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夏朝的历史和考古困境 -- 张四维
随着二里头等“先商”遗址的出土,有关《史记》所载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的争论也日益热烈。尽管这种争论已经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但就争论水平来说,这些年来并无大的提高。除了某些技术环节之外,正方和反方仍然是各说各话,全无任何思想交流可言,更不用说能够说服对方了。这实在是有点悲哀的。
我一直是坚定的“二里头=夏”理论的支持者。最近一段时期来,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去了几趟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趁工作之余前往几个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有幸和当地的研究人员就这一问题略作交流,结果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固有思想。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了什么惊人的新发现,获得了什么关键证据,而是方法问题。
这场争论的根源不在证据,而在方法,在思维模式。夏朝有无争论的正反两方都不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绝大多数人(包括不久前的我)都把夏的问题和百年前商的问题简单地等同起来了。在甲骨文尚未被学术界“发现”之前,国际上也曾经怀疑过商朝的存在。结果我们发现了甲骨文,发现了殷墟,商朝的存在就成了无人可以怀疑的事实。夏朝的证明应该也是这样:发现文物——发现城市遗址——破译文字——证实并完善古籍的记载。夏朝的证实过程难道会与此有什么不同吗?
绝大多数人(包括不久前的我)都会回答:没有什么不同。
绝大多数人(包括不久前的我)可能错了。
因为夏朝和商朝完全不同,夏朝和商朝之间的区别,远远大于商朝和周朝之间的区别。
而且,国际和国内学界对夏朝的质疑,与他们的前辈对商朝的质疑貌似相同,性质却很不一样。
质疑夏朝存在最有力的证据(虽然极少被提起),正是来自殷墟甲骨文本身。
殷墟甲骨文根本就不承认夏朝的存在!
甲骨文已经被破译了一千余字,其中没有一个字可以被确定为“夏”。有些学者怀疑某些未被破译的甲骨文是“夏”,但是未受广泛支持。就目前已经基本确定的甲骨文来说,不仅没有“夏”字,也没有“冬”字。只有“春”和“秋”两字。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先秦中国编年史书为什么经常叫《春秋》——甲骨文里没有“夏”和“冬”两个字,说明商朝人只有“春”和“秋”两个季节,每个季节6个月,两个季节就是一年。不仅商朝人如此,和他们同时期、同纬度的苏美尔人也是如此:在此纬度区间内,气温要么热,要么冷,一年两个季度足够了。不热不冷的过渡期很短,没必要为1个月专门设季度。
当然,也有人认为商朝人有四季,但不用“春”“夏”“秋”“冬”表示,而是用另外的字,在这里就不讨论了。
按照《史记》等古籍的记载,商朝的开国之君是汤,也叫汤武王,在甲骨文或其他古籍中也被叫做“大乙、天乙、咸、唐、成汤、成唐、烈祖”等等。
在甲骨文里,汤武王根本就不是商朝的开国之君,最多也就是一个“发扬光大”的中兴之君,类似于清朝的乾隆。
汤武王难道不是推翻了暴虐的夏桀,从此得到各地诸侯的尊奉吗?
很遗憾,甲骨文卜辞对汤武王的歌功颂德不少,但就是没提到他曾经打败过“桀”,推翻过“夏”。甲骨文里不仅没有“夏”这个字,也没有“桀”这个字,甚至连可以怀疑的对象都不存在。
如果严格按照甲骨文的记录来厘定中国历史的话,自五帝时期之后,中国就只有一个王朝——神圣的、伟大的、千年一系的——商朝。这个朝代从五帝之一的帝喾(帝俊)开始,绵延1300年左右,也就是大约从公元前24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而不是传统上认为的从公元前16世纪才开始。
但是,如果商人故意曲笔,不写自己曾经臣服过的夏朝怎么办?
从帝喾(帝俊)开始,直到汤武王为止,大部分商人领袖都称“王”:子契(玄王)、后土(“后”比“王”还要高一个级别)、王亥、王恒、上甲(微),等等。
反之,曾经臣服于商朝的周人则直到周文王末年“三分天下有其二”时才敢称王。这就证明这些称王的商人领袖从未臣服于任何势力。
《史记》等古籍也并未说过商人曾经臣服于夏朝。
商人曾经臣服于大禹,倒是确有其事,甲骨文里也多次出现“禹”字,顾老教授据说还因此讲过“大禹是条虫”(这个传说大概是瞎编的,顾的原话是说“禹”字和虫有关,并进而推论出当时流行虫/蛇崇拜等等,这倒是很明显)。
“禹”是受商朝人崇拜的,但他的后裔呢?
