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日本“帝国主义”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一 -- 电子赵括
对于一二九运动，共产党方面当然没有旁观。此时陕北根据地基本上已经稳固，共产党对日本的政策也越来越积极。一二九运动的组织者中就有共产党员的身影。1935年12月在陕北召开了瓦窑堡会议，通过了所谓的“十二月决议”，认为现在日本正在积极准备变中国为其殖民地，招致现在政治局势的根本变化，如今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空前紧张，国内一部分的资产阶级，富农，小地主以及一部分军阀对于现在开展的民族运动抱有同情，或者有参加可能。在此新时期应当缓和对民族工商业资本家的政策，结成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预想到了资产阶级的参加，这同共产国际的人民战线构思有所差别。12月27日毛泽东的报告中，明确将共产党构想中的人民共和国参政权赋予了包括工农知识分子以及抗日军人和小资产阶级。对于富农，小地主以及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性，在不进行封建榨取的前提下，排除出了财产没收以及革命的范围之外。在共产党的口号中，逐渐放弃了“工农苏维埃”等措辞，共产党的组织也对一般抗日分子开放。虽然在36年中对于党团开放问题以过头为由进行了修正，1935年底共产党对于抗日的热情，可见一斑。
然而此时共产党对于蒋介石，仍然抱有敌意。其根本思考方法在于推进蓝衣社以及国民党中下层党员中的抗日运动，孤立蒋介石为首的对日妥协分子，并予以打倒。毛泽东12月27日的报告中也断言蒋介石为首的买办阶层不会采取抗日措施。虽然共产党已经显示了联合抗日的热情，仍然存在不同蒋介石合作的界限。
随着1936年国际局势变化，英美苏等国都采取了同蒋介石接触的政策，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也已经相当稳定，共产党也不能无视此种变化，政策也从“反蒋抗日”逐渐走向“联蒋抗日”。最初论述同蒋介石合作可能性的，并非陕北的毛泽东，而是莫斯科的王明。在35年12月底，王明发表的文章中已经主张联合蒋介石以及其指挥下的军队进行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当然无法否认的是，这带有共产国际指示的烙印。共产国际内部对于蒋介石的看法仍然不统一，但是基本上已经在考虑同蒋介石合作的必要性。1935年10月25日，中苏文化协会成立，其总则的第三条就规定研究宣传中苏文化的同时，促进两国两党关系。11月5日，发表了对苏联国庆节的祝贺；11月19日，在国民党内部播放了苏联电影，观众不少是国民党机关人员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36年1月11日-18日，进行了苏联版画展览。对于中苏文化协会，国民党要人多有支持。会长为立法院长孙科，名誉会长为监察院长于右任，蔡元培陈立夫等人也是会员。35年以后中苏关系进展顺利，对于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没有影响。蒋介石在日后的回忆中也承认当日方发表“广田三原则”时，认为应该发展同苏联的关系，屡次安排外交部长张群同苏联大使博格莫罗夫会谈，探讨中苏两国合作维持和平的方法。虽然由于中东路战争问题，外蒙古问题，以及多年意识形态上的对抗等原因，国民党内部对于苏联的不信任感还相当强烈，但是两者间合作的可能性已经产生。莫斯科的王明在此时机发表文章表示“联蒋抗日”的意图，并非空穴来风。
然而对于在陕北的中共中央而言，一方面要对付国民党的军事压力，接受“联蒋抗日”当然非常困难。1936年2月17日，红军两万人在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等的指挥下开始东征；2月21日发表东征宣言，明确此次东征目的为前往河北前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对日妥协的蒋介石，可见尚没有接受“联蒋抗日”构想。红军正面的阎锡山张学良虽然拥兵数万，数量上占有压倒优势，东北军对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有共鸣，红军也采取了专门攻击阎锡山部队的战法。阎锡山部队不仅质量上不是红军对手，对于红军没有战斗意志的部队也为数不少，屡战屡败一个月间就丢失了1/3的山西省。在此情况下阎锡山仍然拒绝中央军进驻，仅仅要求军费和弹药补给。蒋介石当然则是要抓住这个机会完成山西的中央化，命令曾为晋军现在听命于中央的商震两个师一个旅出动，后面跟随了陈诚指挥的七个师，3月7日进入山西，8日开始双方激战十余日。
