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参观中世纪博物馆，居然有水龙头 -- 莫无非

“游牧”、“游农”说试图从社会生产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游牧”说认为，商人在盘庚迁殷之前还是迁徙无定的游牧民族，到盘庚时才有初步的农业，由游牧经济转入农业经济，因此有了定居倾向。但商代卜辞和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商代前期，农业己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所以，此说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

“游农”说认为，商代的农业是原始的。其原始性表现为生产工具的笨拙和耕作方法的原始。商人采用“火耕”的方法，即“焚田”，来代替笨拙的生产工具开辟原野，把林莽烧平后，在灰土上播种。他们既不知道灌溉，也不懂得施肥，一旦土地的自然力耗尽，便需改换耕地，不得不经常迁徙。“游农”经济是商人都城屡迁的原因所在。但考古资料证明，郑州和小屯两地商代文化中出土的石镰和石斧都很近似。这两地正好一个代表商代前期，一个代表商代晚期。商代农业生产已使用少量青铜器。目前出土的几件青铜农具，商代前后期的数量也大体相当。这说明商代前后期农业生产工具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同样是“笨拙”的。至于耕作方法，胡厚宣先生在《殷代焚田说》中指出“焚田”

是殷人狩猎的一种方法，根本与农业无关，至于说商人“不懂得施肥”，则与史实不符。《汜胜之书》说：“汤有旱灾，伊尹作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甲骨文“尿”字即粪便之“屎”字。卜辞中有大量“尿田”的记载，商代初期已知“粪种”，当是可能的。“游农”说的论据经不住推敲。另外，它跟“水灾”说一样，无法解释中丁之前和盘庚之后，商都稳定的史实。所以，“游农”说也难以令人置信。“去奢行俭”说和“王位纷争”说试图从社会政治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去奢行俭”说认为“抑制奢侈，倡导俭朴，借以缓和阶级矛盾，是商都屡迁的原因。此说多少有点合理成分。因为《尚书》中《盘庚》三篇是保存下来的商王盘庚迁殷时对臣民的三次演讲词，将迁之时，他曾指责贵族中有贪求财富的乱政官吏；既迁之后，他又告诫官吏：不要积聚财物，光为自己孜孜不倦地增殖产业，应该施惠于民，要永远洁净你们那颗和国王一样的心。但是，奢侈是剥削阶级的“痼疾”和“通病”。不仅迁殷之时存在，迁殷之后照样存在。为什么此时奢侈可以促使迁都，而彼时却不能呢？“去奢行俭”说虽然看到商都屡迁的某些现象，却未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所以，它对商都屡迁原因的解释缺乏说服力。“王位纷争”说，根据《史记·殷本纪》：“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的记载，注意到从中丁至阳甲正好九王，先秦典籍中“几世”即指“几王”，这“九世之乱”与商都屡迁，在时间上如此若合符契，决非偶然巧合，它应是促使商都屡迁的客观原因。这个推断，可以在《尚书·盘庚》中篇里找到证据。盘庚追述先王迁都原因时说：“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孔疏》认为“大虐”的具体含义是：“上云‘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断命’，即是天降灾也”。很明显，“大虐”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就是指以王位纷争为中心的“九世之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政治上的动乱和纷争，给人民带来无穷灾祸，先王并不怀恋他们手造的基业，为人民的利益来迁徙。那么，王位纷争所引起的社会动乱，为什么必须用迁都的办法来解决呢？因为“九世之乱”的直接后果是商王权威削弱和贵族势力膨胀。贵族势力膨胀，表现在经济上，是聚敛财富；表现在政治上，是弑君篡位。斗争的双方，为了赢得胜利，必须借助天时、地利与人和。天时，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是彼此共享的。人和，要靠主观努力去争取。惟独地

