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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气象不凡的历史长卷
--读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第一、二部
李静宜
治史学人孙皓晖近著的6部多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乃河南文艺出版社继二月河的清帝系列之后，推出的又一部重头历史小说。近些年，不断有长篇历史小说出现，活跃于当代文坛。因而初闻孙皓晖这部数百万字的《大秦帝国》，曾略有疑虑产生。一方面既因为历史小说常会有史料化和平面化的弊端，同时，又有近年较成功的历史小说在先，超越起来也很困难。然而，读毕《大秦帝国》现已出版的第一、二部《黑色裂变》、《国命纵横》，却有十分的惊喜，不曾想这部大著会有如此不凡的气象，而且难能可贵地附着于出色的小说意义的叙事。
《大秦帝国》第一、第二部表现的历史内容，是以秦帝国的国运兴亡为主线，但却是在秦帝国崛起的百多年间战国时代群雄争霸的广阔背景上展开。其时正是一个所谓“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社会剧变时期。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铁器出现，商业活跃，旧制动摇，而使整个社会由青铜文明向铁器文明、由隶农贵族经济向自由农经济、由联邦制国体向中央经济国体转型。《大秦帝国》描述的秦帝国故事在这样一个大创造大毁灭的社会大动荡时期展开，其纵横开阖的笔墨，既深入至周王室衰微以来，诸侯列国于春秋时代的纷争组合，又视角横移，勾勒出战国时代七雄图强称霸残酷激烈的大争。从战国诸子名家、名士周游列国游说施政，到吴起、商鞅、申不害艰难变法，从纵横家名士苏秦的合纵抗秦，到张仪的破六国合纵，诸种复杂纷乱大起大落的国力、国运和列国之间的兴亡演变，不进则退、强势生存的战国时代的特殊情势，都被作者描摹得绘声绘色，酣畅淋漓，呈现出具有诗史意味的壮阔图景。而事实上，也正是强秦崛起，结束诸侯割据称雄的历史，从此形成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大国，成为中国文明的正源。无疑，《大秦帝国》表现的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
《大秦帝国》的第一部《黑色裂变》，是以商鞅入秦，二度变法，使弱秦渐成强秦为故事的主要内容。作为历史小说，其所产生的阅读冲击力，或说其所具有的重要认识价值，因上所述，而不同于已盛行于世的二月河的长篇历史小说清帝系列表现的帝王政治的人治方略，也不同于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经世至用的处世之说，它揭示的是相关时代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内在机制，即所谓堂奥深厚的治国大道。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剧烈激变动荡不安的背景下，探究治世之道的诸子百家应运而生。诸如孔子周游列国，席不暇暖，主张以孝、悌、忠、信的礼教维护“礼崩乐坏”的君臣关系；墨子提出“兼爱”、“非攻”，主张“兼爱”弱小，反对战争。《大秦帝国》则是以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秦变法成功的故事，呈现了依法制治国的治国之道，表现了中国原生文明强势生存的精神。比如，在《黑色裂变》中，其所展现的历史背景，已是战国七雄对峙的战国中期，秦作为诸侯国正面临强魏的攻击，及至其它六雄正欲谋分秦。以秦国之境况，秦国国君选择的谋士方略，显然不会是儒家的仁政礼制，或墨翟的墨道。商鞅作为法学流派的代表，其图强变法之道，与秦国一代明君秦孝公一拍即合。法家学派顾名思义即是以法治国治世，依法理政治民。