对于毛泽东，此时也已经认识到蒋介石实力雄厚，短时间内无法打倒，3月10日在呼吁阎锡山同共产党合作抗日时，措辞中已经不见“反蒋”字样，而改为“反汉奸”。共产国际的机关杂志上也发表了毛泽东的谈话：
“如果蒋介石以及其他的一切军队中止对于红军的敌对行为，中国苏维埃政府将立刻命令红军停止对于蒋介石以及其他军队的敌对行为。红军将同以前的敌对军队一起全力进行抗日战争，履行中国人民以及学生运动的希望。”
3月22日，攻入山西的红军开始撤退，5月初全部退出山西境内。5月5日，临时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名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别名《回师通电》）中，表示希望在一个月内达成同红军的对手停战协议。当然，这个建议完全被蒋介石无视，并没有达成国共合作的实际效果。但是共产党的一系列政策转变，对于政治时局造成巨大影响，救国联合会等抗日团体内部也开始出现了共产党员的身影。5月，日本增强在华北驻军，中日关系火上浇油。
36年，蒋介石开始布置对苏区的第六次围剿。5月12日，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留下“反共，反日，反独裁”的遗嘱后病逝。所谓的反独裁，明显是针对5月5日公布的强化蒋介石权利的宪法草案。6月2日，桂系在抗日以及遵循胡汉民“反独裁”口号的下发动“抗日反蒋”通电。然而桂系的实际行为不过是军阀的继续，抗日不过是口实。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舆论氛围下相当没有号召力。蒋介石随即决定了军事解决的强硬方针，但是最终和两广方面达成妥协，桂系屈服告终。蒋介石的个人权威达到顶点。
1936年7月15日，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四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知行发表“团结御侮的若干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之宣言，主张建立长期联合战线，要求国共为首的各界，
1，承认抗日言论自由和救国运动自由；
2，同红军停战，共同抗日；
对于共产党，在赞成八一宣言主旨的基础上，
1，停止对于中央军的袭击，方便国共议和；
2，红军占领地区，对富农，地主，商人采取宽容态度；
3，尽量采取措施缓和城市的劳资冲突。
8月10日，毛泽东即作出公开答复，
1，表示在中央军不进攻红军以及不妨碍抗日运动的情况下，决不攻击中央军及其他武装；
2, 苏区内的富农地主商人的保护问题上，已经将选举权被选举权扩大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小工商业者；
3，积极参加抗日的军官地主，停止没收所有地和财产。
对于南方游击队，尚未能实行八一宣言以来的各种和解政策，以尚未传达到以及当地国军镇压激烈进行辩护，切望停止对游击队的讨伐行为，游击队也将停止游击行动。并且提出欢迎各界人士前往陕北苏区，保证人身财产安全。共产党的这种表态，当然博得了四领袖的好感。然而作为现实问题，共产党成立以来争取民众支持最大的武器在于其土地政策，如何在保证上述表态的同时能够积继续维持农民支持，是个相当现实的问题。共产党内部也进行了激烈争论。7月22日发表了有关土地政策的指示，表面上作了让步，实际上仍然“内容革命”（章乃器语），双方观点仍有距离。在此后发给蒋介石的八月来信，以及共产党内部的九月决议中，虽然对“蒋委员长”仍然有不满情绪，均表示抗战无法避免，而此时蒋介石的措施同此前对比已经有所进步等等。联蒋抗日的表述已经相当充分。
对于国民党而言，虽然没有接受上述主张，也已经意识到中日战争难以避免，开始明目张胆地扩军备战，毫不忌讳刺激日本。10月22日，发动对苏区的第六次围剿；11月12日，发生绥远事件，傅作义击败受关东军支持的德王伪内蒙政权军队；11月17日，蒋介石飞往太原，一方面同阎锡山商谈剿共事宜，一方面对付傅作义进行嘉奖激励。此时在陕北，东北军和西北军对于剿共已经毫无热情，冷眼旁观中央军孤军作战。大约在36年春，东北军西北军开始了同共产党的秘密接触，从共产国际返回的王炳南被杨虎城任命为国民党西北地方和平委员。此时蒋介石对张学良施加压力要求积极剿共，再度引发国内舆论非难。11月23日，沈钧儒等七君子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此时国民还沉浸于绥远事变中“日军并不可怕”的喜悦中，对国民党的如此举动完全不能理解。12月3日，蒋介石从洛阳飞赴西安，亲自督战，要求三个月内剿灭红军。以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为契机，西安连日爆发学生游行，人数达到数万，甚至有冲击张学良官邸蒋介石行营进行请愿之举动。张学良此时已经完全没有剿共热情，连日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抗日，均被拒绝。张学良杨虎城断然决定发动兵谏。12月12日，本来是国军预计下达统一进剿陕北苏区动员令的日期，爆发西安事变。