利，谁占有它，就属于谁。很明显，既然贵族的势力能够膨胀起来，并足以威胁王权，那么，贵族一定占有地利。殷商时期虽然已进入青铜时代，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旧很低。在那种社会发展水平上，地利的作用就格外重要。通过迁都来改变贵族地利的优势，从而削减贵族的实力，是商王的战略措施。这应是促使商都屡迁的主观原因。证之《尚书·盘庚》篇，正是这样。盘庚迁殷几乎遭到举国上下的反对，“民咨胥怨”，但主要阻力来自贵族，不是平民，更不是奴隶。贵族用浮言来煽动民心，而盘庚则抓住“天命”和“先王”两面大旗，口口声声鼓吹为人民打算来争取民心。在当时，“天命”和“先王”无疑是有威力的，使盘庚得以迁殷。将迁之时，盘庚发出警告：“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就是说，有奸诈邪恶，不听话的人，我就把他们斩尽杀绝，不让这孬种遗留在新邑蔓延滋长。可见盘庚企图通过迁都打击贵族。既迁之后，盘庚重申：“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即不管与商王血缘的远近，造罪就处死，立功便封赏；并宣称自己有权“制乃短长之命”。这说明通过迁都，镇压了异己，商王权威上升了。“九世之乱”的教训是深刻的。为了避免历史重演，王位继承制发生变化。商王继统法分三期：第一期大丁至祖丁以兄为直系，第二期小乙至康丁以弟为直系；第三期武乙至纣传嫡长子。盘庚处于由第一期向第二期转变阶段。迁殷后商王继统法出现以弟为直系并终于转变为传子的新情况。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减少王位纷争，王室内部稳定下来，所以导致迁殷后二百七十三年没有再徙都城。“王位纷争”说对商代前期都城屡迁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

　　文字甲编》）等。很明显，“众”和“众人”是殷王作战部队的成员。而根据一般奴隶制国家的惯例，奴隶是没有资格当兵的。第二，“众”可以参加祭祀等宗教活动。如《龟甲兽骨文字》中载：“众人立大事于西奠。”古人所谓“大事”，就是祭祀活动和军事行动，《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有云：“御众于祖丁，牛。”（见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御是祭名，御祭为的是消除灾害，全句是说，御祭为众消除灾害在祖丁之庙，用了一头牛。“众”如果是奴隶，不会有这样的事。第三，甲骨文中有“米众”的占卜。如“其米众”，“令兹米众”（《铁云藏龟》），“不米众”（《铁云藏龟拾遗》）等。这里的“米”借为敉。《说文解字》上讲：“敉，抚也”；有的注解说：“敉，安也”；《方言》上还提到不少地方“谓爱曰抚”。可知“米众”是商王对众关怀和爱护的表示。这样的待遇，奴隶是不可能有的。再说《商书。盘庚篇》中的“众”，商王与他们讨论迁都之事，反复进行劝说，可知他们必是有相当地位的。若是奴隶，便不必多费口舌，只需一根绳子，像对待牲畜那样牵着走就是了。至于“众”字上面的“日”，是神圣的标志。甲骨文中有“宾日”（《殷契佚存》）、“出入日，岁三牛”

　　（《殷契粹编》）等把日当作神来祭祀的记载。显然，“众”的字形象征着在太阳之神的光辉照耀下的顶天立地的人们。

　　通过上述分析，有的学者认为，“众”应该是当时的族众，属于平民阶级。他们并用考古资料加以验证。1969—1977年在殷墟西区发掘了339 座殷代墓葬。除6 座较大型的墓外，其余都为小长方型的穴墓，分为8 个墓区，可知属于8 个不同的族，这些墓中，大都有一定数量的随葬品，说明墓主生前都具有一定的生活资料和社会地位；多数墓随葬有礼器，说明墓主生前有权参加礼仪活动；166座随葬有青铜兵器，说明墓主生前有不少人是充当过战士的；少数墓随葬有生产工具，说明墓主生前是从事生产劳动的。这些小型墓的陆续发掘，说明殷代存在着大量的具有上述权利和生活特点的平民族众。这正与甲骨文中“众”（“众人”）的情况相合。

