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战场上的蒲公英(二十三)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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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几位主人公的大名都很熟悉,但不知背后这恁多故事,马甲兄整了一件好事儿,不得不花——刚玩儿懂,好象从前上花就是回复栏中吧?现在改了,找好久找不到。
照这样掰活下去,到伞三团起义那会儿,得春节了吧?
兄弟这儿原有一位出自伞三团的老兵,后来编到27军炮兵到过朝鲜。
我估计蔡智诚后来很可能没有再跳过伞。
故事讲到现在,“伞兵总队”来了一大堆没跳过伞的各级军官,基层士兵也有没跳过伞的了,“伞兵总队”其实就是被当作精锐步兵使用了,国军伞兵直到1953年的东山岛才在实战中又空降了一次,那时候蔡智诚已经“起义”多时了。另外,跳伞的费用又那么高(光飞机上天烧的油钱就少不了),整个一投资高、回报少的事。
也许,蔡智诚“起义”后在解放军空降部队待过?在开封那地方指导解放军空降部队新兵跳过伞?
马甲的文章就是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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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被安排去搞技术或者当教官,可能性大些
起义后首先就扩编成一个旅,抗美援朝结束后又补充战斗骨干扩编成师
他们在刘农畯的领导下于1949年4月起义后,6月2500多名起义官兵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伞兵训练总队。而空军陆战第一旅是先从各个野战军以及东北、华北、山东军区中抽调了几千名政治可靠、身体健康、战斗勇敢、表现好的组成,干部们也是从步兵师、团、营领导干部中选拔的。8月底的时候,陆战第一旅按编制基本编组就绪,全旅实编5000余人,其中党员占73%,战斗英雄、模范、功臣占93%,直接参加过战斗的占83%。空军陆战第一旅于1950年9月17日成立,等到了9月27号,根据三野副司令员粟裕的建议,经毛主席批准,决定将伞兵总队中的部分人员调归空军陆战第一旅,即有30余名干部、350名战士。
马甲很有思想啊.以前看了班禅的仪仗兵,也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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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良崮战役期间,华野1纵1师的损失很大(据《叶飞回忆录》叙述,在天马山阻击战最危急的时刻,1师师长廖政国的身边只剩下了几个警卫员),所以,战斗结束后,1师补充的俘虏兵最多。
可是,5月份吸纳的俘虏越多、7月份逃跑的也就越多。以罗华所在的1团1营3连4班为例,全班8个人、有6个来自74师,简直快要变成国军部队了,结果,一不留神就跑得只剩下班长和副班长。而那个倒霉的光杆班长是谁呢?是“华东一级战斗英雄”、“三级人民英雄”、“全国战斗英雄”、志愿军“特级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志愿军的模范指挥员——杨根思。
说起来,连这么优秀的班长都挡不住罗华开小差,这家伙也确实够资格当伞兵的军士长了。
“解放战士”之所以逃跑,首要的原因当然是他们接触革命军队的时间短,受到的思想教育不够、政治觉悟不高;其次也是由于“七月分兵”以后战事频繁、战场条件恶劣,在撤退的环境下,部队的管理出现了混乱;而另外还有一个缘故,则在于国共双方“土地改革”的差异。
了解现代史的朋友大都知道国民党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也都知道那是50年代国民党政权在台湾期间搞的把戏。但实际上,早在1947年,国民政府就已经出台了《授田法草案》和《“剿匪”区内屯田条例》,声称要把“匪区内的荒地”分给国军士兵——从概念上讲,这些“荒地”是指解放区里的“无主田地”,总面积有多少?不知道,反正它们都在共产党手里——长官们鼓吹“打完仗后享清福,一手领钱(遣散费)、一手分田”,哄得当兵的兴高采烈,满心希望着冲进解放区去当地主。