商鞅举策入秦，呈变法蓝图《治秦九论》以秦国国君。其废井田、开阡陌、田可买卖，弃贡物无定数之旧税制，均为使国富民亦强之策；其鼓励农人耕作士兵打仗以赐国家爵位；统一度量衡，限定官府定员官吏治权，以为杜绝商贾奸吏盘剥庶民和政出私门……变法之策，一经为秦国君秦孝公接纳认同，即明修法度，改换旧制，大刀阔斧，依法执政，并二度实施变法，直至商鞅车裂。而秦原本为穷弱之邦，借助春秋战国旧制动摇之大势，以变法为首要，以立法为第一，富民强兵，整肃官制，激励全民，强秦强本，至终为完成秦统一大业打下坚实基础。《大秦帝国》的第一部，即是借助商鞅二度变法的过程，借助商鞅与群臣的激烈思辨，以及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变法事件，鞭辟入里、生动细腻地再现出一国之政何以依法治理，一国之运何以依法治理走上强盛的强秦之治国大道和秦强之治国事实。
《大秦帝国》作为历史小说所具有的魅力，其一，自然是小说所表现的重要历史进程、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历史文本中的事实根据性；其二，则是作品借助大量的典籍史料和丰富的想象力，重构起的亦真亦幻的历史空间，产生的强烈审美效果。《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着重表现了后人既熟悉又陌生的战国时代的策士阶层，这是诸子百家在战国时期又出现的一个谓之纵横学的新流派，此学派不拘一家学说，融诸子百家于一体，专修强国富民与权术纵横部分。《国命纵横》便是以策士名家苏秦、张仪为主要描述对象，展现了他们在秦国及七雄中其它六国的活动。书中苏秦初时曾先入秦，游说秦国国君大争天下强力图霸，由于时机尚未成熟，游说不成而归隐故里，再度修行，重新出山后，入燕赵及其它六国，策划六国合纵，联合抗秦。而张仪则由齐而秦，拆解六国合纵。《国命纵横》中所表现的秦国国运及列国形势的新的剧烈演变，已在很大程度上为纵横派的策士名家所操纵左右。而策士们游历列国一旦游说成功，即为卿为相，也更充分展现了周王室式微后，奴隶制弱化，社会各阶层发生的转化，即奴隶主贵族为新兴地主阶级所取代，诸侯世卿的政治权力逐渐下移，至战国时代已多移至士手里的历史现实。而书中重构的历史现实，也显然融入了作者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其一，历史上对谋臣策士的权术诡辩及朝秦暮楚曾多有微词，《国命纵横》则凸显了纵横家审时度势、适应时代大势的远谋大略和宽阔胸襟。一如苏秦既先入为秦，不成转而为六国抗秦之时，却向秦臣大义举荐同为纵横名士的张仪，使张仪得秦相重职，而破六国合纵。苏秦何以为之？同为胸怀纵横大略的张仪也深谙此理，明白仁政井田虽不可复，孔孟毕生求之；六国旧制虽不可救，苏秦全力救之，其事其理是如出一辙，即在于孔孟为天下求一“仁”，而苏秦为天下求一“公”，所谓“公”，即是给六国以一个同秦国一样重新崛起的机会，还天下大争以同一个起点。其二，战国群雄纷争的混乱局面、列国国运的莫测变换，作者皆以历史典籍的考察和现实的精神介入将其纳入强势生存的轨迹。
《大秦帝国》尤令人称奇而给读者以惊喜的，是让千古知名历史人物--诸子名家名士的“复活”。诸如：孔子、孟子、老子、墨子、荀子、庄子、鬼谷子，商鞅、吴起、申不害、孙膑、苏秦、张仪、屈原，这些后人耳熟能详的千古不朽的历史人物，通常都只在史书或只作为简约的符号标签出现，而很少有文学作品以艺术的形式，从正面让这些人物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英才辈出、极为特殊的时代里齐齐汇聚重现。诸如身材修长、好一袭白衣的商鞅，高鼻深目、秃顶，似异邦之人的墨子，其形象，都至为新鲜；而墨子深居简出，退隐深山，弟子亦皆入山林，有严明墨家家规，但闻山下不平或不义之事，即拔除暴利剑的描绘，亦使模糊的墨家生活，变得清晰而鲜活；孟子多年奔走列国，儒家之说为列国皆知又无一国施用，孟子遂罢出仕之心，游历天下讲学布道，适逢唇剑利齿策士张仪游说魏国，被其讥为丧家的“乞国老士子”，生动的细节，使圣贤也有了常人之态；屈原率兵截杀出使秦相张仪，庄周火葬夫人，鼓盆而歌，留文章于树干、山石、陶盆……虽然诸如此类的描述，因为时间的不可逆转性，“复活”的已不再是历史上本真的客体，并具有相当的虚构性，但让被后人送入圣坛尊为贤哲敬为神明的人物，回复到日常生活的状态，回到切近的现实中来，仿真、似真即为真，构成让读者具有亲历感觉的境界，具有十分奇妙的阅读效果。
