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安顺场到泸定桥(一) -- 双石

　　同一天，右纵队前锋红二团翻越延绵60余里的高山，经雨洒坪到达得妥。

　　得妥有些土老肥的民团，半个小时，即被龙振文、邓华的红二团解决。

　　前面几里路就是海子山下的一个隘口，地势险峻，左濒河，右绝崖。

　　袁国瑞旅的杨开诚团据险扼守，且有谢洪康团为后盾，红二团将背水仰攻，打一场恶战。

　　雨疾，月黑，山陡，路滑，为养精蓄锐，红二团宿营得妥。

　　西岸红四团前边路上没有敌人了，眼跟前却站着一个敌人。

　　瞌睡虫！

　　烂脚丫子麻木了，瞌睡虫不麻木。

　　山高、坡陡、雨疾、路滑，瞌睡虫再来招呼，车轴汉也挡不住。

　　战士们一路走一路睡觉，有人站着就睡着了，得有人推一把：“快走！”

　　怕有人睡觉睡进河里，只好把绑腿解下来一个拴一个，干部们拉着走。

　　干部真难当，走路睡觉你甭想！

　　22岁的政治委员杨成武一路走一路不停地鼓动：

　　“同志们，两万多红军战士的命运系在我们身上，我们往前多走一步，早一分钟到泸定，就意味着几个、几十个红军战士得到生存的机会。同志们，朱总司令说我们是中央红军的一只铁拳，周副主席说我们是中央军委的一只猛虎，林军团长说我们是红一军团的一群好汉，我们要打出铁拳，放出猛虎，当条好汉！同志们，不要停，坚持住……”

　　烂脚丫子，瞌睡虫子，都麻木了！

　　走！走！！走！！！

　　走到杵泥坝，对岸出现了一长串火把。

　　这是袁国瑞旅李全山团正去抢占泸定城。

　　李全山团两个营和团部27日与红军左右两路纵队夹河而上的同时，开始从化林坪出发去抢占泸定。

　　“抢占”这个军语用在这里显然不太合适。

　　化林坪到泸定不过70多里，李全山团28日也只走到一小半的冷碛，完全没有“抢”的状态。

　　当时红军宣传队有个保留宣传快板，其中就有一句“红军一天一百一，白军一天三十三。”

　　没办法，双枪兵嘛，鸦片烟瘾犯了，就是委员长他老人家亲自来了，一样喊不醒。

　　再说，袁旅长也瞎指挥。

　　前天，旅长下令喊弟兄伙向挖角坝搜索前进，呵欠连天没走出好多路，就听见红军打过来的消息。

　　旅长又喊弟兄伙掉过头来奔泸定。

　　掉个毬，当真话腿杆子不是他龟儿的嗦！再说，烟泡子也不发几个，跑得动个毬！

　　骂骂咧咧的李全山团举着火把慢吞吞地走。

　　杨成武看得眼睛一亮。

　　嘿，敌人点火把，难道老子就不可以点？

　　掏出大洋，留给老乡；拆下篱笆，扎成火把。

　　松明火把，点起来；烂脚丫子，飞起来。

　　两岸火把相映生辉，煞是壮观。

　　“的的打——的打——的打打……”走着走着，对岸传来号声。

　　“啥子部队哟！”夜风把声声川腔扔过河来。

　　这是对方在联络。

　　“司号员，回他！”

　　司号员早就熟悉了川军的号谱，也吹了个调子报了个番号过去。

　　事先安排好的川籍战士和俘虏也七嘴八舌地丢话过河：

　　“哥子，跑楞格快整啥子嘛？”

　　“毬噢，官长喊守泸定得嘛！”

　　“棰子哟，慌啥子嘛，红脑壳哪有椤格凶嘛，一哈哈儿就从安顺场跑到泸定桥嗦？”

　　“没得法噻，当兵的背时噻，点个泡子的空空儿都不毬给噢！”

　　……

　　瞌睡的这边清醒，不瞌睡的那边糊涂，并河而行十多里。

　　渐渐地，那边火把不见了。

　　再吹个调子过去，那边回答：“我们宿营了！”

　　大概是双枪兵的烟瘾犯了。

　　5月29日凌晨6时许，黄开湘、杨成武率红四团先头部队赶到泸定。

　　前卫连没费一枪一弹，就把桥西守敌全部解决，团主力也控制了桥西山头制高点。

　　自卫大队的袍哥们还在梦里，梦里梦咚还在问：“哥子是哪一部分的？”

　　“朱毛红军！”

　　睡眼朦胧的双枪兵们目瞠口呆，总的感觉是还在梦中。

　　泸定桥，就在眼前。

　　红四团昼夜兼程二百四，笔者键击照录之际，心中那个问号仍然没有消失：

　　“这是不是个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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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央红军大渡河之役考察系列之三

　　（1935年6月3日红1军团《战士报》,引自《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6～第367页，原件日期为“5月3日”，编者根据原件内容判定为“6月3日”）

原文

注释　

　　①敌人一营和一连，属实，经查证：一营，指大渡河东岸桃子湾渡口守军，川康边防军第5旅（旅长杨学瑞）7团余味儒部的韩愧瑎营，一连，指安顺场守军川康彝务指挥部赖执中部一个连。

　　②牲部：红1军团1师1团代号

原文

注释

　　①左路军：大渡河西岸红军主力

　　②“田湾大捷”：即“菩萨岗战斗”，菩萨岗位于石棉县田湾东北

　　③“敌一营”：大体属实，实为川康第2旅（旅长余松琳）1团3营（营长肖毓）两个连新兵。据当地群众称，川军遗尸37具，红军轻伤1人。

原文　

注释

　　①急行军二百四十里：指从石棉县田湾乡什月坪村到泸定桥的行程，即：红4团28日出发，到泸定桥的行程。据有关回忆，红4团是在出发后于11时左右接到“加速”的命令的。有些资料称“昼夜兼程二百四”是指红四团接到“加速”命令的地点到泸定桥的行程，似不确。

　　②勇部：红1军团2师4团代号

　　③实际战况是：4团28日晨先于猛虎岗击溃守军（川康边防军第2旅（旅长余松琳）1团2营陈月江部两个连），乘胜追击至摩西。残敌与磨西守军“川康屯垦司令部特务连”（连长李国俊，系绿林武装改编）一起，经雅家埂向康定撤逃。

　　④敌一团扼守桥头：基本属实。泸定守军实为川康边防军第4旅38团李全山部两个营并加强迫击炮、重机枪各一连。川康军刘文辉部比较穷酸，其步兵连甚至没有轻机枪，据此判断，泸定守军重火器仅重机枪4～6挺，迫击炮4门。而据杨成武回忆，红四团发起攻击时，已在西岸集中了“100余挺轻重机枪”，军团迫击炮连也参加了战斗，而且操炮的是著名的神炮手赵章成。

　　⑤毁去桥板：基本属实，实际上毁去了一大半，并没有毁完。

　　⑥桥头纵火：因东岸红军袭击龙步布敌旅部，震撼了泸定守军，守军留一连断后并在桥头纵火，余向天全撤逃。

原文

注泽

　　①挖狗坝：音译，实为挖角坝，大渡河东岸。今石棉县挖角乡。

　　②击溃敌一团：基本属实，该团为川康边防军第5旅21团，团长肖绍成。该团被击溃后翻王岗坪向汉源县的宜东、富庄撤逃。

原文

注释

　　①龙八布，亦称“龙八步”，今泸定县兴隆镇。

　　②“敌人一团”：属实，该团为川康边防军第4旅（旅长袁国瑞）11团杨开诚部。

原文

注释

　　①化林坪：今泸定县沈村镇兴隆乡化林坪村

　　②敌一旅：实不足一旅，飞越岭守军系川康边防军第4旅（旅长袁国瑞）11团（团长杨开诚）残部及10团（团长谢洪康）大部，另飞越岭东坡下的宜东尚有川康边防军第5旅（旅长杨学瑞）21团（团长肖绍成）残部。

