的事实给大家很大的冲击，此后又经过领导的努力，才把问题集中起来。最后由杨献珍作了总结，邓小平政委讲了话，会议才结束。大会有一定收获，但也不算很成功。会后五个多月，毛主席于1942年5月在延安召集“文艺座谈会”，作了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讲话，回答了文艺界长期争论的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党的文艺路线，指明了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精辟之至。后来看到这个讲话，我想，如果太行这个会迟半年再开，会上先学习这个讲话，那效果就会不同了。
家园 担任第十八集团军驻太南办事处主任(一) 和国民党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划界成功后，我驻山西平顺的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和新编第一旅（旅长韦杰，政委唐天际，副旅长黄新友）驻地南侧边界形势比较缓和了，可以集中力量对付日寇，贯彻党中央的反封锁、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当时我担任第十八集团军驻太南办事处主任，负责邯郸至长治公路以南太行区的统战和情报工作。主要是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争取各届人士合作抗日，并搜集整理敌方情报。办事处下设一、二、三科，几位科长简况如下：
崔星同志是河北深县人，1918年出生。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1939年入党。1942年来太南办事处之前是八路军129师385旅统战科副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九纵作战处长，第二野战军15军作战处长、办公室主任。抗美援朝战争中任志愿军15军45师参谋长，志愿军15军副参谋长。归国后调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任战史系主任。在昆明军区陆军学校校长位置上离休。
田时凤同志是河南沁阳县人，1917年出生。1937年毕业于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七七事变”后回家乡组织抗日武装，成立中华民族先锋队，1939年任沁阳中心县委西万区委书记。1942年来太南办事处前是太岳二分区统战科科长。1942年秋，调到河南沁阳县任首任抗日县长。1943年5月，在山西阳城县塞树腰村遭日寇袭击，不幸牺牲。
张文进同志是河北新乐县人，1919年出生。1936年参加牺盟会。“七七事变”后任牺盟会山西高平县特派员，八路军襄垣县独立营政委，1942年调太南办事办（情报处）任科长，1943年改为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独立第七旅团长，在河南博爱地区作战中负伤。抗美援朝战争中任志愿军66军196师参谋长。归国后调海军机关工作。离休前是海军后勤部副政委、顾问。
江涛同志是河北清苑人。曾用名蔡顺田。1919年出生，是抗战前的高中毕业生。1937年9月至1938年12月在延安抗大和军委二局谍报参谋训练班学习。1938年4月入党。1939年任晋冀豫边游击纵队司令部情报参谋。1942年调太南办事处任科长，之前是八路军新一旅侦察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情报处长，太行四分区（焦作）参谋长。1950年5月任军委情报部副处长，抗美援朝战争中任志愿军总部情报处长。归国后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任国防科委情报所所长。1967年病逝。