冲来冲去、冲到孟良崮,双手一举,地主没当成、先当了解放军,罗华他们也总算瞧见了解放区的土地。可看见归看见,却没有他们的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只分田给贫苦百姓、不分给当兵的——罗华问领导:“什么时候分地给我们?”,指导员笑盈盈地回答:“等解放你们家乡的时候就有了”。几个贵州人掐指一算,这里距离西南老家还隔着十万八千里,轮到自己分田不知还要等到猴年马月去,不如就近开溜、回国军那边混一混来得更快当一些……于是就开路逃跑了。
虽然只当了两个月的解放军,可罗华掌握的情况却不少,分析起政策来也是头头是道:“共产党的土改对我不合适。他们那边分了地,只许种、不许卖,实在不方便”——这家伙原本是内河上的船工、根本就不会种地,他“授田”的目的无非是想弄点本钱做买卖,要是让他拿锄头当农民,他才不干呢。
47年7月24日,快速纵队收复峄县,罗华也在这里穿上了伞兵的制服。
收复峄县其实很容易,因为县城里仅仅驻扎了解放军的粮秣站和宣传队,国军一到就全跑光了,只在街道的墙壁上留下了许多标语口号。
那些日子,叶陶兵团主力基本上不大敢接近城镇或者主要交通线,总是在峄县(枣庄)以北、滕县以东、费县以西的“滕费边”地区游弋。说起来,这“滕费边”原本是抗日老根据地,共产党政权的时间很长(抗战时期曾经叫“双山县”,后来为了纪念八师师长王麓水,又改名为“麓水县”),所以,解放军在这一带运动也应该属于“内线作战”才对。可是,6月份,根据地的干部骨干和积极分子几乎全部参加“六、九大突围”、跑到滨海区去了,弄得地方组织分崩离析,当地老百姓也有些恼恨八路军丢下他们不管,结果,第1、4纵队在老区活动,既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补充,“内线”条件就变成了“外线”,根本站不住脚。
(由此可见,如果鲁南军区先前不那么慌张、再坚持一阵,七月份的局面完全可以不这么被动的)
(45年12月,山东八师师长王麓水在滕县战役中牺牲,“滕费边”一度更名为“麓水县”)
这时,“滕费边”地区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也没有国民党的政权,纯粹是个真空地带。国军快速纵队则充分发挥机动性能较强的特点,成天尾追缠打,搞得叶陶兵团十分难受。
(著名作家邓友梅先生当时就在1纵文工团,他写了一篇《追赶队伍的女兵们》,讲的正是这时候的故事)。
电影上的解放军经常有两句话:“我们的两条腿,赛过了敌人的汽车轮子”,“把敌人胖的拖瘦了,瘦的拖病了,病的拖垮了”……这是实情、也是革命乐观主义的表现。但话又说回来了,能把带汽车轮子的国军拖垮,两条腿走路的共军也轻松不到哪里去。
伞兵们每天都能抓到许多俘虏。其实,与其说是“俘虏”、不如说是“掉队人员”更加准确一些,因为抓来的人全都筋疲力尽、衣不遮体,不是有伤就是有病,个个奄奄一息,有的在半道上就咽了气。
不过,也有个别精神好的。
有天早晨,特务队担任侧翼搜索,突然发现路边的瓜棚里探出几个脑袋,尖兵连忙举枪咋唬:“站住!干什么的?”
“看瓜的”,回答得理直气壮。
看瓜的?想蒙冤大头呢——延绵数日的大雨、接二连三的打仗,各乡各村的老百姓跑得精光,西瓜全都烂在了地里,哪里还用得着看守瓜棚——蔡智诚二话不说,把一帮“疑犯”提溜上了车。
上车一打量,四个小孩,两男两女,年龄最大的也不过十四五岁。板起面孔一吓唬,立马就招认了:他们是某纵“娃娃班”的——“娃娃班”其实是个随营学校,娃娃兵们除了学习文化以外,平时还帮着搞搞宣传、或者给卫生队打个下手什么的——这几个小孩是一个组,组长是个女孩,头天夜里跟着大部队宿营,组长姐姐睡过了头,爬起来一看,别人都走光了,只好稀哩糊涂地乱追,追饿了想找几个西瓜填肚子,结果吃着吃着就遇到了国军……
从这样的娃娃身上也问不出什么情报,只好装模做样教训几句:“不老实在家呆着,跑出来捣什么乱?”
“我们不是捣乱!我们是主动出击,消灭蒋匪帮!”
“主动出击?怎么出击到西瓜地里去了?”
几个小家伙干瞪眼不说话,却还是一副很不服气的样子。
罗华以前曾经看见过他们表演节目,这时候挺来劲地鼓动说:“娃娃兵唱歌满好听,唱一个,唱一个”
唱一个就唱一个,四个小共军亮开了嗓门——
天上下雨地下流,万水千山任我走,
天上下雨地下滑,哪里跌倒哪里爬!
