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共情报战——特科轶事（6） -- 老拙

各位提了些问题，一下子也答不完，有的俺也不很清楚。

关于“蒋介石已经通过各种途径积极与中共联系，商讨抗日问题。那么，西安事变的意义何在？”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容易些。

西安事变前，国民党与中共进行谈判，实际上蒋一直没有出面，二陈的条件与蒋提出的条件有很大的差距。

蒋的底线是共产党交出军队，取消“武装割据”。这恰恰是中共不可能同意的。

而在西安事变前，中共与“地方实力派”张学良、杨虎城，甚至阎锡山都在进行谈判。既然要共同抗日，就不能去打别人，占别人的地盘。所以，红军不能去张学良的地面、不能去陕南杨虎城的地面，东征山西又撤回。西面的“西路军”正在被马家军包围，说明此路不通。于是红军只能撤回陕北的那个小地方，几万人马，岂是陕北那个贫瘠之地能够养活的？

蒋介石看到这种情况，认为再加把劲，就能把红军给灭了，所以让张学良进攻。如果张学良不进攻红军，就把东北军撤到福建去，调中央军来进攻。

这一下，就把张学良给彻底惹翻了。进攻红军吧，肯定吃败仗，老蒋就借机取消他的部队番号；不进攻吧，给调到南方去还是死路一条，而且还要背上不抗日“逃跑”的千古罪名。只有反了！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想通”了，就让共产党留着军队怎么了？他们不是要打日本吗？好，就让他们去华北跟日本人拼，就凭共党3万人，那几根破枪，不出半年，就得让日本人给灭了。

说到底，借敌之手，消灭异己，是蒋介石屡试不爽的老招数了。

结果，共党那几万人不但没有被日本灭了，反而在2年后变成了30万人马。这是蒋介石始料不及的。

所以，后来蒋介石一提这事就顿足捶胸——功亏一篑啊！

所以，老蒋恨透了张学良——党国罪人啊！

1936年3月27日，毛泽东在石楼县城附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外交（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报告最后指出，关于外交（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军事外交集中于军委，政党外交集中于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的报告。

就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同时，刘鼎与张学良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西安见面之后，张学良又带着刘鼎飞到洛川，两人同住一院，每天10几小时在一起谈话，一谈就是10几天。

4月6日，毛泽东复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敝方代表周同志偕克农依约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双方会谈之问题，敝方拟定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张学良接电后非常兴奋，立即通知刘鼎。

4月8日，因雪雨耽搁了双方的行程。

4月9日，张学良冒大雾带王以哲、刘鼎、孙铭久飞到肤施。周恩来、李克农、戴镜元等中共代表傍晚达到。见到刘鼎，周恩来一愣，紧紧抓住刘鼎的手说：“原来是你啊，想不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

张学良与周恩来一见如故，会谈了整整一夜，解决了双方联合抗日的许多问题。

会后，刘鼎随周恩来回陕北苏区，向中央汇报工作。

张子华、董健吾、王世英、刘鼎先后来到陕北，使中央了解到了长征后上海地下党和特科的基本情况。刘鼎到苏区，又让周恩来得知“老牧师”就在西安，而且与上海、西安具有广泛的联系，已经两次往返西安、上海之间。于是周恩来决定，派出负责干部，去上海建立电台、恢复党组织，同时派张子华去南京与国民党谈判，正好借助董健吾进行护送。

4月20日，冯雪峰、张子华到达西安，与董健吾接上头，前往上海。

4月22日，中央决定正式委派刘鼎为驻东北军代表，周恩来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嘱咐刘鼎面交张学良。

4月26日，刘鼎回到洛川，递交周恩来的信，并与张学良彻夜长谈。

4月27日及之后，刘鼎连续给李克农、周恩来发回4封密信，汇报张学良的思想情况，以及蒋、张之间的矛盾和行动计划，告知中央“老先生在11月将有大行动”！

冯雪峰、张子华、董健吾从西安返回上海途中，在南京停留。在南京，冯雪峰会见了张子华作为特科交通员单线联系的两名特科“线”上的秘密党员。一名就是前面提到的左恭，另一名是国民党立法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王昆仑。