其实和日本无关，不过赵大资料看的多，不妨多问一下，蒋介石是出于什么目的跟共产党死死的过不去？无论何时都没有忘记这一点，抗战前的攘外必先安内，抗战中的皖南事变，抗战后撕毁双十协定。实在是疑惑很久了，麻烦有空请仔细谈谈。
看的文章很有意思，这个倒是第一次听说：
这个胡汉民更有意思，不知道他内心到底为什么这么想？反日好理解，反独裁也好理解，反共真的就如同洪水猛兽吗？而且居然还放在反日反独裁之前。
看了赵大这么多资料我有一个感觉，那就是日本的情报水平很高，不服不行，也有有见识的人，但就是决策水平低。这一点表现的特别突出，应该是他的民族属性，可以预计将来即使是将来也很难摆脱。
一贯搞阴谋手段的人，战略眼光其实高不到哪里去。而且他的所谓信心始终是建立在“国际信心”的基础上，虽然看的也不算错，但始终让人鄙视之。。。。。。。。。
好像是见米国人时候说的，
估计是斯诺
记不得了
某些GMD人士来说,GCD比他们强太多了,不反根本就竞争不过,而中国比日本大多了,日本一口吞不下,还得利用他们来分化控制呢.
阎锡山一下懂得了南方军阀们的感受,开始“在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同时为了消除红军在山西的影响,到处杀人.
野心总是大大超出自己的能力，当然只能凭侥幸心理办事。至于情报水平高不高，这个老实说我不高看。一方面，现在的资料都是战后反思，可以从其中甄别出一些当时的真实资料，看上去高而已。另一方面，所谓的情报能力也是和国家地位相关的。例如德国人，入侵波兰的时候要考虑苏联的反应，提前4个月就开始和苏联接触，美国人对苏德战争的情报掌握也明显强于日本人。考虑到德国吞并奥地利和入侵波兰前要考虑意大利和苏联的反应，我很怀疑是希特勒入侵苏联前要顾虑美国的反应，有主动接触的举动。日本即使拥有比较出色的情报能力，也比不了美苏，一有点动静就有人往前凑吧。
蒋介石为什么和共产党死磕，蒋介石一直是有点迷信自己的军事优势的，这个毫无疑问吧。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至少是看上去最虚弱的时候，蒋不肯放手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胡汉民，此人一直是右派，反共也很正常。他也确实一直看不惯蒋介石独裁的一套。
抗战中为了达到诱降重庆的意图，日本对国府要人进行了相当多的接触，汪精卫（日方称为“桐工作”）仅仅是其中的一例。还有一个“宋子良”工作，号称是宋子文的弟弟，试图通过他诱降国民党部分要人。大概是44年底还是45年，这个“宋子良”被日本特工捕获，是个假货，实为戴笠手下的特工，为了分散日本情报能力混淆日本情报系统而专门制定的周密反间计划。我手头资料不详细，这个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兴趣从国民党方面考证一下子？老实说比争吵孙元良是不是抗日名将可有意思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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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断然实行“兵谏”，监禁蒋介石，爆发西安事变。
1935年10月，张学良奉命率领东北军驻防西北，负责剿共。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以后，东北军对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有一定共鸣，尤其是下层官兵对于抗日夺回东三省愿望强烈。张学良等高级将领对于剿共战中遭受的损失，均被蒋介石以各种借口拒绝补充，部队取消番号等感到不安，中央对于东北军的军费也不充分，逐渐造成不满。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对于被俘虏的东北军官兵加强了宣传教育工作，介绍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新政策，展示苏区的种种实情后释放。作为九一八事变后的焦点人物，对于张学良的思想转变，当时国内记者都有所观察。张学良也曾经对于国际联盟“主持正义”抵抗强权抱有过信心，但是均以失败告终。此时东北军官兵被不断释放，他了解到共产党的政策变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热情以及红军的组织训练等后，相当震撼。大约在1936年春天，开始了同周恩来的秘密接触。1936年8月10日，张学良同周恩来在延安密会，商讨“联蒋抗日”问题。此后红军同东北军事实上停战，两军互相交流，逐渐为世人所知。10月15日前后，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红军力量增强。但是在准备对付国军围剿的同时，共产党仍然下达了不愿意同国军再度爆发激战，以最小限度的自卫为原则的指示。
