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即使没有文革,中国经济也不会提前进入第二世界 -- 葡萄
你相对来说缺乏理想是可以理解的——何况,也许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有什么理想呢?只是需要现实中的一个催发剂。
现在的社会好像会乱,又好像一时半会不会乱,以后怎么样天知道。能有那么好的环境去做事?希望吧。还有中国的问题美国也一样的,看美国还是好不到那里去的,它的扩张也是那样了。用的着那么看的起西方世界?
我的理解,比较理想的政体就是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数字化管理)被民主制约的精英管理。
王权的行动力和贵族的理性这两块,中国体制内至少有人是清楚的,也在朝好的方向努力。
但“民主”这一块,我看不到多少希望:
1. 底层民主的例子:乡村选举,那叫一个烂, 贿选, 黑社会、宗族势力以民主的名义合法化,等等。
2. 中产阶级民主的例子:比较熟悉的中国NGO圈子,同样那叫一个烂,不学无术,空喊口号,或者以民主的名义提出要求固化中产阶级既得利益。
民主是不容易玩好的,有问题不奇怪,但更大的问题在于所谓试图推动“民主”的人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那么, 民主变成民粹,甚至和体制内试图向外转嫁矛盾的寡头结合,变成汉雅利安主义,不是不可能的。
我不觉得肉产量和新能源是相悖的。我倒是觉得新能源是中国人能吃和美国人一样多的肉的保障
比起200年前的世界,物质更丰富的现在显然美好得多。我从不觉得消费主义有啥不好,科技进步应该满足更多的人的消费。制度进步应该给人提供更高水平的基本保障。这两点过去两百年,尤其是苏联出现后的九十年,都是一直在改善的。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到来,还有民权思想的传播,我觉得我有理由相信一个美好得多的时代的到来
呵呵,这不就是网络无政府主义嘛。不能过高估计。
基本上没啥印象,90年代的事情也只是依稀有点记忆,这些以后丰富了这些知识再深入思考。说说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1、关于能不能左右逢源。根本的看法是对自立的追求的执着程度,中国和印度是有很大差别的。第一对于西方来说,中国是一个曾经领先西方千年的文明体,西方对中国的戒心远远比对印度强。特别是建国后的那场战争。一个曾经强大的文明又一次重新组织起来,其杀伤力是巨大的。主席说过,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西方经过那场战争进一步加深了对这种感觉。自近代以来,西方在中国的种种作为,说明对西方来说,中国对于他们,七块论是最好的状态。其次,对中国来说,西方的这种设想和中国的利益是根本矛盾的。以前看过一些论文,有个观点:中国的大一统是有其地理、气候原因的,结论是在中国这种大江大河的地理和季候风的气候条件下,多灾多难,要维持生存,中国必然是会大一统的,要全盘去考虑问题,才能维持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了这点。举个俺那地方的小例子,某年俺们那里有个水库出了问题,当时的泄洪方案有两个,1是放主闸,淹几个市,2是放副闸,淹1个市。中国人用脚指头都知道怎么选择。所以西方人对中国的那种设计,在中国人看来就是毒药。特别是对于在血海里滚打出来的第一代领导人,对自主的执着之强烈和敏感,不是西方人可以理解的。有人在网上对主席对“电波台”和“联合舰队”的敏感颇有微词。在我看来,那种反应以其说是一种判断还不如说是一种本鞥。 这种对自主的强烈愿望,必然导致对前途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强烈诉求。那么回到援助,援助必然会导致交易和某些地方的被控制,这在第一代领导人看来应该是无法接受的。总结就是,中国的实力决定了西方对中国的援助必然不是真心诚意的,中国的现实决定了领导人不会交易一些底线的东西去换取援助。生而为龙,龙游浅水的时候,就要承受苦难,而且必须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爬起来。没有人愿意帮龙疗伤,但恐龙会考虑一下帮大象补补身子。对中国来说,要么就遨游九天,要么就灰飞烟灭,没有中间路线。
2、关于你说的时间点,知识贫乏。我简单说说对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看法。前三十年,依靠建国那一代人的热情和主席的力量,拼了老命的打基础,打造了一个大国基本的框架,功劳是决定性的。后三十年,拼了老命的发展。本质上来说就是把人性的自私和贪婪发挥到极致,去推动社会整体财富的积累。看了忙总都有参与的那个《生存与发展》,感觉是tg认为战略上的和平时间窗口不会太长,先发展了再说,先解决上车的问题,以前也看过西西河有篇文章,说中国工业化的最后机会,认为中国不尽快完成工业化以后就没有机会了,现在想想,地球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或许支持不了所有的国家都实现工业化,那么十三亿中国人工业化就是末班车。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把行李扔掉,先赶上车,是中国最迫切的问题,简单说就是夺命狂奔。至于有没有更好的赶上车的办法,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不做阐述,不过我觉得在执行层面,只能选择最可能去执行的方案,而不是选择最完美的理想方案。俺这地方有句俗话:鬼不知道阿妈是女人。
至于你说的开除球籍。我认为我们创造了农耕社会最完美的文明体系。在工业社会,我们也能创造最适合工业社会的文明体系。有人批评儒家如何如何,个人不以为然。儒家是为了农耕社会而设计出来的文明体系,在两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文明的辉煌已足够证明儒家的伟大。现在从工业社会的角度去批判儒家如何如何的落后,我认为是后代子孙的不争气、无能。老祖宗的东西用了2千年,也不会去发展完善一下,我们应该批判的是自己。在继承过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西方的先进经验,构架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最终依归的现代工业文明体系,我们就无惧任何挑战。
没有法律体系,谈民主只能出现你说的现象
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这本书。
但是这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作者是吴承明、董志凯。
出版时间: 2010年10月。
定价: 129.00 元。
葡萄说的是这本书吗?