1942年，我兼任太行第四军分区情报处长，崔星、田时凤、江涛、张文进等几位科长改称股长，我们太南办事处的工作任务由对国民党军队做统战工作为主转为对敌进行情报侦察为主。我虽然参加革命好几年了，但我还是属于书本知识多于实际经验的类型，对情报工作真不知该从何作起。我理解情报工作就是掌握敌情，可是直接侦察敌人行动又是第四军分区侦察股的事，那麽我这里当然应该掌握敌人的动向，也就是要掌握敌人准备做什麽。当时，日寇第一军第36师团驻在我太行四分区驻地西侧的长治城内，这是一个大据点。在城内，对着日军司令部的大街上，有一个中药铺，我认为，只要在中药铺里安排一个人，慢慢就可以了解到敌人的动向。经过好多人的帮助，我们打听到中药铺老板家住在长治城东侧的一个村里。我半夜跑到他家和他谈抗日的道理，又托他的亲戚和我们有关的人劝说他，让他同意在药铺里接受一个“小徒弟”（实际上是硬塞）。我们从县大队找了一个小青年充作徒弟，让他带去。实际上这个老板并没有帮我们搞情报的积极性，只不过，他的家在根据地边缘，又有些亲友和我们有关系，所以勉强同意了。小青年到了城里有劲使不上，因为日本人根本不和中药铺发生关系，没有内线，只坐在中药铺看对面日本人的大门，虽然看到日本人出出进进，但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何况老板很怕事，不肯让他出去活动。
家园 担任第十八集团军驻太南办事处主任(二) 1942年5月下旬，我正在为工作打不开局面而着急的时候，太行第四军分区石志本司令员根据许多迹象预计敌人将要向我太南区发动进攻了，他也就不等我们情报处提供情报，主动对如何依托太行山险要地形与敌周旋作了比较周到的安排，6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军分区直属队就离开了驻地平顺县寺头村，绕了两个湾子天黑后登上了寺头东侧几里的杨家山，这里山峰陡峭，沟谷幽深，地势险要，在山腰里找到一个只有十户人家的小村悄悄住下了。我爬山爬得非常疲劳，进屋连被子都没打开就睡了。不料没有多久大概离拂晓还有两个小时左右，突然听见西边一声清脆的枪声，接着机关枪就响了。听声音是日军的机枪，因情况不明，大家一时很慌乱，在黑暗中都匆匆沿村边大山向高处爬，因为大家都觉得居高临下总比在沟里被堵住好。山很高，又无路，敌人子弹嗖嗖地乱飞，幸好隔着大山沟，对我们没有构成大的威胁。我们终于爬到山顶了，可是山顶上除了一条栈道外，没有大路，也没有平坦之处。转了一个小弯，枪声已经很远了，队伍慢慢集合起来，幸好没有人受伤。天已大亮，侦察员回来报告，原来是警卫班和民兵在杨家山口放流动哨，忽然发现有大队人马从西边爬上对面的山上，经过分析断定是日寇，所以马上开枪报警，敌人听到枪声也架起机关枪向我们一通乱扫，但队伍并未过来。敌人上山的目的尚未搞清，但大家感到直属队这样多的人集中在一起目标太大，很容易被敌人发现，所以决定分成几个小组分散活动。马匹都没上来，可能钻山沟了，只好以后再慢慢设法联系。我带的这个小组共十人，大家只好沿山路转悠。山里几乎看不到人家，偶然有几家也相隔甚远。我们转到中午，爬上一座很高的山峰，想不到山顶上竟是一大块平地，从山顶向远处望去，才发现山外东侧直线距离三、四十里以外，枪炮齐鸣正打得热闹。根据方向和距离分析，是日寇突袭了驻豫北林县的国民党庞炳勋部。我们一直在山顶观察，慢慢地太阳开始西落，枪炮声是越来越少了，不知战斗结果怎样。这时我们大家都感到又渴又饿，看来这成了我们当前首要问题，水比较好找，转了两个山包就发现山坡上有泉眼，我们手捧泉水大喝一通，水很甜，非常舒服。但是饭的问题没有解决，没带干粮（干粮在马上，马没来），于是决定下山找村庄，不想下山相当困难，走到那里都发现我们是在绝壁上，无路可下。转来转去在一个山包里看到一个很大的瀑布，至少有七、八米宽，从高山上轰隆隆猛泻下来，活象一介银白色大帘子，美极了。这股水吸引我们下决心坚决从这方面下去，我们把每个人的绑腿解下来，接在一起垂下山去，我们一个个拉着绑腿沿着绝壁慢慢爬下去。说也奇怪，大家都爬得很快。转眼间我们全都站在绝壁之下了。抬眼上望，在山凹里，天变得很小，而绝壁狰狞怪诞相当可怕。我们发现离瀑布不远有个小村庄，约有二三十户人家。 山民看见我们很害怕，我们找了村长说了半天好话，村长倒还听说过八路军这回事，他找地方给我们做了饭，我们饱餐了一顿。这个村叫水断村，周围风景之美，几乎无法形容，大大超乎意外。我们以为这个村已在山底了，可是村民告诉我们这个村还是在半山上，上山绝壁六里，下山也是绝壁是五里，只有一条栈道可以绕出去。他们还说，这山在群山里是比较低的，最高的在他们的东南侧的桃花洞，上来25里，更加难走。我们吃过饭后，便钻进瀑布里洗了澡，非常痛快。洗罢就睡在村外石板上。山民见我们不进家，减少了戒心，对我们友好起来。第二天一早给我们送来很多红薯。吃后我们就离开了这个极为优美的小山村。又在山里转悠了两天多，听不到什麽声音，更不了解外面情况，我决定带小组向回走。在栈道上遇到石志本司令员所在的小组，他决定先回寺头村驻地。各小组也陆续回来，整个直属队又集合起来，基本上没有什麽损失。