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一)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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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园 有个把地下人员怕个鬼哦,活埋了就是,都熟门熟路了
      • 家园 我先答吧

        一、关于内黄。

        和滑县一样,从39年到40年的那段时间里,内黄县大部被八路军控制,可以说是“建立了根据地”;40年6月日军大扫荡时,二纵主力在内黄保卫根据地,结果失败后损失很大,内黄“根据地丢失”;40年底,八路军朱程(冀鲁豫一分区司令)率部重回内黄打游击,在沙区一带和日伪军周旋,可以说是部分地“恢复了根据地”;41年4月,叛徒吴蓝田凭借自己对内黄党组织情况的了解和对八路军战术的熟悉,引导日伪军进攻沙区,致使朱程部受到严重打击(基本部队几乎打光),“根据地再次丢失”;接着,日伪军和吴蓝田、孙步月部多次扫荡沙区、用“三光政策”破坏共产党组织基础,也给内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这以后冀鲁豫军区就没有力量恢复失地,直到42年10月,南进支队(原冀中部队)进入内黄,伪军闻讯前来扫荡,八路军先败后胜,才又一次回到沙区;42年12月,南进支队改组成冀鲁豫四分区(朱程任副司令),开始在沙区垦荒。

        其实,在骑兵系列里马甲就介绍过:沙区这里,以前是八路军的根据地。但刘大爷他们去种地时,别说是基层党组织,就是活人也没见到几个。

        因此,说内黄的沙区“曾经是八路军根据地”没错,但从41年4月到42年10月期间,内黄全县境内没有八路部队,控制该区的是日伪军。

        二、关于王泰恭上任

        老王的兴趣只在滑县,内黄县的情况是怎么样,他其实并不在意。

        老王的办法是打鬼子去外县,然后回来守住家门口,外地的事不爱管。别说先前不理会内黄,就连后来当了“冀鲁豫边区联合指挥部总指挥官”,他也没离开过窝。

        但滑县县长就不一样了,在本乡本土当老大是老王的理想,无论如何他是要争取的。

        所以,虽然司徒卡兄一再评价王泰恭“具備標準的軍人特質”,但马甲我还是觉得:老王本质上就是个地主而已,在他眼里,家门口的利益比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要重要得多。

        王泰恭抗日也好、反对共产党也罢,乡土、本位意识远超过政治觉悟。在马甲看来:武旭如、暴惠民使劲“拔高”王泰恭的思想境界,是为了给自己贴金。而司徒卡兄也这么相信,是古书看得太多,被图书馆给忽悠了。

        以上,回答完毕。

        • 家园 马甲兄说的好

          这王县长说白了就是一给有钱人看家的有职务的高级护院而已,不管来的是谁,就是不能损害自己主人的利益,所以不管是TG还是日本人都要打了。

        • 家园 老司是个追星族

          王县长就是老司追的偶像。所以大伙儿跟他辩论是没用的。偶像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句号。从这点看,老司倒是典型的炎黄子孙。

        • 家园 【文摘】老王本质上就是个地主而已

          这个结论下的好。这些细节也补充得好。这就把下面的借口给完全堵住了。

          内黄沙区是中共的老根据地
          太行山区是中共的老根据地,江西是中共的老根据地,然而桂系,小蒋都经营得很好。老王为什么不去内黄拓展地盘,谁也不知道,我是相信他只不过
          是个地主而已
          ,而且还是小的那一种。

        • 家园 “地主”又该心惊肉跳了

          本质上就是个地主而已,在他眼里,家门口的利益比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要重要得多。

    • 家园 【原创】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七)

      初战告捷,大赵和小纪开始着手建立农村基层组织。

      显而易见,在长期属于游击区的滑县组建民主政权,如果不走王泰恭之类的“上层路线”,就必须依靠广大的贫苦大众。通过前一阶段的“讨公道”,共产党已获得了贫农中农的支持,现在,两位组织部长准备开展对雇佃农的动员工作,把地主身边的“仆人”也发动起来!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豫北一带历来封建传统意识浓厚,这里不仅是子贡、商鞅、吕不韦的老家,也是早年间秦叔宝、程咬金的地盘(瓦岗寨在滑县)。当地豪门讲究“耕读传家”、盼着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而穷人则崇尚“忠义”,愿意当“义仆”,觉得以身事主是件挺美的事。

      这里的基层民众不仅没有集体斗争的经验,对政治活动也缺乏兴趣。雇佃农更是在帮工生活中与地主形成了特殊的依附关系,对东家有畏惧甚至感恩思想,他们或者赶车种地做家务、或者扛枪护院收租子,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宗族势力的工具。

      在这样的环境下,引导这些长工“家人”与他们的雇主争夺地方的领导权,无疑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当纪登奎等人开会宣传“乡村基层选举”的主张时,不仅中农富农不以为然,贫雇农们更是退避三舍,惹来了王泰恭县长的一顿嘲笑。

