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德意日三国同盟缔结前后日方经纬简介 -- 电子赵括

1939年8月21日晚11点，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收到里宾特洛甫从希特勒总统山庄打来的电话，声称德国将于8月23日在莫斯科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大惊失色之余，大岛浩当场提出抗议，并且不顾已经是深夜，立刻拜访了德国外交次官维茨则克，要求德国方面予以说明。8月22日，里宾特洛甫在飞赴莫斯科途中于柏林机场会见了大岛浩，声称“这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是在紧急情况下作出，事先未能通告”，表示遗憾；同时表示“英法对德国的包围政策，在最近的德国波兰纷争中表现得越来越强烈，德国已经不得不以你死我活的态度调整对英法抗争的态势”；进一步，里宾特洛甫表示：“个人相信，德日苏联达成互不侵略协议是对英国最有力的对抗政策。......和苏联方面的交涉中苏联也表示希望能够和日本达成妥协。......如果有必要，德国乐于做中介。”

然而日方判断，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毫无疑问将直接影响正在进行中的诺门坎之战，同时解除后顾之忧的苏联将加强对华援助，使得侵华战争态势对日本不利。虽然事后看来这些判断并非完全正确，当时日本作如此考虑，合情合理。日本外交界一直有所谓的轴心派和英美派之分，这个情况下对德国的不信任感增强，英美“股票”也理所当然地行情上涨。8月28日，平沼内阁总辞职；30日，陆军大将阿倍信行组阁。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9月4日，阿倍内阁即发表声明，表示不介入欧洲战火，“将专心解决支那事变”。为此，和德国关系相比，显然调整同英法美苏的关系更为重要。

9月25日，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珍珠港事件爆发时的日本驻美国大使）被任命为外相。野村曾长期担任驻美国武官，在美国有不少关系，同时于日本经济界要人也保持良好关系，被认为是亲美派的外交人士。39年7月26日美国宣布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按照条约规定将在半年后，也就是40年1月正式生效。这对于当时对美国进出口均占40%左右的日本贸易，毫无疑问是个重大打击，必须想办法挽救。野村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任外相。

野村外相就任后不久的10月4日，外务省就制定了一个《欧洲战争下的当面对外施策》。首先表示对欧洲战争保持中立，按照既定方针利导国际局势，推进“支那事变”的处理，强化国防力量，充实财政等等。在各国关系的处理上，第五项对于对美国关系做出了长篇规定，比如对于美国在华利益采取友好态度，保护在华美国人，缓和通商限制，迅速解决日美之间的悬案等，同时为了促进新条约的签订，计划派出经济使团访美。与此对比，第六项的对于德意关系，却仅仅有“依然保持友好关系，尤其是活用友好关系的同时要防止给外界造成日本同德意疏远的印象”短短一句。日本在对美和对德意关系中作如何选择，已经是一清二楚。

尽管如此，德国当然不能简单坐视日本倒向英美。德国方面最初的期待，在于利用日本防止英国参战。9月3日英法同时对德宣战，这个目的虽然已经失败，但是在分散英国海军力量，以及因为同英法宣战正常贸易受到影响，不得不以从日本转口的形式（东南亚 - 日本 - 满洲国 - 苏联 - 德国）获得部分战略物资，同日本的关系依然有重大价值。当然，这时候的德日关系已经没有任何当初的反共初衷，转化为单纯的利益相关。因此德国有意促进苏日和解，在苏德签订协议之前已经转告了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9月5日，里宾特洛甫在东部战线大本营召见大岛浩再度表达上述意见，并表示万一德国败北，英法美势力将立刻转向日本，对侵华战争妨碍最大的是英国，德国对英国施加压力对日本也没有什么不利；日苏关系，德国将毫不吝惜从侧面进行援助，如果日苏之间能够达成妥协，德苏日携手对抗英国，对德日相当有利等等。9月20日在东部战线大本营，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再度向访问德国的寺内寿一大将表示了上述意愿。尽管德国对德日关系仍然高度重视，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给日本带来的冲击，超过德国预计。英美“股票”压倒德意的情况下，预定于10月1日签订的日德通商协定，在日本方面的要求下被推迟；德国驻日本大使奥托给本国的报告中也提出，虽然一度抱有乐观态度，进入10月份以后对于德日关系调整，论调悲观，因此德日关系的改善，不得不期待日美关系调整失败后再寻找合适时机。野村外相同美国的交涉，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11月，当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从美国返任后，野村外相立刻开始了同美国方面的谈判，表示希望能够签订新的通商条约，如果美国方面不同意，则希望达成暂定协议。同时，表示尊重美国在华权益，并准备开放扬子江下游，积极推进日美关系。然而美国在“阿倍内阁在将日本的势力推进到亚洲这一点上，并不亚于陆军”的判断下，一开始就排除了和日本在亚洲权益上妥协的可能，坚持门户开放原则。为了贯彻美国原则，赫尔国务卿以及下属官员一直把施加经济压力作为重要手段。对于日方的要求，当然予以拒绝。12月22日，交涉破裂。外务省对美外交工作没有取得成绩，导致日本国内经济界以及亲英美派的不满，新闻媒体上也出现了“野村外交两面派”等激烈的措辞。另外，日本国内经济状况恶化，能源粮食不足，物价飞涨的倾向显著，12月底阿倍内阁倒台的趋势已经很明显。12月31日，德国驻日本大使奥托给柏林的报告中即提到，

