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评《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功绩”：经济角度》 -- 包子1971

在未名空间历史版已经被批烂了，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一般人遭遇那么多的失败早垮了。

另：袁世凯的案子是翻不了的。

袁世凯之案翻不得

　选自《求是斋漫笔》龚书铎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社1999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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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历史人物或事件翻案，虽古已有之，但于今已成为一种时髦。尤其是中国近代史上

的人物和事件，翻案的文章、言论，时有所见所闻。如同翻烧饼似的，原来是肯定的，现

在予以贬抑或否定，本来是否定的，现在则大肆赞颂。帝国主义侵略有罪不对了，是“有

理”、“有功”。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指责为拉中国历史后腿，镇压这次起

义的曾国藩则被称颂为“成功阻止了中国的后退”，是“一大贡献”。辛亥革命、五四新

文化运动是“激进主义”，它们不仅中断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正常发展，而且影响了当代中

国的正常发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在这些被“炒”得有点红火的历史人物中，有一

个叫袁世凯。

　　袁世凯是个什么样的人，稍有点中国近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戊戌变法时他出卖了维

新派；义和团反帝运动时，他在山东镇压了义和团；辛亥革命时，他夺得了民国大总统的

宝座，进行专制独裁统治，搞帝制复辟。然而，时下有的作者、出版社对此却大不以为然

，认为是“简单化的政治评语”，“僵化陈旧”，于是写文章、出书，提出“新观点”。

有一篇叫《另说袁世凯》的文章，就是以“新观点”的面貌出现，把袁世凯捧上了天。这

篇文章说，从清末到民初，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推行的经济、政治、外交、文化

等政策，“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他“兴学重教，开通民智”，“对教育

的重视和投入，前无古人”。文章称颂袁世凯“坚决抵制和反对‘二十一条’”。文章的

结尾，作者有一段总括性的奇妙的话：“正是由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陈独

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邵

飘萍、黄远庸两大新闻巨擘一则则独家新闻、一篇篇时论文章众口交传；革命的报刊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毛泽东、周恩来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

洋时代成长起来。这一切，同袁氏北洋政府的文化政策、社会改革不无关系。”所以不厌

其详地抄录了这段文字，一是避免断章取义之嫌，二也是为了与读者共赏奇文。

　　文章为了抬高袁世凯，拿孙中山为衬托，对他大加贬抑，说孙中

山制定的《临时政府约法》和确定的责任内阁制，“是造成民初社会

动乱、阁潮迭起、府院之争连绵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与有的文

章否定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如出一辙，都把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社会动

乱归罪于辛亥革命，说什么辛亥革命“是搞糟了”，“必然军阀混战”。

辛亥革命简直罪莫大焉，而孙中山是“罪魁祸首”！孙中山是民主革

命的先行者，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政府、结束了2000多

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了民国，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一直受到中国

人民和海外人士的敬仰，不是某些人任意贬抑或否定得了的，这里无

须赘言。至于袁世凯到底是个什么样人，倒是有必要作一点辨析。

　　任何一个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都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都有

其复杂性、多面性。即使是圣贤、伟人，要想指出他们的缺点、错误，

也并不太难；而那些巨奸大恶，也不一定桩桩件件干的都是坏事。但

是，这丝毫也不能改变他们各自的基本面貌，不足以推翻已有的定论。

至于凭自己意愿任意曲解历史，想当然地虚构历史，更是不足为训。

史学与文艺不同，它必须力求符合客观历史实际，再现历史的真实，

而不能有任何虚构，不能编造、歪曲。《另说袁世凯》既然是以所谓

“史实”来美化袁世凯，那就让我们来看看究竟什么是历史的真实。

　　文章说，袁世凯政府在政治上实行的是“宽松政策”，它的各种

政策“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显然，这是历史的颠倒，

不符合事实。袁世凯政府实行的是专制独裁政策，是违反当时社会历

史发展总趋势的。袁世凯于1912年3月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虽然打着

“拥护共和”的旗号，但同时他就在向专制统治迈进。他把“统一”

当做推行集权专制的代名词，处处强调“统一军令”、“统一行政”、

“统一民国”等等。这年8月，便在“统一民国”的幌子下，杀害了武

昌起义的功臣张振武和方维。第二年，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

中获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执掌党务的宋教仁强调组织“国民党内阁”。

袁世凯大为恼火，为了排除集权专制的障碍，他策划了震惊全国的大

血案，暗杀宋教仁。随之以武力“统一民国”，镇压了“二次革命”。

此后，袁世凯便将革命派指为“乱党”、“暴民”，毫无顾忌地公开

迫害革命党人，仅在北京被军政执法处杀害的即“数以千计”，监狱

“大有人满之患”。袁世凯是个老奸巨猾的人，在南方以武力镇压

“二次革命”，在北京却保留着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目的是要

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在选举的那一天，他授意其亲信组成“公

民团”包围会场，进行胁迫，自早8时至晚10时，经3次投票，才得以

当选。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后，便先后下令取缔国民党、取消国会

和废除《临时约法》。至此，辛亥革命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被

袁世凯全部破坏掉，只剩下了一块“民国”的空招牌。从1914年初至

1915年底，袁世凯政府为了加强专制统治，公布了一连串的条例，如

《报纸条例》、《出版法》、《治安警察条例》、《地方保卫团条例》、

《惩办盗匪法》、《惩办国贼条例》等，主旨在于钳制人民的言论、

思想，严禁政治结社、集会，镇压革命党和人民。最后就是复辟帝制，

做起了“洪宪皇帝”。从这简略的袁世凯政府统治的史实，可以清楚

地看出，袁世凯实行的是专制统治，不是什么“宽松政策”。所谓袁

氏北洋政府政治上实行“宽松政策”，实属无稽之谈。

　　不错，辛亥革命后，大致是1912年3月袁世凯夺得临时大总统至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的一年时间里，社会上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

象，经济上出现了振兴实业、提倡国货的热潮，政治上民主空气浓厚，

政党、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

但是，这种局面的出现，是辛亥革命的结果，是清朝的覆灭、帝制的

废除、民国的建立所形成的，而不能归功于袁世凯。如前所述，此时

的袁世凯虽夺得了临时大总统之位，但还不是正式大总统，况且面对

着的是革命带来的“自由之风，共和之气”，革命党人在南方拥有数

省实力，还有十几万军队。为了欺骗和麻痹国民，他很会演戏，一再

信誓旦旦地公开声称“忠于共和”、“忠于约法”，而实际上却在向

集权专制的路上推进。镇压“二次革命”、武力“统一民国”后，就

更明显了。1913年的后半年，仅北京被查封的报纸就有《日日新闻》、

《民国报》、《民主报》、《亚东新闻》、《中央新闻》、《京话报》、

《华报》等。在地方上同样通令报纸停刊，单是浙江一口气就查封了

《平民报》、《天钟报》、《浙报》、《浙江民报》、《浙声》等五

家报馆。辛亥革命后开创的民主、自由局面不断被破坏，“雨后春笋”