　　③飞越岭，位于化林坪东南7.5公里处泸定县与汉源县分界处。海拔2830米。

原文

注释

　　①瓦狗坝：挖角坝，今石棉县挖角乡。

　　②该战斗系红四团大渡河西岸之叶坪战斗，该敌属川康边防军第5旅21团肖绍成部。

原文

注释

　　基本属实。大渡河之役中，中央红军给刘文辉川康边防军第4旅第11团、第11团、第38团，第5旅第21团、第7团一部以重创，给川康边防军第2旅第1团4个连、彝务总指挥部一个连以歼灭性打击。

附

文献中红军各部代号

　　决——红1军团1师2团

　　锋——红1军团1师6团

　　胜——红1军团1师3团

　　牺——红1军团1师直属队

　　牲——红1军团1师1团

　　勇——红1军团2师4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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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

　　5月27日清晨，红军左右两路纵队同时出发，夹河而上，直奔泸定。

　　右纵队前锋是红二团，刘、聂率红一师和干部团主力从安顺场下游的安庆坝、野猪岗一线收拢跟进。

　　左纵队前锋是红四团，林彪率红一军团军团部、红二师、红五军团从安顺场跟进。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率军委纵队随左纵队跟进。

　　随后赶到的红三军团主力、红九军团主力均随左纵队跟进。

　　两个先头团的指挥员都直接由军委首长交代了任务。

　　红军比太平军幸运，松林河没有成为红军左纵队及主力溯河北上的障碍，也没有“倮倮把关”。

　　毛泽东见到前来受领任务的红四团政治委员杨成武，没讲什么，只是递给他两张传单。

　　这是敌人飞机撒下来的，上面的内容就是一个意思：

　　“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

　　右纵队前锋红二团离开安顺场不过40多里路，就在七里坝遇上袁国瑞旅肖绍成团的连哨，双方发生战斗。

　　红二团团长龙振文、政治委员邓华都是红一军团的虎将，“猛打猛冲猛追”的战斗作风发挥极其正常，连续几个冲锋，打得肖绍成节节后退。

　　几小时后，肖绍成团溃散奔逃。

　　右纵队当夜追到挖角坝，就地宿营。

　　左纵队比较麻烦一点，他们那边路非常不好走，全是峭岩上的羊肠小径，崎岖陡峭，一个不当心，就要掉进河里，对岸敌人的散兵又不断地放枪，部队要停下来还击，这就影响前进速度，直到对岸右纵队的红二团赶来策应，赶走了敌人，才得以脱离战斗。

　　为避免了无谓牺牲，黄开湘、杨成武只好下令避开河边陡峭小路，绕道而行。

　　绕来绕去，走了不少弯路，下午时分，走到了菩萨岗。

　　菩萨岗位于安顺场上游约80里处的田湾河东北，海拔2000余米，山顶浓雾迷漫，寒气逼人。

　　关键是路太瘮人——只有一条陡峭的石梯通过隘口，且为必经之路，无法绕行。

　　上面有川军余松琳旅肖毓营的两连新兵，把住了隘口，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气慨。

　　红四团正面攻击受挫，与敌形成僵持。

　　这种情况，一般就只能找群众。

　　宣传队员们送来一个叫苏光先的青年农民，告诉黄开湘、杨成武一些菩萨岗的情况。

　　二位团首长三言两语敲定，第三营两个连由苏光先带路，从正面麦地坡桑树下佯攻；由曾庆林营长带第三营一个连由农民杨篾匠带路，从左边悬岩攀滕附葛，迂回到守敌侧背，突然打响。

　　40分钟后，隘口枪声骤起。

　　一击奏效。

　　守敌就歼，营长上马想跑，被一枪击断马腿被擒；某连长胁迫士兵顽抗，反被士兵一枪击毙。

　　毙敌38人，俘获百余，缴步枪百余，“花机关”十支。

　　红军一人阵亡，两人负伤。

　　红四团当日行程80余里，宿营什月坪。

　　这个时候，随左纵队疾进的军委从左右纵队发回的电报中弄清了袁国瑞的部署和东岸设防情况。

　　这个部署，对夺取泸定桥威胁最大的，就是李全山团疾进泸定设防，以及其重东轻西的兵力配置对右纵队前锋向泸定桥迅速发展的阻碍。相较袁旅3个团的梯次设防，右纵队前锋红二团一个团的兵力十分单薄，而右纵队主力肃清安庆坝、野猪岗附近之敌后，尚在收拢中——而且收拢还不能过速，有些部队还要留下以防范下游之敌向上游反击，重占安顺场彼岸之渡口。

　　毛泽东审时度势：倘若红军不抢在敌军行动之前先期到达泸定桥，或乘敌军先头部队刚到沪定桥而立脚未稳之际发动攻击，夺桥计划就很难实现，或者至少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从目前情况看起来，从敌军重点设防的大路疾进的刘、聂右纵队的进展，可能会比较迟缓，不一定能按预定时间赶到。原命令中的那个“均向泸定桥疾进，协同袭取该桥”的天平，须要向左纵队方面倾斜。

　　要利用敌人这个部署中的“轻西”，给红四团加压！

　　也就是说，将原命令中的“两天半行程”，压缩在“两天时间”之内完成。

　　而“双保险”抢夺泸定桥的重点，将转移至左纵队之前锋红四团身上。

　　这就意味着，红四团必须在下一个昼夜之内，完成剩下的240里的行程。

　　“给林彪发报，让黄开湘杨成武加点压力！”与周恩来朱德等商定后，毛泽东断然下令。

　　于是，由朱德总司令署名的一封“万万火急”的电报，飞到林彪和右纵队刘、聂手中：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给红四团送去了一封语气急切的命令：

　　28日5时，红四团提前开饭，5点就上了路。

　　前头是座高山，有个怪吓人的名字：猛虎岗。老乡称，要从此山过，上下三十里。

　　红四团扑到猛虎岗下，山上山下，一片浓雾笼罩，雾中传来阵阵枪声。

　　山上也有敌人。

　　黄开湘、杨成武招集干部们一合计：既然天佑红军，乘浓雾摸上去，刺刀手榴弹解决问题。

　　这办法很好使，10分钟后，浓雾中传来手榴弹的轰鸣。

　　冲锋号声响彻山谷，红军战士蜂涌漫上山坡，踩着逃敌的脚后跟，兴高采烈地穷追不舍。

　　陈月江的两个连，跑得鼻涕口水一大把，还刹不住车。

　　据附近年长老者回忆，红军在猛虎岗没怎么打仗，放了几枪，基本上是一冲而过。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一匹大汗淋漓的黑马旋风般地从后边撵了上来。

　　气喘吁吁的骑兵通讯员递给黄开湘、杨成武一纸标有“万万火急”的命令。

　　黄开湘、杨成武一看这个命令，立刻就倒吸了一口凉气。

　　还剩下近200里行程，要在一天一夜跑完？

　　然而这是“命令”，身为红色军人，没有价钱好讲。

　　“老黄，时间紧迫，我们只有开飞行会议，边行军边传达边筹划边动员了！”

　　“好！”

