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哪吒的兵器谱 -- 昔杨今雨
是这样,那个作者名字好像也是对的。我看那本还是上下两册,每本都跟小学语文课本差不多大,估计情节还是很丰富的。
而且我可能把哪吒他爸爸的名字记成作者了。哈哈。
给儿子起个和尚名,呵呵。
失敬失敬
http://qkzz.net/Announce/announce.asp?BoardID=17100&ID=83641
http://www.shcrm.com.cn/SHCRM/luxun/history/200310230017.htm
下面这篇是儿子写的回忆录,内容挺全面的
http://www.grassy.org/hq-lib/paper/199812_34.asp
父亲周楞伽与虹口
●周允中
父亲周楞伽已经去世近七周年了,每每想到他在虹口度过的44个春秋,总不免使我悲从中来,如果能假以天年,我深信他一定会创作出更多深受读者欢迎作品来的,也会整理和注释出更多的古籍,假如没有那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他决不会精神分裂,病卧床榻达三年之久,然而这一切都仅仅只是假如而已,现实生活是严酷的,它决没有假如……
内山书店的往事
我家大约是在1947年从上海沪西迁到虹口区,住在临近溧阳路的一条小路同加路上(永和里55弄2号),这35年里,我亲眼目睹了父亲夜以继日挥笔疾书的佝偻背影,聆听过他多次对我的谆谆教诲和温馨扶助,更亲切地感受着他那颗为所钟爱的文学事业熬尽心血,蜡炬成灰而不断搏动的赤子之心。这一切都将成为年轮,永远印锲在我无法忘怀的生命之旅中。
记忆中父亲最早与虹口发生关系大约是在1935年,那一年的年底,他终于完成了他的成名作《炼狱》,这是以“一二八”后,上海这个大都市为时代背景而创作的长篇小说。恰巧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个学木刻的堂侄觉先来访,说起内山书店里有卖一种OS的原稿纸,爽滑挺刮,抄写十分便利流畅,于是我父亲与他约定在一个星期日,俩人乘坐电车从沪西到了虹口,从施高塔路往里走,到了内山书店。正当我父亲买了一大堆这种日本制造的粉红色有格稿纸时,从店堂踱出了一位身穿黑色和服,胖胖的圆团脸,嘴角常挂着笑容的中年人,他见我父亲买了这么许多的稿纸,便迎上前来打招呼,我父亲用手指指耳朵并摇摇头表示自己的双耳失聪听不见,同时在日本稿纸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周楞伽”三个字,内山一见笑着连连点头,取过我父亲手中的笔写下了“申报自由谈”五个字,意即我父亲当时常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文字,他曾拜读过,这时他又伸手作相邀状,想请父亲进内屋叙谈,我父亲笑着摇摇头,两手作揖向他告辞了。
1945年我父亲因发表了一篇描写游击队锄奸杀敌,大获全胜的中篇小说《江南春》,引起了日本特高课猎犬敏锐的嗅觉,幸得内山完造通风报信才连夜离沪,回老家不到一周,五月十八日果然有日本宪兵到他的寓所来搜捕,家里被抄得狼藉不堪。抗战胜利后,我父亲曾去拜访过内山,想表达一下自己的谢意,结果室迩人遐,没有相遇,等迁至虹口,准备再去吴淞路内山的寓所拜访时,内山先生却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回国了。
追忆虹口的师友
早年,父亲因文学而与虹口有涉的一件事,就是在1936年通过《春光》和《漫画漫话》的编者庄启东,结识了王任叔(巴人),巴人是庄启东的老师,也是文学界的前辈,我父亲和李辉英、庄启东到当时巴人居住的虹口寓宅去玩过两三次,后来因为反对巴人在文艺界统一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终于引发了一场关于文艺领域反个人主义的论战,从此两人绝迹不再往来。
解放后,父亲已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下面简称“中华上编”)的编辑了,经他手整理注释的古籍有数十部之多,那时和他交往最多的是胡道静先生。胡老那时住溧阳路上的浙兴里,与我家相隔仅一条马路,逢年过节总要互通问候,拜年致意。“文革”爆发,他俩同乘十四路电车上班,由于不便交谈,只是每天在车上交换手中掌握的红卫兵小报和外面散发的传单,用以判断这场运动的走向和动态,这种困难时期结下的友谊正像庄子所说的,涸泉之鱼,不能相忘于江湖,只好相濡以沫,以求度过这艰难困苦的浩劫时代。后来胡道静因为儿子在红卫兵小报上发表了“一切为了九大”的文章,被张春桥点名批判,声嘶力竭地叫嚣要揪出长着胡子的黑手,这一来胡老终于被迫跳楼以死相殉,可惜双腿致残却未得一死,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惨无人道的批判。