般涌现的革命报刊一家家被查封停刊，有的是专制、强暴，而不是宽

松、自由。被作者作为典型例子来赞美袁世凯“宽松政策”的新闻巨

擘邵飘萍，其真实情况究竟如何？邵飘萍确实是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办

了报纸，发表时论，但他的遭遇并不能用来证明袁世凯的“宽松”。

1912年邵飘萍在杭州办《汉民日报》，经常揭露贪官污吏与地方豪绅

的丑恶，并对袁世凯盗民国之名，行专制之实，也时常讥讽，因此办

报还不足三年，就先后被捕三次，最后“《汉民日报》遂承袁世凯之

电令而封闭”。这也就是袁世凯政府的“宽松政策”、“言论自由”。

要说袁世凯完全没有“宽松”，也不尽然，问题是对谁。对封建复古

逆流，袁世凯是很宽松的，1912年9月，也就是他当上临时大总统半年

后，就下令“尊崇伦常”，维护封建纲常名教。在这道命令的鼓舞下，

社会上出现了诸如孔教会、孔社、孔道会、宗圣会等许多尊孔的小团

体，以“力挽狂澜，扶翼圣道”为宗旨，热闹得很。其后，袁世凯鼓

吹尊孔读经，搞了祀孔、祭天。鲁迅曾深刻指出：“从二十世纪的开

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都又被从新记得，

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制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

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袁世凯对封

建复古逆流的宽松，就是为了复辟帝制的需要，这当然不是“反映了

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而是拉历史向后退。

　　至于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的“脱颖

而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成长，都是袁氏

北洋政府“宽松”出来的，未免荒唐得可以。不妨举例以明之。陈独

秀在清朝中过秀才，1898年18岁时参加反清革命活动，被清政府追捕

而逃往日本。1904年他在安徽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进行反清宣

传。其后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二次革命”

反袁失败后流亡日本，1915年9月回国，创办《新青年》。李大钊

1913年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曾发表批评袁世凯政府的文章。

1914年去日本留学，继续进行反袁活动，反对“二十一条”。1916年

5月底回国，再过些天袁世凯也就在国人唾骂声中死去。而胡适则是

1910年到美国留学，尚是清政府统治，1917年回国时袁世凯已经死了。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批判封建纲常礼教，

就是针对袁世凯的尊孔复古逆流的。无论是陈独秀等人的经历，还是

《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都得不出他们的“脱颖而出”（其实这说

法本身就不妥），是“出”之于袁氏北洋政府。如果按照作者的这种

逻辑，那么使陈独秀“脱颖而出”的首先应是清政府，是清政府使他

能够从事反清活动，参加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这大概会被认为是

“热昏的胡话”。从这些例子就可以清楚看出，所谓“另说”说的不

是历史事实，是曲解或编造的，因此，没有必要逐一加以辨析。

　　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于1915年5月9日

接受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袁

世凯的屈服卖国，举国一致认为是奇耻大辱，群情激忿，强烈反对，

5月9日被定为“国耻纪念日”。鲁迅曾说过：袁世凯“是卖国贼。不

是年年纪念五七和五九么？袁世凯签订过‘二十一条’，卖国是有真

凭实据的”（《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当然“二十一条”是

日本要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事情太大，袁世凯不敢贸然答应，

派人与日本交涉、谈判不下二十几次。接受“二十一条”后，他讲了

一些诸如“以保全国家为责任”的冠冕堂皇的话，甚至还开会庆祝

“外交胜利”。如果因此就认为是“坚决抵制和反对‘二十一条’”，

不是受骗上当，就是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有问题了。

阿康同志坚持真理,网上行侠,舌辩群孺,力战不退,可敬可佩,西西花木兰也!

其实现在并不是适宜的时机来全面评价毛,仅举一例, 现在许多建国后档案象俄罗斯那样对公众开放了吗?大家有时都是自说自话,有的甚至意气用事(如有人用"垃西"字眼).

几年来我读了章怡和季羡林等人的文章,心中那种沉痛难以言表.我有个好朋友对学校挂国民党旗帜和反华言论不满,纠众与校方交涉,表现出民族(国?)气节,另一方面,公开嘲讽那些纪念六四的文章,说"过去就过去了,真无聊",真让我弄不明白.其实,就我身边的圈子而言,政治倾向道德良知方面,你想去说服或影响某些人,也是无聊之举.

你看,这里的两大高手温萨就不掺乎这一类的政论之辩.

不过,碰撞出的思想火花也蛮有趣!

没时间读各个贴,从标题看,阿康越战越勇,原创都上WXC的头版,引出了一个好话题,为之叫好,同时向侠胆阿康致敬!

顺便转一篇不错的文章,大家也许看过:

朱学渊来稿：“尊毛复古”是“在政治上帮倒忙”

http://www7.chinesenewsnet.com/gb/MainNews/Opinion/2004_1_1_10_17_54_723.html

找本最基本的宏观经济学看看. 只懂算术是不行滴.

资本主义有一大串解决不了的问题。当然就会有人提出解决的办法。

中国人口死亡问题研究

黄荣清

　　死亡，是人口学传统上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关于人的死亡，与人的生与爱一起，被人们称之为人类永恒的主题，是各种科学包括如哲学、法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社会科学与生物学、医学等自然科学在内共同关心的问题。人口学的死亡研究主要研究人口死亡的发生率、发生原因（死因）、发生的决定因素与发生规律，以及它对人口再生产诸因素的影响等。本文主要回顾自1979年以来，中国人口科学学者在死亡方面所进行的研究和取得的成果。收集的文献资料主要取自发表在《人口与经济》、《人口研究》、《中国人口科学》中的论作以及笔者收集到的有关有关中国人口死亡研究的著述。

一、关于中国人口死亡状况的研究

　　随着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口学研究的兴起及现代人口普查（从1982年起）的实施，在人口、医学、公共卫生、统计等方面的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努力下，对中国人口死亡的了解和认识才真正得以开始并逐渐深入的。