后来接到总部通报才知道，这是5月19日至6月20日日军三十六师团、四十一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及独立混成第一、第八旅团各一部共三万余人对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一次大规模扫荡，先是扫荡太北区，后是扫荡太南区，重点目标是我驻陕西辽县（左权）麻田的八路军总部和驻河北涉县南部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这次反扫荡中，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一部于5月25日在山西辽县和河北涉县交界处的南艾铺一带被日军包围，左权参谋长在指挥突围战斗中为国捐躯。6月9日一二九师直属队和新一旅一部2000多人被从涉县、黎城、平顺、林县出动的日伪军包围在平顺县东北的石城和河北涉县的固新一带，处境险恶，刘伯承、李达等师首长率不与日军周旋于沟壑之中，乘夜暗从日均间隙中巧妙地突出重围。日军合围八路军的目的未能达到，于6月19日从太行山南部地区撤退。另外，在此期间我一二九师新一旅一团在黄新友副旅长指挥下，袭击了日军长治机场，毁敌飞机三架，汽车14辆和油库一座，反扫荡取得了胜利。
家园 不知道这个“水断村”在什么地方，神往啊 家园 担任第十八集团军驻太南办事处主任(三) 分区在山西省平顺县寺头对这次反扫荡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大家都认识到我们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情报太不灵。为此党委指示调整班子，加强力量。把原来军分区侦察股划归太南办事处统一领导。我们太南办事处得到加强以后，立即组织大家讨论今后如何改进情报搜集和传递工作。大家通过分析讨论，认识到光靠侦察员的个人活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发动群众。于是我们围绕驻长治的日寇三十六师团的周围地区用公开和秘密两种手段建立和发展了情报组织，在长治、潞城、壶关、荫城设有情报站，每个情报战都在当地发动有抗战意识的群众秘密组成情报联防组织，共同监视敌人的行动。为了迅速传递情报，我们还决定在潞城县的成家川村、长治的东坡村、壶关县的东禅村分别安设“军用电话”。各警戒区发现敌情后要迅速到本区电话站向基地通报。此外，我们通过各种关系在长治城内广交朋友，慎重选择，派人潜伏在敌伪组织内部建立、发展地下情报关系。记得当时认识了一个青年沈秉衡，是个流亡学生，在日本合作社里工作。通过了解，得知他有较好的民族觉悟，我亲自和他深谈了几次，向他提出了希望他做些地下情报工作，他爽快地答应了。合作社是为敌人征集和调剂粮食的机构，敌人对大行动的准备必会在合作社的粮食调剂方面反映出来。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
我们认识到发动群众作情报工作，从根本上就是宣传和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活动，晋冀鲁豫大军区专门召开了建设民兵的会议，指出组织基干民兵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于抗战的重要意义。我们根据会议的精神，在加强民兵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部署了我们的情报工作。首先在分区境内组织民兵网线结合。所谓网就是围绕着敌人据点周围各个山头都由民兵组织树立一棵枯树（消息树），如果敌人来了，白天就放倒消息树，夜里就点起一堆火，这事不必另派人，各村放羊的人就可以干。这样，山连山就构成了网。所谓线就是面对长治的敌人，每一个村向前一个邻村派一个民兵去当坐探，村村接力，直到据点旁边。据点里的敌人稍有活动，最前面的民兵就赶紧往本村跑，下一村在该村坐探接力跑下去，很快就传到电话站。这样，通过网和线就可以比较及时地掌握敌人动向。这些工作刚开始时自然是困难的。但是群众对于强占我们领土的日寇，本来就有自发的仇恨心理，只要我们去宣传发动，就会有人响应。1942年3月分区根据中央指示，组成了武工队和敌工站（站长为王培仁同志，全国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积极开展活动，分区主力部队32团也不断在这一带游弋，影响日大，群众有了主心骨，就更愿意参加抗日活动，及时自动给我们报信，各项工作有了朝气。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在敌人半军事机构，甚至纯军事机构中也渐渐发展了关系，组织起来专用的交通线，这样敌人一出动，我们遍布各地的情报网随时把敌人的行动消息传出，使我们随时都知道敌人的动向，动作很迅速，敌人进攻我们，往往是扑空的。
