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南洋行 -- 风雨声
前面的青菜，不停地推磨。
菲国是因为美国殖民者MELTING POT的治理思想的结果。马来西亚、印尼等是英国荷兰殖民者Divide and Conquer的治理思想的结果。
你看看村上春树，一个意大利的游记就写了一本书。
风雨兄观察细腻，文笔又好，可以慢慢写来。现在写的都是比较大的层面上的东西，回头还可以往细微处下笔。只要有生活，还怕没得写？
我不知道该怎样把印尼付之笔端。
印尼人口数量仅次于中国、印度和美国，有一万多个岛屿，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它的份量，作为中国人不容易感觉到。人人都知道澳大利亚是个富国，印尼是个穷国，却少有人知道澳大利亚是在印尼的阴影中生活。一个澳大利亚外交官曾经告诉我，印尼是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澳大利亚国防力量的首要目标、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是防范印尼入侵。这一句简单的话比列举一堆数字有更强的表达力。
雅加达的机场豪华，到达机场的第一感觉却很不好。看到墙壁到处用英语和印尼语大字写着：禁止旅客携带任何印刷有中文的纸张入境。按印尼的说法，中国在60年代热衷于输出革命，支持印尼共产党发展成为除了中共和苏共以外最大的共产党，试图颠覆印尼的政权。此后共产党被印尼政府镇压，五十万人被杀；中文、中国节日、印尼华侨的中文名字被禁止；华人一律改为印尼姓氏，身份证件上标明华人，不允许进入政府从事公职和军队。
我在机场看到的成群结队衣衫破旧的老人。朋友告诉我，印尼人在儿子娶妻女儿出嫁后，最后的愿望是去麦加朝圣，顷其家当买一张机票，有人甚至只买一张单程票，在麦加被踩死被视为最好的归途。一个当地人告诉我印尼人的幸福观和中国人区别很大：中国人拼命挣钱或者拼命做官，钱多了官大了后很多人羡慕，得到羡慕之后中国人就感觉幸福。而印尼人不需要这些复杂的中间步骤，生来就很幸福，活得轻松。
我们的车经过雅加达郊区的一条小街。那天小雨稀稀沥沥，街边一排人整整齐齐各自搬个小凳子，坐在门外，似乎都在抠着脚丫子，似乎脸上都流露着简单的笑容，看着过往车辆来来往往。如果要问当地的华人，普通印尼的人是什么样子？人们一般会说“普通印尼人”简单淳朴。比如说人们买东西到第一家商店就买，一般不会货比三家。再比如说当地华人给印尼工人发工资，一般以一周为单位，而不发月工资。因为一个月的工钱多，印尼人就不用去上班，休息一段时间花完钱再说。
雅加达市区的繁华不让于北京。老夏夫妇在一个餐厅里请客，让我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海鲜。上菜的时候吓了一跳，一只巨大的螃蟹盖满了整个大盘子杀气腾腾地端了上来。这种个头的螃蟹一个就能把人撑饱。吃完了饭，我们到一个华人戏院，这比北京前门外面京剧院规模大了许多倍，台下数百张桌子恭酬交错，台上莺歌燕舞。出了门就是流光异彩的大街，人们说这里摩天大楼大部分都是华人拥有。印尼华人中富可敌国者最有名是林绍良，小学都没念完不到二十岁从福建山区到了印尼投靠叔父。几十年内他从半夜起来磨咖啡粉的伙计成长为全球最富的人之一。林的名言是人生的成功一半取决于运气和机遇，一半取决于意志和勤奋。
华人的个性在印尼这样没有昌明法治的地方被明显地放大。一方面勤俭节省在恶劣环境中坚韧地生存，另一方面相互攀比时极尽铺张，有钱人家娶媳妇嫁女儿动则占用一条大街，摆上成百上千张桌子，冠盖如云，惊动整个街区。 这种张扬对本来已经紧张的种族关系无疑火上加油。华人也承袭了中国专制体制下的“顺民”心态，惧怕官府却不总遵循法律；对政治冷漠却热衷于投靠权势。
我们的会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工作组会议，在雅加达郊区一个戒备森严、风景秀丽的海滨饭店，棕榈树随风摇曳，海浪轻轻拍打沙滩，这里几乎是世外桃园。饭店旁边是一个手工艺品的市场，发现印尼的图腾到处都是，人像一个接一个叠在一根木头上，很奇怪很神秘。