（一）近代的人口死亡研究

　　对人口死亡的了解，其先决条件是有无人口死亡的统计资料。现代人口统计制度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才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外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内处军阀割据、争权夺利、混乱的社会局面，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当时的统治者无暇也无力建立包括死亡统计在内的人口统计制度。例如，最早的现代人口普查曾在1909年至1911年进行尝试，但这次普查仅4个省完成，因遭遇1911年的辛亥革命而终止。以后建立的民国政府，几次尝试进行人口普查，但往往都未完成，且技术上未有改进。而关于死亡的人口动态统计。从1910年至1941年间，至少有7次以上尝试过草拟和颁布法令，其结果有些法令拟就但未颁布，有些法令虽颁布过但未实行。在抗日战争以前，中国的几个城市如南京、北京（当时称北平）、上海、杭州、广州及汉口办理过死亡登记。日本帝国主义者出于殖民地统治的需要，在东北、台湾进行了死亡登记和有关的统计。这些死亡资料因登记质量不同，其数据可靠程度各异。死亡资料的另一个来源是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进行的人口调查，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金陵大学利用1929年至1931年由农业调查收集的农村人口资料，涉及17个省的101个区域2817名死亡男性和2682名死亡女性。根据这个调查结果，编制了中国农民生命表。当时中国农民出生时的预期寿命，男性为34.85岁，女性为40.08岁（H.E.Seifert 1933）；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抗日战争时期南迁至昆明在云南省呈贡县开展的人口研究工作，根据呈贡县1940年至1944年6月死亡人口的登记资料编制了生命表。若不计因霍乱而死亡的人口，呈贡人口出生预期寿命为36.0岁，其中男性为33.8岁，女性为38.0岁；若把霍乱死亡人口合计在内，出生预期寿命则为32.8岁，其中男性为31.9岁，女性为34.2岁。除此以外，该研究所还进行了死亡原因的统计，在为首的15种死亡原因中，至少有6项属于传染病，即霍乱、天花、麻疹、斑疹伤寒、痢疾、肺结炎。另外， 1909～1934年中国有18个区域出版了关于婴儿死亡率报告， 1925年广州婴儿死亡率高达555.0‰。根据陈达先生的估计，1934年全国婴儿死亡率为275.0‰。1917～1933年全国各地区先后有31处有死亡率报告，其中仅有17处报告比较合理。根据上述资料，估计全国的死亡率为33.0‰（陈达 1981）。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口死亡登记及统计

　　1.1982年以前中国人口死亡登记及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其中也包括建立和完善人口死亡登记等统计制度。1951年7月，公安部颁布了城市户籍管理条例并开始了城市居民的户籍登记制度；1955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设立经常性户籍登记制度的指示以及1956年1月农村的户籍登记，统计工作由公安部门接管的政令”；1958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1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登记条例”，根据户籍登记条例，户中成员如有迁移及出生、死亡事件发生时，都有向当地户籍管理机构（派出所）申报的义务。据此，中国的户籍登记制度走上了轨道。

　　1954年中国建立了全国出生、死亡登记制度，国家统计局也开始发布关于死亡统计数据。从1954年到1982年，每年公布的全国人口粗死亡率即是根据户口登记制度死亡报告的结果，在这以前的数字则是估计数。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结果，1954年，中国的粗死亡率为13.18‰。从1950年到1957年，中国的死亡率逐年下降，1957年已下降到10.80‰。在三年困难时期，死亡率曾一度回升。1965年以后又降回到10‰以下，此后死亡率一直下降，1977年后稳定在6‰～7‰之间。1981年的登记的死亡数同普查核实的死亡人数基本一致，因而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死亡率数据是基本符合实际的（王维志 1984）。

　　根据中国的户籍登记制度，死亡者的家属必须在死亡发生后1个月内去当地公安局派出所申报，报告的内容包括死亡者的姓名、性别、死亡时的年龄、死亡原因。在城市，死者大多在医院死亡，医院在死亡诊断书上写上死亡者的姓名等有关事项，死者家族拿死亡诊断书到派出所去申报并注销户口。由于城市户籍管理比较严格，城市的死亡登记可能比较正确。但在农村，死者在自己家里死去的情况比较多，死因和死亡时间就不易确定，错误的申报可能就比较多。尤其重要的是，长期以来，户口常和人们的利益密切相关，粮食、副食、布匹、食用品的供应都和户口相联系，如果户口注销，则这些供应然也就取消，人们都尽可能晚报或者干脆不报，而农村的户籍管理又不似城市那样严格，死亡的漏报也是可想而知。在第三次普查时，曾对从上次普查（1964年）以来的户籍进行了整理，结果发现已经死去但还保留着户籍的有800万人，这一部分人显然就是漏报人数。据此可以认为，“三普”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死亡率有相当大的误差。对此，国内外的人口学家进行了研究，例如根据寇尔的研究，中国在60年代以前的粗死亡率有35%以上的漏报，在50年代前期，粗死亡率为20‰以上，1961～1963年有20%～30%漏报，而以后直到1980年，漏报在14%～15%左右。蒋正华的研究则与寇尔有所不同，他估计的实际死亡率和报告的漏报率都要低于寇尔的估计值，特别是在70年代以后，他们估计的粗死亡率和正式公布的粗死亡率比较接近，粗死亡率的误差仅5%左右（蒋正华，李南 1987）。由此可见，两者的结果差距较大。1964～1981年即普查前已死去还保留户籍的有800万人，在加上一些边远地区、生死报告制度都未很好地实施，以及报告后未正确地加以汇总等等，笔者认为，5%左右的漏报率可能偏低。

　　虽然中国从50年代开始就实行了死亡报告制度，但由于种种原因，对报告的统计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最后的结果仅得到一个死亡人口总数（可能还有分性别）并由此计算出粗死亡率。更详细的数据如分年龄的死亡数、分死亡原因的人数等就没有汇总。由于没有分年龄的资料，所以也就不知道人口预期寿命。为了求得分年龄人口死亡情况，有关部门出于工作需要，在1957年、1963年、1975年、1978年搞过大范围的调查，得到的结果是：1957年0岁预、寿命为57岁，1963年为61.70岁，1975、1978年为68.2岁左右（国家统计局 1984年）。由于调查并未按概率抽样办法，似乎还是选择在城市、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较多，用它来代表全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会有一定误差。另外，这些结果当时被视为保密，也没有公开发表。

　　人口死亡资料的另一来源是各地卫生防疫站登记的死亡人口状况，包括死者的姓名、性别、年龄、死因等。由于大城市技术力量较强，管理也相对较好，死亡数据报告的质量较高，这些积累下来的死亡数据给人口死亡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1957年，李光荫根据北京市的人口死亡登记资料编制了北京城区1950年及1953年生命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发表的第一个生命表。根据该作者的计算，1950年北京男性平均寿命为53.38岁，女性为50.22岁，1953年男性为61.18岁，女性为60.52岁。从50年代后期起，北京市、上海市逐年编制了生命表，哈尔滨、长春、武汉、南京、福州、南昌及苏州等城市也先后编制过生命表（王仁安，陈育德 1990）。

　　在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前，关于中国人口死亡的重要研究成果，主要是卫生部肿瘤防治研究所在1975年所组织的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8亿5千万人口3年（1973～1975年）内的全死因回顾性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研究者选择了其中资料完整的24个省（市、自治区）（除湖北、甘肃、广东、广西和山东）累积的20亿人口资料，编制了分地区生命表和全国生命表，得到中国男性预期寿命为63.62岁，女性为66.31岁（戎寿德、黎均辉等，1981），并利用全死因方法研究常见疾病对人口预期寿命的影响。虽然这项调查还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概率抽样，调查结果中有些地区的预期寿命可能要高于实际情况，但它可以说是在第三次人口普查前内容最详细、范围最广的一项人口死亡调查，包括的内容如按地区、年龄、性别的死因分类资料，至今仍是国内公开发表最全面的资料。

　　2.1982～1990年中国人口死亡登记及统计。1982年举行的第三次人口普查，是中国第一次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完成的人口调查，其调查内容之多、覆盖范围之广、数据质量之高是以往的任何一次调查不可比拟的。第三次人口普查公布的调查结果，为人口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加上70年代末期人口学的恢复，国家计划生育工作的推动，国人对人口、人口问题的重视，使人口研究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也包括人口死亡问题研究开始了它的全盛时期。