家园 担任第十八集团军驻太南办事处主任(四) 群众发动起来后，就会创造出好经验来。潞城县大队经过长期深入调查，为伪军、伪警建立黑红簿子，通过他们的家属警告他们，要他们改邪归正，如果他们做一件坏事，就在簿子上划一个黑道，做一件好事就划一个红道，定期总结通告。如果做三件大坏事，抗日民主政府就要依法处决示众。一开始，这些人并不在意，我们就派武工队和县大队全力配合，设法抓住罪大恶极者，枪决示众，杀一儆百。我们推广了潞城的经验。这个办法还是很有威慑作用的。伪军、伪警在城外收敛多了。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又组织各村进行反霸斗争，召开群众大会对那些恶霸地主、汉奸进行批斗，这样一来，群众腰杆挺起来，恶霸地主、汉奸气
焰则大为收敛，不敢得罪抗日群众和八路军。长治城外的敌强我弱的局面就这样渐渐地发生了变化。敌人本来在各村都安插了情报员，是专门刺探八路军活动情况的。壶关的抗日群众首先把敌人的情报员争取过来，我们立刻把这个经验向全区推广，后来几乎把几个地区的大部分敌人的情报员都争取过来控制在我们手中，由我们的前方情报站统一协调指挥，提供假情报迷惑敌人，有时我们有意派出部队按照假情报的路线进行活动，以使敌人不产生怀疑。由于假情报的作用，敌人害怕挨打，小股部队出城的次数减少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情报处下属的潞城情报站情报员马刚同志在侦察活动中被日军抓捕，施以酷刑，他双耳被割去，仍痛斥敌人，最后被杀害，牺牲的很壮烈，当地人民一直怀念他。
1943年日寇春季大扫荡中，出动了三十六师团和三十七、六十九师团一部及独混第3、第4旅团等共五万人，向太行山根据地进攻。华北方面总司令岗村宁次在河南新乡亲自指挥，由于我们的情报工作比较灵活到位，分区机关掌握敌情比较准确，牵制敌人方法得当，转移迅速，有效地避免了损失。驻豫北林县的国民党庞炳勋部和太南的孙殿英部由于经不起敌人扫荡，公开投敌了。
从1944年开始，太行抗日根据地趁敌军实力减少，战斗力下降，开始积极主动地向敌发起攻势作战，以游击战形式，尽可能地夺取地占城镇和据点，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为战略反攻作准备。1945年2月上旬，太行分区石志本司令员、于一川政委决定利用春节期间奇袭日军设在东禅村外的老顶山据点。拔掉敌人安在我们头上这颗钉子。任务交给了分区司令部情报主任江涛同志。因为这个据点所在地是长治城外分区西侧的一个制高点，山势陡峭险峻，日寇利用山上一座古庙，在旁边修筑了七个大碉堡，敌人起初派了一个中队驻在山上，接下来减少为一个小队，都是经过挑选的老兵。在老顶山上可以居高临下俯瞰相当大的一块区域，对我们的活动很不利。江涛同志组织分区侦察连和平顺独立营的同志到老顶山反复进行侦察，研究了多次作战方案，大家一致认为只能智取，不能强攻。于是先派情报处的苟佩英和刘林两位同志进入据点侦察，又与维持会长王文焕（打入敌人内部的我方特工人员，建国后曾任昭通军分区副司令员）接头研究奇袭办法，决定让维持会的同志作内应，正月十五中午请老顶山据点的日军吃饭，然后由分区侦察连和平顺独立营发起进攻。并在埋伏一支打援部队。一切按计划进行，在“元宵节”头一天送出假情报，说长治周围有八路军大部队活动，制造紧张空气迷惑敌人。“元宵节”上午派出两名同志带着酒肉等礼品让维持会的人带进了老顶山碉堡。中午当敌人吃喝正在兴头上时，两位打入的同志拉响了地雷。于是发起进攻，枪炮齐鸣，敌人非常恐慌。不到半小时我们就把日军占领的老顶山拿下来了。由于我们预先切断了电话线，增援的敌人情况不明，被打援的部队打了回去。我们全歼了老顶山据点的敌人，拿下了这个军事制高点，长治城的情况在我们的眼皮之下了。从此，我们的局面一天比一天开展，我们的情报工作也越来越主动。
1945年7月下旬上级决定让分区情报处和敌工站动员石圪节煤矿起义，这是日寇占领的矿区，里面有军械修理厂，由日伪军把守，我们事先已派太南办事处（情报处）的同志在敌人内部安排了“钉子”，做好了伪警队的工作，制定了起义方案，由黎城独立团为主力攻击，矿警起义人员作内应，于8月17日夜间，里应外合一举拿下了石圪节煤矿。
