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也聊聊“最后的武士”与西乡隆盛（一）月照锦湾 -- 一介
要回答西乡隆盛到底会不会谋反这个问题， 大概可以从这么四个方面来看吧： 一是是否有谋反的动机， 二是西乡本人是否有反意， 三是是否有谋反的行为， 四是是否有谋反的实力。
先来说说谋反的动机。 任何一个神志正常的人都不会随随便便谋反来玩儿的。 大致上想反的人， 无非就是为了以下几个目的吧： 一， 寻求个人的更大利益。 像当年刘邦就问造反的英布： “何苦而反？” 英布就很干脆嘛： “葛格我欲为帝耳。” 西乡也“欲为帝耳”吗？ 他是下级武士出身， 以维新英雄的身份出任陆军大将(当时日本军界独一无二的大将啊)， 近卫军统领， 参议三项军政要职， 可以很明确地说， 有名有权， 已经是位极人臣， 不可能再有更高位置了。 往上看， 日本的天皇万世一系， 从来就是那一家子人坐在那儿， 常常都是傀儡， 西乡就算疯了也绝对不可能想跑去那个有名无实还扎屁股的椅子上坐着， 他可不会欲为这么一个“帝”。 比西乡位置高的还有太政大臣和右大臣之类虚位， 西乡也绝不会有这样想法， 因为这样的位置传统上都是出身公卿的人坐的， 而且， 同样有名无实， 同样扎屁股。 往下看， 全国贤与不肖， 全都知道西乡的威名。 哪个不存三分敬仰， 何苦非要谋反顶着一个“逆贼”的帽子呢？ 说完官就不得不说俸， 西乡的二千石俸禄是高是低呢？ 是维新英雄里面最高的， 要知道， 大久保和木户这哥俩也才每人一千八百石啊。 凭二千石的俸禄， 过骄奢淫逸的生活是完全可能的。 所以， 造反以谋取个人更大利益这条基本是不成立的。 那么， 二， 就是生命或者现有利益受到现统治者的威胁， 要谋反才能获得更大权力保证安全保证既得利益， 好比石敬塘的谋反， 再好比英布的谋反其实也透着这么层“刀就要砍到老子头上来了”的味道。 这条对西乡基本也不成立， 当时西乡是很安全的， 至少比幕末要安全得太多了， 大久保等人跟西乡是革命同志， 虽然这一时期在征韩论上跟西乡有矛盾， 但从来也有主动把他搞下去打算， 就算想， 只要西乡赖着那位置不走， 乖乖， 陆军大将， 近卫军统领， 那是开玩笑的嘛， 名义上全国陆军， 他都有权调动， 驻扎东京的近卫军， 也都归西乡统率， 军权在手， 更何况， 陆军和近卫军将校， 也大都是西乡一手提拔(海军将领事实上他也有权任命)， 就是再胆大包天的家伙也不敢动西乡半根毫毛啊。 幕末时期， 西乡是非常谨慎的， 常常是带着桐野等一干剑术高手行动， 倒幕成功以后却经常是轻装简从， 可见他也没对自己的个人安全瞎操心过。 三呢， 就是为报家仇国恨， 好比伍子胥， 好比小说里的黄飞虎、 薛刚。 西乡的家仇国恨都记在幕府的账上了， 好友月照被幕府逼死， 二弟也死于讨幕前线， 新政府里的当权者， 都是他曾经亲如兄弟的革命战友， 这笔账无论如何算不到他们头上， 所以三这条也是不成立的。 再说说四吧， 那就是不赞成现有的分配秩序而又无法更改， 要推翻现在占主导地位的人的权威， 推行自己所信奉的理念。 这条， 西乡可就占上了。 按说他已经是掌握政权的人中的一个， 可偏他所坚持的理念， 他所维护的人群利益， 就是跟当时大多数政府中人的理念， 和他们所维护的人群利益格格不入。 西乡的急进“征韩论”在朝议中的失败， 恰恰就很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 而他的愤而出走， 也说明了他已经对当时的政府的一些措施彻底失望， 知道自己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 通过他的“参议”身份来求得改变。 西乡的辞职和出走， 在当时是件震惊朝野的大事， 甚至被称为“ 明治六年(1873年)的政变”， 可见“西乡有谋反动机”这样的认知是实实在在的。 紧接着的明治七年， 为日本奠定法制基础、 曾身为大法官、 司法卿、 因西乡“征韩论”未被采纳、 也因自己的一些法制理念未获接受而与西乡一起下野的江藤新平， 在九州的佐贺(离西乡所在的萨摩鹿儿岛并不远)的三千士族的拥戴下， 起而反叛， 然而旋即被大久保镇压， 并以极刑枭首示众， 是为“佐贺之乱”。 西乡虽然没有响应江藤的反叛， 然而， 他们的下野原因， 拥护人群， 居住地点， 影响力和身份都是相去不远的。 可以说， 当时大多数的日本人都会以“佐贺之乱”作为强化“西乡是有谋反动机的”这一观点的根据的。 而大久保对于江藤断然枭首， 也可以看得出有震摄西乡的作用。