　　蒋正华等根据第三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编制了1981年全国及分地区的生命表。由此得出了男性平均寿命为66.43岁，女性为69.35岁，男女合计为67.88岁。婴儿死亡率男性为35.56‰，女性为33.72‰，合计为34.68‰。在各地区中，上海、北京的人口平均寿命最高，西北、西南地区的人口平均寿命较低，最高和最低的相差约10岁左右。华北、东北二区的平均寿命相差甚少，中南区之平均寿命略低，而西北、西南区之平均寿命远低于其它地区。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不但高于人均收入在300美元上下的一些国家，还高于不少人均水平在700美元以上的国家。与各大洲相比，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非洲、拉丁美洲与亚洲的平均水平（蒋正华等 1984）。

　　人口是一个集合概念，它是由不同的个体组成的，我们可以按不同特征对个体进行归类，从而把总人口分解成不同类别的子人口，而总人口则是这些子人口的和。例如把总人口分解为分性别的男女人口，按年龄分为不同年龄人口，按居住地分为不同地区人口。对总人口某一性质的认识，不等于就认识了各子人口的性质。只有充分认识子人口的性质，才有助于我们对总人口性质认识的深化。为了进一步深化认识中国人口死亡状况，在第三次人口普查后，关于人口死亡状况的研究成果有：各地区的死亡状况的确定，即各地区的人口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等、分年龄组死亡率等，这些工作成果集中发表在由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CPR/85/P52）、由已故的孙敬之教授任主编《中国人口》（总论）及各省区的系列著作，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在8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其他基于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基础上的专题分析有男女死亡力差别分析（黄荣清 1989）、老龄人口死亡分析（黄荣清 1988）、分地区的死亡率分析（郝虹生等 1988）、分民族的死亡分析（钱建明，张强 1990）。另外，根据抽样调查进行了不同婚姻状况、教育程度、职业状况与死亡率分析（刘铮 1986）等。

　　在1982年人口普查的死亡人口调查表上，仅调查了死者姓名、性别、死亡时年龄、出生时间、死亡时间等五项内容，所以由第三次人口普查中人口死亡的结果，还只能得到中国人口死亡的自然特征（如年龄、性别等），尚无法知道不同社会特征人口的死亡状况。这些内容在8年后的人口普查即1990年的人口普查时得到了解决。

　　3.1990年以后中国人口死亡登记及统计。在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死亡人口登记表中，不但保留了三普的调查内容，还增添了以下内容：死者的民族成份；6岁及6岁以上的死者的文化程度；15岁及15岁以上死者他们死亡时的婚姻状况以及生前从事的主要职业。以上内容的调查以及调查结果的公布，使人们对中国人口死亡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如果说对中国人口死亡状况的全面了解得益于第三次人口普查，第四次人口普查则使我们对中国人口死亡状况的认识更加深入。

　　1990年人口普查与1982年人口普查的死亡人口调查还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在于1982年只登记了普查前一个日历年（1981年）的人口死亡，并且只汇总出一个结果，即1981年的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而1990年普查登记了普查前一年半的人口死亡，并且按1989年上半年、1990年下半年、1990年上半年3个不同时期进行了汇总。根据这3个不同时期的死亡人口计算死亡率时，人们发现各种死亡率指标有较大的差别，例如根据普查前一个日历年计算，则1989年的婴儿死亡率为22.04‰，其中男性为20.85‰，女性为23.38‰；岁预期寿命为71.02岁，其中男性为69.10岁，女性为73.07岁。根据普查前一年（即1989年7月1日至1990年6月30日）的数据，婴儿死亡率为27.33‰，其中男性为25.49‰，女性为29.38‰；预期寿命为70.03岁，其中男性为68.33岁，女性为71.86岁。若仅用1990年上半年死亡数据估算全年的死亡，则婴儿死亡率为30.75‰，其中男性为28.54‰，女性为33.21‰；预期寿命为69.41岁，其中男性为67.83岁，女性为71.10岁。这表明离调查时间越近，得出的死亡率越高，预期寿命越低。但在正常情况下，死亡率应随时间推移而下降，即使考虑了死亡的随机波动，也不能出现上述在短时间内的较大差别，这就推动了在以下所要谈到的对中国人口死亡数据准确性的研究。同时也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对死亡率的确定，由于研究者考虑的出发点不同，对同一个人口（如同一地区、同一民族）的死亡指标，可能会有不同结果。我们在阅读有关文献时，必须注意该文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条件。 　　基于“四普”调查确定的中国人口死亡状况,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由国家统计局组织的《跨世纪人口中国人口》综合卷和各省(市、自治区)卷的系列丛书中（跨世纪的中国人口编委会，1994），另外，在由联合国资助的P04项目，《转变中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系列专著之二《中国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查瑞传 1996）有集中论述，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下研究成果：

　　中国各民族死亡水平的确定。在“三普”以后，钱建明等人虽然也作过民族人口死亡的研究，但严格地说只是民族聚居区的人口死亡，因为“三普”实际上并未调查死者的民族成份，对于聚集程度较高的一些民族，可以把民族聚居区的死亡水平近似地看作该民族人口的死亡，但对那些聚居程度不高的民族，就无法进行这样的处理。“四普”调查了民族人口的死亡，这对研究各民族人口动态有着特别重要意义。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各民族人口的死亡率较过去有了较大的降低，少数民族人口中有一部分已达到了较低的死亡水平（少数民族人口中20%已达到或超过了全国平均预期寿命水平）。但大部分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还只相当于全国70年代水平， 5%还处于较高的死亡水平，尚低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黄荣清 1993；金阳荪等 1994）。

　　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不同文化程度人口的死亡率有明显的差别，在各种文化程度中，以文盲的死亡率最高，其次为小学、初中、高中及大专以上，即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相应人口的死亡率则下降，平均预期寿命则提高，每提高一级（即从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预期寿命提高近2岁，而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平均寿命则差5岁（谢韦克 1995；胡平 1997）。

　　不同职业人口的死亡水平也有一定差距，总的来说，从事脑力劳动者（干部、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要高于体力劳动者（工人和农林牧渔劳动者），但干部、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与工人的预期寿命的差别不大。以上这些人员与从事农林牧副渔的劳动者差别明显（高凌 1995；孙福滨等 1996）。劳动部信息研究中心还对各种从业人员按职业大类以及部分特殊工种的从业人口编制了相应的生命表。从这些生命表中可知，矿工（男性）、从事化工的女性期望寿命明显低于从事其他工种人员。由此可见，这些行业的安全和劳动保护需进一步加强（劳动部信息中心 1994）。

　　通过对不同婚姻状况的人口死亡的观察可以发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未婚的预期寿命要低于已婚人口的预期寿命，已婚中有配偶人口的预期寿命要高于无配偶（丧偶、离婚）人口的预期寿命（李建新 1994；郝虹生 1995）。