　　政治处主任罗华生跑步上来接受了任务。

　　一会儿功夫，道路旁，土堆上，就站满了敲着快板的宣传队员。

　　　　　　　　毛主席，总司令，万万火急下命令。

　　　　　　　　红四团，加把劲，明天一早到泸定。

　　　　　　　　小老俵，脚放平，抬脚踢死双枪兵。

　　　　　　　　贵州佬，莫要停，爬坡上坎你得行。

　　　　　　　　……

　　还有唱歌的：

　　　　　　　　　　　　四川地方顶呱呱，

　　　　　　　　　　　　什么也不缺乏，

　　　　　　　　　　　　敌人要想封锁我，

　　　　　　　　　　　　那才笑话。

　　　　　　　　　　　　……

　　那时的宣传很简单，也很活泼，没什么八股调，又不要你操标普。南腔北调，怎么提气怎么说。

　　行军途中，经常有忽聚忽散的移动着的人群“疙瘩”。

　　那就是各种“飞行会议”，党支部会，党小组会，少共会，班排干部会……

　　不用问，那肩上扛了两支枪的，多背了一个背包的，搀着战友走的，不是党员，就是少共。

　　政治委员杨成武腿上有伤尚未痊愈，他的战马上也驮着伤病战士。

　　这就是共产党军队的法宝之一，名曰：“政治思想工作”。

　　边走边进行的动员工作刚做完，红四团已经冲出了40多里，到了山脚下的磨西。

　　磨西有川康屯殖总司令部收编的袍哥李国俊连，还没照面，就被陈月江的散兵裹着跑得没影儿了。

　　窝囊是窝囊了一点，不过跑的时候还是没忘了把村东头的木桥给炸了。

　　只好架桥，手忙脚乱折腾了两个小时，桥架好了。

　　红四团跳起来又翻过磨杠岭，冲出去四五十里。

　　下午5时左右，冲到了奎武村。

　　按常规，现在该宿营了——打仗的时候，大家没感觉，到这会儿，人困马乏，倒头就会鼾声如雷。

　　可黄开湘、杨成武拿火柴棍在地图上一比量，此地离泸定还有95里。

　　11个小时，他们跑了145里。

　　刨去打仗架桥的时间，这145里，实际上是在8个多小时里跑下来的。

　　而且，从拂晓前吃过早饭开始，他们整整一天没有吃过东西。

　　这已经是体能的极限，精神的极限了。

　　然而，不能宿营，甚至不能停下来埋锅造饭。

　　这个时候，天也不佑红军了——大雨滂沱，夜色沉沉，伸手不见五指。

　　自己还是毛头小伙半桩孩子的黄开湘、杨成武断然作出决定：

　　饭不做了，吃生米，喝凉水！

　　彻底轻装，牲口、行李担子、走不动的伤病员，全部留下——包括团首长的座骑。

　　团长、政治委员亲率3个步兵营前进，政治工作人员全部下到连队。

　　党员、少共、干部，带头执行。

　　一双双血肉模糊的烂脚丫子又开始在泥泞路上飞了起来。

　　六十多年后，笔者多次驾车沿大渡河东岸的高等级公路风驰电掣。

　　望着对岸那些陡峭险峻的羊肠道，笔者仍然感觉难以称量出当年那些烂脚丫子的能量。

　　这是肉体凡胎，还是天兵天将？

　　什么都不是，这是朱毛红军，朱毛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

•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

　　5月上旬，刘文辉部上游守将袁国瑞第四旅从雅安出发奔大渡河时，刘文辉给出的命令是：

　　红军在安顺场强渡成功，这个“命令”的一半以上就成了扯淡。

　　首先，“必须严密控制”的两条道，现在是两条都很不“严密”，尤其是“泸定通汉源”那条。

　　红军一过河，两条要道都很玄乎。

　　其次，与“左翼杨学瑞切取联系，以免中间形成空隙”也成了废话——既不能“切取联系”，当然也形成了“空隙”。

　　剩下能干的活，就只有“固守泸定铁索桥”去“严密控制”那两条已不太“严密”的要道了。

　　红军尚未轻取安顺场且强渡成功之前，第四旅旅长袁国瑞将军是这样来拔拉他的本钱的：

　　可以看出，这个部署，兵力主要集中在大渡河东岸——也就是刘聂所率右纵队的前进方向上。

　　这也可以理解，东岸此段路途较短，道路相对平坦好走，如果红军从下游或上游顺利过了河，很可能要走这条道以避开下游河段杨森部主力。而走这条道的红军有两种可能的进取方向，一是直下龙八步，经化林坪而取飞越岭，或奔天（全）芦（山）北上，或经荥（经）汉（源）而取雅安；二是奔泸定夺桥，策应西岸红军由此过河。

　　而从袁将军的这个部署看，似乎有“重东轻西”或“重路轻桥”之意。也就是说，其守路（“泸定至天全”和“泸定至汉源”）之决心，似乎重于守桥（泸定桥）之决心——其3个团全部部署在河东岸成梯次配备，对西岸之防务似乎全无操心。

　　而刘文辉给其命令的第一条，就是守桥。

　　通俗而言，袁将军这个布防态势就象是一尊座东朝西面河打座的菩萨，侧身而对夹河而来打出一记“双风贯耳”的对手。而从“事后诸葛”的角度来看，这个姿势摆得极不合理。不管红军过没过河，是不是夹河而来，袁将军都应该喊一声“向左转”的口令，把身子转过来，面南背北跨河扎个马步作“准备格斗”状——至少置一个主力团于西岸，从泸定桥沿河西岸向南前出，择险要而扼守之，与海子山守军互为呼应；而以一个团在泸定作为预备队，伺机向两岸守军增援。有泸定桥在手作为东西岸机动通道，袁将军绝无对手那种或被大渡河两岸分割，或被上下游大军前后夹击陷入灭顶之顾虑。况且，从5月15日左右奉刘自公命从雅安出发，经荥经翻飞越岭到泸定桥附近地域设防，其行程也不过三四百里，袁将军尚有10天左右时间可供实施并完成这个机动，怎么说，也是足够敷用的。

　　再说，瓦斯沟余松琳旅的两个团也是一种后盾呀！

　　一句话，化“沿岸布防”为“骑河布防”——屁股坐在泸定桥上，袁将军还有什么好怕的？

　　这样一来，红军左纵队前锋会非常麻烦

　　事实上，当年骆秉章对石达开就有这么个部署——副将谢国泰就率重兵布防于西岸之猛虎岗，以防石部沿河西岸北进而出打箭炉（今康定）。尽管后来因为石达开被王应元部彝兵阻于松林河，在安顺场即被扑灭，这部分兵力好象没怎么派上用场，可这并不表明这是一步没什么意思的闲棋啊！

　　然而袁将军的队伍姗姗来迟不说，而且自始至终没下过“向左转”的口令。

　　袁学瑞的第四旅于5月26日——红军安顺场强渡成功的次日，才到达飞越岭下的龙八步。

　　估计袁将军没有料到朱毛红军会在上游安顺场强渡成功，而且强渡成功后不在安顺场候船渡河，而决心冒被大渡河分割之危险，倾全力而行险道，硬头皮而钻牛角，或北上取桥，或西出康巴——其实这个对刘自公也非常不利，打箭炉（今康定）那边只有余松琳川康边防军一个不满员的旅，肯定挡不住朱毛红军。

　　况且，那是刘自公自家最后一片园子呀，怎么也该有点兵马挡一下呀！

　　袁将军可能也有袁将军的道理。

　　桥可拒敌，路能逃命——算起来，逃命还是要紧一些。

　　当然这个纯属笔者揣测，袁将军也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心态：

　　对守住泸定桥太有信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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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红军左纵队的前进方向上，川军兵力非常薄弱。

