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翻译接龙：友好的封建制度：西藏之谜 -- 译者序 -- 厚积薄发
达赖的一系列表现，像一个社会民主党，却不像一个喇嘛……
学术自由归学术自由，公共舆论归公共舆论。前者吸引（实质的效果也是控制）知识分子，后者操控普罗大众。
把学术界的知识份子分成四种：
第一种是知识份子，是认真搞研究的
第二种是知识贩子，自己独创性发现不多，将别人有价值的东西在更大范围内传播的。
这两种都是踏实的人。
第三种是知识混子，无心于学术以知识份子之名混生活的。
第四种是知识骗子，利用知识来招摇撞骗的。
觉得国内第三，四种有不少。
看到厚兄的更多文章是俺等之福呀，那篇关于辩论的文章不写了吗，不写完多可惜呀。
原来受蒙蔽了。
nnd，抄袭速度都快赶上楼主发文了。
不知他怎么论述出走问题的，我觉得即使以西方价值观来看，TG对藏区农奴制度的改革也要比美入侵伊拉克正当的多。
在香格里拉的神话里，在旧西藏，人民与他们寺院的和世俗的领主们处于一种满足而平静的共处之中。富有的喇嘛和贫穷的和尚，富有的领主和一贫如洗的农奴都被捆绑在一起，共同被一种深深的精神的，和平的文化所熏陶，安慰和支持着。
这让我们想起了理想化的封建欧洲。这种欧洲被后日的如G.K.切斯特尔顿(G. K. Chesterton)和希拉里.贝罗克(Hilaire Belloc) 这样的保守主义天主教徒们所兜售。对于他们来说，中世纪的基督教统治是这样一个世界：心满意足的农民们生活在他们的教堂的安全拥抱之下，并处于他们的领主们多多少少善意的保护之下。[55] 再一次的，我们被邀请接受一种特定的，处于理想形式的，与它的模糊的物质历史相分离的文化。这意味着把它将以它的最大利益获得者所描绘的形式被接受下来。就如田园牧歌般的中世纪欧洲与史实相去甚远一样，西藏的香格里拉形象与史实也毫不相似的。
在它所有的阴暗事实已被审视之后，旧西藏确认了我在前面的一本书中所表述的观点，即文化是中性的。文化能够为一大堆严重的不正义披上合法的外衣，使得社会的一小部分人以社会的其他人为巨大代价获得特权。[56] 在政教合一的封建西藏，统治阶级有意地操纵传统文化以使他们自己的财富和权力得到加强。神权统治把任何的反抗思想和行动等同于魔鬼的影响。它宣扬地主的无上权力和农民的毫无价值，把这个作为天经地义的基本假设。富人被说成是应得他们舒适的生活，而低下的穷人被说成是应得他们悲惨的生活，所有的这些都被解释为前世积累的善恶的因果报应，是神的意志的一部分。
那么这些更富有的喇嘛们就只是一些嘴上说一套，背地里做一套的伪君子吗？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是真心诚意地相信这些给他们带来良好结果的信仰。他们的神学是如此完美地支持他们的物质特权；这一事实只是更加强了他们信仰的真诚度。
也许可以说我们这些现代世俗社会下的居民们不能理解幸福，痛苦，满足以及风俗这一方程式。这一方程式刻画了一个更传统的精神社会。这也许是对的，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中的一些人要把这些社会理想化。但是，挖出的眼就是挖出的眼；鞭挞就是鞭挞；对农奴和奴隶的残酷剥削就是一种野蛮的阶级不公正，无论它的文化包装纸是什么。在精神束缚和人身束缚之间有一个区别，即使在两者并肩而存时。
许多普通的西藏人想要达赖喇嘛回到他们的国家，但是看起来没有多少人想要回到他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华盛顿邮报一个1999年的报导注意到达赖喇嘛在西藏继续受到尊崇，但是
…没有多少西藏人愿意欢迎那个在1959年随着他逃亡的，组成他大部分顾问的，腐朽的贵族阶层的返回。例如，许多西藏农民，对把他们在中国的土地改革中获得的土地归还给贵族阶层毫无兴趣。西藏的前奴隶说他们也不想他们的前主人们重回权力。“我已经在以前过了一次那种生活了，” Wangchuk，一个67岁的前奴隶说道。他正穿着他最好的衣服去日喀则，藏传佛教最神圣的圣地之一，进行每年一次的朝圣。他说他崇拜达赖喇嘛，但是补充道，“也许我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之下并不自由，但是我比我在是一个奴隶的时候好多了。”[57]