　　既然“众”是军队的主力，能参加祭祀等宗教活动，受到殷王的“爱抚”，因而有的学者又认为，“众”是殷王统治的支柱，他们都应该是奴隶主。其中众和众人还有所区别：众人是奴隶主阶级的基层全体成员，而众则是奴隶主阶级的中上层。至于甲骨文中的“众”须参加一定的生产活动，这正是和当时低水平的生产力相适应的。《诗经。周颂。载芟篇》上有“侯主侯伯、侯亚侯旅”都来参加农业生产的记述，可知到西周时，还是奴隶主贵族上下一齐到田间进行活动的。甲骨文中的“众”，由此有了或是奴隶，或是平民族众，或是奴隶主三种看法，各有各的理由。

书中明确说明，手工业者，亦即甲骨文中所说的“工”的阶层，乃是来源于“众”，也就是我们上文中提到的类似于“债务奴隶”的阶层。同从事农业的“众”相同，“工”没有劳动积极性，，会逃走，被捉回来的，还可能被杀死祭神——这点很像战争奴隶，个人觉得可能是对逃跑行为的惩罚，而对普通的“工”，则并未见到杀死的叙述。

　　这一推测让考古人员非常兴奋。为了探寻这些人生前的真实身份，考古学家们把在遗址中找到的1000多具人骨全部送到开罗的国立研究中心进行专门研究分析。

　　分析发现，很多骨骼上有接受医学治疗的痕迹。比如一个40岁左右男性的头骨上发现了两个孔。他们推测，较大的孔是发炎造成的，较小的孔可能是外科手术留下的痕迹。“我们在头骨上检测出了癌细胞，因此推测较小的孔可能是进行移除癌细胞手术时留下的。”科学家们还通过X光照片，发现一个男性臂骨曾经断裂，但他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断裂的手臂被完好地接上了，“这是使用夹板固定骨骼的结果”。科学家们认为，如果建造金字塔的这些人只是奴隶，那么不太可能为他们实施如此费时的手术治疗。

　　科学家们还发现了孕妇和胎儿的人骨——这是一个足以彻底颠覆奴隶理论根基的发现：如果修建金字塔的人是奴隶，那么理所应当都应该是男性，怎么会出现孕妇呢？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这里的男女比例几乎一致，还有许多小孩子的人骨。“可以认为，这些男人和他们的妻小住在一起，过着自主的生活。他们是平民，而非奴隶。”

　　工人们的生活图景

　　那么，这些自由民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我们或许可以从伦敦大英博物馆所藏的一块石板上看出端倪。石板两面都刻有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记载了大约40名工人的日常工作情况，包括他们缺席的日期和原因，相当于现在的工作时间记录卡。石板上，人名用黑色染料书写，人名后面记录的是缺席日期，和用红色染料书写的缺席原因。从这上面看，工人们缺席最常见的原因是生病，约占了各种原因的一半，比如一名叫席巴的工人因为被蚊虫叮咬生病，缺席了7天。其他请假原因包括参加宴会（如生日之类的）、扫墓、为其兄弟的尸体涂香料等等。在众多的缺席原因中，有一种现在看来非常不靠谱的请假理由——宿醉，一位名叫列钮泰夫的工人由于宿醉而缺席了第二天的工作。通过这块工作记录石板可以看出，建造金字塔的人们过着一种非常自由、轻松的生活。

　　此外，金字塔旁还出土了众多反映家庭生活的雕像。其中有一尊父亲和两个女儿在一起的石雕，两个女儿偎依在父亲身旁；还有一尊夫妻雕像，妻子的手臂温柔地环绕着丈夫的肩膀。

　　在大金字塔西侧还发现了一座墓室，年代可追溯到古埃及第四王朝，墓主凯伊是建造大金字塔的胡夫法老时期的一位祭司。墓室入口处的墓志铭上，刻着保障农民粮食的契约。墓志上记载，凯伊付给农民面包和啤酒，让他们高高兴兴地离开，这些开心的人们以神之名表示非常满意。这说明，法老承担起为工人提供衣食住行的全部责任，工人们则充满感激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也就是说，金字塔建造工程是在双方均接受的雇佣契约下进行的。

人殉和人牲的主要来源就是战俘和奴隶，武丁时期战争特别多，征伐的方国部族仅见于卜辞的就有80多个，实际的数目可能还要多，所以他的俘虏一定也很多，人殉和人牲用得也多。殷商时代的贵族对于战俘和奴隶得看法是他们只是和牛羊犬马一样的牲畜，是贵族们的财产之一，并不是真正的人，所以可以任意的驱使、买卖和屠杀。