似乎根本没什么出息,始终被商人压过一头。
从《史记·夏本纪》就可以看出,五分之四的篇幅都在说大禹,剩下五分之一说他的后裔。四百年内他们就干过这点事,而且怎么看怎么像编造的,因为它和《商本纪》的情节太相似了:
夏启建立夏朝之后,夏朝总共出过3件大事,即有过氏灭夏、少康中兴和夏桀亡国。前二件事可以合并为一件,它与有易氏杀害商王亥,尔后王亥之子上甲微在河伯的协助下攻灭有易氏(极可能就是《尚书》里所谓的“有扈氏”),为父报仇的情节异常类似,甚至连时代也基本相同(公元前19世纪左右)。
夏桀亡国的过程似乎有许多细节,可是又都与商纣亡国的故事如出一辙:国王年轻时有才气,立过功劳,然后骄傲自大,沉迷酒色,宠幸邪恶的王后和几个坏蛋,诸侯甲劝谏被害,诸侯乙先被囚禁,然后被释放,诸侯乙仁义明德,吞并邻邦,最后讨伐国王,国王一战而败,都城不守,战争就结束了,王朝就更迭了。除了个别细节之外,它们一模一样。
难道一个绵延了四百多年的王朝,就留下了这么点历史故事吗?甚至民间传说也很少,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说大禹的。看来,就连古代的说书人和听众也对夏朝没什么兴趣。
另外,殷墟也不是商朝的开始,而是只代表着商朝的晚期。各种古籍都记载,商朝曾经多次迁都,而安阳殷墟是其中最后一个都城。
所以,年代比殷墟更早的二里头遗址完全有可能是商朝前期的某座城市,因为商朝在公元前16世纪以前就存在着。这也是几十年来最被怀疑的一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它是另一个方国,例如传说灭夏的有穷氏部族的城镇。
总而言之,按照甲骨文的记载,夏朝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不被商朝人承认,而只被周人承认的。按照《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人的祖先一直在夏朝当官,后来看到夏朝衰败,才从山西西南部迁徙到陕西去自立山头了。周人对夏人感情深厚,倒并不意外。
有夏禹,无夏朝,这似乎很难以理解。如果说少康、夏桀等夏朝君主都是后人凭空编造的,似乎更难以接受。我们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这段历史。
古籍说夏朝虽亡,但其核心部族并未衰亡。一部分人跟着夏桀流放到鸣条,另一部分人跟随王子獯粥北上,其后代就是匈奴。商朝武功赫赫,对外扩张不断,不会和这两支夏人的后裔失去联系,特别是此后日益强大的匈奴人。许多证据都显示,夏朝其实也没有在公元前16世纪灭亡,而只是转移了阵地。不少考古学家都怀疑,夏朝的后裔便是商朝的劲敌“土方”,也就是《诗经》中所谓夏禹开创的“下土方”。直到武丁时期,土方对黄河流域的威胁才基本上被消除。
真正的学者毕竟是非常严谨的,和我交流的几位老先生便是如此,他们严谨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所以虽然有许多有趣的观点,却不肯把它们写下来。实际上,反对将陶寺、二里头等地陶符称为“文字”的主要反对意见并非来自国外,而是来自他们。也许再过几十年,下一代中国历史和考古大师们考证起来会比较大胆一点?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向来是广受推崇的学风,我没有本事小心求证,只能在这篇小文的结尾作一大胆假设:
大禹死后,他的事业迅速瓦解,各个邦国虽然在文化和经济上仍相当近似(与春秋时期相仿),但在政治上却各行其是,而商人更日益强大。商王上甲微攻灭有易氏之后,已成为黄河流域的头号霸主,汤武王更是在短期内吞并了大量邦国(《诗经》所谓“昆吾夏桀同日亡”),将商朝推向鼎盛。但是,夏人并未被征服,一部分西迁陕西,成为周人,另一部分北上山西、河北和内蒙,成为商朝的劲敌“土方”,与商朝形成了南北朝的关系。
因此,从商朝人的观点看,夏朝并不存在(因为他们只承认大禹的领导地位,一位君主总不能算是一朝),在商朝谈论夏朝属于叛国行为,在土方谈论商朝也是如此。武丁战胜土方之后,周人不得不接受商朝的统治,但仍然不时地反弹,最终联合各个反商势力将商朝灭亡。从这个意义上讲,历时13个世纪之久的殷商天下,或许始终笼罩在它不愿承认和谈论的“夏朝”阴影里。
归根结底,夏朝究竟是有,还是没有,恐怕并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主要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
人,毕竟天生就是政治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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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作者的意见有新意。但是没有解答最核心问题。
历史界并不怀疑商之前黄河流域有一定结构的组织存在。但是这个组织是否能称作国家,或者叫做文化(culture)还是文明(civilization)就是争论的焦点之一。如果没有能称作国家的东西,那么按照西方的标准,多半就是打到culture一类去了。
