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杂交水稻怎么来的？ -- 洗心

是不是简单化了一点？

这几年中国的科研经费相当充足了，研究出来的垃圾成果比例更高得惊人。诚如你说的“据说在实验室里，我们作出了许多东西。能创造价值的不多。”

这几年真正能够拿得出手的还就几样，基本上是外国封锁中国，只有不得不靠自己研究的，反而能够搞出一些名堂。

你看杂交水稻，真正化了多少钱呢？谈不上“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就袁隆平等几个人成天起早贪黑蹲在田间地头，靠的是科学加苦干的尽头。真要像你说的那样搞人海战术是不可能不出来的，那只是大炼钢。大炼钢炼出来的多数是劣质铁，要知道袁隆平是科学研究，不是大炼钢。

“万一失败”这种话，是搞研究的人说的话吗？搞科学研究不是赌博，是在千千万万的失败中找寻成功的机会，是“万一成功”。

你搞塑料改性的，恐怕不懂农业，几乎都是外行话，更要紧的是没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都无从对你这样的话做什么评论了。

　　当是水稻就用了许多方法，比如说另一种杂交水稻：这种方法只能用人工摘除雄蕊，太费工，所以只能利用杂交培育新品种，而不是象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只利用第一代杂交优势。

　　另外植物生长激素大部分基层农村都搞过。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也要靠其他技术配合才能高产稳产。

科学研究当然不是赌博，在千千万万的失败中找寻成功的机会。主要的问题不是成功，而是失败。做研究本来就是不断的试错。问题是我们能够承受多少次失败。

杂交水稻关系到国计民生，可以多错几次。那么其他呢？我不懂农业，但是我知道各行各业有很多有意义的东西需要研究。给点时间，给点资金，很多成果都可以出来。但是我们有那么多时间，那么多钱去做完这些事情吗？

科学研究都要和实际需求联系在一起的。如果非要在某一领域做出开拓性的成果来，难道我们中国人笨得就完全做不到吗？如果所谓的成果仅仅有科学上的意义，不能实用，那有用吗？

不要抱怨这几年没有拿得出手的成果。科学研究不是为了好看。

而且时髦话, '自主知识产权'.

难道现在和世界的差距比文革结束时大吗?

少拿什么帽子压人了.

你是不是想说塑料研究成果不能实用？

杂交水稻可以提高产量多少，可以多养活多少人，你或许就不知道？

你说究竟哪个是好看？哪个是实用？

给个数据吧, 让咱知道知道怎么在一个大学

停办,中小学乱糟糟的时候教育经费很高的?

文革后科研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也是科技人员

自己拉活时搞来的经费.

但自己干的也不是没有啊. 那个搞量子相干的,

听八卦就是导师不同意, 自己坚持搞, 最后发文章

不属导师名, 导师干瞪眼也是没辙.

科学研究有很多方面。在很多领域很多人做的事都不知道有什么意义的。但是科学史很多重大成果都是从没有意义的事情中产生的。这些重大成果无疑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如果承受不起一大批无意义的东西，就不要抱怨没有重大成果。

还有一点，重大成果成就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但是摘桃子的往往不是他。一个重大成果产出，而又没有将其实用化的能力，那么无疑是替别人打工了。

我不知道你的观点是什么，大家就此打住吧！讨论下去已经没有意义。

你说的所有的话，都缺乏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对于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甚至都不了解。

袁隆平给谁打工了呢？给中国人自己打工。袁隆平的成果，理论上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在应用上养活了大量的人口，有没有实用化呢？

你在袁隆平的科学苦干又或得重大成果的事实面前，说那些话，是不是不痛不痒啊？

如果没有文革，这些成果可能会更快的出来～注意你提出的数据，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是在文革后才出来的，文革期间只是早期的探索阶段，如果没有文革可能会更好～

　　中断了吗？

可能表述不清楚，这样说吧

文革虽然有些成就，本质也就是用了以前的积累，至于文革本身，对以后的发展造成了无穷的问题

至于说杂交水稻，伟大的成就，不过还没大到能做整个文革遮羞布的尺寸。那些说杂交水稻是文革的伟大产物的人，为什么不说说功勋科学家被打死也是文革的产物。

现在的人心变了，多数人想着一夜致富。

袁隆平的科研过程，其实不要很多经费投入，要的是那份事业心。

现在科研经费比以前多多了，可是人心却很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周光召：今天科技界民主氛围不如以前

联合早报网

最近，“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科院前院长周光召在接受《环球科学》杂志社社长专访时说：回顾“两弹一星”的研究，那时候团队精神和学术民主的氛围都很好。现在，这种情况很难看到了，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部门之间、学科之间的协作和交流越来越少，更不用说激烈的争论。周光召的这番由衷的感慨，耐人寻味，令人深思。（12月6日《南方周末》）