我父亲当时虽然也身不由已,但仍寄同情于胡道静。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母亲神色惶惶回家来,连菜也没有买,她对我们说在菜场里遇见了胡的妻子,胡妻拉着她的衣襟连连询问中华上编目前的情况,吓得她连忙回家,连菜也不敢买了,父亲听罢事由,皱了皱眉,跟母亲说,用不着害怕,下次遇见胡妻就告诉他单位里情况一切如常,现在大家都是牛鬼蛇神,能坚持活下去,比什么都强。后来听说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也曾专门来沪拜访过胡道静,却被“四人帮”爪牙控制下的上海市革委会说胡已死去,回绝了拜访。
1988年我曾和我父亲一起去胡道静的新居四平大厦拜访,他腿一跛一瘸,行走很不方便,但思维极清晰和敏锐,耄耋之年还在为上师大、华师大和复旦大学三所学校的古代文献、版本目录、古籍整理、古代科技史带研究生,本人还被法国科学院邀聘评为世界科技史通讯院士。提起当年两家的交往,他还说了不少轶事,但已忘了我的名字,当我相告后,他连声说:“噢,允则厥中,允则厥中!”
父亲的另一位朋友是被诩为鸳蝴派三骑士之一的陆澹安先生,笔名何心,也住在溧阳路上,与郭沫若的旧居相距不远。陆老在六一年编纂了一部《小说辞语汇释》的稿子,交中华上编出版,此书的责编就是我父亲,对这部书稿我父亲从体例到内容,都作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并帮助陆老查找了大量的资料和出处,深为陆老师感激。书稿出版后,陆老为了表达自己的谢忱,特意送来了他子女从香港寄来的一箱新鲜猪油,那时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人人饥饿难熬,这一桶猪油不啻是雪天中的旺炭,滋润了我们全家人的饥肠,这一点我想是永远不会忘却的。
父亲在虹口还有一位老朋友,就是著名的出版家和编辑赵家璧先生,三十年代赵老在编《良友画报》时,就曾向我父亲约过稿,解放后,由于我父亲曾出资创办过一个新人出版社,五六年公私合营,虽调入中华上编,成了一名国家干部,但头上依然戴着“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后来出版系统只要召开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俩总不期相遇,洗脸洗澡,共同接受教育改造。“文革”结束,父亲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回忆谢旦如》的文章,却遭致了一些批评,指责他内容失实,使父亲大动肝火,为解郁忿,他常上山阴路大陆新村的老友赵家璧家去一吐块垒,他曾向赵气愤地指出:有人写史料文章从旧报刊上东抄西抄,却被吹嘘成内容充实,资料翔实,而我亲身经历的回忆,却被无端指责成失实,真是岂有此理!赵老常常劝解他,心胸开阔些,不要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耿耿于怀。据父亲记载,83年他还和赵老一起瞻仰过内山书店,并在附近一家新开的西餐馆里小酌过。
虹口晚年的余热
父亲在同加路的寓所,写下了两部至今仍在少年儿童中广泛流传的长篇小说《哪吒》和《岳云》,尤其是神话小说《哪吒》,由多家出版社改编成连环画和卡通画,并被改编成各种评书、故事、快板书在全国各地广播电台播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哪吒》时风靡了广大青少年听众,我女儿当年就经常坐在小板凳上抱着收音机聆听,父亲因自幼耳聋,怀着听不到的缺憾,咧嘴嘻笑地询问我女儿:“逸倩,讲得怎么样?”,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