　　全国人口死亡资料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在80年代进行的两次大规模的生育率抽样调查，即国家计生委在1982年举行的千分之一人口妇女生育率调查和1988年举行的千分之二人口生育节育调查。根据1988年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的有关死亡资料，借助于中国区域模型生命表软件技术，有人研究了中国人口从1945年到1988年分年龄、性别的死亡率以并分析了城乡男女的预期寿命，填补了中国长期以来历史的死亡数据不全的空缺（阎瑞，陈胜利 1993）。

根据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可以算出（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市，1997），1994～1995年，全国婴儿死亡率为31.63‰，其中男性为27.50‰，女性为36.47‰；6岁预期寿命为70.80岁，其中男性为68.98岁，女性为72.72岁。城镇婴儿死亡率为17.04‰，其中男性为16.36‰，女性为17.82‰；预期寿命为73.81岁，其中男性为71.47岁，女性为76.28岁。农村（县）人口的婴儿死亡率为36.36‰，其中男性为68.06岁，女性为71.44岁。与1990年相比，中国人口的死亡水平继续下降，但下降幅度并不很大。

（三）中国人口死亡资料的可靠性

　　以上我们回顾了关于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死亡状况的研究，它们都是基于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结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但这些结果是否符合实际、是否准确，取决于人口调查的质量。在1982年人口普查后，关于普查死亡报告的准确性问题，虽然在一些细节上国内外人口学界曾有一些意见分歧，但主要集中在婴儿死亡率上。国外的一些学者认为报告的婴儿死亡率过低（J .Banister 1987），但从总体上都认为比较可靠。这是因为根据“三普”质量抽查，死亡人口的误差率仅为9.68‰，净漏率为4.40‰（马安 1984）。随着对死亡率研究的深入，更详细的数据的发表主要是在第四次人口普查后。从“四普”公布的死亡人口数据，人们发现了一些不合常理的现象，对数据的质量提出了质疑，同时也联想到“三普”死亡人口调查数据的质量问题。如果死亡报告的可靠性有问题，则由普查数据计算得到的人口死亡指标与实际人口就有偏离，这样就提出了中国人口的死亡应该在什么水平上的问题。 　　最早有根据地提出“三普”中存在婴儿死亡漏报是卫生部在1986年进行的婴儿死亡调查。该调查共调查了中国62个县、市婴儿死亡情况，发现1982年普查报告的婴儿死亡率过低，若假定从1981至1986年婴儿死亡率无明显变化，则在被调查地区，1982年普查报告的婴儿死亡，在农村少报了约44%，城市少报了4%（周有尚等 1989）。

　　美国学者鲍思顿使用发表的中国人口地图集中的2378个县、市中的2308个县、市（除西藏自治区中的72个县、市）的婴儿死亡率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首先将低于15‰的23个县、市（北京市1981年的婴儿死亡率为14.9‰，上海市为17.1‰，可认为低于北京、上海婴儿死亡率的那些县、市数据不可靠）排除，则平均婴儿死亡率为42.4‰；将低于15‰婴儿死亡率的市与低于江苏省如东县28‰（该县是卫生模范县）排除，则有861个县、市被排，剩下的1445个县、市平均婴儿死亡率为51.5‰。如果按周有尚等的估计，把1981年全国市、县婴儿死亡率分别提高4%、43.7%，则全部人口的婴儿死亡率为56.2‰（鲍思顿 1992）。

　　在大部分人口学者注意力集中于婴儿死亡的漏报时，有人比较了1982年和1990年两次普查的分年龄人口数和两次普查的死亡率发现，不仅存在着婴儿死亡率漏报现象，而且其他年龄特别是老年人口死亡漏报的现象也比较严重。根据两次普查的人口留存率计算，中国80年代男性预期寿命不足66岁，女性尚不到69岁，比1982年普查和1990年普查得到数据计算的预期寿命都要低，这说明人口调查数据由于死亡漏报而高估了中国人口的实际预期寿命，并且这种高估主要还不是婴儿死亡漏报引起的，而是由于老年死亡人口漏报引起的（黄荣清 1994，1997）。有研究认为，“四普”死亡漏报的上限为21.93%（男女合计），推荐漏报估计值为15.02%（李南，孙福滨 1994）。

　　总之，通过两次人口普查和一些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我们对中国人口的死亡状况已有了基本的了解。但由于死亡调查中存在相当程度的漏报，因而我们已知的人口死亡信息还只是基本的，尚不够准确。

（四）历史人口的死亡研究

　　近年来，在对历史人口资料的挖掘和对历史人口研究时，在历史上的人口死亡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许多进展。例如，根据广西30年代末40年代初生命统计史料，有人认为解放前夕，中国人口平均寿命应该为45～50岁为宜，而不是通常根据金凌大学调查的35岁左右（游金生 1991）。但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地区时所进行的1907～1938年“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人口动态统计资料整理后得到，1918年东北人口平均寿命为33.70岁，1938年为38.62岁，1918～1938年东北的婴儿死亡率为100‰～200‰，在此基础上，有人推测了新中国成立以前40年的死亡水平（赵锦辉 1990，1994）。米红利用现有的民国人口资料和成果，运用现代人口分析技术，在对民国人口的粗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分性别平均期望寿命进行了重建（米红 1996）。台湾学者刘翠溶通过潜心钻研中国各家家谱进行历史人口研究，1992年她根据对50种家谱的潜心研究发表力作《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几乎在历史人口学研究的所有方面都有发现，其中当然也包括人口死亡的内容。美国学者李中清（James Lee）则是利用清皇室家谱与清宫档案对清朝人口进行研究，对清朝时期人口死亡有许多发现（李中清等 1992，1994）。

二、关于死因和人口死亡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对于人口死亡的研究，我们仅仅知道它的发生与发生率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知道它是如何发生（即死亡原因）的以及受什么因素影响？

　　关于人口死因的统计，虽然近年来中国每年都公布城乡人口死因的发生率，但这只是根据中国部分地区的疾病检测的结果，还不是全国范围的统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建立覆盖全国的完善的生命统计制度。现有的研究主要是根据局部地区的统计和一些抽样调查结果进行的。在这方面的研究有城市地区长期以来的死因变动以及它对寿命的影响（梁鸿，高尔生等 1989；上海市卫生防疫站生命统计组 1981），也有农村地区如江苏海门县人口死因的变动（杨士泉 1985），有关于婴幼儿年龄段的死因研究（翁世贵等 1991；董情等 1997；高敏文等 1997），也有集中于某一死因的单项研究（高尔生等 1990；朱遂良，吴永新 1993）等。

　　卫生部1993年组织的全国儿童死亡调查结果显示，1991年全国新生儿死亡率为33.07‰，婴儿死亡率为50.19‰，其中城市婴儿死亡率为17.31‰，农村婴儿死亡率为58.02‰。此调查表明，1991～1993年中国儿童死亡率不断下降，感染性疾病的死亡率在不断下降，作为儿童主要死因的肺炎、腹泻及意外窒息呈下降趋势（林良明等 1996）。

