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一) -- 王外马甲

司徒兄引用的文史资料上的征收数字跟实际的落在老百姓头上的数字之间有多大距离我也有点存疑（好比现在大陆的一些官方统计材料中的数字也不是那么完全令人可信，毕竟下面的一些狐假虎威的具体执行人员也是客观存在的。），且不同时期的水分也肯定不一样，希望能有更多的资料可以佐证。

其次，即便数字都是真实的，那么单纯地比较纳粮的多少来证明前后两任zf孰优孰劣，我认为理由也不够充分，尚需要考虑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今生不再兄提到的历史背景这个因素，二战时期美国人的人均纳税额大幅增加了，但也不能就此推导出该任zf欺压老百姓的结论吧。

至于为何1950年平越县的纳粮数目有大幅的增加，除了您提到的zf的高压手段（或称宣传手段，或称诱骗手段，等等，各人有各自的观察角度），以及楼下今生不再兄提到的其他的一些手段，我认为还有其他的因素需要考虑。比如后来的大陆三年大饥馑时期，搁在以往的历朝历代早就造反了（大明就是忘于这样的流民之手），但当时却没发生类似的情况，所以我认为社会的公平指数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当然，清廉指标并不是一个zf合格与否的唯一指标），即，一个社会的公平指数越高民众就能有越大的忍受力。还有，土改的推行短期内对生产力的解放、农民纳粮的积极性应该都有促进作用（尽管我对当年的激进式土改持保留看法。）。等等。

最后，冒昧地对司徒兄的《王泰恭》一文点评一番，该文对扣在王头上的不实之名的辩污以及对王之抗日战绩的赞誉我都表示认同（因为至今没有人能拿出有力的证据反驳这两点），但该文以国府为正统视共党为匪的角度来描述王之战死一节，我却不大以为然。定义一个“做奴隶而不得”成为普遍现象的时期争斗的双方谁为官谁为匪意义不大，否则当年孙先生造满清zf的反、国民党造北洋zf的反其合理性又体现在哪里呢？以此而论，请恕直言，我认为该文距离信史的标准尚有一定距离。

顺便提一下，有位纳米小洞儿老兄的意见我认为比较中肯，顺便引用一下，望兄能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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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感

有几点个人看法，提出来商榷一下，首先，国府征收数字以何做准？对于国府的具体执行人员借国府名义横征暴敛的数目真的能够估计出来？民间有说法叫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往往是上报的数倍，超越了百姓的生存底线，造成有卖儿卖女倾家荡产的，否则也不会有后来土共一呼百应的局面；

其次，土共的征收与国府的不一样，并非派出暴力机构而更多是采用宣传机构，往往是宣传交公粮支持国家更光荣，而光荣的背后有入党或者评积极分子等手段表彰，而这些家庭在日后有望获得更好的机会，所以土共的公粮收得多并非一定就是横征暴敛，尤其是50年，还要考虑到抗美援朝，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全国人民一起努力支援志愿军，那时候支援国家是非常光荣的，努力多交公粮各地都有互相攀比的，不排除有部分地方官员为了自己而采取一些恶劣手段，但是面并非过去国府所能比，而手段也差很远，查查国府曾采用手段，对于抗粮的，有砍头，关水牢，火烧等等恐怖手段，为什么还是收不到土共这么多？还是四个字，民心向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