蒋介石的第六次剿共战役部署，对于张学良的立场当然是个严重的问题，10月底在西安军事会议上张学良对此作了激烈抵抗。然而11月中旬中央军出动，进退两难的张学良于11月27日致函蒋介石，表示除非进行一定限度的抗战，否则对东北军无力控制。蒋介石12月3日在洛阳听取了张学良申诉后，12月4日亲赴西安，连日召开会议强调剿共的重要性，12月10日下令三个月以内完成对苏区的围剿。张学良感到此时如果进行顽抗，有被解除兵权的危险，12月11日晚上联手杨虎城断然发动兵变，12日清晨逮捕并软禁蒋介石，晚向全国发出通电，保证蒋介石生命安全同时提出八项抗日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采纳各党派意见，共同担负救国责任；
2，停止一切内战；
3，释放在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4，释放政治犯；
5，民众爱国运动自由；
6，保障人民机会结社自由；
7，实行总理遗嘱；
8，立刻召开救国会议。
除去第七项外，同共产党主张类似。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是否已经同共产党协商过，自然众说纷纭。但是从现在的资料看，尚无法肯定事先已经通告中共。例如第二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表示，西安事变对中共完全是突发事件；张国焘等党内干部有过趁此机会出击潼关击破中央军的主张，明显同张杨的主张相违背；当时日德防共协定刚刚签订不久，对此过于敏感的苏联通过塔斯社发表声明，认为是德日汪精卫的法西斯阴谋。各种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在西安，尽管遭受监禁蒋介石态度强硬，东北军内部也有相当势力要求处死蒋介石，这对于张学良当然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对于张学良，各种舆论也多有指责。例如东北青年学社，中苏文化协会等等联名发表通电，拥护蒋介石；绥远前线的傅作义汤恩伯等将领也要求释放蒋介石，认为张学良的举动乱国纪，招致友邦嘲笑，破坏抗日战线，阻碍复兴之路。12日晚，南京召开国民党首脑联席会议，决定讨伐张学良，任命了何应钦为总司令，下达了15个师的动员令，决定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阎锡山宋哲元余汉谋等各地将领也陆续发表通电，支持蒋介石。处境艰难的张学良于13，14日邀请中共干部前来西安，14，15日共产党连日召开会议，探讨对应方针。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秦邦宪）等干部乘专机前往西安，同张学良会谈。16日，南京政府发动讨伐张学良的军事行动，轰炸渭南华县等地。尽管如此，各界主张仍然逐渐转变到政治解决，避免内战的呼声上。当时苏联方面也在考虑德日防共同盟事项，15日电告中共中央劝告和平解决。此间蒋介石同周恩来以及南京方面代表等人举行了会谈，也表现了一定的放弃强硬立场的姿态。宋子文宋美龄等国民党要人也准备飞赴西安进行周旋。17日，蒋介石写亲笔信给何应钦，要求中止讨伐行为，18日战斗中止。19日，已经确定和平解决方针的中共中央通电南京西安以及全国各界，提出：
1，南京西安方面的军队以潼关为边界，和平解决前不越界；
2，南京立刻召开和平会议，邀请除南京西安当事者的各党派各界各军代表参加（中共代表也参加）；
3，和平会议以反内战一致抗日为基础，讨论抗日救国以及“蒋介石先生”的处理问题；
4，会议地点在南京。
共产党的这四项主张并没有得到南京西安的允诺，但是强烈促进了和平解决的动向。20日，宋子文飞赴西安劝说蒋介石，21日返回南京同孔祥熙，何应钦，冯玉祥等人协商，22日同宋美龄一同再次飞赴西安。民间呼吁保证蒋介石生还的声音也高涨起来。在此情况下，南京西安均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25日蒋介石返回洛阳，26日在民众的欢呼声中返回南京。26日，公开发表了蒋介石于24日对张杨的“训词”，内容虽然对张杨的举动有一定的“以大局为重”之称赞，缺乏实际意义。28日毛泽东发表声明，认为蒋介石26日的声明不能满足民众要求，同日蒋介石引咎辞职，被南京政府“慰留”，并同意了他休养一个月的请求。31日，张学良被军法会议处以十年监禁的判决，37年1月4日蒋介石的请求下被特赦，此后一直处于软禁状态，杨虎城下野出国。1月6日，西安剿匪总司令部被撤销。对此处置抱有不满的东北军于2月2日发动反叛，5日被镇压，8日，中央军进入西安。此后东北军西北军逐渐被中央军分化瓦解。西安事变彻底落幕。