　　此调查与1986年卫生部婴儿死亡率调查相比，其结果比较接近，但与1990年人口普查所得的婴儿死亡率相差甚大。这也显示了中国人口普查中确实有较大的婴儿死亡人口漏报。

　　70年代中期卫生部死因调查表明，当时呼吸系统疾病在20类构成百分比中仍居首位（戎寿德，黎均辉等 1981）。在对中国主要城市人口疾病死亡分析得出，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城市人口疾病死亡模式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急性传染性、感染性疾病的死亡率及其相对死亡比大幅度地下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率及其相对死亡比迅速增加。目前危害中国城市居民生命最严重的疾病依次是心脏病、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病、外伤中毒和消化系病，6位死因占全死因的84%。疾病死亡模式类似发达国家或地区疾病死亡类型，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居民脑血管病死亡比重较大（饶克勤，周有尚 1988）。由于本文资料取自登记系统健全、资料可靠程度较高的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涉及的地域范围广，因而该项研究对死因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于人口自杀的死亡研究令人关注。自杀死亡作为一项特殊死因，一直是一个传统的研究课题。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自杀被认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祖国”的行为，是一种非法律的刑事犯罪，官方将自杀死亡数据列为一级保密资料，禁止统计与公布，因而关于人口自杀的研究自然也是“禁区”，长期无人问津。依据卫生部门近年的统计资料及有关调查，有学者在国内较全面地分析了自1987年以来中国城乡人口自杀死亡率的变动、趋势及自杀死亡的规律和特征（杨子慧 1997）。

　　可能是由于资料的原因，到目前为止，对死因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城市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关于农村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死因研究，在人口研究的刊物上相对地出现得还较少。石人柄关于云南西双版纳流行病的研究是这一类为数不多的死因研究之一（石人柄 1997）。

　　一个人死亡即生命的结束，正如生命的出现一样，是生物生命现象。决定生命过程必然有生物因素作用，例如人的衰老就是其中之一。由于衰老使人的细胞老化、机能失调，最后导致人的死亡。衰老是任何一个生命体必然要经历的，所以说它是生物因素。但人的死亡，并不完全是由于生物因素所决定的，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可以说人的一切行动及其结果，几乎都和社会经济因素有关。即以衰老为例，虽然它是生物因素，但为什么一部分人衰老得快，另一部分人衰老得漫，仅靠生物因素是无法解释的。又如对于某一种疾病，一部分人患上了这种疾病可能会很快地死亡，另一部分人却因为得到了治疗而恢复了健康，这也是仅靠生物因素是无法解释的。因此，当前对人类健康的研究，已从传统的生物模式转变为生物─社会─心理模式，即死亡的研究不仅要考虑它的死因，还要考虑死者的社会环境和个人行为。

　　前面关于中国人口死亡率的论作，在解释中国人口死亡率从高到低的原因时，实际上都不可避免地谈到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中国人口死亡率下降所起的作用，但上面引述的研究，主要是在定性上或宏观层次上阐述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这里就不一一重复。以下是既在宏观又在微观层次上的一些研究，并且着重于定量分析。

　　从经济上（人均GNP）研究婴儿死亡率与期望寿命的有梁鸿（1994）、亓昕等（1996）。用更多变量研究死亡率关系的有“影响预期寿命的因素分析”（马淑鸾 1989），该文选取了人均工农产值、婴儿死亡率、总和生育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等9项指标，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对1981年中国省际期望寿命的差别进行了分析。门俐俐选取了人均国民收入、居民消费水平等13个社会经济变量，利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对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后的30个省（市、自治区）的标准化死亡率进行了分析（门俐俐 1992）。

　　更多的研究集中于对婴、幼儿的死亡率分析上。例如，在研究生育状况与婴儿死亡的关系时发现，妇女分娩年龄对婴儿死亡有影响，过低或过高的分娩年龄婴儿死亡率较大；出生间隔对婴儿死亡有影响，不到两年的短间隔影响更大；一胎婴儿死亡率较高，二胎最低，以后随胎次增加而升高；前一儿童存活对后一婴儿死亡风险加大（吕鹏俊，冯忠惠 1993）。

　　近10年有许多和婴儿死亡、儿童死亡有关调查，研究者根据这些调查得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例如，顾江、施无莉等根据1988年国家计生委生育抽样调查，分析了全国婴儿死亡率变动及其影响因素（顾江，施无莉等 1991）；盛来运根据卫生部1992年全国儿童基本情况抽样调查，采用了单因素列表分析和多因素综合回归与逐步回归方法，探讨了婴儿死亡率与婴儿出生地点，母亲文化程度、母乳喂养、引用水源和家庭收入状况等变量间的关系（盛来运 1994）；涂平根据1985年国家统计局在陕西、河北和上海进行的第一期深入的生育力调查结果，运用死亡风险模型，考虑了人口学因素（如胎次、性别、产龄等）与社会经济因素（如父母的文化程度、母亲职业、家庭形式、有无自来水、居住地）对婴、幼儿死亡率的影响，得出了与西方人口学不同的结论，即中国核心家庭子女的死亡率高于非核心家庭的死亡率的结果（涂平 1990）。

　　目前，中国的人口死亡率已是处于较低水平的国家。按照一般情况，当死亡率下降到一定水平，女性死亡率要低于男性。从总体来说，中国女性死亡率也低于男性，这从女性的预期寿命高于男性上可以看出。但近年的人口调查结果显示，在婴幼儿阶段出现了中国女性死亡率要高于男性的反常现象，对这一现象的探讨也有不少的成果（郝虹生等 1990，1994；李树茁，M.W.费尔德曼 1996）。

　　人口死亡是由多因素决定的，这是研究者的共识。目前在研究社会经济因素对人口死亡的影响时，大家用的较多地是多元分析中的多元线性回归方法。由于计算机的普及和计算机软件的进步，使用这种方法已变得比较简单。只要把有关的数据往计算机里一输，就会显示相应的结果，有时即使把同人口死亡完全无关的数据输入，可能也会出现很高的决定系数。这样，影响人口死亡决定因素如何选择（理论的方法、经验的方法还是数学方法）？被选择的变量具有何种性质（随机的、非随机的？变量间相互独立还是相关？是有相同方差，还是有不同方差等）？这些变量又是如何作用于人口死亡（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等，这些都需要认真考虑。目前有些文章罗列了一大堆社会经济变量作一回归，然后根据回归结果作一些解释，就算完成了研究，这样的研究也不能说是充分的，若再仔细推敲有些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回归分析中，即使我们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结果，在作理论解释时也必须谨慎。因为回归结果常常只是表明了一种现象和另外一些现象的相互联系的关系，并不一定表明这种现象是由另外一些现象决定的因果关系。

　　一般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如收入水平、城市化程度、受教育程度越高）越高，死亡率就越低。但也有人认为，社会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人的行为及环境对死亡率的决定作用可能更大。肖振禹等人在对广西巴马县百岁老人状况及长寿原因考察时发现，当地虽然经济落后，但由于自然环境宜人，当地人保持着优良的文化传统，如家庭和睦、邻里关心、尊老爱幼、生活有规律，保持豁达平静的心理，因而出现了有较多的百岁老人的长寿地区（肖振禹等 1996）。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人口研究所对和龙县朝鲜族人口死亡调查时发现，朝鲜族的社会经济条件（如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就医条件等）要高于当地汉族（董情等 1990），可说是这方面的例证。