但是这不能怪武丁残忍，因为整个殷商时期人们的观念就是这样的，他们用人殉葬和祭祀的原因主要是他们迷信鬼神，认为活人死后，转化为鬼。鬼神世界跟现实世界一样，现世界里活着的奴隶主贵族，死后便成为鬼世界里的奴隶主贵族。在商人眼里，鬼神比活人更有威力。活人解决不了的疑难和祸福，诸如人的生死病疾，天的阴晴冷暖，战争的胜败，田猎的吉凶等等。都要通过占卜请示祖先，祈求祖先给予启示和保佑。所以，商人崇拜祖先，重视祭祀。活着的奴隶主贵族役使着成群的奴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出於孝心，他们也体贴到自己的祖先需要奴隶侍奉，于是屠杀奴隶送往鬼神世界供祖先享用的事便发生了。

另外，商代的以农业为主，因为当时生产力很低下，农业生产受大自然影响很大，所以对于大自然的崇拜是普遍的。山川江河，风雨雷电，日月星辰，都被神化了。祭祀大自然的诸位神灵，商人也时常要屠杀奴隶，祭祀大自然的神灵屠杀奴隶的数量也是很大的。商人迷信鬼神，这是他们大批杀死奴隶用以祭祀的主观原因［21］。

商代虽然存在着大量的奴隶，但是胡厚宣先生认为商代并不是奴隶社会，可以参看他的《殷非奴隶社会论》一文［22］。

商代是不是奴隶社会，关涉到我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时期的重大课题。近读《发现证据 解读现象 挖掘资源 提升智慧—我的史学研究心得》（《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5月27日）一文，作者说他翻检了几乎所有甲骨文资料，最终证明从事农业生产的“众”只是当时的村社成员，其整体身份不是奴隶，因此商代是奴隶社会的观点在学术上经不起推敲。这个结论值得商榷。

　　“人身被占有”：判断奴隶的关键

　　要认识甲骨文“众”的身份，需要从理论和史料着手。有关“众” 的史料、出土甲骨文资料，基本上已公布，且大部分作了释文及考释，不难找到也不难读懂。为什么一直对“众”的身份有不同认识，关键是理论问题。对于什么是奴隶，在理论上没有统一认识。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或说是“理论”），即只有不断被主人杀死的人，才是奴隶。其实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说：“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即与其说群众被剥夺了土地，不如说他们的人身被占有。”“人身被占有”才是确定是否为奴隶的关键。杀死奴隶，并不是奴隶主获得奴隶的目的，奴隶主利用奴隶的劳动来为其创造财富，而奴隶也不是随便就可获得的。奴隶是主人的财产，不能随便抛弃。

　　“众”是“人身被占有”的群体

　　如果从“人身被占有”这一理论出发去解读甲骨文中有关“众”的史料，不难发现，“众”的人身是被他人占有的一个群体。“众”主要从事的是农业生产，他们从事农业生产有以下特点。

　　一是逃跑。如卜辞“贞众作藉不丧，［其丧］？”（《合集》8）“作藉”是农业生产活动。“丧”是逃亡。“贞裒，涉屯、众，不丧众”（《合集》22537），“裒”即“裒田”，开垦荒地，“屯”是一种人的身份名称。此辞是卜问将屯和众渡过河开荒，众这种人不会逃跑吗？甲骨文还有不少“丧众”的卜辞，说明他们经常逃亡。若“众”是村社成员或称为自由民，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当会全力以赴，哪会有逃亡之事。只有身份不自由的人，为他人耕种，才会逃跑。

　　二是在商王或其臣僚的命令、监督下进行的。如卜辞“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合集》1），“协田”是协力耕作，此辞是商王下令众去耕种。“小臣令众黍”（《合集》12），“小臣”是商王的臣，“黍”在此辞中是动词，即种黍。此辞是商王室的臣僚命令“众”去耕种。甲骨文中“小众人臣”是管理“众”的官吏，“小藉臣”是主管农业生产的官吏。可见“众”是在他人命令下，被人监督着耕种的。