　　中央红军尚远在西昌时，刘文辉就令驻打箭炉（今康定）的第二旅（旅长余松琳）组成了前敌指挥部，总指挥由余松琳旅参谋长曹善群担任，同时泸定县长宋孝特也在泸定成立防共委员会，网罗地主武装，成立自卫大队。曹善群还给泸定派来两个营的双枪兵，担任守桥任务。川康二旅的两个团也前出至泸定与打箭炉间的瓦斯沟待命。

　　说实话，曹善群还算有点远虑，刚一听说红军过了西昌，他就把这些双枪兵支了出去。

　　第一道关设在西岸田湾附近的菩萨岗，由一团三营营长肖毓带两连新兵驻守。

　　第二道关紧设在第一道防线后面40多里的猛虎岗，由一团二营营长陈月江率两连人驻守。

　　后面山下的磨西，还有川康屯殖总司令部特务连——一支收编的袍哥队伍，连长李国俊。

　　满打满算，不足两个营。

　　袁国瑞的旅部刚到飞越岭下的龙八步（今兴隆镇）时，就听到了红军安顺场强渡成功的消息。

　　接着就看见第五旅肖绍成第二十一团败兵乱哄哄地逃下来不少。

　　肖绍成其实根本就没跟红军正经打几下，只是团运输队过河在南岸叶坪抢粮时，被正向泸定疾进的左纵队前锋红四团逮了个正着。红军放了几枪，南岸抢粮队四散奔逃；北岸团主力与右纵队前锋红二团接触激战数小时后，也四散奔逃。

　　一下子，整个团都跑了起来，团长肖绍成带头跑，到王岗坪才停脚，收拾残破后又拼命逃往宜东。

　　袁国瑞定了定神，咬了咬牙，跺了跺脚，决心不受干扰，还是按原定部署行事，李全山团抢占泸定铁索桥，阻止西岸红军主力过河，杨开诚团向下游摆开阵势，迎击东岸沿河溯流而上的红军。

　　他作出这个决定的日子，跟红军左右两路纵队夹河而上直奔泸定，是同一天。

　　还是把重点放在“守路”上——防止过河红军经飞越岭而出天（全）芦（山）荥（经）雅（安）。

　　还是不把身子转过来？

　　袁将军可能也有苦衷，按双枪兵行路办事之效率，这时调整部署恐已力有所不逮，速有所不及。

　　不过，就是这个部署，只要得到了不折不扣地落实，红军要想顺利夺桥，也很成问题。

•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

　　安顺场战斗打完的次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军委纵队赶到了。

　　“我早就说过，刘伯承这条独眼龙，肯定能把我们带过大渡河！”

　　中午，面对刘伯承摆的一桌米酒，毛泽东兴致勃勃。

　　刘伯承却仍是一脸忧色：

　　“主席，刚才我盘了一下帐。现在我们只有4只小船，一次只能渡四五十人，来回一个钟头。照这样渡法，要个把月才能把几万部队渡完。而据九军团电称，薜岳部李韫珩第五十三师今天已经接近礼州，离这里也就是几天的路程。蒋介石不会给我们一个月的时间啊！”

　　随军委纵队来的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很有同感：

　　“刚才我在镇上拜访了一位90多岁的老秀才，这人名叫宋大顺，曾经亲眼目赌了石达开的覆灭。老人记忆力很好，还给我念了一首诗。”

　　“噢，念来听听！”诗人毛泽东来了兴致，好象全然没把当前严峻形势当回事。

　　李富春掏出一个小本子念念有词：

　　“前有大渡河天险阻拦，右有唐军门雄师百万，左有松林河铁索斩断，后有铁寨子倮倮把关。”

　　毛泽东摇头：“诗作得一般化，秀才恐怕是捐来的。”

　　“这位老人跟我说‘长毛并非匪类，军纪严明，但你们红军比他们更好。’”李富春笑着说。

　　“我们不是石达开嘛！”

　　李富春一笑：“主席别忙，老人还念了一首诗歌颂我们红军哩！”

　　“噢，听听看，我们跟石达开有什么不同？”

　　“红军起义替天行道，百税厘金一笔勾销，贪官污吏望风而逃，打尽土豪百姓欢笑。”

　　“跟前一首差不多，不过这位老者的确还是有些见识。”毛泽东继续打哈哈。

　　“老人最后对我说，我们百姓当然不愿意你们走，不过你们不走，恐怕也是不行。此地不是停留之地哩！你们还是得赶紧走！’”

　　言下之意，石达开的阴影，仍然还笼罩着红军，红军前途仍然未卜。

　　“嗯，此语信然。”

　　毛泽东脸色有些严峻了。

　　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也相顾点头。

　　其实他们几位一到安顺场，就已经找过许多老乡了解了情况，还到河边查看过水情，对这个形势，看法是一致的。在场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与他们持相同看法。

　　“今天工兵连几次试着架桥，根本就行不通，12根、24根头号铁索都被冲断。”刘伯承继续汇报。

　　毛泽东面对地图沉吟片刻，指着泸定桥，拿出了主意：

　　“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兵分两路，夹河而上，袭取泸定桥！”

　　大家齐声说好——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两路红军夹河而上，是“双保险”。

　　当即作出部署：以已渡过河的红一师和军委干部团组成右纵队，仍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东岸向泸定前进，与西岸部队相呼应，准备夺取泸定桥，罗瑞卿和肖华随右纵队行动；红二师和红一军团军团部及红五军团组成左纵队，由林彪指挥，从大渡河西岸奔袭泸定桥——左右两路红军，“协同袭取该桥”。军委纵队及其它部队随左纵队前进，准备从泸定桥过河。

　　东岸行程300余里，西岸行程320里，要求在两天半内赶到。

　 “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迅速渡过大渡河，才能真正不蹈石达开的覆辙，才能到川西去与张国焘徐向前同志会合。”

　　毛泽东语气凝重，面色严峻。

　　他很清楚，在座的人也很清楚：一个硬币有两面，两个“保险”的另一面是一个“冒险”。

　　毛泽东心中已经在准备应付一个更困难的局面了——泸定桥夺不下或桥被破坏，两岸红军被隔绝。

　　这从他的部署中可以看出：右纵队配备了干部团，以及罗瑞卿和肖华两位资深政治干部，其涵义可以这样解读：如果出现了上面这种“最不利”的局面，中央红军主力只能西进康巴。而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川西的任务，只能由刘、聂所所率的右纵队来完成。右纵队有干部团，有很强的军政班子，完全可以独当一面，有可能搅出一片局面，打出一个根据地来。

　　当然，这种局面如果真的出现，对红军也是非常不利的，不知道后面的历史会怎么写。

　　可以想见，如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被迫率中央红军主力西进康定，将是个非常吃力而难有大成的行动，那是少数民族地区，地广人稀，民族隔阂很深。别的不说，几万大军吃饭就是个大问题，必然会因此而产生“与民争粮”的问题，就算勉强建立起“根据地”，那“根据地”很可能是个无“根”也无“据”的根据地。中央红军彝海结盟通过彝区时，毛泽东等也曾有过让王首道、李井泉等带一部分干部和一个独立营在冕宁彝汉区域建立根据地的安排。然而不过几天功夫，却发现这个打算根本行不通以致被迫放弃：彝家头人们已经了解了红军是一支与彝人为善的汉家军从而欢迎红军为客过路，然而却并不乐意红军落地生根，甚至千方百计想缴红军游击队的枪——头人们毕竟是一群奴隶主。