值得注意的是达赖喇嘛并非唯一的在孩提时代就被作为转世重生而挑选的高级喇嘛。在大多数的寺院里，我们都能发现有一两个转世的喇嘛或者是tulku--一个有着特别的纯洁性的精神教师，被选举一次次的重生--主持着寺院。
这种tulku制度是藏传佛教独有的。许多西藏的喇嘛们都声称是转世的tulku。
第一个tulku是一个被称作喀玛巴的喇嘛，他先于第一个达赖喇嘛三个世纪出现。
喀玛巴是藏传佛教喀玛噶举教派的领袖。由达赖喇嘛领导的格鲁巴教派的崛起导致了它与噶举教派长达五百年的政治-宗教竞争，并在今天的西藏流亡社区里继续着。就算噶举教派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间变得有名，在世界各地开设了六百多个新的中心，也对局势没有太大的帮助。
对tulku的寻找，恩里克.卡伦(Erik Curren) 提醒我们，并非总是以好莱坞电影描述的那种纯粹的精神方式所进行的。“有时候，寺院的官员们想要从当地有势力的贵族家庭中挑选一个孩子，以便给寺院更多的政治影响力。其它的时候他们想要从一个出身卑微的家庭中挑选一个孩子，以便使孩子的成长不受任何家族的影响。” 在其它场合下，“一个当地的军阀，中国的皇帝，甚至是远在拉萨的达赖喇嘛的政府都有可能出于政治原因(试图) 把自己的人选强加于一个寺院。”[58]
这也许就是十七世喀玛巴是如何被挑选的。他流亡中的寺院位于Rumtek, 在印度北方的锡金省(state of Sikkim) 。 在1993年，喀玛噶举教派的僧侣们有了一个他们自己的侯选人。达赖喇嘛，和其它许多持不同意见的喀玛噶举的领导人(还有中国政府的支持!) 推举另外一个男孩。噶举教派的僧侣们指控达赖喇嘛越权试图挑选一个他们教派的领导人。“无论是他的政治地位还是他作为一个格鲁教派的喇嘛的地位，都没有赋予他权力来挑选喀玛巴，一个另外教派的领导人…”[59] 正如一个噶举教派的领导人所坚持的那样，“戒条是关于思考你自己。它不是关于自动地在每一方面服从一个老师，无论这个老师是多么的受尊敬。佛教徒应该比别人更尊重他人的权利--他们的人权和宗教自由。”[60]
随后发生的是在西藏流亡社区的长达十几年的冲突，值得一提的包括有时断时续的暴乱，恐吓，人身攻击，列上黑名单，警察的骚扰，法律诉讼，官员的贪腐，和格鲁巴教派支持者对喀玛巴教派在Rumtek的寺院的掠夺与破坏。所有的这一切都使得至少一个西方的信仰者怀疑，是否多年的流亡正在加快藏传佛教在道德上的腐朽。[61]
清楚的是并非所有的西藏佛教徒都接受达赖喇嘛作为他们神学上的和精神上的领袖。尽管他被称为“西藏的精神领袖，” 许多人把这个头衔看作一种形式。这并没有赋予他对于在西藏的四个宗教学院的任何权威，除了他自己的以外，“就象把美国总统称为‘自由世界的领导’ 一样，这并没有赋予他统治法国或者德国的角色。 ”[62]
并非所有的西藏流亡者都迷恋旧的香格里拉神权统治。金.刘易斯(Kim Lewis), 一位在加州伯克利跟随一个佛教和尚研究治疗方法的女士，曾有机会与超过一打的住在这个和尚的楼里的西藏妇女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当她问她们是否想要回到她们的祖国的时候，情绪都是负面的。最初，刘易斯以为她们的不情愿来自于中国的占领，但是她们很快就告诉她不是这样。她们说她们很感激“不用和四五个男人结婚，几乎在所有的时间里都在怀孕，” 或者是处理从一个不忠的丈夫那里传来的性病。更年轻的妇女“很高兴得到教育，不用和宗教打任何的交道，并很疑惑美国人为什么(对西藏) 如此天真。”[63]
这些被刘易斯采访的妇女们讲述了她们的祖母们从僧侣那里作为“智慧女”得来的苦难。这些祖母们被告知，通过与僧侣睡觉，她们获得了“启蒙的途径”-- 最终，佛祖他自己必须和一个女人达到彻悟。
这些妇女还提到那些在理论上应该精神化和有节制的格鲁教派僧侣之间所进行的“猖獗的” 性行为。那些曾是母亲的妇女们苦涩地谈到在西藏的时候，寺院是如何没收她们年幼的儿子们的。她们声称当一个男孩哭着喊妈妈的时候，他就会被告知“你为什么要喊她，她抛弃了你--她只是一个女人。”