“两弹一星”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个奇迹，它的成功得益于在特殊历史环境下宽松民主的研究氛围。然而，时至今天，这样的氛围确是很难看到，取而代之的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更不用说激烈的争论了”。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笔者以为，除了周老指出的当今科学研究领域“交流太少”、学术民主氛围不浓之外，更主要的还是缺乏过去那种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名与利的思想占据了主流。现在，有的虽然也进行一些学术交流或争鸣，但不是为了在各种观点的相互碰撞和争论中得出真理性的认识，而是固执已见、极力维护自己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自己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被肯定和认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上的成就和在学术界的地位；而一旦被否定、推翻，则意味着学术上的无能，以致影响到自己的名声和进步。学术争鸣走了调、变了味――争鸣成了“争名”。难怪周老一番感慨！

“水尝无华，相荡方成涟漪；石本无火，相击而发灵光。”在科学研究领域，最可贵的就是争鸣。只有争鸣才能激发出思想火花，只有争鸣才能吹散理论雾霭。

周光召的一番感慨，深刻揭示了当今科学研究领域的弊端。要知道，学术研究是一项十分严肃的事情，严谨治学、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须臾不可或缺，名与利的缠绕须臾不可容留。改变这种状况，应当首先端正学术研究中的“争名”思想和不良风气，大力营造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氛围，使“争论”成为一种常态；要积极建立鼓励和保护“争论”的有效机制，使大家在争鸣中做到不惟上，不惟书，敢讲真话，敢进真言；同时，作为科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人士，对涉及自己学术观点的争论，应有积极的心态，不怕别人质疑和否定，对的要坚持并不断完善，错的要勇于承认，决不可碍于情面或为了私利而固执己见。

周光召：今天的科技界民主氛围太少

来源: 作者: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陈宗周　　[2007-12-05 17:27:51]

编者按：“两弹一星”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个奇迹，它的成功得益于在特殊历史环境下宽松民主的研究氛围。面对日益改善的科技条件,今天的老科学家却开始怀念和呼唤那个曾经逝去的年代。中国科技界目前最大的弊病是什么？它将会对中国科技未来的发展产生怎样消极的影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科院前院长周光召接受了专访。

■现在，反倒经常出现两种不开放的情况：一是缺乏学术民主的氛围，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二是实行不必要的封锁，大家都生怕自己的想法被别人知道了。

■部门之间、学科之间的协作和交流越来越少了，更不用说激烈的争论。

■ 几十年来，我们一会儿强调基础研究，一会儿强调应用研究，而且常常矫枉过正。

周光召，理论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理论设计中做出重大贡献。　CFP/图

研制核武器是科学家报效祖国的一种方式

“那个时候，没有上下级的概念，没有干部、群众的区别，没有知识分子和工人、军人的区别，大家都是一条心：要把核武器做出来。”

记者：说到科技创新，总会提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的 “两弹一星”工程，作为亲历者，您认为，在当时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中国科学家为什么能取得成功？

周光召：解放之初，全社会形成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氛围，吸引了数万名知识分子从海外归来——这些人的回国，不仅仅是因为向往新中国，也是被当时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所吸引。而且，除了周恩来、聂荣臻、陈毅等领导人真心实意地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外，中国政府还对核武器研制进行了战略部署。所以，当我们回顾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成就时，不可以忘掉这段历史。正是当时整个社会尊重科学和知识的氛围，培养出了一大批新中国自己的技术骨干——参加“两弹一星”研制的一大批人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自己就是在1954年毕业，走上科研道路，加入这一队伍，逐渐成熟起来的。

当然，这中间也经历了曲折。1958年开始的“反右”和“大跃进”等运动，完全破坏了科学研究的秩序和应该遵循的规律，使得整个社会丧失了科学精神。那个时候，刮起了粮食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的浮夸风；大炼钢铁运动中，仿佛完全不需要知识就可以炼出钢铁……解放初期形成的良好科学研究的氛围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被破坏殆尽。

直到1961年，这种情况才得以纠正。那一年，聂荣臻副总理提出了著名的《科研十四条》，恢复对科学、知识的尊重，重新凝聚起知识分子，让他们把精力放到研究中。1962年，陈毅副总理在“广州会议”上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代表党和政府向知识分子致歉。经过了前段时间的破坏，科研环境的恢复和科研秩序的重建工作非常艰难。聂荣臻亲自到研究所，检查实验室，帮助制订实验室管理规则，他的要求细致到“要保持实验室清洁”等。

记者：中国发展核武器，除了苏联专家早期的帮助外，主要是依靠中国自己的科学家独立研究。而且，当时从事两弹研制的中国科学家都非常年轻。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周光召：和所有爱国志士一样，中国科学家也有一个心愿：希望中国繁荣强大。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我们在世界上，还是被很多人看不起。因此，研制核武器就成为科学家们报效祖国的一种方式。毛泽东和陈毅都曾讲过，有了核武器，我们的外交工作才好做，也是这个原因。