底下还有,武力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看起来不同的人写的有不同的人的结论。看看他这本书的内容,其中“第七章 “大跃进”及其严重后果、第八章 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发展、第九章 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干扰、第十章 “文革”前期国民经济的下降与回升、第十一章 “文革”后期国民经济的缓慢发展。”
都是一样的书名,都是量化分析,如何判断谁的真实呢?
它们都是继续革命思想的体现, 一个国外一个国内罢了.
中国现在的食品消费,总体上来讲不是不足,而是过量--当然少部分贫困地区还有营养不良的问题,需要就事论事。但中国人口中过度营养化造成的疾病以及相关医疗费用, 已经超过营养不足的危害。某些方面过量消费已经相当严重。 比如,中国食用油年消费量接近2500万吨,意味着以全国13.5亿人计算,人均每天50克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是人均超过每天80克,而营养学建议每天食用油25-30克。这也是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糖尿病等富贵病越来越多的原因。据有关抽样统计,城市人口38%的食物热量来自于脂肪,超过营养学推荐的低于30%;而谷物只占41%,远低于营养学推荐的65%。 2006年全国0~6岁儿童单纯性肥胖流行学研究: 11个城市随机整群抽样儿童84 766名,肥胖、超重总检出率分别为7.2%、19.8%,已经超过欧洲,仅次于美国。中国糖尿病患者总人数2000年1430万,预计2030年上升到2510万。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继续追求像美国人那样吃肉, 只有两个字可以评价:有病。 盲目崇洋媚外,这也是表现之一,美国人的坏处,有些人也要学个十足才罢休。
回到新能源问题,有些不能电力化的地方(飞机,某些工业过程),要替代化石能源必需靠生物质能源,这需要土地来生产:如果不是去和穷人的口粮田争地, 就需要有钱人为了自己和地球的健康少吃点肉,把生产饲料粮的土地腾出来一部分生产生物质能源。
回到中国的问题,大量粮食用于饲料,农业为了满足急速上升的不合理消费需求盲目追求单产,最严重的是黄淮海地区大量过度抽取地下水--悲观的估计是华北的地下水还能再用十年,乐观的估计也不超过二三十年,我们不折不扣的是在吃子孙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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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西方的比喻就是人类最后一次向通天塔发起冲击.用东方的比喻就是人类最后一次追求桃花源的梦想.
但失败了.
然后就无可奈何的变成了'骇客帝国'里的那种没有思想,靠一把糊一样的营养度过一生的那些人一样,被少数有巨大资产的人控制着.像机器一样度过一生.周而复始.
上帝全胜了,人类终于完全葡伏在神的脚下.
现实中的神,就是各种资本大鳄,比如股神,互联网之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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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肉和油多与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健康观念可以学习。富贵病可以治。
飞机的燃料也是可以通过电解水制氢取代的。缺水可以淡化海水然后抽到内陆,有电即可。整个华北都可以这样做。生物质能源可以从纤维素而非淀粉制取,这样不仅产量大增还不占口粮。
2001年五月第一次出版价格是180港币
上面只写着董辅礽编著
我这本第七章是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大跃进的是第十三章,并把人民公社化运动列为第十四章。随后是十五章国民经济调整以及十六章经济体制管理的调整与改革。前面的内容都归为第二编,关于文革专门列为第三编内容是十七章到二十三章。我列举的数字来自十七章文化大革命的背景和十八章国民经济在政治动乱中跌宕起伏。
如果可以,你可以把你的版本中的数字列举出来,这样对比会非常有意思。其实你说的话题,你可以引入另一个范畴,给你一个链接:
http://www.here4news.com/article/3504465
实际我可以告诉你,80年后每隔十年我基本都会重新搜罗一遍建国有关经济数据。在数字采样的变化里我们品味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比如,1984年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提到过一个数字,数字表明大跃进时期中央直属企业只占当时国民经济比重的25%。因此,文章中把大跃进的乱象归纳为对地方经济调控的失控。这个,就在我前文提到过的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所忽略了。至于你说怎么采信。我基本同时对比三到五本专业书籍相关数据,然后根据自己受过的训练选取一定的倾向性。还有,经济话题不仅仅涉及经济资料弄明白相关统计口径。尤其在涉及基本国政问题上,还需要补充同时期国内外政治军事文化制度还有相关历史事件关联性的必要常识为基础。比如我们提到的1970年,当时林彪有一句话是三线建设的指导:以打仗的角度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其实,在关于那段历史中对外经济话题,我还可以补充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美关系史-1949-1972》,里面记载越战最高峰时期我们在老挝有近11万战斗编制人员,在越南有24万战斗编制人员。鉴于有关解密档案没有公示,相关数字无法有效采样,所以这里只是作为一个插话。越往后,当年究竟在相关投入上我们投入了多少,总有一天可以弄明白。但是,即使从现在各种相互模糊不清的资料的资料来用常识分析。
我们基于战备考虑的三线建设,国防工业建设以及各种输出革命的投入,能否一度达到GDP的50%。这个是比较容易弄明白的。如果连这个都觉得有问题,恐怕有问题的不是数字与事实,是自己愿意相信什么了。至于这样的话题和你关心的董辅礽是否改名了倾向性,和前面你选择相信什么应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