　　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隔阂也不可能指望在共饮一碗血酒之后就得以彻底化解。

　　后来张国焘与中央分裂，南下后在康巴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种选择纯属无奈。

　　刘伯承、聂荣臻率右纵队要出天（全）芦（山）雅（安）与四方面军会师，也很不利，人少枪少，突破刘文辉部和赶来“会剿”的中央军和杨森部的分进合击，估计损失也不会小。杨森刘文辉这种滑头，对中央红军主力是不敢硬碰的，但如果瞅着右纵队这种个把师几千人的红军部队，很难说不会生出讨便宜的勇气来。至少，右纵队那点兵马要想象后来中央红军那样势如破竹地轻取天（全）芦（山）宝（兴）而出夹金山，似乎可能性不大。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当然要争取不出现这个局面！

　　凡事没有万全，值此严峻时刻，只能以“冒险”，求“保险”。

　　这就是辩证法。

　　蒋公的大渡河上游守将刘文辉不懂这个，他成天价想的是“保险”——靠“保险”，要“保险”。

　　西康是刘自公的命根子，自公当然想它保险，而不愿意有哪个外人来“冒险”啦——尤其是要“打倒官僚地主”的“外人”。别看自公被他的“甫澄贤侄”赶到了西康的蛮荒夷地，好象与红军还是“远在天边”的距离，他可是无时不在关注着蒋公“剿共”进展，唯恐蒋公把这位东流西窜尚未“谋面”的“冤家”在哪一个早上给撵到自己那片破园子里来了。

　　本来，红军四渡赤水后虚晃一枪“兵临贵阳逼昆明”之时，自公是大大松了一口气，想着红军大概是不会过金沙江来蹈“翼王覆辙”了。孰料不过几天功夫，红军突然转头北渡，调虎离山，巧渡金沙，一家伙都插到了自己那破园子的篱笆前了。

　　从那个时候起，刘自公就惶惶不可终日了。

　　硬起脑壳跟红军打？老子们的队伍不过两万，还分布在广袤的西康地区打整鸦片生意，而且还是丢不得烟枪的“双枪兵”，恐怕是整不赢红军哟！不打？红军那龟儿穷光蛋的队伍又直接威胁到了老子们的饭碗。“打倒军阀地主”？那还不就是打倒老子我嘛？不硬起头皮去跟他龟儿打一仗火，二天不是连吃饭锅儿都要被龟儿“红脑壳”些端了？再说，不打个样子，蒋公未必然会放过老子们？他老人家要是以这个为借口，把“中央大军”开将进来，老子不是一样没得吃饭锅儿？而且刘甫澄这个小侄儿老冤家，未必然就楞格孝顺，不得伙到起来端他幺爸的锅儿？

　　谋士们纷纷献策，第二十四军参谋长张伯言谏言：

　　“自公，打还是要打噻！我们‘两打’嘛？”

　　“伯言，啥子叫‘两打’噢？”刘文辉不明白。

　　“一打共产党，二打委员长噻？”张伯言俨然一副“智多星”的派头，“打共产党的人，打委员长的钱嘛。打共产党，还是要认真打哩，共产党也不是啥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委员长既然能把龟儿撵起走，也能把龟儿整来没得噻！自公帮到打哈子帮棰，也不得伤筋动骨花血本噻。而且正好找委员长要钱要装备噻——这个嘛，就是‘打委员长的钱’噻！”

　　咦——，刘文辉顿觉眼前一亮，嘿，楞格一个打法，老子也不吃亏噻。

　　所以，守金沙江也好，守大渡河也好，刘将军的第二十四军，还是很尽心卖力的。

　　有长征幸存红军老者称，会理守将刘元塘，西昌守将刘元璋，打仗还是有点二杆子劲头的。手段也很毒辣，会理和西昌城外都被这两位一把火给烧了个精光，老百姓颠沛流离，无家可归，哭声震天，惨不忍赌。红军每每路过，还得派人帮老百姓盖点简易房屋遮风挡雨，藏身蔽体。

　　这些杂牌货，有时比有些个中央军还难打发——彭德怀攻会理，攻了好几天，就没有攻下来。

　　所以，安顺场一失守，刘自公还是慌了手脚——他已经想象出秃头蒋公那副脸色了。

　　这个时候，要再没些好表现，蒋公那板子打到屁股上来，也不是啥子好看的事。

　　安顺场失守的第二天，蒋公就从重庆飞到成都“督师”，贺国光的参谋团也跟了过来。

　　刘文辉知道这是来给自己上眼药的。

　　贺国光这个参谋团，要给蒋公“参谋”两件事，一是“剿共”，二是“裁军”。

　　“剿共”自然是剿“朱毛”和“徐张”，“裁军”呢，就要逮住川军二刘和杨森这些杂牌队伍裁，美其名曰：整理川政。而且，裁哪个不裁哪个，哪个多裁哪个少裁，还要视其在此次“剿共”中的“政治觉悟”和表演水平而定。

　　刘自公就怕这个——川军中想给蒋公贴起的大有人在，你看那个杨子惠，表决心，献忠心，整得好肉麻嘛！蒋公随便说啥子，他龟儿都首先跳出来拍巴巴掌，胸坎拍得比哪个都响。好象整个川军中，就他一个人是委员长的贴心豆瓣儿，别个都是后妈生的——撞他妈鬼罗！未必然，你杨子惠好意思朝到宋美龄喊妈？

　　所以说哩，不能让龟儿杨子惠找到话说，他现在是“大渡河守备总指挥”——连老子都要指挥嘛。

　　5月27日——也就是中央红军左右纵队夹河而上奔泸定的同一天，担心上游泸定桥失守的刘文辉也忙不迭地赶到汉源县城（今清溪镇），跟到杨森屁股后面调兵遣将，打气提劲，想在蒋公面前挣点表现，抹点面子——当然也存了一点把红军挡在道上或挡回来，等蒋公撵上来的中央大军来予以“剿灭”的等等百分之百属于凭侥幸的小九九。

　　下游杨森部三个旅正向上游进击的消息或许也多少鼓舞了一下刘自公。

　　实话实说，那个时候的刘自公，相信蒋公的力量，还是远甚于相信朱毛的力量。

　　不能指望这个时候的刘自公，能象十多年后那样来个“西康起义”。

•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

　　奋勇队员的“花机关”喷出一条条火舌，手榴弹也落在袍哥们的工事里。

　　袍哥们也扔出一颗颗手榴弹，想炸翻正沿着渡口一级级陡峭的石阶攀援而上的奋勇队员们。

　　石阶太陡，帮了奋勇队员们的忙——手榴弹从他们身上滚过，全弹落在了水里。

　　一片“缴枪不杀”的吼声中，奋勇队员们扑进了碉堡和工事。

　　袍哥们掉头就跑。

　　不过被火力压制在小村前的袍哥们还算有种，此刻未作鸟兽散。

　　毕竟上岸的“红脑壳”才那么几个人嘛。

　　空船被船工们顺流放回南岸，沿河岸拉纤至上游渡口。

　　孙继先带着一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带领其他8名奋勇队员登船。

　　此时，水流更加湍急，船行至彼岸，已在离渡口下游的200米处。船工们手忙脚乱地拉纤，折腾了一个多钟头，才将船拖至渡口。

　　第二批奋勇队员扑上渡口。

　　来得正好，渡口前的袍哥正在乱哄哄往前冲。

　　带来的轻重机枪正好发挥作用，一通招呼，袍哥们不得不作鸟兽散。

　　孙继先一点人数，一个不少，18个人，4个负伤，无人阵亡。

　　刘、聂首长，两岸壮士，一齐发出欢呼。

　　强渡成功！

　　杨得志乘第三船过了河，继续巩固和扩大渡口阵地。

　　小船继续来回穿梭摆渡。

　　26日清晨，红一团全部渡过大渡河，居高临下，乘胜向下游安庆坝的余味儒团发起猛烈冲击。

　　余味儒团官兵一触即溃，枪械物资遍地狼藉，谁也挡不住，谁也不去挡。就连根本还没有与红军照上面的预备队营长董文权也把部队扔掉，跟着溃兵向下游逃走。川军第五旅旅长杨学瑞想“找一条比较险峻与河道成直角的横断山脉，另行布置防线”阻挡红军，好容易才在连坡湾上的野猪岗上把防御组织起来。结果队伍登上野猪岗连一天都没稳住，就被生龙活虎犯险仰攻的红军的强大火力给吓破了胆，掉头又开跑。