1945年9月，太南办事处（情报处）的同志作通了长治张庄守敌苗炳岚的工作，由冀南部队作外围施压，使张庄和平解放。1945年秋天，八路军太行部队举行大反攻，解放了襄垣、屯留、长子、壶关、潞城，并围攻了长治。我们的情报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我在太行山根据地度过了七个年头，太行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使我永远怀念。我怀念那高峻的地势、奇伟的山川，怀念那英勇顽强、勤劳质朴的民风，怀念率领我们辗转征战的刘邓首长和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战友们。太行山，是英雄的山，太行山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愿太行精神永远发扬光大。
家园 熊哥沙发 家园 赴陵川与国民党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谈判（一） 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了以防共反共为主要内容的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反共、限共、溶共、制共”的政策。会后调兵遣将，加紧与共产党、八路军争夺地区、制造磨擦。1939年12月，阎锡山制造了山西旧军进攻新军“决死队”的“十二月事变”，发动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1月19日，蒋介石命令驻太岳和太南地区的八路军和决死队一律撤到白晋路以东、邯长路以北地区，我八路军总部当时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一命令。1940年2月，蒋介石令驻太南的朱怀冰第九十七军和驻冀南的石友三第三十九集团军及驻河南林县的孙殿英新编第五军向我八路军太行、冀南根据地发起进攻。八路军总部当时的部署是先打石友三，再打朱怀冰，争取鹿钟麟、孙殿英、丁树本中立。1940年3月初，我军集中了13个团的兵力在平汉铁路以东进行了卫（河）东战役，歼灭了石友三等部3600余人；在平汉铁路以西发起了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鹿钟麟由于受到我军多次积极争取，始终保持中立，持观望态度，没有主动向我进攻，我军集中主力，顺利地歼灭了朱怀冰部1万余人（抓了许多俘虏，我当时兼任俘虏收容所所长），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磁武涉林战役后，中共中央本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友军继续抗战的原则，令太南地区八路军主动北撤至平顺、漳河一线（一二九师新一旅由山西壶关县境内移防到平顺县境内）。随后朱德总司令于1940年5月到洛阳和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在谈判中既揭露了国民党反共阴谋，又作了一定让步，最后议定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一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军防区，以北为八路军和决死队防区。按照新确定的防区，八路军主动北撤，退出林县（南部）、平顺（南部）、长治、壶关（南部）、晋城、阳城、高平及河南省北部一带。在划界以后一年多，驻扎在陵川的国民党第二十七军所属部队经常违约北进，不断向驻平顺县境内的我八路军新一旅和太行四分区部队挑衅。1941年12月底，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派我（当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参议兼驻太南办事处主任）与第二十七军范汉杰军长（注1）谈判，解决越界纠纷问题，以堵好后门的国民党军队，好专心前门对付日寇三十六师团。刘邓首长组织一二九师师部研究谈判策略，我们分析了范汉杰这个人，他是广东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将军衔。参加过北伐战争，时任团长。1928年至1931年曾留学德国。