西安事变本身而言，改变了蒋介石的态度，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无可置疑。但是从整个35年36年局势看来，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结束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时机已经成熟，西安事变本身不过是实现的最后一步。而蒋介石在西安事变虽然转变了政治态度，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仅仅以口头保证承诺，对于国共两党根深蒂固的敌对而言，这种口头保证有多大的可信度，当然成为焦点。此时正在海外的汪精卫在西安事变中受到南京政府邀请返回，1月18日到达南京，就发表演说认为共产党根本而言不可信赖；1月24日拜访在奉化休养的蒋介石时力劝蒋介石不要改变到此为止的方针。对此共产党方面也有警惕。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已经不再视蒋介石为对日妥协派，反而敦促蒋介石尽快结束休养返回南京；1月20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中止土地革命，并声称如果国民党能够满足下列五项条件，
1，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2，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所有政治犯；
3，各党派军队各界代表举行会议，共同救国；
4，尽早完成对日战争准备；
5，改善人民生活。
共产党将保证：
1，全国范围内停止颠覆国民党政权的武装暴动；
2，中华苏维埃政府改称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直接接受南京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指挥；
3，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普选；
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断然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在1937年3月15日开幕，为期八天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三中全会上，对此进行了激烈探讨。汪精卫等人士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但是已经完全不得人心。除原来就主张容共的宋庆龄何香凝以外，宋子文等英美派，孙科等亲苏派，陈果夫陈立夫等CC系，李石曾王宠惠等元老，李宗仁白崇禧等将领全部不同程度地倾向于“联共抗日”主张。虽然也通过了一个防止中国赤化的决议，措词绞尽脑汁相当隐讳，没有实际意义。国民党也正式踏出了国共合作的第一步。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对共产党提出了以下四项要求，
1，包括红军在内的武装全部彻底取消；
2，政权统一，彻底取消苏维埃政府；
3，根本上停止赤化宣传；
4，根本上停止阶级斗争。
对于此四项要求中共当然不可能接受，陕北的毛泽东和当时在巴黎的王明都强烈谴责。但是这四项要求本身不过是国民党内部情况复杂，不得不拿出来做点反共姿态的摆设，实际上并没有被国民党实施，双方接触中国民党并没有反对共产党提出的条件。因此4月3日中共中央也表示了接受，认为同共产党提出的纲领并无实质性不同，国共合作原则已经确立。国共两党的合作姿态赢得各界好评，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干部的照片开始出现在包括国系的报刊上并予以介绍。关于红军改编问题的谈判自2月底开始进行，整体上进展顺利。国共停战，苏区封锁解除等尚未得到国民政府正式批准的情况下，5，6月以后苏区同外界的人员流动事实上已经没有障碍。
国民党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尚未释放“七君子”，对此不少舆论当然抱有不满，但是事实上的对日本战争准备加速。1936年农业丰收，对外贸易好转，给备战带来了有利的经济形势。1937年度的预算中，军费开支高达13亿7千万元，达到财政支出的65%。预计建设陆军191个师，170万人，海军四舰队73艘舰艇，空军作战飞机314架。6月3日，蒋介石在庐山召见各方面负责人探讨问题，邀请了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前来，同各界人士商谈。虽然这次会谈并没有达成实际意义的协议，留给公众一个国共可以同舟共济的良好印象。35年以后被驱逐出华北的蓝衣社和国民党员，此时也公然开始筹划在华北重开活动计划，而共产党以清华大学等为基地地下党始终在活动。这里顺便说一点八卦，赵括上学时有清华的同学告诉过我，说当时清华党组织招收新党员的时候就说过，现在清华大学的党员比例还不如解放前的地下党。从日本的这个记载看，并非虚言。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立刻投入到全民抗战之中，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成立。