三、人口死亡研究方法的进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当中国人口学处于“马尔萨斯论”、“资产阶级伪科学”的阴影下而举步维艰时，世界上人口分析技术和方法的研究不断进展，如模型生命表的编制、W.Brass的体系以及一系列的人口死亡间接度量技术等。中国人口学研究恢复以后，在不断学习、借鉴和消化国外优秀成果的同时，也有不少创新。

　　在80年代初期，有许多介绍人口分析技术的教科书和一些国外的著作被编译出版。如《人口统计学》（刘铮等 1981）、《寿命表及其应用》（蒋庆琅 1984）、《人口分析与规划》（蒋正华 1984）、《人口分析技术》（黄荣清等 1989）、《现代人口分析技术》（翟振武等 1989）、《人口间接估计技术》（国家统计局 1992）、《人口分析与应用》（曾毅 1993）等，这些著作的问世对推广和应用先进的人口分析技术起到了积极作用。

　　生命表是人口死亡研究的重要工具。中国早期的研究有许多是关于探讨年龄组死亡率（死亡概率）与生命表编制技术的（黄荣清 1983；徐景尧 1984；费世宏 1985；翟振武 1985，1988；乔晓春 1985；周希璋, 1985；路磊 1988)。但即使在当时，中国学者也表现了创新精神。针对第三次普查时调查的死亡人口是前一个日历年，与人口在时间上并不一致的情况，蒋正华提出了人口死亡率的自修正迭代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有效地推动了普查后各地进行的死亡研究，对自修正迭代法，也有人提出了进一步改进( 陈跃进等 1986；黄荣清 1988)。

　　第三次人口普查后，得到大量的人口死亡资料。国家统计局成立了以李成瑞为首的中国模型生命表编辑委员会及以蒋正华为工作组长的中国模型生命表的工作组，利用历史上和三普调查得到的质量较高的上千张原始生命表，通过对原始数据的聚类、建模以及参数辩识、模型生命表的生成，编制了中国5种死亡类型的模型生命表，填补了国际上对中国人口研究的空白(中国分类区域模型生命表 1991)。

　　第四次人口普查以后，人们发现中国三普中死亡人口有相当程度的漏报存在，这对建立在“三普”死亡资料基础上编制出的模型生命表的准确性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疑虑。

　　对死亡率的间接估计有不少方法。中国人口学者利用这些技术来研究中国的死亡率并用中国的数据对这些技术进行检验(罗茂初 1985； 张二力，路磊 1992； 黄润龙 1992)。

　　以探讨人口死亡规律为目标的人口死亡模型可分为两大类，即所谓人口死亡的间接度量模型和直接度量模型。死亡的间接度量模型以英国人口学者W.Brass在60年代提出的logit体系为代表，这是一个有2个参数的模型，它是利用一个已知人口的生命过程来度量另一个人口生命过程的模型，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logit体系基础上又发展为Basia和Ewbank的4个参数模型。Brass 的logit体系作为人口死亡分析的方法，被中国人口学者广泛使用在人口分析上。黄荣清提出，在一定条件下，同样是2个参数的l(x)的双对数模型的稳定性要比logit体系要更好一些(黄荣清 1996)。黄润龙根据4个参数模型对中国各地区的死亡概率分布进行了分类(黄润龙，1995)。死亡的直接度量模型就是直接以年龄为自变量、死亡风险为因变量的函数模型，它可追溯到1825年贡培兹(Gompertz)的人口死亡法则和1860年麦可海姆(Makeham)对贡培兹法则的补充。长期以来，人口学者常根据贡培兹法则对不规则的死亡数据进行修正。80年代，金敏子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在死亡力下降期(即从出生到10～15岁年龄)用Weibull分布来拟合存活率函数l(x)要比用贡培兹函数要好。黄荣清对此进行了验证，发现当死亡率下降到一定程度，Weibll分布不但能很好地拟合l(x)，并且用它来推算新生儿的死亡率以及出生后第一年各个年龄点的死亡率却都非常准确，所以在死亡率下降的年龄阶段，该以Weibull分布作为死亡率度量模型。(黄荣清 1986)。根据人从出生开始到生命结束的死亡风险，按不同年龄阶段，一般概括为三种不同形式的作用力：在儿童期，表现为死亡率随年龄增长下降；在中老年期，死亡力随年龄增长而下降；在青壮年期，则有一个先升后降的死亡力在起作用。在死亡率模型中,从希莱(Thiele 1872)到劳杰士�朴兰克(Rogers & Plank 1983)的模型都把死亡力设计成三种不同函数之和：即一个递减函数、一个递增函数和一个先增后减的函数。黄荣清从研究各国的人口死亡函数后认为，在青壮年期的这种先升后降的作用力，其实应该延伸为在人生不同年龄阶段的波动作用力，它应该和人生在不同年龄阶段生命周期的心理波动相对应。这种思想和医学中人口死亡的生物�社会�心理模式更为一致(黄荣清 1998)。

　　从本质上说，以反映人这一群体逐渐消失过程的死亡间接度量和直接度量两类模型,两者之间并没有根本区别。所谓直接和间接不过是在度量这个过程时的比较参照系不同而已。所谓直接度量是以时间为尺度，即以地球围绕太阳、月亮围绕地球运动为参照。而间接度量则是以另一个人口的消失过程为参照。每一个人口的消失过程有其固有的规律，不以我们用不同的参照系而发生变化。如果两种模型都真正反映了人口死亡规律，它们应该是一致的。国外人口学家很少研究这两种模型的内在联系，而中国人口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尝试(黄荣清 1998)。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日新月异。这些新技术、新方法也被中国人口学者应用到人口死亡分析上来，如在对死亡率的影响因素分析中，人口学者就广泛应用了多元分析方法、风险模型，利用80年代才被提出来的灰色系统理论建立时间序列变化模型来对疾病死亡模式进行趋势预测(饶克勤 1989)，其他如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模糊理论、控制论、非线性科学等一系列现代科学方法，在我们人口学者的研究中都有出现。

四、小结

　　人口死亡是一个社会�生物现象，在对人口死亡分析时，通常按人(它的生物属性)、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行为(个人或集团的)、疾病、死亡等几个方面独立地或彼此相互联系地进行研究。应该说，对上面的各个方面即人口死亡的各个环节，由于科学的进步、知识的积累，我们都已有了基本认识，但还有许多尚未认识的问题。因为实际上包括我们人自身在内的许多社会�生物的“奥妙”尚未被揭示，而同时时代在变化、环境在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也在发生变化，作为社会�生物现象的人口死亡现象也必然随之变化，中国古代的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谚语，已经为现在的“人活七十不希奇”的实际所代替。著名的人口死亡风险随年龄增大而增大冈柏兹人口死亡法则，在一些长寿国家中人们发现已须修正，现有的经验是：到一定高龄，死亡风险并不完全随年龄增加而迅速增加，而是增加趋缓，似乎停留在一定水平上。而当人们预言在下一世纪，现代医学将征服不治之症�癌症而将使人们的寿命变得更长时，新的顽症�艾滋病的出现则给人们投下了阴影。总之，对人口死亡的认识将会不断深化，永远不会终结。

