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评论】袁崇焕五年是否能够恢复辽东故土问题的探讨 -- 温相

其实早在天启年间袁崇焕就有过一次给后金造成上万伤亡的战绩，史称“宁锦大捷”。正是那次胜利，象征着明军在野战能力上虽然还比八旗骑兵稍逊(仍以依城野战为主)，但仅仅经过袁崇焕不到一年训练的关宁骑兵已经能力和八旗兵“真刀真枪”正面抗衡，并且在战术得当的情况下战而胜之了。

明军野战能力不如后金，原因一是步兵为主，野战能力当然无法和骑兵比，二是江南及秦陕民风不如辽东彪悍，三是征兵体制有问题，军饷又常常缺乏，军队缺少凝聚力，四是长期懈于备战，火器生产的质量数量都得不到保障，更严重的是士兵多数不擅于使用，发挥不了明军在火器方面的优势。

袁崇焕针对前3点，采取了以辽东人为主体组建骑兵的策略。辽东人不仅民风悍勇，而且有“卫国才能保家”的动力，因为如果被女真人攻破防线，他们的家园就会毁于一旦。袁崇焕任督师一年多时间，就准备了战马八万余匹，其用心显然是希望用五年时间训练一支数量上基本可与女真倾国兵力抗衡的铁骑雄兵。而“宁锦大捷”和后来北京城外的野战证明，这一设想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至于第4点，明朝的火器在当时还是比较先进的，戚继光曾经就对抗骑兵的战术及火器的配合使用留下许多经验之谈。只要崇祯能提供充足数量和质量的火器，，相信让士兵娴熟于轻重火器的使用，根本用不了五年时间。---- 相比之下，女真人的武器还是以冷兵器为主。(当然，火器的问题，需要财政支持，袁崇焕对形势和自身处境的担心显然主要不在军事而在政治方面。所以他在详陈五年灭辽的方略时，特别强调了需要有器械的充足供应。如果说袁崇焕对于五年灭辽没有把握，有所担心，如果说这个承诺太过冒险，那么至少在袁崇焕看来，变数的部份是政治的部份。在本人看来，也未尝不是)

总之，如果能够按照袁崇焕所希望的，朝廷在器械，军饷，调兵遣将的自主权等方面给予全力配合，五年灭辽并不是幻想----而这也恰恰是袁崇焕为什么只能要求五年的原因。他很清楚，要朝廷给予这样的支持并不容易，他必须给举朝上下一个看起来可以和这样的巨大付出相称的承诺，才能让朝廷下决心支持他。

实际上，朝廷连两年都没给足，就变脸了。袁崇焕被下狱虽然是崇祯中了后金的反间计，他的被杀也与崇祯的好面子有关，但更深的原因是袁崇焕触动了朝中权贵们的利益，触动了崇祯的疑心----事实证明，袁崇焕所需要的后方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和信任上的)，崇祯朝廷根本不愿意持续给予超过2年时间。所以袁崇焕要5年，已经是尽可能乐观地估计朝廷的忍耐限度了。

总之，如果说袁崇焕承诺的五年灭辽的可行性令人质疑，甚至袁崇焕自己也有所质疑，那么主要原因并不在军事，而在于并非袁崇焕可以左右的北京的政治。

但实际上，明朝的军事体制造成层层掣肘的问题。袁崇焕上任后，撤掉了辽东巡抚和登莱巡抚，把宁远，锦州，山海关三处总兵换汤自己的绝对亲信，其他总兵尽量裁撤。又用皇帝给他的尚方宝剑先斩后奏，杀了东江镇总兵官毛文龙(此前崇祯已经收回了赐给其他人的尚方宝剑，袁崇焕成为在他辖区内唯一拥有尚方宝剑的大员)。经过这系列动作，袁崇焕才算基本统一了前线指挥权。