82年,我家迁居到了虹口区中山北一路250弄内的一幢多层高楼里,居住在第四层,登高远眺,更激起了父亲泉涌般的文思,这段时间里,他完成了《剪灯新语》、《绿窗新话》、《西湖二集》、《裴启语林》、《殷芸小说》、《裴硎传奇》等书的注释整理,出版了《插图唐代传奇选译》,完成了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的改写(后以《漫话金瓶梅》出版),完成了《封神演义》的小说改写,还出版了一本有关古人幻术的书籍,取名《幻术奇谈》。在他生命最后十年,是他一生写作中的冲刺阶段,还准备写两部儿童长篇小说《岳雷》和《薛仁贵》,可惜终因天不假年而撒手人寰,仅仅只留下了这两部书稿的各前十章,约有十万字的未竣稿。另外,他还留下了大批未经发表的三、四十年代的文坛回忆录,后经我多方收集整理,终于出版了。这套文坛漫忆丛书的主编是陈青生,收有五位作家的作品,有施蜇存的《散文丙选》、臧克家的《逝水落华集》、柯灵的《昨夜西风》、周楞伽的《伤逝与谈往》、范泉的《文海硝烟》。
父亲与虹口公园还曾有过一段渊源,73年赵景深教授正在注释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我父亲准备注释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于是在一个星期日的午后,俩人各捧着鲁迅的这两部著作,在鲁迅墓前的铜像旁毕恭毕敬地摄下了一张弥足珍贵的合影。父亲还在鲁迅公园内的鲁迅纪念馆门口与当年西门书店的同事孟波的哥哥孟通如合影留念,父亲在《新文学史料》上首次披露了在国民党反动派枪杀胡也频、柔石等“左联”五烈士以后,是孟通如将鲁迅先生亲笔书写的刊头《前哨》两个木制大字,在虹口区老靶子路公道书店的楼上,蘸着蓝色的印油,揿印到印有“纪念战死者专号”的目录封面上去的。
最后想简单地说一下父亲与虹口区图书馆的关系和交往。父亲在1971年退休后,就将虹口区图书馆作为他晚年学习、治学和写作的最佳场所,那时的虹口区图书馆座落在长治路上,他每天午休后,总是安步当车半小时,准时抵达馆内工作,这期间他大量阅读了当时一些可以出借的所谓革命小说,力求使自己的思想和文笔能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以图晚年散发点余热,在馆内,他仿效“三突出”的原则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反映解放战争期间发生在苏南农村广大贫下中农强烈要求翻身解放的,篇名尚未敲定,从开头写成的三个章节(运输小队长、土地庙夜谈、白沟镇上)五万余字来看,他那擅长的白描手法已达炉火纯青的地步。后来因为他患精神分裂症病卧床榻,这部书稿也就从此束之高阁了。但他作为一个多年从事写作的从旧社会过来的文人,时时想紧跟历史步伐,却又不断落伍的苍凉心景,正反映了那一代人无可奈何的悲剧命运。
那时我下乡在黑龙江大兴安岭,正在学习写作新诗,可惜苦于没有学习和借鉴的资料,父亲却不辞辛苦地在虹口区图书馆里不断地抄录各种诗集,千里迢迢的邮寄给我。可惜我多次迁居,辗转不同的工作单位,这些手抄本大部分都遗失了,唯一保存下来的只有一部父亲当年亲手抄录的《雁翼诗选》。现在每当我睹物思情,总不免觉得愧对父亲于我的殷切期冀,真可谓“拳拳稚子情,难报春晖意”了!
在写作这篇短文的时候,眼前总不免晃动着父亲晚年蹒跚走路的踽踽背影,一个从小十岁就患上伤寒,双耳失聪的城镇少年,用顽强自学和奋力的拼搏,自立于社会,并留下了数千字的作品,这需要具有多么惊人的毅力和不屈的意志,作为周氏的后人,我觉得这才是他遗留给我的一笔最为珍贵的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并且将留存到永远!
作者简介:
周允中,男,1946年生,1966年毕业于虹口区新力高中,后上山下乡远赴黑龙江大兴安岭,再抽调到大庆油田,79年辗转到辽河油田,曾任宣传干事,文化站创作员,高中历史教师,史志办编辑,现已退休回沪定居,历年来在全国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各类作品数百篇。
周楞伽简介
上海作家,从小耳聋,自学成才,三十年代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跻身文坛,与当时的许多文化人交往颇多,为“中国文艺家协会”发起人之一。他在《申报自由谈》发表多篇小品文和小型小说,1936年发表《炼狱》、在《读书生活》上发表《建立“国防文学”的几个前提条件》一文,引发了当时文坛的争议。
解放后,主要从事古籍研究,尤其侧重古代小说研究,晚年客串的儿童小说《哪吒》曾风靡一时。从一位寓居虹口多年的老者角度出发,我们推出此文,籍以怀念那些被历史淡忘的虹口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