政府意识上的乐观导致的初期对政府方面的期望，随着美国态度变化已经转变为失望。......民心受到通商政策，以及由在中国战争引起的粮食以及其他物资供应状况恶化，尤其是物价上涨和政府配给制度失败的影响。一般预计，内阁将在1月中旬议会召开前总辞职。

然而奥托大使同样提到，尽管阿倍内阁将倒台，日本对德国关系强化之时机尚不成熟。日本外交的根本转变，还需要两三个政府进行过渡。不出意料，阿倍内阁迅速倒台，原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于1940年1月16日组成了新内阁。米内本人自从36年的防共协定签订以来，一直被激进的陆军视为“最不受欢迎”的人物。他能够得到政界人物支持登上首相宝座，充分表明当时的日本政坛对于德国仍然抱有相当顾虑。

米内首相挑选了老搭档有田八郎担任外相，两人在平沼内阁时代对于陆军支持的防共协定强化之反对仍然历历在目。外相的人选，对于新内阁的外交方针是个明确的暗示。组阁当天，第三次出任外相的有田就表示将持续前内阁的“自主外交方针”（不会简单去趟德国的浑水），对于德意，表示将维持原有的友好关系。有田同时表示，“在不抵触东亚新秩序建设的限度之内”，愿意同任何国家进行关系调整。39年9月底波兰基本上被征服，12月爆发苏芬战争，英法虽然对德宣战，并没有实际行动，形成所谓的“静坐战争”。观望形势，并极力避免因为同德国关系强加刺激日美关系，对于希望将日美贸易关系拉回到正常轨道的米内内阁而言，是当然的选择。后来日本驻德国大使来栖三郎对这期间德日关系也作了“日本消极，被动”的回顾。

然而有田外交的特色，一方面在于调整同英美关系，一方面在于建设“东亚新秩序”。毫无疑问，所谓的建设东亚新秩序，首先就要排除维持“旧秩序”的英美势力。两方面同时追求的有田外交，一开始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方针。美国方面对于日本的态度，也没有缓和迹象。1月26日，日美通商航海条约正式被废弃，日美两国之间已经没有任何重要的协议。40年3月30日，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成立，美国再度指责日本做法，强调对蒋介石政权的承认，并且追加了对华援助款项，日本随之作出“万分遗憾”的表态。米内/有田外交表面上虽然有亲美的意向，事实上同美国利益冲突，自相矛盾的做法得不到任何回报，反而导致日美关系进一步恶化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日本同英美关系恶化，不仅引起了德国方面的注意，同时也引发了日本内部轴心派的活跃。轴心派虽然因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一时被压制，已经有了相当势力，并没有简单地销声匿迹。同时，德国对日本也多有拉拢。1940年2月份，德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同各方面举行会谈，试探各方面的态度，并在给本国的报告中劝说德国以经济利益对日本进行拉拢。在日美交涉希望渺茫的情况下，轴心派的势力也开始回复。2月，一直辅佐日本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的唐川安夫大佐从罗马回国，担任第六课（欧美）课长，以及其他人事任命都表明，轴心派在人事安排上渐渐趋于有利。当然，轴心派最终卷土重来，还在于欧洲局势的急剧变化。

1940年4月9日，经过长期所谓“静坐战争”的对峙，德军突然行动入侵丹麦，挪威；5月10日，入侵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并绕过马奇诺防线入侵法国，6月14日巴黎陷落，22日，德法之间签订了停战协议，法国投降。德军的势如破竹，立刻引发日本政坛震荡。首先，德国在日本的威信迅速提高，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下跌的“德国股票”上涨；同时，效仿纳粹体制建立“强力一元政治”的呼声也高了起来，给政局带来不可忽略的影响；第三，法属印支，荷属印支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地，原本就在日本垂涎之列，更吸引了日本的目光。