江藤新平
再来看看西乡是否本人确有反意。 这个要放在不同时期来看。 在他辞职下野时， 应该还只是对政局的失望，并没有真正想动手， 否则， 以他当时的身份， 以他的影响力， 调集亲信， 在东京展开一次政变， 拿捕不同政见的人， 将是非常容易的。 虽然他所提拔的将校中也有很多， 类似他的弟弟西乡从道， 已经跟他志向不同， 但如果暗中策划， 变起突然， 依然是可以轻易颠覆政府的。 可是这样的事情， 并不能因为他当时没有做， 就不能说他以后也不会做。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好像你能因为： 刘备没有在与刘璋初次见面时就派手下将他拿下， 立取成都， 就说刘备根本没有并吞益州的企图吗？ 西乡计不出此， 只能说明， 一是他认为时机不合适， 仅仅以“征韩论”不能获得通过就发起政变实在还不能说服自己也不能说服更多的人， 二是他认为这种行为实在不能符合他自己的道德规范， 以阴谋诡计反叛， 跟用刀子从背后捅人一样， 恐怕不是此时信奉“推倒一世智勇， 开阔万古心胸”的西乡隆盛所能为的啊。 前面提到过， 在倒幕时期， 把目的看得比手段更重要时， 西乡是所向无前的， 而这时， 把手段的正确性摆在首位的西乡， 则又是另一个样子了。 不论如何， 西乡虽没有立刻举起反帜， 却没有人会相信他真的能平平静静地老死林泉。 他回到萨摩鹿儿岛后， 每日行猎垂钓， 写下这样的诗句：“老夫游猎度残生， 狂矣病乎踏雪行。 获兔犬儿悠然憩， 寒松翠挺暮云横。” 似乎真要不问世间事， 然而， 就在他还乡的第二年， 曾经在倒幕中也出过力的土佐藩(在四国岛)士族就跑到他那里， 跟他说：“大将何时起事， 我等必厉兵而从， 东出直取大阪， 助君成功。” 西乡在某些问题方面却又很狭隘， 他由于对土佐人在倒幕过程中的动摇颇有不满， 因而回答说：“尔等不如助官军， 随大久保， 山县辈。” 这里很明显， 对政府不满的人都对西乡抱着希望， 而西乡自己也流露出他与政府的敌对立场， 任何人都看得出他反意之强烈。
更何况， 他不光是真的仅仅渔猎而已。 他所做的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他在诗里描绘的那些。 他同时还在经营着私学校。 这不是一般的学校， 它在鹿儿岛市内和县内各乡设有130多处分校。 可以说， 这是一个以西乡为中心的紧密组织。 更严重的是， 鹿儿岛县从来没有上交过日本中央政府税款， 县令大山纲良以下区长等官吏，公然不服从中央政府的调派。各级重要职务都由私学校的干部担任， 甚至警察也多为私学校的人担任。 后世的作家司马辽太郎(这家伙因为跟李登辉胡聊， 很长一段时间里算是在大陆臭遍街了， 然而他的历史小说写得还是很好看的)的<<宛若飞翔>>一书里把西乡的私学校， 描述为日本最早的反对党， 我觉得这个描述是很恰当的。 这是一个以西乡为党魁， 以私学校的校训“道同义协”、 “尊王悯民”为纲领， 以维护旧下级武士阶层利益为己任， 以学校的形式为各级组织， 以西乡私人俸禄、 各学生学费、 以及鹿儿岛县租税为经费的在野党。 而且， 这个政党， 已经掌握了鹿儿岛整个县的行政组织， 又公然不服从政府的法令与人事调配。 这样， 几乎可以说， 西乡明的也好， 暗的也好， 已经有了谋反的行为(谋反这罪名跟别的还不一样， 好比谋杀， 得把人杀死了才算犯了正经谋杀罪， 光拿把菜刀没动手不算谋杀。 可是谋反要是等谋反成功了以后再定罪的话， 嘿嘿。。那就不知道是谁定谁的罪了)， 甚至可以说， 完全是“反形已具”的了。 更何况， 西乡隆盛手下的那些私学校骨干， 可也都不是一般人， 他们是一大批经过戊辰讨幕战争洗礼过的武士。 其中的干将有前面提过的桐野利秋， 西乡小兵卫等， 还有另一前陆军少将筱原国干。