这支队伍从组建开始，就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团队精神。那个时候，没有上下级的概念，没有干部、群众的区别，没有知识分子和工人、军人的区别，大家都是一条心：要把核武器做出来。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己能为祖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软环境不好

我们有没有建立能够激发所有人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创新环境？我们有没有一个目标能够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记者：现在，我们科研人员的科研和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很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怎么借鉴“两弹一星”成功的宝贵经验，提高中国的科研水平？

周光召：其实，不仅仅是核武器，新中国的很多科技创新，都是在物质条件相当差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因为有科研工作者们这种报效国家和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的精神。当然，过分夸大精神的力量，就会出现“大跃进”那样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的运动，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在物质条件相对较差的时候，精神还是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是中国，世界范围也是这样，上世纪科学界最重要的三个发现：相对论、量子力学、DNA的双螺旋结构，都是在相对困难的条件下产生的。

现在，一提到我们的科技创造力低，首先埋怨的就是投入不够。我认为，硬环境的创造，比如投资、设备、基础设施建设等，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更重要的是软环境的建设。我们要问：现在的科研选题，是不是针对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我们是不是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了这些重大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建立能够激发所有人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创新环境？有没有一个目标能够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如果没有超前的战略部署，没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要想取得重大科学成就，是很困难的。最多是做一些枝节性的论文，或者在人家的重大发现基础上去做一些渐进性的改进。

我们都知道，美国获得的诺贝尔奖是最多的，这与它的教育和科研体系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与它的软环境有很大关系。但美国模式也不能简单地复制，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德国，在一战后最困难的时期，形成了量子力学。二战后，有影响的犹太籍科学家都已离开，德国分裂成东德和西德，经济被摧毁，国家面临空前困难。德国科学界在很差的条件下，一方面不断争取政府增加投入，一方面团结德国科学家，一步一个脚印地坚持创新。在那里，你很少看到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近年来，德国人获得的诺贝尔奖也逐渐多了起来。

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颠覆性创新

现在，部门之间、学科之间的协作和交流越来越少了，更不用说激烈的争论。

记者：你一直强调营造科学研究的软环境和创新的软环境，软环境究竟包含哪些内容？

周光召：回顾“两弹一星”的研究，那时候团队精神和学术民主的氛围都很好。拿今天的话来说，是软环境很好。当时，我们完全是针对问题本身展开各种讨论甚至争论，根本没有等级和身份方面的顾虑和限制。大家都积极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希望自己的想法被大家讨论，早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这种情况很难看到了，反倒经常出现两种不开放的情况：一是缺乏学术民主的氛围，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二是实行不必要的封锁，大家都生怕自己的想法被别人知道了。

事实上，要完成重大课题的研究，就需要很多学科的专家共同参与。“两弹一星”是这样，刚刚发射的“嫦娥一号”也是这样。但现在，部门之间、学科之间的协作和交流越来越少了，更不用说激烈的争论。而当年我们没有上下级之分，也没有说谁是教授谁是刚毕业的学生，大家都可以大胆提出自己的想法，进行争论。

现在大家都在提创新，一般来说，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渐进性创新，一种是颠覆性创新。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颠覆性创新。今年是半导体发明60周年，同时也是超导理论发现50周年。有一位科学家在这两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他就是巴丁。巴丁很聪明，但他和社会是融合在一起的。他会去适应社会，比如去搞地质勘探、当海军等，都很出色，但最后他放弃了这些高薪工作，绕回到自己喜欢的领域。而现在有的人却很脆弱，经历这样一番波折，可能就不行了。

记者：你举巴丁这个例子，给人启发。但在营造创新环境中，怎么处理好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却是一道难题。

周光召：出现这样的问题，和我们以前的措施有关系。我们总是抓住复杂问题中的某一方面进行强调，但很多东西强调过头，就会走到反面去了。比如说，在很长时间内，我们的很多奖励都给了集体，但强调集体过头了，就扼杀了个人的积极性；后来我们又只奖励个人，只突出个人的成就，这就产生了另一方面的影响：在需要形成强大的科研团队时，不利于凝聚一大批人，去解决复杂的科研难题，因为每个人都可能会考虑自己在团队中的位置，能不能得奖。如果不在得奖之列，就很可能失去参与这件事的积极性。其实，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也存在，也有可借鉴例子和解决办法，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给了一位个人（戈尔）和一个集体（IPCC），这可不可以供我们参考呢？

处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几十年来，我们一会儿强调基础研究，一会儿强调应用研究，而且常常矫枉过正。强调基础研究，就一切都以论文发表为标准；强调应用研究的时候，又要求所有的研究所开门办所，到工厂中去找课题。这种跷跷板式处理问题的方式不行，恐怕要考虑平衡木式的处理方式。

［作者为《环球科学》（“科学美国人”中文版）杂志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