唱得好唱得好,全体国军热烈鼓掌,还拿出饼干和罐头慰劳他们:“来来来,吃东西,我们也优待俘虏”。
说是优待俘虏,可蔡智诚的心里却有点犯嘀咕。
对于内战,共产党的定义是“解放”,国军被抓了就等于是“解放”了,所以有“优待俘虏”的规矩;而国民党方面的定位却是“戡乱”,因此要把战俘当做“叛乱罪犯”对待。从道理上讲,国民党军也反对杀俘,但实际上,所有的战俘都要经过军法处的审判,虽然对“胁从人员”的判罚比较轻(有的遣散、有的甚至还补充进军队),但对党员干部和宣传人员的量刑却很重。这几个小娃娃少不更事、口无遮拦,真要被送到法庭上去,弄不好会被判个十年八年的(山东战区的战俘监狱在江西、河南战区的监狱在湖北),那可就太惨了。
蔡智诚私下里和刘盛亨商量这件事,刘副队长也明白他的意思,笑着说:“几个小孩子,又不是战斗兵,随便处理吧”。
于是,四位可爱的少男少女就从卡车上蹦下来、飞快地跑进田野,只在迷朦的雨雾里留下了他们稚嫩而坚强的歌声:
“天上下雨地下滑,哪里跌倒哪里爬……”
战争的急流偶尔也会泛起温馨的浪花,但战争的本质依然是残酷的。蔡智诚他们虽然放走了西瓜地里的娃娃兵,却绝对不肯放过更大的“西瓜”——在当时,“西瓜”是华野1纵的代号,4纵的代号是“面包”。
西瓜和面包已经被包围在鲁南的泥泞之中了,等待他们的只有困守和突围两种选择。
困守坚持,没有希望,鲁南根据地的共产党组织已被扫荡得支离破碎,共军的两个纵队既没有可利用的地形也没有可依靠的民众,绝地游击、断无生机,于是就只剩下了突围一条路。可是,往哪个方向突呢?北边有国军的四个整编师,重兵集结、严阵以待;南边是徐州“剿总”大本营,虎视眈眈、守株待兔;西边津浦铁路,国军部队来往调动迅速;东边的沂河正遇雨季,波涛汹涌、形成天堑。
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共军只能选择东西两向,极有可能往东走”。道理很明显,首先,六月份的时候,鲁南军区就曾经向西突围过,结果没有成功、最后还是折向东边才跑出去的,“西瓜”和“面包”应该会吸取这个经验教训;其次,东边虽然有沂河挡道,但冲过了沂河就可以进入沂蒙山区,那里是共产党的铁杆根据地,按照以往的习惯,共军“回娘家”的可能性最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如果向西突围,即使通过了津浦铁路,共军依然处于外线态势,国军照样还可以把他们围起来——刚冲出一个包围圈、再掉进一个包围圈。已经十分疲惫的“西瓜”和“面包”决不会干这样的傻事。
各路国军相继赶到鲁南战区,大家在步步推进的同时都在观察、猜测着叶陶兵团的动向。
7月24日,整7师、整48师与包围圈里的解放军发生交火,老7军和48军都是桂系主力,战斗力较强,打了一整天,共军有些支撑不住了。7月25日,整57师(段茂霖部)和整84师(吴化文部)这两支杂牌弱旅也加入战团、大打出手,快速纵队就被替换下来、返回峄县休息(这有点象是篮球场上的“垃圾时间”)。
可是,刚睡了一晚上的安稳觉,26日上午,伞兵又接到了指示,说是“西瓜”和“面包”已于25日夜间突破当面防御、正向沂蒙山方向逃窜。“徐州剿总”命令鲁南国军各部全力追击,务必将其歼灭在沂河沿岸——打了这么些天,答案终于揭晓,共军果然向东突围了!