筱原国干
这筱原也一点不比桐野差， 他在以前萨摩和英国人的战争“萨英战争”中已露头角， 后来在伏见鸟羽战中充任手枪队队长， 也曾艰苦卓绝地大战彰义队， 成为西乡隆盛的爱将。 以严整勇敢著称。 再加上野村忍介(此时是鹿儿岛的县警， 后来的西南战争中表现出相当高的战术素养)， 村田新八(曾出使欧美， 在西乡徒中算是思想先进又头脑清醒的人)等等的才干与名望， 私学校在第一年就征得三万学生。 以西乡的威望， 众武士的能力， 众多的学生以及当地士族的支持， 再加上鹿儿岛县的财政支援， 和县内的军火厂， 要说他没有反叛的实力， 那也是没有人信的。
综上所述， 西乡的谋反动机、 意愿、 行动和实力都已具备。 西乡之心， 确已可不必问天。 大久保利通， 山县有朋等人非常清楚这一点， 在西乡下野之后不久， 就增强了在九州的兵力和警力， 也在加紧实行着一系列削弱士族实力措施。 而在鹿儿岛隐居的西乡， 坐在儿时经常游玩的海边、 面对青年时与维新同志月照一同泛舟自沉的锦江湾， 细看涛生云灭的时候， 可曾想过， 他会在何时， 以何种方式， 向着这个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日本帝国， 向着曾经和他并肩战斗过的老友们， 发出震撼四岛的咆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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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得“理想之所以存在，无非是靠它升官发财”这样的政治真理。
上面那句话可不是老兵语录，是老兵抄来的。
老兵和西乡隆盛比不了，但是心路历程是类似的。不过老兵既不想做西乡隆盛，也不想做岳飞，只好逃之夭夭。
“理想之所以存在，无非是靠它升官发财”确也不差。 不过这只是一类人的想法。 人嘛， 看重的东西不完全一样，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类似西乡这样的， 升官发财之事已经做到头了或者没做到头的时候就已经视这些如探囊取物， 当然就不一定很看重这些了。 反而要折腾一些为国为民为他人的理想(当然这个理想也许他自己看着挺伟大， 他人和后人看也许非常狭隘)。 像一介这样的， 就算折腾一些远大点的理想， 也折腾不出些个啥， 就算以升官发财为理想也未必可得， 所以基本上连理想也没了。 小时候想， 哎呀大丈夫生于天地间， 要是在历史上连个名字都没留下， 那不是白活嘛， 后来才知道， 留一名字？ 那是你想留就留得下的吗？ 大多数人， 也就只比一介强那么一点吧。
可是有没有人仔细考虑过：自己所想所认为的是不是就一定是对的？
不知道西乡内心里真认为自己正确，还是－－只是认为事情必须按自己想的去发展？
， 不仅他觉得自己是正确的， 而且拥护他的人也认为他是正确的。 后面还准备再讲讲这个问题， 他在倒幕时期所代表的思想算是非常先进的， 然而之所以先进， 并非他比别人先知先觉， 而是因为有一大批有胆有识的人投身在他所领导的事业里。 戊辰战争的迅速胜利使他和他的铁杆儿拥护者们都有了一种错觉， 就是“西乡是伟人， 他是正确的”， 西乡本人也沉醉于这样的崇拜。
然而后来西南战争时期， 早先的倒幕志士们明显分成两派， 思想更为先进(在现在看来)的一部份站在政府站在大久保一边， 较为守旧者站在西乡一边， 从战略战术各方面都可以看到， 后者比前者要差着一大块。 表面上看， 好像是西乡的魔力消失了， 事实上说明， 这绝不是西乡和大久保二人能力之间的差异， 而是两支代表力量之间的素质差异。