      然而,20岁的纪登奎部长(四地委抗联组织部长兼滑县组织部长)可不是白当的,他很快就找到了突破口。

      历史上,当地地主有在经营中给“下人”小恩小惠的传统,如分给垛垛粮(收割和捆麦垛时散落的麦穗)、天热发草帽、中秋节请吃饭之类,这样能刺激佃雇们的积极性,佃雇也能从中得到点实惠。可后来,这些“好习惯”逐渐废弃,特别是大灾荒之后破产农民增多,地主更是觉得不必实行这些作法,这就引起了“下人”们的不满。

      于是,小纪部长就挨家挨户向地主宣布:老辈子留下的“好习惯”应该恢复,这包括——收获时分铡草粮、垛垛粮;青黄不接时借垫底粮;夏天发草帽一顶、手巾一条,铡草时给腿带一副;冬天发大腰带(五尺布),女雇工发鞋面布;收割吃开镰饭,中秋节请吃一顿好饭(有酒),赶庙会给二斤馍,过年给压岁钱;吸烟的给八包烟叶,不吸的给两双鞋两双袜……

      这些宣传,佃户雇工听得很高兴,地主也无话可说,因为这都是祖上传下来的老规矩,又不是纪小伙自己编的,要当“善人”就必须这么做。可是,土财主们既爱面子又小气,当面说得好听私下里却打折扣,甚至根本不认帐。

      对此,纪登奎自有办法——

      以梁二庄为中心,附近11个村的200余佃户在柏树林里开会了。

      主席说:“为了翻身不受压迫,大家有啥说啥,这里没有别人……”

      一个雇工提:“东家今年没有给我衣裳”(当初说的过年不给钱、管穿)。说时有些害怕,伙计都安慰他:“不要怕,都是自己伙计”。

      一个高喊:“谁向东家说就是走狗”,“对,老母狗”。

      解决的很干脆:“回去向东家要”。 “行,行”(大家齐说)

      又一佃户说:“东家不肯借垫底粮。俺东家是俺姑,俺爹快要死在床上了,磕头都不借一升半合。俺爹临死吃了个糠窝窝。(大叫起来)伙计们想想吧,这是俺的亲姑!出了一辈子力还是这样,东家和咱两个心眼儿啊!穷骨头当儿子的把爹娘饿死了”。哭气晕了过去,伙计们把他扶下去,大家说:“醒醒吧,为啥不敢说呢?”。

      大家呼喊,一个接一个诉苦:“出差不管饱,说俺大肚子”、“说新五军(伪孙殿英部)快来了,吓唬俺”、“支差喂牲口(义务帮地主喂马)不合理”、 “一请(吃饭)也不请了”……

      主席对大家的意见仔细听,说完一件讨论一件: “垛垛粮为啥取消?因为咱们不抱头(不团结),以后按老规矩”。

      大家“同意”,解决的很圆满,主席又连问带解释的说了一道。

      各村举了16人领导这个工作,怎样干法?主席讲的很明:“难剃的头先剃,活捉活拿,先揭黑嘎巴儿(揭短),压倒他再提条件。回去可大顿(斗争),不要顿出圈儿。”

      会要散了,一佃户提:“俺来开会,东家要退了我的佃,大家能帮帮忙吗?”大家说:“中!”二百人一拥而上,把地主请出来,斗嘴讲理,喊口号。大家亲眼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以上选自纪登奎44年给地委的工作汇报)

      刚开始佃户雇工还有点害怕。岳营村的大地主岳朝中在大门口把眼一瞪,佃雇农就吓得把头藏进怀里不敢吭声了,要靠纪登奎才能把地主的气焰震下去。到后来就放开了,他们主动向干部说:“同志你不用去,弄坏了俺可不负责”。纪登奎也支持佃雇自己组织斗争——“下人”对东家的情况最了解,说理时条条都是要害,可以象“小抓钩—样抓住顶门,叫地主说不上话来”。

      但在斗争中也出现了问题,一是“顿出了圈儿”,有砸东西、打人的,有提不合理要求的(垫几筐土就要东家请吃饭,还得是四碗四碟半斤小酒);二是群众对走狗(向东家告密的落后分子)打的很凶。

      这种情况引起了赵紫阳的重视,立刻着手加以制止,规定在“说理运动”中,不许打人摔东西,更不许杀人烧房子。

      “走狗”其实也是穷人,他们有的是地主的亲戚本家,有的是老年老代的仆从。这些人心里赞成改善生活,但由于宗族和历史关系的原因不愿揭破脸,所以当地主对他“厚”的时候,他“以厚对厚”,地主对他“薄”的时候,他也会“以薄对薄”。