回国后任十九路军蔡廷锴的参谋处长，参加过1933年底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等率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和联共、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后来失败后又投靠蒋的。他于1939年8月率二十七军进入晋东南地区（壶关、陵川、阳城、晋城等地），最近他的部队经常违约越界北进，造成纠纷，需要和他谈判解决纠纷。刘伯承师长指出这个人属于中间力量，应加强争取工作。刘师长又举出国民党中央委员王葆真（时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分会副主任，全国解放后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1940年4月访问一二九师师部的例子。蒋介石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派王葆真来调停。一二九师组织了欢迎晚会，师宣传队专门为王葆真演出刚刚学会的冼星海的新作“黄河大合唱”，激昂的曲调、充满民族气节的歌词，50人雄壮的合唱使得年近60岁的王葆真听了之后非常感动，激动地跑上台去大喊“再不抗战而内战者，非为人也！”说明这些人毕竟良心未泯。我们要主动去接触范汉杰。争取说服他同意划界，减少摩擦。但是前方传来消息，两军接壤地区十分紧张，不管军民人等有人过去就被杀害，我们已牺牲了好几个人。但是，不管如何困难，我们必须过去，最后商定，由我代表八路军，以贺新年送礼的名义，过去进行联络。我们准备的礼物有根据地的新产品毛毯、太行山的枣酒、挂面，大昭的肥猪以及一些其他食物，范汉杰部有三个师（45师、46师和预备第八师），再加上送给范本人的一共装成四驮，元旦一过，我就带上通讯员、饲养员等共5人，再加上四驮礼物出发了。我们先到驻平顺邻近壶关的太行四分区（注2）32团，（团长宗书阁，河北磁县人，原是驻邢台“皇协军”的一个营长，于1939年10月率全营600多人起义，解放后曾任总后营房部长。政委李震，河北藁城人，清华大学新闻系毕业生，解放初期任十二军政委，该团于1940年8月参加百团大战后，由河北涉县进驻山西平顺县，团部在张井村，1941年初移驻白家庄），他们找来壶关的干部和我商量与范汉杰部的联系办法，壶关的干部建议先把写有要拜年送礼的信逐村转递过去的办法，我采纳了这个建议，立刻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写信给范部最前面的团部。头一天下午就把信一村传一村的向南传送出去。我第二天拂晓出发，走到快到交界地区时，已能遇到二十七军零散人员，我就主动告之贺年送礼之意，令其回去报告，走到壶关中心村，被二十七军一个五人小组（可能是个流动哨）截住。我一边说明是代表八路军给范军长送礼，一边强行通过，他们未开枪。刚过一个山湾，冷枪就响了，一连响了十几声，我们继续前行，对面山头又扫射一梭子，我们就大喊：“我们是八路军来拜年送礼的，不要开枪”，这样至少遇到五次，才碰到一个固定排哨，拦住盘查。我告诉他们，早已捎过信，要见范军长送礼，坚决向前走，他们也不敢强行阻拦。下午到达他们团部，姓秦的团长出来迎接。我主动谈了贺年送礼的意思，强调团结友好、共同抗日，他唯唯而已，保持“冷而有礼”的态度。在他那里吃过午饭（实际已经快晚上了），他派人送我们到预备第八师师部。这是范部三个师里最前边的一个师。师长是个矮胖子，广东人，姓陈，很爽快，我向他说明来意：贺年送礼团结友好，附带想谈谈划界问题。他也是唯唯诺诺，含含糊糊，不肯具体表态。我想，一定要通过谈话，更好地沟通。于是我就和他聊天，问他业余都喜欢什麽，怎样消遣。他说，他喜欢诗，特别是喜读唐诗，我于是就和他大谈起杜圣李仙郊肥岛瘦等等。他也介绍了自己作的诗，看来是有些才气的。我说，古人讲究诗言志，我很赞成，我背诵了一首清初一位山东人写的诗：“满洲纱帽满洲头，满面风光满面羞，满眼胡儿满眼泪，满江秋水满江愁。“他听了也很感慨。因为他是广东人，我特意又背诵了一首一位广东姓廖的老人日俄战争时在日本写的七绝“三呼万岁震东京，举国商农尽是兵，六千万人同奏凯，人家含笑我吞声。”总之我这些杂拌知识很能引起他的兴趣，两人聊的很投机，东谈西谈直到很晚，他说“难得遇到你这麽一个朋友，明天我要亲自送你到军部。”第二天早晨他果然一直把我送到驻陵川二十七军军部。