王昆仑原是国民党极右派“西山会议派”的中坚人物。1931年9.18事变后，对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痛恨之极，下决心当共党去。王昆仑找共产党，也是先想到了左恭。他对左恭刨心漏腹地说，想找共产党，左恭就是不吭气。最后被磨不过，左恭对他说：“有个朋友也许可以见见。不许到外边乱说！”

左恭介绍来见王昆仑的，是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卢涛。1933年，卢涛主持，在王昆仑的办公室里，举行了王的入党仪式。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前，蒋介石任命国民党老同盟会员莫雄担任江西赣北第四行政区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这个莫雄也是特别痛恨蒋介石打内战、不打鬼子政策的老国民党员。莫雄立即找到特科的项与年，让他通知共产党：派人来，把这个赣北第四行政区保安司令部办成“红色”司令部。于是，特科抽调10余名党员，担任了除保安司令以外的各项职务。其中，卢涛担任参谋长，项与年担任情报参谋。

卢涛走后，王昆仑的关系就交给了特科负责人王世英，再以后又交给了丘吉夫。丘吉夫被捕后，王昆仑就成了“孤雁”。这次见到党中央派来的冯雪峰，王昆仑非常高兴，忙问给他什么任务？

冯雪峰想了想说：中央要我在上海建立电台联络，可我没有电台，你设法搞一部电台来。

实际上，那时上海有一部电台，设在路易.艾黎家。

艾黎家到底有没有这样一部电台，这个问题也是众说纷纭。包括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闻所未闻的长征》一书中都说：

其实，这部电台是存在的，只是非常保密。这点我们后面再说。

先说王昆仑接到这个任务，心想：电台倒是有，不过要钱买。多少钱呢？10万大洋。

可是王昆仑没有10万大洋，他当时跟老婆闹离婚，老婆要他拿1万大洋，他都没有，还是找人借来的。

找人借？对！找人借。可是找谁借呢？

王昆仑思来想去，想到一个绝好对象——四川军阀刘湘。

刘湘这会儿也在找共产党（怎么都在找共产党？）。刘湘到南京开国民党全会时，跟王昆仑深谈过几次，对于王昆仑讲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道理很赞赏，觉得是个人物。于是让他的驻京办主任约王昆仑秘密去四川再谈。本来王昆仑一直没有成行，接到冯雪峰这个任务，又听冯传达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决定去四川见刘湘。

王昆仑秘密到了四川，刘湘跟他说：我爱四川，也爱中国。你看我该怎么办？

王昆仑说：联共抗日。

刘湘说：我出兵抗日，红军来打四川怎么办？

王昆仑说：红军现在要去华北打日本，不会来打四川。

刘湘说：你说了不算。

王昆仑说：我给你找个共产党来，他能保证红军不会来打四川。

刘湘说：那太好了。

王昆仑说：你得表示点诚意。

刘湘说：怎么表示？

王昆仑说：给10万大洋。

后来，冯雪峰秘密地来到四川，跟刘湘进行了会谈。刘湘比较抠，交代他的驻京办，给王昆仑划了6万大洋。不过对于冯雪峰来说，这笔钱够多了，因为他离开陕北时，周恩来只给了二千块钱。

回过头来说，张子华留在南京，直接找曾养甫谈判。董健吾陪同冯雪峰，于4月底回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董健吾将冯雪峰安置在他的一处房子里，然后带他找到特科警报组负责人徐强。

冯雪峰向徐强传达了中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徐强向他汇报了工作情况，冯雪峰要徐强马上离开公大旅社，另找房子。他暂住在董健吾另一个家里，也由徐强帮助另找住处。冯雪峰决定停止警报工作，加强情报工作，由徐强全面负责。