当然这些都是后人来看啦， 作为当时的人， 只能用他们的立场来评判是非对错。 每个人立场不同。 明治新政府成立后的十年里， 日本没有真正进入宪政时期， 政权是由大久保为首的“太政官”新兴阶层把持着，是一种专政性质的精英政权。 作为萨摩的大多数下级武士， 他们看到的是大久保的独裁， 看到的是下级武士的贫弱无助， 自然就把希望寄托在西乡身上； 然而部份新兴高层(他们以前也是下级武士)类似山县， 从道等人一方面看到自己的既得利益， 另一方面看到外国的强盛和强盛的由来， 相信维护政府权威才能进行军政建设， 也才能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自然就全力支持大久保； 再一部份高层， 类似木户孝允、 伊藤博文等人， 实际上已经看得更远， 他们相信， 日本只有进入宪政时代， 才能真正富强。 而西乡的割据、 维护旧武士阶层的想法和大久保的训政独裁都是通往宪政道路上的阻碍， 相比较之下， 扫除西乡势力显然更加紧迫， 因此也坚定地站在政府一边。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选择。
当然这只是总体而言， 未必每个个体都完全跟自己所拥护的集团思想一致， 像后来西南战争里拥护西乡派的熊本士族首领， 他阵亡的时候， 怀中甚至揣着一本卢梭的<<民约论>>， 他至死都相信， 西乡这边是正义的， 只有西乡推翻了大久保的独裁， 才有可能主导日本走向民权社会(虽然西乡本人根本从来没有过这样先进的民权思想， 他还是把希望寄托在这一边)。 每个人的对正义和理想的研判都有他们自己的标准。 西乡大概也不例外。
西乡隆盛从下野隐居到起事， 中间有四年的时间。 这四年里， 他一直在鹿儿岛通过办私学校的方法， 培养武士， 积聚力量。 那么， 他认为何时才是适当的跟政府摊牌的时机呢？ 他研判： 日本迟早要对外扩张， 那么一定会跟俄罗斯发生冲突， 由于俄罗斯是列强中最靠近日本也是最有扩张野心的国家， 这场冲突必将非常激烈。 届时， 以平民组成的日本政府军无论如何无法抵挡沙俄军队， 日本将面临又一次危机。 这样政府就不得不再次依赖武士们来抵御外侮并对内扫清障碍， 他所培训的武士们将大显身手， 成为力挽狂澜挽救国家的中流砥柱。 因此， 在这之前， 非到不得已， 他不会轻易树起反旗与政府直接对立。 西乡所谓“忧虑贻误志士方向，故欲施以相当之教育，磨练节义，以期他日大成”的办学意图中， 所期的“大成”就是这样的大成。
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 形势不会完全按照西乡的意愿来发展。 我们来谈谈以大久保为首的政府方面。
通常大家都知道明治维新是日本富强的转折点。 但这个转折过程也还是蛮复杂的。 倒幕战争也仅仅是这一过程的发端而已。 到明治二十二(1889)年帝国宪法真正颁行时， 日本才进入宪政时代(姑且不论日本的宪政是否真正的宪政吧)。 那么中间这段呢？ 中间这段可说采取的是中央集权的独裁政体。 大久保就是倒幕后维护巩固新的中央集权体制的重要人物。 他对自己的政治方略订下的目标是： 十年训政， 十年大修内政军备， 十年致宪政付后来贤者 (以后受日本影响颇深的孙中山， 也提出中国应行军政、 训政、 宪政三个阶段)。 在大久保执政的十年里， 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进一步扫清保守势力， 维护中央集权， 为今后实行宪政打好基础。 在开篇我们说过日本在幕末的大的阶级状况依上而下是天皇、 幕府、 诸侯、 武士、 平民， 各级之间关系错综复杂。 而训政时期要建立起的架构是： 天皇、 太政官(中央官员)、 各级地方官吏、 平民。 太政官由当初倒幕有功的武士们中的精英担任， 太政官任命各级地方官吏， 平民接受地方官吏领导。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幕末的幕府、 诸侯、 武士这三个阶层都必须被扫清。 其中幕府势力和诸侯势力都已经分别通过倒幕和废藩置县被消灭。 只剩下倒幕中表现积极的武士阶层， 他们拥有特权， 试图独立于司法行政体系之外， 又在意识上认为他们高平民一等， 这些都将是未来实行宪政的阻碍。 因此针对武士们， 大久保为首的政府采取了强硬的手段， 从政治权利、 经济、 意识各方面取缔武士特权。