对袁崇焕来说，为了实践五年限期，他不能不采取这样大刀阔斧的霹雳手段，如果像过去那样层层扯皮，左右受制，光是清理这些关系就够他一天到晚劳神的，还谈什么“五年平辽”呢。但是，他这样做是犯大忌讳的，这一点，稍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来，袁崇焕自己比别人当然更明白自己承担的风险。如果崇祯真是一个知人善任的有为明主，能够看到前线这种种弊端，本来可以由他出面革除弊端，使袁崇焕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统一指挥权，但是崇祯看不到，或是看到了而视若不见，那袁崇焕为了实践承诺，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都只能有进无退了。

一句话，袁崇焕的职位虽崇，但实权不是皇帝赐的，而是他冒了巨大的风险争取来的----最后导致他送命的也就是他的这些争取行动造成的猜忌。(“擅杀毛文龙”也是他的主要罪名之一)

就是这样，还是留下很多指挥权上的隐患，其中最大的一颗钉子，就是戚继光曾经苦心经营多年的蓟镇防线。该处防务由蓟辽总理刘策负责，袁崇焕对他无可奈何。而最后皇太极就是从这儿打开缺口，绕过山海关--宁锦防线入关的，直捣北京的。这道曾经以坚固著称的防线，连半天都没守住就被金兵突破了。

明末农民起义在开始数年中规模和影响都很有限，最初其影响力仅限于陕北的几县流窜，最大成就也不过是攻陷了府谷而已，而且各自为战，更难成气候。在明朝剿抚兼施的手段下，本来就很弱小的起义阵营又一再发生分化，最后在陕北无法立足，被迫转移到山西。这一时期各支起义军由于难以独立和官军抗衡，被迫采取了联合，但人数仍然有限，活动范围也局促于山西一隅。洪承畴出任三边总督主管“剿贼”事宜后，起义军损失极大，1633年盟主王自用战死，起义军在山西又难以和明军对抗，这年年底转入河南。到此时为止，明末农民起义军并没有成什么气候，战略上极端被动，在官军的追剿下基本上只有被追着跑的份儿，只能勉强自保，根本谈不上有多大威胁。

1633年的年底，农民起义军在山西损失惨重，被迫转入河南的这个时候，距离袁崇焕向崇祯许下承诺之期，刚好5年。

之后起义军主要在豫楚川陕交界山区流动作战，起初因为明军不适应这种战略，起义曾出现一个小的高潮，但没过多久，洪承畴调整了战略，又多次击败起义军，1636年高迎祥战死，1638年张献忠投降，李自成在1637年一度龟缩于商洛山中，1639年他进入河南的时候据说跟随者仅50人而已。

到1638年为止，明末农民起义基本上是在官军的尾追堵截下被动应付，截至这时，起义的主要将领多数不是投降就是战死，起义队伍大部被打散。这一年距离袁崇焕被杀已有8年，距离他向崇祯承诺灭辽之时已有10年。

1639年以后，剿灭农民起义的洪承畴出任蓟辽总督，彻底远离农民起义战场；李自成在河南势力有了较大发展，由于大批饥民的加入，迅速扩充至几十万人；而张献忠也在这一年反正，击败左良玉后转入川陕地区。这时起才真正拉开了农民农民起义高潮的序幕。

直到1641年，张献忠攻克襄阳，李自成更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明末农民起义才真正开始动摇明王朝的根基，表现出推翻明廷，建立新朝的愿望和能力。此时已是崇祯十四年，已经是袁崇焕向崇祯承诺“五年灭辽”十三年以后。

总的来看，1639年的大灾荒是明末农民起义的转折点，在此之前，起义无论从政治还是军事上都远不足以对明朝的统治构成重大威胁，而这一年已经是袁崇焕承诺“五年”之期后又过了六年了。

如果有太祖，成祖，仁宣二宗和孝宗，或者张居正主征，加上明充实的国力，辽东可定。但庄烈帝加袁的组合肯定不行，崇祯即使给他徐，常，他也不会用。

仅仅从崇祯即位后数月的作为看，确实有一些中兴之主的样子，在那个时候，谁都不能断言他不是。几百年后今天，我们当然都可以下结论说，崇祯没有那个能力，但却不意味着袁崇焕在崇祯即位仅数月后毅然选择一赌就是一种幻想和不切实际。他真正的赌注只有自己一门的性命和荣辱而已，赢了却可以为中国扫靖边患。