4月15日，有田外相接受记者采访时即表示：“帝国政府对于欧洲战局而引起的荷属印尼的现状变更之有无，以及发生的任何事态都抱有关心。”5月17日，日本政府通过驻德大使来栖三郎询问德国方面关于荷属印尼的“兴趣”。法国战败，6月21日来栖大使拜访德国外务次官维茨则克，“对于法属印支，日本不可能保持长时间的不关心。”希望得到德国支持。作为有田外交重点之“建设东亚新秩序”，已经很清楚地将东南亚包括了进去。6月29日，在题为“国际情势和帝国立场”的广播中，表示东南亚各民族的“确保共存共荣和安定”是日本的责任，拒绝了“欧美诸国达成亚洲安定”，公开表明立场。米内内阁的外交方针，随着欧洲战局的发展大幅度向南进方向倾斜，同欧美各国的协调工作已经放在脑后。

但是米内内阁虽然有了强烈南进倾向，仍然是单纯地寻找外交途径实现，回避战争的意图非常明显。这种稳健的态度，再度招致激进的陆军之强烈不满。敦刻尔克“大捷”以来，朝野均存在要求政府重新考虑不介入战局政策之呼声。对于殖民地的“再分配”意图，“别误了这趟bus”的措辞被屡屡引用，急进论重新抬头。这种背景下，陆军方面旧事重提，向英法施加压力迫使其切断援华路线，早日结束侵华战争，如果有必要使用武力“确保”南方资源等见解占据支配地位。陆军省军务局在5月下旬6月上旬提出了警告式的意见，意图促进南进准备。6月24日的会议中军事课长岩畔豪雄大佐突然提出了偷袭新加坡的作战构想，令参谋本部都大吃一惊。

6月25日，（火田）俊六陆军大臣召集陆军省官员讲话，声称要抓住千载一遇的好机会，对“第三国”采取断固态度。实际上此时的陆军省已经开始起草积极南进的基本方案。7月3日，陆军省参谋本部首脑会议后，最后决定了名为“伴随世界情势的推移的时局处理纲要”的基本国策陆军方案。其主要部分为，

帝国处理世界情势变化和迅速解决支那事变（侵华战争）的同时，改善对内外情势，继续寻找良机尽力解决南方问题。支那事变处理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对南方施策要考虑到内外各种情况。对于以上两种情况的战争准备应该于8月底为目标进行促进。

要领

一 关于支那事变的处理，尤其是杜绝第三国的援蒋行为，尽一切手段促使重庆政权屈服。对于外交，首先将重点置于对德关系，迅速强化对德意的政治关系，试图飞跃调整对苏国交。对于美国，随着世界局势的推移留意其动向，尽量避免摩擦，但是也不回避随着必要的帝国政策实行后自然的恶化。另有6点详细规定，大意为

1 切断包括广州湾在内的通过法属印支的援华线路，并迫使法国方面允许我方通过进行兵力调动后勤补给，视情况行使武力。

2 对于香港，彻底切断滇缅方面的援华路线相适应，迅速进行根除敌意的各项工作。考虑攻击作战，不惜对英一战。

3 对于荷属印尼，暂时以外交手段确保重点资源。

4 南太平洋上各重要岛屿，鉴于其重要国防地位，以外交手段（购买等）迅速占有。

5 对于租界的各项工作，根除敌意促使各国撤军同时，诱导中国从列强回收。对英爆发战争情况下，行使实力占领英租界，对其他国家租借暂时采取友好态度。

6 对于南方其它国家，努力采取友好措施促进我方工作。

二 关于对南方武力行使的内外各种情势，鉴于支那事变的处理情况，欧洲战局以及我方战争准备情况，决定实施的时期，范围，方法等。这种情况下战争仅限于对英战争，攻击香港和马来半岛。尽管尽量避免对美战争，预计随着战争发展将导致武力行使（对美战争）。对于荷属印尼，以政略获得资源，视情况有行使武力达到目标的可能。