其一， 废藩置县后不久，政府就改革等级制度。废除诸侯和公卿的称号，改称“华族”，各级武士全部统称“士族”，农工商宗教界人士一律为“平民”。允许华族、士族和平民之间通婚， 名义上各身份平等。加上前面说的军制改革， 实行征兵制， 平民兵也一样训练、 出战， 武士的政治特权被剥夺。 这自然引起武士们的强烈不满， 导致了前面说的西乡出走。 另方面， 平民也对很多具体措施有误解和不满。 征兵令上文诌诌地说：“凡日本国民皆有保卫国家之义务， 西人谓之‘血税’， 言国民当抛头颅洒热血为国尽忠也。” 可是很多平民从没有接受过当兵的权利和义务教育， 以讹传讹， 居然认为政府要把他们拉去征“血税”， 就是抽血作税， 自然也很不满。 其二， 武士阶级当时还保留着重要经济特权，他们有世袭或终身的俸禄，这笔钱有时竟然相当于政府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而士族们又不事生产， 这是很大的社会财政负担。于是政府逐渐采用削减家俸、 用产业资金换俸禄(现金加公债， 感觉多少有点儿像公私合营)、 用货币换俸禄米(原来都是多少多少石， 后来变成多少多少元)等办法逐步取消武士俸禄。然而这过程中也有很多弊端， 由于日本还处在农业社会末期， 商业基础还没有完善， 大量公债脱离武士之手， 转入高利贷商人的手里成为他们的原始积累资本， 他们成为后来的资本家， 而大批下级武士却破产。 除了武艺外， 武士们又没别的技能， 转去作农民和小生产者， 也很困难， 心理也很不平衡。 让农民交货币作为租税替代米给武士发俸， 对于无处以米换钱的农民来说， 也非常不方便。 其三， 意识形态方面， 政府两次下“废刀令”， 不许武士带刀。 但言辞激烈， 甚至称“佩双刀， 称武士， 不事生产， 厚颜不知羞耻； 任意杀人官府不敢究其罪”， 这当然引起的武士们的极大反感。 “最后的武士”电影里也有对剪发、 不许配刀情形的描述。此外， 政府还建立起了近代警察制度。萨摩藩出身的川路利良成为警察总长。 此人曾在前面说过的“禁门之变”和伏见、 鸟羽战中挥兵勇战， 倒幕成功后出洋考察各国警察制度。 强调“国乃一家，政府为父母，人民为子女，警察为保姆”，建立起近代化的警察和谍报体系。 执法不留情面。 很多时候武士和平民甚至认为这一时期比幕末的高压统治还要黑暗。
这样， 在明治初年的日本， 一股股士族反抗的暗流都在地下涌动着， 而在地面之上的， 更有那个辞官还乡， 在朝野有极大声誉， 有心也有能力造反的西乡隆盛。 在他控制的鹿儿岛境内， 用县里的租税培养着大批不满现制度的武士。 在大久保为首的政府眼里， 一场大的风暴迟早会到来， 而这场风暴， 显然不是西乡所预期的俄罗斯的南下。
面对明的暗的阻力， 大久保该如何应对呢？ 他平生最是羡慕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这也难怪， 那个时候全世界有多少人想当俾斯麦啊， 可惜， 俾斯麦毕竟只有一个)， 即便遇到反抗， 他也坚决实行。 宣称“兴一善不如除一恶”， 表明他的坚定立场， 采取激烈手段推行他的政策。 这样， 新旧， 朝野两大对立势力之间的斗争， 当然是无法避免了。
日本地图
在九州的佐贺率先爆发了叛乱，就是前面提到的明治七年(1874年)以江藤新平为首的“佐贺之乱”。 江藤本人并非守旧势力的代表， 他是确立日本近代法律制度基础的功勋重臣。 他的很多政见， 甚至是要超前于那个时代的很多“太政官”的。 然而他所依恃的团体， 却只能是有力量也有心推倒政府的士族们。 而士族也同时利用江藤的声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他们纠集了3千多士族军，误以为西乡会在鹿儿岛举兵响应，因而起事， 然而迅速被捕处斩。 这次镇压成功， 显然也更坚定了政府继续推行政策的决心。于是在1876年，政府发出废刀令和废除武士俸禄。士族更为不满。九州熊本旧士族二百余人，组织敬神党(又称神风连)，宣扬神道政治，袭击县政府和兵营， 甚至直接冲入熊本镇台， 打死县令和镇台司令长官， 是为“神风连之乱”， 但起义很快被重新组织起来的镇台兵镇压。 同时， 在“神风连”的影响下， 九州福冈士族4百人组成秋月党响应， 本州北部荻(山口)士族也都群起响应， 是为“秋月之乱”和“荻之乱”。 这两次起义也非常快地被镇压了。