《大秦帝国》第一、二部的另一显著特点，即是它呈现的阳性及刚性特征。即它丰实深厚的内涵多基于治世大道的探求，“天道”的彰显，而不依重人治心术或厚黑学；它表现的人物多公心可鉴，以大德、仁厚、情义立世，而不借助人性复杂的“黑洞”。第一部中的主要人物商鞅，其英才公心，车裂而无悔的形象，被作者塑造得可歌可泣，极具感染力和震撼力；秦国君秦孝公，作为一代名君，默默做商鞅变法的后盾，其宽厚的胸襟和深谋远虑，及苏秦、张仪虽为谋事的对峙方，却肝胆相照，有着笃深情义，均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
要言之，《大秦帝国》以其书写的宏大气势、深厚的认识价值和小说叙事赋予的极强魅力，构成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又一大景观。而其对秦帝国兴亡历史的再现与重构，对历史重量级人物、诸子名家的塑造与刻划，也填补了当代文学长廊的某种空白。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大略驾群才
――读《大秦帝国》第一、二部有感
雷达
长篇小说《大秦帝国》共6部，目前已出第一、二部，字数已达100多万言，可见规模之大。就已出前二部看，最大的角色嬴政尚未登场，吕不韦李斯韩非赵高以至蒙恬章邯这些熟悉的人物也还没有崭露头角，应该说，作为由6大部构成的长卷，其高潮尚未来临。但是，仅从走到台前的新君秦孝公和来自卫国的贵族少年公孙鞅来看，虎虎霸气已扑面而来，弱秦向强秦的转化，犹如大河出峡，势不可挡。这不由要让人吟诵李白的名句：“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飞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好一个“大略驾群才”！事实上，对于此书的作者孙皓晖先生来说，何尝不也是在以非凡的气度和策略，驾驭着星汉灿烂般的众多人才呢？
大秦帝国的历史，我们似乎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昔日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其历史评价在不断演变。文革中秦始皇还扮演过重要角色，参予了当时的“路线斗争”。现已证明，文革中流传甚广的那首《呈郭老》，确系毛泽东诗作。诗里写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在历史上，秦始皇时而被斥为暴君，时而被颂为千古一帝，例如他的修造万里长城等业绩，或作为民族的伟大象征，或作为劳民伤财，生灵涂炭之罪证。总之是，对秦始皇及其严刑峻法的评价非常复杂，有点说不清楚。不可忽视的是，在民间传说、民间文艺和通俗历史小说中，道德化的评价所起到的作用非常之大，秦帝国和秦始皇，尤其是后者，常常被描写为“苛政”和“暴君”的代表。然而，对这段历史我们同时又感到陌生。为什么呢？因为各式各样的评价多，生动翔实的历史叙述反而少，观念影响着对历史的书写，以致它兴衰生灭的真正面貌被遮蔽了。与之相联系的，是对它的历史评价的模糊性，歧异性，至于以纯文学的方式展开深入的审美评价更谈不到。的确，我们还没有一部与其历史相般配的小说：以大手笔，写出龙骧虎步的历史风云。
孙皓晖先生所做的，正是这样一件有意义有价值同时难度甚大的创造工程。这部大著的主导理念，若用关键词表述，便是：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对此作者是深怀感慨的。他说，在以儒家观念为核心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刻意贬损下，中国文明的正源的光焰竟然离奇得变形了。对民间传说、话本小说而言，也在起着肆意涂抹和歪曲事实的作用。于是他萌动了“将帝国说叨清楚的冲动”。然而，“说叨清楚”，谈何容易！