这些在加州获得政治避难的僧侣们都申请了公众的帮助。刘易斯，她自己也一度是个信徒，曾帮忙填表格。她观察到这些僧侣继续从政府那里接受每月500到800美元的支票，还有医疗保险。除此之外，这些和尚们还免费住在装修很好的公寓里。“他们不用付水电费，在给他们提供的电脑上有免费的互联网，还有传真机，免费的手机，座机和有线电视。”
他们每月还收到他们教派的款项，还有来自于美国信徒们的贡献和捐献。有些信徒们为这些和尚诚挚地跑腿，包括买菜和清洁他们的公寓与厕所。同样是这些圣人们，刘易斯评论到，“对于批评美国人‘对物质的迷恋’ 一点问题也没有。”[64]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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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西西河的特点：不许删贴。干过啥坏事都藏不了，包括挖坑不填，也包括不成熟的文章。呵呵。
关于辩论的那篇文章，其实心里还是有想法的。不过写作四关：收集材料，整理思路，组织语言，和花时间写，我一关也没过。
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些材料又丢失了，所以暂时先放那里吧。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填坑吧。
多谢你的鼓励。
还得谢谢你当时推荐的这篇文章。我翻译的过程中也是了解了不少信息。主要是比较系统化，还有文献出处，是很好的宣传武器。
不过您也是快有两年河龄的老河友了，从您看的文章来揣测，也是有学问的人，应该多发几篇文章让俺们也观摩学习一下呀。
整理思路，组织语言这两关过不去，笔头太差，写一句就得想想这么写好不好，对不对，说服不了自己又得再想，折腾几下就心懒了，看了你写的过程，对我也是个鼓励呀。
我想为人推崇的“美国梦”文化也有一些这方面的因素，在社会分配制度不公平，穷人基数较大的时期，宣扬这个概念来缓解社会矛盾，当然，其正面的作用是巨大的。
欢迎旧的封建神权统治在西藏的结束，并不等于对中国加于这个国家的统治的方方面面都欢呼鼓掌。这一点很少被今天西方的香格里拉信仰者所理解。反过来也对：要谴责中国的占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把以前的封建制度给浪漫主义化。西藏人值得被看作实实在在的人，而非完美的精神主义者或者无辜的政治符号。“把他们理想化，” 马建(音译) ，一个曾到过西藏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现居于英国) ，说道，“就是否认他们的人性。”
西方的佛教徒们常常抱怨西藏的宗教文化正在被中国占领所损害。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许多寺院都被关闭了，这个神权统治的大部分看起来已经成为历史。
中国的统治是带来了进步还是灾难不是这里的中心话题。问题是旧西藏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我在这里打破的是那种设想中的，在(中国)入侵之前的文化中那种纯净的精神属性。我们可以拥护一个有着宗教自由和独立的新西藏，而不必维护关于旧西藏的神话。(译者评论：原作者太罗嗦，此公的建议就是，“丢掉包袱，轻装前进。” ) 西藏的封建主义被笼罩于佛教之中，但是两者并不等同。事实上，旧西藏不是一个失乐园。它是一个倒退的，压迫性的神权统治，充满了极端的特权和贫穷，远非香格里拉。
最后，让我们说，如果西藏的未来将在中国正出现的自由市场的天堂中找到一席之地的话，这对于西藏人来说也许并非适合居住。中国夸耀着眩目的百分之八的经济增长率，并以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力量之一的面目出现。但是随着经济增长的，还有日益增加的贫富差距。许多中国人生活接近于贫困线或者低于贫困线。而一小群新生的资本家靠着官商勾结获利不菲。地方的官僚们把乡村榨干，从大众中巧取豪夺，并掠夺当地的财政。在城市和农村里，以大众为代价的土地掠夺被贪婪的地产商和腐败的官员们每日进行着。上万的草根阶层举行抗议，骚动在全国各地发生。这些通常都会遭到毫不留情的警察力量。腐败是如此无所不在，以至于最自满的国家领导人也被迫注意到这一点并开始在2006年后期反腐。