　　跑到美罗场，一天没有吃上饭的“双枪兵”们倒头就睡，哪还管得了什么“大渡河防线”哟。

　　川军一个甲种旅的防线，就这么在一天之内崩溃了。

　　时任红六团政治委员的邓飞老人曾经回忆过一个饶有趣味的情节：红一团在东岸向下游之敌反击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要正在西岸下坝附近以重机枪火力配合红一团的红六团与红一团联络，要红一团向军团部汇报进展情况。而邓飞虽然用望远镜看见了红一团政委黎林在东岸小路上走着，也吹号联络，可是因大渡河涛声隆隆，黎林等根本就听不见。

　　最后还是林彪出了个挺好的主意：用红军战士的识字板写成大字标语摆放在沙滩上。

　　这办法的确灵光，邓飞等写好标语后又发了个信号弹过去，黎林等也看见了标语。

　　他们马上也如法炮制，也写了个“标语”汇报情况：

　　“二营前卫连进至苏家坪（似应为宿大坪——引者注），该敌已向汉源方向逃窜。”

　　如此别致的传送命令和上报情况的方式，应该能值得长征影视作品的导演们，重视或表现一把吧？

　　红军肃清了下游40里内的“双枪兵”，还顺手在下游安庆坝附近拖上来两条船。

　　这期间，到处忙活的宣传队员陆续找来了50多名船工，又继续找到了1条船——据比较确切的回忆，后来把红一师、军委干部团主力和及在大树堡担任疑兵陆续赶来的红五团、红十一团及红三军团、红九军团各一部等送过河的，一共是4条船，六七十名船工分班轮流昼夜摆渡，前后摆渡了7天7夜。

　　6月2日，等战战兢兢的杨学瑞派兵回来探听消息时，红军已经离开3天了。

　　杨学瑞在安顺场捡到的是一大堆红军扔下的烂草鞋。

　　杨学瑞被刘文辉大加申斥，一个甲种旅被缩编为两团4营，两个团长都被撤职。

　　安顺场守将韩槐堦韩袍哥的一营袍哥，只收拢不到一连人——还加上了吃空额的。

　　所以就只好当连长了。

　　安顺场强渡成功的次日，在大树堡充当疑兵的左权、刘亚楼率第二先遣队突然撤离。

　　闹哄哄地在这儿折腾了几天，富林守将、刘湘部第六旅旅长王泽浚和安顺场下游守将、刘文辉部第五旅旅长杨学瑞都被唬得拼命向蒋公和杨森告急，以为红军真要从此过河了。红军动员的当地船工本已作好渡河准备，一觉醒来，却发现红军已了无踪影。

　　左、刘率第二先遣队重返晒经关，经河南站、平坝、富厂、翻竹马垭口到安顺场与主力会合。

　　王泽浚当即松了一口气。

　　刘文辉当即吸了一口气。

　　石达开的阴影，至少在安顺场，是被朱毛红军的“十八勇士”一把抹去了。

　　十八勇士留下了英名：

　　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

　　红一团二连连长熊尚林；

　　红一团二连二排排长罗会明；

　　红一团二连三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发秋、曾先吉；

　　红一团二连四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

　　红一团二连通讯员陈万清。

　　多少年后，安顺场老乡与来这里看旧战场的人们津津乐道这场战事，还在咋舌：

　　“啧，啧，红军是飞过河去的？”

　　石达开，毛泽东。

　　紫打地，安顺场。

　　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

　　时隔七十年，我们重新回顾这场战斗，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央红军能在安顺场强渡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正确地选择了渡河点并牢牢把握了强渡时机——要是稍微迟延一点，下游的杨学瑞旅主力迅速西移，上游的肖绍成团拼力南下，一起赶到桃子湾渡口，红一团强渡战斗恐怕就不会有那么顺利了。

　　也就是说，石达开当年犯的错误，红军没有再犯。

　　还是一句话：天佑不如人佑！

　　川军刘文辉部是川军中最为穷酸的部队，特别是他在川军角逐中被其族侄刘湘击败后更是如此。当时中国军队的装备与世界水平相较相当落后，军队的重火器主要为重机枪和迫击炮，至于轻机枪，那是比较稀罕的东西，国民党中央军精锐部队正式列装也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据许多在那个时期参加红军的老者的回忆，当时说“机枪”，主要指的就是重机枪。轻机枪在许多地方被称为“自动步枪”，中央红军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与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作战时（特别是其第十一师），方才大量地缴获和装备轻机枪。而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与国民党军卫立煌部队作战时，也曾缴获过几挺轻机枪（当时称作“自动步枪”），但后来入川多与国民党川军作战，缴获轻机枪的机会较少，所以直至与中央红军会师时，其装备与长征中多次与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的中央红军相比，仍然是有差距的。

　　刘文辉部在阻击中央红军的大渡河之役中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火力和火器方面远不不如中央红军，这对刘部士气方面的负面影响也很大。刘部本来就是“双枪兵”，战斗力也很低下，在无坚固工事依托的野战中，基本上不是中央红军的对手。中央红军自渡金沙江之后与川军刘文辉部交战的诸役中，除了刘元塘部在会理守城战占了上风外，其余诸役，均告失利，这与其火力配备远不如中央红军，也有很大的关系。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

　　注释：

　　一、这是川军刘文辉部刘元璋师所属部队的火力配备情况，其他各师大致相同。

　　二、该表摘自《剿匪军第二路军黔西——滇北——川南间地区追剿朱毛股匪经过详报（1935年4～5月）》，《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中央部分㈠》第499页。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

　　注释：

　　一、这是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长征前的火力配备情况，此后经多次整编，在大渡河之役时，共编为一、三、五、九军团共15个团（含军委干部团）及军委纵队。其间缴获和损耗未计入（一般来说，至少在重火器上，缴获是大于损耗的）。

　　二、该表摘录自《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1934年10月8日），《红军长征·文献》第82页。表中注明未计入红一军团直属队统计，另军委炮兵营的山炮未计入。

•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

　　1935年5月24日深夜，中央红军前锋抵达安顺场。

　　这个日子，与七十二年前太平军占领安顺场的时间，在同一个月。

　　差一点还是同一天——相差仅仅十天。

　　还有一样与翼王一样——同逢涨水天。

　　前面横着一条大渡河。

　　大渡河此时正值涨水，河宽近300米，流速每秒4米，水流湍急，暗礁丛生，惊涛咆哮，声震如雷。

　　年纪虽轻却已身经百战的杨得志认为，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遇到的第三道江河天堑，比乌江急，比金沙险，彼岸高山连绵，地势居高临下，是个易守难攻之所在。