小说大致是从三家分晋后写起的。对于秦的先人非子之受封，庄公之受命为西垂大夫，穆公之成为春秋霸主之一，这些前春秋或春秋时期的史事，基本舍弃了。就这两部看，主要线索是写商鞅变法和“合纵”与“连横”之争。作者的描写是富于声色的。在作者看来，秦帝国兴亡的400年中，是个大转型时期，进行着大竞争，大张扬，大融合。由于青铜时代被铁器时代所替代，生产工具的这一变化改变了一切。这是个强者生存的时代，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同时是个思想活跃和比赛智慧的时代。
比如，小说对鬼谷子的几个学生写得比较生动，阴险至极的庞涓与大智若愚的孙膑的较量，颇多深厚的人性内涵，对于勾勒当时纷纭缭乱的历史画面，有画龙点睛之妙。商鞅二次变法的描写，所占分量较重，对于全书探寻“正源”的主题，有突出之力。从求贤令商鞅之出到腥风血雨中商鞅被车裂，是一支悲壮的前奏曲。小说的另一特色是对“士”的把握，也即对当时活跃异常的政治化知识分子的生动描写。突出者，如苏秦张仪之流。苏秦胸挂六国相印之得意情态，宛然如画。作者强调这些知识者的政治功利主义，他们不惜头悬梁锥刺股地苦学苦练，为的是获得统治者的赏识，搏取一官半职。在这里，知识、权谋、智慧、辩才是他们生存的本钱，沽名钓誉的工具，含有商品性、交换性，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可动摇的信念和主张。从当年的士大夫到今天的知识分子，似有一条血缘暗线贯通。
我对作者探究“正源”的大理念表示理解。大秦帝国立国后虽仅15年即灭亡，但它的划时代的意义是不可磨灭的，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废封建，立郡县……，这些确乎奠定了中华文明大一统的根基。琅琊台的始皇纪功碑云：“六合之内，皇帝之上，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除了因缺乏现代地理知识的夸大，大体上合乎当时事实。但我同时想知道，站在今天人类文明的高度看大秦帝国史，除了对正源的激昂的赞叹还有没有更深切的反思？为何称为文明正源？正源与正统有无区别？正源是否含有正本清源，廓清迷雾的意思？作者对大秦帝国心向往之，向源头寻找智慧，寻找基因，寻找原生文明，探究民族精神的初衷令人嘉许，但是，源头和基因中有没有沉滞的负面的东西，如何科学地看待我们的正源，恐怕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所谓“焚坑事业要商量”就证明了这一点。还有，对“正源”的全面肯定会不会导致对法家的全面肯定？总之，激情不能代替理性。
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前两部，后四部尚未面世，故对《大秦帝国》做出全面评价为时尚早。就小说艺术言，作者的笔墨还可以放得更开，更洒脱些，叙述角度还可以更多变些。对话没有必要都用引号。写的虽是凝重的历史，可否汲取一些现代小说的自由的叙事技巧？
历史小说的新葩--读《大秦帝国》
李国文
历史小说有两种写法，一种是实多虚少的《三国演义》式，除了貂蝉等个别人和事外，大部分都可以在正史上找到依据；一种是虚多实少的《水浒传》式，除了宋江，那一百零七条好汉的名字，在《宋史》上是找不到的。实多虚少，落笔下去，游转的空间虽大，但其实更是拘束，因为已成为历史，那随意性就很有限了。虚多实少，尽管给了天马行空的大自由，若是这位作家想像力甚差，书卷气不浓，又不好意思堕落到“戏说”的地步，便难免有无米之炊，捉襟见肘的尴尬。