在清高宗时，弘扬忠臣和谴责贰臣在同时进行。袁的惨死，他的对手表现出同情来，也是很正常的。另外，袁被下狱到被处死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如果庄烈帝真是明君，几个月的时间还调查不出来真相？另外，明的士大夫，大臣们对皇帝还是可以有影响的，象后来的明清议和，皇帝有心，大臣们冒死进谏，崇祯不还是要屈服于大臣的压力。可以这么说，当时北京城内的军民都认为袁是内奸，死有余辜。

我认为你还是太乐观了，那场战役还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运动战、野战，而是一场防御战，当然明军打得很漂亮，战述对头，火炮运用成功，同时明军的野战能力有一定增强，毕竟是训练有（了一些）素，但还不能说明军的野战能力就能够与满清相抗衡了。北京城下只能算是特例，毕竟那是一场保卫首都的战役，只有胜利要么死亡。而满清的不利条件就多了许多。

至于火器嘛，在运动战中作用有多大，只要看看对付农民起义军的情况就知道了。

我是从战略方面认为五年平辽不可能，你从政治方面认为不可能，我们不矛盾。

对袁为什么要五年时间，我赞同萨苏的说法，先做着再说，走一步看一步。

这一情况方舟子在他的《功到雄奇即罪名》一文中已经谈过。除了袁的备战触动了某些权贵利益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党争。首辅钱龙锡与袁崇焕关系甚好，钱因查处魏忠贤一案得罪阉党，故阉党欲借袁案扩大打击面。当然前提是必置袁崇焕于万劫不复。比如力主杀袁崇焕的大学士温体仁，是毛文龙的同乡，原来和魏忠贤过从甚密。就在崇祯对杀袁崇焕有犹豫的时候，他接连上疏，攻击袁崇焕和钱龙锡内外勾结，结党营私，把矛盾严重扩大化。按照他的说法，整个事件就是一起结党谋逆，朝廷首辅和守边大将内外勾结，谋夺政权和兵权，同时又为了实现逆谋而勾结金兵，并帮助金兵除掉他们“最畏惧”的毛文龙。在他的推波助澜下，首辅钱龙赐判死，另外又株连了几个朝臣，险些就把杀袁崇焕定性成和杀魏忠贤一样的“破获私党”了。一般大臣不愿触怒皇帝，更怕卷进党争，加上朝廷要一口咬定袁崇焕通敌，反对者只能以袁崇焕的为人作保，提不出有力证据(当然，袁案的审理也是极端草率，而且所谓的重要“人证”----几个被“抓住”的袁崇焕派去和后金“勾结”的“使者”，竟然从锦衣卫的严密看守下插翅而飞)，在一片对“卖国贼”的声讨中表示反对本身就担着极大风险，更别说翻案了。

锦州之胜主要胜在凭坚城，用火器，而宁远之战中明军则开出城外，在野战中大量杀伤敌军。正如袁崇焕事后所说“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剽悍”。我说过，宁锦大捷时明军的野战能力比金兵还有所不及，但已完全具备了正面对抗的能力，有过去的一边倒变成基本势均力敌了。而此时距离袁崇焕任名不副实的辽东巡抚才不过一年多而已。(当时辽东大部已在金的控制下)

而北京之战，就连依城野战斗都算不上，已经是真刀真枪的正面对碰了。不错，明军是勤王之师，但金兵是由皇太极亲统，又眼见北京城近在眼前，难道士气会低吗？虽然双方都是千里奔袭，但明军出发在后，比金兵更疲劳。(袁崇焕在赶到北京前以径连续2昼夜急行军)而且这一战，明军并没有得到京师守军的有效配合，甚至连红夷大炮都没有。在数量上，明军总人数才几千人，和金兵根本不是一个在数量级上。结果是金兵大溃，明军奋勇追击。虽然说出现这样惊人的场面有一定侥幸因素，但若明军没有很强的野战能力，就算再多的幸运也不可能。

