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梦里燕赵系列 9】关东的岁月和张作霖之死 -- 萨苏
我的祖父千里出关，寻亲不到，被一名东北军的军官同乡收留在他家。
东北军其实不一定是东北人，早年满清对东北封境，那里汉人很少，有人打趣：“除非犯法或者当土匪，那儿根本就没汉人。”，有点儿象大英帝国的澳大利亚了。满清灭亡，闯关东的才多了起来。张作霖军中河北人就很多，实际上，连张作霖父子都是河北人。这位军官是河北高阳人，姓常，东北讲武堂炮科毕业，当时驻奉天炮团的一个营长。他没家眷，所以留了我祖父几天以后，就把我祖父介绍到一个“锅伙”上去讨生活。
“锅伙”，现在比较陌生，但对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却是个平常的词汇。当时到异地的老乡，有钱人就开办各种会馆，比如沈阳（奉天）当时有浙江会馆，山西会馆等，以便同乡联谊，住宿和互相帮助，而穷人呢，同乡们就建立叫做“锅伙”的组织互相帮助。这种帮助颇有点儿寒酸，但却实用 ?C 给你个住的地方，虽简陋却基本暖和，给你饭吃，不过吃什么就要看有钱的老乡们这个月捐多少了。我的祖父后来发迹了，每个月都不忘给锅伙上送一点儿钱去，就象信教的人去交什一税一样虔诚，因为他知道后面还有老乡从关里来呢。
当地河北人“锅伙”上管事儿的和常营长认识，姓柳，常就把我祖父介绍到他那里。这姓柳的也是河北籍东北军老兵，是个高门大嗓的麻子，让蒙古兵打掉一条腿，装着木脚，人称柳瘸子。这柳瘸子人仗义，听说我祖父还能识字算账，颇为高兴，说不要着急，在奉天只要肯卖力气，不用担心生活 ?C 那时候我祖父只有十四岁，但没有人认为他没成年，因为当时人都工作早。
我祖父安顿下来，平时帮锅伙干些杂事，一边寻找工作机会，反正他是打定主意不回家了。
锅伙设在一个木场子里，有时候也帮木场子干些活儿，木场子乐得白使唤人，反正当时地皮也不值钱。按我祖父的回忆，当时奉天街上老百姓普遍穿戴整齐，大商人有钱人都戴的是尖顶水獭皮帽子，普通老百姓呢，没那么多钱，就戴旱獭皮的。冷是真冷，但吃得好，锅伙上高粱米饭管够，间或还能吃到肉。当地人吃肉吓人，大块儿的猪肉冻坨，用刨子刨成白色的肉片，扔到火锅儿里打鼻儿香。 -- 这锅伙还是“福利机构”呢，还能吃上肉，要在当时关内看可是不得了 -- 少年冯玉祥家一年才能吃上两回肉呢。那木场子偶尔有日本商人上门做买卖，看到中国人这种吃法，都啧啧称奇。后来我到日本，看到日本人把一粒梅子叫做一道菜，三片儿生鱼放一大盘儿，觉得他们看中国人吃火锅的胃口，不感到惊奇才怪呢。后来我看资料，当时中国虽然战乱四起，张作霖确一度表示“不参加内战，专心建设东北”，他任用王尔烈，林长民等人才，到二十年代后期，奉天府库每年都有几百万元黑字，在那个军阀混战的时代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柳瘸子喜欢聊天，喝一点儿酒就喜欢吹嘘当年当兵打仗的事情，包括他自己碰上蒙古马胡子，打断一腿不下马，几十里骑马回营等等，他讲的事情我祖父大都记不甚清楚，只有一件事记得。
那就是柳瘸子认为张学良将来一定是卖国贼，二鬼子。
为什么这样说呢？柳瘸子说张学良不学大帅的好，整天和一个叫郭鬼子的混在一起，这郭鬼子是半个老毛子，半个东洋毛子，跟他学能学好？早晚也变成二鬼子。
记得1976年粉碎四人帮，刚听广播，我们邻居一个大爷就发感慨：“昨天邓小平，今天张春桥，干吗把这些老人儿都打倒了呢？” ?C 他的感慨很有见地，可惜把张春桥和邓小平这样的死对头混为一谈，时过境迁想一想，啼笑皆非。可见，老百姓看什么事情都是凭直觉，差之毫厘，就谬之千里了。
历史上真正的“郭鬼子”名叫郭松龄，奉军中的优秀军事将领，是张学良半师半友的知己，称他为郭鬼子是奉军元老们的讽刺，因为郭身材高大，象俄国人，留学日本后总是服装风纪规整，象日本人，故此得名，他当然不是柳瘸子描述的日俄混血儿。他支持张学良改造奉军，但是遭到奉军元老的排挤，在二次直奉大战后起兵反奉，结果在巨流河遭到奉军和日军的两面夹击，被俘杀。但是我一直认为，西安事变的背后，还有这郭松龄的影子在闪动呢。
如此说法的原因，郭松龄和张学良的关系，仅仅用好朋友形容是不够的。两个人虽然一同执掌奉军精锐第三军团，实际上指挥作战的是郭，张对郭不但是依赖的关系，而且处处模仿，可以说张学良无论是作战还是做人，很多地方以郭松龄为楷模。郭松龄的死，就是因为感到张作霖在元老们的包围下，无法改造奉系陋习，因此实施“兵谏”，目的是拥张学良上台实施改革，形成一方面和张学良刀兵相见（张学良是张作霖对郭作战的前敌总指挥），一方面拥张学良为主的奇特矛盾局面。