讲到熊本镇台， 必须插句话了， 因为熊本这个词将在以后的西南战争中反复出现。 日本政府于1871年设置东山道、西海道两个镇台。后来又设东京、大坂、仙台、 熊本四个镇台， 各有兵约两千， 作为弹压各地的军事力量。 选旧藩兵改编为政府军队。 熊本镇台就是用来警戒九州的， 第一任的熊本镇台司令官， 不是别人， 正是西乡手下勇将， 大名鼎鼎的桐野利秋。 再后来又撤销四镇台，设立六镇台，熊本依然是其中一个重镇。 改征募平民军作为主力。 兵力依然是两千多。 为何熊本城一直都作为镇台驻在地呢？ 这熊本可了不得， 是与大阪、名古屋齐名的三大名城之一啊。它是当年丰臣秀吉手下大将加藤清正建立的据点，用了7年时间才得以完成， 建成后到幕府末年一直都作为警戒、 抑制九州诸侯特别是萨摩岛津家扩张的重要堡垒。 然而镇台兵由于是平民组成， 一向被人看不起， 这次“神风连”之乱又变起突然， 熊本轻易就被攻下， 虽然后来镇台兵的反攻奏效， 可是还是给人留下了“政府军无能”、“熊本可以轻易攻下”的印象。 这一点， 将在后面进行的西南战争中， 极大地影响西乡军的战略方针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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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几次小的叛乱， 西乡通通没有参与， 但只是因为时机还不成熟， 武士也没有训练完备， 并非他真的不想响应。 他曾在听知“神风连”起事后对部下说：“四方蜂起可待， 一旦行动， 必当震惊天下。” 显然， 即便没有与俄国的战端， 只要国内统治情况恶化， 西乡也一定会相时而动的。
大久保一边， 一方面通过镇压这几次叛乱锻炼了政府军官兵。 另一方面也确确实实加强了军备警备， 做好迎接更大挑战的准备。 为防止西乡起事， 在熊本增添兵力(依然只有2600余军队， 还有几百警察， 但九州再往北的军警和日本海军都进入戒备状态)， 警察方面， 派出了后来被萨摩人称为“东京狮子”的间谍队。 这支间谍队， 二十三名警员， 全部是支持政府的旧萨摩武士， 他们准备进入鹿儿岛境内， 获取情报， 离间西乡手下， 甚至采取更进一步的“特别行动”。 这场双方都一直在等待着的大风暴， 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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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咋看是全黑的呢?
感觉查理兄的意思是希望我们的民族精神更加健康.
文明了太久的民族, 所患在暮气. 不惟中华, 几个文明古国的后裔们都乏善可陈.
相较青涩先祖的神武英迈, 时下成熟的我们倒是要一点冲动, 血性和锐气.
俺倒是觉得有这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将英雄当成敌人，至今没得到理应的尊重；一是将英雄当成超人和完人，不能指出其短处。窃以为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妥。
这图是我在一网站找的， 每小时会自动更新一次。 假如您看的时候正好是日本的黑夜， 那就是黑的。 如果是日本的白天， 就能看见城楼子啦。 已经添加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