家园 赴陵川与国民党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谈判(二) 中午到达军部后，我被安排在副官处李副官长的房子里。李是江苏人，他彬彬有礼，态度似乎不错。从谈话慢慢了解到他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饭后休息了一下，二十七军刘进副军长和王参谋长等四、五人来谈，我把介绍信交给他们，并移交了礼物。我特别宣传了我们根据地出产的厚绒毛毯，告诉他们，在八路军辖区内人民都组织起来了，在战争环境里，还能生产这样好的毛毯。他们表示赞赏。刘进副军长说，范军长下午有事，不能来谈，明天一定见面。我说明来意是为了相互友好，贺年、送礼；此外，也附带想谈一谈两军划界问题：“这个问题1940年4月底朱总司令过此地时，和二十七军范军长谈过，在洛阳和卫立煌长官也谈过，当时大家没什麽不同意见，都认为可行，可是一拖就近两年，并未最后确定，今天，我们只不过根据朱总司令和贵军过去谈过的共同意见再附带谈一谈，划不划悉听尊便。从我们来说，八路军是土生土长，没什麽顾虑，划不划都可以，从友军来说，恐怕划一个区域界限可以减少许多误会和摩擦，是否划界请贵军研究。”王参谋长听口音可能是湖北人，他极不客气地指责我八路军进攻朱怀冰的事情，我说：“这种说法是不妥的，我们又没有进攻谁，我们没有去湖北，而是朱怀冰部从湖北开到太行山来向我们进攻的”。王说：“我们是国军，我们是听命令在全国范围内自由调动，你们是不听命令，不肯让防。”我说：“日本侵华，你们不战而失东北、华北，还不是你们听了命令的结果吗，应引起深思。至于所说全国调动的问题，华北这一带一向是八路军的驻地，1937年8月鹿钟麟北上时，我们周副主席和鹿先生谈过这一带的情况，我是参加过那次谈话的，当时双方并没有不同意见，所以达成了我们支持鹿北上的协议。重庆方面明知如此，却公然派朱怀冰北上进攻我们其用心可知。”于是二十七军这批人对着我七嘴八舌地说开了，真有点象三国演义舌战群儒的味道。我给他们指出：“去年这个时候蒋介石设圈套在皖南偷袭了新四军军部，那七千人如果去抗日该是多大的力量？而偏偏就相信了那个军令，上当受骗中了埋伏，被消灭了。这有电报可证，连蒋介石都未否认。那麽多枪炮武器不用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却用来对内杀害抗日兄弟部队，这不是亲者痛，仇者快吗？这类事出过不只一件了。正是因为有这些教训，我们才来和你们强调团结和友好。我们两军之间在历史上没有什麽大的矛盾，所以划界可以减少许多纠纷。至于划界与否或是你们还有什麽别的打算，由你们决定。”我这样义正词严地说了一通，他们也就不再纠缠这些问题，话题又转到苏德战争上，他们说苏联快不行了，希特勒的军队就要打到莫斯科了。我说：“苏联地域辽阔，潜力很大肯定会顶住。即使苏联失利，希特勒打胜，对中国也不会有什麽好处，到那时驻守在中苏边境数目众多的日本关东军就会大举南下。对于土生土长的八路军，不管日本兵来多少，肯定会就地抗战，对你们就不同了。”又说：“我不相信象范汉杰军长这样有远见的人会愿意自相摩擦。”至此，他们也谈不出什麽新观点，刘进副军长为了缓和气氛，说：“你这一路很辛苦了，应当好好休息一下，明天范军长一定见你。”我和李副官长一同回到副官处，有意和他继续谈要团结不要分裂摩擦，他不太答话，于是我就和他闲聊起来，问他哪年回国，过去学什麽专业等，他就很愿意谈话了，他说在美国是白学了，回国后感到失意和失望，有许多有学问的志士无用武之地，而许多无知小人却窃居高位，很多人精力不是用于抗战，而是老在那里勾心斗角。这一晚上我们谈的很随便，使我了解了不少情况。
睡觉的房间还不错，一夜之间睡的很舒服，疲劳消除了。我有起早的习惯，天刚亮我就起来了，正在穿衣时，忽然听到飞机的声音，长期的战争生活使我的警惕性比较高，我马上跑出卧室，刚跑到大门口，就听到头上有咝咝的声音，我赶快伏在地上，听到身后轰隆一声，我的身体不由自主的从大门口的石台上飞了起来，幸亏是落在麦秸堆上，我意识到这是炸弹的气浪把我掀下来了。全身压上好多砖石碎土，我也顾不得多想，马上从麦秸堆上跳下来，伏身向村外跑去。跑了没多久，又听到咝咝的声音，我又本能地伏在地上，接着身后轰隆隆又是两声巨响，响过我又爬起来，继续跑，在第三次听到轰隆声时，我已跑到村外山坡上，可山上的树都早被砍光了，我只好藏在一个大石头后边，这时我才检查身体是否受伤，幸好完整无损。抬头看时，日本飞机其实只有两架，徘徊飞翔，扔了三次炸弹。山坡周围，到处是躲飞机的人，其中有二十七军的官兵，也有老百姓。我的通讯员小董很快找我来，我要他检查同来的饲养员和马匹的安全，他告诉我，因为他们住在村边，都没受伤。我们在山坡上隐蔽到过午，李副官长带人来接我，我向他致以慰问，他告诉我，敌机一共丢了八枚小型炸弹，官兵和驻地老百姓都受到一些损失，因为是拂晓，伤的人多，死的较少，房子被炸毁一些，副官处临街的房子被炸毁了。我想，大概就是气浪把我掀到台下那一次。