蔡智诚记得,那天的天气很恶劣,大雨从头天晚上开始下,下了一整天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快速纵队在雨水和泥泞中艰难行进,不断有车辆发生故障,磨蹭到傍晚才勉强到达齐村镇一带。这时候,前方已经完全被泥浆淹没、根本无法分辨路面,卡车或者翻进了道沟里、或者被淤泥憋熄了火,无奈之下,全体官兵只得弃车步行,伞兵部队也从摩托化步兵彻底沦为了徒步步兵。
入夜以后,雨更大了。照往常的规矩,部队应该停在原地歇息才是,可这时候,上级一直催促伞兵尽快探明共军去向,而伞兵们也记得,前不久、也是因为遇雨休息、结果让鲁南军区趁夜脱逃的教训,于是稍事休整之后就离开了齐村镇,继续向前追击。
这个“坚决的举动”实际上救了伞兵的命——因为就在7月26日晚间,叶陶兵团突然兵分两路:4纵第10师继续向东佯动、吸引追兵,兵团主力则借着雨夜的掩护转头向西、以急行军方式直奔津浦线——而当天夜里,华野两个纵队的六个师就恰好经过了齐村,如果伞兵们还在镇子里面睡觉,非被共军全歼了不可。
说起来,伞兵总队那天晚上的运气还真是不错。他们一路向东猛走,不仅与掉头西行的叶陶主力擦肩而过,而且还稀哩糊涂地超过了4纵10师、跑到了佯动部队的前头,居然都没有与共军遇上面。
相对而言,伞兵副司令张绪滋少将的运气就比较差一点。
那一天,张副司令的身体不大好,在雨地里一瘸一拐、渐渐就落到后卫大队去了。半夜,部下们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几匹马,老张就带着三两个随从、骑着牲口追赶中军。走着走着,遇到一溜队伍也正朝着同方向行进,人家发觉背后来了骑马的大官、连忙闪在一旁让路,张绪滋还以为他们是伞兵,高高兴兴、大摇大摆地就跑到中间去了。等到了跟前一打量:“不对呀,头上戴的怎么是日本钢盔?”,这才知道是小鬼出门见钟馗,遇上八路了。几个家伙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赶紧脱离接触,等好不容易找到了伞兵总部、才指着身后大喊大叫:“共军!有共军!”。
戴日本钢盔,拿三八大盖的华野战士
说起来,共军没能认出国军是有原因的。一是天黑下雨看不清状况;二是张绪滋他们都穿着雨衣,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没有露出领章和帽徽;更主要的是,解放军根本没想到伞兵部队会打破常规在雨夜里出动,他们还以为这时候摸黑赶路的都是自己人呢——结果,阴差阳错地把送到嘴边的少将俘虏给放跑了。
在总部,伞兵们听说那路共军只有七八十号人,顿时十分火大:“岂有此理,小小的一个连就胆敢吓唬我们副司令,真是没有王法了!”,于是留下侦察队担任警戒,特务队则群情激昂、直扑目标而去——为长官报仇压惊,正是咱们直属部队的光荣职责。
黎明前的旷野乌漆麻黑、伸手不见五指,幸亏张司令的副官的记性好,带着二百名特务队员三转两不转的就找到了地方。
“注意、注意,就在前面……”,大家摒气细听,果然,从刷刷的雨声里传来了行军动员时的呼喊,那口号的内容绝对不是国军弟兄的腔调。
特务队立刻展开队型,严阵以待,准备开打。
“开火!”——“嘟嘟嘟……哒哒哒……噼噼啪啪……”,游乐智队长一声令下,战斗打响了。机枪、步枪、冲锋枪同时射击,十多颗照明弹也升上夜空,把对方的阵营照得一片通亮——这不照还好,照明白以后吓死人——前面的旷野里人山人海,哪里只是一个连?起码能有一个团!
这下子,伞兵们知道自己惹祸了,也用不着队长下命令,大家扭头就往回跑。一边跑还一边骂那个副官:“你的脑袋进水啦?奸细!想害死大爷啊……”
好在解放军那边也没有思想准备,猛的一下让照明弹搞得有点慌了神,还没来得及组织起反击,国军就已经跑了个精光。
这以后,热闹了。伞兵各单位不断与共军发生交火,夜空中,这里跳起一颗照明弹、那里飞出一颗信号弹,枪炮声此起彼伏,打开步话机,到处都在嚷嚷:“报告,我碰到共军啦!……我也遇到共军啦……”
黎明前的那一个多小时是最难捱的时候,伞兵们被善于夜战的解放军整得焦头烂额。蔡智诚他们提心吊胆地蜷在地上,两眼一摸黑,只能听见三八大盖在周围响个不停,时而“吧——勾”一声从头顶掠过、时而“的——嘟——”一下窜进泥浆……弄得大家战战兢兢、头皮发麻,不知道哪颗子弹会撞到自己身上。