其次,夏是否存在。根据本文的观点,商并不臣服于一个可能叫做夏的组织,所以在商人留下的文字中没有夏这个名词。这是对甲骨文中没有夏字的一个很好很可能的解释和很好的思路,证明的是即便商人不提及夏,不等于夏不存在。但要证明夏的存在,显然不足够。关键还是要找到足以证明夏的废墟,才能证明这一点。而司马迁的史记之类,显而易见在这些事上并无说服力。
夏朝的历史,我和作者的看法一样,绝大部分都是编造的。特别是夏桀一段,编造得太明显了。
核心问题就是发现历史的真实,对历史事实的评估是建立在发现事实的基础之上,事实发现了,评估 也就基本确定了。
中国文化真正的道统源流是周而不是商,殷人在文化上对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所以后来的史家称之为夏的,殷人可能并不如此称呼。
其次,夏商的关系很可能类似于周商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类似于后来的朝代的关系,周和商作为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同时存在的,所谓商朝周朝是指的这些国家主导华夏的时间而言。殷人作为一个崇鬼尚武的残忍民族,对于前朝的态度可能更甚于周,在自己的记载中不写夏人的主导性也是可以理解的。
文章的这种说法以前没见到过,果然独家。
从偶的立场来说,夏是文明还是文化并不是太关心。毕竟没必要按照西方标准解释一切问题。
但问题在于二里头遗址的一二三四期区别相当大,器物形制上不统一,认定做一个文明略显牵强。
从龙山到二里头,二里头到二里岗之间均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很难说商是一个延绵千年的大文明。。
而且二里头肯定不是最早的夏遗址,虽然夏商至少并立过可以得到确证,是不是实力相当另说。但从一个源头分立好像没什么证据。。
另:考古学就是这样,没发现没进步。
照这么说,两千年后考古者挖到现代中国地层,看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物质遗存(假设他们还不能破译白话文),肯定说此地的政权更迭了,甚至民族可能都变了,因为文化差异太大了。
二里头如果是夏遗址,也肯定不是最早的夏遗址。最早的夏遗址说不定是陶寺,甚至是半坡,这都不是没可能。二里头文化上的变化倒可以用有穷氏灭夏和少康中兴来解释。
这个是我觉得此文中最有意思,也是最有力的观点。
不管是有没有夏,甲骨文中对于汤王的描述,没有大书特书他的开创之功,这是很不可理解的,呵呵,任何一个开国之君,都不会被如此对待啊!
不过还有一个解释,夏商的时代,是否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王朝的概念?毕竟我们现在知道,当时的君临天下,其意义应该是作为所有国家,或者说部族的首领。那么对于商人而言,汤王是第一个做到令所有部族臣服的商人首领,但是却绝对不是商人的第一个首领,我想这样解释应该也是很自然的。
因为我们对这两个词的理解都限于西方概念,而西方学界经常改变概念。
例如原来说长羽毛的就是鸟,后来辽宁出了长羽毛的恐龙,中国科学家按照西方的定义,命名为“龙鸟”,西方古生物学界就开了个会,宣布“鸟”的概念变了,“龙鸟”应该改叫“鸟龙”。
还有“行星”的概念,冥王星不就在概念改变后降级了吗?
其实,类似的事情相当多,甚至物理、化学界都有。涉及文科的、法律、经济之类,比比皆是。
西方学者自己的书对“文化”和“文明”的运用也经常标准不一,美国人就喜欢把美洲的古文化提高为“文明”,而把旧大陆上的遗迹贬低为“高等文化”之类。
所以我觉得,陷入这样的口水战意义不大,也不利于中国的学术水平和风气建设。最好关心点更具体的问题,例如二里头的运输工具、牲畜、玉器、陶器、当地陶符与别的遗址的陶符的对比(我觉得二里头陶符与半坡陶符比较接近)。
因为他夺走了人家在黄河边上的所有土地,印象比较深嘛,但别人的评价和本方的评价未必相同。
根据甲骨文记载,在商朝受的祭祀最隆重的(用的牛羊数量最多),祭祀频率也最高的商王是成汤的七世祖王亥。
很难想象,一个在泡妞过程中,被女方家属打死在床上的牛贩子(王亥在周朝文献中就是这幅形象),会得到超过成汤、武丁的祭祀待遇。
所以说,古人真是聪明,政治宣传的历史源远流长啊。
历史很难虚构,但却很容易歪曲。
二里头文明,从照片上看,风格和殷商是很有传承性的。青铜器已经非常精美了。
但是现在很难找出一些同样看起来有传承性,风格上也和后期青铜器一样的文化遗址,这多少使得在上古历史的真实性方面,证据上打了些折扣。
其实很奇怪,从陶器时代往后,仿佛一下子就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我觉得中国上古历史问题的解决,这个也是关键性因素之一了,能够找到过渡形态才好。
鉴于后来典型的中国礼乐文化是周人的东西,周人又崇夏厌商,折衷一下看可能真实情况是商“文明”或者商“国”的历史远早于公元前16世纪,而夏很可能是存在的并且很长一段时间与商并存,并实力互有消长,并且商人并不用“夏”称呼他们,而周人先“臣服”于夏,夏衰落后“屈服”于商。
但这些都是猜想,可能需要多方面的求证,此外也可以考察“夏”这个词的最早起源和意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