　　三是集体生产劳动。甲骨文中的“王大令”、“小臣令”的“众”，当不是针对少数人，而是有相当的人数，可见“众”农业劳动的集体性。

　　四是生产地点不固定。卜辞云“令众人取（趋）入羊方裒田”（《合集》6），“羊方”是商时期的一个小国，“趋入”即赶快进入、快进入之意。“王往致众黍于囧”（《合集》10），“囧”是商王国内一个地名。此辞是“众”又被派到王国内的囧地种田。若他们是具有自由身份的村社成员，耕种的是自己的土地，何能被人驱使着到各地去耕种？

　　由上可知，甲骨文中“众”，身份是不自由的，人身被他人占有了的“众”只能处于奴隶地位。

　　“刍”、“工”是“人身被占有”的群体

　　构成商代社会经济基础的主要有三个部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畜牧业中的劳动者称为“刍”，刍也是经常逃亡。如卜辞“有刍自益十又二人”（《合集》137）， 即亡，即逃亡，益是地名。逃跑了要被抓回，“贞刍得”（《合集》133），“贞刍不其得？”（《合集》131）此“得”字是抓而获得。“刍自爻圉六人”（《合集》139）， ，从止从幸，止表示脚，幸表示刑具镣铐，是脚上带镣的刍。圉是监狱，“爻圉”是爻地的监狱，有六个刍被关在监狱中，当是逃跑被捉回的刍。刍被作为祭品，“来刍陟于西示”（《合集》102），“来”是指从他处送到商王室的一个贡纳性用语，“陟”是献上，“示”即神主牌位。此辞是从外地送来的刍，作为祭祀“西示”的牺牲。

　　手工业中的劳动者称为“工”。卜辞“其丧工？丧工”（《合集》97），“其”字是将要之意，“其丧工？”是问“工匠将要逃亡吗？”“丧工”是验辞，表示事情发生了、应验了，工匠果然逃亡了。凡逃亡者都要被抓回来，如卜辞“执工，不作尤”（《合集》26974），“执”即抓捕，“尤”是灾祸，意即卜问抓捕逃亡的工匠，不会发生意外事故吗？工匠被用作祭祀的牺牲，“今日雍己夕，其呼庸执工”、“庸执工于庸己”（《屯南》2148），雍己是第九位商王，“夕”是祭祀仪式名，庸是人名，商王的官吏。此卜辞是祭祀雍己而命令庸去抓工匠。此时抓工匠即是“执工于雍己”，作为祭祀雍己的祭品。

　　商代三个主要生产领域中的劳动者众、刍、工，都是处在人身不自由的状态下从事劳动生产的，他们的生命没有保障，显示出他们“人身被占有”的事实。由此可知，商代社会的性质是奴隶社会。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四是生产地点不固定。卜辞云“令众人取（趋）入羊方裒田”（《合集》6），“羊方”是商时期的一个小国，“趋入”即赶快进入、快进入之意。“王往致众黍于囧”（《合集》10），“囧”是商王国内一个地名。此辞是“众”又被派到王国内的囧地种田。若他们是具有自由身份的村社成员，耕种的是自己的土地，何能被人驱使着到各地去耕种？

　　手工业中的劳动者称为“工”。卜辞“其丧工？丧工”（《合集》97），“其”字是将要之意，“其丧工？”是问“工匠将要逃亡吗？”“丧工”是验辞，表示事情发生了、应验了，工匠果然逃亡了。凡逃亡者都要被抓回来，如卜辞“执工，不作尤”（《合集》26974），“执”即抓捕，“尤”是灾祸，意即卜问抓捕逃亡的工匠，不会发生意外事故吗？工匠被用作祭祀的牺牲，“今日雍己夕，其呼庸执工”、“庸执工于庸己”（《屯南》2148），雍己是第九位商王，“夕”是祭祀仪式名，庸是人名，商王的官吏。此卜辞是祭祀雍己而命令庸去抓工匠。此时抓工匠即是“执工于雍己”，作为祭祀雍己的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