《叶飞回忆录》里说,“敌伞兵纵队向东追击……天亮以后,敌人才发觉追赶的只是一个师,知道中计,赶紧掉头,连即将渡河的彭德清师(应为卢胜师)也不追了。但敌人失策了,要追上我们谈何容易,已相差整整一夜的路程,我们六个师已乘虚向西突围。而由于敌人改变部署,我们原先估计将受到重大损失的彭德清师(应为卢胜师)完整地顺利渡过沂河、跃入沂蒙山……”
——4纵10师的师长是广东人卢胜、政委是蔡智诚的遵义老乡韩念龙——叶老将军误记成自己的福建老乡彭德清了,彭德清当时是12师的师长。
其实,如果仅仅“相差整整一夜的路程”,突围部队并不一定能够甩掉追兵。因为整7师、整48师当天夜间都没有挪窝,而叶陶兵团主力在黑暗和泥泞里一晚上也走不了多远。可问题的关键是,伞兵总队直到第二下午才向总部提交战情通报,这就使得国军各追击部队在天亮以后又继续向东跑了大半天、从而与西向急行的解放军拉开了双倍的距离,于是就彻底追不上了。
说起来,伞兵军官还不至于愚蠢到连“声东击西”的战术也弄不懂。实际上,7月27日清晨,伞兵各队就已经判明当面的共军只有三个团,分别是华野4纵10师的28、29团和1纵1师的第3团——兵力虽不多,却居然有两个纵队的番号——到底是不是佯动集团?真让战情参谋们伤透了脑筋。
在此之前,参谋部门曾经有一个预案,认为“西瓜”和“面包”如果采取佯动,担任“掩护标靶”的一定是1纵的独立师。理由很充分:一,1纵有四个师,4纵只有三个师,由1纵分兵比较“公平合理”;二,1纵独立师不是叶陶的基本部队,他们原本是中原军区的“皮旅”, 并且在“中原突围”时也担负过相同的任务、有类似的经验,这时再让他们牺牲一回,于公于私都“理所当然”——所以,马师恭司令要求伞兵各队扩大搜索范围,一定要找到“1纵独立师”的踪迹才敢做定论。
这事情也确实不能怪马司令优柔寡断,要知道,“敌方佯动”的结论非同小可,报晚了最多挨一顿批评、报错了可是要掉脑袋的。于是,蔡智诚他们只好越过4纵10师继续向前追击,一直跑到沂河边上也没有发现共军的影子,这才赶紧回头报告战情,但时间已是27日的下午4点了。
——事实上,从现在的各种资料上看,叶陶兵团当时并没有“用番号迷惑敌人”的企图。牵制任务是陶勇主动要求的(叶飞担心其力量不够,又给他们补了一个团),这三个团都是叶陶的绝对主力,在当时,无论是叶飞或者陶勇,都不曾打算用兄弟军区的“非基本部队”去充当自己的“替身”——国民党军之所以产生了“意料之外”的错觉,从根本上说,不是军事技能上的缺陷,而是在军队传统和政治觉悟上与共产党人有着巨大的差距。
战场地理位置上的差距可以依靠机械化装备进行追赶,而军队政治素质上的差距是任何一种物质手段也无法弥补的,这就是国共两党武装团体的高下之分。
确认共军“声东击西”之后,国军各部纷纷调头,伞兵总队也匆忙向西边赶去。事实上,伞兵此时的位置距叶陶主力最远,无论如何也追不上了,但马师恭司令必须采取这样的姿态,要不然,日后向上峰解释起来,他可就麻烦了。
但是,伞兵放弃当面的佯动部队,并不是忘记了面前的三个团的共军。当时,沂河边正驻守着整33军(整59师和整77师)的十二个团,所有的人都以为,凭借着雨季暴涨的沂河天险、以四倍的兵力堵截疲劳困顿的小股共军应该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可没想到(就连叶飞和陶勇也没想到),如同“六、九大突围”的情形一样,“原先估计将受到重大损失的”华野佯动部队居然未经交战、直接就从33军的眼皮子底下过了河,顺利地进入了沂蒙山区。
整33军是张自忠的队伍,抗战的旗帜、正宗的“西北军的种子”。在当时,对这支部队的任何一项处置都有可能引发非常复杂的政治后果,因此,从“剿总”到国防部再到蒋委员长,谁都拿“老西北军”阳奉阴违的做派无可奈何。直到48年底,黄百韬被他们搞得在碾庄自杀,蒋介石才气急败坏地撤消了59军和77军的番号、最终结束了这支部队的命运。
7月28日深夜,华野叶陶兵团主力冒雨越过了西线的津浦铁路——“西瓜”和“面包”从鲁南跑掉了。
7月30日,快速纵队奉命移防河南商丘,准备对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西兵团”发起合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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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写的很好,就是少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