　　一夜不眠，杨得志思衬了几个方案。

　　泅渡：水急浪高漩涡多，人一下水，肯定被急流卷走。

　　此议被否定。

　　架桥：正值洪水季节，水深无法打桩，又无船可以连接。

　　此案亦被否定。

　　船渡：这是唯一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方案。组织一支极其精悍的奋勇队，乘坐那只小船穿过激流，冲上岸去夺取敌人的工事。同时，在南岸组织强大的火力支援，掩护奋勇队的行动，严密封锁河对岸下游安庆坝川军第五旅余味儒团主力向东岸渡口增援。

　　刘伯承熟虑良久，同意杨得志的方案：

　　“火力必须强大，轻重机枪要集中使用，三挺机枪封锁一个枪眼。各营连在沿渡口河岸二里开外排开，组织特等射手，专打露头之敌，一定要打得他们抬不起头来！军团炮兵营组织炮火掩护。”

　　好！火力强大，又有船在手，这仗有点把握了。

　　可船工呢？

　　这个问题刘伯承已有考虑：船工在安顺场的老百姓中，安顺场的老百姓中肯定有船工。

　　一到安顺场当晚，他就让宣传队找来一个船工，了解渡船和渡口情况。

　　这位船工名叫帅士高，穷得叮当响的撑船汉。

　　“船都被龟儿刘家军抢走了，没得吃的，还要被撵出老屋，把安顺场烧光，哪个王八蛋才不恨这些龟儿挨炮子的刘家军！红军要打刘家军，龟儿子才不想帮忙，可没得船，也没得法噻！官长，你说啷个办？”

　　“这个我们想办法，你去联络些同伴来，红军给大家发米，发烟土。”

　　光是精神感召不够，还是要有点物质刺激——还有毒品刺激。

　　也难怪，那时候的那些地方，十个男人九个抽，越抽越穷，越穷越抽。

　　另外，那时候的那些地方，烟土也是一种货币。

　　帅士高跟着宣传队扛着米袋烟土四处招呼，招呼来了20多个船工。

　　杨得志一大早又在望远镜里仔细观察了对岸的情况。

　　桃子湾渡口是峭壁悬崖中的一条缝，地势稍缓，一里处有个几户人家的小村庄，有围墙，渡口附近有几个碉堡，周围都是黑岩石，韩槐堦营的主力可能就隐蔽在村庄中，准备伺机向渡口发起反冲击，击退登岸红军。从动静上看，敌人似乎并没有查觉安顺场已被我占领。

　　看来是大渡河水的咆哮淹没了昨晚战斗的枪声。

　　“兵贵神速，先下手为强！”

　　杨得志下定了决心。

　　相较于韩槐堦的袍哥队伍，杨得志的本钱还是很足的。

　　火力非常强大。

　　红一军团炮兵营的三门八二迫击炮进入阵地，由神炮手赵章成亲自掌炮。

　　红一团6挺重机枪和一营的数十挺轻机枪一字排开，操家伙清一色都是身经百战的特等射手。

　　他们的任务是：封锁敌人的碉堡、阻击韩槐堦营主力向渡口发起的反冲击，以及可能从安庆坝方向增援的余味儒团主力，掩护渡河奋勇队抢占桃子湾渡口。

　　现在的影视也好，文字也好，总是把红军描绘成一支装备低劣，只有大刀长矛土枪土炮的队伍。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红军主力，尤其是象红一、三、五军团这样的主力兵团，都是百战劲旅，胜仗多多，缴获多多，当然装备的好玩艺儿也就多多。红三军团炮兵营甚至还有几门很象样的山炮，以及当时连国民党军中都不多见的高射机枪（当时称作“机关炮”）。长征中四渡赤水，为了便于机动，山炮被沉了，重机枪也被拆埋了一些，但装备仍然还是很精良的——你可以想想看，老打胜仗缴别人枪的红军总是扛着梭标土枪这合不合情理？

　　还有陈赓的干部团，脑袋上一色的钢盔——连刘湘精锐郭勋祺部都没这么排场的行头。土城战斗干部团登场亮相之时，川军弟兄们看花了眼，还以为是“中央大军”上来增援了哩！

　　也别怪川军弟兄们土包子，就是现在，谁在反映长征的影视作品上见过一色戴钢盔的红军？

　　四渡赤水时，红军缴了黔军这类部队的枪，除了武装游击队和老百姓，一般都一把火烧了——档次太低，瞧不上。

　　边烧还边瘪嘴：

　　“嗤，嗤，九响炮，烧火棍一根，王家军，侯家兵，都没啥出息，这号货色也敢背！”

　　最多的一次，一烧就是上千支。

　　从红军与国军装备的整体对比——特别嫡系中央军——来说，当然是敌强我弱。

　　这是一个铁的事实。

　　但与某些地方的某个国军个体单位——尤其是韩赖袍哥这类队伍相比，又是我强敌弱。

　　这也是一个铁的事实。

　　当然在这当口，火力部署也必需强大。

　　小船从西岸上游启渡，将奋勇队送上渡口后，船工们必须把船顺流放回西岸，尔后从西岸——也就是守军火力控制范围内——拉纤至西岸渡口。而这个过程，北岸守敌的机枪步枪就可能“光顾”这些船工，而这当口的这些船工，又是身系红军命运的金疙瘩，一个也伤不得。

　　所以必须有强大的火力为他们的生命——也为红军的生存——提供保障。

　　当然了，最重要的角色还不是他们，是那些操家伙抢渡口的人。

　　——敢登这条拼命船的渡河奋勇队！

　　杨得志团长指定：渡河奋勇队由一营营长孙继先负责组织。

　　孙继先来到宿营地，张口就是一嗓子：“谁愿参加奋勇队？”

　　“我参加！”

　　“算我一个！”

　　“我是共产党员！”

　　“我是少共！”

　　“我是战斗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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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拥而上，把个孙继先围了个严严实实。

　　“用不了那么多，用不了那么多！船太小，船太小！”又把孙继先憋出一头汗。

　　看着人太多，孙继先觉得这么着不行，选谁不选谁，最后都要生出一大堆矛盾，惹出一大堆牢骚，自己好人也做不成，最后还要弄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还不如矛盾下放，把任务放到一个建制连队内让他们自己解决。

　　杨得志同意这个办法。

　　于是任务交给了二连，二连连长熊尚林决定奋勇队由一排三班和二排四班组成。

　　熊尚林和二排长罗会明挑来选去，挑出来14个人——都是共产党员、少共或战斗骨干。

　　连同他们自己在内，一共挑出了16个人。

　　奋勇队雄纠纠气昂昂地站成两排，人人都是一脸的庄严和得意。

　　人人身上捆满了手榴弹，人人手中操着一支“花机关”，人人背后插着一把红缨大刀。

　　船头上架上了一挺轻机枪。

　　就在大家伙都非常严肃非常庄重的当口，凭空却传来一声长长的呜咽：

　　“哇——，呜——，我要去嘛，我就是要去嘛！”