#土鳖不抗铁牛了，这个系列到此为止。顺便说一点赵括的感受。
估计不少朋友看到这个系列后的第一感，是意外，和国内的宣传，无论国共方面都不一样。赵括第一次读到相关资料时也有同感。但是仔细推敲，这种不一样的感觉并非没有根据。对于日本人而言，最为关心的毫无疑问是中国的抗战态度，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对于国共之间的内讧，作为旁观者的日本人以及直接对手，恐怕也仅仅关心是否会事实上影响到中国的抗战能力以及决心。例如抗战中的皖南事变，国共之间无论怎么互相指责，事后不到一个月日本驻南京总领事就电告东京，认为不会在事实上影响到中国的抗日决心和能力。从这个角度思考，对抗外来侵略发展民族经济，这在中国各阶级阶层中均有共鸣，国共也不能例外，因此在种种对抗中仍能找到合作的蛛丝马迹。随着外来侵略的深化，敌对转化为合作，并非不可思议的事情。国共双方对此，虽然因为多年敌对不能同心同德，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均进行过有益探索，进行过友好合作。以西安事变为标志开花结果，应该说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于国民党本身，赵括最大的感受在于如果单纯从名字上判断，广义而言自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各军阀可以说全部是同盟会员国民党员，即使是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等等。而事实上，当然不会有人赞同这种观点。国民党的历史正是赵括开始思考政党问题的开端。一个政党单纯以名称判断，赵括以为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政党的特色，我以为第一在于对外争取社会支持靠的是政治纲领，第二在于对内保证政治纲领实施靠的是组织原则，这两点一旦被颠覆“党将不党”。这也是为什么我对四一二前后的国民党（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共产党）看法根本不同的原因。实际上赵括看来国民党经历过的危机共产党全部经历过，例如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因为张国焘同中央意见相左，几乎火并；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因为党组织扩张过于迅速，内部成分趋于复杂。而共产党以一句“你见过红军打红军吗”避开了第一个危机，以整风运动避开了第二个危机，避免了重蹈国民党覆辙。代价并不是没有，选择虽然艰难，所以才显得有价值。
不可否的是，日本方面的资料有日本方面的考虑，并不能视为金科玉律。这个系列仅仅是试图从第三者的角度提供一些中国方面的资料，也希望大家能对“旁观者”的立场有一定程度的感受。
国民党从来就不是一个有着完整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原则的政党。即使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后部分引进了苏俄的建党原则和强化三民主义思想之后也是如此。它更像五花八门的政治精英拼凑起来的的大杂烩。到了27年之后，国外势力的渗透和军人集团当政使这个政党完全蜕化成为金融和军人寡头的大本营。共产党对苏俄建党原则的贯彻要彻底得多。整个党建过程也要比苏共来得漫长和复杂。这么做的结果是直到如今TG的组织也相当严密和高效。至于政党的政治纲领，从来都是处于演进嬗变的过程当中。但是，政治纲领的突变，会导致政党的动荡和解体。TG因为组织严密，这才勉强度过了数次分裂危机。对于政党的理解，中外情况各有不同，大概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国民党的问题，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两面受敌，外有日本入侵，内有共产革命，自己又不擅挑动民族主义，该。
感觉西安事变之后才是陕北最危险的时候。
http://washeng.net/HuaShan/BBS/junshi/gbcollected/635.shtml
续四那一段
37 年头三个月的事情的演化基本上都是一笔带过.....
另外，汪精卫这类的左派怎么跟胡汉民这样的右派立场如此一致，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