　　对中国人口死亡研究来说，当务之急是完善生命统计制度。如果没有完整、准确的统计资料，死亡研究也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中国的人口学者要积极关注其他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优秀成果，努力加强同其他学科的联系，把现代科学方法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使自己的研究站在科学的前沿。近年来，一些年青的人口学者运用最新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如非线性科学运用到人口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令人刮目相看。与此同时，也要努力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推广。许多成果本来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但由于交流不够，使这些成果只限于人口学领域，只停留在书本与杂志上。另外，我们也要努力关注国外的研究动态，既包括国外同行的新的研究成果，也包括国外的人口动态。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在人口死亡方面，我们只看到外国学者对中国人口的研究，却很少看到中国学者对外国人口死亡研究的力作。

　　回顾２０年来中国人口的死亡研究，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甚至是空前的。这个成绩既表现在研究成果上，从几乎是空白到全面开花，与世界先进水平越来越接近，有些方面，还有所创新；也表现在人才上，从少数几个研究者到涌现出一批较高水平的学术队伍。我们生活在中国这一人口大国，这赋予了我们研究者得天独厚的研究客观条件，同时又提示着中国人口学者身负的责任：揭示人口死亡的规律，为中国人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努力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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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霉素――人类治疗细菌性感染的第一个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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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青海频道西宁05月20电（记者 栾海）青霉素是一种高效、低毒、临床应用广泛的重要抗生素。它的研制成功大大增强了人类抵抗细菌性感染的能力，带动了抗生素家族的诞生。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以前，人类一直未能掌握一种能高效治疗细菌性感染且副作用小的药物。当时若某人患了肺结核，那么就意味着此人不久就会离开人世。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科研人员进行了长期探索，然而在这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却源自一个意外发现。

　　在１９２８年夏季的一天，英国微生物学家弗莱明发现，一个与空气意外接触过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培养皿中长出了一团青绿色霉菌。在用显微镜观察这只培养皿时弗莱明发现，霉菌周围的葡萄球菌菌落已被溶解。这意味着霉菌的某种分泌物能抑制葡萄球菌。此后的鉴定表明，上述霉菌为点青霉菌，因此弗莱明将其分泌的抑菌物质称为青霉素。然而遗憾的是弗莱明一直未能找到提取高纯度青霉素的方法，于是他将点青霉菌菌株一代代地培养，并于１９３９年将菌种提供给准备系统研究青霉素的英国病理学家弗洛里和生物化学家钱恩。

　　通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实验，弗洛里、钱恩终于用冷冻干燥法提取了青霉素晶体。之后，弗洛里在一种甜瓜上发现了可供大量提取青霉素的霉菌，并用玉米粉调制出了相应的培养液。１９４１年开始的临床实验证实了青霉素对链球菌、白喉杆菌等多种细菌感染的疗效。青霉素之所以能既杀死病菌，又不损害人体细胞，原因在于青霉素所含的青霉烷能使病菌细胞壁的合成发生障碍，导致病菌溶解死亡，而人和动物的细胞则没有细胞壁。但是青霉素会使个别人发生过敏反应，所以在应用前必须做皮试。在这些研究成果的推动下，美国制药企业于１９４２年开始对青霉素进行大批量生产。这些青霉素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挽救了大量美英盟军的伤病员。１９４５年，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因“发现青霉素及其临床效用”而共同荣获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１９５３年５月，中国第一批国产青霉素诞生，揭开了中国生产抗生素的历史。截至２００１年年底，我国的青霉素年产量已占世界青霉素年总产量的６０％，居世界首位。

　　青霉素的出现开创了用抗生素治疗疾病的新纪元。通过数十年的完善，青霉素针剂和口服青霉素已能分别治疗肺炎、肺结核、脑膜炎、心内膜炎、白喉、炭疽等病。继青霉素之后，链霉素、氯霉素、土霉素、四环素等抗生素不断产生，增强了人类治疗传染性疾病的能力。但与此同时，部分病菌的抗药性也在逐渐增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科研人员目前正在开发药效更强的抗生素，探索如何阻止病菌获得抵抗基因，并以植物为原料开发抗菌类药物。

因为我从你身上闻到了和他一样的味儿――以贵族自居的强烈优越感。

你前头风风火火说了一堆，没一句能砸的实的，都是些扯不清的观点，你和阿康去扯好了。你最后一段话尤其刺耳：

我真不明白，中国的反共知识分子还想要什么。国家已经是你们的了，政权在为大资本服务，上海包身工又一堆一堆的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搞思想清算？实惠到手了就行啦，为什么不装糊涂？资产阶级的灵活性那里去了？莫非又要逼中国的低素质人口革命，自己重新跑到美国去吃二遍苦、遭二茬罪才甘心？

政权在为大资本服务就应该知足了？上海的包身工一堆又一堆的就应该知足了？就不搞思想清算了？是不是血债累累，积骨如山都可以装没发生了？我们上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因赤色焦土而经历的重重灾难都可以装没发生了？照你这么说大资本和政权勾结一气统治国家，重新划分一下利益分配来宰割社会，就应该知足了，知识分子的使命就结束了？

你以这样一类人自居：在中国，你们掌握了财富，掌握了权力，更掌握了智慧和思想，你只和少数一批你这样层次的人勾结一起，世界都是可以给你们骗着玩的。

你的话里带有浓重的愚民主义色彩。

在你眼里真理和公义算个屁，平民的利益和力量算个屁。这个世界只有弱肉强食的真理。你这人脑子里阶级的概念压倒了一切，说任何话的人不是这个阶级就是那个阶级，你从来都没觉得人性在根本上是平等的。你也不想那样，因为不可能主动放弃属于你自己的优越感，更别说是利益了。你和这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你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的角度说话的。

我没跟你唱高调，因为我来自不同的阶层。或许你眼中的世界就是这么回事，可是我认为人类可以有比你眼中的世界更先进，更平等的民主的社会系统。透明的政治，民主的空气，自由的生活以及谁也别欺负谁的生活状态。你可以看到我要的并不多，我只是希望不要有人骑在我脖子上拉屎，可是有不自觉的人他死也不肯下来，你问我还要什么，我就是要让他们滚下来。

早晚让你们这些皇亲国戚意识到平民的力量，觉醒中的平民的可以把所有侮辱，歧视他们的人扯的粉碎！

洋名：盘尼西林， 现在看来是简单得很，当初可不知花去多少人的心血呢。

美国人不会把这种工艺给中国的，全是要靠自己动手。要是靠美国，朱自清就不会饿死了

你太小看了温相，发个帖子还要偷偷摸摸？

别乱戴帽子，要知道，高人多着呢，温相也从不敢说他是天字第一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