因为副官处被炸，又把我安排到秘书处一间招待室，刚洗过脸休息了一下，刘副军长和王参谋长几个主要军官都来问候了，我请他们转达我对受伤官兵和老百姓的慰问。刘进副军长说：“本来准备中午备便宴欢迎你的，空袭一来，大家午饭都吃不成了，咱们就和晚饭一起吃吧。”很快他们邀我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吃饭。这个房间布置得相当整齐，圆桌上还铺着漂亮的桌布，大家坐好，喝着酒，话题又转到这次空袭上。有人说：“该死的日本飞机，今天的空袭，使一个重要人物遇难，今晚不知有多少人要悄悄流泪呢。”我悄悄问旁边的副官长到底是什麽人，副官长慢悠悠地说：“陵川虽穷，居然能产名花，还是会说话的花，人人都叫她状元花，日本人实在可恨，伤了这朵状元花，今天有人会痛苦的。”有人接口说：“不要吹牛，在坐的除了八路军的李代表，恐怕谁都不能撇清。”慢慢地我才明白，原来是驻地的一个女孩子，平常和他们有所交往，现在她死了，他们却用这种暧昧的语气来谈论，可见他们只是玩弄她而已。这时二十七军参谋处周处长说：“听老陈说李代表很会作诗，是不是以此为题来一首。”刘副军长也说：“来一首吧。我们大家敬你一杯酒。”大家都附合起来。我本来也想让他们减少一些戒心，于是口占一首七绝：“春寒日冷落朝霞，铁鸟飞残解语花，徒使群英挥泪处，珠沉玉碎状元家。”大家轰然叫妙，随着几杯酒下肚，已不是昨天那样剑拔弩张了。饭后刘副军长向我解释：“由于突遭空隙，与范汉杰军长的见面改在明天上午”。
家园 赴陵川与国民党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谈判(三) 第三天上午，范汉杰在他的办公室接见我，态度还比较好，由于我已有与鹿钟麟、庞炳勋、孙殿英等国民党高级将领接触的经验，再加上我对范汉杰的历史、特点预先有过研究，特别是刘伯承师长专门分析了他具有靠近八路军和要取信于蒋的矛盾心理，所以，我是比较胸有成竹的。很注意礼貌和说话的语气。我强调了代表八路军的友好问候，是专门来送礼的。目的是希望和友军友好相处，团结对敌。对于划界问题，只是因为朱总司令前年去洛阳时路过二十七军驻地曾提过这个问题，当时双方谈了原则，这次顺便看是否要具体落实。范汉杰个子不很高，头发已经有些斑白，完全是广东人的面貌，脸庞有些尖瘦，但还很有精神，也很注意礼貌。我说话时他只是听着，我说完后，他除了表示简单的谢意外，立刻转到主题，问我为什麽想划界，我说：“道理很清楚，抗战已经四年了，日寇还在继续侵占中国的土地，各种抗日力量如果不能团结协作，则不但不能取得抗日的胜利，而且会自相削弱。八路军土生土长，并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晋冀鲁豫已经连成一片，如果你们搞摩擦，八路军和老百姓是不会让步的，朱怀冰、石友三就是一例，刘师长让我转告，他不愿意被逼得与范军长兵戎相见，这种形势贵军肯定是清楚的。前天日本人来轰炸，说明他们已注意你们了，如果我们双方划清界限，就可以避免摩擦，减少后顾之忧，专心抗战，岂不是对双方有利，对抗战有利。”听我说完，范汉杰沉思了一段时间后果断地说：“我军驻在这里不是来搞摩擦的，是来抗战的，既然划界有利，我们原则上也倾向于划界，当然这里面还有些具体问题要研究。”他又接着说：“八路军派你这麽远来看我们，我们应该回访。我相信不久我们刘副军长就会去答拜。”我们又闲谈了一阵，就结束了这次会面。下午我就告辞返回了。
一个月后，二十七军刘进副军长带了参谋处周处长及两个随员正式来访，我出迎到平顺和壶关的交界处，把他们接到太行四分区司令部，分区石志本司令员和新一旅黄新友副旅长亲自接待并参加谈判，经过四天的艰苦斗争，最后终于决定“以邹家坟一线为界，各占壶关半个地区”，并明确规定“双方不得越界”，也规定了交通来往的手续等。划界后壶关境内不那麽紧张了，国民党第二十七军北上越界行动明显减少。由于执行了党中央统一战线正确方针和政策，对国民党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所以与国民党军的“摩擦”得到了缓和，农民经济生活开始活跃起来，我们壶关的政权机构也由平顺县搬入壶关境内，第四军分区南侧的局面从此逐渐打开了。1942年5-6月日寇对我太行区进行扫荡，把矛头也指向二十七军，他们的预备第八师陈师长率部曾绕道来八路军辖区内避难，我们支援了他们。1943年初，二十七军由于经不起日寇的不断扫荡向河南撤退了，晋东南一带变成“真空地区”，我们的工作随之推进，最后不但壶关南部、陵川甚至高平、晋城一带也都建立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