如果说袁崇焕先前的承诺口说无凭，还留有余地，那么在他为了统一前线指挥权，将山海关，锦州，宁远三总兵全部委以自己的亲信后，在奏折中所说的“若届期无效，臣手戮三人，而以身请死于皇上”，就是白纸黑字的军令状，很难说还留有什么余地了。

万历搜刮，天下疲弊，但是尚未大乱；光宗短祚，与世无害；熹宗失政，使魏忠贤得以为乱；但是直到熹宗死去，明朝还没有到必亡的边缘。

假如不是崇祯，而是一位比较老实懦弱的皇子（如南宋理宗）接位，就有可能出现“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局面。

在这个局面下，一位稳重的首辅需要作以下几件事：

一。发内币以弥补财政亏空。

二。减三饷让百姓能够生存。

三。整顿吏治来缓解百姓负担。

如果能够做到以上三点，外面有袁崇焕这样的大将抵挡住女真的攻势，内部逐渐稳定下来，使民生得到恢复。财政一旦得到恢复，就可以强化边兵，消灭女真也就成为可能。

不幸恰恰是崇祯接位，此人刚愎自用、刻薄寡恩、不顾现实、急于求成，搞得民怨沸腾，所有措施不过是抱薪救火、饮鸩止渴。在位十七年，严刑峻法，人畏其过，在其职不敢任其事，但求自安。不用百官，而信宦竖，以至天下汹汹。日积月累，人心离散，终致土崩瓦解。若非如此，闯、献岂能复起？女真安可得志？当此之势，虽孔明复出，韩信再世，又何能为？而况洪、杨、袁之辈。

思宗至死，尚言“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岂不谬哉。

明朝在生死存亡之际摊上的是这样一位君主，也算是老天对朱重八的一点报应吧。明朝开国刻薄，亡国刻薄，可谓恶始恶终。

首先，宁锦大捷中，明军先是凭借坚固的城墙和火炮挫敌锐气，然后主动出击，也就是说是自己选择合适的时机、合适的战场进行了战斗，主动性很强，对战场控制也较强的情况下进行了。宁锦大捷更多的是明军战略战术上胜利。我不否认明军野战能力有所增强（但对已基本能与满清相抗衡我持保留态度）。

其次，首都保卫战明军野战表现确实不错，不过我认为满清此时考虑的是能否全身而退，而不是在此时能否彻底击溃袁的军队，毕竟满清并不是很清楚有多少勤王军队会源源而来。

第三，袁立军令状当然不是戏言，但也不是说袁立了军令状就一定能成功的，战争毕竟是两个方面的事，从来不可能按照某个人（即使是袁）的设想来进行的。历史没有给袁机会，但我还是认为，这样的机会很小，当时满清战略上处于主动，宁远、宁锦一系列战役就是明证，满清一再败而复来，充分说明以当时满清的国力对以袁为首大明北部战况而言，满清处于上风。短期内这种局面不大可能转变（再说一句，我对明军所报战果一贯持怀疑态度）。

第四，平辽与围剿农民起义是当时大明必须同时面对的问题。明智的做法是一面收缩，集中力量先解决一个问题，两头兼顾的结果就是两头丢。大明有多次已经是胜利在望的情况下被迫抽调精锐去辽东使农民起义死里逃生的情况，充分说明了大明的整体战略有问题。以当时大明的国力而言，集中力量对付这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有很大胜算的。当然这两个问题中任何一个要想得到彻底解决都不容易，需要崇祯以及满朝文武的共同努力，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最后，再强调：平辽不应该也不能只是简单地看作是击溃满清政权，而是解决整个北面防御的问题，涉及到东北、蒙古、朝鲜，只有大明国力恢复到对北面保持整体强大优势的情况下，平辽才有可能，才算有保证。否则，皇太极完了，大明朝国库空了，军力损失大半，谁能保证蒙古或是什么不知道的地方又冒出个什么部族呢？

就像一个比较聪明的人和一傻子或者糊涂蛋玩闹，聪明人给傻子讲故事，临了告诉傻子这事是假的，傻子不信，聪明的就给他反复讲，最后，傻子信了，问聪明的，你为什么骗我啊？聪明的说，因为你傻嘛。