如此良辰美景，我却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欣赏，工作组会场上，18个成员经济体代表围圈而座，印尼当年作为主席国派出一个司长主持会议。她五十岁上下，受过很好教育，据说是苏哈托的一个亲戚。但此君对中国代表团有一种莫名的敌意，对我负责的一个提案，她近于百般刁难，刚开始还是隐藏的唇枪舌剑，最后居然是言辞相讥。我那时年少气盛，热血上涌准备以牙还牙的时候，我身旁加拿大的代表却抢先拿过话筒，为我辩护并质问印尼主人的无礼。那时全场鸦雀无声，无人回应。加拿大代表年长我二十多岁，平常话不多甚至有些害羞。因为这场交锋一语之恩，使我对加拿大人有深深的好感。这是一个讲道理，平和而有修养的国家。
我们的会议是在1997年初，我所不知的是那种敌意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兆。1998年5月我再次听到印尼的消息时，看到的竟然是雅加达的暴乱。看到华人社区已被烧成了残墙断壁，店铺被砸得支离破碎；华裔妇女数百名被强暴而且多人致死，还有华人眼神中的惊恐，暴尸街头的悲惨。连同60年代的那一次镇压，屠刀竟然如此轻易地一次又一次抹过华人的脖子而杀人者却一次又一次逃脱惩罚。
我总告诫自己不要因为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作为，而为一个种族贴上标签。每个人只能代表他自己平等地等待最后的判决；我也总是告诫自己远离仇恨，因为那是低级动物试图解决问题的方式，扭曲人的理性并制造更多的问题。有些问题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印尼简单朴实的人们，转瞬间就被煽动成为暴徒滥杀无辜；日本人彬彬有礼，攻陷南京后屠杀了三十万中国同胞；德国民族讲信义重承诺，二战中却产生了纳粹夺去六百万犹太平民的生命……这些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使我相信《圣经》上说的人生来有罪，如果没有精神道德和法律的制约，总有潜力制造灾难。
时至今日雅加达仍然是心中无名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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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里是有一些制造仇恨的种子，但是更可怕的是集体思维，用宗教或种族或理念的不同来压制个体本身的良知，然后把一群人变成一群被控制的斗争工具，这些做法在我的心中便是“魔”。
人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便能够自己衡量自己有没有罪，不把自己看得比其他人/生物高或低，便能够设身处地从别人的角度去想。平等慈悲是我们心中的善根，不需要冠上任何宗教的名堂，所有开宗的哲人都和我们一样思考；大概也就是所谓人人皆可成佛了。
胡说的，又是受风雨的启发。
双方的说法差别太大。
我相信也将长期的在网上网外流传，来展示这个时代和这个地球的一个侧面。
98年印尼暴乱前后那两年我正在新加坡工作，服务于那家以其新闻通讯社扬名天下的英国企业的亚太区总部。职务是区域培训经理，简而言之就是东奔西跑地去亚太区各个国家的分公司和办事处培训那里的工作人员（主要是技术人员和营销人员）。旅行很多，一年里有大半年的时间都在外面飘着。我也乐此不疲。
我们的培训计划是半年一做的。办公室里有个马来大姐，资格很老了，主管所有的培训行政管理，也负责为我们订机票和酒店。人极好，也极爱开玩笑。五月的一天（印尼暴乱正炽的时候）大姐告诉我，两周后我得去次雅加达呆上一个礼拜，有三个课程需要在那里讲。大姐笑嘻嘻地对我说，“不去不太好吧，人家可都盼着你呢。Have fun! By the way, they are killing Chinese now!”
说实话，我那时倒也不怎么害怕。一是血性刚勇，二是想去看看热闹的心思颇占上风。于是一口答应下来，然后积极去准备课程的材料和签证等等。看我这么热络，这下轮到大姐担心了，一个email把这个事捅到了亚太区大老板那儿，然后扬着大老板的回函得意洋洋地给我看，“哈哈，这下去不成了！”
悻悻作罢。后来一年多，也始终没有去成印尼，很长一段时间好象印尼对中国护照签证的签发也完全中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