郭松龄功亏一篑。但是，当1936年蒋介石和学生左右夹击，把张学良逼进死胡同的时候，张学良的脑子里一定闪过了郭松龄的影子 ?C 假如郭松龄还活着，他有多少锦囊妙计来对付这种困难的局面啊。
郭松龄已经死了，他无法去请教。那么，他也许就会想，如果郭松龄活着，他会怎样做？
或许那答案就是 ----- 兵谏！ 而郭松龄用生命给出的例子就是，兵谏，并不意味着背叛。
这是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一种心理揣测了，姑妄听之吧。
我的祖父在“锅伙”呆的时间不长，不久他就得到一个机会进入商界，此事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有了介绍，此处就不多写了。
值得写的是张作霖的遇刺。
张作霖遇刺，人称皇姑屯事件，是关东军为了控制东北制造的炸弹爆炸事件，利用对张作霖乘坐火车的爆破，试图置张于死地。
按照我祖父的描述，张作霖的遇刺是一个早上。他当时所在的地方是一个木场子，因为木材生意都是大宗货物，沈阳的木场子为了装卸方便都设在靠近火车站的地方。那天我祖父早起，正低头要洗脸，忽然大地一震，脸盆咚的一声落到了地上，把他吓了一跳，接着就是爆炸声。
我祖父和院子里的人就出来看，远远看到铁道尽头处有一道黑烟（方向不明）。接着就看到从车站里跑出一大队兵来，沿着铁道向黑烟的方向奔去。从这样的场面看，张作霖遇难的地方，应该是已经到了离车站很近的地方，否则车站里的人应该是乘车前往出事地点，而不是跑步前往了。我祖父他们当时都是站在木垛子上看，只见有几个军官也跟着跑，奇怪的是他们都是军衣松松垮垮的，手里提着应该扎在腰间的皮带，不知道是为什么。
这个，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是为什么。难道是冬天衣服太多，扎了武装带不能跑快？
他们当时以为是军火列车爆炸。第二天就传大帅遇刺，老百姓都认为是日本人干的，没人相信国民党有那个本事。但是都传说没炸着，大帅回府了。
然而市面儿上空气明显的紧张起来，我祖父所在的木场子恰好在皇姑屯和车站之间，皇姑屯方向就有日本兵，大家都很紧张。
大概就是第二天，就有几个日本人来过木场子，穿便衣，登上拌子垛用望远镜四处看。
又过了一天，又来一批中国人，也是便衣，也登上拌子垛用望远镜看，里面有个穿黑色绸面面袍的，戴眼镜，围着很厚的围巾，看样子官衔最高，他指着日本人那个方面说话，其他的人就毕恭毕敬的听。
木场子的人都不敢打搅他们。
那时候中国人的心态呢，是恨日本人？还是怕打仗？
都不是。我祖父说当时老百姓最普遍的看法就是三个字：“没法子。”
可不是，无论怎么打，他们都是没法子。
我祖父认出其中也有常营长，就悄悄溜到外面等他，告诉他日本人来过。常营长很注意的听，两眼冻的发红，末了咬着牙说：“打他狗嘈的。”那个穿黑衣服的是谁他没说。
又过了一天，我祖父出门倒水，忽然看见路边沟里有些异样，他凑近一看，发现沟上盖了一层灰白色的毯子，他年少好奇，过去揭开一看，吓了一大跳，里面竟然躺着一个兵，大瞪着眼睛看他！他再细看，才发现路沟里都是东北军的兵，还有的架着枪，头上都顶着毯子，一声不响，和没人一样。因为毯子遮着，两边还有土冈，稍远就难以发现。
当兵的当时就把他拿了，拖到一个旱桥底下，那里有个当官的。我祖父赶紧报了常营长的名字。那官儿盘问了他一阵，出去了。一会儿回来，申斥我祖父：“犯病的勿吃，犯法的勿作，这里的事和谁也不要说，去吧。” -- 那时候汉奸还没有概念呢。
我祖父就糊里糊涂的道了谢，跑回去了。他也真没敢和别人说起。
事后他才知道当时的局面真是一触即发，刺杀张作霖后，日军随时有可能发难，辽宁省代省长藏式毅隐瞒张作霖死讯，严加戒备，等待张学良回奉，因为应对有方，日军不明中国方面虚实，终于没敢轻举妄动。否则，九一八事变可能提前爆发！
常营长后来提升为副团长，九一八事变以后随他所在的炮团团长投日。我祖父听说他后来接到张学良将军的信件，准备起义反正，结果被日军发觉。常率几名亲信逃到北陵附近的山里，最后被日军追上打死了。他的手章，手枪等曾经被日军拿来展出。老乡们知道了，都很替他悲伤。不过我想这里面可能有些出入，以张学良将军的地位，大概不会给一个团级军官写信，很可能是日军对常不放心，制造谣言铲除隐患。
1970年我祖父在西山农场劳动，忽然被提到城里。因为“有关部门”要找他核实一些材料，那个时候叫外调。
这次“有关部门”态度很好，让他说一说姓常的这个副团长的情况。我祖父一边犯嘀咕一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结果看来“有关部门”很满意，还告诉他不用急着回农场，可到市里家中休息两天，“有关部门”替他请假。我祖父非常高兴又有些困惑 -- 这常副团长不是死了几十年了吗？