中国的工人如果试图在公司主宰的“工业园区” 里组织工会的话，就会有失去工作或者被殴打和监禁的危险。数百万的工业园区工人们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挣得微薄的工资。随着医疗系统的私有化，数百万的人不再享有免费的或者负担得起的医疗照顾。男人们冲进城市里寻找工作，把日益贫困的农村留给女人，小孩，和老人。自杀率急剧上升，尤其是在女人之中。[66]
中国的自然环境被不幸的污染了。许多著名的河流和湖泊都因被倒入数十亿吨的工业排放和未经处理的人类废物而死去了。这产生了大量的鱼类灭绝。含有杀虫剂和除草剂的有毒废水，渗入地下水或者直接进入灌溉河道。沿水系的癌症发生率飞升到一千倍。数亿的城市居民呼吸着不健康得危险的空气。这些空气被工业增长和最近增加的数百万的轿车所污染着。政府的环境部门没有执法权来制止污染者，而政府通常忽视或者否认这些问题，而把注意力放在工业增长上。[67]
中国自己的科研机构报告说除非温室气体得到控制，这个国家在未来的岁月里将面临巨大的农作物歉收和灾难性的食物与水短缺。在2006-2007年，严重的干旱已经降临到了中国西南部。[68]
如果中国是快速发展的自由市场的一个成功故事，并且将成为西藏未来的榜样和启示的话，那么旧西藏也许的确开始看起来比它实际上的好得多。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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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一日，2007年
头版撰稿人
中国是如何处理宗教的
作者：SLAVOJ ZIZEK
伦敦
今年八月，中国的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发布了第五号令。这个法律是关于“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管理措施” 的。西方的自由派媒体都对此感到可笑，因为从本质上讲，这一“重要的制度化(活佛)转世的举动”, 禁止了佛教僧侣们在没有获得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从阴间归来：在中国之外的任何人都不能影响转世过程；只有在中国的寺院才能申请许可。
在我们对中国的共产主义极权现在甚至想要控制它的臣民死后的生活而感到怒不可遏之前，我们应该记得类似的措施在欧洲历史上也有发生。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平协定( the Peace of Augsburg) 是迈向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和平协定(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的第一步。威斯特法利亚和平协定结束了三十年战争(译者注：三十年战争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宗教战争，以战况惨烈著称。德意志诸邦因此人口剧减。) ，并宣告了地方领主们信仰的宗教即是当地或该国的官方信仰(“cuius regio, eius religio”) 。这个协定的目的是为了终结德国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的暴力冲突，但它也意味着当一个信仰不同宗教的新统治者继位的时候，大量的人群必须改变信仰。这样，作为迈向现代欧洲宗教宽容的第一个大的制度化举措，它也包含着和第五号令一样的矛盾：你的宗教信仰，一个关于你内心深处的精神经历的事情，是被你的世俗统治者的一时兴起所规定的。