后来，冯雪峰住到了鲁迅家，并与宋庆龄见了面。冯首先向她道谢，感谢她的帮助，使中央与上海党很快恢复了联系。并向她传达了中央瓦窑堡会议有关统一战线的精神，孙夫人听了很高兴，她说，很久未听到党的声音了。冯雪峰向宋庆龄转交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信中说，请她物色一位公道正直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苏区考察，以便让国际上更多的人们了解中共的真相。

冯雪峰到上海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电台，沟通与陕北的联络，传递情报。所以他到上海后就着手抓建立电台。这时，徐强和李云迁移到浦石路许家弄15号，这是个店面房子，徐强住在楼上，楼下是公大旅社老板娘的弟弟顾志汀夫妇开的一个小五金店，兼配锁匙，这样很好作掩护。电台设在一幢洋房楼上靠后面的一间房子里，有独用楼梯，经后门进出。电台的报务员是位小学教员老王，他对无线电有些研究，也会收发电报。还有他的一位学生，帮助掩护环境。老王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将采购来的零件装配好发报机。连接好多天反复测试，根据冯雪峰提供的呼号，反复试发就是收不到对方的回音。为此，老王对发报机再三进行了全面的检查，机器没有什么毛病，什么原因？他也说不清楚。

5月，斯诺来到上海拜访宋庆龄，提出想去陕北苏区采访。宋庆龄决定推荐斯诺和马海德赴陕北。

这需要向中央报告，可是那部由王老师装配的电台就是不成。冯雪峰很着急，对李云说：“花费了二十多天的时间，至今尚未与中央联系上。看来，只有请孙夫人帮忙了。”

直到这时，宋庆龄才提供了那部秘密的电台。

李云回忆说：“不久，在孙夫人的帮助下搞到一台功率大的收发报机，而且是安置在外国朋友居住的一幢楼上。用冯雪峰从延安出来时约定的密码，很快与中央恢复通报。冯雪峰要我负责保管中央发来的电报工作。每天清晨七时左右，接受一位女同志送来的信，也就是电报。”

由此可见，那部传说中的电台，确实是存在的。

这时，出了一个问题：在南京与曾养甫谈判的张子华失踪了！

在南京，张子华秘密会晤曾养甫，转达了中共中央的五项意见。不久，陈立夫听了曾养甫的报告，当面向谌小岑口授了四条意见，转给了张子华。这四条意见是：

一、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二、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

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张子华即刻从南京奔赴陕北，赶到了陕北延川县大相寺，向毛泽东、周恩来当面作了汇报。

5月15 日，周恩来在大相寺亲笔写了两信，托张子华带往南京。

周恩来的一封信是写给谌小岑的，全文如下：

中共的意思，是请国民党代表来陕北，“惠临苏土，商讨大计”。

张子华带着周恩来亲笔信，返回南京，在南京曾养甫家中递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之后，却被曾养甫下令关进了监狱。

原来，阎锡山不知道从那里听说，蒋介石派了一个“红色神父”去陕北与共产党谈判，当即致电南京责问：为什么联合红军打晋军？蒋介石知道此事声张出去，大为不妙。他一面通过宋子文通知宋庆龄停止通过董健吾与陕北的联系，一面下令曾养甫，逮捕张子华，以免像“红色牧师”那样走漏风声。

一周后，冯雪峰发觉张子华失踪，指令左恭出面向谌小岑要人。谌小岑对曾养甫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何况我们正在讲和呢！”曾养甫这才放出张子华，由谌小岑亲自陪同，由南京前往上海。张子华给了谌小岑一份密电码和上海信箱号码，便于谌小岑在南京跟他保持秘密联系；曾养甫则给了张子华汉口电台的呼号，让张子华与汉口保持无线电联系，由汉口转告南京——倘若直接与南京联系，容易走漏风声。