“有关部门”负责调查的那个人当时大概心情很好，就告诉他：没有，这个人被围住的时候他的卫兵非常忠心，拿了他的枪和手章拼命往外冲，被打死了。他则乘乱隐藏起来，后来进关被提升为将军参议，现在，住在香港。
其它的，这个人就没说。
现在知道，当时好像国共通过香港有一条秘密的联系路线，莫非。。。。
我的祖父当时肯定是不知道这些情况的，他回到家里，休息了两天。
我奶奶说我爷爷没对她讲过这些，但是那次回来他显然很高兴。
我小的时候，记得爷爷不抽烟不喝酒，没什么爱好，高兴了，也就是用个破留声机听京剧唱片。
那次回来，我奶奶说，老爷子听唱片一直听了一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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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开来，每篇都是个好故事。
当初奉军中即有张即为郭, 郭即为张之说, 五十年后在台湾张仍对郭念念不忘. 当时张学良面临两难选择, 对郭的回复是 " 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予父。故兄之所谓统取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弟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离，不难解决"
但我认为郭之倒戈, 于公, 低估了张作霖的力量, 过于自负, 以至于功败垂成, 于私, 有负张学良多年推心至腹的信任, 置其于忠孝两难之境地.
郭松龄若能等到皇古屯事件张学良主政以后, 不但改造奉军, 建设东北的愿望可以实现, 恐怕整个中国近代史也将改写.
东北那段，看过萨苏说的祖父和和尚，感觉比张作霖，郭松龄什么的有意思。
郭松龄反奉是民国史上的大事。
他起事之前既没有和对东北影响最大的日本达成妥协，也没有解决奉军对张家父子的忠诚，同时还没有扣留张学良作为稳定的旗帜，这样他的成功希望完全是依靠出其不意，一旦拖延，必败无疑。
开始的时候，他以张学良作为号召，但是很快和他对阵的正是张学良，这样他部队的士气就无法指望了，他也就只有失败一条路了。
其它的事情暂且不论，但就起事这件事而言，他的政治水平不超过高贵乡公。
假定他成功的话，杨宇霆势必不免，常荫槐恐怕也悬了，对日本外交折冲和搞经济最得力的两个人一旦不在，以他的性格，东北和日本的关系恐怕很快就会破裂，这样东北只会丢得更快。
日本侵华是既定策略，区别只是如何进行。杨、常二人若在，外交折冲过得去，事情尚有可为，至少可以拖延时间。
郭松龄死，奉军改革实际上停止。后来张作霖死，杨宇霆、常荫槐也死，东北实际上就没有合适的人来辅佐张学良了。张学良是条汉子，但是政治经验、手腕远远不足。西安事变后陪蒋回南京一事足以佐证。
假定没有郭松龄反奉，奉军改革得以继续；杨、常二人得以继续周旋于日本和增强经济，东北的面貌也许会得以改观，甚至中国的发展也会因此得以改观。
因为二次直奉战争后自认封赏不公，公然起兵造反，既伤了东北的元气，又对不起张学良的信任，使得张学良从此大权紧握，不再假权于下，最终导致东北军的最终覆灭，郭松龄可比蒯通。
从年龄看，估计此人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
否则不会杀掉姜登选，姜和张学良也是战斗友谊阿。
不过，他好歹还有个方向，比装神弄鬼的陈济棠之流还是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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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登选虽然不算出色，也是奉军老将。郭松龄杀了姜登选，就和奉军老将们彻底对立了，这样做太意气用事了。还未成事，就广树敌人，如何得了，难怪迅速被杀。
至于南霸天陈济棠，整个一个民国怪胎。据说他很让广西李白头疼。后来广东空军被蒋介石拉走，也是活该。
这么多轶事得以留存。
但在政治上确实不够成熟，政治上成熟的人从来都是不讲求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