和通常所认为的相反，中国政府并不反对宗教。它公开的关心是社会“和谐”-- 这是宗教的政治方面。为了控制住因为资本主义的爆炸性增长而引起的社会崩解，官员们现在支持能够维持社会稳定的宗教，从佛教到儒教--这些意识形态都是文革的目标。去年，叶小文(音译) ，中国在宗教方面的高官，告诉新华社，“宗教是中国能够获取力量的重要源泉之一，” 他还单独列出佛教“在提升社会和谐上的独特角色。”
真正让中国政府担忧的是那些如法轮功那样坚持脱离国家控制而独立行事的宗教。同样道理，藏传佛教的问题也在于一个西方的积极支持者们视而不见的特点：西藏的传统政治结构是政教合一的，以达赖喇嘛为中心的神权统治。达赖集宗教和世俗的权力于一身--所以当我们谈论达赖喇嘛的转世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谈论挑选一个国家领导人。听到那些自封的民主拥护者们谴责中国政府迫害达赖喇嘛的追随者是一件很让人奇怪的事情--如果达赖曾经一度是西藏的领袖的话，他可从来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
近年来，中国人已经改变了他们在西藏的策略：除了军事压迫，他们还日益依赖于种族和经济殖民。拉萨正在被转化成中国版本的资本主义西部边疆(the capitalist Wild West), 正如拉萨的卡拉OK房和模仿迪斯尼的佛教主题公园所表明的那样。
简略概括之，被媒体所展现的，中国士兵恫吓佛教僧侣的形象,掩盖了一个更有效的，美式的社会经济转变：在一二十年之内，西藏人就会变得象在美国的土著印第安人。北京终于学到了这个经验教训：秘密警察，集中营和破坏古代建筑的红卫兵们所产生的压迫力量又怎么比得上无所不至的资本主义更能破坏所有的传统社会关系呢？
我们很容易嘲笑一个无神论的政府试图规范在它眼里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但是，难道我们就相信这些东西吗？当塔利班在2001年摧毁巴米扬古代佛像时，许多西方人非常愤怒--但是他们中的多少人又是真正相信佛祖的神性的呢？事实上，我们愤怒是因为塔利班没有对他们国家的“文化遗产” 显示恰当的尊敬。与我们这些饱经世故的人不同，他们是真的相信他们自己的宗教，从而对其它宗教建筑的文化价值缺乏敬意。
在这里，对西方来说很重要的事情不是佛祖和喇嘛，而是我们所说的“文化” 到底指什么？所有的人文科学都可以变成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尽管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有许多的宗教信仰者，我们的社会精英的大多数服从(某些) 宗教仪式和更多的传统，仅仅是为了对我们所属团体的“生活方式” 显示尊敬：每年十二月在商场里的圣诞树；邻里间的寻找复活节彩蛋；不信仰宗教的犹太人庆祝安息日的晚餐。
“文化” 已经成为所有那些我们并不真信但仍然施行的所有事情的共同名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原教旨主义者们称为带有“中世纪头脑” 的“野蛮人” 的原因：他们居然真的严肃地相信他们的信仰。在今天，看起来我们正见证到如下现象：对文化的最终威胁来自于那些完全生活在他们的文化中而缺乏恰当距离的人。
也许，我们觉得中国的转世法律令人愤怒，不是因为这些法律违反了我们的理性，而是因为他们吐露了我们施行如此之久的一个秘密：带有敬意地容忍我们并不真正相信的东西，并试图通过法律来控制它的政治后果。
Slavoj Zizek, 是伯克贝克(Birkbeck)人文研究所的国际主任。他最近出版的书是<视差>(The Parallax 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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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填完坑了。立此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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