三， 略

这里面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条的第5款。所谓的“中国从列强回收”并非简单的对华善意。第一，当时汪伪政府已经成立，对华意味着对汪伪；第二，从列强回收后当然无法抵挡日本武力，事实上将被日本占领。很明显，这样的“时局处理纲要”已经不惜对英一战，对可能的美国介入也采取了正面对抗的态度。同时对于欧洲战争的中立不介入政策也修改为了偏向德意，同时强化对苏关系（这个时候德国方面确有日苏和解的希望）。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方面南进政策也开始抬头。同时对于原来对欧洲战争的中立态度，改变为至少对于德意要进行“精神上的支持”的呼声越来越高，对德外交也开始进行各方面尝试。比如6月19日日本驻德国大使来栖三郎拜访德国外交部，提出日本内部对于日德合作的关系有高度认识，并希望能够促成经济合作，尤其是重工业方面的合作。同时，提出了世界为德意，苏联，中日，美国四大势力范围的构想，对于加强和已经“称霸欧洲”德国的合作，作了积极的表态。7月8日，里宾特洛甫接见访问德国的佐藤特使，佐藤特使也表示了要加强原有的德日关系，希望德国能够对于“东亚新秩序”的建设能有善意的考虑。

建设“东亚新秩序”和加强同德意关系，并非有田外交的本意。一直到佐藤特使的发言为止，外务省对于南进虽然有促进态度，并没有军事意图，可见对于同英美关系的恶化仍然有回避趋势，并在极力避免关系破裂。这种态度，同陆军的激进态度显然有差距。积极促进南进政策的其他势力，对于这种微温的态度也抱有不满，舆论上强烈批判也渐渐出现。米内内阁成立当初，陆军对其就抱有不满，这种情况下自然要采取敌对态度，引发政局动荡。7月5日，刺杀亲英美派的政府财界要人的计划被察觉，政局风雨飘摇已经无法掩饰。7月8日，陆军次官阿南惟畿拜访内务大臣，提出“米内内阁的本性对于同德意交涉相当不便”，陆军希望政府更迭，以近卫文磨出马担任首相。7月16日，（火田）俊六陆相辞职，陆军拒绝推选新任人选。这种不合作的拆台态度中，米内内阁被迫总辞职。

在7月12日，米内内阁辞职的前不久，以访问德国的佐藤特使团报告为契机，召开了关于强化同德意关系的协议会。对于德国方面提出的方案，日本抱有“德国对于日本在荷属印尼和法属印支的政治指导权，能否确实承认”之疑问。日本判断，德国将迅速促使英国屈服，掌握欧洲非洲霸权，因此日本要先下手为强，提出日本承认德国在欧洲非洲的政治经济指导权，而德国承认日本在南洋的政治经济指导地位。7月12日米内内阁已经摇摇欲坠，这个探讨已经是在为下一任内阁作准备。这个方案本身，德国在欧洲已经横扫列强，日本在南洋还没有一兵一卒，想让德国承认这个方案自然需要一定的代价。因此外务省提出了为了使得德国对英作战更容易，应该在远东牵制英国势力，比如压迫英国的远东权益，促进印度缅甸的独立运动等。但是对于参战本身，仍然采取极力的回避态度，所谓的“不参战的情况下竭尽全力援助”。7月16日的第二次协议会议上，陆军方面提出了种种意见，根本上陆海军一致同意了外务省的提案。7月16日是米内内阁倒台的日子，这个方案当然也就留给了下一任内阁。

7月19日，下一任首相近卫在7月22日正式组阁前召集了外相，陆相，海相的人选松冈洋佑，东条英机中将，吉田善吾中将讨论国策。近卫本人称这次会议为“四柱会议”。首相组阁前召集重要阁僚商讨问题，事属平常，这件事的看点在于这次会议谈论了些什么，四人的回忆有相当矛盾。近卫首相的笔记中记载，“第二次内阁成立的时候，根据陆海外务大臣的希望，决定强化同德意轴心的关系，但是并没有涉及到军事同盟。”东条英机在东京审判中则供称并没有决定什么“有权威的外交国策”，仅仅是专心于“基于内外情势的国内体制刷新，促进支那事变的解决，外交刷新，国防充实”等等。吉田海军中将的回忆则声称，“会谈的内容仅仅是自由谈论（Free talking）的程度......，并没有谈论东条供认的那些话题”。四柱会谈谈论了些什么，当然四人之间不会有什么差别，回忆差别如此巨大，多半的原因还在于首相陆海之间有重大分歧，因此事后对此的态度不一致。按照近卫文磨留下来的资料，四人“决定”加强同德意的关系。吉田海相对此的轻描淡写，倒是和海军以及吉田本人的对此的反对态度一致。这已经为后来的阁僚之间的纠纷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