也就在此时，陕北回电，同意斯诺、马海德前往陕北苏区。宋庆龄认为，此次还必须董健吾前往西安联系护送。因为只有他熟悉张学良和刘鼎。这次，董健吾改变化名为“王”牧师去西安。在西安，董健吾与刘鼎联系，通过刘鼎请张学良再次派飞机送斯诺、马海德前往肤施，转送西安。可是张学良认为，飞机驾驶员是个美国人，如果发现送了两个美国人进入陕北，肯定怀疑，极易走漏风声，只能走陆路。这样，斯诺、马海德就乘坐一辆6吨道奇大卡车，在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刘鼎的陪同下进入了陕北。这一次，甚至毛泽东、周恩来都不知道这个“王”牧师是谁。直到1960年斯诺来访，非要见见这个“王”牧师，毛、周还以为，“王牧师”是浦化人。因为浦化人也曾经是个牧师，而且化名姓王——他与董健吾同在冯玉祥的队伍里当牧师，是董健吾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其实当时浦化人正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坐着呢。一查之下，原来此人是董健吾，正在上海衣食无着，做推拿按摩呢，赶紧让陈赓去上海时给予安置。

1936年5月，潘汉年和胡愈之到了香港。潘汉年到香港后，一面按照与邓文仪在莫斯科的约定，给南京陈果夫发出信件，要他派人到香港面谈；一面派胡愈之去上海找地下党联络（因为潘汉年也需要寻找经上海去陕北的途径）。

胡愈之在上海通过沈钧儒找到了冯雪峰，冯雪峰随即到香港与潘汉年会面。这应该算是一次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会面。潘、冯二人当年是“左联”的战友，现在，冯是党中央派往上海的代表，潘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冯有与陕北联络的密码，潘的脑子里记着一套与共产国际联络的密码。这就意味着，自长征前，中共中央、共产国际、白区地下党三者之间中断了的无线联络，终于可以恢复了。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新的历史转折即将到来。

7月7日，香港《生活日报》登出一则启事：：“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启。”

黄毅就是张冲，国民党中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冲告诉潘汉年，他是受陈果夫、陈立夫的委托，来邀请潘汉年去南京面谈的。

７月中旬，潘汉年和张冲抵达南京。陈果夫和陈立夫要张冲转告潘汉年，让他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国共谈判的主要意见及条件写成书面文字，由张冲转达。

次日，张冲向潘汉年转达了陈果夫、陈立夫代表国民党方面的意见：第一，二陈对潘汉年回国奔走国共合作谈判表示欢迎，他的安全不成问题，同时请他保密，以免引起麻烦；第二，二陈目前不便向蒋介石提出国共谈判之事，因为蒋介石目前正在洛阳前线指挥战事，蒋坚持在解决“武装割据”之前不停止军事行动；第三，二陈决定派曾养甫做代表先和潘汉年面谈，等潘汉年到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见面后，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带来南京，然后再和二陈正式谈判。二陈认为，潘汉年来自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他能否代表在国内的中共中央和红军还难以确定。他们希望潘汉年能去一趟陕北，在取得中共中央和红军授予的正式谈判代表资格和有关合作谈判的条件后，再到南京谈判。

这样，潘汉年又回到上海，等待冯雪峰安排的交通员护送去陕北。终于，交通员来了，潘汉年打开房门一看，不由得惊喜万分——来人正是他任特科情报科长时的副科长刘鼎。

8月初，潘汉年在刘鼎护送下到达西安，住进中共联络点七贤庄（就是后来的“八办”）。

8月9日，潘汉年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10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与国民党谈判的问题。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8月25日发布《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9月15日，中共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9月24日，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委派的谈判代表，离开陕北赴南京与国民党开始正式谈判。从此，中共取消了与国民党中央其他渠道的联系。

1936年12月，冯雪峰在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有了相当基础之后，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与此同时，“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开始公开进行谈判。

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新的党组织机构建立的情况下，特科终于最终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但是，特科埋下的种子，今后还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