　　一个半桩孩子冲到正准备作动员的刘、聂首长面前，一边哭天抹泪，一边跺脚捶胸。

　　这是二连连长熊尚林的通讯员陈万清，遵义参军的新战士，才十六七岁。

　　刘伯承聂荣臻看着杨得志，杨得志看着孙继先，孙继先看着熊尚林，熊尚林两眼望着天。

　　都是一副矛盾下放的派头。

　　熊尚林觉得让这孩子参加这种大家都可能有去无回的战斗，太不落忍。

　　“得得，孙继先，这事儿你说了算，你说谁去谁就去！”杨得志最后把矛盾锁定给了孙继先，

　　孙继先被逼到夹缝里，只好点了头。

　　陈万清破涕为笑，得意洋洋地站进了奋勇队的行列。

　　船太小，除了8个船工，每船只能载9名奋勇队员。

　　杨得志和孙继先决定：奋勇队分两批强渡，二连连长熊尚林等9人第一批强渡，一营营长孙继先等9人乘第二船强渡。

　　这两船十七个奋勇队员再加营长孙继先，就是后来名垂史册的“十八勇士”。

　　说“十八勇士”名垂史册，实际上不太准确，因为现在的正史，都称“十七勇士”。

　　刨纸堆的书生们的依据，是后来登在红一军团政治部《战士报》上的那个立功授奖名单。

　　那名单上，没有孙继先。

　　于是书生们继续演绎，将分两船强渡的“十八勇士”，变成了一船强渡的“十七勇士”。

　　笔者很不明白，除了《战士报》第184期那个立功授奖名单，为什么对这场战斗的两位直接指挥员杨得志和孙继先的证言，就完全不予重视？难道这不是最具权威性的证言？

　　殊不知真的追根溯源，这些文章的依据，都出自《战士报》那个立功授奖名单。

　　还有一个可能造成误会的地方：为了保证这唯一的一条船能顺利且迅速地划到桃子湾渡口上方的“尖包石”——敌人火力死角处——登岸，又不致增加伤亡和翻船的可能，船工人数要足够，奋勇队员却不能多上。所以临时决定奋勇队分乘两船强渡。一船8个船工加上9名奋勇队员，正好是17个人。

　　而后人们采访或询问当年船工时，一般来说，他们就可能简而言之：一船装了17个人。

　　当然广义地说起来，船工也是“勇士”——当年船工在后来送红军渡河曾发生翻船事故，就有王有能、陈一金、余正能、刘元清、郑金安、万清易、姚贵友、朱明清、刘老七等9名船工牺牲，红军落水牺牲的也有20多人。

　　笔者在安顺场看到过当地按原样复制的渡船，如果是17个勇士是同乘一船抢渡，加上8位船工，这一船就要乘25个人——有关回忆资料中还称他们都携有作业工具和弹药装备。如此，这条船就可能严重“超载”了，肯定不符合这关键的一船要绝对保险的要求。

　　其实孙继先没上这个名单也极好解释：在红军中，干部带头冲锋陷阵属天经地义之事，没什么好拿来特意说道的，孙继先上报名单很可能就没有算自己。不象现在，报上动不动就是“某局长亮节高风，拒受贿赂”，“某省长带头植树，带头……”——笔者时常纳闷儿，那不都是你的本份么？有什么好说道的？人家红军那时候，干部当得越大，立功授奖就越难。不信你就是翻翻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功授奖条例》，那上面对各级干部的立功授奖的审批权限是怎么个规定的？

　　不立功授奖没关系，可凭什么就认为同是一船拼命，人家孙继先就不是“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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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远了，还是回到安顺场这场战斗上来吧！

　　1935年5月25日上午9时，在安顺场街指挥楼上的刘伯承一脸严峻，发出“开始”的命令。

　　“轻重机枪掩护，强渡开始！”杨得志一声断喝。

　　红一团十余名司号员一起举起扎着红缨的军号，奏响了冲锋曲。

　　沿岸的红军战士们，一起呐喊，为奋勇队助威。

　　数十挺轻重机枪，发出骤雨般的啸叫。

　　小船象离弦之箭，离岸而去。

　　韩槐堦的袍哥队伍显然对这个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半晌，碉堡中的机枪才打响。

　　子弹在小船周围溅起团团浪花，小船冒着弹雨，奋勇前进。

　　“轰！”一发炮弹在船边炸响，小船剧烈地晃荡起来。

　　袍哥韩槐堦手中可能有门六０小炮。

　　当年的老船工何玉轩回忆：“两边的枪象火炮子一样打开了，看见那只船的周围团转被大炮打起的水花子都有十几丈高”。

　　小地方老百姓没见过真正的“大炮”，什么炮都是“大炮”。

　　“哗……”，一串子弹落到了船上，一名奋勇队员捂住了胳膊。

　　“赵章成，开炮！”杨得志命令。

　　红一军团炮兵营营长赵章成是个宁都兵暴过来的老行伍，红一方面军著名的“神炮手”，参加红军后还笃信佛教——这和他“神炮手”的大名一样，是红一方面军干部中的一个谈资笑料。此人一手绝活就是持炮射击，根本不用瞄准具，全凭手感和眼睛测距操炮，还一炮一个准儿——常常连试射都给省略了。

　　关于这个当口究竟有多少炮弹也有多种说法。

　　一说是只有3发炮弹，赵章成就靠这3发炮弹把奋勇队送过了河。

　　一说是炮兵营还有31发炮弹，但只用3炮就把奋勇队送过了河。

　　笔者在安顺场的老乡们中还听到4发、6发、8发等等说法。

　　笔者经过多方研判后认为，31发炮弹的说法似乎更为合理。红军自围攻会理后就没怎么用炮，沿途打仗多是奇袭，占领过几个县城或兵站，或有缴获的炮弹也未可知。加上几天后赵章成率炮兵营参加过泸定桥战斗，也用八二迫击炮掩护过夺桥战斗。而红四团沿途战斗遇到的多是川军刘文辉收编的土著部队，顶破天也就有几门六０炮，红军缴获炮弹的机会当然相对也就较少。

　　还有，当时干部团特科营也有6门迫击炮，或有炮弹集中给了红一军团炮兵营使用也未可知。

　　不管有多少炮弹，反正赵章成第一炮就露了个大脸。

　　赵章成听到命令照例双手合十祈祷一把，然后持炮塞进一发炮弹。

　　炮弹象只鸽子一样飞了出去，不偏不倚就落在机枪火力最凶的那个碉堡上。

　　碉堡顿作飞散状。

　　小船行至中流，突然撞上了一块礁石。

　　“加油，撑住！加油，撑住！”岸上的人一齐呐喊。

　　“冲锋号吹响一点！”刘、聂二人按捺不住，走出小楼。

　　红一军团青年部长肖华夺过一支军号，拼命地吹。

　　号声激越，吼声震天。

　　估计袍哥韩槐堦绝对没有见过这种阵仗。

　　船工们跳下船来，用背顶着船，用篙撑着船，把小船撑开了。

　　船工帅士高称：“本来我们是想把船靠在对面尖包石，好躲过敌人的火力，但是水急，船靠不拢，刚一进去就被挤了出来冲下去，船边边被礁石擦了一下，咔的一声，都担心船烂，经检查船还未烂。船已打到桃子湾。”

　　船抵彼岸。

　　奋勇队员一齐站起，操起家伙就往岸上扑。

　　这个时候，桃子湾渡口旁的小村里冲出200多敌人，冲向渡口。

　　“给我轰！”杨得志两眼发红，恶狠狠地吼了一声。

　　“轰！轰！”又是两声炮响，赵章成象机枪打短点射一样，把两发炮弹不偏不倚地送到了韩槐堦的袍哥们中间。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重机枪也一阵欢叫，瞅着人堆下家伙。

　　“土佬，打得好！土佬，打得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又是一阵吹呼。

　　“土佬”是一营机枪排长李德才的绰号，此人把着一挺重机枪就象握着一支玩具水枪那么自如。

　　后来红一军团政治部的《战士报》这样表扬他们：“南岸猛烈火力掩护。‘牲’部（注：红一团代号）机枪连三个特等射手，一营机枪排一个特等射手，以及炮兵连的炮手表现了他们百发百中的准确，机关枪打得敌人不敢抬头。”

　　《战士报》的笔杆子们可是一点没掺假——袍哥们的确是趴在地下不敢抬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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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