这些年来，历史小说方兴未艾，好的作品不少，但令人摇头的作品更多。问题大概出在如何处理虚和实的分寸感上，过实则拙，则滞，则无鲜活灵韵之气，过虚则妄，则浮，则无深邃凝重之感。近读孙皓晖著《大秦帝国》长篇历史小说的前两卷，《黑色裂变》、《国命纵横》，掩卷以后，我觉得作者在解决虚和实的适度结合，史和文的相互兼顾，以及如何在旧日的定论上，推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等方面，是下了功夫，作了努力的。加之字斟句酌，一笔不苟，在创作上的认真严肃的态度，应该说，这大部头的前两卷，在史意的推陈出新上，在艺术的追求探索上，那浓墨重绘的战国时期七雄争霸的场面，写得还是相当惊心动魄的。
在《黑色裂变》中，作者从秦孝公和卫鞅写起，开局谋篇，基础夯实，从小说的角度观察，已呈现出大有可为之势。继之在《国命纵横》中，以秦惠王，昭襄王和张仪，苏秦为主要人物，多面幅射，笔锋肆张，可看出作者所具有的游刃有余的创作能量，继续保持着旺盛的实力。因此，可以期待，《大秦帝国》的最精华部分，最精彩部分，应该是“奋六世之余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秦始皇，以及李斯等人物一统天下，迅即土崩瓦解的过程这部分作为全书重中之重的压卷之作，大概能够有某种程度的爆发，升华。因为书尚未出齐，给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下结论，还嫌匆忙了些。不过，就前两卷的总体水平和写作趋势来讲，这一份同行的期待，谅不致失望。
历史小说走红，影视的推波助澜，功不可没，但大众媒体的价值取向，使你的作品成为炙手可热的摇钱树时，也往往使你不得不媚俗取好而动摇文学根本。所以，孙皓晖能坚持在一块净土上写纯粹的历史小说，也属难能可贵。我想这与作者的写作志向，有着莫大的关系。他说，他这部书的目标是要填补中国历史小说上的先秦这个空白，因为这是中国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重要的空白。这是很新颖而且有大目光、有时代精神的想法，尤其当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焕然一新地屹立于新世纪的这个星球上，重温这段古老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记得，童稚时期，在家长的督催下，于学校教育之外，课余还要额外从老塾师补读《古文观止》。贾谊的《过秦论》，我也曾念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的。那结尾的“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至今犹能琅琅背诵出来，其所以能记住，是因为贾长沙言之有理。直到前些日子，我为《当代》杂志，写《东门黄犬复可得乎》，也就是《李斯之死》时，为其作法自毙的“腰斩”酷刑，也是很不以为然的。只要是暴政，无论是先秦的暴政，或者是别的朝代的暴政，也无论是怎样伟大的暴政，起到如何了不起作用的暴政，我很难觉得“暴”得有道理，而因此不能非议这“暴”的。
我所以要读这部小说，也是想在垂暮之年，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个崛起于中国西部的，具有杂交优势的秦人，是怎样在军事上，政治上，将中华民族推向极致地步的。但是，尽管中国之为数千年来赖以不坠、始终拥有生命力的中国，是从秦王朝奠定下这个大一统基础开始的；尽管世人心目中的“中国”，为“China”，而这个发音的来源，系出于“秦”，而出于“秦”，又因为其胜过罗马帝国的强大。尽管书同文，车同轨，郡县制，筑长城的秦始皇，被李贽大赞为“千古一帝”……，但是，当我们与作者回顾这段大秦帝国的“强势生存”的历史时，辉煌之余，别忘了秦之不把老百姓当人，不把知识分子当人，使得后来的中国，长时期内不能出现欧洲式文艺复兴运动，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直到鸦片战争一百年以后的五四运动，才得以启蒙。这样，中华民族走上文明的社会发展过程，不得不延后若干年。因之，秦之强大的同时，其负面，恐怕也不能全然抹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