      梁二庄有个雇工,开会回去后告密了,东家当即表示不会亏待他。第二天东家问:“你的腰带,要白的?还是要带色的?”,雇工说:“看着办吧”。过了几天,东家又问:“要白?带色的?”,雇工答:“看着办吧”。后来全村雇工都拿着腰带开大会了,东家还那样问:“白的?带色的?”,雇工大急,“你不愿给,散伙”。结果撕破脸,比一般雇工还干的凶。

      穷人们团结起来,原来心不齐如今心齐了,过去有事求东家、现在都在会上讲,大家选出了新村长。开会的时候,佃雇农把全部胜利品都带着,头上新草帽、手里新手巾,用棍子高高挑着五尺长的腰带,嘴里喊着自编的口号: “佃雇户是上等人!”、“伙计们一心团结!”,“拥护共产党!”、“打倒走狗!”,围着村子绕来绕去,互相参观、津津有味。虽然纪登奎们觉得这样很小气(他自己说的),可这却是雇佃们最喜欢的举动,每每乐此不疲,搞得干部也无可奈何。

      雇佃开心了,地主们却气不过,晚上就在家里骂:“天天开会,唧咕叨咕个啥?”,“别看眼下把小辫儿提得直耿耿的,到时候老子一脚全踢到河里去”。

      对共产党人的作为,王县长当然极不满意。

      很多人当官以后喜欢干两件事:一是办学堂训话,再就是演包公办案,王泰恭也这样。大灾荒的时候,滑县的学校基本上停办了,43年底,王县长着手恢复了一所中学(这所学校在滑县牛屯镇,现为初级中学),开学后王县长来训过话、还开讲过《左传》(暴惠民说老王“尤好春秋左氏傳”,大概是缘于此吧)。在其他中学复办以前,教师出身的王泰恭率先做了这件事,的确有功劳。

      当了县官当然就要断案,大灾之后有关土地和人口买卖的民间纠纷很多,老王的县衙设在自家院子里,老百姓轻易找不到,所以他有时候也出门办公,那时候国民政府各级官员跑得影子都见不着,正好由得王县长随意扮演包青天。王泰恭审官司的办法是自由心证式的“本官做主”,这样虽然效率低但显得很有派头。

      共产党以“上门说理”的方式处理纠纷,有统一标准,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王泰恭断案则出于个人好恶临时决断,并一味地维护少数大户。共产党的办法群众很满意,可部分地主却跑到王泰恭那里告状,老王就给他们翻案。结果,群众拥护大赵小纪部长为“干部”,地主则称王县长为“青天”,这就引发了矛盾。

      王县长见自己的判决难以服众,恼羞成怒,就出兵“执法”。

      39年底,王泰恭多次报复参加“讲理”的贫苦百姓,造成一百多人被打被抓,九人被杀。常屯村村民王守献因反对王泰恭的断案,夫妻双双被活埋;青抗联干部(学生)王九贤被头朝下埋进树坑……

      44年初,纪登奎等人发动雇佃农运动,群众改选了村长。王泰恭认为这是“以下犯上”,带队殴打、追杀参加集会的雇佃农,小石村新当选的村干部丁文典、丁文保被毒打后刺死,一些积极分子被迫逃亡他乡……

      这期间,共产党滑县县委多次向王泰恭进行谴责,并且向上级提出了惩办顽固派的要求,滑县附近的八路军也做好作战准备,但边区“三三制”会议经过讨论,没有同意对王泰恭民团实施打击。

      上级部门的主要理由是:一、王泰恭部是一支历史上多次抗日的地方武装,应该鼓励他坚持抗日立场,教育他去打敌人而不要打老百姓;二、目前滑县周围日伪势力环顾,王泰恭与杜淑、吴蓝田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如果我们加强了军事压力,有可能迫使他倒向日伪一方;三、批评教育王泰恭,有利于孤立打击邵鸿基,能够起到分化国民党顽固派的作用。

      八路军准备动手的时候,王泰恭很是紧张了一阵,态度也有所收敛。可雷声过后没见雨到,他立刻就得意起来,这以后,无论共产党怎么做工作,他都认定自己实力强、名声大,八路军不敢打他。

      不过,王泰恭确实比以前壮了。杜淑被打垮的时候,他收了些散兵;滑县红枪会被驱散以后,他又收了些游勇;纪登奎在乡村搞运动,一些受打击的地主大户子弟也投奔了王泰恭。40年初,老王的手下有三个团另一个大队2000多人马,很可以得意一番了。

      现在看来,王泰恭其实是完全不懂政治的。他没有理解共产党对他一再容忍的苦心,他当然更不会明白:以他的条件,这些中看不中用的散兵游勇越多,只会使他死得更快。

      然而,有两个人是肯定知道其中的道理的,一个是吴蓝田,一个是邵鸿基,只是他俩都没说穿,一直把这个傻乎乎的地主县长忽悠到死。

      当然,老王之所以死得那么快还有个原因,这时候,他的宝贝儿子——十八岁的哥哥王三祝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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